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模式

打造重庆模式就是走回头路 作者：李逊达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2 本站发布时间：2011-7-2 14:46:12 阅读量：1834次

杨祖陶：与天益网（爱思想）结缘三周年 标签： 天益网 爱思想 ● 杨祖陶 （ 进入专栏 ） 一 2008年5月有幸与天益网（爱思想）结缘是我学术生涯和人生旅程中的一件难以忘怀的大事，“结缘”的机会来自我的内弟萧功秦教授的引荐。因为在这之前肖静宁只是使用电脑打打文章、收发电子邮件，而且校园网速度极慢，连1MB的附件收发都很为难。鉴于当时我的特殊不利的困惑处境，她开始想在网络上发表我已有的随笔方面的文章，她请教功秦如何办，他说：“非常麻烦，干脆我来代你发。”好了，肖静宁选的第一篇文章是1997年正式出版的、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中的杨祖陶部分，以“杨祖陶的自述”为题用电子邮件发送给功秦，他当即发给三个著名的中文网站（天涯社区、天益网、中国思想论坛）都实名放上了。其中全球华人的网上家园——天涯社区（人文）发的最快。评论一下子有12条之多，如“关注。”，“严重关注。”，还有“关注ing.”,更有“请继续。”……。数天内点击达三、四千次。这使我感到相当意外，我好像是一个从深山老林中走出来的人，人们对我是那样地陌生，又存有期待。 我感到，在人们的交往中真的是有一种“缘份”存在着，随缘是对一种偶然的机缘所持的互动的、自然的处世方式。由于功秦要我们以后直接与天益网的编辑用电邮联系，在陆陆续续发去并挂上我先前写的恩师汤用彤、贺麟先生和挚友罗荣渠先生的回忆文章后，我以为就没事了，也没有什么可发的了。谁知天益网郭琼虎先生通过功秦主动提出要为我建立学术专栏，功秦弟兄对此多次极力鼓动。但由于当时我对网络的性质与功能存在极大疑虑，再三表示自己是过了时的人，一个年龄太老的人，不行，不行！看到各学科领域的年富力强的著名学者的学术专栏非常赞赏、钦佩，觉得自己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功秦说建立学术专栏有百利而无一害，发的文章有人给你管理何乐而不为，否则已发的文章就再也找不到了。所言极是，我后来想再找天涯上我的那篇自述就没门了。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同意及时开通专栏，只是不时发去一些文章。我非常钦佩郭先生的耐心与真诚，表示对杨先生的任何文章都欢迎。我才知道不一定发随笔，也不要求写热点时评（我写不了），完全可以因人而异，建立一个个性化的学术专栏，体现天益网的多元化、灵活性。后来，我的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康德、黑格尔哲学的专门论著也出现在天益网，如我写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论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转化”和“论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这两篇合起来有5万字的长文也放上了，编辑在回信中认为虽是旧作仍有“亮点”，阅读量一天跃过千次，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啊！就这样，5个月之后的2008-10-11日我终于授权天益网开通了我的学术专栏。汤一介、乐黛云先生还向我表示祝贺呢。令人不解和遗憾的是，从2009年7月到12月天益网被封达半年之久。其间我又得到了五柳村网的贵人相助，为我建立了学术专题。天益网重启时已改名为“爱思想网”了，虽然专栏作者依然如故，网上读者已大量流失了。 为了回报网上学友，在原有的学术论文发完后，我必须努力写出新的东西来，这在过去是不能想象的。我先从“译事回眸”入手，这一系列有6篇文章，其中“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影响力是最大的。接着写的“求学为学”系列有7篇文章，当天益网刚挂出头两篇“从石室中学到西南联大”、“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不料人民出版社等的编辑就主动向我约稿出书，我真的看到了网络对我这样的老者的意义和力量。它的最终的、直接的效果就是导致我的《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一书的产生。这本书不仅对我个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关注和好评。著名哲学家黄枬森先生在此书的“序”中写道：“《回眸》不仅是祖陶一生求学为学的生动写照，而且是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传统形成、传承、发扬的一面镜子。” 肖静宁曾将天益网对我的文章所作的“首页头条推荐（含学术导读、推荐阅读）”汇总起来（其中4篇是推荐我的学生的文章），本来这一重要资料已作为附录收入待出的书稿中，最后由于篇幅所限被割舍，现编入此文，作为我与天益网结缘三周年的见证吧！ 二 自与天益网结缘直至建立我的学术专栏，我一直把天益网作为自己的学术港湾。我喜爱和信赖这个最大的中文学术网站。我认为无论它的宗旨与栏目设置、版式设计都非常适合我们当教师的人的阅读习惯，进入天益网就好像打开一本杂志，清晰明白，步步深入，内容丰富，题材广泛，信息量大，水平很高。完全没有进入有的大的网站如迷宫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 进入天益网，屏幕上方集中显示：首页、思想库、学术、讲坛、评论、笔会、专题、排行等版块。点开每一项都是一片知识、思想、学术的新天地。就拿“学术”来说，包含法学、经济、政治、哲学等12个学科；“专题”则有常设的文革研究、台海研究、毛泽东研究、底层研究，以及其它热点专题如重庆模式、药家鑫杀人案等。 天益网学术气息浓厚，定位为终身的学术平台和思想门户，以塑造社会精神，推动个人发展为宗旨。它致力于传播常识、追求真知、分享资讯，力图促进每位读者、作者的自我提升，以积极的心态和点滴的努力来推动社会进步，成为华语圈共建学习型社会的领航者。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主打栏目——来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人品和作品都有一定高度的数百名知名学者授权建立的学术专栏（思想库）。近日网管又从数百个学术专栏中建立了一个百余学者的“热门专栏”，我也忝列其中。天益网是名符其实的最具学术影响的中文学术网站，不仅流量大，而且还在于它的原则性、思想性、及时性。这个诺大的学术平台，大多数文章冷静睿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而且同时发表不同、乃至对立观点的文章供读者分析、思考和判断。 最令人感兴趣、和表示钦佩的是，编辑在极短的时间内作出的对某些文章的首页头条推荐、学术导读、推荐阅读的引导词，这些文字都是文章中摘出来的，却总能表达通篇文章的主旨与要领。我的许多文章都有幸受到推荐，我不断地感受到编辑的水平和媒体人的敏锐，因为有时有的推荐词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想到。 天益网有一个宗旨在于促进每一用户的自我提升。关于这一点我颇有体会。像我这样一辈子致力于研究理性哲学的人，习惯于抽象思维，习惯于用长句子写作，力求思想准确逻辑性强而不求生动的文章，现在要写出一篇篇可读性的随笔，这的确是一个学习和提升的过程，天益网提供给我这样一个立竿见影的实践机会。