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联合早报 | 国台办主任王毅:平潭综合实验区不是政治项目

国台办主任王毅:平潭综合实验区不是政治项目 (2012-03-21) 早报导读 [名家专评]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 [香港政情] 被指言论诽谤 唐要梁公开道歉 [北非中东变革] 叙利亚首都发生激烈枪战 [中国早点] 检验政治人物的标准   (台北、北京综合讯)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表示,平潭综合实验区是经济项目,不是政治项目,不是两岸公权力的合作项目,也不是“一国两制”的项目。   据台湾媒体报道,王毅昨天在北京大学“促进两岸交流基金”成立仪式之前,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作上述表示。   王毅还说,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定位就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这里面没有什么政治”,对“台湾有关方面”的反应,“我觉得有点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情”。   属于深蓝的台湾新党也力挺平潭开发计划,昨天还宣布将成立“台湾平潭关系协会”,为台湾企业和民众参与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的开发建设提供服务。该党主席郁慕明表示,平潭是台海两岸人民的契机,不是台湾政府说的“一国两制”。   中国大陆力推“平潭综合实验区”,试图彰现两岸共治色彩,却遭台湾官方界定为“一国两制”试验区,并否认与大陆共同规划发展平潭,使得牵涉平潭的政治性话题近日不仅在台湾内部引起议论,也在两岸之间来回过招。   福建在上个月于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上再次宣示,平潭要实行共同规划、共同开发、共同经营、共同管理、共同受益,探索“五个共同”新模式,并表明计划借鉴台湾社会管理模式,及招收包括担任管委会副主任人选在内的1000名台湾专才。   台湾陆委会认为,平潭综合实验区依“一国两制”原则来强调“五个共同”,但台湾政府与对岸并没有“共同规划”平潭实验区,盼中小企业别被误导。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点名批评陆委会在发展两岸关系中经常扮演消极角色,台湾行政院长陈冲又回应说,平潭开发议题应通过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架构来谈,避免外界产生“地方对地方”的疑虑。   据台湾媒体报道,陆委会副主委高长指,大陆推动平潭综合实验区有高度政治意涵,平潭实验区想先行先试,“他(大陆)要怎么试是他们家的事情,民众会误以为我们政府接受,这个就不对”。   陈水扁政府时期的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则警告,平潭岛是大陆海西特区第一个“试点”,目的就是要把台湾的资金、人才、经验都吸纳过去,未来若发展成功,台湾恐怕失去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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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时报》 薄熙来被免职的新细节浮出水面

核心提示:网上出现一份在政府官员中传阅的有关薄熙来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并得到了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该报告提供了管窥政府内部处理多年来一次最大规模政治地震的努力的珍贵线索。(根据录音整理的该报告文字版见文末。) 原文: Report on Ousted China Official Shows Effort at Damage Control 发表:2012年3月19日 作者:MICHAEL WINES、JONATHAN ANSFIELD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上图中间的薄熙来上周被免去了重庆党委书记职务,之前他还参加了北京于3月9日开幕的全国人大。图片来源:欧洲新闻图片】 北京 ——一份在政府官员中传阅的有关薄熙来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称,在获悉薄熙来设法解除自己手下公安局长的职务,并阻挠涉及自己家人的腐败调查之后,共产党领导层解除了颇有影响力的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 该报告的一个版本被贴到了一家中国网站上,并得到了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该报告提供了管窥政府内部处理多年来的一次最大规模政治地震的努力的珍贵线索。一些官员担心,对薄熙来的清洗可能扰乱今年秋天党领导层的新旧交替。 报告也首次指出,引发这场地震的重庆市公安局长、薄熙来的心腹王立军为了逃避薄的惩罚,曾前往美国领事馆寻求政治避难。 周五, 在薄的免职被宣布一天之后,中共中央向一定级别以上的党政官员们传达了这份报告中的发现。其内容被一名在部级研究所就职的研究人员证实。当时参与了政府会议,就在该报告宣读现场的一名重庆官员也同样给予了证实。 政府决定开始向薄熙来兴师问罪,加上近日采取的其他行动,开启了一场让薄熙来名誉扫地的运动。薄熙来是广受欢迎,但也非常有争议的一位政客,其父是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薄熙来公开地竞争在今年晚些时候最高领导层换届时能赢得一席之地。 报告还提到了薄熙来可能会面临刑事指控,这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来说十分罕见。北京和上海的党委书记们曾分别在1995年和2006年被免职。后者还因腐败而入狱。和薄熙来一样,这两人都是25名政治局委员之一。 和薄熙来一样,这两人被免职也主要被认为是在高层权力斗争中落败。但是,政治分析人士说,他们认为薄熙来被罢黜有可能是比二陈更严重的事件,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控制权的争夺。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这和政治路线无关,而与是否改革有关。” 决定在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之际解除薄熙来的职务,突显了中国领导人对于薄熙来的政治影响力以及有关他的争议的重视程度。 在经历了几十年来领导人退休时亲自挑选接班人的做法之后,今年的领导层更替将是共产党历史上首次按照规则行事——尽管这样的规则基本上只有领导层的成员才知道。确保稳定的过渡已经成为党的头等大事。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精英领导层的专家黎安友在谈到薄熙来时说:”如果他被驱逐,而且这次清洗坚持下去,那么权力过渡可以顺利进行。不过为了把他解职,他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不得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这样会破坏党内团结的表象。而他们不愿这么干。” 