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 　　对于中国目前所面对的困境，现在流行的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其实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　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更具体地说，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后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成为所谓发达国家。而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　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没有成为发达国家。 　　现在人们担心的是，在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会不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回答，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尽管这两个问题也是存在而且需要加以关注的，我们现在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即陷入转型陷阱(Transition　Trap)。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提出转型陷阱的概念，对于我们认识和澄清当今中国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着重要意义。 　　转型陷阱概念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主流文明。 　　回首过去，改革和社会转型既是中国过去30年社会变革的主线，也是过去3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源泉。然而，过去我们看这个转型过程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这个过程有一个起点即计划经济或权力支配一切的体制，还有一个终点就是市场经济以及民主和法治，转型的过程就是从起点到终点的转变过程。但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即在转型的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由改革或转型过程本身造就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个既得利益集团会阻止进一步变革过程的发生;在转型中形成的那些“过渡性制度因素”，也会在其主导下，随时可能定型化。这就如同在一个烂尾的大楼中，修建大楼的人们将其简单装修一下，搭灶做饭，娶妻生子，也俨然成为一片天地，成为一种格局一样。 　　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既得利益集团从容形成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 　　那么，这种转型陷阱是如何形成的?概括地说，转型陷阱形成的原因，在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是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陷阱的建构与维护;从制度的角度说，则是由路径依赖形成的路径锁闭。在改革和转型的不同阶段，这两个因素互动的模式是不一样的。 　　一般地说，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总会涉及到两个相关的过程，一个是体制或制度的变革，也就是一套有关经济社会生活规则的改变。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主要体现为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二是社会力量构成的变化，在社会学中主要指的就是分层结构及利益群体结构的变化。但在社会变革的不同阶段，这两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而这种关系的变化又反过来会对变革或转型的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概括地说，在8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是体制的变革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即新的社会力量的形成以及构成新的组合关系。在整个90年代，在体制的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定型下来的力量左右体制变革，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形成。 　　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格局的形成，取决于一种貌似“过渡中形态”而实际上则是不断在定型下来的体制。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之为“定型化的过渡体制”。这种定型化的过渡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渐进式改革中形成的新体制本身的缺陷。这种逐步定型下来的体制以权力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为特征。恰恰是权力与市场的这种奇异结合，赋予了既得利益群体攫取社会财富的机会。在这个群体崛起的过程中，这些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倒”、国企改制、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开发、房地产热、企业上市融资等。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是权力与市场手段的交替使用甚至结合使用，在权力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权力手段，在市场手段方便的时候使用市场手段。在更多的情况下，则是两者结合起来加以使用。 　　正是这种权力因素与市场因素的奇异结合，使得这个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地获得了社会中的资源与机会，支配了土地、矿产、金融资源，涉及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城市开发、公共工程、农村水利的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重要行业，并由此获取大量的财富。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上个世纪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和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19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 　　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如果具体分析一下，在这种权力与市场相结合的体制中，权力对市场的控制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的机制。(1)金融控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复建了股票市场，30年来逐渐完善了资本市场体系。先后建立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机构。这些金融机构，配合银行体系，以及国地分开的基本财税制度，形成了一个以中央政府为主，地方政府辅，行政层次分明，国内外区别对待的金融网络。在地方层次上，政府能够轻易地干涉金融机构的信贷决定，地方政府甚至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需要直接任命和推荐银行的管理层。(2)公司治理结构控制。随着1994年公司法的颁布，政府寻求以西方公司治理的经验和模式来治理和设立组织化标准。但是，行政权力并没有放松对公司的控制和监督。国有企业的领导层是由政府任命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多有党员身份和从政经历，一些外资企业、非国有的中小企业也先后成立党员小组或者党委。(3)市场控制。在对市场采取控制的具体机制方面，权力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手段加强了对市场的控制。一种是区分要素市场、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市场采取了不同的控制策略;另一种是强化市场所嵌入的社会环境。(4)经营环境控制。例如，企业创办所需要的各种证件制度;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审批、监管和评审环节;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完成各种政府硬性指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具体条件的协商，以及当地的治安环境和企业生产安全等等都需要权力参与其中。 　　由权力和市场因素混合在一起形成的新体制，给人们认识这个现象增加了难度。因为在过去许多年中，人们一直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两个截然对立的东西，是形成两种制度的根本不同的基础，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这种由权力和市场混合而形成的新体制，不但使许多理论遇到了挑战，而且意味着很多理论背后的假设要发生变化。目前中国思想界中左和右争论中的混乱，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因素有关。 　　改革陷阱的实质，是将仿佛完全对立的新体制因素和旧体制因素、“前进”和“倒退”组装成一个有利于既得利益最大化过程的不同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左”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市场”或“资本”因素的警惕，将“右”理解为对这个混合型体制中“权力”因素的警惕。