我把自己的写作严格限制在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亲身感受的事，力求朴实和真挚，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从天益网放上我的第一篇文章，三年来不断积累已达到70篇了，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数百名“思想库作者排行”中也稳居前40名（第1页）。我感到即使一个耄耋老者，只要遵循“君子当自强不息”的训词，抱着谦虚谨慎的态度，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发挥自己哪怕极有限的一点潜力，从而给自己找到一种归属感。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由于我的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只是如实地讲了合作翻译的来龙去脉和自始至终按照“电脑初译——校改——电脑订正”这样一部分一部分的流水作业的无数回合才完成的过程，而不涉及任何其它方面。我的文章的表述完全注重于事实，只有这才是我主导的合作翻译的根本，其它我都不屑一顾！此文在天益网首发后，阅读已达6700次以上。它有助于学术界了解事实真相并据以作出自己的判断。 人生的经历就是自己的财富，我会牢牢记住与天益网（爱思想）结缘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我为自己庆幸，并在此向天益网深表谢忱！ 附录：天益网(爱思想)首页头条推荐、学术导读、推荐阅读汇编 [杨祖陶：黑格尔《精神哲学》译者导言] 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既是我们全面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也是深入把握黑格尔有关历史、美学、宗教、哲学等讲演录的纲，尤其是了解黑格尔主观精神学说的唯一专著。其所蕴藏着的无数“珍宝”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财富，光彩夺目，永不减色。（2008-09-08） [杨祖陶：贺麟与黑格尔《小逻辑》] 贺麟先生的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在整整半个世纪里，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中国好几代学人，它对中国人接受和懂得科学的辩证法，领会和把握西方哲学的核心和要义，从而使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等等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2008-09-23) [杨祖陶：2l世纪中国哲学前景展望] 21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将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将在传统的基础上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产生出适应中国现实发展趋势的新形态和新成果，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将在自觉反映时代变革精神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内容和形式的革新。(2008-09-25) [杨祖陶：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现代价值] 德国古典哲学对于我们研究在它之前的西方哲学、在它之后的现代西方哲学和以它作为直接理论来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就是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把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在学术化的道路上推向更高阶段和更高层次的理由。(2008-09-30) [杨祖陶：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 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从康德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是人类哲学思维发展中一个最重要也最富特色的时期。在斗争和更替中，近代哲学的发展达到了其“古典的”高度，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2008-10-06) [杨祖陶：德国近代理性哲学和意志哲学的关系问题] 只有通过对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分别进行这样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达到对它们的真知，也只有把对这两者的真知综合起来，才能求得对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真知。唯有在这样的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才有条件真正从思想上“扬弃”这两大对立思潮。(2008-10-08) [杨祖陶：康德哲学体系问题] 康德哲学思想的这种复杂性和多重性，恰好说明了它是它那个无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哲学等等方面都处于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的产儿，也表明了它在解决哲学应走什么新的道路，应研究什么新的问题，应采取什么新的形态等等与哲学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中的探索性和创始性。(2008-10-14) [杨祖陶：《纯粹理性批判》两版序文要义剖析] 康德在写作《纯粹理性批判》时，即在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时，他的主要思路是什么?他的动机、意图、目的和步骤是怎样的?这些主要在康德这部著作一、二版的两篇序文中有许多的说明和提示，给我们提供了把握他的主要思路的基本线索。(2008-10-21) [杨祖陶：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 我们纪念黑格尔的最好办法，就是阐明他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中的伟大作用和地位，就是要认真地钻研黑格尔的著作，首先是他的逻辑学，去发现、理解、挽救，解脱、清洗从而吸收和发展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用以推进我们的唯物辩证法科学的事业。(2008-10-23) [杨祖陶：黑格尔哲学体系问题*] 贺麟先生首次提出了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构成问题，并提出了由“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三环构成这个体系的创见。