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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李克强: 改革创新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李克强: 改革创新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进入专题 : 改革 创新 中国经济    ● 李克强       尊敬的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与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见面。我们开会的地方——博鳌,十多年前还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渔村,现在已成为可以共商亚洲发展之计的大平台。博鳌是在中国和亚洲开放发展中快速成长起来的,它的开放与变化表明了中国与亚洲、亚洲与世界的联系日益密切。可以说,身在博鳌能够“博览天下”、“博采众长”,博鳌论坛是一个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开放包容的大平台。论坛本次年会以变革的世界为背景,谋求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很有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对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远道而来的嘉宾表示诚挚欢迎!     世界在关注亚洲,亚洲也在关注世界。当今时代,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调整和变化。我们看到,虽然全球经济显露恢复的迹象,一些国家出现好的增长兆头,但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尚未消除,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持续,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仍然是一个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同时,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一轮科技变革与产业创新正在孕育,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在曲折中推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调整,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博鳌论坛诞生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十多年来,亚洲国家在应对风险中提高了自身免疫力,在调整变革中促进了经济健康发展。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中,亚洲经济率先复苏,呈现出比较好的基本面。目前,亚洲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30%以上,亚洲经济增长对世界的贡献率超过30%。亚洲成为全球新兴经济体最为集中的地区,后发优势和发展潜能进一步展现。     当然,亚洲许多国家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区域内各国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资源环境制约日益加剧,地区安全稳定存在挑战,发展的道路并非平坦,成长中的烦恼也不少。同时,一些国家和地区还面临经济增长下行、物价上涨、就业压力加大等问题。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对待。     亚洲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但机遇多于挑战,困难可以克服。回顾历史,亚洲孕育了多个文明,创造过辉煌。近代以来,亚洲历经磨难和考验,在奋斗中不断发展。现在,亚洲已经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亚洲人民正在携手创造新的崛起,面向世界,走向未来,迈向现代化。在世界调整与变革的大势下,我们愿与亚洲各国一道,凝聚共识,携手努力,应对挑战,战胜困难,共同推动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一是立足内生增长。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独特优势,也是亚洲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亚洲人口约占全球的45%,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各国国内和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内需市场潜力巨大。亚洲还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劳动人口,有最大的工程师与科研人员队伍,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的同时,着力开拓内需市场;在保持投资适度增长、增加要素投入的同时,充分发挥消费的作用,发挥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潜能,亚洲经济是能够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的。     二是秉承开放包容。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过去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开放中实现的,今后亚洲进一步发展仍需坚持开放,包括向世界开放和各国相互开放。实行开放的地区政策,在开放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对亚洲持久发展意义重大。各国应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学习借鉴,倡导包容性增长,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沟通协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和能源资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结构和国际金融体系调整改革。同时,我们欢迎地区外国家参与亚洲发展进程并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有利于促进亚洲繁荣,有利于促进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深化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参加本次年会的嘉宾有1/3来自欧美国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洲更加开放。     