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左”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权力”因素进行呼唤，而“右”是在为这种体制中的“市场或资本”因素进行呼唤。在打破转型陷阱逻辑之前，无论哪种呼唤都有可能被既得利益集团借用为完善最有利于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的手段。 　　如何走出转型陷阱? 　　在这里将转型陷阱作为解释当前中国所出困境的概念框架提出来的另外一层重要含义，是可以使我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走出这种困境的困难性。这种困难性不仅在于要维护现状的既得利益集团拥有大量资源，同时也在于这种既得利益绑架了社会与历史进程，窒息了社会变革的动力。 　　走出转型陷阱的关键，是形成打破转型陷阱的力量，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转型陷阱的可能性只有如下几种：一是由超越型政府实施的改革顶层设计并有相应的力量推动这个进程;二是利用现有可能的因素推动社会力量的发育，使社会力量成为打破现状的动力;三是在矛盾和危机推动下的被动改变，但这要取决于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省和觉悟。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如下的几个问题都是不可回避而且必须加以解决的。 　　首先是，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不能动摇。在考虑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时候，确实有一些新的变数是不容忽视的。近些年来整个世界格局在发生明显变化，西方世界自身的问题在暴露和显现;由于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和中国周边国家的戒心在明显增强;中国在以一个经济大国身份活动于世界舞台的时候，所引起的摩擦也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会面临一种风险，即不恰当地将利益摩擦与价值问题联系起来，将利益的摩擦想象为一种价值上的对立。现在必须明确的是，利益是利益，价值是价值。如果将利益之争人为地误导或演变为价值冲突，尽管在短期内可能会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格局，但从长远说，只能使自己的道路越走越窄。 　　形成如下的判断是重要的。尽管世界格局的变化平添了许多变数，尽管国际国内的许多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我们必须明确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些最基本问题没有变化，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情况不能成为我们忽视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走的理由。秦晓先生在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建设”、“国强民富”、“大国崛起”，而是现代性社会的构建。现代性社会是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它的主要标志是以“启蒙价值”，即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价值支撑的，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为制度框架的民族国家。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不是某些国家和地区所特有，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的迄今为止最好的制度框架，其中所体现的价值，绝不是某些地区或国家专有的价值，而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的核心价值。对于这些价值的拒绝，不仅会使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尴尬的困境，而且会恶化自己的经济社会生活。实际上，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恰恰是我们陷入转型陷阱的重要原因。在今天，对于世界主流文明的拒绝，会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 　　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国际地位有了明显提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有一种自信和胸怀，走向世界，包容世界，影响世界。在继承人类共同遗产的基础上，解决我们自身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同时也以一种负责任的世界公民的态度发挥我们的影响力，为解决人类和世界共同面对的种种问题，做出我们的贡献。 　　其次，以政治体制改革再造社会活力。毫无疑问，在资源垄断日益严重，利益集团日益做大，社会控制日益严密的情况下，变革社会的现实动力已经越来越微弱。换言之，转型陷阱之所以能称之为陷阱，就是因为此时的结构和体制已经对遏制变革做出了周密安排。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已经完全没有变革的动力。实际上，由于转型的停滞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不满在增加，变革的要求也在凝聚。而且要看到，这些年来，既得利益集团的圈子在不断收窄，许多群体被甩出圈子之外。这都是进行变革的现实动力。 　　问题是如何将这种潜在的动力变成现实的动力。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是走出转型陷阱最现实的动力。现在的许多问题，其实就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可以将解决暗箱操作、促进权力公开运作、形成制约权力的机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权力运作中的暗箱操作，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政治行政体制中的“癌症”。暗箱操作不仅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削弱政府行政能力的有效性，而且严重损害民众利益。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这是形成转型陷阱，并且使得走出转型陷阱的种种努力都不能见效的重要原因。 　　近些年来，我们在解决暗箱操作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推进。中央政府在大力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公开。问题是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机制，从权力的公开运作开始，使权力成为一种能够受到制约的力量。实际上，不受制约的权力已经在不断给这个体制惹麻烦，只有使权力受到制约，社会才会有真正的长治久安。 　　第三，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要走出目前的僵局，要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需要在民众参与的基础上，加强改革和转型的顶层设计。现在的问题是，顶层设计不是没有条件的。尤其是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具有了很大的影响力的情况下，如何才能保障顶层设计不至于变为既得利益集团设计，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顶层设计的前提是政府的自主性，问题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自主性。 　　这当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保证民众对改革的参与;二是防止社会的苏丹化。实际上，近些年来改革之所以会走样变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民众对改革的参与。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由于改革是由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支撑的，因此，缺少民众参与的弊端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但在理想主义的激情消退之后，利益成为主导改革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缺少民众参与的改革很容易演变为大规模的分赃过程。90年代的国企改革就是明显的例子。因此，造就民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置于防止社会的苏丹化，是学者萧功秦在前几年就提出的警告。所谓政府的“苏丹化”，是美国政治学家林兹提出的一个概念，这种政治模式非常类似于古代“苏丹王”的统治，常被用来表证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时有出现的政治失控状态。按照学者萧功秦的归纳，地方政府“苏丹化”之后，往往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其次，是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权力者使用其权力是任意的，其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第三，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形成了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其实，转型陷阱本身就具有某种苏丹化的特征。近些年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并不是一种整体性的铁板一块的格局，而是一种建立在默契和妥协基础上的蜂窝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各有各的边界，一般情况下不侵犯对方边界，是一种基本的默契。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能负责任地进行工作，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利益。因此，要有真正的顶层设计，需要有一个能够有效贯彻顶层设计的行政系统。 　　第四，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凝聚改革共识。如前所述，改革陷入困境，不仅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是很难推进和实施的。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智慧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本文选自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第三份“社会进步研究报告”《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报告由孙立平教授(清华大学)撰写，课题组成员郭于华教授(清华大学)、沈原教授(清华大学)、晋军博士(清华大学)、毕向阳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程秀英博士(清华大学)参与了讨论和修改)

