邓飞

鄢烈山 | 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

2011年12月01日 17:04:59        公权力被严重滥用,权力寻租日益蔓延和猖獗,而官德堕落,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所谓社会溃败,道德失序。       改变这种状况难吗?我看不难,对症下药的良方是现成的。我对中国人的德性并不悲观,我对中国的进步持有坚定的信心。善哉善哉!        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            鄢烈山        常听朋友抱怨现在人心太坏,动辄被“忽悠”;官家也在批评群众“冷漠”,又在许诺建设“诚信”体系;一些学者在说道德溃败、底线失守。对于这些说法,我表示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完全赞同。       人们的抱怨、愤慨,都有亲身经验和无穷尽的新闻事实做依据,但是,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期望值提高了,认定了我们应该享有、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应该更公正更安全更幸福。       不要说对外开放,我们知道了境外人们的活法,就是教科书、文件许诺和央视描绘给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这个样子”呀:当年共产党号召闹革命时说,工农“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1949年建政时,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今,天天在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然而,现实反差咋就这么大呢?于是……       其实,我不认为人们的良心都变坏了。用平常心看,人的良心(人性)从来无所谓好坏,有兽性有神性,总体上讲是,从“异于禽兽者几稀”(主流价值是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二战”后以加速度在向更具神性的“人道主义”进步。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都是陈辞滥调。希腊神话与传说说远古才是“黄金时代”,孔夫子向往尧舜禹汤,民国初年盛产“九斤老太”。后人盛称的“文景之治”,在当时的贾谊看来,是应该“痛哭”、“流涕”、“长叹息”的。读点正史、野史和小说家言,便知中国从来就没有社会正义和普遍和谐。对当下不满,很好:有公民意识、忧患意识,用鲁迅的话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所以要改革,要有紧迫感,要有时间表,不能燕巢于幕、鱼游于釜,混一天算一天。       有人总在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多么好,我呸!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除非你说饿死人好,说把人往死里整好,说不认父子、夫妇、兄弟关系“大义灭亲”就是好就是好,说大地震发生了就是不该让外界知道、就是该自力救灾拒绝外援,那我就服了你!持平而论,毛时代有毛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问题。“无法无天”与“权大于法”一脉相承,而在命令经济与准市场经济的大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问题当然不一样。       你说,吃什么都不放心,说医生把活婴当死婴扔厕所,说老师强奸小学女生……这都是事实。这当然都可恶,但恕我直言,掺毒作假是中国人的老本事,不过科技进步现在有更多化学手段了,不信你读读道教劝善的《太上感应篇》;后两个案例,相信从来也不少典型,只是当时没有发达的媒体,张志新那样被公然糟践的事例也不可能让你知晓。       官员里有良心没坏的,比如为民工讨公道的“御史在途”;普通人里也有良心大坏的,比如那些帮老板制售地沟油的打工仔(被收买的工价也太贱了吧!),比如那些政府和房产商雇用的“强拆”打手。当然不同阶层的好坏有个比例问题,但我相信官民的本性是差不多的。       别拿小悦悦之死说事了。那同时,广东有牛作涛跳水救人牺牲;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助学活动,不到半年就筹集善款近2000万元;更不要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国人踊跃捐赠了。这些都表明,虽然某些社会机制有问题,只要没有后顾之忧,大多数国人不仅不冷漠,而且还很有同情心。       我还要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底线,在不少重要的方面是大大地提高了,开始与普世价值接轨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人在广州海珠桥搞“跳桥秀”求媒体关注讨公道,严重影响公共交通,一老伯爬上去把他推下来,这个自以为见义勇为的转业老兵,当场被围观的群众掷鞋,官方也不支持他这样“维护公共秩序”。这种对个人权利、对生命的尊重高于所谓公共利益的思维,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记者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远征军“遗骨回家”,也得到了民间与官方的支持,这在视“一将功成万骨枯”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是前无古人的道德标高!       说“底线失守”,中国人有什么“底线”?所谓“底线”,古代大概就是儒家讲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基督教、佛教讲的“不撒谎、不偷盗、不奸淫”等戒律。说得好听,做的又是一回事。武则天佞佛却为掌权杀亲生儿子;“十字军”当年东征是为了“圣战”,还是为了抢劫?曾国藩激励将士的,不就是破城之后可以“大索三日”吗?在前现代,在非民主时代,强者从来不知“伊于胡底”。       