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郑永年：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 进入专题 ： 道德危机 幼童被碾    ● 郑永年 （ 进入专栏 ）       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怀疑中国社会道德全面解体的现状。最近在广东佛山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足以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这个事件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量，社会群体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关注。人们是否在作真正的内心道德谴责不得而知。即使有，光有内心道德谴责已经远远不够。那么多年来，类似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但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在社会的记忆力越来越差的情况下，有必要再简单叙述一下事件的经过。这里引用《京华时报》2011年10月17日的一则题为“女童遭碾压十余路人不救 农妇施援手称不怕被冤枉”的报道。     “两岁的小悦悦（化名）刚从幼儿园回来，妈妈收衣服去了。像往日一样，小悦悦一个人在家门口的巷子里玩耍着，厄运突然降临，一辆迎面驶来的面包车猛然加速，将悦悦撞倒卷到车底，右侧车轮从悦悦胯部碾过。司机停了一下车，又加油门开走了，后轮再次从悦悦身上碾过。痛苦的悦悦已无力大声呼唤妈妈，更无力挣扎。一个目击者从她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她一眼。又有两名路人从悦悦身边经过，同样漠然不理。这时，一辆小型货柜车开了过来，司机好像没有看到地上的悦悦，再次从她身上碾过。此时的悦悦已经一动不动。接下来的5分钟更像一场噩梦，有十多位路人从悦悦身边走过，每个人只是看了看，没有人伸出援手，哪怕是打个电话求助。路边的店铺里似乎也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人出来看一眼。就这样，先后18人从悦悦的身边走过。生死关头，一位身材矮小的捡垃圾阿姨发现了悦悦，她立刻放下手上的麻袋，试图扶起悦悦，但悦悦已经瘫软。阿姨只好把悦悦从路中间挪到路边上，然后向四周呼救。仍然没有人出来，阿姨向巷子里跑去，几秒钟后，悦悦的妈妈跑过来，惊慌失措，她抱起血泊中的悦悦，疯一般地冲向了医院。”     人们一般认为，在世界上，中文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最好语言和文字，无论是恨还是爱，无论是颂扬还是鞭笞。但对上面这段文字所描述的非道德行为，人们已经找不到确切的词汇了。有人说，冷漠、凶残、无耻、暴虐、灭迹人性、惨绝人寰，所有这一些能够在中国的词典里找得到的词汇，都不能表达人们心中的感受。           道德危机危及生存安全          社会的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也是道德存留的证据。不过，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中国的道德危机正在很快演变成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危机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危机不仅仅是深刻的社会信任问题，例如你所吃的食品是否含毒，医生是否为你看病，司机是否能够把你安全带回家，而是演变成为在你弥留或者绝望之际，是否会得到最后一刻的帮助。如果当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在绝望之际，所得到的不仅不是帮助，而是像两岁的小悦悦所得到的，那么任何人的确应当感到恐惧。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在某个事件、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社会大厦正在倒下，这是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任何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倒下了，并不要紧，因为只要社会存在着，人们可以找到替代组织。即使国家发生危机了，也不要紧。国家是任何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因此给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国家还是比不上社会重要。例如犹太民族在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生存了数千年。只要社会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成员，必然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生活的组织方式，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而已。     但一旦社会道德解体，人的生存危机就来临了。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因为存在着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任何制度都是道德价值的外化表现。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这样，13亿人的确应当认真反思类似小悦悦那样的非道德事件。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每一个人自己。理由很简单，社会道德一解体，这样的事件随时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任何一个人，如果要避免成为道德解体的受害者，就不要成为加害者，不要成为对非道德事件的漠视者，不要成为冷嘲热讽者，更需要检讨自己的行为。     首先，各级当政者应当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当政者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高铁、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孔子学院，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震撼。但是，当政者是否想过，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怎样了呢？