肖鹰：从张铁生到韩寒：中国文化的主潮是反智 进入专题 ： 韩方之争 反智    ● 肖鹰       在20世纪末期以来的中国反智文化主潮中，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和公知学者的犬儒主义是造就“韩寒神话”的两大元素。前者需要的是“另类成功”偶像，后者需要的是“自由代言”英雄，超越真伪是非，“韩寒”就成为1999以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神话。     今天质疑“人造韩寒”，意义不只是要还13年前那个“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真相，也不只是要甄别作为“80后意见领袖”的“公民韩寒”的社会诚信，而且是要检讨中国文化的反智主义土壤，进行对公共领域的批评理性启蒙。理性必须以求真为前提，没有求真的理性，必将归结于极权奴役和神话崇拜。          一“白卷英雄“的幽灵不散          文革10年，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文化记忆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今天重审1973年的历史，那个因为声称“历史清白如洗，个人表现胜似黄牛”的知识青年张铁生，在只得6分的理化高考卷背面写出那封信《致尊敬的领导》，初衷只是向“尊敬的领导”表示自己因为忙于生产队长的领导工作而失去了复习备考时间，“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然而，这封本是“几乎交白卷”的知识青年张铁生为自我上大学求情的信，却被毛远新、江青一伙改造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而张铁生本人则被树立成“反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英雄”。“白卷英雄张铁生”因此成为反文化的“革命符号”：读书不仅无用，读书而且有罪。     1976年以后，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的一个根本标志，就是对“读书无用论”的文革思想的批判和否定，取而代之的社会理念是“知识就是生产力”（民间语则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高考制度的恢复，以考试分数而不是以政治表现作大学录取标准，是对“读书有用”的制度性肯定。与此同时，以“自由”、“民主”、“理性”为核心理念的现代性的文化启蒙也以重续“五四精神”的路线展开。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     度过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道，令举世瞠目的中国经济崛起和娱乐明星主导的大众文化市场，这两领域的辉煌拓展反衬的是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和末世沉寂。当知识界的衮衮宿学在清寂中以“学术登场，思想退场”自诩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识者将这个“非知时代”归因于80年代末中国社会的意外转轨。     然而，如果我们熟悉王朔的“痞子文学”早在80年代后期就为下一个时代的反智主义兴风作雨的时候，就会懂得，他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呼喊出的并不只是某个边缘群体的不平和抗议，而是在重续“白卷英雄”的反文化精神遗产。在王朔小说中，无一例外地在“指证”文革理念：知识者最愚蠢，无知者最聪明，反智者最英雄。王朔小说的英雄“玩主”如是说：“您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     20世纪最后10年，在一切领域都可以当称“繁荣”的中国社会，理想主义的溃败和批评理性的瓦解不仅很少被人觉识，而且相反被许多掌握着特殊话语权的人视作社会进步、民众福祉。老作家王蒙将王朔的小说意旨释读为“躲避崇高”，并加以推崇，实际上宣告了90年代中国文化的粗鄙化是上下同流的，而非仅是底层潮变。然而，拜金主义可以开拓文化消费市场，却不能提高社会文化品质；犬儒主义在躲避崇高的时候，滋生的并不是个体生活中的自信独立，而是价值失落之后的迷信茫从。在1999年的中国社会空间，明显可见的GDP腾飞使全民拜金主义意气风发，而文化上空的精神苍白和价值缺失，已经到了“没有神也要创造神的”紧迫时节。           二　“不读书“：反智时代的“天才神话“          德国哲学家本雅明说：“哪里有乞丐，哪里就有神话。”1999年中国文化空间，是理想和理性双重缺失的时代，全社会过度旺盛的开发力惟有在“天才”和“大师”的方向上无可着力。然而，这又从反面强化了全社会对“天才”和“大师”的乞求。不仅基于本雅明的神话学原理，而且也基于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1999年的中国，铺设好了“天才”和“大师”的神坛，不仅是虚席以待，而且是万民恭候。因此，当韩寒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提交仅用一个小时完成的、典籍掌故贯穿全篇、文字考究的千字文《杯中窥人》的时候，一个被期望中的“天才”就登场升座了。参赛者韩寒赢得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杯中窥人》，无论从语气文风、知识引用，还是从思想观念，与1999年的文化语境不相通，更与常识中的一个17岁的高中学生情趣意识不相通。作为一个曾对当代文学史有一定研究的学者，我认为《杯中窥人》更属于80年代早期文化热的语境，而且写作者的心态更近于一个曾经沧海的中年作者。在1999年阅读此文，我质疑的不是该文的真实作者身份，而是这一篇以掉书袋为长的作文何以被评为“新概念作文”标杆。准确讲，《杯中窥人》无论对于17岁的少年，还是对于1999的中国文学，都不是“新”，而是“旧”。     然而，2000年韩寒出版了《三重门》。在这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小说的主题是描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高中生的学习生活，却引用了50余部中外学术、文学的历史典籍，其中包括《尚书》、《论语》、《左传》、《史记》、《管锥编》 等具有专业难度的著作，而且其引用并非泛泛而引，是表现了作者对所引文献在一定程度领会之后的“化用”。在出版《三重门》的时候，韩寒因为连续两年7科不及格（包括语文在内）在留级重读高一一年之后，被逼退学。     无疑，作为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作为《杯中窥人》的作者，韩寒以17岁辍学的高中生出版这部包含着“巨额知识”的《三重门》，无异于对中国教育和文化投放了一枚颠覆性的炸弹??它不仅在“偏才辍学生”和“文学天才”之间划上了等号，而且直接成就反对广受社会诟病的“应试教育”的“不读书的天才英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参加者（包括韩寒在内），都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竞赛获奖免试升入名校复旦大学，实际上，复旦大学也决定录取韩寒，但他选择了放弃入学。     更重要的是，因为《三重门》的出版，作者韩寒“被认证”的不仅是非凡的文学才能，而且是只有神童才可能具有的远超年龄的知识掌握和表现力。但是，不仅父亲韩仁钧的公开表述在描绘一个写作《三重门》之前一年还几乎不读书的“天才玩童”，而且韩寒本人也多次宣称自己不读书，“不读四大名著”。因此，韩寒出版《三重门》，不仅直接抨击了普及教育的“应试教育”，而且对“知识与能力”的学习逻辑也是毁灭的??实际上是根本否定了学习的意义。与“白卷英雄”异曲同工，作为“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神话”在1999年再次为“读书无用论”正名。“读书无用”，因为有“不读书的文学天才”。这对于一个功利主义主导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具有蛊惑力的口号？而对于许多在“应试教育”重压下的学生和家长，这“不读书的文学天才”，无异于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福音。     在20世纪后期的中国，功利主义、文化造星和全社会的反智心态，共同为韩寒的“不读书的文学天才”准备了土壤。我们相信，历史再重复一次，这个“韩寒神话”也完全会如期重演。问题在于，将韩寒直接扶上“天才神坛”的，并不是擅长于流行偶像造神的娱乐市场，而是当时以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身份集聚起来的包含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在内的全国重要的高教和学术机构的著名文学教授、文学批评家。作为当时的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之一，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曾表示：“读罢《三重门》，愈发使我感到惊奇。