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正处于变革之中。如我在两周前所言（见FT中文网2012年3月22日文章 《中国改革攻坚之战》 ），中国经济确实需要变革。好消息是，中国经济的外部再平衡成绩斐然。坏消息是，这一成绩是以内部失衡加剧为代价取得的。 中国的国际收支余额就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见图表）。2003年至2007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2.8%升至10.1%；到2011年时，又骤降至2.9%。同期，进出口占GDP的比重先是飙升，随后又降了下来。 按照正统理论，经常账户盈余和赤字反映的是人们自愿做出的储蓄和投资决定：中国等储蓄盈余的国家输出资本，而储蓄不足的国家则输入资本。如此一来，盈余国家便享有较高的储蓄回报率，赤字国家则享有较低的投资成本。这也许是最好的结果。穷国向富国输出资本（中国即是如此）似乎有点古怪，但依照上述观点，我们没有理由质疑这种选择背后的智慧。 遗憾的是，过去30年国际金融体系的反复震荡（以2007年高收入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最为严重），让这种盲目乐观的观点变得不太可信了。特别是，美国证明了自己无法明智地运用流入本国的资本：它用这些资本来为财政赤字和不必要的住房建设融资。美国和其他资本输入国无疑应为这种糟糕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巨额外部赤字还会抑制需求。需求旺盛时这种抑制的效果并不明显，但需求不振时这种抑制就会产生严重的影响。 除了上述笼统的问题之外，过去这些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激增引发了一些具体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是由政府干预外汇市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外汇储备不断积聚导致的。2001年1月至2011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从1700亿美元增长到3.2万亿美元。在中国的政策组合中，有一项就是对这些干预行动产生的货币后果进行冲销。上述这些都是重商主义的政策。 此外，如果某国想催生巨大的投资热潮和打造强健的外部收支状况，通常而言就必须抑制消费、鼓励储蓄。现实确实如此：中国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46%降到2007年的区区36%；公共和私人消费合计占GDP的比重从62%降至49%，而总储蓄占GDP的比重则从38%升到51%。总储蓄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以很大的成本投资到了海外的低收益资产中：中国人均外汇储备达2300美元，相当于人均GDP的40%。 因此，中国外部盈余减少既有利于中国自己，也有利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我们应以何种高兴的心情看待这一结果？答案是：不要欣喜若狂。 首先，即使中国经常账户盈余占中国GDP的比重下降，它相对世界其他国家产出的比例也可能出现上升。2008年，中国经常账户盈余达4120亿美元，占GDP的9.1%。2011年的盈余略低于2008年的一半，达2010亿美元，但其占GDP的比重降到了2.9%。假设该比重保持在这一水平，如果中国按美元计的GDP年均增长15%，那么到2016年时，其经常账户盈余将超过4000亿美元。由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很可能走高，这一增长率似乎是可信的。如果想要评估其他国家被迫进行的调整，必须看各国经常账户盈余在各自GDP中的比重，而不能单看中国。 其次，与外部调整相对的是，中国国内的调整由占GDP比重越来越高的投资构成：从2007年到2010年，投资占GDP的比重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实际固定投资增幅都高于GDP增幅。经合组织(OECD)在“China in Focus”上表示：“到目前为止，向内需转型的调整反映的几乎完全是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强劲增长，这些投资都是由预算外资金支撑的。”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遗憾的是，消除外部盈余这一重要失衡的过程，却加剧了最显著的内部失衡——极其过度的投资。 假设中国在未来10年能保持每年7%的增长率（这个增长率依然较高）。同时假设，投资（包括存货投资）占GDP的比重从50%降至仍然很高的40%——这样假设是因为，为了支撑较低的增长率，投资所占的比重必须下降。再假设，外部盈余仍为GDP的3%。为了实现7%的GDP预期增长率，（公共及私人）消费必须以9%的实际增长率增长，投资则须以4.6%的增长率增长。这将是一个惊人的逆转。如果收入分配不向家庭部门大幅倾斜，这个逆转就不可能实现。而这又要求在金融体系、公司治理、甚至中国的权力结构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此外还存在一个风险，即这类改革导致的投资下降将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消费增长。结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硬着陆。 在消除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及贸易顺差方面，中国做得比我预想的好得多。然而，导致这一转变的中国国内的主要因素是，投资激增至更加令人目眩的水平，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走高。但是，中国国内现在必须做出的调整也因此比危机前更大。如果外部盈余占GDP的比重保持不变、同时经济增长率下降，那么，消费和投资的相对增长率就必须大幅逆转。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过去15年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这可行么？或许可行。但它要求消费相对于投资出现大幅增长。在经济继续增长的前提下，这可能实现么？没人知道答案。 译者/何黎

郑杭生 黄家亮： 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 ——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及其破解 进入专题 ： 无感增长 有感发展 新型现代性 社会管理科学化    ● 郑杭生 （ 进入专栏 ）   黄家亮       摘要：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所面临的一个新命题。要破解这一命题，必须在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创新。本文提出，从理念上看，要摒弃旧式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从管理体制上看，要将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以形成更好的社会资源配置体制；从机制上看，要构建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机制、创新政绩考核机制、民生资源整合机制和民生事业的社会参与机制。          关键词：无感增长；有感发展；新型现代性；社会管理科学化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经济奇迹与社会危机并存的独特发展阶段。要保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重塑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并创新社会管理和民生事业的体制机制，从而促进社会成员的“有感发展”，避免“无感增长”。          一、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从“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特别是近几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势头仍然强劲有力。但是，如何普通让老百姓切实感受到增长带来的实惠，则是一个需要着力解决的新命题。          （一）国富民强：中国社会转型的经典命题          国富民强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追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目标的经典表述。近代以来，我国由盛而衰，泱泱大国陷入了外敌入侵、民族危亡，军阀混战、四分五裂的空前危机之中。惨重的历史教训，使得“落后就要挨打”作为一种集体意识被嵌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在这一背景下，富国强兵以救亡图存，并找回民族的尊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我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首要目标。在这一逻辑的支配之下，我国的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始终是将“国富”放在第一位的，而“民强”被作为“国富”的必然结果。     但需要指出的是，“国富”与“民强”是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两个目标。一般来说，“国富”是“民强”的前提，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是谈不上普遍意义上的“民强”的。这也是过去一个多世纪，我国现代化的目标始终将“国富”放在首位的原因所在。“民强”也是“国富”的支撑条件，一个国家的老百姓普遍富起来了，这个国家也就真正强大了；反之，一个国家强大了，但其大多数老百姓却没有真正富起来、或者说大多数没有享受到与国家的财力水平相匹配的生活品质，那么这个国家的“富”和“强”都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国富民强”的科学理解应该是：国富则民富，国强则民强；民富则国富，民强则国强。          （二）“国富民弱”与“无感增长”：当前中国社会发展新格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中国奇迹”2。