三十多年来，人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的是创造一个更能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但是今天会有多少人说，这个社会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呢？各级政府在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同时，是否也在急速地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呢？道德尽管是“私”领域的事情，但政府是否要为道德的解体负责呢？公共秩序是政府存在的最基础的责任，现在连这个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还要政府干什么呢？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国社会的道德解体也在震撼世界。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传播像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其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震撼，需要多少次奥运会、多少回世界博览会、多少个孔子学院、多少点GDP所产生的正面震撼来弥补呢？或许，永远不可弥补。只要是人类社会，人是价值的终点。人没有了价值，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管多么辉煌，都是虚空。     中国的有权有势者更应当反思。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心。但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有权有势阶层，中国社会会怎么样？因为过去数十年社会“异化式”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仇官”、“仇富”风气。有钱有势者当然不会以如此“低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也很可能会随时以其他比较“高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以往的经验表明，他们往往是加害者，用权用势来加害于社会的弱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反而会成为社会底层的受害者。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有多少皇家贵族、达官贵人被宰杀，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当代中国社会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有权有势者应当向自己提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道德解体的社会安全吗？如果不安全，那么就不要再以各种方式加害社会，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建设担负起责任。           政、媒、学界的集体失职          中国的立法者尤其应当反思。实际上，类似“小悦悦”这样的非道德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首先应当蒙羞的是中国的立法者。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但中国的立法则已经走向了反面，扬恶抑善。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多少个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法律和法规，但又通过了多少个意在社会建立的法律和法规呢？     在种种由食品安全导致的人命案例中，加害者得不到惩罚，而受害者得不到正义。在一些事件中，扬善者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往往受到惩罚，例如已经发生了多起扶起倒地老人，反而成为被告，受到惩罚的事件。医生可以不接受爱滋病人，可以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医治。在各个领域，人们很容易提出一大堆这样的事件来。但为什么立法者对此无动于衷呢？那些不接受爱滋病人的医生、那些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医治的医生、那些没有足够的证据却把倒地老人扶起来的善者告上法庭的人、那些在食品中加毒（无论以何种方式）的人，不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吗？在所有类似的事例中，光诉诸于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立法成为必要。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不能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张扬着更多的不道德的行为。     中国的媒体在这一系列非道德事件中也需要承担责任。大众媒体担负着大众教育的责任。如果媒体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社会责任感是前提。很显然，中国的媒体已经具有强大的新闻炒作的功能，但没有社会责任的影子。不难理解，中国的媒体在探讨应当讨论的话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媒体走向那些管理当局忽视的领域（例如道德领域）进行大肆炒作。而对某一事件进行炒作的时候，媒体只有利益概念，而无道德概念。更进一步，因为没有道德概念，媒体已经成为一些人制造不道德的有效平台。前段时间的“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典型。不过，通过媒体这个平台的炒作而一夜成名的案例是层出不穷。     那么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呢？在任何社会，学界和知识界是一个社会道德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掌握着道德的话语权，是教育者。学界和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准。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本身的道德水准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对中国道德的解体也有责任。很显然，他们忽视了道德建设。多年来，学界和知识界都在作意识形态的争论，讨论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性或者没有普世价值性，大家都在谈论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和公平等等是否是普世价值。