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郑永年：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进入专题 ： 社会道德体系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社会道德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重建道德？道德重建首先必须跳出目前的左右争论。本栏上周已经论述左右派在道德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实际上，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则是利益，特殊阶级的利益。要 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普世性，道德是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道德重建必须去阶级化。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对接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估。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 式。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把道德分解成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但那么长的历史已经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助于道德重建，反而会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败。阶级斗争表明社 会的对立，而一个不同阶级间高度对立的社会，很难进行道德建设。     阶级论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自由主义者尽管不强调阶级，甚至因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论，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利而反对阶级论，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 义实际上是阶级形成的一种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来缓解或者调和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     实际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这似乎类似一种宗教解释，但实际上人们不需要用宗教来解释社会存在物的 道德需要。很自然，不管哪种文明，开始之初，人们都用普遍的人性来解释道德的需要。          社会分化导致道德解体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 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但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已经失败。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最后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 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也并无道德可言。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 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到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领域。当 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 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能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 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无穷的非道德。          道德重建，谁是主体？          道德的重建，谁是主体呢？既然道德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 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 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 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现在政府大都是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等等。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任何社 会，不管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社会起而反抗其它两种力量，往往表现为暴力性。很显然，暴力 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政治机制，社会力量本来远比其它社会弱小，一旦当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国 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了其它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当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合而为一的时候，民营资 本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任何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因为在中国，国营企业是 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 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也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道德没有社会经济基础。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 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和社会力量结合；中国因为缺少民主，政治力量和资本成为天然的 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中国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 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尽管人们 谈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但道德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着道德，而在弘扬着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 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不愿意接受艾滋病（爱之病）人的医院，那些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途中断了手术的医生，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国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需要保护社会的。现在的法律体系保护不了社会，名实很不相符。在权和钱合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很难成为法律的目标。          政府无法提供道德力量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但是这种传统 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如同任何社会，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作用，但绝非政治教育。中国长时期的、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往往适得其反。要思考一下，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 下，培养出多少毫无爱国主义的个人来。清朝末年，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百姓帮八国联军搭梯子攻入紫禁城。