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

核心提示：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原文： Why We Still Need the World Bank | Foreign Affairs 发表：2012年3月－4月号 作者：Robert B. Zoellick （世界银行行长）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世界银行行长发表年度演说。 (Yuri Gripas / Courtesy Reuters) 】 2007年，世界银行处于危机之中。一些人认为，世界银行在领导层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另一些人将责任归咎于世界银行本身。当世界银行集团的基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1944年成立时，饱受战争蹂躏的穷国几乎没有获得私人资本的途径。然而，60年后的今天，私营部门的资金流量超过了政府发展援助。世界银行前董事经理杰茜卡·艾因霍恩2006年在本刊撰文时写道：”因此，中等收入国家依赖官方援助的日子已经成为历史，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看来好像是一个即将消失的机构。”圆桌讨论和报纸的舆论版提出了相同的问题：我们还需要世界银行吗？ 2007年，我带着一种不同的积极观点接掌世界银行，这种观点来自历史视角、个人经验和我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机构起着重要的作用。布雷顿森林多边体系的创造者设计了一个国际经济架构，应对上世纪30年代金融危机的根源以及他们认为会在二战结束后出现的经济和安全问题。世界银行是这个框架的一部分。这个框架包括金融和货币问题、贸易、投资发展以及被破坏国家的重建。 2007年，这些挑战依然存在，尽管情况大不相同。现在，私人资本和自由企业在世界各地的崛起和扩展，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机遇。然而，并不能因此而不需要世界银行，因为它从来不是简单地提供贷款和拨款。它的作用是在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促进市场经济发展 ―― 促进增长、机会和希望，在一个更好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中消除贫困。 不仅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银行也发生了变化。现在它包括四个政策和融资部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世界银行为79个最穷国家设立的基金）、国际金融公司（世界银行的私人部门）以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它给投资者提供防范政治风险的担保）。 为了实现其使命，世界银行需要新的方向、更加坚定的指导以及更好的执行手段。它不得不适应经济影响的变化，新兴市场成为新的经济引擎，发展不再关乎南北霸权。在发展中国家，它需要帮助私有部门 ―― 不管是来自国外的投资者还是国内的公司 ―― 消除自主创业的障碍。它需要促进包容性的和可持续的增长以及在一个变化的国际体系中共同承担责任。我们领导团队的工作是指出新的方向，建立支持和伙伴关系，将总体设想转变为具体行动，注意创新的机会，然后执行、执行、再执行。 没过多久，世界银行的辩论就从能否存在的问题转向新的务实问题。在粮食和燃料价格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它可采取什么措施促进粮食安全和改善人们的营养？它如何帮助中国完成向市场经济和较少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的过渡？它如何帮助中东国家满足现在的就业需求，并在未来建立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它能向应对气候变化的城市传授什么经验？ 清楚地揭示这项新使命仍是一个挑战。世界银行的问题之一是，它被称为银行。多数人将银行与发放贷款联系在一起（至少直到最近是这样），但是融资只是本组织工作的一部分。当融资最有效的时候，世界银行传授知识，发展持久的市场、机构和能力，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不管采取的形式是股本、担保、贷款、拨款还是风险管理）。将所有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世界银行就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和国家的状况。 这是我们在2007年前面临的挑战。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世界银行是一个更大的战略问题的一部分：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使多边机构实现现代化？世界继承了”智者”在二战后创建的机制和机构。冷战之后，多边机构增加了，不过只是略有改变。 2007年以来，国际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强国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同时，国际经济力图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打击中复苏。过去5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占所有增长的三分之二。发展中国家还成为经济思想、发展模式、投资、甚至外援的来源。为旧秩序设计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已经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如今，一些只看到多边机构的弱点和失误的人主张彻底放弃这些机构。但是，世界上的多边机构提供了一个为寻求共同利益的主权国家牵线搭桥的单薄然而重要的纽带。那么，务实的方针是使这些并不十全十美的机构发挥更好的作用。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提供度身定制的服务，为公共和私有部门的各种发展中客户解决问题，扩大资本基础和创新的金融工具，强调良好治理和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性，通过公开和透明的形式实现民主化的发展，调整代表份额和业务，增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责任。世界银行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但是，它能够并且应该作出更多的努力。 为客户服务 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的客户，而不是旧有”结构调整”政策的对象。这种主张似乎不言自明，但是它代表着重要的心态变化。世界银行应该是解决办法的寻求者，而不是方案的提供者。如果最佳教科书解决办法不适合客户的政治经济背景，世界银行就没有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的专家需要能够传授别国如何解决类似问题的知识。正如一位印度高级官员对我说的那样：”我不需要另一位印度问题专家。这样的专家太多了。我需要的是研究养老金制度、公私基础设施开发和教育的世界级专家。”仅仅提供资金很少能解决问题。 客户有着大不相同的需要。努力摆脱暴力、不良治理、不稳定和贫困循环的国家，需要的远远不是发展理论。在美国政府供职期间，我看到安全、经济和外交领域常常在受冲突困扰的国家密切配合。世界银行能够帮助为这些领域牵线搭桥。1944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英文字母”R”代表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复兴。今天，它代表的是世界银行在阿富汗、海地和利比里亚等多事地区的工作。 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土耳其等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些国家每天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口仍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二，它们面临着自己的突出发展挑战。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世界经济和别国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们的行动将对制定跨国问题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必不可少，不管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保健、贸易、环境还是金融一体化。世界银行不仅需要帮助中等收入国家，还需要与其他国家分享经验，鼓励它们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 早期的一项挑战表明了世界银行解决问题的新方针。2007年底，粮食价格上涨，燃料价格的上涨给这个问题雪上加霜。一些从总体角度考虑问题的世行专家说，大宗商品的高价格带来的收益会让多数国家抵消这种危险。另一些专家认为，这个问题最好由人道主义机构而不是长期发展机构解决。但是数千万穷人不具备能够减轻这种打击的缓冲力量。家庭食不果腹。农民得不到需要的投入。饥荒随即发生。除非民众和政府能够解决短期危机，否则谈论长期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世行迅速采取行动，与联合国机构一道设立”全球粮食危机响应计划”，创建一个快速融资机制，支持农民。与此同时，如果世行能够帮助提供高生产力和产量的话，人口的增长推动更高的价格以及对农产品的更大需求，从而将提供促进增长的机会。现在，世行的危机响应计划帮助了47个国家的4000万脆弱人口。它的投资扩大到整个农业价值链，涉及科研、知识产权（包括女性农民的知识产权）、种子、灌溉、化肥、储存和营销 ―― 始终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世行的金融专门知识可帮助农民和粮食购买者通过天气衍生品、农作物保险和期货市场控制风险。 当粮食和燃料危机被一场全球性金融危机压倒的时候，世界银行调动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金融承诺支持发展中国家，并迅速分配了其中的大部分。同样重要的是，世行通过扩大贸易融资、对发展中国家银行的注资以及收购问题资产，解决具体的市场崩溃问题。它与澳大利亚、日本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向印度尼西亚提供55亿美元资金，如果情况恶化就可以利用；这笔备用资金的存在允许印度尼西亚政府增加开支来抵御衰退，并向投资者保证它能够为其扩张性预算提供资金。世界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欧盟委员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宣布它将提供多达250亿美元的资金鼓励欧盟的银行继续向欧洲东部提供信贷。 世行还与客户合作，提供长期投资，为复苏奠定基础，重点是三个领域。首先，它投资于基础设施，帮助创造就业机会，为明天提高生产力，提高对机器和服务的需求，包括来自发达国家的需求。第二，它扶植安全网络，保护最脆弱的群体。世行根据巴西和墨西哥的经验教训，帮助40多个国家开始执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这些计划资助贫困家庭供养孩子上学和获得预防性保健服务。第三，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金融公司向私营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和小额贷款机构提供融资。这种度身定制的方针与过去的普通贷款业务相差甚远。