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更猛，在短短的几年中，GDP总量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方强国；而到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总量达到 1.33万亿美元，日本同期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正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国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一，外贸规模位居世界第三，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钢铁和水泥生产国，第二大能源消费国。这些指标都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     然而，近些年来，另外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实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不成正比例，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相反，人们感受到的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无情，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里的分歧纷争，社会分化加剧情势下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重心下移情况下民生举步艰难，滥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部门关系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居民安居乐业，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甚至相当多成员有“被增长”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          （三）发展的幻象：“无感增长”及其后果          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对于一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破坏作用。     首先，它削弱了社会成员对于这个社会、特别是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感、信任感。而一旦认同感、信任感削弱了，无论政府做什么、说什么，都难以被社会成员从“同情式理解”的角度去赞赏、去宽容，而往往会毫无理由的成为被质疑、被挑剔，甚至被讥讽的对象。即使是对某一群体有利的政策，也容易被该群体从负面的意义上去理解和接受，造成政府动辄得咎，非常被动。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向心力就会出问题。     其次，它会造成社会成员普遍的弱势化。长期的“无感增长”，使社会成员感觉到对自己、对社会都丧失信心，感觉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改变自己的现状。近几年，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一些在人们看来属于社会精英的强势群体也纷纷感叹自己正在陷入“弱势化”，“弱势心态”开始在全社会各个阶层之中蔓延3。这实际上就是“无感增长”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哀莫大于心死！”一旦这种弱势心态演变成为绝望情绪，种种形式的恐怖主义、“人肉炸弹”就会出现。     再次，从长远来看，“无感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依靠的是所谓的“比较优势”——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特别是土地资源）。即着重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通过压低土地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劳动者的报酬，来降低商品成本，从而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本文第一作者曾将这一发展阶段概括为初级发展阶段4。这一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我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大都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限制进口（特别是从中国）而扩大内需，中国大规模的出口受到了限制。要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必须从扩大内需入手；而要扩大内需，必须首先保证老百姓收入的提高，并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机制，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总之，社会成员“无感”的增长，只不过是沃勒斯坦所说的“发展的幻象”5，看似发展得很快，实际上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对发展的异化，用马凯同志的话来说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甚至“负发展的增长”6。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对传统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推进从发展理念到具体体制机制在内的全方位创新。          二、重建生活世界：以人为本与民生为重          要走出“无感增长”困境，首先必须突破旧的发展理念，重新确立生活世界的首要地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民生为重。          （一）发展主义、现代性与生活世界          “无感增长”是近代以来开始盛行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意识形态走到极端的必然结果。所谓发展主义，是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7在发展主义看来，经济的增长高于一切，一切经济增长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经济更快增长的方式来解决，发展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正如沃勒斯坦所批评的那样：发展究竟为谁或为什么要发展？什么在发展？经济增长是否就等于改善人们的福利、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价又是什么？对弱势群体的影响又如何？除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以外，有没有另类的发展（或“不发展”）轨道，能更直接改善人们的生活？谋求发展又有什么政治含义？这些都是发展主义忽略了的重要问题。8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发展主义”的盛行是旧式现代性的必然产物。回首自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社会发展历程以及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就不难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为了满足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人类选择了以掠夺自然界的初级要素资源（土地、矿产、水等）作为聚敛财富的基础，生活世界被摧毁了。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现代社会的经济日新月异地飞速发展，科层体制、规则体系等系统世界随之日益健全，“物”的世界，一片繁荣景象；但另一方面，社会分裂、社会疏远、社会冲突、社会压抑、社会冷漠等如影随形的缠绕着现代人的心灵世界，使得“人”的世界趋于“异化”。社会进步即意味着代价，社会丰裕也意味着贫困，发达与落后、繁华与凋敝、兴盛与破败始终相依共生。所谓风险化社会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反过来，人们也被迫以风险方式来应对风险社会。循着这条轨道，人类与幸福的愿景渐行渐远。这就是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的双重代价基础之上的旧式现代性的必然后果。9     正是基于对旧式现代所造成困境的反思，本文第一作者提出了“新型现代性”的理论范式。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共赢，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是一种服务于人类解放的现代性，使现代性最终向人类自身解放的目标回归。10对于人性回归和生活世界重建的倡导是新型现代性理论的题中之意，也是我们对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人的命运的回应。          （二）新型现代性视野下的“无感增长”及其突破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也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展开的。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遵循的是典型的旧式现代性和发展主义逻辑。这主要表现为：第一，发展的目标是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问题，摆脱贫困状态。第二，发展的手段是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其它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11 这种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但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有限的初级资源。