杨祖陶先生认为，无论从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形式、内容和形成来看，这三环都构成了一个起点和终点重合的辩证发展的大圆圈。(2008-11-08) [杨祖陶：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 主体性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本规定性，也是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原则。本文对黑格尔逻辑学中主体性范畴的深入探究，对于理解他在各个哲学领域里所发挥的主体性原则非常必要，而且会给我们对于经久不衰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以极大的启迪和教益。(2008-11-19) [杨祖陶：黑格尔哲学史观再认识] 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史是这唯一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的逻辑发展和历史发展相一致；区分哲学的原则和体系，着重于原则的讨论；哲学与时代、世界历史相互交织、平行。唯一哲学的发展，是一切积极从事哲学思维的哲学家和流派共同努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2008-11-27) [魏敦友：“人生是一首无言的歌”——春节拜望我的导师杨祖陶教授小记] 我觉得杨老师现在生活在一个纯净的世界里，杨老师带着他对于当下现实世界的感受又一次回到了一个他所熟悉的、令他朝思梦想的、使他倍感温馨的世界里了。这样的世界对杨老师来说才是真实的世界。(2009-02-05) [杨祖陶：黑格尔关于认识论研究的原则] 黑格尔发现和制定了许多考察、思考哲学认识论问题的方法论原则，从而为总结过去与现在的各种成就，进一步发展哲学认识论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利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黑格尔超出了他的时代，黑格尔以后的任何时代也离不开黑格尔。(2009-01-20) [杨祖陶：译事回眸之五：康德“三大批判”新译的七个寒暑] 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伴随着“三大批判”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2009-02-27) [杨祖陶：译事回眸之六：黑格尔《精神哲学》首译的漫长岁月] 随着译事的进行，我从一个20岁的青年变成了一个耄耋老者。但不变的是我永远的自知自制而又心无旁骛的品格和我一生不知疲倦的挖井不止的执着。在教学、研究、翻译三结合道路上，我维系了自己的学术良知，负重致远，梦圆暮年，我真的知足了。(2009-04-14) [杨祖陶：论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转化] 近代哲学从培根起至法国唯物主义者止的矛盾运动产生了一对彼此对立的双生子——法国唯物主义和休谟的不可知论。两者之间矛盾的解决，只有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即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思辨唯心主义这两者反对不可知论的论争来解决。(2009-05-11) [杨祖陶：论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 如果不唯物主义地批判地克服其体系，就不能挽救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黑格尔的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着黑格尔哲学之为近代哲学新的出发点的本质，决定着它必然走向自我否定，它暴露了在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体系中所不能解决的对抗矛盾，也指出了走出体系迷宫的道路。(2009-05-19)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一：从石室中学到西南联大] 在西南联大，通过学习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学”，我虽然懂得了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律和形式，但我却没有因此改变对非理性哲学的信仰。在我的心目中，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仍然是我追求的最高的哲学。这种情况在以后的学习与思考中才发生根本的转折。(2009-06-10)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二：引领我进入理性哲学殿堂的恩师们] 如今，我来武汉大学已经是整整半个世纪了。值得告慰我的恩师们的是，我的为学的道路与求学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不论风云变幻，不管险阻艰难，我始终不渝地以恩师们的风范为精神力量，几十年如一日地走在探索、耕耘西方理性哲学的道路上，特行独立，但求心安。(2009-06-14)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三：学术研究以方法论为开端] 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我就下定决心，不赶浪潮，不趋时髦，而是咬住青松不放松，一头栽下去，长期沉下去，运用我所发现和得到的方法论原则，去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去原原本本地研究和探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一个一个关键性的、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难题。(2010-01-25)(注:天益网封了半年)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四：以阐明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为已任] 一个82岁耄耆老者回顾学术往昔，纵有百味杂陈，但总有一种淡定的平静和心安，我认为这才是自己在求学为学道路上的最大成功与宝贵财富。我看重的不是我的学术成果本身，而是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能有那样一份纯洁、虔诚、执着的学术追求和学术实践。(2010-01-25)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六：从范畴先验演绎出发深入探索康德哲学] 在《康德三大批判精粹》出版后，我以古稀之年，负重致远，从最细微、最艰难处注入自己的全部心血，超负荷地挑起了合作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的主导重任，与邓晓芒教授通力合作完成了这项百万字工程。我为自己实现了长久的心愿，尽了应尽的职责，既出成果、又出人才而心安。