62岁的薄熙来在他的个人魅力基础上建立起了全国性的声誉——这和其他面目模糊的中国领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在他治理下的重庆,这个有着2800万人口快速发展的大都市,开展了清理政府官员和私营企业家的”打黑”,重新分配了财富,并开始了一场城市化和为农民提供廉租房的大行动。 他的中央集权式的政策和提倡回到毛时期文化的”唱红”活动让他成为中国的”左翼”骄子,并成为竞争政治局常委的有力人选,这个九人组成的集团对政府政策掌控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是,据说,也是薄熙来的这种个性和政治企图惹恼了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他们对他这种混合了凌驾于经济和社会上的国家权力,和他的个人及政治利益的做法表示不满。一些政治精英也对薄熙来象西方政客那样寻求大众支持皱起了眉头。 薄熙来的崛起势头在2月6日突然终结,他的长期副手、重庆副市长王立军逃离该市,到四川成都的美领馆寻求政治庇护。近一天后,王立军离开了美领馆,由北京的国家安全部门官员带走审讯。 这份周五在内部传阅的党内四点报告旨在解释为什么王立军会逃入美国领事馆,以及党是如何挽救损失的。报告大体上指出,王立军离开重庆是因为他在告诉薄熙来他的家人正在受到刑事调查之后,担心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 党内调查的”初步结果”称,分管安全部门的王立军在1月28日就几个”涉及薄熙来家人的要案”向薄熙来作了汇报,并告诉他一些调查人员已经感到了压力并试图辞职。这份泄露出的文件称,”薄熙来同志对此感到非常不快”,他在没有按规定得到公安部批准的情况下安排解除了王的公安局长职务,让他转而负责不那么重要的文教系统。 报告没有解释为什么作为薄熙来下属的王立军要对自己的上司展开腐败调查。对于这个级别的官员的腐败调查通常是由北京党的高层直接指挥的调查人员进行的,而非省级官员。 根据该报告的说法,在重庆当局2月2日宣布调整市公安局干部职务后,就开始了针对王立军的副手的调查,以及负责调查薄的家人的感到了压力。压力来自薄的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 “王立军感到自身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他决定逃离。” 据该报道称,在与美国领事馆官员讨论了”合作与交流事宜”后,王立军提交了要求政治庇护的正式申请。但没有更详细的说明。 未经证实的谣言盛传王立军向美国官员提供了官员腐败的证据,并且还把更多证据送到了国外,以备在有人试图伤害他时予以发布。 这些流言以及党内调查结果都突显了有关腐败的报道在多大程度上困扰着中国精英领导层,以及民众对于领导人的看法。对政府的抱怨很少可以这么广为流传,也有很少被认为是解决腐败措施无力。 但是,在薄熙来的事情上,控告其腐败可能是薄熙来的政敌想要破坏他作为大众代言人的名誉的更广泛的努力的一部分。薄熙来的影响力主要建筑在重庆为数众多的穷人之上。 周五,胡锦涛的盟友和继任者,习近平在党刊上发表文章称,党的干部要更有纪律,并批评那些”想挑动群众”或利用职位赢得名誉和财富的人。 和温家宝在上周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一样,习近平的文章也提出,采用极端政策可能引发另一场文革。这篇文章被普遍解读为要扫除薄熙来的浮夸治理。 尽管如此,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专门研究中国领导层的学者李成认为,薄熙来的声望和影响力使得如何处理他的问题成为党内领导层面临的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他说:”如果罪名不痛不痒,一些高级领导人和所有自由派知识分子不会答应。如果他们只指控他犯腐败罪,那会使他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因为人们大多感觉腐败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那么为什么要专门把他揪出来呢?” 相关资料: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并滞留事件进行调查评估的通报》即上文所说的”调查报告”。根据录音( 一 、 二 )整理的文字版全文如下: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解放军各总部、各大单位党委、各大人民团体党组织: 2月6日发生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滞留事件。跟据中央要求,现将王立军事件调查处理的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 对王立军事件的初步工作情况: 2月6日X时X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四川省国家安全系统发现并确认之后,向国家安全部报告了有关情况。接报后,国家安全部立即向中央作出汇报。胡锦涛同志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及时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2月7日下午赶赴成都,到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王立军作劝说工作。事先,重庆市委派出有关同志,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对王立军进行劝说。经做工作,2月7日23时32分,王立军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2月8日,国家安全部将王立军带到北京接受调查。2月9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并就事件调查处理工作做出部署。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省部级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妥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会议决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组织专门班子,负责对王立军事件进行调查处理。重庆市采取的与这一事件有关的措施要先请示中央同意。2月9日下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向薄熙来同志电话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有关精神,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随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会议,坚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组建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班子,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对王立军事件展开调查。专门班子组建以来,主要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与王立军本人多次进行谈话,了解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有关情况。