当今世界的“底线”,应当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及后来通过的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法吧?可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一)载明的“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在中国不是至今公然不被遵守吗?搞歧视和排斥“农民”的野蛮的户籍制度已有50多年,仍然不得废除,遑论其他“底线”?       人大通过的国内法,是中国大陆的“底线”吧?法律既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底线,也是个人道德的底线,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社会规范。然而,然而,请听这个段子,看是不是造谣污蔑:“中国法治现状:1)三个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2)三个诉讼原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人情。3)三个效力原则:法律服从红头文件,红头文件服从内部规定,内部规定服从领导决定。4)法治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报纸公开的宣传是“三个至上”,“法律至上”殿后!       有两点是不容讳言的现实,一是“权力高度集中”,比1980年邓小平指出时更集中于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二是权大于法,因此群众不信法院不起诉而百折不挠地越级上访找高层批示,或者各出奇招在网上曝光吸引眼球。       权力高度集中,官权嚣张,必然带来官德堕落。不能不承认,买官卖官之严重超过历朝历代,因为从前没有那么多官位可卖,县级政权也就那么几个职位,还是朝廷命官;除了盐铁专卖更没有几个国企的官位可卖。什么A局长党委会上拳打坚持进人程序的B副局长,C副局长当街踹伤出言不逊的D科长,E副局长为争医院的停车位而殴打妇女,这些官员跟“烂仔”有什么区别?不仅有领导写通奸日记、与女下属“微博开房”,还有在办公楼强奸女下属的,这些官员不是土匪和人渣吗?至于贪污受贿上亿元早已不是惊天大案……要说良心大大的坏,这些官员是首选。       公权力失控、官德败坏的大背景是“文革”结束以后,不搞误国整人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了,废止了“大字报”等“四大”手段,这当然正确;但相应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比如民主选举(官权民授)、民主监督(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却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流于纸上宣传。因此,公权力被严重滥用,权力寻租日益蔓延和猖獗,而官德堕落,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所谓社会溃败,道德失序。       改变这种状况难吗?我看不难,对症下药的良方是现成的。我对中国人的德性并不悲观,我对中国的进步持有坚定的信心。善哉善哉!           上一篇: 从“三妈的”考察言论自由的边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5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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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祝华新:互联网与社会“最大公约数”

祝华新:互联网与社会“最大公约数” 进入专题 : 互联网 分歧 共识 宽容    ● 祝华新       近来互联网内外的戾气在上升。     本来,网上的“左”与“右”、激进与温和、“国家利益”与“底层立场”之争,在各执一词中,恰恰彰显了互联网与传统媒体相比,有更大的宽容度,更多的思想活力。这样的分歧,在历史上常见。改革初年,经过长期的封闭,一部分年轻人得风气之先,追逐新奇生活方式,被另一些人视为“奇装异服”、“靡靡之音”,而痛心疾首。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假手公权力,出现了单位剪女青年披肩发、剪男青年喇叭裤、没收婚恋性知识书刊的举措。不是进行思想的交流碰撞,平等的批评与反批评,而是煽动民粹的狂热,呼唤公权的强制。而当时,作为打压对象的青年人毫无招架之力,恰恰是党内外一大批老人挺身而出,巴金等几乎整整一代文化界、知识界、科学界耆宿发声,要求尊重青年人的正当权益,制止公权的越界行为。     鉴于历史的教训,近来网上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令人不安。比如,对意见对手的不满和不屑,发展为“人肉搜索”,甚至公布其电话号码或上门“教训”;人格贬低、人身攻击,还要线下“约架”,或者发出“死亡威胁”,或者@警方微博要求制裁对方。     在这里,正常的信息交流、意见讨论,曝光和辟谣,证明和证伪,支持和反对,都被泛政治化了。例如,把主张普遍价值和激进改革的人称为“西奴”,大致还在学术文化批评的范畴内;但如果他们并无间谍等违法犯罪行为,斥之为“汉奸”、“带路党”,就有“全民得而诛之”的味道了。同样,把批评自己的意见一概斥为“脑残”或“五毛”,可能属于另一种独断和不包容。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舆论一律”和“唯我独革”的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不同的利益群体,各自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乃至审美偏好,这不仅是正常的,还是十分健康的现象。如何让这种“多元”实现共生共荣、自由竞争,有三个关节点:现实社会利益博弈的规则化、透明化、公平化,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公共空间”不只醉心于揭露和批判,更重在促进现行社会管理制度的修复和完善,乃至必要的重建;面对社会负面现象,疗治敏感而容易受伤的民意,修复、提振网民情绪和社会心态,涵养社会改良的信念和耐心。     