……在《三重门》的作者韩寒身上，却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若没有知情人告诉你这部作品出自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之手，你就可能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显然，《三重门》作者表现的非少年的心理和语言的成熟，令熟悉少年作者作品的曹文轩先生“吃惊”，但是，曹先生又说：“他（《三重门》作者）是觉察到了自己的智慧——有智慧在助他。有了智慧，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曹文轩《三重门》序）我们据此可以判断，以作家和文学教授的眼光，曹文轩教授从作品本身，“已几乎不见（作者）孩子的踪影”，“以为它出自于成年人之手”。但是因为在视该作者为文学天才的语境下，“一切都会变成另一副样子，一切都会有另一种说法”??本来可以展开的对作者真实性的质疑立即转化为对作者天才的迷信。     曹文轩先生对《三重门》作者超年龄的“文学天才”的认定，应当代表着当时认证韩寒为“文学天才”的作家、教授们的普遍意识。我们不怀疑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但是，在1999年的反智文化语境下，正常的文化逻辑和学术理性被虚拟了，在面对韩寒这样的“特别案例”（另类）的时候，这些作家和教授们对作品的判断是受控于超作品、超文学的“天才饥渴”语境的。在这个语境中，全社会的功利主义改写了个人判断密码，在对于一切可能的天才迹象的求证中，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作为绝对指令植入个人意识深层。在曹文轩教授的《序言》中，《三重门》表现出的成年人的成熟、深刻和智慧被作为作者的超常的文学天才被赞赏，在“求天才心切”的语境下，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一个16岁的高中辍学生，不仅没有证据表现出写出前期的必要知识储备，而且没有时空条件保证其写作中对这些知识的检索和引用。如果一个有文学创作和批评经验的作家和教授没有放弃最低限度的质疑意识的话，应当提出的关键质疑是：以韩寒的特殊经历，“一个不读书的天才”，在一年高中学习期间，在20万字的《三重门》写中如此熟练的引用“巨额知识”究竟如何可能？而且，从其最近公开的《三重门》手稿视频图像可见，韩寒“写作《三重门》”的“手稿”却如同誊清稿一样整洁??17岁少年创作一部引用“巨额知识”、长达20万字的长篇小说，一年高中生学习时间完成，“一次定型”（韩寒自叙语），这作者是神吗？     其实，如果不是基于迫切“认证“《三重门》作者的“文学天才”，一个熟悉文学史的作家和学者可以做出两个判断：第一，《三重门》作为一部长篇小说，远非上乘之作，它不仅没有表现如《少年维特的烦恼》、《了不起的盖茨》和《麦田守望者》等真正天才作者的非凡的文学才华和独特深邃的人生感悟力，而且以极度的填充和炫耀知识而使一部“青春小说”弥漫着严重的冬烘陈腐。第二，《三重门》的文风和手法表现，不仅缺少少年天才之作的才气和青春活力（“已几乎不见孩子的踪影”），而且就是作为“出自于成年人之手”的作品，也绝不是20世纪末中国文学语境中的产物，它的作者无疑是一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文学环境滋养定型的，具体讲，它的作者是当时的文化热熏染成熟的小说家，他的心态被这个时代定格了??这不仅表现在《三重门》从语气至叙事手法都严重模仿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而且表现在作者在小说中苦心罗织和炫耀“巨额知识”。从80年代早期的文化热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先锋叙事、魔幻现实主义、新写实、身体写作、女性主义写作、新历史写作等等思潮和手法演变，这些都没有在《三重门》中留下痕迹，它的“17岁的作者”犹如一个封冻在80年代文化热中的仿钱钟书作家，知识、观念和文风都如此封冻着，这一样一个“少年作者”，如果说是一个书虫式的仿古作家还可以，何谈“文学天才”？     因此，如果当时给予《三重门》一份负责任的文学史鉴定，“文学天才韩寒”的神话也许就无从谈起。然而，当时惊讶于《三重门》作者的“少年老成”的时候，那些负责“天才识别”的作家和文学教授们偏偏遗失了文学史鉴定??这本来是鉴别天才的基本维度。          三　“不学为知“：反智时代的皇帝新衣          在安徒生童话中，那些聚集在一丝不挂的皇帝面前的大臣们，极力见证“皇帝的新装”，不仅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忠诚，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识。在20世纪末中国的反智文化语境下，基于同样的理由，“不读书的文学天才韩寒”轻易地逾越了社会质疑和文学识别而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化中。一个新的问题在过去13年的时间中，没有被警觉：“文学天才韩寒”并没有继续表现他在《三重门》中的创作能力和超龄学识，他成名后前期“转青春风格”的文学作品表现的是很普通、甚至相较同龄作者更为低水平的文学写作能力，而其后期的博客文章所表现的从文字到观念上的“粗痞化”更与《三重门》的作者判若两人。然而，博客的兴起为“文学天才韩寒”提供了新的空间，所以“80后意见领袖韩寒”、“自由公民韩寒”、甚至于“当代鲁迅韩寒”在博客中适时出现了。     在博客中，韩寒先是以文学批评、继之以社会批评的“另类批评家”形象出现的。2006年，当他针对批评家白烨否认80后作家的文学创作价值写出的《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问世的时候，被震动的不仅是确实“腐而且败”的当代中国文坛，而且正在兴建的以网络为基本媒介的整个中国公共空间。阅读这篇《文坛是个屁，谁也别装逼》，你会发现，全文并无正统文学批评论争的理性和逻辑，它没有论述、甚至没有论据，它的全部力量都集聚在它的工整而充满语言颠覆力的标题中。这篇文章奠定了“80后意见领袖韩寒”的“文化－社会批判”的策略和话语逻辑??它的力量来自于话语扭曲产生的爆破力，它表述的只是常识和公理，但它在非逻辑的语言狂欢中表现对被批评对象的肆虐和反叛。因此，读韩寒博客文章，各阶层的读者都会获得异常的欣快感受??虽然作者并没有提供任何独特的思想和见解，在知性层面传达的只是常识，但是它们的确让阅读者感到无可替代的“解气”。     在2012前的最后5年中，以“文学天才”打底的“80后意见领袖韩寒”（别称“自由公民韩寒”和“当代鲁迅韩寒”）的成型和成功，既是与这期间整个中国社会的消费主义的泛文化扩展分不开，在韩寒背后的商业集团和媒体都看好并在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个“青年偶像”的包装、塑造；同时，又与在此期间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在全面商业化、功利化中的批评力丧失相联系。“不读书的天才”韩寒能够成为这期间的“意见领袖”，深层的原因是知识分子退却留下的非理性批评冲动的社会需要??实际上是发泄和解气的需要??为韩寒的“第二个神话”提供了现实土壤。问题在于，在个人与媒体之间的不对等，在批评理性与媒体资本逻辑之间的不平衡，最终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博客为平台的“神话韩寒”，这个“韩寒”的博客文章，如同定期发布的“圣旨”一样，哪怕全文只有一个“喂”或“·”，所在网站都会将该“文”推荐到网站首页，而且点击率就是数以百万记。     在这个以点击率为影响力的博客时代，“韩寒是不可战胜”的神话就造成了。     在这个“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意见领袖”的时代，是社会批评理性被媒体传播逻辑取代或操控的时代。作为“自由公民”偶像，韩寒形象的自我悖论表现为：他的“自由言论”培养的支持者（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却多以对偶像“韩寒”的无条件的“忠诚”和“捍卫”为前提，当这些韩粉们对于韩寒的异议者总是施以网络暴力围攻的时候，我们看到，伴随着“韩寒的自由批判”，是网络公共空间中的“韩寒恐怖”。因此，我们不得不检讨的是，为什么“自由公民韩寒”并没有培养起他的支持者对于异见者的平等意识？为什么“韩寒的言论自由”要以其拥戴者（粉丝）对他人批评韩寒的“网络暴力”为前提。由此，难道我们不应当检讨韩寒那些充满反智主义趋向的批评话语和策略中所包含的反自由、反民主的暴力极权基因吗？当然，我们就不应当奇怪，为何“自由公民”韩寒从来没有针对于“偶像韩寒”享受的媒体特权（霸权）作任何反思和自戒。          四　无知者的暴力：“自由公民韩寒“的原相          然而，作为一个“自由公民”或“意见领袖”，“韩寒神话”的全部虚幻性和矛盾性在这次“质疑人造韩寒”的网络运动中彻底暴露出来。韩寒本人、韩父韩仁钧及其长期合作者路金波，在回应麦田、方舟子等人“质疑韩寒作品被代笔”中，表现的霸道、蛮恨和前后矛盾，与“自由公民”的概念是完全相反的。韩寒本人的表现尤其不符合媒体塑造的“韩寒形象”。在这20余天中，他的极端、失态和自相矛盾的言行，不仅破灭了“自由公民韩寒”的偶像形象，而且暴露了从语言表达到知识学养的严重缺陷??不仅完全不具备《三重门》的“文学天才”的影子，而且缺少一个80后青年普遍的文明见识和心胸气度。     对于被质疑代笔，韩寒初期回应说：“这是最下流的招数，利用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披着质疑的外衣，干着诽谤的勾当。”（《正常文章一篇》）近半月后，韩寒更如此界定对他代笔的质疑“一个团伙因为发泄私愤，预设立场再有罪推论进行到丧心病狂”（韩寒《答春绿》）作为一个以“自由公民”身份立足于网络而且以犀利、勇猛批评社会著称的“青年偶像韩寒”竟然如此看待和回应质疑，不啻于是自我背叛。如果韩寒确有一点他曾经标榜的“自由公民素质”，他就应当首先肯定别人的质疑权利，进而应当反思自己为何招致“被代笔”这样严重的质疑。在事件发展20余天的进展中，韩寒始终用方舟子等质疑者“公报私仇”等阴谋论说辞回应质疑，既不敢称认方舟子等人介入质疑是有自己“悬赏征寻代笔者”这一前提，更不敢面对多位学界质疑者公布出来的严谨、理性的质疑论据。从既有媒体披露出来的信息可确认，无论韩寒参赛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过程，还是他作为一个包括语文在内七科不及格的体育特长生却在16岁创作《三重门》这部汇集高密度知识信息并且表现出成熟深刻的成人视角，都存在严重的疑点。     对一个多年来被社会接受为“文学天才”的作品产生作者真实性质疑，并且展开理性的分析、考辨，是中国社会文化理性进步的表现。这就是方舟子所代表的质疑者做的工作。当韩寒将这样的质疑指控为“最下流的招数”、“诽谤的勾当”、“一个团伙发泄私愤”而进行恶意回应的时候，实际上也放弃了理性反驳质疑、合理自我澄清的机会。     然而，过了半个月，韩寒似乎忘记了自称“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不仅在博客中用图文展示“写作《三重门》的手稿”，而且要用这1000页手稿上法院证明《三重门》是韩寒本人原原创，而非“被父代笔”。韩寒提供的手稿，如果获得司法验证，只能证明韩寒本人是手稿文字书写者，并不能证明韩寒本人是《三重门》的原创作者。