（2010-02-19） [杨祖陶：求学为学之七：从我国哲学前景出发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新视野和现代价值] 在随着市场经济而来的学术浮躁、浮夸，学术不端、腐败，乃至种种瓜分学术资源——“抢占上海滩”的恶行滋生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对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耄耋老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是足够的心安了。(2010-03-15) [杨祖陶：《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后记] 我为合作翻译的“三大批判”的持续良好而非常可观的社会效应、为其有利于学人研读康德哲学和推动学术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而感到欣慰和心中无比的踏实。伴随着“三大批判”翻译进入耄耋之年的我，心中没有任何奢望，只求一种心情的宁静。（2010-04-06） [邓安庆：守护学术的纯洁——读杨祖陶先生“学术人生回忆录”有感]]如果我们不是浮光掠影地学习和研究德国哲学，肯定就无法遗忘像杨祖陶先生这样深沉的学者，因为即便他喜欢一辈子躲在书斋中，但他辛勤劳动的成果，他那深思熟虑并经时代的沧桑磨砺得越来越睿智的哲学思想还是会冲出他的窗外，在著述中留下智者坚实的足迹。(2010-04-15) [赵林：润物细无声的学术影响与人格魅力] 当我聆听先生那富于启迪的人生教诲时，又会深切感受到，在那白发苍苍的头颅中涌动着多么丰盈的哲学智慧，在那羸弱瘦小的身躯中蕴含着多么强大的人格力量啊！这时，我才能够真正理解先生毕生所追求的目标——“为真理而真理的理论精神”和“为自由而自由的实践精神”。（2010-05-02） [杨祖陶：《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后记] 在合作翻译“三大批判”的艰巨的主导工作中，我投入了我所能投入的一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最终我却被社会忽视和遗忘。在大学的学风已败坏到积重难返的地步时，我能坚守自己的学术阵地与学术节操，我也就无愧于是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了。（2010-05-24） [《回眸——从西南联大走来的60年》内容提要]本书是作者杨祖陶——一个执着的德国古典哲学探索者与耕耘者对自己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60余年的学术与人生历程的回顾。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从西南联大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执着的学术追求与恪守学术节操的赤子之心以及与时代变化息息相关的个人命运。（2010-06-24） [ 杨祖陶：1972年一次不叫做“旅游”的旅游 ]（笔谈 阅读推荐） 像庐山这样惊心动魄的旅游以后再也没有过。这唯一的一次，又是在特殊的年代，也就弥足珍贵和难以忘怀了。如今已是耄耋老者的我与老伴相依在空巢家庭，通过回味当年的一切，既表达对异国他乡的子女的思念、赞美和祝愿，也为自己的晚年生活增添一些积极的、乐观的元素。(2010-07-28) [杨祖陶：汪子嵩与《希腊哲学史》多卷本] 相信在汪子嵩先生学术精神和学术风范的感召下，只要我们长期沉下去，摒弃一切急功近利、浮燥浮夸的恶习、树立良好学风，净化学术空气，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将会迎来新的局面，这就是4卷本《希腊哲学史》给我们的启示。（2010-08-23） [杨祖陶：平生第一邂逅] 1954年岁末在汤用彤先生家与小轨的邂逅，彷佛就在昨天！当我们已是耄耋、古稀的老人时，回顾我们从青年到中年，从初老到暮年的苦乐年华，这一邂逅对我们的生命的意义就日益显示出来了，其无比的、经久不衰的、不断深化与升华的意义与价值将伴随我们直至永远……（2010-09-30） [杨祖陶：两代人的高考故事] 我国的应试教育的高考已经走到尽头，各种改革的设想与措施正在应运而生，高考改革又是与整个教育体制相联系的.从我外孙女经历法国高考的一滴水中，或许也能折射出“他山之石”的可借鉴之处。（2010-11-06） [段德智：西南联大精神的一个标本 ] 杨祖陶先生在回眸其求学为学的曲折历程时不仅以相当大的篇幅生动地再现了其恩师们的高风亮节，而且还以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与先生同时代学者的精神风貌。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以看作是我们翔实地了解我国前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2011-01-03） [杨祖陶：时隔35年的校友]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北京大学在我与儿子的心目中依然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北京大学的独具魅力的“学术自由、独立思考”的传统、精神一定会得到弘扬，发扬光大，成为学子们向往和追求的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的学术殿堂——就像人们当年对老北大的向往和追求一样。（2011-01-11） [杨祖陶：黑格尔《耶拿逻辑》初探] 《耶拿逻辑》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来说，是一部不能、也不应绕过的重要著作。它作为黑格尔耶拿早中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有代表性的第一个哲学体系，呼唤着作为“体系导论”的《精神现象学》的到来，从而为黑格尔未来哲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做了至关重要的准备。（2011-03-13） [杨祖陶：药家鑫杀人案的简单与复杂] 药家鑫的蜕变，暴露了家庭、学校、社会在儿童、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严重缺失，太注重表面的东西，太追求自己的个性张扬，而忽视了品德、人格的要求，忽视了责任。教育应该首先教育学生如何做人，把道德、责任、人性、法制的教育提上日程，摆在首位。（2011-05-09） [杨祖陶：签证杂记] 一次与挚友汤一介学兄聊天时谈到，我们的下一代怎么会成了美国人？当时好像彼此都有一种不知说什么好的感觉…… 如果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们社会的公信力也就有了希望！（2011-05-24） [ 杨祖陶：研究汤用彤先师学行的力作——读《汤用彤学记》 ] 汤用彤先师谢世以来，学术界对他的研究与缅怀经久不衰，足见先师无可比拟的学术影响力和人格魅力。回顾14年来先生的言传身教的历程，我深深地感受到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无微不至的关爱、培育、扶持和期望。这是我一生最最有幸承受到的刻骨铭心、重于泰山的师情和师恩！ （2011-06-13） （2011-06-26定稿） 进入 杨祖陶 的专栏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笔会 > 散文随笔 > 心灵小语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643.