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了，人们比当时更 爱国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其它种种道德运动也毫无所获。     在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起一场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即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干扰了这场运动，但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道德是社会成 员互动的产物，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施加于社会。     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 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社会空间的增长，主要在那些不敏感或者少敏感的领域，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 。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逐步正式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 须强调的，如上所说，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 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 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远较其他社会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 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因为道德的解体，中国社会个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到处就会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的自救。要不自我毁灭，要不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任何社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社会道德体系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7935.html    

给人民自由的“代价” 本站语录：12月4-7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12-8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8 8:30:32 阅读量：1601次 【本期头条】 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到处就会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的自救。要不自我毁灭，要不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任何社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郑永年：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语录·观察】 戈尔巴乔夫的主要事业是使国家实现深刻的民主化，正是他废除了新闻检查制度、引入了竞争性的选举制，使从前只停留在纸上的公民权利和自由成为现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戈尔巴乔夫给了苏联人民自由，但付出的代价确实太大了。 左凤荣： 众说纷纭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 . 王利平： 省委党校里的维稳课 中国的总的态势，绝没有糟到陈胜吴广揭竿起义的前夜的地步。我还是坚信，中国正在崛起，那些你们激烈批评的一大堆问题，大部分都会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步解决。西方绝不像一些网友想象的那么美好。它们现在面临的困局，比许多人想象的要深刻得多，不可能轻易摆脱。在这两个基本判断之上，我自然认为中国 10-20 年内前程大好。要去帮西方人 “ 带路 ” ，真是大可不必。 刘学伟： 刘学伟讨论“带路党”的结束语 张木生语录式地解读毛泽东，就已经抵进了“文革”，已经不那么“新民主主义”了，于是，也就无怪乎将军们抖擞地出来“支左”了。“文革”的受难者正在以“文革”的方式和手段反击“右派”，作为个人，悲痛地滑稽，而作为当今这个社会，或许是滑稽地悲痛。 李大苗： 侧论张木生 从慈禧李鸿章开始，从苏俄那里领取带路费的带路党多多，行作此聊时，从真实的历史中，竟找不到一个美式带路党。就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自朱自清开始，就对美国有着不得了的气节，同时对苏俄也有着不得了的跪拜。哪怕今天，进来的石油标着“俄国”俩字，朝廷上下就有着热烈的悻叹，洋溢着一种终于找到爹的欣然。 李大苗： 闲笔《论带路党》 整个世界没一个地方没有问题。美国、日本、印度、欧盟都存在问题，但问题是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缺乏共识，一定程度上讲这是多元社会带来的，但这也让新政策的推进变得很艰难。在一定程度上讲，某些危机不一定是坏事情，如果不是以很多人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这样的危机我觉得可以使社会重新认识自身。每个国家的制度，不管有多大成绩，都有潜在的问题，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的辉煌最终必然要寻求政治上的突破。 李成： 用数据分析中国高层政治 【语录·争鸣】 不论出于何因，只要有民众涉嫌挑战“民不可抗官”这一潜规则，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权力的打击报复，这是官民矛盾的本质使然，古如此，今亦如此 ;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破与不破，完全由权力来解释，民众再奢谈，还有多少意义 ? 斗而不破，在笔者看来，即使算不上一个美丽的谎言，也离谎言不远了。 项小凯： 笑蜀先生的“四不”错在了哪里 把民主的本质归之于“民权”和“限权”在政治上和认识上有极大的诱惑力，但却根本不得要领，它是一种“鱼还没上钩就想着如何分鱼”的思维。“政治垄断”可以使“民权”和“限权”书面化。政治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民权”和“限权”本来可能是目的，但“政治垄断”却使他们工具化了，“民权”和“限权”终究成为“突破政治垄断”的武器，民主政治的“症结”依然是“政治垄断”。 方绍伟： 民主难、中国民主更难？ 这种规模宏大、强力灌输的政治学习活动，必然触及了高级知识分子渐变麻木、惶恐的思想深处，趋安避祸，形成了身不由己的漩涡气场，对主流思想的认可和吸纳变为一大部分进步教授生存和发展的本能需求。 陈徒手： 北大学生五十年代最爱炫耀什么？ 蒋经国的威权政治是建立在三民主义的体系上，以私有制为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私有经济的壮大，对于自己的财产的保护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产生了内部对于民主化的强烈诉求，加之迁台后的国民政府属于外来政权，统治基础不牢，这种诉求就更加强烈，因此蒋经国能够说服党内大佬，开始民主化。 独行者： 毛岸英不同于蒋经国 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本来就是宪政民主化，至于改革的方式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选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被绑架，政治体制改革呈现出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改革已经不再是不改等死，改革找死的老问题，而是增加了改革或是革命的新问题，何况中国本来就有穷人活不下去就革命的老传统。告别革命，继续改革，明确方向，这又成了国人绕不开的话题。 木然： 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被绑架 【专题·外援】 不要责备中国人、其实是“中国人民”了，他们真的是“天下最好的人民”——几十年节衣缩食，默默承受着“外援”的重负，却既不知情、又鲜有怨言。今次“普通民众对国际援助不理解也是有原因的”，但绝不是“弱国心态”和“封闭心态”，个中原因，世人皆知，怎可妄加指责 ?! 高人： 也说“外援” 按照现代政治伦理，国家本为公器，我们的爱国就要“与时俱进”，爱人民才是应该爱的源头。而我们的各级官员也不是家丁和国君，他们在现代政治伦理秩序中是公仆，人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和执政基础，当我们的孩子们无校车可座，尤其是在发生特大校车事故时，却大张旗鼓地去支援一个比我们富得多的国家，这是如何也说不过去的事情。 