第四，参与发展的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处于失衡状态，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12     正是这种旧式现代性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使得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提高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成员“无感增长”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要走出“无感增长”的困境，从深层理念来看，就必须得摒弃旧式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按照新型现代性及其相对应的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的理念，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所谓“以人为本、民生为重”，就是要始终把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人”的需求的满足上，要真正把经济增长与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联系起来，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而是为了老百姓生活得更加有品味、更加有尊严、更加有幸福感而增长。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科学化与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说到底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配置不合理、不科学，没有形成经济增长成果共享的氛围和现实。要矫正这一现状，最重要的就是要构建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体制。这就涉及到胡锦涛总书记所强调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13。所谓“社会管理科学化”主要就是使我国的社会管理更加实事求是，更加符合社会管理的规律性，更加体现以人为本，并使它们转化为有可操作性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落实为有可行性的社会政策，从而保证我国社会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全体社会成员，造福于民。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努力满足群众的愿望和需求。具体来说，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14：     第一，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相结合。突出源头治理，强调治本管理，把治标管理与治本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所谓治标管理，就是我们过去习惯的应急性、“灭火式”的管理。而所谓治本管理就是从源头抓起的管理，主要包括三个要点：以改善民生为重点、注重制度安排的公平正义、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现在多发凸显的社会矛盾看，从燃点多、燃点低的社会问题看，最主要的根源就在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不到老百姓的民生福利上，应该说，这是最大的脱离群众。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如果不给老百姓实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现在确实有些干部舍不得把钱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已经发展为政治问题。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发事件越多的困境。这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治标。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这是有效得多的办法。这当然不是平分，平均分配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吃过亏，也要避免。     第二，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本来就应该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其中除了监控以刚性管理为主外，服务、协调、组织都是以柔性为主的。标本兼治的社会管理，则更应该在实行方式上体现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的有机结合。治本的管理本身就是以柔性管理为主的。柔性管理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加大财政投入、德治法治并重、突出社会服务。以第一个方面为例，2011年末我们承担了北京市大民政的一个课题,题目叫《“大民政”的理论和实践与适度普惠民生之路——夯实世界城市基础的“北京经验”》，通过调查我们很受启发。北京市大民政近两年来出台200多项惠民政策，都需要投入。例如，就北京市65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公交免费、公园免费这一项就要支出80亿。其他，城乡居民死亡，一律每人补助5000元。义务兵补助，改变过去城市户口是农村户口几乎2.5倍，一律改为城市的标准10000元，农村65岁老人的生活补助每人每月200元。都需要财政投入。但是，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而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这就是用大幅度增加民生福利来“倒逼效应”，迫使减少那些与民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开支。     第三，社会服务与社会管理相结合。实际上，社会管理，既是管理更是服务。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15最佳的管理方式是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强化服务提高社会管理实效。柔性管理的最切近群众方面，老百姓最能切身感受到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服务。     第四，社区管理与社会管理相结合。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正逐渐成为各种社会群体的聚集区、各种社会利益的交织处、各种社会矛盾的交汇点、各种社会组织的落脚点、各种社会资源的承载体，也是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的支点。因此，无论是社会管理，还是社会服务，都离不开社区这一基础平台。就社会管理来说，其重点、难点和亮点都在社区。因此，必须将社区管理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建立起能够最大限度容纳各种主体、整合各种资源、发挥各方面能动性、高效承载各种功能、并实实在在改善社区民生的新型社区管理模式。     第五，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胡锦涛在关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中，也对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相结合做了精辟的论述。他说：“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16”这里，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说的是政府一块；强化各类企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说的是企业一块；而各类事业单位、各类社会组织、各人民团体、不同阶层的群众参与，则是社会一块。这三块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作用都要加强或强化。它们之间不是一块压一块的关系。这就是说，在中国，“国家-社会”两维或“政府-企业-社会”三维相互合作、有机统一的。它们之间的分歧、矛盾也是按照这样的理念来解决的。     第六，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相结合。社会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一方面，社会管理应始终坚持科学严谨、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态度，不断探索其中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社会管理作为对人的管理，应强调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特别是从教育疏导入手，融法、理、情于一体，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心情更加舒畅，从而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          四、创新民生工作机制：普惠民生与有感发展          要促进社会成员的“有感增长”，还必须形成各社会主体真正愿意关注民生、主动关注民生的工作机制，使公共服务能够惠及全民，使老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经济增长给自己生活品质所带来的提高，这就是“有感发展”。     第一，构建收入分配的合理调整机制。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提高占GDP的比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劳动者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程度的直接反应。当前，在我国大陆地区，这一比例只有37.2%，还不到40%，与发达国家在60%以上，差距太大了。而且，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中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20多年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与1985 年相比，下降了近20%。