有时，世行必须对拒绝满足有关腐败、环境和治理标准及保障措施的客户说不。然而，大多数客户都想提升其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扩大金融创新 为了筹集资金并进行有效的投资，世界银行必须做出实绩，扩大其金融支持基础，为其客户提供创新的金融工具。每隔三年，世行都需要补充面向最穷国家的基金 ―― 国际开发协会。甚至在目前存在资金限制期间，世界银行的股东 ―― 它的187个成员 ―― 都认为该机构的重要性和表现是给予一流资金支持的保障。2007年和2009年，国际开发协会的两次打破记录的资金补充活动筹集资金900多亿美元。2010年，股东们还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20多年里的第一次资本扩充给予了支持，使该机构能够通过发行AAA-级债券满足客户在危机期间的需要。 这些资金筹集计划取决于能否使新兴经济体在艰难的财政时期发挥”负责任利益相关方”作用，即它们在实力增强的同时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们对国际开发协会两次资金补充的贡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新增资本一半以上来自它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每年都有收入，他们用这些收入积累资本，支付行政管理预算的费用（世行规定这些预算实际上与往年持平），甚至对国际开发协会贡献数十亿美元。获得过国际开发协会投资的国家支持资金筹集工作，它们与世界银行一样重视成效和问责，包括使用新的放贷工具，将偿付与特定成就联系在一起。 扩大创新还有余地。随着对受援国的条款的调整，并通过它们的偿付，国际开发协会应该着手增强自我维持能力。同样重要的是，世界银行培育私人投资面临重大机遇。许多非洲国家保持高增长率已有10年的时间。它们在采取措施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基础设施，世行正在同它们合作改善它们的商业和投资氛围。例如，世行的《营商环境报告》让有关国家评估它们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小企业的发展。 2009年，国际金融公司创建了旗下的资产管理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同时还保持在债券市场筹集资金、随后进行投资的传统模式。资产管理公司利用主权基金、养老金和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的资金，并将这些资金用于国际金融公司发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资产管理公司现在总共拥有超过4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将近30亿美元来自外界投资者。它们在非洲和其他知名度较小的新兴市场几乎没有风险敞口。现在，这些投资者依赖国际融资公司将发展与回报结合在一起的突出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更加熟悉这些增长型市场，它们的队伍将扩大。 世界银行在利用融资解决其他全球性问题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在前美国财长亨利·鲍尔森的鼓励下，世行从相关政府那里筹集60多亿美元，用于新的”气候投资基金”，帮助有关国家提高能源效率，改善技术，降低排放，保护自己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基金在45个发展中国家动员了价值大约500亿美元的项目。当谈判代表们还在讨论一项联合国”绿色基金”看上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有了一项基金开始运作。世行还对一些计划进行金融创新，开发药物，保护野生动物，降低人道主义粮食和供给的成本，创立自然灾害保险。 世行的方针是让其他机构参与。世行扩大了对项目的支持，并得益于每一个伙伴的相对优势。它加深了与区域发展银行（包括几个阿拉伯基金和银行）、私人投资者、政府和基金会的关系。国际金融公司可与商业银行和其他银行合作，共担风险，例如通过与其他银行的业务合作关系保持贸易资金的流动。国际金融公司还通过大约180个私人股本基金承诺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大约30亿美元开辟市场，投资者可通过这些市场给当地公司的业主提供期限较长的风险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基础设施，积累经验，不管是面向本地货币债券市场、股票还是中小企业的融资。 促进善治和防止腐败 促进善治和反对腐败是发展的组成部分。当我进入世行时，它的反腐败工作陷入失望、怀疑和冲突之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保罗·沃尔克领导的一个独立审查小组提供的一个宝贵的”线路图”，使世行的廉政工作人员能够更加有效地与实地工作人员、客户、捐赠国和世行自己的执行董事会合作。 然而，世行需要做的工作不光是对有过舞弊和盗窃行为的人员进行调查、起诉和惩罚。在许多资源丰富的国家，主要挑战是政府如何明智地利用收入，反对腐败，扩大增长的效益。世行在应用其经验时需要实施腐败预防措施，提高透明度，让公民社会参与支持善治。它还必须帮助政府 ―― 越来越多地在地方层面 ―― 加强财务管理、采购制度、审计和其他制约措施。 世界银行将需要新的工具突破更加棘手的障碍。2010年，世行与区域开发银行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因从这些银行行窃而被定罪的个人和公司终将受到惩罚。世行的廉政部门提出了适用于犯罪者的解决办法，将制裁与赔偿和对反腐败小组的贡献结合在一起。被盗资产收缴计划正在帮助相关政府从掠夺本国国库的领导人那里收缴盗窃的资金。 世行还将一些案件提交各国刑事机构处理，虽然政府可以行使诉讼自由裁量权，但总是不（将案件）提起公诉的政府将会令它们与世行的关系受到损害。为了支持调查人员、公诉人、法官和从事这项经常处于危险状态工作的人，世行于2010年成立了国际腐败追踪联盟，这是由134个国家的200多名反腐败官员组成的网络。世行也正在建立一项基金，帮助当地支持问责的公民和民间社会团体。 使发展民主化 世界银行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作出可能对人民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决定时，它必须向最了解这些问题的人征求意见。2011年，中东发生巨变，示威者发出的许多信息之一是，全球经济自由必须与善治、公民的呼声和社会问责结合在一起。 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发展取决于能否从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道路转向使发展民主化的道路。这意味着给人民提供手段，去搜集数据、更好地了解发展问题以及获得共享洞察力的机会。机构抵制开放。信息就是力量。开放意味着揭露错误，解答批评者的质疑，这是一件难事，但是最终会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就世界银行而言，该机构的开放会改善业绩，并向人民展示它所做的工作和运转情况。透明度是阴谋论的最好矫正方法。 2010年，世界银行推出一项新的信息查阅政策，公布了大量文件，并给公众提供比以往更多的信息，内容涉及世行的项目、分析和咨询活动以及执行委员会的活动。这项政策以印度和美国的信息自由计划为模式，标志着世行处理信息方式的突破性变化，也是所有多边机构的此类政策中最为广泛的。 “开放数据计划”可能是更加重要的。根据这项计划，世行对凡是能够上网的任何人都免费提供大量数据。从澳大利亚的博士生到肯尼亚的农民，现在都可分析世行的数据。2010年举办的”面向发展应用程序”开发竞赛，鼓励全球各地的软件开发人员对这些数据发展新的用途，世界银行研究人员正在开发应用软件进一步扩大数据的可查阅范围。世行还在开发一种”廉洁应用程序”，让公民们在网上查阅世行项目的信息，并给他们提供途径，迅速报告与这些项目有关的腐败问题。世行计划与社区合作，绘制自己的社会基础设施地图，例如诊所、学校和水源，这样，村民们就可让官员承担起责任。下一步是让人们利用手持设备从任何地方都可向世行报告其项目的真正进展情况。 所有这些计划代表的模式都与过去”银行最了解情况的态度”迥然不同。去年，”公布资助信息”(Publish What You Fund)组织认可世界银行的工作，将国际开发协会在58个多边和双边开发机构当中列为透明度排名第一。 一个更有代表性的银行 最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正当地要求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世界银行必须反映这种变化。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执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从44%增加到差不多50%。但是，由于董事会很少投票，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一个新董事会席位可能更加重要，使会议桌上又增加了新的声音。一些国家主张控制权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分，各拥有一半。这种观点引起了棘手的问题：哪些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范畴？由于更多国家成为”发达”国家，还应该为剩余的国家保留50%的表决权吗？表决权是否应该反映各国对国际开发协会或其他基金扩充的贡献呢？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强化了南北逻辑、反映了旧有的模式？ 世行的管理目标是以世行如何开展工作来为基础来分配话语和代表权，首先是以尊严和尊重对待客户，并在世行工作人员中更好地反映世行的会员情况。本地化是有帮助的：设在100多个国家的代表处让工作人员更接近于客户和其他股东。世行的雇员来自167个国家，将近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它的首席经济学家是中国学者林毅夫，他是担任这项职务的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世行的高级管理人员有50%是女性，雇佣的高级管理人员大约有45%来自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也在逐渐扩展其全球足迹，努力分享知识。它在内罗毕设立一了个中心，帮助经历冲突后的国家，还在新加坡设立一个分部，聚焦于城市以及公共-私营基础设施开发。正如这些机构变化所表明的那样，对于今天的发展，知识与贷款同样重要。知识需要流动，南南之间、东西之间、草根和权力中心之间，不再受旧有等级制度的限制。 超越援助 我来世界银行之前的经验使我重视结果。对结果重视可能不言自明，但是公共政策评估常常受到智力上的辩论、政治定位以及当前意识形态趋势的驱动。特别是国际组织可能非常专注于过程和讨论，以至于忽视效率的重要作用。对实际结果的重视在世界银行这样的公共组织里特别重要，那里的相互制衡和程序以及各种委员会可能阻碍主动行动。成就营造士气、获得支持、促进问责及合法性。 世行为变得更快、更灵活作出了协调一致的努力。然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高管们需要帮助自己的团队把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关注（涉及保障措施、健全的采购惯例、政府的合作以及其他问题）以及他们试图帮助解决问题的国家相关者的关注结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改进，不让处理流程瘫痪。 过去5年里，世界银行为实现现代化作出的努力一直是更大的、驱动多边机构现代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这种努力表明，世界经济正在转向多极增长，这种演变将推动机遇、改善生活和促进创新。与此同时，世界需要一个健康的多边体系，鼓励更多国家增强共同责任，解决共同关注的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银行的目标应该是帮助有关国家超越援助。