三是实现互利共赢。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亚洲国家之间各种务实合作不断加深,东南亚、中亚、东北亚、南亚等区域合作成果丰硕。目前,亚洲区域内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已超过50%,彼此在合作中获得了发展的红利。新的形势下,需要各国继续加强磋商与合作,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提升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网络化水平,深化区域及次区域合作,促进亚洲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开放合作于人有利,于己有利,是互利共赢之路。     四是促进团结和谐。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亚洲各国体制和模式多样,民族和文化多元,团结互助格外重要。建设一个和平、团结、和谐的亚洲,需要继续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风险挑战,共同克服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共同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阶段性难题;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更加重视社会公平正义,更多帮助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促进各国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     五是坚持和平发展。这是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亚洲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发展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期保持了总体和平稳定的局面。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的国际体系中,各国和亚洲的繁荣发展,应当也只能通过和平与合作来实现。从战略高度考虑彼此关系,求同存异,寻求利益最大交汇点,是各方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无论是以往的遗留问题,还是现实的分歧和争端,只要有关各方从维护相互友好关系和发展大局出发,尊重历史,遵循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能够通过对话协商与和平谈判解决的。这是亚洲之福、世界之幸。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是亚洲大家庭的一员,中国经济与亚洲经济密不可分。中国坚持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也将为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近年来,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和民生不断改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发展的态势没有改变,有条件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我们也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一些结构性矛盾凸显,需要逐步解决。当前,我们将按照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既立足当前,稳增长、控物价、促和谐;又着眼长远,在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等方面取得新进展,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型是关键。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十二五”发展的主线,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转方式的主攻方向,扩大内需是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城镇化是中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中国人口多,地域辽阔,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持续发展的阶段。去年城镇人口比率刚刚超过50%,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0多万人口从农村转入城镇,能够释放巨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同时,提升工业发展水平,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并提升其比重,可以为扩大内需、增加就业提供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保障粮食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现代农业,可以为扩大内需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总之,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实行“三化”并举,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路径,也是转方式、调结构、扩内需的战略举措,可以助推中国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期保持经济适度较快增长,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是根本。我们加快转型、调整结构,根本目的是保障和改善民生。而保障和改善民生又有利于增加收入、刺激消费、开拓市场,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相辅相成,可以形成良性互动。中国正在进行的就业扶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全民医保等医改重点工作的推进、集中连片扶贫攻坚等都是重大民生工程,也是重大发展工程。实施这些工程,致力于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同时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都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大措施。