三个关节点需要综合治理,而第一点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网络病”是“社会病”的折射。在现实社会中,疏通利益博弈和权利救济的通衢大道,政府责无旁贷。因政府对“社会不公”的不作为,被曝光后又习惯性地遮遮掩掩,导致官民沟通的“情绪赤字”,更要大力弥补。今年备受关注的《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对躁动的民意给予了深切的体谅:“我们倡导理性平和的心态,但如果监管防线屡屡失守,瘦肉精猪肉、染色馒头、毒生姜事件层出不穷,‘淡定’谈何容易?我们追求开放包容的心态,但如果‘拼爹’现象屡屡发生,‘起跑线’不公时时存在,‘仇富’、‘恨官’情绪何以消解?我们提倡积极进取的心态,但如果寒窗十载也难以改变命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来得轻而易举,个人奋斗又有多大价值?”“执政者更应积极解决那些‘有形’的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社会现实,提供实实在在的‘心灵鸡汤’。”只要公权不是逃避失职,而是致力于解决公平正义的“有形”问题,无论“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糕”,无论是强化政府责任还是扩大社会参与,都应该给予掌声。同时,希望这个能担当、有作为的公权自身接受监督和制衡,尊重法治和程序。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在“公共空间”里,那些微博粉丝几十万、数百万,博客访问数几千万、上亿的“公共知识分子”,扮演什么角色?在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时代,互联网搭建的“公共空间”还原了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各种意见主张不妨让实践去检验,交民意去选择,待历史去淘洗。对于全国4.85亿网民来说,需要凛然遵守的底线,就是爱护互联网这个信息自由流动的“意见共同体”,就像现实生活中,宪法和法律框架是维系13亿中国人民“利益共同体”的底线。     所谓“意见共同体”,就是无关“左”“右”,不论激进或温和,超越魏阙与江湖,概括承认不同意见、不同利益诉求的合法性,所有受法律保护的各方进行网络表达和社会参与的平等性。网络舆论场需要不同价值取向的意见“制衡”和“对冲”,需要在帖文的动态更新和网友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实现信息的“自净”。为此,不妨像维护自己的表达权一样,维护对方说话的权利,不试图垄断话语权,不能在对方没有答辩权的情况下单方面作出媒体裁决;就事论事,尽量避免给对方贴意识形态标签、做道德审判,更不能企图借助公权剥夺其话语权;利益诉求的实现“次优化”,尊重和包容对手的利益,有时“让步就是进步”。     在这个“意见共同体”内,无论争辩多么激烈,无论己方有多强的社会正义感、道德纯洁感和智商优越感,始终诚心诚意打算与对方立于同一个屋檐下,认真努力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而不是扩大社会分歧。网上的每一个体、每一阶层,都要警惕和反思为什么彼此经常成为“互质数”,警惕和反思那个远去30多年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思维”在灵魂深处留下的遗毒。     在网上戾气抬头的时候,公权力的明智和谨守分际特别重要。同样值得欣慰的是,民间人士如经济学家吴敬琏,也频频呼吁用理性的眼光看待社会转型,用平和的态度践行政治参与,避免社会被各种极端势力所裹挟和撕裂。     今年民间社会依托于互联网的两个“微公益”行动,都获得了政府积极回应。网民的“随手拍拯救乞讨儿童”,助力公安部的打拐工作,帮助多少失子家庭重聚;邓飞等500位媒体人发起的“免费午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做了先期探索,民间“游击队”迎来了“国家队”。这是民间“自组织”力量与政府携手解决转型期中国复杂社会问题的成功尝试,而民间社会的努力,离不开体制的杠杆作用、“临门一脚”。     当下网上的包容度下降,提示现实社会的对抗性加剧。值此历史关头,“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把关人”有一份责任,为燥热的互联网和中国社会“加湿”“降温”,让理性中道的声音成为主流民意,让有序政治参与和体制渐进改良成为全民共识,毕竟社会的和平转型是全民之福。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    进入专题: 互联网 分歧 共识 宽容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传媒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54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南方都市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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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微博:援交部(1)

[注:新浪微博“援交部”搜索结果只能显示最近更新的4页,点击第5页,搜索页面自动跳转成“抱歉,没有找到相关结果”] 壮医:他人挥霍的一切都是公共财物,应该严厉折扣,真有那么空荡荡的一天,谁来对这个中华众民族负责!愤得火 //@杂医阿基师:外交部此次非常清楚的解釋了“援助交際”的概念…建議成立援交部… //@靳嵩: 人家是外交部,不内交 //@吴稼祥:回复 @色空师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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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谁来做中国经济的“维持会长”?