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总是存在，今后一段时期，贫穷国家和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将需要发展援助。然而，目标应该是摆脱依赖性。世界银行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条件，通过公共卫生、教育和营养以及金融投资，来刺激企业、就业、生产力并联接全球供应和物流链。它还可促进更好的治理、法治、经济自由、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社会问责。与此同时，所有国家都应该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所有国家都应该利用本国人民的活力和才能，尤其是女孩和妇女。她们在所有地方都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增长来源。 世界银行的大部分历史都与第三世界有关。第三世界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是，发展则不然。事实上，发展的教训 ―― 就如同合理的经济学原则 ―― 越来越适用于所有国家。如今，世界迫切需要摆脱经济危机，为一个摆脱援助的世界奠定基础。要这样做，世界仍需要世界银行。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薄熙来2012年2月2日讲话 作者：薄熙来 来源：猫眼看人 来源日期：2012-3-18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3 11:29:11 阅读量：4897次 　　2012年2月2日，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市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他特别指出：“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 　　薄熙来说，当前，共同富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万众关注、众目睽睽。决不能只是少数人百万、千万地发家暴富，而工农大众却没份儿！现在重庆形势不错，但如果贫富差距扩大，咱经济规模再大，人民群众也不会买账！老百姓会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贫富分化，富人有钱没处花；百姓有急用却没钱花、不敢花；这样矛盾的消费状态，经济自然会大受影响。 　　 　　薄熙来说，过去30多年，低成本劳动力为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这不仅在经济上难以持续，也将带来道义上的后果。过去中国人均GDP七八百美元，现在已是几千美元了，还照一二十年前的作法是不行的，于情于理也说不通。企业长期依赖廉价劳力搞加工贸易，也缺乏自主创新的动力。伴随着国内外经济的进步，这种落后的发展方式已经越来越行不通，走不动了。 　　 　　薄熙来说，三个差距，特别是贫富差距拉大，会导致人心涣散，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党的执政基础是工农大众。90年来，广大群众之所以愿意跟党走，就是因为我们党一直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而为民“谋利益”是实的，不是虚的，首先就要在分配问题上倾向于人民大众，实实在在为人民大众着想，要注重劳动的价值。如果任由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人们自然会怀疑党的政策，随之人心涣散。存在决定意识，分配决定生存条件。这些年一些国家的群体性事件、以至动乱，背后的原因不少是贫富差距过大，值得我们反思。 　　 　　薄熙来说，我们提出实现共同富裕，马上有人讲，这当然好，但急不得，要等到经济实力做大才能解决，现在还不是时候。还有人讲，抓“共同富裕”会影响效率，贫富差就是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你共富了，就没动力了。还有人讲，低工资正是咱中国的比较优势，不能丢，否则会造成资本外流。甚至有人批判：你这是走“回头路”，是要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薄熙来说，尽管自作聪明的人很多，给重庆扣大帽子的也很多，但解决差距的问题还是不能等，如果真正到了“两极分化”，那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到那时候，有了10％或者20％的既得利益者，再加上他们属下的跟班和“精英”，你在去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也就无法去解决了。 　　 　　薄熙来说，单靠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共同富裕。欧美搞市场经济二三百年了，可谓十分成熟了，但到现在也没有自动修复。从几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大国看，德国70％最贫穷的人口只拥有财富总额的9％；英国10％最富有的家庭占据私人财富的44％；美国20％的富人占有50％的财富，而千分之一的顶尖收入者掌握了美国10％以上的财富。这能说明市场可以自行修复吗？ 　　 　　西方国家崇尚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出现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是必然的，它们并非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现在出现分配不公，加上灰色、黑色收入差距，会导致市场经济秩序紊乱。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同时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国家的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以调节。 　　 　　薄熙来说，有些人把共同富裕说成是“大锅饭”，而现在一些人住豪宅、开跑车，吃山珍海味，整天胖得发愁；另一些人却为生计四处奔波。把“共同富裕”和“大锅饭”相提并论的人，看来需要做点最基础的社会调研和道德。事实证明，缩小贫富差距，不是不能干，就看想干不想干。毛泽东主席讲过：“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抓共同富裕并不耽误发展，还促发展，共富与发展是良性互动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住房，“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有的群众感叹：“三十好几难拜堂，只因至今没买房。”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的是土地革命，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现在坐江山，就要给老百姓盖房子，实现“居者有其屋”。盖好了房子，老百姓心里踏实，社会自然就稳定。重庆大规模建公租房，而且是花园式的，生活和健身设施一应俱全，不少同志看后鼓励我们，说这是“一大善举”。 　　 　　重庆要建开放高地，还要建道德高地，只有共产党人以彻底唯物主义的勇气和大公无私的精神，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越性。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新社会主义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明确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 　　 　　私人占有、两极分化是奴隶主、封建地主和资本家的落后的文化，而共同富裕是人民大众的、充满朝气和正义和先进的文化，所以是先进的文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以为豪的理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但就是不提“共同富裕”这个涉及人类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根本问题。只有共产党人把“共同富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我们坚信，迟早有一天，全人类都要走上这条共同富裕之路。 　　 　　薄熙来说，共同富裕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说到底，和谐不是“管”出来的，而是“培育”出来的。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共富。如果一个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不但没有和谐，还会问题多多。“公道行，人心平，天下宁”，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社会的“沃土”，在此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薄熙来彻底发飙：对贪官污吏说出了这样的话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无论“大贪”还是“小腐”，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指出，腐败大案要案让人警醒，而“小贪小腐”面宽人多，也不容忽视。一些干部认为，小牟私利、法不责众，所以收红包，拿购物卡，“捞外快”，打“业 务牌”，曲线敛财；一些权力部门的干部，变着法子吃拿卡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他强调，腐败往往有个量变到质变，渐进到突变的过程。无 论对“大贪”还是“小腐”，我们都要坚决查处，绝不容情！ 　　 　　薄熙来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薄熙来还给这些人“画像”：一是讲话、作报告、写文章，不动脑筋，大话、空话、套话连篇，还不时拼出个四六句，不知所云。二是习惯当“甩手掌柜”、做“二 传手”，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三是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工作飘浮。四是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 “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当“三拍干部”。五是报喜不报忧，专拣好听的说，讲成绩夸夸其谈，讲问题一带而过。六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上班 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七是不读书、不学习，玩游戏、炒股票，“斗地主”、打麻将。八是铺张浪费，贪图享乐，办公室越修越豪华，小汽车越坐越高 级。九是处事圆通、好人主义，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不当铁匠“硬碰硬”。 　　 　　薄熙来指出，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去年的“大下访”和今年“大走 访”，接到1.8万个积案，80％是该解决、而没认真解决的群众实际困难。还有一些干部，长年“走读”，村级干部住乡镇，乡镇干部住县城，区县干部住主 城，根子不在基层，这就很难与群众打成一片。 　　 　　薄熙来说，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有老百姓批评说：“现在的路越修越好， 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气派，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反躬自问，有没有 这些问题？