17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指标当中，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是年均7%，同时也明确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在7%以上。把GDP的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明确挂起钩来，使居民收入增长与GDP保持一致，在中国社会，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其次，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特别是要注意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再次，要健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要建立居民收入、福利与物价的联动机制，保证收入的实际效用不贬值。通过这些机制，逐渐调整过大的贫富差距，形成一个合理的、具有弹性的社会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阶层都有希望，也都有危机感，上层永不松懈、中层永不满足、下层永不绝望。     第二，创新政绩考核机制，将民生工作指标纳入各级政府的考核范围。中国特殊的体制下，自上而下的基于“目标责任制”的政绩考核机制对各级政府来说是一个指挥棒18。长期以来，民生工作、社会建设之所以反复强调但总是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GDP不用强调，各级政府都将其看做是头等大事，很大程度上是跟我们的政绩考核体制有关系的。GDP是硬指标，而民生工作、社会建设等往往属于软指标。而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主要是看硬指标，这就造成了被广泛诟病的唯GDP主义现象。如果能把人们的满意指数、幸福指数、社会的和谐指数等民生指数都纳入硬性的考核指标，各级政府就会有更大的动力，来将经济增长的结果转化为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创新民生资源整合机制。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但是，制约当前民生工作的一个重要障碍，在当前的体制之下，民生工作的资源呈现出严重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格局，难以有效整合、形成合力。北京市从2008年开始，开始推进的“大民政”理念和实践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作为一种新的工作理念，“大民政”强调站位全市的大局观、统筹协调的发展观和以民为本的价值观；作为一种新的工作机制，“大民政”强调破城乡分割、部门分割，改变社会参与不足，建立一个跨区域、跨部门解决民生问题的工作机制，使民生工作职能、职责得到全面整合，通过建设大民政统筹机制、联动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推动民生工作由“散”到“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19他们的思路在解决民生资源的整合问题上，是具有创新性的，值得在全国推广。     第四，创新民生事业的社会参与机制。民生事业的发展单纯依靠政府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的各种组织通力合作、共同治理。但目前，由于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使得第二、三部门的参与受到很大的限制。实际上，无论是对企业组织来说，还是对社会组织来说，民生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参与潜力和价值的领域。民生经济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一个有力的增长点，但目前社会参与渠道还太窄，很多想进入的企业和社会组织进不来。因此，当务之急是拓展参与机制，构建起由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民生事业发展格局。     总之，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是当前我国社会所面临的一个艰巨而迫切的历史性课题。这一课题的解决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实现了从国富到民富、从国强到民强的转变，意味着一个真正的“国富民强”的大国崛起了！          参考文献：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     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马凯，《中国不要“没有发展的增长”》，载于《企业管理》2004（1）。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于《社会学研究》2009（2）。     吴世民，《以大民政理念推动首都民生创新发展》，载于《前线》2009（11）。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许宝强，《发展、知识、权力》，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郑杭生，《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1-04-21。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郑杭生、杨敏，《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1）。     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版。          注释：     1［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黄家亮（1980-），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理论社会学及其应用。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人文社科类项目（郑杭生主持，编号：YB201010002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2 参见林毅夫、姚洋，《中国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 《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 载《人民日报》2011年05月05日。     4 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5 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6 马凯，《中国不要“没有发展的增长”》，载于《企业管理》2004（1）。     7 许宝强，《发展、知识、权力》，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8沃勒斯坦，《发展是指路明灯还是幻象？》，载于许宝强、汪晖选编，《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9 郑杭生主编，杨敏、黄家亮副主编，《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第125-126页，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1版。     10 郑杭生、杨敏，《两种类型的现代性与两种类型的社会学——现代性与社会学的全球之旅》，载《福州大学学报》，2005（1）。     11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 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发展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8（2）。     13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4 这部分的主要观点已在本文第一作者执笔的《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一文中已有简单表述。参见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郑杭生执笔，《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人民日报》2011-04-21。     15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6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2011年2月19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载于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最后访问：2011-5-15。     17 《全国总工会最新调查：劳动报酬占GDP比重连降22年》，原载《解放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5/17/c_12108971.htm，最后访问：2011-6-1。     18 王汉生、王一鸽，《目标管理责任制：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践逻辑》，载于《社会学研究》2009（2）。     19 吴世民，《以大民政理念推动首都民生创新发展》，载于《前线》2009（11）。 进入 郑杭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无感增长 有感发展 新型现代性 社会管理科学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社会学 > 社会思想与理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91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薄熙来发自肺腑一席话惊动中南海      薄熙来指出：“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老百姓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薄熙来说，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 薄熙来说，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给重庆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在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薄熙来说，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 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家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薄熙来说，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和道德。