我们将着眼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构建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鼓励就业创业,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国内需求,使现代化建设不断向前推进,使全体人民共享成果、切实受益。     继续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改革创新是动力。30多年来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进入新世纪后现代化建设迈出重大步伐,靠的是改革开放。面对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破除那些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是要靠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时期。我们将深化财税、金融、价格、收入分配、企业等方面改革,努力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全面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注重增强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活力。中国扩大内需是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坚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实行出口和进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并举,有重点地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努力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中国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致力于营造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的市场和法治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各类企业在创新转型中共同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把扩大对亚洲开放作为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目前,中国是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是许多亚洲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亚洲重要的投资来源地,与亚洲国家各领域交往十分频繁。我们愿与各有关国家一道,继续推进中国—东盟、上合组织、中日韩、东盟和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建设,推进双边与多边自贸区建设,拓展在新兴产业、基础设施、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合作;扩大人文合作尤其是青年交流和民间往来,推进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增进各国人民友谊。     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致力于营造一个和平和谐的国际和周边环境,绝不谋求霸权。中国的和平发展基于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基于自身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世界发展大势和客观规律,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战略抉择。中国坚持实行睦邻友好政策,永做亚洲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与大家一起努力,共同促进亚洲和世界的繁荣发展与和谐进步。     我们相信,广袤的亚洲大地一定能为各国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面对变革的世界,亚洲人民完全有能力把握机遇、携手前行,实现亚洲健康与可持续发展,共建人类美好未来!     最后,祝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圆满成功!祝各位嘉宾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心情愉快!     谢谢大家!    进入专题: 改革 创新 中国经济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学演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863.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日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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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乃光 | 科技產业发展由 what至 how

作者: 莫乃光  |  评论(0)  | 标签: 郝铁川 , 香港製造 , 金融业 , 產业策略 , 梁振英 , 资讯科技 当中联办宣传文体部部长郝铁川不撰写干预学术自由或批评及要求禁止选举前的民意调查等的文章时,和不打电话给传媒老板时,还有一些没有那么「惹火」的作品,反而吸引笔者的注意。 郝铁川於二月初曾经在《明报》发表一篇名为《欧美「再工业化」与「香港製造」的復兴》的文章,一如其题,前部分討论欧美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后近年推出的「再工业化」政策,「要点在於政府採取產业战略规划、资金扶持、政策协助等措施帮助企业发展高新科技和高附加值製造业,通过產学研的结合,鼓励科技创新,並以此改造传统製造业,建立新兴產业部门,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欧美的形势,郝再进一步指出香港製造业大量萎缩,「香港经济的发展未能受益於『创新导向阶段』而过早的进入了以炒楼炒股为代表『財富导向阶段』」,而「香港在发展新兴工业方面拥有许多优势,前景可期」,並提出「七大优势条件」。 忽略虚擬网络经济 香港的「產业结构单一」,经济过度依赖金融业和不事生產的地產活动,这已经是再没爭议、具社会共识的论点;郝指出「过去四十年,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经济经歷了『金融化』过程,即服务於实体经济的金融业不断膨胀,製造业却不断萎缩,出现所谓『產业空心化』现象」。郝所指的「虚擬经济」,其实就是金融业,却並非指以新网络科技带动的虚擬经济;郝在否定金融业,挺「高新科技和高附加值製造业」之外,但却没有提及网络科技带动的虚擬服务业经济,可能忽略了一个更易而不费力可达的经济新动力。 