干部“只有沉得下去，才能提得起来”，市委一定要多用、重用那些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干事的干部。 　　 　　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 　　薄熙来说，革命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你文化再少再低不要紧，只要成天想着为人民服务，实实在在去为人 民办事，就算基本合格的共产党员；反之，你文化再多再高，背离了这个宗旨，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次“打黑除恶”，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80％是实 名举报，也是一场人民战争！战争胜负、政权兴衰，最根本的是人心向背！ 　　 　　不要像那些腐败分子，不识文化瑰宝，只认金银财宝 　　薄熙来说，人生真正的财富是什么？是钱财吗？它害了多少人！积极做事，为国家、为百姓做事，才最高尚，也最充实！领导干部要算好“人生大账”，在有限的人 生，“多做好事，少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要干活，二要干净”，有了正确的人生观，才能活得充实、积极，才能干出很多有意义的事。 　　 　　改革由“跟跑”到多项“领跑”，为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的改革也由“跟跑”到多项“领跑”。改革是具体的，比如，我们率先在全国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建立住房供给“双轨制”，率先大规模建 设公租房，率先进行房产税改革试点；还设立了全国第一家农村土地交易所，率先开展了“地票”交易。我们还推行林地、宅基地、承包地“三权”抵押贷款，带动 农民增收200多亿元；出台了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体系，扶持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现已创办微企5万户，带动35万人就业。改革领域的一系列 重大突破，为山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薄熙来说，改革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这方面天高地广，大有可为。对已有的改革措施，如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交易等，要继续深化、完善，还 要在医疗、教育、财税、收入分配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咱重庆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有先行先试的独特条件。各区县、 各部门都要开动脑筋，拿出一两项有创意、有价值的改革举措。把各个区县的创意拢一块儿，就会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 　　 　　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 　　薄熙来说，重庆的又一重大变化是，产业结构由重化工为主到高新产业、现代服务业异军突起，实现了总体升级。近几年，我们培育形成电子信息、汽车摩托车、装 备制造、化医、材料、能源和轻纺7大支柱产业，改变了过去汽车摩托车“一枝独秀”的发展格局。市属国有资产从5850亿快速增至1.5万亿，仅次于京津 沪。民营经济总量从2385亿增加到5000多亿，翻了1番多。国进民也进，在快速和优质增长中，结构也是合理的。这使发展更有后劲、更有活力，我们也更 有底气。 　　 　　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 　　薄熙来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中央的支持，得益于全市上下的协力同心，也不能忘记历届市委、市政府的功劳。锦涛总书记作出 “314”总体部署，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家宝总理多次听取重庆工作汇报，亲自推动形成“3号文件”。邦国、庆林、长春、近平、克强、国强、永康等中央领 导同志，均十分关心重庆，给予很多鼓励、指导和具体的帮助。中央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全国人大、政协的领导，都多次来渝，给予很多关心和宝贵的支持。国 家各部委也倾力相助，与重庆签署了74个部市合作协议。山城人民对这些念念不忘，感念于心。 　　 　　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发展就如一场“接力赛”。直辖以来，德邻、国强、镇东、汪洋4位书记，海清、叙定、鸿举3位市长，一茬儿接着一茬儿干下来，为重庆发展“费尽移山心力”，克服了重重困难。我们有今天的良好局面，离不开历任老领导的辛勤工作，尤其离不开直辖以来历任班子打下的坚实基础。这些 年来，市政府有能力、有创意，而且勤奋务实，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全面贯彻民生导向的发展思路，成效显着。市人大、市政协积极参与，开展“人大代表在 行动”、“800委员助推区县发展”。组、宣、纪、统及各部门都有诸多创新之举。驻渝部队积极投身地方建设，工青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也发挥各自优势， 助推中心工作。40个区县有如40只“小老虎”，虎虎有生气，你追我赶，奋勇争先。全市上下同心同德，一心一意抓改革、促开放，加快发展，改善民生，惠及 了千家万户，使许多家庭实现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梦想——安居乐业。咱山城人民肯吃苦、能干事，只要按科学发展的路子走下去，前途会更好！ 　　 　　我们不是为发展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 　　薄熙来说，重庆能有较大发展和进步，关键在于走了民生导向之路。这几年，市委开了8次全委会，每次都关乎民生，特别是三届四次、七次、九次全会专题研究民 生，提出了“两翼”农户万元增收、“民生10条”和“共富12条”，就是要通过改善民生，来拉动内需、增加消费、牵引改革、促进发展。回过头来看，走民生 导向之路，不仅走得通，而且越走路越宽，心里很踏实。 　　 　　薄熙来说，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主席在建国之初就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小平 同志讲，“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的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各地区和各民族人民共同富 裕、共同繁荣。”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反复强调，要造福人民、共同富裕。坚持民生导向，改善和 保障民生，促进共同富裕，是党的根本宗旨的要求，也是我们发展的目的和方向。除此而外，不可能、也不会有其他目的。我们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 为发展而发展，我们是为民生而改革、开放和发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普遍地改善民生，让广大百姓得到实惠。正因为这样做了，我们才倍感方向明、干劲足、办 法多，与人民群众同心同德。 　　 　　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 　　薄熙来说，发展的动力在哪里？我认为，只有坚持民生导向，调动起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才能增强发展的原动力。如果群众看着领导干部不干实事，整天想着升官发 财，他怎么会有积极性呢？反之，当干部群众看到领导干部从早忙到晚，周末也想着工作，全力以赴地干，发自内心地改善民生，为老百姓谋福利，他们就会产生强 烈的共鸣，就会想，这个党，这个政府真为我们着想啊！这样，就会在全市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良好局面，各项工作自然就会大有成效。 　　 　　薄熙来说，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看，生产力三大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中，劳动者是最活跃的要素。怎样把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 起来？说到底，还是要坚持民生导向。围绕民生抓发展，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三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调动起来了，生产力自然就会大发 展。反之，如果劳动者辛辛苦苦地干，得到的实惠却不多，年复一年，生产积极性必然受挫，企业的效益也会随之下降，发展就失去了原动力。 　　 　　薄熙来说，有些人认为，改善民生是发展的目的，但并未看到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想，总要先把经济发展起来，才能提高百姓的生活啊。这看似有 理，其实行不通。你怎么把经济发展起来啊？说到底，还得靠百姓，靠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还得靠改善民生啊。所以，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的。改善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发展的过程，还是发展的动力，如果一定要等到发展起来再研究分配、改善民生，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重庆这些年之所以能 高歌勐进，经济能实现跨越发展，就是因为坚持了民生导向的发展之路。比如为中低收入者盖公租房，发展微型企业，每年市级预算用于直接民生的支出比重在 50％以上，百姓普遍受惠，当然就能焕发出更大的积极性。 　　 　　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薄熙来说，只有坚持民生导向，才能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培育市场，为经济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和消费，其中的消费 往往被忽略。不少地方重投资，千方百计招商引资，而实际上，消费也很重要，搞好了，就有了内需；市场也随之活跃，就能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 之，如果不能有效地改善民生，贫富差距拉大，那么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穷人想消费却没钱，从而导致市场萎缩，产品滞销，产能过剩， 企业也就少了用武之地。在宏观经济格局中，哪个地方消费水平低下，经济地位也会随之下降。 　　 　　薄熙来说，正在西方蔓延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说起来，欧美的经济产出已经不小了，但只靠那少数的富人去消费，就是可劲儿吃，可劲儿花，也终究是有限的；广大百姓有需求，渴望改善生活，却没有财力；最终是市场萧条，大量企业停工或破产，酿成经济危机。 　　 　　重庆通过加大投入，改善民生，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 　　薄熙来说，这些年，重庆通过实施“民生10条”、“共富12条”，一是促进了消费，公租房、户籍制度改革、“两翼万元增收”、发展微型企业、地票交易，累 计拉动消费4000多亿元。二是增加了就业，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可以新增就业岗位550万个。三是拉动投资，“五个重庆”累计投入1.3万亿，“民生 10条”累计投入3000亿，“共富12条”还将投入1.1万亿,每年拉动经济增长约10个百分点。