事实证明，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毛泽东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重庆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重庆要建开放高地，还要建道德高地，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和先进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彻底发飙：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指出，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 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 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薄熙来还给这些人“画像”： 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 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 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 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 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 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 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 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 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 级。 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 薄熙来指出，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重庆去年的“大下访”和今年“大走访”，接到1.8万个积案，80％是该解决、而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还有一些干部，长年“走读”，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区县干部住主城，根子不在基层，这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薄熙来说，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有老百姓批评说：“现在的路越修越好， 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气派，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反躬自问，有没有 这些问题？干部“只有沉得下去，才能提得起来”，市委一定要多用、重用那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 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说，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去为人 民办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离了这个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80％是实名举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 不要像那些腐败分子，不识文化瑰宝，只认金银财宝 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积极做事，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实！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在有限的人生，“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充实、积极，才能干出很多有意义的事。 改革由 “ 跟跑 ” 到多项 “ 领跑 ” ，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也由“跟跑”到多项“领跑”。改革是具体的，比如，我们率先在全国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率先大规模建 设公租房，率先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我们还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带动 农民增收200多亿元；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改革领域的一系列重大突破，为山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方面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如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等，要继续深化、完善，还 要在医疗、教育、财税、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咱重庆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先行先试的独特条件。各区县、各部门都要开动脑筋，拿出一两项有创意、有价值的改革举措。把各个区县的创意拢一块儿，就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 薄熙来说，重庆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近几年，我们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 备制造、化医、材料、能源和轻纺7大支柱产业，改变了过去汽车摩托车“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市属国有资产从5850亿快速增至1.5万亿，仅次于京津沪。民营经济总量从2385亿增加到5000多亿，翻了1番多。国进民也进，在快速和优质增长中，结构也是合理的。这使发展更有后劲、更有活力，我们也更有底气。 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 薄熙来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锦涛总书记作出 “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家宝总理多次听取重庆工作汇报，亲自推动形成“3号文件”。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克强、国强、永康等中央领导同志，均十分关心重庆，给予很多鼓励、指导和具体的帮助。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都多次来渝，给予很多关心和宝贵的支持。国家各部委也倾力相助，与重庆签署了74个部市合作协议。山城人民对这些念念不忘，感念于心。 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发展就如一场“接力赛”。直辖以来，德邻、国强、镇东、汪洋4位书记，海清、叙定、鸿举3位市长，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干下来，为重庆发展“费尽移山心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历任老领导的辛勤工作，尤其离不开直辖以来历任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些年来，市政府有能力、有创意，而且勤奋务实，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全面贯彻民生导向的发展思路，成效显著。市人大、市政协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组、宣、纪、统及各部门都有诸多创新之举。驻渝部队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工青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发挥各自优势，助推中心工作。40个区县有如40只“小老虎”，虎虎有生气，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全市上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抓改革、促开放，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惠及了千家万户，使许多家庭实现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安居乐业。咱山城人民肯吃苦、能干事，只要按科学发展的路子走下去，前途会更好！ 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 薄熙来说，重庆能有较大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走了民生导向之路。这几年，市委开了8次全委会，每次都关乎民生，特别是三届四次、七次、九次全会专题研究民 生，提出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就是要通过改善民生，来拉动内需、增加消费、牵引改革、促进发展。回过头来看，走民生导向之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越走路越宽，心里很踏实。 