二是派国家安全部、中央纪委有关同志赴成都,对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馆的幕后原因进行调查。三是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四是做好外交应对工作,以防王立军事件影响我对外工作的大局。五是协助重庆市维护社会稳定工作。 二,对王立军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 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现已基本查清了王立军事件的经过和原因。今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同志通报有关重要案件与薄的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了压力,已经接到辞职信,希望薄熙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薄熙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找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主要负责同志商量,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调整王立军工作。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事先未按规定征求公安部的意见。王在市政府不再分管公安司法工作,调整为分管教育、科技等工作。为此,王立军想不通。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和局长职务后,在薄熙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与美方人员谈了有关合作交流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并根据美方要求写了政治避难申请。7日晚,经中央派出同志当面做王的工作后,王立军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 三,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意见: 中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王立军本人对事件的发生负直接责任。薄熙来同志作为重庆市委书记,负有主要领导责任。鉴于此,中央决定按照法定程序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中央这一决定,是经过反复权衡,慎重考虑作出的。这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有利于维护党纪国法的尊严和权威。目前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工作,有关方面正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严格依法进行深入调查。在问题彻底查清之后,再做最后结论和相应处理。 四,对做好当前和下一步工作的要求: 王立军事件的发生,再次给党敲响了警钟。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王立军事件当中汲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认真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是加强对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和坚决支持中央决策,相信中央有决心有能力处理好这一事件。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二是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尤其要把保持重庆社会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注重将重庆市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重庆市广大干部为之做出的贡献与王立军事件区别开来。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确保人心不散,工作不断,秩序不乱。三是牢牢地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新闻宣传纪律,严格按中央统一口径报道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控。及时封堵和删除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适时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监听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四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要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全面正确把握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决不能阳奉阴违或自行其是。五是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严格按规定和程序办事。坚决防止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坚决防止个人独断专行。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公道正派,公开透明。切实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决反对凭个人好恶用人。六是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要教育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增强公仆意识,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努力取得经得起时间、人民、历史检验的工作业绩,要加快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以反腐倡廉的和建设的新成效取信于民。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2年3月15日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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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