郝文中提出了「香港製造」的「七大优势条件」,其实也同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当然,优势通常显而易见,但能否相应利用,才是成功与否的重点。例如,郝指出香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科研机构」,「如能进一步推动应用型研究和科技成果的產业化,大力发展以企业方式运作的现代化实验室经济,则必见丰硕成果」– 这大家当然知道,但香港在过去十多年在科技研发成果转移未能发展出成功模式,亦是事实,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如能」? 郝的第二点是「香港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其优良的基础设施、宽鬆自由的社会环境、安全文明的生活氛围、国际化的视野及低税率政策无疑对各类专才的凝聚有着不言而喻的优势」,「如能配合推出適当的人才引进计划,对新兴工业的发展必將如虎添翼」,这也是说的容易,但怎样才是「適当」?更重要的是,如何平衡输入人才和创造新职位,尤其是高质素、高薪酬的工作? 香港经济空心化 郝的第三、四点是关於资本投入,首先,他指出香港政府財政储备丰厚,「如能…加大財政扶持新工业的投入,肯定会见成效」,而且「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拥有多元化的融资工具和成熟的资本市场」,「如能建立鼓励金融业者从事新兴工业风险投资的政策机制,將有利於新兴工业资金的筹集和风险的分担」。「如能」没错,但怎样才「能」?叫政府「揼钱」还相对容易,但要金融业者跟隨投资,怎样做到才是政策的重点。 第五点,是「香港具有廉洁的政府管理、独立而完善的司法制度、重视私有財產和知识產权的保护,以及自由港和无外匯的管制將为新兴工业投资者提供一个高效、透明、可测的投资环境和可靠的法律保障」。郝在这点后没有提出「如能」,大概因为他认为香港已做到了,不过,笔者补充,还望中央和特区政府不要再做影响和蚕食香港司法独立和廉洁政府的事了。 郝的第六点指「新兴工业发展需要发挥產业聚集效应」,因此,他建议「香港可以借鑑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模式』,针对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智能家居用品、电子消费品和智能玩具等香港有基础、有优势的產业,与內地联手,重点扶植,则必见成效」,而最后的第七点则指「新兴工业发展壮大需要有广阔的市场需求」,而「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加上內地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和不断增强的居民消费能力,为香港新兴工业发展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这种说法,属於工业界的传统智慧,不过,为什么振兴香港经济只靠在中国设厂,再针对大陆消费者销售?这论述的最大失误,就是太注重为商家创造新市场,只管CEPA而忽视本土市场发展,漠视创造本地高质素就业机会和创业环境,令香港「经济空心化」。別说新加坡的「苏州工业园模式」成功与否成疑,就算是郝之前提及欧美的「再工业化」,也是在当地重投生產活动,而非只叫欧美厂家到中国设厂,卖向中国市场,就能振兴欧美经济吧? 候任特首尚未提出產业策略 常言道,不是「what」(什么),是「how」(怎样)。在刚过去的特首选举中,所有的候选人都指出香港经济过分集中,需要经济多元化,並且都建议成立掌管科技產业的「资讯科技局」或「创新科技局」,但却没有人能提出清晰的產业策略。 候任特首梁振英在竞选期间与笔者和其他资讯科技界IT Voice 2012选委两次会面时,也曾经指出,比成立政策局更重要的,是政府要定出產业政策,而笔者后来跟进他的產业策略为何,他的回应主要是说政府在有需要参与產业发展的时候,就要参与,他举出的例子,包括港交所(金融业)和迪士尼乐园(旅游业),和他会成立主权基金由政府带动投资。 梁振英当时的回应,笔者觉得只是「放之於各行业皆通」,缺乏对高新科技的针对性、方向和细节,並且主权基金会否能有效平衡投资於有利本土就业和经济发展的科技產业,还是为了回报而只集中投资大型港外甚至尤其內地项目? 梁振英重置资讯科技局后,我们业界不能当作已经成功爭取,因为这只不过是把曾荫权忽视科技產业而「拆局」的明显错误拨乱反正;科技界和香港经济能否重拾正轨,还看新特首是否能广听业界和社会对科技產业发展的意见,和能否订立有效发展策略,並且成立有效行政架构加以执行。 原文刊於信报论 2012.04.03 http://www.hkej.com/template/forum/php/forum_details.php?blog_posts_id=83435 《欧美「再工业化」与「香港製造」的復兴》 http://hk.news.yahoo.com/%E9%83%9D%E9%90%B5%E5%B7%9D-%E6%AD%90%E7%BE%8E-%E5%86%8D%E5%B7%A5%E6%A5%AD%E5%8C%96-%E8%88%87-%E9%A6%99%E6%B8%AF%E8%A3%BD%E9%80%A0-%E7%9A%84%E5%BE%A9%E8%88%88-2153347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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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中国减速的纠结

余永定:中国减速的纠结 (2012-04-02)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中国经济急遽降速的风险 [中东冲突] 制裁伊朗料 奥巴马暗示可能释放油储 [热点关注] “神奇画板”罗姆尼 [中国政情] 改革 铁道部‘独立王国’不保? ● 余永定 中国聚焦 超过国家吸收能力的投资增长,会让投资的效益快速恶化,进而危害长期增长前景。现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迹象已很普遍。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适当放缓投资增长不仅必要,也是利润驱动的经济不可避免的过程。   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宣布,中国政府2012年的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在全球经济依然在挣扎着复苏的时候,温家宝宣布中国增长率的大幅下降,自然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但要注意的重点是,温家宝所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姿态,而不是在预测经济表现。他解释说,降低增长率目标是为了“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的发展。” 投资增长能力已达极限   固定资产投资是中国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年人均收入不足5000美元,仍有许多空间可增加其资本存量。然而,投资增长率显得太高了。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的吸收能力是否可以像过去10年那样容纳快速的投资增长。   