薄熙来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 同志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富 裕、共同繁荣。”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造福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民生导向，改善和 保障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方向。除此而外，不可能、也不会有其他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 为发展而发展，我们是为民生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才倍感方向明、干劲足、办法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只有坚持民生导向，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增强发展的原动力。如果群众看着领导干部不干实事，整天想着升官发 财，他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反之，当干部群众看到领导干部从早忙到晚，周末也想着工作，全力以赴地干，发自内心地改善民生，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们就会产生强 烈的共鸣，就会想，这个党，这个政府真为我们着想啊！这样，就会在全市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自然就会大有成效。 薄熙来说，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看，生产力三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怎样把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说到底，还是要坚持民生导向。围绕民生抓发展，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三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了，生产力自然就会大发展。反之，如果劳动者辛辛苦苦地干，得到的实惠却不多，年复一年，生产积极性必然受挫，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下降，发展就失去了原动力。 薄熙来说，有些人认为，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但并未看到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想，总要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才能提高百姓的生活啊。这看似有 理，其实行不通。你怎么把经济发展起来啊？说到底，还得靠百姓，靠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还得靠改善民生啊。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的。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如果一定要等到发展起来再研究分配、改善民生，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 高歌猛进，经济能实现跨越发展，就是因为坚持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比如为中低收入者盖公租房，发展微型企业，每年市级预算用于直接民生的支出比重在 50％以上，百姓普遍受惠，当然就能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 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薄熙来说，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的消费 往往被忽略。不少地方重投资，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而实际上，消费也很重要，搞好了，就有了内需；市场也随之活跃，就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 之，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穷人想消费却没钱，从而导致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产能过剩， 企业也就少了用武之地。在宏观经济格局中，哪个地方消费水平低下，经济地位也会随之下降。 薄熙来说，正在西方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起来，欧美的经济产出已经不小了，但只靠那少数的富人去消费，就是可劲儿吃，可劲儿花，也终究是有限的；广大百姓有需求，渴望改善生活，却没有财力；最终是市场萧条，大量企业停工或破产，酿成经济危机。 重庆通过加大投入，改善民生，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 10 个百分点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通过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一是促进了消费，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两翼万元增收”、发展微型企业、地票交易，累计拉动消费4000多亿元。二是增加了就业，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可以新增就业岗位550万个。三是拉动投资，“五个重庆”累计投入1.3万亿，“民生 10条”累计投入3000亿，“共富12条”还将投入1.1万亿，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改善民生是打基础、练内功、利长远之举，重庆地处内 陆，有可能成为内陆的消费高地，从而提高重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利于长远发展。 通过民生导向，还可以带动生活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节能环保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四是促进社会和谐，降低维稳成本，最终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咱重庆的同志，正在进行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探索，一是我国西部能不能成为开放的前沿？二是共富之路能不能走通？能否实现“经发”与“共富”的双赢？第一个探索，我们正致力于在西部地区建成一个能大量吸引外资，而且“引进来”、还能“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开放高地。改革开放 30多年了，过去的开放高地都在沿海，一提西部，人们往往想到山高路远，“扶贫帮困”。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海各省市发挥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多个开放高地，这对于深化全国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而重庆正在进行的探索，给了中国经济界很多积极的信息。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应当成为西部一个开放的高地。 薄熙来说，第二个探索，民生导向拉动经济发展之路能否走通？在经济快速优质发展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发展状态和理想境界，古今中外还没有过。西 方经济发达，但是两极分化。我国经济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在经济优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圆满了，就不仅是对 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还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即不是只有欧美模式才能把经济搞上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照样行，如果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实现 了共同富裕，就是一条科学、正义的发展之路，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意义，对人类也是个有益的贡献。 薄熙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过科学论述，概括地讲，就是共同富裕。尽管这条路还没有先例可循，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 咱重庆这些年就是在这条路上努力探索，一方面经济加快发展，一方面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就业，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较快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在不 断提升。尽管道路曲折，可能会有阶段性反复，但只要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把 “ 民生 10 条 ” 、 “ 共富 12 条 ” 件件落实到位， 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说，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我们要认真领会并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民生10条”件件落实到位，把“共富12条”全面铺开，一项一项抓好，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最后强调了岁末年初的几项工作。一是关心关爱群众。各级各部门要更加关心百姓冷暖，落实好“三项制度”，勤走结对的“穷亲戚”。不能大而化之，要把 好事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二是稳定安全。元旦、春节将至，要特别注意建筑工地、烟花爆竹、地质灾害、交通事故、食品药品等方面的安全，严加防范，慎之又 慎。