又到大陆每年的财政年底,各级政府突击花钱闹剧重演, 11 月 23 日,媒体透露“各级政府年底将突击花钱 3.5 万亿”。大陆普通百姓伤心、愤怒,直呼“肉痛、肝痛”,有民众通过微博呼吁:纳税人的钱被乱花,联合起来不要纳税了! 湖南的一位乐器老板踢爆了政府年底突击花钱的内幕。为了完成“预算”任务,各级政府年底忙于“虚张采购”,花双倍的钱采购——本该花 1500 万买的东西偏要花 3000 万买下,其中的猫腻令人惊讶。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微博表示,“突击花预算”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不允许上一年没用完的预算留到下一年,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全部花完。”深圳花 160 万元翻修尚未验收的天桥,长春警方采购单价近 3 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一名税务局的公务员抱怨年底买发票的人太多,因为“太多工作项目集中在年底开展”。有专家评论说,这些荒诞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花光预算”的逻辑。 大陆政府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叶青举例称,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 100 万元,但是只花了 80 万元,节约下来的 20 万元不仅全部上缴,而且第二年的预算会因此被削减为 80 万元。“节约不仅没好处,而且还吃亏”,“这是最大的问题。”广州海珠区区委书记邓伟强说,这就意味着很多财政拨款既用不完,又花不到需要的地方去。在政府每年“突击花钱”的众多“败家”行为中,荒诞的故事不计其数。…… 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下,政府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钱——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 GDP 和显赫的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没有别的用处。统计数据显示,大陆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 3.5 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 201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 2010 年的政府收入超 10 万亿,踞全球第二。据预测,今年的财政超收收入将创新高,预计将达到 1.4 万亿元。这些钱主要来自百姓的税收。福布斯发布的榜单称,中国大陆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尽管大陆官媒竭力否认,但民众的感受却大相迳庭。最近颇受关注的千万富豪移民潮,一大理由也是税负过重。 民众在网络上愤怒表示:“花不完也舍不得退纳税人!全世界都在减赤、压缩政府财政开支,唯中国政府‘一枝独秀’相互攀比花钱!”;“超过所需的财政收入意味着对国民无情掠夺和残酷剥削!一方面是预算虚高导致年底突击花钱,另一方面则是科、教、文、卫、社保的巨大资金缺口……”;“疯狂的腐败,大如天的漏洞。”;“老百姓还在为生计奔波劳碌,政府宁可乱花也不给老百姓看病花钱!肝痛肉痛啊”;“这边钱花不完,那边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 与政府年底突击消费财政预算相对应,甘肃“校车门”揭开了全国校车新闻的序幕。校车破烂不堪,各地政府却纷纷说没钱采购校车。“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教育部门没钱买校车!大陆还有 2 千万学童营养不良。网络民意表示,各地政府突击消费预算不如采购校车。 中国大陆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发起人、媒体人士邓飞在微博中表示:能不能动员哪个地方政府把钱突击花在校车、教育、贫困人口上?现在这种宁愿年底糟践了,也绝对不给老百姓办事的“大好”局面不知还能维持多久? 媒体《新周刊》通过官方微博表示,你听到政府年底突击花掉血汗钱的哗哗声了吗?每年最后一个月,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在 2007 年花掉 1.2 万亿元, 2008 年花掉 1.5 万亿元, 2009 年花掉 2 万亿元。日前,财政部负责人出面讲话,称对于媒体报导的年底乱花钱乱象要“坚决制止”,但民众表示,“严禁”年终突击花钱多少年,还是照旧!如此这般,反正就是那么应景的几句套话,财政部大可不必劳神费事。不如在电脑里存个拷贝,每年到这个时候,自动改个日期复制一份发下去完事。有评论指,政府部门花钱失控,原因之一是由于根本没有对于政府开支的严格监控制度和程序;尽管,每年都召开“两会”,但各级政府预算不透明,开支的随意性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突击花预算”是个老问题,媒体每年讨论,政府官员每年表态,可这么长时间,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花钱”的金额和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 有人问,这样下去将来会怎么样?官方这几年来一直是这么安慰人们:没事的,没事的。 2010 年,没事; 2011 年,还是没事。很多人在论坛上说,中国大陆要崩溃了,人民币要变成冥币,一文不值。