出于这样的考虑,投资率——在中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超过50%,而且还在不断上升——可以作为固定投资对经济所造成压力的指标。说中国经济的投资增长能力已达到了极限,并不完全是夸张的说法。   最近的高铁项目问题就是个例子。2003年,中国上马了第一个高铁项目。作为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出台的4万亿人民币刺激项目的关键部分,高铁建设投资可谓一日千里。到2010年底,中国运营高铁网络超过8000公里,另有1万7000公里在建。相比之下,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花了半个世纪才建造了6500公里高铁线路。如此匆忙上马,灾难在所难免。   超过国家吸收能力的投资增长,会让投资的效益快速恶化,进而危害长期增长前景。现今在中国出现的这种迹象已很普遍。为了扭转这一趋势,适当放缓投资增长不仅必要,也是利润驱动的经济不可避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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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点评中国:巴西超英、中国赶美与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

据巴西官方数字,巴西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英国。 被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吸引了全部注意力的国人,可能不会注意这样一个国际新闻:3月6日,巴西政府公布2011年的经济数据,巴西的GDP已超英国,证实了去年底英国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发布的预测。 对于在七年前已超越英法,已在讨论何时超美的中国人来讲,这或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新闻。不过,对那些津津乐道中国模式如何伟大,骄狂之气不断增长、自夸“风景这边独好”的某些国人来讲,这个新闻倒不是没有意义,尤其是在国人对未来发展之路进行新探讨的当下。 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梦 作为发展中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文明的古国,近代以来饱受耻辱,中国人想重拾旧日的光荣和尊严,享有现代生活的美好,即合情理也很自然。一代代国人为此付出过巨大的努力与牺牲,也走过不堪回首的弯路。 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幻想靠闭门造车、群众动员在15年内达到超英的目标,其行动的荒谬和后果之惨痛尽人皆知。反而是改革开放,融入世界,老老实实向赶超的对象学习,却在四十年后初达成效。其中的道理既简单又深刻,那就是现代经济是有其规律性的,拔苗助长,自闭虚狂绝对是无所助益。而回归常识,认真苦干,踏实借鉴,赶超的目标反而不是遥不可及。 其实,不只是中国人做“超英赶美”之梦,近代以来,作为最先工业化的老牌英国以及后来居上成为世界超强的美国一直是各个不同时期发展中国家追赶的对象和参照。这其中,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国采取过不同的手段,甚至走火入魔,酿成巨大的灾难。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吸收了现代文明的核心精华并与自己民族的状况相衔接、有效地汲取以往教训的国家最终才得以实现现代化,甚至成功地赶超。 巴西人口是中国的1/7,GDP 却是中国的三分之一强,人均国民收入是中国的两倍。今日赶超英国 ,成为世界第六经济体且将在本年超法成为第五,是巴二十年来不断改革,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的结果。尽管因一系列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造成的如贫富和地区差距等问题仍有待花大力去解决,但在日渐成熟的民主制度运作下,国家与社会维系着有效的平衡,这些问题尤其是在鲁拉总统任内有明显的改善,并没有中国那样严重的社会紧张与对峙,以及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从这点看,巴西就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 因急于赶超,国人习惯于从与赶超对象的距离上来测定自己的成就,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容易造成误区。从巴西的发展看,我们与赶超的对象相比、纵看的同时不能忘记与同样是赶超者的他人比,放大眼界作横观。 中国的发展是值得肯定的,让人高兴的。但正如巴西、印度等国的发展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巴西、印度文化之伟大,领导人的英明、发展模式的独特等等,中国人也不可自我陶醉于既有成就,执政集团更不该洋洋得意,把功劳全部揽为己有,那是全体国人共同奋斗努力的结果,是几代人牺牲积累成就的,是一个包括全球化等综合因素造就的结果;任何人的贡献都不该被抹杀,但也不应被夸大。对未来应有清醒的估计,还有许多关坎要过,有相当多的不确定因素。忙于即将超美的美景,沾沾自喜,妄自夸大,只会限制自己的视野甚至搞不好会沦为笑柄。——不要忘记,日本当年也曾被人认定要很快超美的。今日如何? 从二十 世纪初的“德国制造 ”带来的旋风,到三十年代苏俄的高速增长,到六、七十年代“日本神话”“日本第一”对世界的冲击,以及八、九十年代亚洲新兴国家的“龙”腾“虎”跃,一些拉美国家曾有过的突飞进展,都曾在不同时期引起过与今天世人对中国经济发展所表达的类似的惊叹,也都曾被冠以“某某模式”大加礼赞。而曾几何时,由于根基不牢,结构失调,徒有增长数字之表,社会分配不公,对外依赖过重,危机瘁发,衰退停滞,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泡沫破灭,社会动荡,制度解体,有些就此一蹶不振…… “金融时报”著名经济评论家 Martin Wolf 在最近一篇谈论中国金融改革的文章中说“很少有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和融入世界经济后不经历过一场大的金融危机的”。按他的看法,中国能否逃避这个规律还很难说,端看中国能否及时稳健地推动相应的改革。 这个看法是中肯的。依笔者的观察,很少有国家在高速增长后不出现一次较大的经济危机,不进行过较大的调整而能最终迈上一个台阶,达成一个相对稳定且结构合理的经济状况的。用笔者几年来多次套用过的一个通俗中医术语来讲就是,在内里失调、虚火上升后,体内需要大“泻”一次,才能恢复正常。问题是,中国这场“泻”将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国人将会付出怎样的代价?世界将承受怎样的后果?中国经济能否就此经调整更上台阶或是从此跌落?……这些问题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个答案。 冷静面对与未雨绸缪  如果换些经济术语来讲就是,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将出尽,十到十五年内,人口老化的巨大压力将逐渐浮现,中国在未成为一个富裕国家前就将不可逆转地进入老年化社会;从深层次上造成欧债危机和日本经济停滞的某些原因都可能逐一在中国出现,而中国却没有这些国家所具有的成熟的制度建制和公民社会。