三是清廉过年。要追求高雅、文明的过节方式，过好“廉”关。 “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发展快中见好，经济增速上升到全国第一位，五大经济指标增速也位居全国第一。良好的发展势头，源自于五方面的工作推动日前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全委会，专门通过一个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强调要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 重庆要打造共同富裕的城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有着具体可操作的规划。到2015年，重庆要实现五大目标：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不足30％，提至50％以上； 二是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房覆盖之下，让更多的人从“房奴”中解放出来； 三是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 四是以政府补贴方式新建15万个微型企业，以创业推致富； 五是让千万农民成“有地市民”和有产阶层。到“十二五”末，重庆基尼系数要由现在的0.42缩小为0.3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现在的3.3：1缩小到2.5：1. 重庆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地大力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很有现实针对性。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景。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强调：“即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突破4000美元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共同富裕显得尤其紧迫。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4000美元是社会矛盾比较凸显的时期，特别是贫富悬殊所引发的“仇富”情绪可能会酿成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按照国际共认标准，基尼系数的合理范围应控制在0.3至0.4之间。超过0.4，社会利益矛盾会明显增多。 目前欧美与日本的基尼系数普遍控制在0.24至0.36之间，而据专家研究，2010年中国实际基尼系数已超过0.5，可见我们已经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关 口与节骨眼上，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勇敢闯关。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财富积累，中国也已基本具备了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但应看到，大多数群众仍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如果贫富悬殊越拉越大，显然社会就难有和谐，经济发展的快车也会戛然止步。正是基于对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忧患，重庆扎扎实实推进共同富裕，很睿智，具有风向标意义和价值。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重庆做法也可供借鉴。首先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做蛋糕很重要，是前提与基础，蛋糕做大了才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但分 好蛋糕也很重要，蛋糕分得公平、合理，才能激发群众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蛋糕也才能越做越大。二者应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目前国家财政的 蛋糕已经很大了，打造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应提高国民收入所占蛋糕之比例，尤其公共财政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众倾斜。 其次是教育、动员、引导富人多尽社会责任。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更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人，但强调先富帮后富，富人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必要 的。在发达国家，富豪们普遍奉行这样的人生信条：“守着金钱财富去死是可耻的”。所以，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比较之下，淡漠公益是中国许多富人的道德短板，亟待修补。如果富人们普遍热心公益事业，对缩小基尼系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西方震惊：薄熙来对西方国家说出了这样的话 薄熙来说，人生在世，转眼就到退休。青年人要在有限的时间中多读些经典，从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是习惯性地上网、看电视，不加选择地去看书报杂志，虽然也能接受不少信息，其价值含量是有限的，而一般信息是不能代替经典的。 薄熙来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些事，一定要抓住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强、精力最旺盛的青年时期，多读经典，广泛汲取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毛主席青年时代 在长沙，常常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独立寒秋”，静心思考中国革命的大事；同时又废寝忘食，博览古今中外典籍，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 功底。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在延安也静下心来，就着窑洞的灯火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堪称读经典、写经典、用经典的典范。 薄熙来说，读经典一定要选好书。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四大名着、唐诗宋词等，精彩纷呈，引人入胜。马恩着作，博大精深，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我 国领袖的文选，也是深入浅出，从思想到语言都十分精彩。这些书要好好读，反复读，有些段落还要背下来，随时可用，受益无穷。一些人提倡包容性、多样化，但 再包容、再多样，也不能没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一定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主干挺拔才能根深叶茂。 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部分人勉强度日，最终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薄熙来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个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 盾。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尽管外表光鲜，实则危机四伏，贫富差距已经很大。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把大把捞钱；大部分人却苦挣苦熬，勉强度日，难道人 类总能容忍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公吗？！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中的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并不可能靠自我完善加以修补，从而实现长治久安，最终将导致严 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薄熙来说，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静下心来想一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共同富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更是跃马扬 鞭，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说明共产党是有本领的，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也最直观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 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说教，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是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毛主席曾讲，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 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鲜明地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前不久，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共富12条”，就是 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些措施条条实打实，沉甸甸，我们一定要埋头苦干，将其全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在共同富裕问题上，能够真正把基尼系数降 下来，把区域差别缩小，那咱重庆就是对全国发展的大局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搞改革开放，诚意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 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那种社会从历史、从宏观来讲，走到一定程度都是撑不下去的。