改善民生是打基础、练内功、利长远之举，重庆地处内 陆，有可能成为内陆的消费高地，从而提高重庆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有利于长远发展。 　　 　　通过民生导向，还可以带动生活性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公共服务业、节能环保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四是促进社会和谐，降低维稳成本，最终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 　　 　　咱重庆的同志，正在进行着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个探索，一是我国西部能不能成为开放的前沿？二是共富之路能不能走通？能否实现“经发” 与“共富”的双赢？第一个探索，我们正致力于在西部地区建成一个能大量吸引外资，而且“引进来”、还能“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开放高地。改革开放 30多年了，过去的开放高地都在沿海，一提西部，人们往往想到山高路远，“扶贫帮困”。俗话说，“30年河东，30年河西”，改革开放头30年看沿海，沿 海各省市发挥得很好。未来30年，在广袤的西部，也需要出现多个开放高地，这对于深化全国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西部开发，而重庆 正在进行的探索，给了中国经济界很多积极的信息。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应当成为西部一个开放的高地。 　　 　　薄熙来说，第二个探索，民生导向拉动经济发展之路能否走通？在经济快速优质发展的同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这种发展状态和理想境界,古今中外还没有过。西 方经济发达，但是两极分化。我国经济近几十年高速发展，贫富差距也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在经济优质快速发展的同时，能实现共同富裕，那就圆满了，就不仅是对 国家和人民的贡献，还可以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即不是只有欧美模式才能把经济搞上去；走社会主义道路照样行，如果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又实现 了共同富裕，就是一条科学、正义的发展之路，既有实践价值，又有理论意义，对人类也是个有益的贡献。 　　 　　薄熙来说，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有过科学论述，概括地讲，就是共同富裕。尽管这条路还没有先例可循，但这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 咱重庆这些年就是在这条路上努力探索，一方面经济加快发展，一方面降低基尼系数，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就业，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在较快提高，人民的满意度在不 断提升。尽管道路曲折，可能会有阶段性反复，但只要下定决心，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把“民生10条”、“共富12条”件件落实到位， 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说，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重点是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我们要认真领会并 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民生10条”件件落实到位，把“共富12条”全面铺开，一项一项抓好，兑现对全市人民的承诺。 　　 　　薄熙来最后强调了岁末年初的几项工作。一是关心关爱群众。各级各部门要更加关心百姓冷暖，落实好“三项制度”，勤走结对的“穷亲戚”。不能大而化之，要把 好事实事办在群众的心坎上。二是稳定安全。元旦、春节将至，要特别注意建筑工地、烟花爆竹、地质灾害、交通事故、食品药品等方面的安全，严加防范，慎之又 慎。三是清廉过年。要追求高雅、文明的过节方式，过好“廉”关。 　　 　　“十二五”开局之年，重庆发展快中见好，经济增速上升到全国第一位，五大经济指标增速也位居全国第一。良好的发展势头，源自于五方面的工作推动 　　日前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全委会，专门通过一个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强调要缩小贫富、城乡、区域差距。 　　重庆要打造共同富裕的城市，并非纸上谈兵，而是有着具体可操作的规划。到2015年，重庆要实现五大目标： 　　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由目前的不足30％，提至50％以上； 　　二是将全市30％左右的中低收入城市居民置于保障房覆盖之下，让更多的人从“房奴”中解放出来； 　　三是新增就业岗位330万个； 　　四是以政府补贴方式新建15万个微型企业，以创业推致富； 　　五是让千万农民成“有地市民”和有产阶层。到“十二五”末，重庆基尼系数要由现在的0.42缩小为0.35左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现在的3.3:1缩小到2.5:1。 　　 　　重庆有计划、有目标、有措施地大力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很有现实针对性。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的不懈追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景。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指出：“在改革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强调：“即 使51％的人先富裕起来了，还有49％，也就是6亿多人仍处于贫困之中。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 GDP突破4000美元时，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共同富裕显得尤其紧迫。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4000美元是社会矛盾比较凸显的时期，特别是贫富悬殊所引发的“仇富”情绪可能会酿成群体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按照国际共认标准，基尼系数的合理范围应控制在0.3至0.4之间。超过0.4，社会利益矛盾会明显增多。 　　 　　目前欧美与日本的基尼系数普遍控制在0.24至0.36之间，而据专家研究，2010年中国实际基尼系数已超过0.5，可见我们已经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关 口与节骨眼上，必须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勇敢闯关。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财富积累，中国也已基本具备了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 　　 　　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改革开放30多年造就了一大批富人，但应看到，大多数群众仍处于温饱或贫困状态。如果贫富悬殊越拉越大，显然社会 就难有和谐，经济发展的快车也会戛然止步。正是基于对这种深层次矛盾的忧患，重庆扎扎实实推进共同富裕，很睿智，具有风向标意义和价值。 　　 　　如何实现共同富裕？重庆做法也可供借鉴。首先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做蛋糕很重要，是前提与基础，蛋糕做大了才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但分 好蛋糕也很重要，蛋糕分得公平、合理，才能激发群众创造财富、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蛋糕也才能越做越大。二者应统筹兼顾，不可顾此失彼。目前国家财政的 蛋糕已经很大了，打造共同富裕的中国模式，应提高国民收入所占蛋糕之比例，尤其公共财政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众倾斜。 　　 　　其次是教育、动员、引导富人多尽社会责任。共同富裕不是吃“大锅饭”，更不是“劫富济贫”或者限制富人，但强调先富帮后富，富人更多地履行社会责任是必要 的。在发达国家，富豪们普遍奉行这样的人生信条：“守着金钱财富去死是可耻的”。所以，他们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比较之下，淡漠公益是中国许多富人的道德短板，亟待修补。如果富人们普遍热心公益事业，对缩小基尼系数，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西方震惊：薄熙来对西方国家说出了这样的话 　　薄熙来说，人生在世，转眼就到退休。青年人要在有限的时间中多读些经典，从中汲取营养，以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如果只是习惯性地上网、看电视，不加选择地去看书报杂志，虽然也能接受不少信息，其价值含量是有限的，而一般信息是不能代替经典的。 　　 　　薄熙来说，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做些事，一定要抓住记忆力最好、理解力最强、精力最旺盛的青年时期，多读经典，广泛汲取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毛主席青年时代 在长沙，常常在湘江之滨，橘子洲头，岳麓山上，“独立寒秋”，静心思考中国革命的大事；同时又废寝忘食，博览古今中外典籍，为日后的工作打下了深厚的理论 功底。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他在延安也静下心来，就着窑洞的灯火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堪称读经典、写经典、用经典的典范。 　　 　　薄熙来说，读经典一定要选好书。中华文明灿烂辉煌，四大名着、唐诗宋词等，精彩纷呈，引人入胜。马恩着作，博大精深，科学地阐述了人类发展的客观规律；我 国领袖的文选，也是深入浅出，从思想到语言都十分精彩。这些书要好好读，反复读，有些段落还要背下来，随时可用，受益无穷。一些人提倡包容性、多样化，但 再包容、再多样，也不能没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一定要努力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主干挺拔才能根深叶茂。 　　 　　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部分人勉强度日，最终将导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薄熙来说，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看，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有个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 盾。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尽管外表光鲜，实则危机四伏，贫富差距已经很大。资本主义少部分人坐享其成，大把大把捞钱；大部分人却苦挣苦熬，勉强度日，难道人 类总能容忍这样显而易见的不公吗？！