农业劳力低成本的状况,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Arthur Lewis 的理论来说是保证投资和经济不断增加的条件,也将随都市化和经济增长逐渐消失。此外,核心技术产品的缺失,内需的不足,过分依赖外部市场的风险,环境成本的加大,都使得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值得肯定的是中央政府终于开始从GDP主义的迷思中解脱出来,下调增长率指标为7.5%是个具体表现。不过地方政府能否跟进令人怀疑。此外,投资率也必将因此下降,而在投资大幅度削减而消费又无法快速上升的情况下,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便大增。 巴西财政部长吉多·曼特加在评论巴西超英时说,“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成为最有活力的经济,并且能够持续增长。” 如果这不是虚假的谦辞,而是真心的认定,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巴西会有个更美好的未来。而如果中国的精英和国民也都有这种心态看待超美,那么,中国的超美就不仅定会实现,而超不超美也就不那么重要。未来取决于今天,不管如何,一个踏实面对现实的态度总是保证我们能避免危机更上层楼的先决条件。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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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从重庆模式反省中国模式的陷阱

从薄熙来身上反省中国模式的陷阱 —— 批判重庆模式之三 作者:冯梦云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4-2 本站发布时间:2012-4-2 4:14:43 阅读量:6次   重庆模式汇集了世界经济体的一种大跃进的模式,所以,薄熙来的中国特色式的大跃进的宣传表述,代表了重庆的文化形象并没主流重庆的发展。让薄熙来闭嘴之后,重庆就继续前进了。   最近,美国纽约市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说:“那些希望取得持续成功的城市必须争夺真正的“大奖”:智力资本和人才。…预测全球经济走向并不只是国家政府的任务。那个时代早已经成为过去。”指出资本吸引人才和人才吸引资本的双向作用。肯定了人才与资本对城市竟争力的强化功能。提出了一套与薄熙来不同的城建理念,再次否定了重庆和中国某些模式。   迈克尔.布隆伯格的观点的新颖之处在于城市建设现代化的视角。现代社会的城市将从社会细胞发展成一个独立器官。大量接纳移民之后,治理的理念集中于提高竟争力的焦点上。薄熙来的“打黑唱红”没有人才和资本内容,只有争权表功的虚荣,于民于国于竟争力遗害无穷,所以,重庆在国际城市竟争力排行表上连名字都没有。   今天,在评价重庆模式时,只从物资上去堆砌数字是不够的。得看它是否有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或者说重庆模式造就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深圳人要比重庆人更受世界欢迎。。阶级斗争、抓革命,促生产、精神变物资和打黑唱红,消灭了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增加了个人的进爵资本,说明了重庆模式没有经济的竟争力,只有争官发财的官途竟争力。   最近由花旗集团(Citigroup)委托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纽约市是全球最有竞争力的城市,以微弱优势领先伦敦,新加坡、巴黎和香港则紧随其后。这些城市在哪些方面做得比其他城市好,城市又应当如何考虑在21世纪做到与众不同、培育长期竞争力呢?   纽约市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说:“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人才吸引资本远比资本吸引人才更为有效,效果也更能持续。最有创造力的人希望居住在保护个人自由、鼓励多样性、提供丰富文化机遇的地方。一个希望吸引创新者的城市,必须提供能够培育新理念、催生创新的肥沃土壤。”   重庆模式谋求依靠价格和基础设施补贴来吸引企业。这些竞争优势能够在短期内奏效,但往往转瞬即逝。并没有争夺真正的“大奖”:智力资本和人才。中国在总结摸石头过河的宣教中,不能掩盖这类大跃进的陷阱重复。   重庆模式是中国大跃进的传承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周期危机现象。民主制度国家大多数反应在“金融危机”引爆政选更迭内阁。非民主国家则反应在“饥荒危机”而疏散人口重新组合。古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大跃进暴政到二世而亡,后有毛泽东上山下乡,今有北朝鲜饥荒绵延不断,难民越境求生。相比之下,金融危机要比上山下乡能纾困大跃进的膨胀。   这就是老子和纽约市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表述的天之道。也是世行为中国设计的改革计划。更是重庆模式敲响的文革警钟:人才比资本重要。巴菲特比雷锋重要。君子之义比小人之利重要。竟争力比精神重要。民主自由人权比社会主义重要,改革体制比大跃进重要,撒除薄熙来比抓王立军和杀王强重要。   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只是不够及时。这与中国体制有关,更说明了批判重庆模式的重要性。对症下药才能延续重庆、中国和亚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增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 1942年2月14日出生在美国麻省一个犹太人的平民家庭,1990年他开办了布隆伯格经济新闻社(彭博资讯)。后又开设了布隆伯格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开始从政。2001年11月当选为纽约市第108任市长,2002年1月1日就职。2005年11月再次当选纽约市市长。2009年11月,第三次当选纽约市市长。   追溯Bloomberg的成长经历,就好像是一个美国梦的标准样本。美国梦也成为了纽约市的复制品。老子《道德经》七十七章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老子和Bloomberg讲的就是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的道理,也是对体制与竟争力的关系表述。   美国与中国特色不同的地方除了肤色之外,社会动力和竟争力的途径应该是一样的。重庆与纽约之间,除了薄熙来用错人的择仕方法不同外,任命和撒换市长的方法也大相径庭。这是体制问题   我们从薄熙来身上应该反省中国模式的陷阱,进行政改。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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