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党报不宜将红歌“妖魔化” 作者：菁菁远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5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5 10:27:19 阅读量：118次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特别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在世界观上坚守辩证唯物主义，强力排斥一切形式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任何理论体系都是不完美的，把真理绝对化在实质上是反科学也是不人道的。中国把马列主义奉之为圭臬，而辩证唯物主义又是马列主义的哲学基础，因此，中国的执政党在理论和实践上还是强调和恪守这一逻辑理论思维形式的。但在涉及到领袖及其它关涉政党和个人的利益问题时，却往往剑走偏锋，这大多出现在个人权力极度膨胀的时代。彼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权力管控下的媒体和御用学者也整体转向，把对真理的认知上升到讲政治的高度，这其实是人治状态下的一种实用主义哲学，它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曾经被演绎到极致。 思想控制和真理垄断是人治社会的产物，这就要求理论要为个人和集团来服务，“理论家”们的作用就是要让理论在取舍和肢解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嫁接和创造，通过权力意志变成一种面目全非的“特色理论”，这就是所谓的理论的“中国化”过程。当一种所谓的理论囿于太多的利益和权力的纠葛时，变态的狂热会在权力的怂恿下，往往让人们放弃思考，社会发展的路径注定会受到影响，这在中国建国后60多年的政党实践中，有过太多的经验和教训。 建国后，中国经历了三十来年的高度集权化的计划经济时代，让整个社会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背后，经历的是一个除却精神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公平有余但效率低下，集中有余而民主皆无，当公平成为暗杀效率的工具，民主成为实现极权的手段时，主观能动作用就被无限夸大，精神变物质也就脱离了精神和物质的严格定义，变得混沌不清。这样一个严重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在整体上已经不务正业，也就遑论有什么民生可言了。当然，或许有人在彼时得到了精神上的愉悦，但这种愉悦也不过是宗教意义上的，它指向的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建国后，我们扫荡了一切与马列中国相悖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真空需要弥补，这种强迫性的灌输自然会充填到一部分人的血液中，这也许是所谓的“狼奶”吧。但一种文化往往是时代的印证，这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是权力的推动与民间的呼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滥觞于革命时期，风行于80年代前的“红歌”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有着强烈的时代烙印。因此，我们如果是发思古之幽情，唱唱“红歌”不仅不会走火入魔，而且也会勾起对历史的回味和反思，这无尝不是个有益的事情，绝不会让人说三道四。但如果用权力强力推动，用公帑不计成本的来支撑，让“唱红”成为一种群众运动，在得不偿失的同时，就无法避免人们说三道四了，这是在一个在多元社会对权力说一不二的回应，更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权力允许并给予人们“质疑的自由”，本来就是权力开明的表现。 近日来，江西卫视举办的中国红歌会已经快到了收官阶段，我偶而打开了这个频道，发现参赛选手们吟唱的歌曲题材很宽泛，和严格意义上的“红歌”已经有了极大的分野。百无聊赖之际，我间断地看了两期，歌颂康熙大帝的《向天再借五百年》就出现了三次。如果把这个也当成是红歌，在有一定影响力的红歌会上大言不惭地演唱，就有点太露骨了，毕竟革命是要以民主和自由唤起民众的，如果革命要迎来一个帝王，而且做了帝王后还要向天再借五百年，尽管没有“万岁”来的赤裸，但谁还会跟他革命呢？严格意义上说，“红歌”是产生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含有革命元素的歌曲，这是红歌的本质特征，除此之外都是欺世盗名的误导，如果有一个人唱《让我们荡起双浆》时，非说他是在唱红歌，这肯定会让人哭笑不得，这不是“霸王硬上弓”么？“红歌”还是严肃些好，那些没有革命元素但却产生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的歌曲，还是不冠以红歌为好，毕竟在那个特殊时代人们的思想只是形式上的统一，有很多歌曲还是很普世的。 人不能选择时代，只能适应时代并为时代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所以人们很怀旧，一些人唱红歌也是怀旧的表现。红歌也是在特定的年代产生的，人们去自发地吟唱是对生命的挽留和对理想的咀嚼，当权力去强力推动时，就有了些许的怪诞。适逢建党90年，这确实需要执政党来回顾和反思一下建党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对成绩的歌颂当然也是必要的，这有利于强化执政合法性。于我看来，最应该也是最值得称颂的是中共做为一个政党实行党派合作，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反抗国民党独裁专制。正是中共时刻把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做为追求，才取得了政权。因此，对于党的歌颂，应该是集中到建国前如何坚持和实践自己的理想，建国后如何修正自身的错误，未来如何来实践自己的承诺这三个基点来展开。在歌颂上，要注重形式的多样化，“红歌”只是一种不太妥贴的方式。“唱红”固然可以，如果是劳民伤财地用权力来推动，就有点得不偿失了，因为鼓励唱“红歌”不鼓励革命确实有点荒诞。但要加个注解，就有点近乎可笑了。 众所周知，偶然的联系并不一定包含必然的逻辑。但当一种现象被意识形态化后，有时不仅偶然的联系，就是胡乱的联系也会被解读为必然的逻辑，这在马克思看来都不可能的事，在他的信仰者们的手中，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四十年前的《人民日报》曾有一篇《靠毛泽东思想治好精神病》的通讯，该报道称：“精神的东西主要靠精神力量来战胜，治好精神病主要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而在几十年后，去年的《资阳日报》报道称，四川资阳等地的精神病医院依靠唱红歌等方法调节病人情绪，有的还举办了红歌比赛，比赛的图片刊登在资阳日报上后广泛流传。这一报道遂引起了全国人的围观，恶评如潮，其原因是它勾起了中国人对那个时代不堪回首的记忆。 