只有社会主义始终追求共同富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让全民的生活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有后劲，未来不可限量。 薄熙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植根于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论在文化上，还是思维理念上，都可提炼出地 久天长的精华，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比如“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话感人至深，影响古今，魅力无穷。继承这些思想文化，我们就有力量和智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中也有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既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善于创新，敢想敢干，敢作敢为。 薄熙来说，这些年，市委、市府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但也有些议论。比如“打黑”、“唱红”，又如“共富12条”，总有些说三道四的。我的想 法是，只要于民有利，我们就要旗帜鲜明，敢于坚持，敢于碰硬，认准的就干，而且要努力干好。现在有些干部，倾向于回避矛盾，还喜欢说“和气是福”，主张 “少招事”。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今天我们也要为人民拿出追求真理的勇气，直面矛盾的胆识。希望我们 高校的老师、同学坚定不移跟党走，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全市人民一道，迎接挑战，努力拼搏，把我们钟爱的重庆建设好。 重庆的发展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 薄熙来说，重庆是一个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府艰苦创业，为重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年，我们在抓“唱红打黑”、精神文明建设 的同时，经济建设也没有停步，取得了新的进步：GDP增速连续3年保持15％以上，去年达到17％；财政收入去年增加49％；利用外资由2007年10亿 美元升至去年的60亿，今年可达80亿；对外投资还实现了50亿美元。我看重庆人很能干，且还有潜力！现在我们改善民生、拉动内需，走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政府正不断探索，在全国率先启动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内陆开放高地和两江新区的建设也已全面展开。这些实践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我们期望高校的师生能充分了解重庆的变化，并努力融入到这个令人心动的发展洪流中去。

何清涟 发表 于 四月 3, 2012 4月1日，在2012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期间，央视主持人芮成钢向前NBA球星姚明发问，姚曾经“年收入4、5千万人民币”，而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年收入不到20万，为何“大家同样辛苦、同样工作，最后的反差非常大”，姚明的回应是，“两人是在不同体制下发展，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 此话引起网友热议，大家都知道芮成钢错了，却不知道姚明的回答也只对了一半，官员与球星“属于两种不同的分配方式”正确，“两人是在不同的体制下发展”似是而非。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双方薪酬是不同的薪酬定价系统所给定的”。不过，这怪不得姚明，他并非经济专家，但已经迅速机敏地抓住最本质的问题，即不能拿名球星与官员做比较。因为即使在美国，从总统、州长到国会议员等政界人士的薪酬，都无法与名球星、好莱坞明星相比。当然，也不会有人会象芮成钢那样去拿两者相比较，并扯到收入分配公正这个问题上来。 名球星的薪酬高，是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以来发生的事情。全球化开始的时候，正好是电视机普及的时代，这就使人们对球赛的消费超出了球场，人们通过电视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球赛。由于一些专才的高知名度提升了球赛门票价格，增加了全球转播收入，人们逐渐意识到社会中少数专才的市场价值，于是著名球星可以参加门票与转播收入的分成。一些商业化运动项目（行业）的翘楚——如棒球、篮球、足球业的顶尖球星与拳击手的收入逐渐上升，终至出现姚明这样的天价薪酬球星。与此同步，各个行业如律师、企业管理、投资银行业的顶尖人才的薪酬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上涨，他们的薪酬虽然不如顶级球星那样丰厚，但年收入逾百万成为常见现象。他们的生活之奢华也让人吃惊，比如一些公司在纽约，人住在新泽西的企业高管，竟然每天上下班都乘坐小型飞机，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为了节约开支，这种奢华举止才算是停止。 理论总是姗姗来迟。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的专家们对上述现象从各个角度加以分析。政治学家认为这意味着着社会特权的转移，所得税下降损害了原来的公平原则。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赢家通吃”（Robert Frank以及Philip Cook的观点）。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罗格•马丁（Roger Martin）的说法让那些强调“人力资本”重要性的经济学家听了满心欢喜，他认为专业人士的薪酬飙涨，原因在于世界开始意识到，“才能”比“财富”更稀缺、更有价值。总之，各学科的专家们的解释中，只有经济学家偏重于认为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习惯了市场竞争的美国人当中，虽然很少有人将其纳入社会分配公正的范围内加以质疑并讨论，但也在反复问：为什么要付给顶级明星那么多钱？ 2010年10月11日，《纽约客》（The New Yorker）发表被誉为“本世纪前十年全球最顶尖的十位思想领袖”之一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Talent Grab：Why do we pay our stars so much money?”（人才争夺战：为何要付给明星那么多钱？）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该文认为，经济学家阿亚•查卡尔（Aya Chacar）和威廉•赫斯特里（William Hesterly）在《管理与决策经济学》（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的一篇文章中提供了答案。这两位经济学家引用加州大学（UCLA）洛杉矶分校人类学教授阿兰•佩奇•费斯克 （Alan Page Fiske）的“关系模式原理”阐述其观点。由于该文阐释得比较简单，我从费斯克的主要著作《社会生活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ocial Life）一书里引述其观点。费斯克认为，由于生产模式根植于主体间的关系，根据主体之间的特殊组合特点，他提出了“关系模式原理”。 根据费斯克的理论，主体之间互 动有四种基本类型，跨越时间空间依然有效： “在所有文化中，人们绝大部分时间仅使用四种基本模式来组织社会的多数情况”，第一种模式为公共分享（communal sharing,CS），是基于互惠的血族关系或世系，如家人、手足等，这是一种照料和分享的关系，关键的关系为“财产”；第二种模式为权威等级（authority ranking，AR），有着垂直等级排列的人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如上司和下属。在农业或封建领地类型的社会，权力等级处于统治地位，这种关系以效忠为基础；第三种模式为平等匹配 （equality matching，EM），如同学、战友，该关系中的人需要达到和维持平衡，如轮流值日、等待分配等，这是一种平等和互惠（equality and reciprocity，ER）的关系；第四种模式为市场定价（market pricing，MP），这一关系中的人需要用比率或概率来进行评估，如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社会决策的得与失等，这是一种公平和均衡的关系。以竞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受市场定价的支配，这是现代社会的主导模式。在任何情景下对模式的选择都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互动的本质。 查卡尔和赫斯特里在分析了费斯克的“关系模式原理”之后，认为这正是人们对“才能”的价值集体改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专业人士与雇主的关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综上所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特别在美国）每个行业的“明星”能够获得巨额薪酬的原因，是因为市场定价系统的作用。由于这些明星人物的才能都是稀缺的，因而能够获得稀缺物品的定价；扬州市市委书记谢正义的年收入不到20万，那是因为他的薪酬属于权力等级系统给定。相比较而言，做市委书记的人才与做顶级球星的人才，当然是后者属于稀缺物品。 姚明的回答如果是：“我与谢书记的薪酬是属于不同定价系统给定的”，那就是非常完满的答案。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标签： 2012博鳌亚洲论坛 , voa , VOACHINESE , voachineseblog , 官员 , 芮成钢 , 青年领袖圆桌会议 , 顶级球星  |  Leave a rep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