对这些话,官员们都当作笑话,笑笑而过:中国没事儿! 有人更说,中国大陆这个社会,现在很浮躁,不但希望发财的人很浮躁,希望崩溃的人也很浮躁。希望崩溃的那些人现在就希望中国大陆一下子完蛋了,然后房价一下子掉下来了,他们可以结婚了。他们想得实在是太美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发展,出现了美国 1929 年那样的大萧条的话,那就不叫崩溃了。 1929 年底美国股市崩盘, 1945 年美国打败法西斯联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当中只有 16 年的时间。 16 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权,如果这样的“崩溃“落到中国大陆的头上,那大概人们晚上做梦都要笑醒了。所以,大陆官方绝对不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崩溃,也绝对不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崩溃。 中国大陆的崩溃,也将是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崩溃。 首先,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崩溃。人们知道,苏联崩溃源于轻工业的产能不足,物资紧张,人民生活极其困顿。还记得苏联崩溃的时候去莫斯科,中国倒爷带去的牛仔裤子,小电池什么的都成为当地人抢购的紧俏物资。马路上老太太摆个小摊卖东西,卖四根胡萝卜。各处的商店空空如也,除了一些刚刚从中国大陆倒卖来的日用品,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苏联就是这么一副惨象。而今天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牛仔裤?好,十万条还是二十万条?随便。中国大陆现在是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本不是没有东西,而是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所以苏联式的崩溃,也就是人民币变冥币,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现。 美国 1929 年大萧条,源于贫富差距过大和产能过剩,这和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极其相似,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不会出现美国式的崩溃?人们要知道,不管是 1929 年的崩溃, 1980 年代的崩盘,还是最近的次贷,都伴随着一个现象出现,那就是大量银行的破产。银行的破产阻碍了金融系统的运作,让整个社会陷入突然性的失血,大量企业纷纷破产。然后人们才看到大崩溃。那么,现在人们看看,这在中国大陆可能吗?中国大陆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是国家信用支持的产物。中国大陆的银行破产,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的破产,而国家信用的破产,直接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这在大陆官方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因此,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大崩溃。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沈阳做了一个据说是“秘密”演讲,虽然他不是什么“末日博士”,但是对中国大陆经济看法实在悲观,因为他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郎咸平常有惊人之语,这次也不例外,但以中国大陆目前所出现的经济表象来看,的确是危机四伏。近来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温州民办企业的破产,但是如果眼界只是“民企”,或只是高利贷的猖獗,那就太狭隘了,因为背景是官方的贪污腐败与金融危机。 温州的高利贷主有报道说八成是公仆,可以理解,因为公仆已经靠权力暴富,又不敢把钱存在银行里,拿来放高利贷就不会放在家里霉烂;而且也只有公仆,可以利用权力挪用公款来为自己赚取高息。问题是一旦债务链断裂,前者可以自叹倒霉自认损失,后者就东窗事发要被惩处。因此温家宝赶赴温州,表面要救民企,但也被嘲讽为实际上是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他的那些公仆。然而问题还在于,高利贷的横行、民企的破产,不止是温州,媒体的报道还有郑州、大连等地,可谓“地无分南北”了。而救命的唯一办法,还是为了压制房价而收紧的银根再次被迫放宽,避免债务链断裂。而直接可以看到的恶果,就是贪官再添油水,通胀再次加剧。 2008 年秋天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官方豪气冲天拿出 4 万亿救市,造成高铁大跃进、房价大跃进,接着就是通货膨胀,引发民怨。显见在官方目前体制下,民脂民膏救不了市,只是肥了贪官而已。但是此举也的确让老外刮目相看,在有意的吹捧之下,让大陆官员处于亢奋状态,自以为真是全世界的大救星,官方更是口若悬河,欧洲什么地方出现债务问题,例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等,官方就拍胸口做出暗示。中国大陆的愤青还一度要筹款买下冰岛。这暴发户嘴脸,让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外们为中国大陆疯狂。