这种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中的贫富差距会越拉越大，并不可能靠自我完善加以修补，从而实现长治久安，最终将导致严 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薄熙来说，纵观历史，横看世界，静下心来想一想，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要求共同富裕。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的发展更是跃马扬 鞭，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说明共产党是有本领的，中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这也最直观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 义。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说教，而是有效的社会实践，是使中华民族强大起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确道路。毛主席曾讲，中国应该对人类做出 更大的贡献，现在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通，走成功。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几代领导人都鲜明地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前不久，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共富12条”，就是 为了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这些措施条条实打实，沉甸甸，我们一定要埋头苦干，将其全部落到实处。如果我们在共同富裕问题上，能够真正把基尼系数降 下来，把区域差别缩小，那咱重庆就是对全国发展的大局做出了有益的尝试。我们搞改革开放，诚意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共同富 裕，而不是两极分化。那种社会从历史、从宏观来讲，走到一定程度都是撑不下去的。只有社会主义始终追求共同富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让全民的生活得到有效的改善，因此有后劲，未来不可限量。 　　 　　薄熙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植根于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不论在文化上，还是思维理念上，都可提炼出地 久天长的精华，比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再比如“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话感人至深，影响古今，魅力无穷。继承这些思想文化，我们就有力量和智慧。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传统文化中也有些负面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能力，既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又善于创新，敢想敢干，敢作敢为。 　　 　　薄熙来说，这些年，市委、市府提出了一些新的工作，受到社会关注，但也有些议论。比如“打黑”、“唱红”，又如“共富12条”，总有些说三道四的。我的想 法是，只要于民有利，我们就要旗帜鲜明，敢于坚持，敢于碰硬，认准的就干，而且要努力干好。现在有些干部，倾向于回避矛盾，还喜欢说“和气是福”，主张 “少招事”。大家想一想，我们的革命先烈为了追求真理，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舍生忘死，今天我们也要为人民拿出追求真理的勇气，直面矛盾的胆识。希望我们 高校的老师、同学坚定不移跟党走，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全市人民一道，迎接挑战，努力拼搏，把我们钟爱的重庆建设好。 　　 　　重庆的发展实践，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 　　薄熙来说，重庆是一个富于改革创新精神的城市。直辖以来，历届市委、市府艰苦创业，为重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些年，我们在抓“唱红打黑”、精神文明建设 的同时，经济建设也没有停步，取得了新的进步：GDP增速连续3年保持15％以上，去年达到17％；财政收入去年增加49％；利用外资由2007年10亿 美元升至去年的60亿，今年可达80亿；对外投资还实现了50亿美元。我看重庆人很能干，且还有潜力！现在我们改善民生、拉动内需，走民生导向的发展之 路；政府正不断探索，在全国率先启动公租房建设、户籍制度改革。内陆开放高地和两江新区的建设也已全面展开。这些实践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大量新鲜、生动的教材。我们期望高校的师生能充分了解重庆的变化，并努力融入到这个令人心动的发展洪流中去。

　　亚洲目前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21世纪》：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不少国际观察家提出，国际形势在发生明显的变化，欧美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衰落，而亚洲开始崛起。您认为亚洲在崛起吗? 　　郑永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要回答：什么是亚洲?实际上，亚洲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只存在一个个亚洲国家。如果说作为一个地区的话，那么这个概念在制度和文化上的整体感很弱很分散。 　　比如欧洲，由于文明的相近，所以在一个个国家的基础上形成了欧盟，在经济和法律制度上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再如北美，由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绝对强大，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各种制度上不得不依赖它，其制度化基础之上的共同性也很高。 　　但是回过头，我们看亚洲，我认为不存在制度意义上的共同体。过去我们说亚洲文明，是因为东北亚地区的中日韩三国号称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尽管如此，这种文明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共同的制度上。今天，这个地区从贸易往来的角度来看，其紧密程度并不比其他地区低，但是制度化和法制化的东西很少，不但很少，而且在不少领域还很隔阂。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制度分歧也很大，更不用说与中亚和西亚之间了。 　　所以，现实一点，我们就会发现，亚洲内部，不同国家间的制度没有整合起来，不是一个整体。 　　《21世纪》：的确，亚洲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内部包含多种不同形态的文明，但是单从经济的意义上来看，亚洲是否在崛起呢? 　　郑永年：在制度之外，亚洲地区的经济也对欧美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自主性很弱。尽管亚洲的经济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但是其对欧美市场的依赖程度变得更高。因此，我们看到，到了2008年年底，亚洲的主要经济体要么是减缓了发展速度，要么就直接陷入了明显的衰退。这也说明1998年以来，亚洲始终未能突破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 　　根据亚洲银行的数据，出口占亚洲GDP的比例在2000-2007年期间从35%上升到47%，其中一半以上都是与欧美发达国家达成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却从1980年代早期的67%降到了2007年的50%以下。2007年，美国居民消费超过了9.5万亿美元，是中国(1万亿美元)和印度(6500亿美元)居民消费总额的6倍。仅仅从数字上看，正在崛起的中印两国完全就无法填补美国消费大潮褪去后的真空地带。 　　上述状况在2008年之后，没有也不能得到迅速的扭转。同时，在中印之外，最早实现现代化的亚洲国家为日本。日本虽然经济高度发达，但它和韩国一样在经济和军事上都依赖美国，主权独立性比较弱。很显然，如果美国不同意，这两个国家就很难享有完全自主的亚洲外交。 　　如此看来，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因为其经济对外依存度太高，缺少自主性，所以即便在经济上也并未崛起成为一个类似于欧洲和北美的区域。 　　因此，亚洲的个别国家，如中国和印度确实在腾飞，你可以说亚洲国家在崛起，但不能说亚洲在崛起。换句说，在亚洲，只存在个别国家的崛起，在被其他大国所分割的情况下，亚洲不存在整体的崛起。 　　亚洲区域或将形成一种开放、包容的新模式 　　《21世纪》：那么，您如何预判亚洲作为一个区域的发展未来? 　　郑永年：未来亚洲会走向哪里?很难讲。在亚洲，中国也没有真正崛起，还没有掌握亚洲的主导权。二战前，日本想做，失败了。现在日本也做不了。因此，亚洲很难形成北美那种美国一家独大的模式。 　　同时，文明基础如此多元：东北亚可以说是儒家文明，印度是印度教文明，而中亚又是伊斯兰文明，东南亚的文明形态就更复杂。因此，亚洲 　　很难走欧洲的模式，短期和中期之内很难形成欧盟那样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 　　那么，假如亚洲存在一种区域模式的话，将是一种新的模式。其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和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模式完全不同。传统上，所有的区域模式大都是排他性的，就是说，特定区域模式是为了本区域的利益，对本区域和其他区域实行不同的政策。 　　《21世纪》：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新的区域模式? 　　郑永年：不妨以代表亚洲区域化程度最高的东盟为例。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成为政府间、区域性、一般性的国家组织，也是一个开放的组织。随后，文莱(1984年)、老挝(1997年)、马来西亚和缅甸(1997年)、越南(1995年)和柬埔寨(1999年)也先后加入，形成了东盟十国。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当中国开始和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日本和韩国就开始担心中国在东南亚力量的发展和扩张，因此也紧随中国先后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当时的很多人也作类似的解读，认为中国和日本在东南亚的竞争必然导致大国之间的冲突。 　　但是，这种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这些国家在东南亚的竞争导致了出乎时人预料的积极结果。在东盟和中国“10+1”机制形成之后，和日本、韩国之间也形成了同样的机制。不仅如此它还形成了和东北亚三国的“10+3”机制以及双方的互动机制。东北亚三国之间因为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很难形成独立的合作机制，是东盟这个平台促成了这三国的良性互动。很快，这种合作机制扩展到东盟和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现在，美国的加入表明这种机制已经延伸到所有这个地区的大国。 　　东盟的演变过程，说明东亚开放型区域模式已经使之与北美和欧洲区域模式区分开来。北美模式具有强烈的等级性，美国因为其庞大的经济体和其他方面的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加拿大和墨西哥不得不依附于它。欧洲区域模式则表现为平等性，主要是因为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各方面力量都旗鼓相当。但无论是北美模式还是欧洲模式都具有很大的排他性。 　　重返亚洲为美国长期战略 　　《21世纪》：在亚洲区域，亚洲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可以主导。美国现在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您怎么看待这一战略的背景