鉴于已经公开的事实和证据，由于韩寒父子文学的特殊历史，韩寒需要提供直接证据证明：父亲韩仁钧没有条件为他提供《三重门》原创。无疑，这比通过DNA证明父子俩没有父子关系还难??而且即使证明（当然我们相信不可能）两人没有父子关系，仍然不足以证明韩仁钧先生没有为《三重门》代笔。在这个意义上，“作家职业无法自证的特殊性”是可以成立的。其实，韩寒不理解，他需要而且可能证明的只是自己作为“文学天才”的创作力??他遭受质疑的根本正在于无论《三重门》写作的当时，还是后来的13年，韩寒不是合理表现，而是让公众对他的文学创作力产生严重质疑。     对于面对方舟子坚持质疑，韩寒不是正面回应，转而诉诸法律，他声称：“诉讼是为了让我的手稿和证据能够确证，也为了防止行业开此先河，就是当你看一个作家不顺眼，不需要观点之争，不需要文学批评，也不需要任何证据，只要说他的某篇文章是别人写的，于是这个作家的名誉将受到损害。”（韩寒《二月零三日》）韩寒显然在这里创建了一个完全不符合文学史的“作家风险”??作家可以任意被质疑代笔，而且必将遭受名誉损失。韩寒将此说法作为证明自己清白和反击方舟子的武器，在企图将自己面临的被质疑困境普遍化、抽象化的同时，暴露了他自身作为一个1999年成名的“文学天才”，迄至13年后的今天始终没有进入文学写作史，不懂得一个真正置身于文学写作史的作家，是不需要、也不用担心被质疑代笔的。当韩寒反复向媒体申诉这一说法的时候，他此举的实际效果是在反证“被代笔的质疑”。     在这次“质疑韩寒被代笔”事件进展到本文写作的今天，我与多位公开表达意见的学者一样认为，无论方舟子所代表的质疑者将把“质疑代笔”的研究工作推进到什么程度，也无论韩寒起诉方舟子侵犯名誉权是否胜诉，“韩寒偶像”是破碎了。正如没有直接证据，方舟子就不能最终坐实“韩寒被代笔”，“韩寒偶像”的破裂，不是因为这次由麦田引发而自由展开的理性而强劲的“代笔质疑”，甚至也不是因为韩寒及其支持者不能有效证实《三重门》等作品为韩寒原创，而是因为韩寒在整个回应质疑过程有三个在根本上与“韩寒偶像”的应有品质完全相反的表现：第一，始终敌视被质疑，甚至以诋毁污辱质疑者人格的方式回应质疑；第二，不仅始终无视质疑者据以质疑的论据的客观存在（这些论据绝大多数来自韩寒父子公开出版的作品和媒体言论），而且对于自己（包括其父韩仁钧）的言论缺少责任感；第三，无论其博客文章和视频言论，均表现了与“文学天才”，尤其是与《三重门》作者完全相反的语言能力和文史水平。     韩寒回应《三重门》的知识来源说：“为了显示自己读书很多，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很多可以引用的地方，用在文章里和第一本小说《三重门》里，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很多教授大为震惊，觉得我旁征博引，其实我只是有多少存款花多少钱而已。少年总是特别希望自己是老成的和高深的，就好比以前有一个傻逼给我女朋友写英语情书，我居然没看懂，因为把爱情说成‘love’总是太肤浅了，讲成‘affection’自然显得有文化。《杯中窥人》也是这样一篇文章。在2005年之后的很多采访里，我已经反思并嘲笑自己说，那是一篇很装逼的文章，《三重门》是一本很装逼的书。”（韩寒：《正常文章一篇》）     质疑者、资深编辑张放说：“其实《三重门》作者对上述知识的使用上，用‘信手拈来’，‘随心所欲’形容更为恰当。也就是说，作者绝对不是表层意义上地、像高一生那样地泛泛地了解上述知识面里的知识，并非为了秀而秀。正相反，作者的知识储备，显然还远不仅止于此。更大胆一点说，是有着更宽泛的阅读量的，像拿小水杯从一个大桶里舀水一样自如。也正如此，才会给人一种作者是成年人的判断。”（张放博客《一个回应加一个道歉》）张放的评议不仅与曹文轩的《序言》相吻合，也与《三重门》责任袁敏的评议相吻合。袁敏说：“（《三重门》）果然很棒，它的行文似有《红楼梦》的格局，它的用笔又有《围城》的韵味，它的语言藏龙卧虎、吸古纳典，语言本身有细节、有性格、有生命，充满灵性。它写的是一部校园小说，但却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个17岁的少年对社会、对人生、对世事、对周围的一切，常能发出一些深刻独到、直抵要害的见解来，那份智慧、那种敏锐足以让成年人都汗颜。”（袁敏《 我编＜三重门＞的前前后后》。     韩寒用“抄书装逼”搪塞关于《三重门》“巨额知识来源”的质疑，不仅违背了他的肯定者和质疑者对《三重门》共同的评判，而且表现了“不读书天才”的无赖相??当然，一味逃避质疑而罔顾事实的时候，也不恤13年前以自己的文学信誉将他扶上“文学天才”神坛的老师们的苦心了。然而，就本文而言，这个“抄书装逼”的自供虽然并非《三重门》来源的实话，但的确把一个反智主义时代的“人造偶像”的内底给翻倒出来了。然而，“公民韩寒”的无赖相更强烈的表现在其博客中的《质疑鲁迅》一文，在这篇韩寒自称“转载”的无主文章中，作者用恶搞鲁迅的方式影射“质疑韩寒就如质疑鲁迅”，此文极力炫技耀识的文气手法与韩寒博客文章《答春绿》别无一致，而且两文表现的对质疑者的复仇心切的刻薄凶戾只能出自同一作者。读这篇《质疑鲁迅》，我们不可能相信这是一个对文学艺术有真的尊重、对理性、平等和自由有真的信仰的“自由公民”所为。它让我们看到，为了自我维护，一切（包括自己宣称、主张的）价值都可以践踏，这不就是那个“非革命”、“非民主”，只要“一点写作自由”的“公民韩寒”的神话，这个神话的精髓不就是“既杀戮政府，又要杀戮人民”的信仰？     总结韩寒对这次被质疑代笔的回应，我们可以概括出他的三个策略：第一，“文学天才无所不能”，“你做不到的，不能说我做不到”；第二，“抄书装逼”，我不读书，但我抄书，“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第三，“遗忘”，自己说法前后不一，父子说法互相矛盾，“13年前的事谁还记得？”     这三个策略，对于质疑者，就如三个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坑，任何事实确凿的质疑都会如遭遇黑洞一样，被陷落其中??所以韩寒至今不是据理据实反驳质疑，而是一言以蔽之，质疑者对他的质疑全部是“捏造”、“造谣”和“抹黑”。在“三重坑”背后的韩寒，给予公众的是诚意还是欺诈？是真相还是谎言？是负责还是推诿？恐怕细心观察的人士多会选择每个问题的第二答案。     在近一月来，韩寒及其主要支持者（特别是韩父韩仁钧和合作出版人路金波）公开作做出的全部回应，不仅丝毫没有有益于澄清质疑，而且在极大程度上强化和印证了“人造韩寒”的质疑。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韩寒本人回应质疑的全部说法都在向公众指向一个判断：韩寒在撒谎。我本人在阅读双方争议全部文章和相关视频后，认为虽然尚没有直接证据揭示“人造韩寒”的真相，但是今天面对质疑的韩寒始终在为13年前的真相撒谎。     对于深陷质疑困境中的青年韩寒，我们要提醒的是：真相解放韩寒??一个宽容的社会可以原谅那个13年前“被文学天才”的孩子，一个理性的社会理解17岁的他“装逼挖坑”，一个温和的社会接受他对13年前“被文学天才”的“历史遗忘”，但是，社会的宽容、理性与温和，绝不能成为容忍13年后这个“天才人偶”继续撒谎的理由。          五　两个英雄　一种反智          在以“白卷英雄”张铁生为男主人公原型的电影《决裂》中，男主人公凭着一双长满厚茧的“劳动者的手”取代了电影中的代表知识传授者的教授（反动权威）的位置。在当代以网络媒体主体的公共公间中，韩寒以一个“不读书的天才”成为“自由公民”偶像。他们成为偶像（英雄）的时代不同，但共同的就是，反智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主潮。在文革时代，张铁生并不孤独，在他身旁还有更年少的反潮流英雄黄帅；而在当代的反智文化主潮涌动中，在韩寒的身旁有以低俗表演走红中国的小沈阳、“抄书抄得好”的出版奇人郭敬明和“网络呕像”凤姐等偶像群星。韩寒和凤姐，都是这个反智时代的代言人，只是在反智的愚乐闹剧中，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他们是在同一个市场走红。因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韩寒和凤姐同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质疑韩寒作品代笔论争中，不问真假是非而力挺韩寒的，不仅是沉潜于网络的无名“韩粉”，也不仅是那些在娱乐市场上与韩寒惺惺相惜的娱乐明星，还有不少活跃于公共领域、以“理性”、“独立”著称的“公知教授”。人大教授张鸣称，韩寒是“非公权力”公众人物，不应在被“打假”之例；北大教授郑也夫称，韩寒非学者教授，无须对他进行“打假”。清华教授郭于华根本无视在次被质疑事件中，韩寒一再表现的对自由、理性、平等的践踏，多次公开撰文坚称“韩寒之可贵，在于他的独立、自主、率性，这些都是社会中的稀缺之物”。她将诸多教授、学者对韩寒的理性质疑定性为“厮杀”、“互殴互毁”，表现了“对个人极度不宽容甚至刻薄，而同时对制度之恶却宽容体谅”的“劣根性”；认为质疑韩寒的“恶果”就是“没人再批判强权暴力，无暇再关注弱者的处境”。     （上述教授言论分别见其博客、微博）公知教授们，都把“自由代言”的希望寄托在“公民韩寒”身上了，但是，如果他们不是闭眼而是理性面对这位“公民韩寒”在面对质疑时的表现，难道他们不会看到的不是一个“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的“韩寒”吗？我们的理性独立的公知教授就是要为中国民众捍卫这样一个“公民韩寒”？     2月3日韩寒发表博文称“我也将不再回应此事，就此事，现在收笔。” （《二月零三日》） SOHO中国CEO张欣女士说：“韩寒的谢幕词让人读了想哭，无论是曾经犀利的韩寒，还是现在情绪低落的韩寒，总有他独特的魅力。”（张欣微博）由一位企业高管说出这个“韩寒总有他独特的魅力”的感叹，表达的是对“韩寒”的“偶像魅力”的欣赏，已经成为这个反智时代的跨阶层的“超是非”的审美无意识。它告诉我们，一个反智时代，就是一个全民需要偶像、不需要真相的时代。     在一个习惯了奴役和崇拜的国度，就是“自由”和“反叛”，也要攀援在一个偶像身上－－即使是一个虚假的偶像，总比失去偶像要好。当代中国文化的大悲剧在于，没有偶像，真正心酸和恐惧的还不是那些在茫然中徘徊的少男少女，而是那些在公众看起来很不凡的学者名流－－他们（她们)不仅是“天才韩寒”生命长青的暖房，而且左右着普通公众、尤其是年轻公众的“自由理性”。因此，无论现实中的韩寒表现了多少无知、谎言和无赖，也无论多么令人失望，作为一个“人偶”，韩寒“总有他独特的魅力”。建立在反智文化时代语境基础上的韩寒的独特魅力在于：他既是一个超值的娱乐消费偶像，又是一个“自由代言”的政治符号。     这次韩寒偶像被质疑而迅速破碎，开始的是当代中国批评理性的再次觉醒，它预兆的是被中断的当代中国的理性启蒙将会重续。美国学者曾将网络视为一个蛮荒的世界，这是“不读书的天才”韩寒成为网络偶像的天然土壤。但是，伴随着网络空间的全民化，网络的文明和理性开发必将进入日程。这次“偶像韩寒”在方舟子所代表的学者和文化人士的理性而艰韧的质疑中破灭，就是一个中国网络文明进步的证实，而且它的意义是超越网络而辐射到全社会的。         进入专题： 韩方之争 反智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047.html    