菁菁远山： 吴建民的“ 家 国情怀”与国民的“弱势心态” 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你在世界上的信誉是什么 ? 如果人家说你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国家、占领道义制高点的国家、关爱其他国家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人家才会喜欢你。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你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大家都不愿意跟你来往。国家跟人一样，你一个自私的人，大家都防着你。 吴建民： 热议捐赠马其顿校车反映弱国 心 态 【专题·选票】 看到台湾的高级政治人物拼尽全力取悦选民，让人民充分了解他们将会做什么、怎么做，他们的优势和缺陷，相信选了他们中的一人将会带来美好的未来，我们才深刻体会到所谓的公仆意味着什么，而人民作为主人的地位也才真正当之无愧。 丁咚： 作为选民，很羡慕台湾同胞 俄罗斯人民通过杜马选举，向当权者展示了选票的力量：你可以荣光地居于高位，享受统御万方的快感，但如果背离人民的利益，那么我们依靠手中的选票，随时可以将一个春风得意的政治强人变得灰头土脸。你的确拥有势力，可以玩弄权术高居台上，但我们也可以动用选票，让你不那么称心如意。 丁咚： 选票为什么重要？ 如果没有乔木对选举的参与，不敢想象过程的一波三折，选举当天的草木皆兵，封箱开票过程在努力做到透明和公正。无论乔木、吴青这样非官方的候选人是否当选，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推动着北外民主的发展，在为北外的学生争取着利益。 给你笑一个： 北外候选人分析 俄罗斯是这样一个民族：它不是先有强大的政党，才有强势的政党领袖，而是有了强势的领袖，才能制造出强大的政党 ; 它的政党的声望来自领袖，而领袖的声望却不依赖政党。 姜草子： 普金时代已接近尾声 【本期封底】 世界最终是靠实力说话的，实力首先是军事实力。战争离我们并不远，西方缺的只是一个“理由”。如果中国国内一旦出现动荡，那时西方就会对中国下手。而我们目前的问题是国内相当一部分人，包括一些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已获巨大成功的政治体制和民族文化缺少自信和自觉，明明自己走的路是对的，而且已看到了前面的曙光，却一直怀疑自己还不够“普世”。心理上“缴枪”了，真正的危险就会悄然而至 ! 张文木：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作者：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来源日期：2011-12-6 本站发布时间：2011-12-6 9:29:12 阅读量：679次 　　社会道德解体了，而社会必须具有道德才能生存，这表明道德必须得到重建。如何重建道德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为严峻的挑战。 　　如何重建道德?道德重建首先必须跳出目前的左右争论。本栏上周已经论述左右派在道德问题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实际上，在它们各自的意识形态背后的则是利益，特殊阶级的利益。要重建道德，首先必须认识到道德的普世性，道德是普世价值。 　　换句话说，道德重建必须去阶级化。在这方面，中国应当对接受了近一个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重新评估。马克思科学地分析了市场对社会道德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找到道德重建的有效方式。马克思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把道德分解成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无产阶级的道德。但那么长的历史已经说明，阶级斗争不仅无助于道德重建，反而会造成新形式的道德衰败。阶级斗争表明社会的对立，而一个不同阶级间高度对立的社会，很难进行道德建设。 　　阶级论也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多自由主义者尽管不强调阶级，甚至因为马克思所提倡的阶级论，对资本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不利而反对阶级论，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阶级形成的一种主要根源。如果自由主义者没有能力来缓解或者调和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阶级，那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就会发生重大社会危机。 　　实际上，在道德面前，所有社会成员是平等的，无论贵贱，无论贫富，他们都是人，都是需要道德而生存的。这似乎类似一种宗教解释，但实际上人们不需要用宗教来解释社会存在物的道德需要。很自然，不管哪种文明，开始之初，人们都用普遍的人性来解释道德的需要。 　　社会分化导致道德解体 　　市场经济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尽管也不存在绝对平等的社会，但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经济差异并不很大，这是因为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生活在很低的生活水平上，用学术的话来说，是一种生存(或者生计)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创造财富的最有效的机制，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差异拉大，财富分配不均。社会分化导致社会道德解体。 　　怎么办?历史上有两种方法。一是马克思路线，即消灭资本主义，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但历史证明这种方式已经失败。从马克思主义演变到最后斯大林版本的贫穷社会主义，等到消灭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动力。国家通过政权动员来发展经济，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没有可持续性。最终社会变成了普遍贫穷社会。在人人贫穷的状况下，只能产生虚假的道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其实也并无道德可言。 　　另一种方式就是用社会主义，来遏制和消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社会道德的冲击。这是西欧发达社会的经验。通过长期的社会主义运动，欧洲社会从早期马克思和狄更斯所描述的“悲惨世界”式的原始资本主义，过渡到福利资本主义。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很难想象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生存到现在。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确立了一个社会领域。当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仍然在经济领域发挥其作用的同时，通过提供保护社会的机制，避免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和货币化，从而保护了社会领域。尽管人们非常强调宗教在提供西方社会道德资源方面的作用，但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种种保护社会的机制，很难保证社会道德体的生存和发展。 　　回到中国，要重建道德，人们也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文章。很难想象通过消灭市场经济而能重建道德。这已经被证明为失败。实际上，消灭市场经济本身需要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而这个过程本身就会制造出无穷的非道德。 　　道德重建，谁是主体? 　　道德的重建，谁是主体呢?既然道德的解体是资本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互动的结果，那么道德的重建也离不开这三个角色。在西方的道德重建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力量扮演了最为重要的作用。资本尽管是道德解体的主要根源，但道德的重建还是需要资本的力量。道德重建包含经济成本，这种成本必须是由资本来承担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基础还是市场经济，没有足够的财富，就不会有福利的可能性。 　　在中国，政治权力或者政府能够在道德重建过程中做什么呢?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看。首先政府需要构建一个有利于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结构，那就是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之间的平衡。