　　引子 　　如何施行政治改革是改革的最关键之战，一方面不能因为政治改革丧失来之不易的革命政权，另一方面政府官僚化、贪污腐化现象日趋严重，已经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不能因为官员的为所欲为和政府打击不力而最终丧失执政能力，丢掉执政地位。如何进行政治改革，当前主流观念是照搬西方模式（其中美国模式居多），以目前政府与民众公信力的差距，显然施行就意味着共产党很有可能成为在野党，这也不符合我国当前形势： 　　1、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不允许。 　　施行西方多党轮替的方式很可能受国外势力以及一些强势集团操纵，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现在台湾、达赖喇嘛以及西方集团对中国的分裂之心与日俱增，一直在谋求中国自己内部发生颜色革命，中国是不乱则以，一乱后果不堪设想，丢掉政权事小，恐怕中国又会进入军阀割据、列强瓜分的时代。 　　2、国内民众民主选举政治意识不成熟、社会道德缺失。 　　从当前农村村长换届选举来看，贿选现象普遍存在，甚至成为大家默认的选举强有力的手段，村民不听被选人的施政报告，只知道我得了多少实惠，我和谁是亲戚，和谁关系不错，我能不能捞上更多好处，一切从不正当利益出发，如此观念导致被选举人短视而没有长远发展的意识，在选举前拉帮结派，钱财开路，甚至组成黑社会性质的恶劣组织运用金钱美女、恐吓、殴打等软硬兼施的下流手段对选举进行暗箱操作，有的就是几个黑势力集团的较劲博弈。被选举人成为村长，他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捞回自己的贿选支出，满足自己以及核心小集团的利益，唯一手段就是鲸吞、坑害集体和国家利益。如此政治失控、道德失控、政府失控的金钱选举对集体、国家利益极为不利，也势必影响农村建设的正常发展，对社会公德、政府公信力存在极大的损害，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国家、政府的执政安全和社会以及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在全国各乡镇、县市、省以及自治区施行这样的选举，我不敢想象其后果。 　　3、国内经济发展形势不允许。 　　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国家，我国虽然受其影响，但没有伤及筋骨，究其原因得益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民众的消费习惯是滞后消费或者说限度消费，我国银行业贷款业务大都建立在广大民众实际限度需求上，几乎没有大比例的过度消费贷款，国内银行业受次贷危机影响在可控范围之内。 　　二是我国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管制能力，中国现在的政府模式基本属于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我国现在出现的东西部差距、南北差距和大量的个人贫富差距，尤其是地方性差距，更加需要系统的、科学的统一协调和引导。 　　这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在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无论是地方政府、企业，还是民众都没有过度反应，而是积极应对，使对中国的影响软着陆。从亚洲经济危机到当下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我国均显现出对危机的良好控制能力，充分说明我国当前的中央集权、地方分治的整体性较强的宏观调控政府的科学性。 　　综上所述，西式民主改革对中国来说是一条死路，而当前政府模式既是抵御经济危机、促进经济良好发展的科学机制，又是滋生腐败、缺乏活力、贪赃枉法、官官相护、屡禁不止的温床，这样的政府不进行改革，同样是“经济上去了，红旗倒下了”，还是要亡国亡党。 　　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在提出政治改革方案以前，我想应该首先搞清一些问题。 　　一，为什么说中国当前政府模式有利于经济发展 　　1、政府模式有以下几种： 　　（1）、松散型政府架构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完全分治，各级官员通过西式民主选举产生。中央只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完全不进行干涉，有事也是限度干涉，只利用相关政策、法律去引导。地方政府只要在国家法律框架内，其发展完全由地方长官自己决定。 　　（2）、适度松散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和地方行政适度分治，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有事监督。 　　优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不具备连续性，而是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行政长官升迁为上一级唯一途径就是选举，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民众和议员的手里，而不是上一级行政官员，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民声、政治清誉，其次才是政绩，所以，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扼杀了非适度的贪赃枉法的现象发生。 　　总结词语：政治清明，注重民生，官员具体事务效率高、人为风险低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与上级官员没有直接联系，其可控能力几乎为零，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首先想到的是地方经济和民众的受益程度，中央的全国经济、社会由于缺乏行政手段这个可看见的手，无论是有事监督，还是适度干涉，依靠市场无形的手，谁也无法预期，谁也不知道可控能力有多大。 　　总结词语：应对风险能力低，发展可靠性差，政府决策性差 　　（3）、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经常性监管。 　　缺点：官员升迁基本上具备连续性，而非跃迁性，从下一级地方官员升迁为上一级官员唯一途径就是上级认可，官员的前程决定权完全在上级官员手里，而非民众，为此，他要的首先是政绩和上级官员的好感，所以，在官员自我约束能力较差的行政机构里，贪污腐化、贪赃枉法往往成为升官的重要动力，只要上级赏识他，民众强有力的监督几乎对他免疫。忽视民众疾苦、坑害国家集体利益等现象由于缺乏监督，自然就层出不穷。 　　这个政府模式对中央要求比较高，需要科学的认识全国发展形势以及各方面的发展方向，具备人为风险性 　　总结词语：政治污秽，人为风险高，官员具体事务效率低 　　优点：官员升迁的连续性和可控性，中央推行一项政策，地方官员唯恐落后，中央对全国经济、社会进行调控，由于有了行政这个可看见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双管齐下，想不控制都难。 　　总结词语：政府决策性强，对抗风险能力强，发展可靠性强，有速度优势。 　　（4）、中央集权微观经济运行模式：中央对地方行政有绝对权力，中央除了负责银行、税收、军队、外交、国家法律等国家性质的权力，对地方行政、经济发展施行日常性监管。这个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朝鲜的政府模式，事实证明是高度统一下的战时机制，非平常经济发展模式。 　　从以上政府模式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法国以及大多数西方国家均属于第一类，松散型政府架构特点导致在历次应对经济危机中显现无力，不断推出诸多政策、措施收效甚微，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抛出后几乎只有等待。而对中国来说，中央政策、措施的推出，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去施行，立竿见影。 　　2、社会模式 　　（1）松散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以及结果完全由民众自由决定，只要不出现触犯国家法律、失业以及特殊性问题，国家社会不会主动介入。 　　优点：民众自由度大，民众依附心理低， 　　缺点：政府与民众心理差距大导致民众应对危机心理状态不稳，事后机制容易出现政府政策民众不理解，民众心理政府不清楚，往往导致民众对政府期望不高、不信任，甚至出现敌对情绪。 　　（2）紧密互动型社会模式：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引导和关注，国家社会有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种困难。 　　优点：民众与政府施行零距离接触，事前、事中机制可以摸清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状况，一方面可以为政府收集经济各项参数、社会动态等第一手材料，为国家、地方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向民众讲解国家、地方政策，优化国家政策落实力度；政府适时、适度、深度解决民众各种困难，安抚民众，稳定民众心理状态，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犯罪。 　　缺点：政府过激行为导致民众自由度受限制；民众对政府依附心理强，容易助长等、靠、要的懒惰情绪，加大政府行政难度，处理不好可能激化矛盾。 　　（3）紧密管制型社会：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受政府部门日常性管制，国家社会无限度的主动介入解决民众生活、工作、思想的各方面： 　　㈠战时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为一个既定目标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㈡宗教体制：不以民众基本需求为目标，以一个宗教理论为范本要求民众遵守并强制施行。 　　从以上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属于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模式，社会已经越来越趋向松散型社会模式，或者说，已经基本形成松散型社会模式，这种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与松散型社会组合的模式的利弊可以说已经基本显现：经济高速发展和大型项目的顺利实施。松散型社会模式加速了各阶层的自由竞争意识，促使经济发展呈多元化、高速度，中央集权宏观经济调控政府由于权利的高度集中，决策都能迅速执行，尤其一些国家级大型工程的实行，没有中央集权，在西方国家政府很难迅速做出决定。近年来，中国政府不但较好的规范、引导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随着国家级大型工程的顺利实施，进一步拉动了国内经济增长，强有力的引导和规范与激烈的竞争环境造就了中国的发展道路。 　　