郭于华：大过年期间的“韩战”——一场失焦的论战 进入专题 ： 韩寒代笔门    ● 郭于华 （ 进入专栏 ）       原本并未过多涉入春节假期发生于网络的围绕着韩寒的争论，但毕竟或主动或被动地关注了此事，并且因此而读了不少资讯、文章。对于开年第一个热门话题，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下梳理、记录，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           从“革命民主自由”到“疥疮之痒”          事件源起于韩寒的连续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我看来，三篇博文是以韩寒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我们大体认同的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他说，“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状吗？但问题就出在这了：明明白白地说出对现实情况的判断等于把各个方面的人都惹了，于是“五毛党”、“XX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甚至“背叛”、“潜伏”……等指责倾泄而下。我可能太过愚钝，反复看了几遍韩文，也没看出如一些批评者所严厉指出的他认为“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的观点，也没能体会出这个特立独行的青年发生了投向体制的“转身”。当然，我看不出不等于没有，这个问题大可见仁见智。     更值得讨论的其实还是革命、民主、自由的大题目，在2011与2012之交、在世界与中国变化云谲波诡之时，这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有关。韩寒就此大问题的观点与表达并不完备，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谁也不能要求谁就此说的完美无缺。比如：我以为，改革与革命无法一分为二、二元对立，换句话说，革命作为必要的压力存在才有可能启动改革，不然哪个大权在握的会主动改革呀？再如，说民众只认得钱不关心民主、自由，虽然大体不错，但也需看到，民众的利益抗争可能而且正在走向争取公民权利、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不信可以看看乌坎和许多地方的维权运动。（不及展开，就此打住）     现实总比预想悲摧得多。就重大问题的公共讨论没看见，事件却直奔人身攻击而去。我曾在微博上简单梳理了一下质疑韩寒的链条：革命民主自由——“人造”韩寒—代笔（包括参赛时间、精力、团队、推手、后门关系、父亲）——文本与文风分析（包括17岁不可能知道的事和不可能使用的词、掉书袋、外语、“答春绿”、文本分析软件等）——质疑具体作品（拥挤、开架书、不读书《书店》）——“疥疮之痒”与肝病症状之区别（《求医》）——最后还出来欲盖弥彰的“潜规则女记者”。矮油！这真是一个从普通到文艺再到2B的悲催过程啊。不过，看到这里，还有人认为韩寒会被“倒掉”么？           更应该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大是大非          我一再说我更看重的是整体性、结构性的大是大非，这是指要看争论对象的整体形象和历史，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及大的制度背景。韩寒之可贵，在于他的独立、自主、率性，这些都是这个社会中的稀缺之物。他反出教育体制山门，走出一条不依附体制而依靠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路，实为难能可贵。仅此一点，“便胜却人间无数”，就此而言，批韩父“望子成龙心切、功利心过于强烈”因而害了韩寒是没着上调的；骂韩寒利用媒体和公司包装炒作成名是有失厚道的（人家不靠体制，还不许人家靠市场？）；判断“韩寒现象是社会毒瘤”更是把批判劲道用错了地方：谁都知道当今中国什么才是导致社会生态恶化的毒瘤。为此我曾在1月26日发了一条微博：     “有关韩寒的这场厮杀，肯定有人乐翻了天：你们就互殴互毁吧，没人再批判强权暴力，无暇再关注弱者的处境。对个人极度不宽容甚至刻薄，而同时对制度之恶却宽容体谅，这种劣根性是真正让人绝望的。”对大局有大致共同判断、共同立场的人们厮杀的一片狼籍，遍地鸡毛，真不知让谁欢喜让谁愁。     再说韩寒的影响力，其影响力之大恐怕没人否认，但判断为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却势不两立。我觉得这没关系，首先不必把他当作偶像：如果你不当他是偶像，也就无所谓倒与不倒；倒韩者首先把韩寒当成青年偶像，抑或是基于许多年轻人粉他的现实，但是这不能归咎于韩寒。正如鲁迅被伟大领袖树为偶像而加以利用，但不应由鲁迅来担负罪名是同样道理。至于“韩三论”被有关领导别有用心地加以“表扬”，致使许多人蜂拥而上以此划线，未免太过天真而轻易上当了。其次有许多青年人喜欢粉韩，就愿意把他作为偶像，一如各种“追星”现象，那又怎么了？有视他为偶像的，有视他为普通青年的，也有视他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多元化不是挺正常的吗？     至于韩寒是否可以质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当我说不应该对一个年轻的赛车手求全责备时，并非如有人所以为的“因他年轻、不是专业知识分子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说话”，也不是如有人所言“根本就没看得起他”，而是强调，把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厘清、向公众说明本是知识分子该做的事，知识分子没有做到而韩寒做了而且做的不错，结果却“躺着也中枪”，什么世道？           谁都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质疑作为公众人物的韩寒的诚信问题是可以的，毕竟明是非、辨真伪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兹事体大。但说人家“代笔”要拿的出实在的证据，对被质疑方的反驳和出示的证据不能视而不见。对倒韩一方也不必做阴谋论推测，我只是觉得他们太过自以为是，太想在这他们认为庸俗的大众社会中独树一帜、出类拔萃。看看如此表述：     “我从来没有看过韩寒的东西。也是因为方舟子的不依不饶，我于是刚才就到网上找来看了一下。作为20几年的出版人，一读书稿就基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其中的行文用字，遣词造句，包括90年代甚至80年代风行的秀和事，居然都明晃晃地堆在那里。所以，想不支持方舟子都不成。”     “什么人能有什么样的文字，你只要面对面谈上几句，你就知道，藏不住的。韩70%以上的文字不是他自己的，‘看不起他就是看不起广大群众’这种话不可能是他写的，他的阅历和头脑没那么复杂。”     “十几岁的男孩不可能将自己的腹部描述为肚皮；……80后不可能用‘爱的禁区’这个说法；”     “我总想提醒大家注意，若质疑是无理的蛮横的，何来这么多高手接力参与，恐避之不及；”     “韩寒成名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做当代文学博士后，就读过他的‘文学’。如中国现实（包括文学与教育）不在1995年后堕落，1999年绝不会在中国出现一个‘既杀戮权贵，也杀戮群众’的‘文学天才韩寒’。”     “但中文系出身的人，自己没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也见过猪跑的，我的观感与可以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中年男，有文青理想，但格局偏小，庸常喟叹，不似富有活力的少年人。”     ……     一个人要有多么良好的自我感觉才能这么武断地说话呢？这口气、这做派、这话语想让人不往“羡慕忌妒恨”那联想都难呀！出身名校、高学历、专业和职业、年龄、阅历和经验都不能作为自己正确和对方造假的依据和标准，这是常识。至于这样的“建议”：     “在麦田对韩寒发出质疑后，我不支持任何一方，但我支持麦田的质疑精神。我建议把韩寒封闭起来，让他写三篇和他平时相当水平的，甚至稍逊的文章，就什么都明白了。为了公平，题目由麦田出。写出来，韩寒赢了；写不出，麦田赢了。”还有要求“对韩寒父子用测谎仪”的主张，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你们以为自己是大侦探福尔摩斯？是面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官？甚至是手握天秤和斩除邪恶之剑的正义女神？     想牛×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挑战常识和众人智慧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样做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人需要自信更需要不时自省其身，自信过了头就成了自大、自恋；太把自己当回事智商就会下降。这不是说别人而是自勉，我在这次事件中的收获之一就是自己也要不时反思，是不是也有太拿自己当回事的时候。     当然肯定有人会问韩寒是不是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我想我们可以希望他有自省，有反思，但是谁也不能强迫谁做什么。韩寒的最新博文《二月零三日》平静地陈述事件过程并表明了态度，算是为论战划了个句号。当然韩寒“收笔”的是这场“闹剧”，而不是关于大问题的讨论，也不是他的创作。我们从这一改以往风格的平实叙述中可以期待一个更理性、成熟而不失锐气的韩寒。     崔卫平写下《以平等的身份准入》一文，提出了如何进行公共讨论的重要问题。的确，成就、年龄、出身、性别都不能作为参与讨论的门槛。同理，专业、职称（包括博导）、能力（如高手）、经验等也都不能作为讨论中观点正确的评判标准。公共空间乃至公民社会的生成是从人们可以公开的、平等的、免于强制的就公共话题进行讨论开始的。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进行讨论，这也是成长为公民的过程。          2012-2-4 进入 郭于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韩寒代笔门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76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原本并未过多涉入春节假期发生于网络的围绕着韩寒的争论，但毕竟或主动或被动地关注了此事，并且因此而读了不少资讯、文章。对于开年第一个热门话题，觉得还是有必要做下梳理、记录，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事件。 　　从“革命民主自由”到“疥疮之痒” 　　事件源起于韩寒的连续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在我看来，三篇博文是以韩寒特有的方式表达了我们大体认同的社会现实与基本理念，他说“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现状吗？