恶作剧罢了也就罢了，多元化的社会让炒作大行其道，各路明星们也就用极端来演绎着自己的梦想，这是时代的特征，而真善美自然就会“大隐隐于市”，其标征的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而已，社会转型必然会在混乱状态下发轫，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方此之时，竞争后的选择才是社会的方向所在，而垄断下的思想和文化注定会将这个社会引向歧路。事实上，用枪杆子或权力来抢夺的只能是丛林社会下的政权，思想的阵地向来都是用良知和理性作为标尺来一寸一寸量出来的，这也符合民间“天地之间有杆秤”的俚语。从这个意义上说，“红歌”只是个过去式，它更多地承载的是一种社会理想，决不是社会问题的解药，事易时移，面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困境，只有民主与法制才能解决。当然，社会转型需要“药引子”，但“药引子”用错了有可能喝下的就是毒药了。 任何没有脱离开权力与利益的“喉舌”，它所代表的都不是公众的利益，也不应该成为公众的“代表”，这个“发声筒”不过是权力的“传声筒”，自然与公民无关。中国经济在建国后三十年放弃了那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这是在抛弃了“两个凡是”、社与资和公与私讨论后的结果，但这势必会把问题留到现在。事实上，集权与市场的结合才是中国的特色，这是不讨论留下的惨重后果，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昭示中国已经进入又一个岔道口，政治体制改革向什么方向推进则是中国社会目前应该做出的抉择。而恰逢此时，“红歌”的大行其道得到了广泛的呼应，而其可能导向的结果却与理论和现实相悖，这自然会引起有识之士的怀疑和猜测。 中国的新一轮“红歌”热肇始于重庆，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红歌变调确也是事实，这从最近的《重庆日报》的选择性报道就可以看出它们的“唱红”并非一唱了之，而且非要弄出个子午卯酉来，这种功利性是万万不可的。最近，做为党报的《重庆日报》有两篇关于“红歌”的报道，一则是《重庆癌症患者称靠唱红歌挺过化疗：一听就忘了痛》，另一则是《重庆老人进京唱红前母亲去世，坚持唱到最后》。如果前一则是强调“红歌”的功效，另一则则是对人性的误导。当然，最值得怀疑的是前一则新闻，它无异于是对“红歌”的夸张，而后一则是导致人们对“红歌”宗教般的虔诚，这是不是想妖魔化“红歌”，从而置“红歌”于死地？ 事实上，我不否认重庆癌症患者称靠唱红歌挺过化疗的可能，但这不过是一种偶然的联系，如果想从中得出必然的逻辑，就要有足够的样本和科学上的论证，否则都是荒唐的结论，其功利性可想而知。事实上，那位一直为所谓的“重庆模式”做注脚的苏伟教授也道出了其实质，他说：“你看，从一个‘儿童节’的小插曲，变成了红歌大合唱，是不是应了一句经典名言：‘必然性以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呢？”仅从这句话上，我觉得苏伟还是诚实的，事实上，他不过是通过自己的知识，在为所谓的重庆模式做一下“注解”，这就是“打哪儿指哪儿”，让枪手百发百中。 我总认为，当知识分子纠结于权力和利益时，他已经远离了知识，因为没有良心的知识就是魔鬼；当媒体被利益和权力左右时，它无异于绞杀思想的机器，远比一个变态的知识分子更可怕。

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谁能走的更远？ 作者：宋鲁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6-20 8:38:55 阅读量：1406次 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存在巨大地域差异和多民族的文明国家。因此，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成为执政原则。比如最近房地产新政出台的限购令，也主要限于一线大城市。所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模式：大邱庄模式、华西村模式、蛇口模式、苏南模式。直到现在被全国热议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 重庆和广东一个在中国的中西部，是最年青的直辖市，一个在改革开放的东部沿海前沿，是中国唯一举办过亚运会的地方城市，双方差别之大可想而知。广东由于持开放风气之风，经济迅猛发展，目前经济总量全国第一(人均GDP超过七千美元)，已经超过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香港和台湾，正日益逼近韩国。重庆1997年设市，目前经济总量排名全国第23位(人均GDP越过四千美元)。如果说两地之间非要找到什么共同点的话，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就职广东之前任重庆市委书记。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重庆模式的话，哪就是民生。重庆模式出台的几乎都是面对时弊、针对性极强的政策：打黑、反腐、唱红(信仰缺失)、吏治(官员下乡解决官民脱节)、户籍改革(城乡差别)、率先积极建设公租房(房价高)、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行业的犯罪行为(食品卫生安全)、贫困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贫富差距)、绿化重庆(环境污染)。所以，重庆模式一登场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网络上甚至自发的出现歌颂重庆模式首创者薄熙来的歌曲。重庆模式也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可：多名常委均到重庆实地考察，并高调予以肯定。虽然重庆模式只是中国中西部地区一个市的试验，但由于中国今天的份量，也同样引发世界的关注。从目前来看，也是赞声一片。颇具权威性的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在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数排名2010”中重点推介了重庆，它给予这座城市的点评是：“中国的明日乐园，长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来。”同样权威的美国《时代周刊》、英国《金融时报》则把重庆评为亚洲最佳投资城市第7位。 重庆模式更有生命力的地方在于，它的民生新政与经济发展构成了良性循环：生产总值增速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三，2010年居全国第二，西部第一;地方财政收入5年翻两番，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2.8倍。 特别值的一提的是，民生新政并没有吓倒外资、外商，实际利用外资、内资分别增长47.7%和74.2%。事实上，薄熙来到重庆以后，全市利用外资增速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2010年实际利用外资63亿美元，居中西部各省区第一位(需要指出的是，这三年恰逢西方深陷经济危机)，还在境外投资50亿美元(全国500亿美元，中央为400亿美元，地方合计100亿美元)。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2010年增长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 整体而言，重庆模式到目前为止堪称完美。