郑永年《联合早报》专栏 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本栏上周阐述了西方社会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演进。那么,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 验?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要检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这里先来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境况另文论 述。   应当指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宗教文化。中国早就发展出一种世俗文化。孔子提倡“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说,中国文 化并不是否定超然或者“形而上”世界的存在,但并不对这个“形而上”世界进行讨论和研究。佛教相信“来世”,相信超然世界,但在进入中国、经过儒家修正之 后,也不像西方神学那样去探讨那个外在世界。总之,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种类似西方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没有形成“形而上”哲学,并不是中国文 化的缺陷。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的长期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运动,和文化的世俗性有关。不过,另一方面,缺少“形而上”体系这个现实,对中国的知识体系的形 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简单地说,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缺失独立的学术精神。在“形而上”领域,人们面对一个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并可以与之对话。在超然世 界面前,人人平等。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和这个超然世界对话,每一个人的意见都具有其合理性。   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来看,在传统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即和王权有关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和在王权之外的体制外知识分子。体制内知识分子主要是儒家和佛家,体制外主要是道家和“江湖派”。    道家没有能够创造中国的知识体系。道家强调独立,具备追求独立的知识体系的思想条件,但为什么没有创造出知识体系?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道家退出政治社 会,不关心人类社会;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道家主客体不分。同样,道家因为强调个人的修养,也不追求社会权力,与社会权力无关。总体上说,道家可以说是一种 人生哲学。当然,作为一个关于个人修炼的哲学,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为很多人所信仰。这也是一种权力,但这里的权力概念,和我们所讨论的已经有了区别。因 此,我们这里不讨论道家。 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密   在中国的传统中,儒家和权力的关系最为密切。总体上说,儒家学说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为王权服务的,并且依附于王权的;二是儒家是提倡“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这两个方面互为关联,也就是说,儒家主要是用道德来感化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儒家也因此被称为是道德哲学。    不过,为王权服务和依附王权,实际上是可以加以区分的两种态度。在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形成时期,儒家就是为了王权服务的。“学 而优则仕”就是儒家的普遍心态。孔子周游列国,就是劝说各国君主接受其政治理念。但是,那个时候儒家是独立的,并没有依附于王权。人们不难看出,儒家当时 具有非常进取的精神。 但是,一旦儒家变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儒家和王权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为王权服务,而且依附王权,不再具有独立精神。在为王权服务这个总体构架 下,儒家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不一样的。第一,对王权,儒家完全依附。儒家成为掌握话语权的人,也就是今天掌握意识形态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愚忠是普 遍现象。儒家为了取悦王权而不惜说假话。当然,儒家也有真正忠诚的分子,他们能够严格坚持儒家“应当怎么样”的“规范派”信念,甚至不惜生命向掌权者说他 们所理解的真话。但即使是这一群体,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因为如此,这些“说真话”的儒家和统治 者之间存在有一定的紧张。当现实世界不符合儒家的社会理念的时候,儒家就会勇敢地向王权说真话,导致王权的不快。有时候,这当然有不好的结局,因为说真话 而杀头的案例也是有的。   第二,对自己这个群体,儒家的自私性往往表露无遗。儒家首要的任务就是参与统治,把自己成为统治过程的一部分。历史上, 儒家是最为积极参与政治的群体。但同时,儒家是排斥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在儒家那里,社会阶层是具有等级的,而这个等级是通过政治划分的。儒家的等级 就是“士、农、工、商”。通过这种等级划分,儒家成功地把其他社会群体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也把自己排除在法律之外。儒家认为,君子具 有善的品德,不需要任何法律的约束。法律只是针对其他社会群体。不过,历史上,儒家追求政治参与,而排斥其他群体参与政治的做法,是有很大的代价的。面对 王权,儒家实际上也往往非常微弱。儒家的道德力量何以能够对王权构成任何制约呢?在任何国家,能够制约王权的是具有人口力量的社会,或者具有经济力量的商 业阶层,或者两者的结合。儒家把其他社会阶层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自己也往往成为牺牲品。在很多场合,为了权力,儒家的犬儒主义是很显然的。    第三,对社会来说,儒家也是极其自私。尽管儒家这个群体本身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儒,通过接受教育而成为儒。“有教无类”是儒家学说的一个 优势。但这并不是说儒家的知识是向社会开放的。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并没有想到要把自己的知识传播给社会大众。相反,这个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 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显然,在“有教无类”的思想传播到西方后,西方就发展出了大众教育的教育哲学,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大众 教育结构。