自由派说有，左派说没有，自由派强调民主自由，左派强调公平正义。但为什么没有很多人讨论道德的普世性呢？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价值是道德体系的外在体现，而不是相反。那些整日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挂在口上的很多人，实际上在做着损害一般道德的事情。没有了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一般道德，哪里会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左派和右派天天争论着和中国社会毫不相关的话题，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比谁都道德，但却漠视着道德的每况愈下。那么多人为什么争抢着为权力说话，为利益说话，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来为社会的底层说话，走在保护社会的前列呢？     那么，一般社会公众是否可以逃避责任呢？也不能。每当像“小悦悦”那样的事情发生，人人都道貌岸然起来，人人口诛笔伐，甚至对当事者进行各种方式的攻击。但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他们是18人中的一人，又会怎样呢？如果社会上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具有正义感，具有道德感，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呢？道德衰败的趋势得到不纠正，还是因为人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态度所致。表达同情的心情、愤怒的心情很容易，但要改变道德衰败，就必须诉诸于运动，从自己做起。如果对有钱有势者、学界知识界、媒体等角色已经失望，那么社会必须起来自我拯救。     社会需要道德，个人的生存需要一个道德的社会。没有道德就无以成为社会，个人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就会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战争”。中国社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离这样一场“战争”就不远了。没有人会希望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因为届时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不想得到这个结局，那么现在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道德危机 幼童被碾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693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联合早报网，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在中国，何时没有思想危机呢？回想中国的历史，哪个时候都有思想危机呀。近代以前的危机，应该是集中在世俗功利价值观念的一统天下，人们缺乏执着的精神理想信仰追求，无法培育发展发达抽象思考能力，滋生不了理论，理性也无从生长，所以几千年的文化文明，只能停留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农业社会里循环不止，至于科学民主等高度理论理性发达的产物，就总是与中国人失之交臂的。这样的思想危机必然带来国力的停滞，必然遭受外来列强的侵略欺负。近代以来的思想危机仍然是历历在目的。清末民初，直面的中国人看到了与西方的落后差距，于是急于追赶。可是，大家既是生长在儒家世俗文化的氛围里面，大家还是看不到与西方先进的根本差距是在理想信仰的层面，于是只是着眼于什么坚船利炮的器物追赶，或者停留于民主科学的制度层面模仿，这注定是学不好赶不上的了。请看，立足坚船利炮的洋务派不是被一场甲五海战搞得全军覆没了么。而着眼于民主科学的五四运动，乃至前面的国民革命，将最后的清王朝专制统治倒是推翻了，可是却迎来了军阀混战，不得安宁的局面。到了中共这个范畴，到是找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仰这个根本，可惜仍然夹带着十分恶劣的阶级斗争学说的错谬思想，这个思想危机给中国人带来的祸害又何其大何其深何其害哟。再往现在来看，思想危机又集中在哪里了呢？一方面中共难能可贵的远大理想信仰鲜有提及，怕是中共自己也在觉得有些不合时宜罢。并且随着所谓市场经济这种扭曲的单一经济器物追求，致使世俗功利的儒家思想全面回潮，而且这次还冠上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光环（这时候大家似乎早已忘记了五四，忘记了共产党起家是反叛儒家传统的初衷了！）。至于什么民主、法治、信仰，等等，大凡现代普世一点的东西就都被束之高阁了起来，这样的思想状态，或者思想危机，如何不使得社会物欲横流，斯文扫地，各种恶毒斜害招摇于市呢。 从中国急需的深层改革来讲，可能不是一个什么简单的解放思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化的问题，还不是一个责怪什么官僚层面不要领导思想或者导向的问题。讲解放思想，其弊端就是并不明确新的正确进步思想究竟何在，所以不是大家一放开或者放弃过去的思想，就自然能够靠近正确进步的思想了。可以普遍性地这么问一句，如果大家更是靠近了错误落后的思想，又怎么办呢？即是用经济改革30多年的里程也未必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全面观察中国30多年经济发展，其最大的经验应该还是集中在国内稳定的政治秩序和国际的温和开放环境，是国外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由高而低地自动流入，促使了我们经济的水涨船高。换句话就是，任何经济国家有了这样的环境都会发展迅速的，这里的解放思想并没有什么显赫的功绩，也可以比照改革的无所作为一样。比如可以具体讲政治、经济、文化、城市、教育、福利环保、治安，等等，有哪个具体的改革真的比以前有大的进步吗？讲不是简单的自由化也是这么一个意思。西方高举的自由化大旗，为什么能够对社会起到这么大的促进作用，根本是其有着远大精神信仰文化做底子，大家在千百年代带相传的宗教灌输下面，大都确立了一些契约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博爱意识，所以讲究自由才有社会发展的长远好预期，像中国这种缺乏精神信仰的民族，本质是一个思想上的危机民族，大家都抱着根深蒂固的狭隘私利追求的意识，这样学着西方的自由化，就未必能够给民族带来福音的。至于责怪官僚的思想领导引导也是一种不分中西国情的粗糙片面思想。因为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文化国度，从来的社会稳定和进步都不可能是自发的，都是有秩序渐进的部分。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