不过外界也有相当的质疑声，而且主要是来自由派学者。主要的结论是认为重庆模式在搞文革。理由是不遵守司法，黑打;唱红是文革再现、干部下乡也是沿用了过去左的做法。 不过如果真的了解文革的话，这样的质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文革一是政治上的个人崇拜，二是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和普遍的贫困，三是公检法司被打倒，四是社会上没有任何不同的声音。而重庆模式没有一条是符合的。特别是被自由派大做文章的李庄案，也是以检方撤诉做为结局。在这个过程中，自由派的声音可是响亮的很。请问，重庆模式有哪一点像文革呢?(不过自由派的质疑会产生一个反效果：不了解文革的新一代中国人大概会以为文革是理想社会了) 当然这样一个新生事物有缺点是很正常的，如此大规模的打黑行动，也不可能没有瑕疵。但如果就以此来否定重庆模式，显然是难称客观，更难以服众。 不过重庆模式也有弱点，主要是薄熙来个人推动的因素过强。而且重庆能够吸引外资也和他担任过商务部长有莫大的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重庆模式能否以制度的形式加以确立，避免出现人走政灭的现象，值的考虑。但总的来说，重庆模式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所现问题的极富成效的回应，得到了上至决策者、下至百姓、国内外的支持和肯定。这也决定了重庆模式的生命力和未来光明的前景。 如果只用一个词来定义广东模式的话，哪就是民主。今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依法治省工作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可谓淋漓尽致的表达了这一理念。他在发言中称：要以民主为核心，加快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规范有序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之福。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广东人民群众在法治的阳光下平等、自由生活。追求公平、尊严和高质量的生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强烈呼声和价值取向，人们的幸福感不仅仅依赖物质条件，还要靠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来提升。 汪洋就是谈到民生，也是从法治的角度来阐述：以民生为重点，加快推进社会建设法治化。要寓民生于行政执法之中，特别是把农民工、失业人员等作为关注对象，对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予以重点保护。一句话，广东模式要打造“幸福广东”。 在中国，无论左、中、右都是民主的支持者，但内涵不同：左派认为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人民民主;右派认为多党、普选和三权分立才是真正的民主;改革派认为要走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不能照搬西方，也不绝不搞三权分立。这又以倡导《民主是个好东西》的俞可平为代表。考虑到汪洋是中共政治局委员，他的民主理念应该属于中国特色的民主之路。 不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模式除了经济发展领先全国之外，其他方面表现如何呢?事实求是的讲，广东的现实在对对广东模式说不。 广东的治安之差全国闻名。全国十大治安最差排名，广东就占了三个：深圳第一、东莞第二、广州第五。广东治安之差，曾出现过几个极端的个案：动用军队负责广州火车站治安、国民党元老后代在广州火车站现金(6万港币、4万台币、3000新加坡币以及8000美金)、身份证被偷盗一空， 竟然在广州流浪十一年;抗非典英雄钟南山在工作单位广州医学院的门口，被劫匪飞车抢夺手提电脑(当时他要参加好几个国际会议，电脑里面还有很多重要的学术资料，庆幸的是人没受伤。而且警方迅速破案—-这说明警方能力是有，但何以就是无法确保广东的安全呢?);华人社会著名作家龙应台刚到广州即被洗劫一空，于是写下名作《我就这样认识了广州》。在这篇名作中，她这样描述当地警方的表现：一个警员却花了九十分钟的时间做笔录。笔录，其实只有那三百来个字，抄下我已经写下的失窃项目。我以为他会立即“办案”，譬如说，管区警员可能熟悉那一区 的窃盗集团，会试图联系;譬如说，路口和酒店都装了监视电视，马上把出事时段的录像带调出来检视;譬如说，询问酒店的工作人员，追查线索…… 九十分钟过去了，我才发觉，警察唯一做的，是写好笔录，发给我一张报案失窃证明，以便我能到出入境管理处申请临时台胞证。其它的，都别想了。 ”龙应台广州被窃，曾成为轰动港澳台两岸四地的重大新闻，广州就这样令全世界的华人记住了它。 广东的治安这么差，以致游客谈起广州都脸色大变，经常有人说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广州的。还有这样的评论：“每次看国际新闻，我都暗自庆幸，和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相比，广州是安全的，至少没有教派冲突，也没有满大街的汽车炸弹;和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相比，广州也是很安全的，至少没有以色列的空袭，也没有政治暗杀”。现在连在广州生活的老外都知道上街的时候背包要放在前面不然会被扒手光顾，构成了广州街头独特的一道风景线。 广东省治安之差表面上看和外来打工人数众多有关，但实质还是政府的应对不力。有位负责治安的高官曾这样对媒体说：广州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如此认知，可想而知会有多少应对措施。要知道昔日的重庆市治安之差也曾排名第九—-其原因则是更为悠久的黑帮势力猖獗的因素，相对更难治理，但现在则成为治安良好的榜样。 除了治安差之外，广东屡屡令中国人(还有西方)关注的还有此起彼伏的恶性群体事件。仅六月份十天之内，就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群体性骚乱事件。但过程均不见主要领导出面。这和重庆的薄熙来亲自与罢驶的出租车司机代表对话形成鲜明对比(需要一提的是，广东是全国第一个出台《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省市)。广东的这两场骚乱都是在当地打工的外来民工或者不满工资被拖欠、计债被打，或者不满平时对执法人员勒索。显示，广东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远远不够。类似事件在此前也多有发生，如震惊世人的广东省汕尾市东洲村的农民维权事件(其他还有英德市横石水镇农民群体性事件、广东湛江校园事件、中堂镇玩具厂劳资纠纷引发的冲突、广东三江镇的警民冲突，仿佛美国动荡的六十年代的翻版)，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严重影响全国的“非典”传染、2010年震动全国的富士康系列自杀悲剧。另外2009年震惊世界的新疆七五事件，导火索也是在广东韶关市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的一起冲突。