而中国尽管很早就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但并没有发展出大众教育。   一些学者把儒家称之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的确在很多方面,儒 家有些类似西方自由主义,例如提倡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不干预。但是,儒家不像西方自由主义那样具有进步性。西方自由主义两个核心。第一就是相信进步,相信 事物是不断变化的。第二相信人类可以通过不断改革现存体制,求得进步。儒家则不同,相信第一个层面,但对第二个层面的变迁不甚感兴趣。自《易经》以来,中 国多数思想流派认为“变”是一个自然的产物,因为对《易经》来说,所有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儒家不否定“变”,也接 受“变”,包括改变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可以包容一切、接受一切。但是,儒家并不主张人为地去促动变革。儒家是一种非常发达的保 守哲学,利用现存因素来塑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可以说,儒家是一种社会秩序哲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家始终是官方意识形态,为王权所有。很显然, 对王权来说,秩序是一切。 儒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的创新能力就成为问题。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 量,其关切的是如何维持现存秩序,而不是改变现存秩序。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相反,儒家也经常批评现存秩序。儒家什么时候会批评现存秩 序呢?那就是当其认为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的“规范”秩序的时候。就是说,儒家是用其理想来批评现存秩序。打一个比喻,我们学者和社会现实的关系就好 像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人得了病,找医生看病。医生的道德底线是要把病人医好。医生根据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所积累的经验给病人看病。如果病看不好,那么只 能说医生所学的知识和经验错了或者不够,而不能说病人生错病了,因为这里病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中国的儒家那里,情况刚好相反。当中国社会经济发生变化而和 儒家的理念不相吻合的时候,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儒家因此往往结合王权来阻止社会经济现实的变化。可以 说,在儒家主导下,中国历史往往是在“削足适履”的状态下演进的。   佛家从印度传入。刚开始的时候,儒家也极力反对佛教的。但后来,儒家 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化”佛教是儒家的功劳。佛教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但也因此佛教和权 力、利益的关系也变得非常密切关联。从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佛教和儒家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如果说儒家和佛家是体制内知识分子,那么体制 外关心权力的群体只剩下“江湖派”了。“江湖派”当然是对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一个统称。“江湖派”里面也有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道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称 为“江湖派”的一部分。但是“江湖派”里面很多人是关心权力的。他们沦落“江湖”是有不同原因的。大部分人是因为不能挤入体制内,就是说想进入体制但失败 了,于是对现存体制产生了不满。但有些则本来就对现存体制不满。这个群体对权力感兴趣,他们追求权力的方法就是通过“反权力”,就是想方设法挑战现存体 制,通过推翻现存体制而获得权力。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过程的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情形。   这个群体和我们上周所讨论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 方知识分子是通过创造新的知识体系,或者通过另外一个“规范”学说来挑战现存权力。中国的“江湖派”并不这样。他们往往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思路没有任何 差别。他们强调的是现存掌权者已经不再能够恪守早先的承诺,或者说已经不能履行“天命”了,因此应当挑战掌权者,推翻他们的统治。“天命”应当转移到“反 权力者”那里,这是体制外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理念,也是他们动员社会力量的手段。但是,一旦当反权力者真的得到了权力,那么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和原先的掌权 者毫无区别。   中国历代皇朝简单更替、再复制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没有任何知识创新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用马克思的物质主义观点来看,这主 要是取决于中国农业社会这一事实。但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永远没有逃离农业社会的陷阱呢?在一些历史阶段,中国成为相当发达的商业社会。中国曾经有过为什 么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的争论,但没有结果。不管怎样,在西方,无论是经济形态还是政治形态的演进,新的知识体系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和其没有产生能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知识体系是有关联的。诚如韦伯所言,中国很多因素包括儒家学说和“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都阻止了中国经济 形态的革命性变化。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资本主义的问题,指出这一点是为了说明中国的知识体系,在历史进程中哪些方面起了作用,哪些方面没有发生作用。有一 点是非常清楚的,如果中国没有一个独立的、以创造新知识为使命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很难超越那些具有这样一群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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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英媒:中共要让薄熙来名誉扫地