但问题就出在这了：明明白白地说出真实情况等于把所有没穿衣服的皇帝都惹了，于是“五毛党”、“官方在下一盘很大的棋”、甚至“背叛”、“潜伏”……等罪名指向韩寒。我可能太过愚钝，反复看了几遍韩文，也没看出如一些批评者所严厉指责的他认为“中国人素质差不适合民主”观点，也没体会出这个特立独行的青年发生了投靠当局的“转身”。当然，我看不出不等于没有，这个问题大可见仁见智。 　　更值得讨论的其实还是革命、民主、自由的大题目，在2011与2012之交、在世界与中国变化云谲波诡之时，这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有关。韩寒就此大问题的观点与表达并不完备，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谁也不能要求谁就此说的完美无缺。比如：我以为，改革与革命无法一分为二、二元对立，换句话说，革命作为必要的压力存在才有可能启动改革，不然哪个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会主动改革呀？再如，说民众只认得钱不关心民主、自由，虽然大体不错，但也需看到，民众的利益抗争可能而且正在走向争取公民权利、走向公民社会的过程，不信可以看看乌坎和许多地方的维权运动。（不及展开，就此打住） 　　现实总比预想悲摧得多。就重大问题的公共讨论没看见，事件却直奔人身攻击而去。我曾在微博上简单梳理了一下质疑韩寒的链条：革命民主自由——“人造”韩寒—代笔（包括参赛时间、精力、团队、推手、后门关系、父亲）——文本与文风分析（包括17岁不可能知道的事和不可能使用的词、掉书袋、外语、“答春绿”、文本分析软件等）——质疑具体作品（拥挤、开架书、不读书《书店》）——“疥疮之痒”与肝病症状之区别（《求医》）——最后还出来欲盖弥彰的“潜规则女记者”。矮油！这真是一个从普通到文艺再到2B的悲摧过程啊。不过，看到这里，还有人认为韩寒会被“倒掉”么？ 　　更应该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大是大非 　　我一再说我更看重的是整体性、结构性的大是大非，这是指要看争论对象的整体形象和历史，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及大的制度背景。韩寒之可贵，在于他的独立、自主、率性，这些都是这个社会中的稀缺之物。他反出教育体制山门，走出一条不依附体制而依靠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的路，实为难能可贵。仅此一点，“便胜却人间无数”，就此而言，批韩父“望子成龙心切、功利心过于强烈”害了韩寒是没着上调的；骂韩寒利用媒体和公司包装炒作成名是有失厚道的（人家不靠体制，还不许人家靠市场？）；判断“韩寒现象是社会毒瘤”更是把批判劲道用错了地方：谁都知道当今中国什么才是导致社会生态恶化的毒瘤。为此我曾在1月26日发了一条微博： 　　“有关韩寒的这场厮杀，肯定有人乐翻了天：你们就互殴互毁吧，没人再批判强权暴力，无暇再关注弱者的处境。对个人极度不宽容甚至刻薄，而同时对制度之恶却宽容体谅，这种劣根性是真正让人绝望的。”对大局有大致共同判断、共同立场的人们厮杀的一片狼籍，遍地鸡毛，真不知让谁欢喜让谁愁。 　　再说韩寒的影响力，其影响力之大恐怕没人否认，但判断为好的影响还是坏的影响却势不两立。我觉得这没关系，首先不必把他当作偶像：如果你不当他是偶像，也就无所谓倒与不倒；倒韩者首先把韩寒当成青年偶像，或者是基于许多年轻人当他是偶像的现实，但是这不能归咎于韩寒。正如鲁迅被伟大领袖树为偶像而加以利用，但不应由鲁迅来担负罪名是同样道理。这次“韩三论”被有关领导别有用心地加以“表扬”，致使许多人蜂拥而上指责韩寒背叛，未免太过天真而轻易上当了。其次有许多青年人喜欢粉韩，就愿意把他作为偶像，一如各种“追星”现象，那又怎么了？有视他为偶像的，有视他为普通青年的，也有视他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这种多元化不是挺好吗？ 　　至于韩寒是否可以质疑，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当我说不应该对一个年轻的赛车手求全责备时，并非如有人所指责的以为“他年轻、不是专业知识分子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说话”，也不是如有人所言“根本就没看得起他”，而是强调，把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厘清、向公众说明本是知识分子该做的事，知识分子没有做到而韩寒做了而且做的不错，结果却“躺着也中枪”，什么世道？ 　　谁都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质疑作为公众人物的韩寒的诚信问题是可以的，毕竟明是非、辨真伪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兹事体大。但如前所述不是这么个搞法，说人家“代笔”要拿的出实在的证据，对被质疑方的反驳和出示的证据不能视而不见。对倒韩一方也不必做阴谋论推测，我只是觉得他们太过自以为是，太想在这他们认为庸俗的大众社会中独树一帜、出类拔萃。看看如此表述： 　　【我从来没有看过韩寒的东西。也是因为方舟子的不依不饶，我于是刚才就到网上找来看了一下。作为20几年的出版人，一读书稿就基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其中的行文用字，遣词造句，包括90年代甚至80年代风行的秀和事，居然都明晃晃地堆在那里。所以，想不支持方舟子都不成。】 　　【什么人能有什么样的文字，你只要面对面谈上几句，你就知道，藏不住的。韩70%以上的文字不是他自己的，“看不起他就是看不起广大群众”这种话不可能是他写的，他的阅历和头脑没那么复杂。】 　　【十几岁的男孩不可能将自己的腹部描述为肚皮，80后不可能用“爱的禁区”这个说法；】 　　【我总想提醒大家注意，若质疑是无理的蛮横的，何来这么多高手接力参与，恐避之不及；】 　　【韩寒成名时，我在北大中文系做当代文学博士后，就读过他的“文学”。如中国现实（包括文学与教育）不在1995年后堕落，1999年绝不会在中国出现一个“既杀戮权贵，也杀戮群众”的“文学天才韩寒”。】 　　【韩寒从来不读书，所以他不可能写出三重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可惜韩寒不敢出来应战。】 　　【但中文系出身的人，自己没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作品，也见过猪跑的，我的观感与可以是完全一致的，就是中年男，有文青理想，但格局偏小，庸常喟叹，不似富有活力的少年人。】 　　…… 　　一个人要有多么良好的自我感觉才能这么武断地说话呢？这口气、这做派、这话语想让人不往“酸葡萄”和“羡慕忌妒恨”那联想都难呀！出身名校、高学历、专业和职业、年龄、阅历和经验都不能作为自己正确和对方谬误的依据和标准，这是常识。至于这样的“建议”： 　　【在麦田对韩寒发出质疑后，我不支持任何一方，但我支持麦田的质疑精神。我建议把韩寒封闭起来，让他写三篇和他平时相当水平的，甚至稍逊的文章，就什么都明白了。为了公平，题目由麦田出。写出来，韩寒赢了；写不出，麦田赢了。同意我观点的请转发。】还有要求【对韩寒父子用测谎仪】的主张，更是让人瞠目结舌，你们以为自己福尔摩斯？是面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官？甚至是手握天秤和斩除邪恶之剑的正义女神？ 　　想牛×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以挑战常识和众人智慧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这样做的效果只会适得其反。当然肯定有人会问韩寒是不是也太拿自己当回事了？我想我们可以希望他有自省，有反思，但是谁也不能强迫谁做什么。人需要自信更需要不时自省其身，自信过了头就成了自大、自恋，就听不进不同意见；太把自己当回事智商就会下降。这不是说别人而是自勉，我在这次事件中的收获之一就是自己也要不时反思，是不是也有太拿自己当回事的时候。 　　2012-1-30

郭于华：停滞没有希望 进步才是出路 进入专题 ： 公民    ● 郭于华 （ 进入专栏 ）   社会流动停滞          如果用一个具有主观感受色彩的词来形容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我想很多人会说出“失望”。这种感受来自于经济高速增长中人们获得改善的不足，也来自于“大国崛起”的呼声下个人经济社会地位提升幅度的反差。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现象或可作为这种“失望”的例证：一批大学毕业的年青人“逃离北上广”之后不久又“逃回北上广”。据互联网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11月4日晚，大约67.8%的投票者支持逃回北上广。 1 “逃离”的原因不难想象：在这些超大城市中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生活成本高等，使得一些年青人选择回到中、小城市创业；而旋即又“逃回”的缘由更值得思考：在许多中小城市，获得较好的职业位置、发展机会、创业空间，靠的不是才能、智慧，不是努力实干，甚至也不是高学历、名牌大学背景，而是所谓“人脉”、“关系网”，简而言之就是“拼爹”。相较于大城市的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等因素，出身这一先赋性条件更让普通家庭背景的年青人举步惟艰，看不到出路在哪。          走不出困境的失望当然不限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在教育、就业、升迁、改善等各种机会面前，人们都发现，社会中的资源和机会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普通人日渐被排斥在分享资源的结构之外，人们感到生活机会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向上流动也越来越困难。一些基本数据和资料显示：          ——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由于存在不平等的教育机制和教育收益的持续下降，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只能选择弃考或提前就业。“知识改变命运”、“寒门出贵子”的神话已被现实打破，教育作为向上流动渠道的功能减弱，底层民众感到更多的无助和绝望。          ——社会流动门槛逐渐提高。《中国社会流动报告》（2004）的研究表明，父亲具有权力资本的那些人比一般人更易于成为干部。对1993年后私营企业主阶层变迁的研究表明：私营企业主的构成越来越趋于以其他领域的精英为主，由经济精英转化而来尤其明显；而普通百姓创办私营企业的机会则越来越少。进城工作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极为困难，户籍的制度因素和收入的经济因素叠加在一起，在城市中形成明显的二元结构。          ——不公平的就业机会与竞争。“官二代”、“富二代”运用权力带来的各种资源如非正式渠道、裙带关系甚至贿赂腐败等，在教育、求职、升迁等方面占尽先机，职业“世袭化”甚至公务员岗位量身定制，未毕业先定岗，未成年已就业的情况时有所见。就业机会与就业岗位的竞争不再依靠个人的能力，而是变成了各种“拼爹”的游戏；各类“二代”现象凸显。          ——“回到体制内”成为社会潮流。数据显示，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从2007年60万人、2008年80万人、2009年105万人到2010年146万人， 2呈直线飙升趋势，2011年竞争最激烈职位的招录比达4961:1。“回到体制内”成为社会成员实现向上流动的主要方式。          上述种种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将其概括为机会锁闭，流动停滞，结构固化。早在新世纪之初，孙立平就曾提醒到，中国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趋势已经显现。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各阶层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固化现象。这种固化现象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内部认同形成、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社会阶层可以再生产。社会结构演变的这种趋势特征可概括为：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 3机会的不平等，使社会中最大量的普通人“命中注定”地输在了起跑线上。社会权利失衡、社会流动性降低与社会结构定型化必然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且强者恒强，弱者恒弱。          社会生态恶化          机会结构锁闭、社会流动停滞必然带来一系列社会后果，其最大的危害可能还不在于贫富差距本身，而是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固化必然加剧已经失衡的利益格局和社会断裂程度，造成整个社会生态的恶化甚至是文明的沦陷。社会生态如同自然生态，人们熟知的常理是“流水不腐”，不流动的一潭死水只会导致腐烂、溃败。机会结构锁闭所造成的社会生态恶化首先表现为社会各个阶层都面临不断加剧的困境：          底层丛林化。近年来不断发生的恶性事件诸如在不同地方一再出现的黑窑奴工现象、年年上演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多起发生在学校幼儿园的屠童案、拐卖儿童致残行乞、充满血与火的暴力拆迁、富士康新生代农民工十几起连续跳楼自杀、造假谋利导致食品安全危机的重大案件（毒粉丝到地沟油）等等，无不是底层社会生态恶化的表征。底层丛林化的原因在于，机会结构锁闭使得下层群体获取社会资源、实现社会流动的希望变得渺茫；在缺乏生存机会、发展机会和表达机会的社会中，底层群体不得不以道义为代价，获取卑微的生存权，而这一过程往往充斥了不义、无信，甚至暴戾、残忍。强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弱者的逻辑就此形成。而底层的沦陷是整个社会沦陷的一部分。          中产下流化。在特殊利益集团垄断优质资源，社会结构趋于固化的背景下，中产阶层的形成就很困难，这使得比较合理的橄榄形社会结构难以出现；而中间层进一步向上流动亦面临困境。无论是在就业机会、涨薪升职、租房买房，还是在婚嫁、生育、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他们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身心俱疲，其社会地位难以保持甚至有下滑趋势。日本学者三浦展所描述的中产阶层向下流动的态势 4，在中国尚未成形的中产人群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公务员群体和城市白领人群展开的健康调查显示，该人群有九成认为自己过劳，八成认为感受到很大压力；超过六成人表示压力主要来自“买房供房”。 5          精英海外化。占有压倒性优势资源的精英阶层，由于社会生态的整体性恶化，其本身也处在巨大的不安全感之中。他们或是移民国外，或是转移财产。对此即使不细究众说纷纭的精英移民和财产转移的具体数字，人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前中国正在经历所谓的“第三次移民浪潮”，其主体为精英群体。而这恰恰说明，在一个恶化的社会生态中，谁都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          机会结构锁闭致使社会流动停滞，改革开放之初的那种全民感觉有奔头、奋发向上的精神不再。改革进程出现停滞也必然使整个社会失去活力，除了上述社会生态恶化的种种乱象，整个社会心态亦出现畸形：人们既迷恋又惧怕强权，暴戾之气陡增。近期发生的广东佛山小悦悦事件就是这种社会生态与社会心态的典型体现：见死不救的冷漠并非来自于普通人的道德沦丧，而是制度性的惩罚善良、制裁正义所造成的普遍的恐惧。在一个发生过“钓鱼执法”、“扶老人吃官司”的社会中，如何可能要求公众在一个事件中麻木不仁，而在另一事件中却挺身而出？          公民行动的意义          社会生态恶化来自于不受控制的权力的恶化。“社会权利失衡”，即不同群体在追求和表达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存在着巨大差异，社会力量弱小从而无法制约权力，这些巨大的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在于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扭曲。在对中国市场转型过程的研究中，我们始终面临如何看待改革的利益与代价的根本性问题：改革的动力从何而来？谁获取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谁承担着改革最沉重的代价？改革至今，“阵痛”之说，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之说已然失去说服力，因为承担代价的总是一批人，而获得好处的总是另一批人。          现行的高压维稳亦成为社会停滞的原因之一。现有的维稳思路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的。而实际上，当以稳定为由不允许农民工组织起来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不允许被拆迁户就拆迁补偿进行讨价还价之时，维稳实际上已变成维护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法企业和承包商利益的工具、成为维护开发商掠夺被拆迁户利益的工具，“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社会停滞并溃败亦与此有关。 6曾有人用一辆方形轱辘的自行车来比喻“稳定压倒一切”的做法——方轱辘确实是稳定了，但也没法前行了。          面对过于强大且横暴、失去控制、没有边界而且绑架了社会、扼杀了改革的权力，如何找寻走出困境之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曾经提出以重建社会来制约权力、驾驭资本、遏止社会溃败的思路 7，但是在特殊利益集团扼止了各种社会进步可能性的情况下，社会建设和体制改革步履艰难；而同时并不存在一个现成的公民社会等待入驻。我们需要意识到：体制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而非权力自身；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是在社会力量的逼迫下产生的；公平正义的规则是在各种力量的博弈中形成的；公民社会是在公民的参与行动中生产出来的。走出停滞状态、恢复社会活力只能从公民的自觉和公民的行动开始。          诉诸于社会力量，诉诸于个体的觉醒，方能形成对体制改革的倒逼力量。正如阿伦特所分析的，公民的性质不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而且更是一种作用和能力，自由的个体以此在共同事务中成为有效成员。相较于劳动和工作，行动置于“人的条件”的核心位置。行动是至高无上的人性的形式，没有行动的生命“简直是死寂一片，它不再是一种人类生活，因为此时人不再生活于人与人之间”。 8          近年来不时看到的各种合法的、理性的公民维权行动昭示了走出停滞的一线生机。公民的行动以人的自由、尊严以及积极进取的主体性为基础，以人的自我启蒙为条件。由此个人才不再是孤独冷漠绝望的个体，而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公民——承担作为公民的责任，为自己的权利负责，为公共事务负责。公民的觉醒与能动性——公民的勇气、公民的能力和公民的智慧是社会活力与改革动力的不竭之源，因为那是“千百万人的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2011年11月11日          1 见11月6日《羊城晚报》。          2 见人民网http://edu.people.com.cn/GB/13352837.html          3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4 （日）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 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          5 欧阳海燕，中产病人，《小康》杂志，2010年第4期。 http://www.qikan.com.cn/Article/xkan/xkan201004/xkan20100411.html          6 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2010年4月发布。          7 参见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走向社会重建之路》2010年10月发布。          8 阿伦特，《人的条件》（又名积极生活），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进入 郭于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公民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8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