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广州，恐怕绝非偶然 。 更令人担心的则是广东的吏治。广东有关政府部门表现之落伍于时代，堪称一个全国率先开放地区的耻辱。深圳为迎接大运会，竟然下令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手段讨要工资，否则造成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讨薪也要治罪，真是闻所未闻。请问哪一个群体性讨薪不是被逼出来的?要不是有人拖欠工资，要不是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合法保障，怎么可能发生群体上访讨薪，甚至以生死要挟，看看重庆的特警都为民讨薪—-自由派当然可以指责这些特警不务正业，不遵法纪)。同时将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清出深圳。深圳市的做法甚至罕见的引发了《人民日报》的公开批评。其实《人民日报》在类似事件公开批评深圳已不是第一次。2010年46名出租车司机集体停运要求减免租金、发放油补，并抗议电动车、蓝牌车等非法营运现象长期存在。虽然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决定把出租车保证金从每车9万元下调为每车5万元，但深圳市出租汽车行业自律委员会却以他们停运造成“市民出行不便、损害行业形象”为由，把他们辞退且永久禁止其入行(对比对比重庆如何处理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令广东官员形象不佳的事件还有轰动全国的广东中石化“天价茅台酒”事件(一周购进数百万名酒，和当地民工的境遇可谓两重天)。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广东这个中国经济第一省何以“地沟油”恶性泛滥(还有墨汁粉条)。 当然，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率先富起来的省，在户籍改革(2004年)、农村义务教育免费(2007年)、取消暂住证(2008年)也走在了中国前列。但相对于其经济发展上的出色贡献，其他方面的表现却远远落后于世人的期待。客观来讲,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曾一直引领改革时代潮流的广东蜕变了。它带给国人的不再是自豪、仰慕，而是恐惧(非典)、愤怒(孙志刚事件)、失望(承办大运会的方式)和焦虑(群体性事件)，甚至耻辱(龙应台、国民党元老后代广州失窃)。 支持广东模式的学者理由有二：一是广东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但不知大运会期间相关部门的做法算不算是治理体系的创新?二是注重市场机制。但是农民工、农民的暴力性群体事件算不算市场机制运行的恶果?事实上，广东模式的问题恰在于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人类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了，市场既有失灵的地方，也有不适合介入的地方。当市场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并不能自动和有效的调节和修复。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在教育、住房和医疗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以后，造成了“上学难、看病难、高房价”的举国民怨。纵观全球，再发达的市场国家，在这些领域也都是以国家干预为主，而不是诉诸市场机制—-这也同样是重庆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这种把问题当优点的学者也算是中国自由派的一大特色。 还有一点令人奇怪的是，面对广东突出的问题，中国的自由派学者大都沉默无语，绝无贺卫方炮打重庆模式之举(贺卫方还对广州禁止当地律师参与李庄案的辩护之举保持沉默)。相反还一个个撰文肯定广东模式。如此无视事实，岂不是自丧公信力吗?反过来讲，。假设重庆出现一个广东式的问题：如孙志刚、群体性事件，恐怕重庆模式还不知道怎样被他们口诛笔伐呢。 当然也有自由派人士看到了广东模式的问题，但却无视重庆模式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性，反而把解决广东模式的办法归于推行普世价值(难道不知道印度、俄罗斯、拉美、非洲、印尼这等实现了普世价值的国家都是何等状态吗)，真是匪夷所思 哪么重庆和广东哪个模式更具全国推广的可行性?相对而言还是重庆。重庆的经济发展水平(按人均GDP衡量)在全国是中位(14 位)，从经济条件上来讲，许多省市如果效仿，经济实力不会是障碍(如建设公租房、户籍改革、补贴贫困学生)。同时重庆模式是从中共传统资源中寻找智慧和解决之道，在政治上不会有多大阻力。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重庆模式极强的针对性和立竿见影的效果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深圳2008年就成为中国政治改革试点区，但到今天表现如何? 重庆模式全国推广的阻力主要在于其他地方是否有足够的动力效仿。这就需要中央出手了。比如公租房建设，除重庆外，许多省市表现并不理想(奇怪的是主要是东部地区开工率低，广东仅28.5%、江苏30%、浙江33%。而相对落后的地区如重庆41%、河北69.7%、辽宁84%—-数据引自房价网)，于是中央出面施加压力(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6月11日指出今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包括加快棚户区改造，大力建设公租房，是一项硬任务)。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下，一旦和政绩钩，许多问题往往迎刃而解。 如果说重庆模式的软肋是否在于能够超越个人因素而制度化，同时与时俱进增添时代因素以进一步完善，哪么广东模式则在于如何把民主落实为民生，得到百姓的支持和认可。至少到目前，重庆模式的民生已经遥遥领先于广东的民主了。 曾有人把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之争上升到中国的未来道路之争，这未免太言过其实。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还是学者萧功秦先生的观点更为中肯：自由派“有心态上的浪漫主义，想把西方现行的制度直接搬到中国来，但自由主义民主选择只会导致中国无序化，导致民粹主义恶性氾滥无法控制，顏色革命就是由此而产生，在中国，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主制造成的社会分裂的后果就是前车之鉴。”“毛左派的浪漫主义则表现为把文革美化，完全脱离现 实与时代发展”。在现有框架下，“中国只有走理性、渐进的发展道路，当然，当政者决不能抱残守缺。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而统治者的固步自封只会是激进主义的温床。这是千百年来人类的歷史所多次证明的。”所以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意义就在于，中国的执政者仍然在与时俱进地、积极的探索更加适合中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