王立军事件结束了薄熙来的仕途 《国际先驱论坛报》周二(20日)刊登署名文章,谈到一份被泄漏的、关于上周被中央清除的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问题的初步调查报告。 文章说,这份泄漏的报告首次提供了导致这次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政治地震的王立军事件的一些具体细节。 这份初步调查报告在薄熙来被中央撤职的第二天在中共高官中传阅,随即被泄漏到网上,报告的内容得到至少两名官员的证实。 中国当局近日的一些举动,加上这一公布部分王立军事件详情的决定,显示了北京最高层正在掀起一场让薄熙来名誉扫地的运动。 文章把薄熙来称为“广受支持但颇有争议的政治家” ,并说他可能面对刑事指控。 1995年和2006年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就是在被撤职后入狱,他们也和薄熙来一样,是中共政治局的25名常委成员。 陈希同和陈良宇也像薄熙来一样,他们的倒台都被广泛认为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权力斗争的结果。 不过也有人认为,薄熙来事件的性质可能更重大,文章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话说,这次不是关于政治路线的问题,而是关于是否改革的问题。 文章说,薄熙来作为政治人物的魅力,与其他中国最高领导层官员平淡乏味的风格截然不同,他在领导重庆市委期间大建民房,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刺激经济繁荣,受到当地公众支持。 薄熙来的中央集权式的政策,以及用唱红歌来提倡毛派文化,使他成为中国左派的代表、未来的9名政治局常委成员的当然候选人。 但是目前当政的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以及许多中共精英人物,却对薄熙来的高调作风非常不满。 作为政治明星的薄熙来的上升之路在今年2月6日突然阻断,他多年的助手、当时的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当天逃往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避难,第二天离开时被中国保安人员押往北京。 未经证实的传闻说,王立军交给美方一些中共高层官员贪污腐败的证据,并说已经向海外发出更多证据,在一旦有人想加害于他时公布。 文章最后说,薄熙来在中共高层中的对手们很可能也会使用腐败指称,来败坏薄熙来在重庆建立起的“劫富济贫的罗宾汉”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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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郑永年:从文化观点看中国与美国的和平共存

郑永年:从文化观点看中国与美国的和平共存 (2012-03-16)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21年的距离 [名家专评] 香港的核心价值有待深思 [中国两会] 张德江调重庆 官民”受宠若惊” [南中国海] 中国不介意菲美联合军演 ● 郑永年   美国宣布“重返”亚洲后,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不寻常的紧张阶段。许多人提出这两大强国会不会发生冲突,甚至战争这个问题。从中国文化的本质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文化在国际事务上是重要的,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它也影响了外交政策。思考的模式不是造成冲突的原因,但两种不同思考模式的互动却很可能引起冲突。文化也可以被动用来做为左右外交政策的力量。一旦被动用,文化的力量是无限的。   那为什么中美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呢?我们应该懂得区分小规模冲突和大规模战争。任何冲突,比如贸易争端和受意识形态左右的关于人权的辩论是不可避免的;但出现重大战争的结果却是不太可能的。   从文化视角来看,数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赋予中国一种不常见的“大历史”观念。中国能够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待长期的课题。中国在处理国际课题上动作慢,美国人因此有时变得不耐烦。中国处理问题的一般方式,是先探讨最好的解决方案后才采取行动。中国视许多问题为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的,并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解决方案最终会出现。我们可以用中药来比喻。中药治病的过程慢,但在完全治好病情上却被认为是较好的选择。美国的方式类似可以提供快速疗效的西医。   文化上的差异也显现在对战略的不同理解。西方 认为中国的“韬光养晦”策略是暂时的,并相信中国是在等待更好的时机崛起。韬光养晦在中国过去数世纪的被动和防御性外交政策上显而易见。防御性外交的最好例子,是为了防御侵略而建立的万里长城。这样的防御战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并不是很成功,在中国文化里却是根深蒂固。   防御性文化在中国的军事发展上也很普遍。中国的“止戈为武”军事哲学,意思基本上是说发展武器的目的,是用它们来停止武器的使用。对西方来说是威慑,对中国却是防卫。中国发展某种武器或军事计划,只是为了对抗针对它的武器和军事计划。中国很少像美国一样先发制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反复强调,其核政策着重于最低限度威慑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中国的国防政策同二战前的苏联、德国及日本的政策非常不同,它们都有称霸的决心和计划。   这个被动的因素,也反映在中国外交政策像救火车般的日常运作。对外交政策的不注重可以从中国围棋看出来。基辛格在他的新书《论中国》(On China)中,便用中国围棋做比喻来描述西方和中国战略文化的差异。西方战略文化就像经常是零和游戏的国际象棋,中国围棋却不是个零和游戏,双方相对的各有所获是可能的。   在西方,不论是总统制或内阁制,外交部长都是个显著和具影响力的职位。相比之下,中国围棋的哲学强调相对获益。中国式的外交政策可以比作做生意:你今天可能获得一些利润,但明天赚钱的可能就是我了。因为这样的思维,外交从来不是紧急的事务。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外交部长在行政级别上位置非常低,影响力也有限。   中国文化的世俗本质也是其独特的地方。它没有改变他人的使命。在国际事务上,这反映在中国人对主权的理解。主权在西方意味着同质性和趋同,中国则强调多元化的和谐。西方国家有改变其他国家政体来符合它们标准的倾向,中国强力反对这样的做法,并重视不同国家的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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