任何社会具有三种力量，即经济力量(钱)，政治力量(权力)和社会力量(人口)。这三者的相对平衡有助于社会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反之，一旦这三者之间失去平衡，道德就会面临解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各级政府没有在资本和社会之间做好平衡的角色。现在政府大都是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外来资本等等。一个严酷的现实是，在任何社会，不管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较之于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社会力量总是最弱小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任何社会，一旦社会起而反抗其它两种力量，往往表现为暴力性。很显然，暴力往往成为社会保护自己的最终的手段。在中国，因为缺乏民主政治机制，社会力量本来远比其它社会弱小，一旦当资本和政治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社会力量变得更加微不足道。中国社会对资本和政治力量的高度不信任、敌视，甚至暴力化，就是权钱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就荡然无存。 　　在中国，政治力量和资本力量相结合还产生了其它两个结构的失衡，那就是国有部门和民营部门的失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失衡。当政治权力和国有企业合而为一的时候，民营资本的力量就显得微不足道。在西方，私人资本对政治力量是一种有效制约，中国的私人资本极其微弱，对政治权力不仅没有任何制约性，反而高度依赖于政治力量。因为在中国，国营企业是大型企业，而民营企业大都是中小型企业，结果也必然造成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之间的失衡。在任何社会，中小型企业是社会的大部分人生存的经济空间。中小企业弱小，表明中国社会的大部分所拥有的经济空间极其微小。也很显然，这些关系的失衡，对社会道德的生产和发展构成了结构性制约。或者说，道德没有社会经济基础。 　　如果说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是经济发展所必需，那么政府就要提供足够的保护社会的机制。这就要求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相对分离。只有当这两个领域相对分离的时候，政治力量才有可能在社会和资本力量之间作为一个仲裁者，平衡两者的力量。在当今世界，西方世界因为有大众民主，政治倾向于和社会力量结合;中国因为缺少民主，政治力量和资本成为天然的联盟。这两种极端都产生着很多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经常成为民粹主义，民主政治成为福利政策“拍卖会”，使得其经济体系不堪负担。中国资本和政治力量的紧密结合，正在有效地破坏着社会基础。自由派经常忽视第一个问题，左派经常忽视第二个问题。 　　政府可以做也必须做的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要为社会道德提供有效和足够的制度保障，这方面主要体现在法治和法制建设上。只要有人的地方，道德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尽管人们谈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但道德还是存在的。问题在于，不好的制度在遏制着道德，而在弘扬着非道德。制度必须扬善遏恶，而不是相反。要扬善遏恶，就需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这尤其是健全的法制。那些不愿意接受艾滋病(爱之病)人的医院，那些因为病人的钱不够而中途中断了手术的医生，那些诬告扶起倒地老人的人……所有这些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惩罚。 　　如果法律不能惩罚这些，那么就无异于鼓励非道德。实际上，在GDP主义指导下，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种情形。中国的立法者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中国已经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需要保护社会的。现在的法律体系保护不了社会，名实很不相符。在权和钱合为一体的情况下，保护社会很难成为法律的目标。 　　政府无法提供道德力量 　　政府可以提供一种有助于道德产生的经济结构，也可以提供一个有助于道德产生的法律结构，但很难提供一种道德力量。传统中国社会由政府提供道德，主要表现为儒家。但是这种传统模式已经不再可行。当农业社会不再的时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就失去了政治道德舞台。当然，儒家可以作为一个私人道德基础存在于社会。 　　如同任何社会，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扮演重要作用，但绝非政治教育。中国长时期的、由政府主导的政治教育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往往适得其反。要思考一下，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下，培养出多少毫无爱国主义的个人来。清朝末年，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百姓帮八国联军搭梯子攻入紫禁城。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了，人们比当时更爱国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其它种种道德运动也毫无所获。 　　在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曾经发起一场近似法西斯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即一场道德重建运动。尽管有多种因素干扰了这场运动，但运动的失败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道德是社会成员互动的产物，很难通过自上而下的力量来施加于社会。 　　中国社会道德的建设还是需要社会的作用，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从社会力量来说，要拯救道德，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公民社会建设。社会必须具有足够的空间，才能发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空间有了很大的增加，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在涌现。不过，社会空间的增长，主要在那些不敏感或者少敏感的领域，在关键的道德领域(尤其是宗教)，社会空间还是非常有限。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政府到最后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逐步正式从道德领域退出，让社会来承担提供道德资源。但必须强调的，如上所说，政府必须在公民教育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其次，道德重建还需要一场持久的全社会的公民社会运动。公民社会运动在西方社会道德转型和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道德的重建和每一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因为没有道德，社会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中国公民社会在发展，但对道德重建的意识还相当淡薄。这并不是说没有。从社会对诸多非道德事件的反应来看，道德意识还是存在的。但潜藏在社会成员中间的道德意识需要被动员起来，才能形成气候。作为整体，中国公民社会的道德意识远较其他社会薄弱。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的高度政治的道德教育，或者高度道德化的政治教育所致。公民社会的道德运动，有望可以建设公共空间的道德，也就是公德，这是中国最需要的。 　　因为道德的解体，中国社会个体已经面临生存危机。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还是多大的财富，也难以生存。没有道德、没有信任，社会到处就会是陷阱。因此，重建道德也就是社会的自救。要不自我毁灭，要不自我拯救，人们所面临的选择并不多。任何社会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都要经历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国也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提供道德力量，但还是继续假装着能够提供。这就出现了道德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