但是最近欧债问题的恶化,大陆官方已经非常收敛,原因就是中国大陆自己面临的问题都难以解决,不要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就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精神也都无解。 只要看看最近中国大陆官方的基础建设频频烂尾就可以知道当局的窘境,情况就如 1950 年代末期大跃进以后的“下马”风潮,当时把一切责任推给“苏修”如何向中国大陆逼债;这次就要推给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暴了。可是以浙江湖州的抗暴为例,则与西方无关。这个童装之都固然因为西方经济的放缓会影响出口,但是导致暴动的却是地方政府因为缺钱而加税;问题却又是不向企业主加税,而是向缝纫机加税,也就是向具体的生产工人加税,这样的劫贫济富,自然引发抗暴。而问题还在于地方政府怎么会没有钱?如果不是被贪官污掉,就是税制的不合理,中央剥削地方。而这种情况很普遍,为此北京破例允许四个地方政府发债,表面上纾困,实际上是加大地方本已债台高筑的困境。 那么,在这种境况中,中国大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崩溃?大概就是小规模危机持续不断,整个社会不断失血,以相当慢的速度,逐渐进入僵尸社会,最后进入真正的崩溃。 以温州为例,温州都知道,最近很多老板跳楼跑路。这是美国式的崩溃,地下银行崩盘,流动性消失,企业倒闭,老板跳楼,这是经典的 1929 式的崩溃。但这个时候,人们忽然发现,有中国特色的救星到了。跑路的老板,被请回来处理问题。跑路的老板是因为做不下去没有办法了才跑路了,到国外呆了一周就能脱胎换骨解决问题?不可能。无非就是国家支持,给一笔钱,让他把问题解决掉,把厂子维持下去。这些企业是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倒闭的,给了他们钱,维持自然可以了,可是利润呢?没有利润,或者利润不足以支付正常的利息的话,那么这些企业就开始变成吸血的僵尸。它们需要源源不断,小规模地给于支持,同时却不能提供任何值得一提的回报。而更可怕的是,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这些企业只能越来越糟糕。民营企业变成僵尸,那么国企呢?最近的报道说,铁道部获得了 2000 亿。铁道部自从上次出轨事件后,所有的工程陷入停顿。欠了据说有两万亿之多。利润只有 1-2 亿。人们可以想像, 1-2 亿的利润如何去支撑 2 万亿的利息?给它 2000 亿能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显然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起作用。那这 2000 亿是干啥的呢?维持。还是维持 这家给 2 亿,那家给 2000 亿,这七七八八的维持金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很显然,要么从税收来,要么印钞票。现在税收的情况是,从 4 月份开始,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的城投债,纷纷违约,地方债务的二级市场,几乎死掉。地方政府根本拿不出钱来支付其债务的利息。更不要说,拿出钱来支持那些僵尸企业了。上海等地,已经开始借新债,还旧债。中央政府还算好点,但是要救助这些僵尸企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接下来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人们都知道,就是通胀。中国大陆的通胀高,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之。所以说了半天,都是“维持”两个字。因为当局也知道,不能多印钞票,多印了物价涨起来要死人的。所以今天印一个亿,明天再印一个亿,就只能这么慢慢熬。 中国大陆经济,就陷入了一放松就通胀,一收缩就破产的死循环。这就是滞胀。 最后会出现一个现象,加税。经济学者谢国忠分析问题经常非常切中要点,但是这老弟大概是因为美国绿卡还没拿到,对大陆官方总是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最近居然说,大陆官方要减税。这话一说出来,礼堂里哄堂大笑了。地方政府已经穷到连利息都支付不了了,还会要减税?!减税的基础何在?减税了军队还要不要养?稳定还要不要维持?公务员还要不要加薪?地方公债还要不要还?大陆官方绝对不可能减税!即便有,也是名义上的,这里刚减了营业税,那里马上房产税又搞起来了。不管是什么税种,其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家庭消费部门和企业生产部门抽钱。但加税,钱都叫官方抽去了,消费还能起来么?内需还能发展么?!不过,大陆官员都很能干,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 因为从维稳国策中他们学会了一招,就是维持,不断地维持。 所以,中国大陆不会立马崩溃,但是会溃败。 平心而论,中国大陆的确有经济发展的黄金 30 年。但那是由于经济开放引入外资、外管、外技导致,而非党官们有发展经济的天才与能力;他们的本事是掠夺,革命时期靠掠夺起家,即使如今经济建设,也是从经济发展中掠夺民脂民膏放在自己兜里,才形成目前贫富悬殊、烽火连天的社会景象。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能否维持下去,中外经济学家看法极端差异。谁对谁错,最后只能由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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