二、为什么说经济上去了，更要进行政治文化改革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一个真正的思想大国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妄自菲薄，唯他人马首是瞻，一切不加研究，拿来就用，更不能“摸着石头过河”。否则，必然付出沉重代价。 　　中国当下多元文化的形成是中国建国初期形成的民族、宗教政策，较好的缓解了民族矛盾，然而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不断在改革中无序发展，现在迫切需要对文化、思想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1、为什么说当下文化思想需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三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第一次是共产党理论迅速替代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次应该认为是具有积极意义上的思想碰撞；第二次是文化大革命空前绝后的对传统文化的摒弃，这显然是极具破坏性的；第三次是在毛泽东思想被拉下神坛，中国人极端茫然时，经济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自由思潮，中国人不管对与错、不顾实际作用以及思想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某些并不成熟的理论指导下，一切奉行“拿来主义”，结果经济被人搞活了，思想却把人活搞了。 　　我们着重来看第二次和第三次文化的冲击，文化大革命是对文化实体的破坏，这种强制性的文化冲击远没有触击到人的思想主题，只是暂时的沉默，凤凰浴火而必然涅槃。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冲击，却是对文化主体极具破坏性的，这些思想与既得利益捆绑在一起，在改革开放中人们感觉奉行这样的行为准则就可以受益，终于顾不了许多，解放思想，由被动变为主动，这次从人心里完全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古人云：盗亦有道。这些封建社会道德准则在当下不但被抛弃，而且还认为是傻子想法，事实证明，答案是否定的！这种为了金钱而无所顾忌的文化思潮，最终恶果已经显现： 　　难道大家真的看不见所谓“解放思想”的现代文明人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感召下，而全然不顾百姓死活，不顾民族、国家、集体权益，为了一己私利铤而走险吗？ 　　难道身为大学生、农民、工人、商人的传销人员居然将骗父母、骗兄弟姐妹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不能说明道德从根的腐烂吗？ 　　难道毒大米、毒奶粉层出不穷，国外抵制“中国制造”的“恐华症”，虽说不是单纯的贸易保护，但更多的问题不在咱们自己身上吗？ 　　是的，道德，这个在改革开放初期被逐渐摒弃的中华瑰宝，今天在“胡温新政”必须重新拾起，如何拾起？我们先来看，道德先生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倒下的： 　　（1）拉下神坛的信仰。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无论是社会、单位，无处不提大公无私，这种超越人类历史道德高度的行为准则，已经形成社会共识，也成为大多数人判断是非的标准，这就是改革开放最大的难点：如何让人们从崇高的感召下走向平凡，也就像庙里的方丈让在晨钟暮鼓长大的和尚集体还俗一样，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见，如何唤醒人们的私心是改革开放之初的攻坚战！ 　　为了让人们相信的政府允许私欲的存在，第一次思想道德标准的颠覆开始了。生活在70年代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多数村庄、街道上，村长或街道主任四处奔波，挨家挨户的干着他们最拿手的思想动员工作，然而，从劳模到积极分子再到普通人，甚至后进分子，他都无功而返，他手里拿的不是救济金，也不是先进名额，而是上级部门摊牌下来的个人贷款任务，没人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他们不知道拿这些钱干嘛？也无法理解政府要干什么？大家迷茫，村长也不清楚，无奈之下，村长知道了村里游手好闲的张三，街道办知道了不务正业李四，没想到，他们居然很痛快的答应下来了。所有的人都等着看笑话，不曾料想，张三跑起了货运，李四搞起了客运，一年下来，盖了小楼，买了彩电，娶了漂亮媳妇，人们惊愕了，但更大的冲击在后面，张三和李四成了县里的劳模，还到省里开会，上级部门号召向他们学习，大多数人想不通，大公无私错了？我们先进了一辈子一下就后进了？他们虽然有钱了，但是为啥政府看不见他们的灯红酒绿、腐化堕落，反而与政府官员称兄道弟，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有了钱就一切都先进了吗？难道有了钱就可以掩盖一切吗？这就是第一次道德的颠覆！ 　　人想崇高不易，毛泽东穷其一生也没有最终让所有人崇高起来，唤起私欲却再容易不过，很快大多数人走向平凡，于是，“下海经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上到下，人们想生活好点没有错，错的是不能为了推行所谓政策就撞破一切，思想不是物质，可以打烂重建，何况带有私欲的偏激病态思想对刚被拉下神坛的人们犹如洪水猛兽，吞没了很多人的良知，政府忘了思想碎了需要重建，一味的深化改革，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人们倍感压力…….。 　　（2）碎了思想的又一次重击。 　　如果说第一次道德颠覆是把道德先生拉下神坛，那么第二次颠覆就是斩断了道德先生的四肢。 　　市场经济迅猛来到，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国家的主人，然而主人在后来的改革中不断被侵害、被抛弃，可以说，把他们主人的地位送上砍头台的不是别人，正是工厂以前不务正业被除名的李四，今天李董事长作为新主人来挽救这个工厂，只不过，大多数人必须离开自谋出路，包括教过李四的师傅……， 　　全国几千万下岗工人想问问李四之流，难道我们广大工人一直工作不努力，所以改革开放后就要努力找工作吗？我们错了吗？我们不适应形势了吗？为啥我们从辛辛苦苦工作，一夜之间却一无所有？为啥李四从游手好闲，一夜之间就名利双收？大家想不通，但是不能仔细想，因为孩子要上学，老人要看病，自己还要吃饭，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李四呢？这就是第二次道德的崩溃，是从根里的腐朽。 　　（3）、我们都怎么了？ 　　改革在进一步深化，下岗工人终于活下来了，虽然活的艰难，他们发现终究学不成李四，因为李四是“先富起来的人”，他现在很忙，白天围着盘子转，晚上还得围着裙子转，从空手套白狼到资产重组，从人大选举到学术论坛，从污染环境的小作坊到如今的写字楼…..。 　　某些教授说：“中国需要精英救国，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政府也提倡：先富带后富，大家一齐奔小康。李四显然已经成为社会“精英”，他也不知道自己做报告说了些什么，但是，他知道自己的钱不能分给更多的人，自己必须由“先富起来的人”变成“永久富起来的人”；他更知道自己大多数钱见不得阳光，好像某个教授说过：“你心里的恐惧就是原罪感，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你的钱并不受法律保护”。李四从发迹以来第一次有点慌，但是，他又一次发现他奉行的真理确实很有效，只要出得起钱，就有人想点子，而且还有人比他这个草根出生的更着急的人，这次李四之流开始赤膊上阵，用他那娘胎里带出来的厚颜与无耻强烈要求政府通过了这部和宪法相抵触的保护他财产的法律，否则………..，要知道李四之流现在可是“吼一吼，中国大地抖三抖”的精英。李四之流知道自己需要理论体系了，某些教授发现精英论好像不被中国广大人民接受，这就是“仇富心理”，是中国人的劣根性（他们忘记自己也是中国人），他们劝慰大家，富人没有钱最后也能再次站起来，穷人有了钱也会再次趴下，你们天生就是穷命，认命吧………。 　　试问，这些坚持现代版宿命论的精英怎么能说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呢？我记得，封建社会士大夫交往还有“往来无白丁”之说，基本奉行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嫌弃铜臭味太浓的商利之人。现在的某些知识分子、政府官员在道德彻底颠覆以后，做人很彻底，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我不知道，到底是教授、官员的脑袋长在李四之流的身上，还是李四之流的脑袋长在教授、官员的身上？ 　　种种腐朽、堕落、无耻、厚颜罄竹难书，社会有识之士尚且如此，况走卒、小贩、苦力乎？道德之根何在？如此当下文化思想必须要进行彻底意义整合纠偏。 　　如何纠偏？如何整合？道德先生如何站起来？我们首先要明白道德先生的倒下其实就是改革开放大跃进的必然后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准备，没有深入实际的调查，没有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中央在改革开放中追求片面的速度，对某些地方失控，导致地方政府一味的无原则的解放思想，一味的在旗帜上胡乱涂鸦，美其名曰：中国特色，一味的奉行“发展才是硬道理”，合理的政策掩盖着非法，合法的外衣掩盖着腐化，廉洁代名着小集团利益……..。一切皆有因，一切皆有果。 　　还好，我们欣慰的看见了“胡温新政”，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看见了真正意义的关注弱势群体，又隐约听见了政治改革的声音。 　　2、为什么说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我们来先看看新中国的人为政治历史，共产党政权对人为政治管束的乏力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政权往往对人性依赖性很强，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决定于极少数人的性格，从新中国建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国家的发展几乎都取决毛泽东主席对国家认识上，从改革开放到香港回归，国家的发展又都完全建立在邓小平对国家的认识上，这种人为政治的可塑性强，随意性较大的特点，在改革开放中逐渐流传到地方政府，改革开放30年来，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在解放思想的感召下，确实已经到了不整治不行，却又难于整治的地步，现在的地方政府有个潜规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解决民生的好政策往往成为地方官员的又一个生财之道，如何真正落实惠民政策将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一系列大问题，也是考验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大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每个人心里重塑道德之根，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几乎被腐蚀殆尽的民族之魂，是中国文化在时下迫切需要重塑的重大工程，价值观的重归，荣辱观的统一，也是对改革30年来共产党员褪色和变质的总结，也是对共产党本质的再思考、再探究。 　　始于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在思想文化上的惨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去规范和引导的结果，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普遍存在，此类问题最大的严重后果就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什么会在共产主义国家出现如此大面积的严重问题呢？ 　　任何一场改革，都需要思想和行为方式来正确引导，尤其是政治改革，良好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准则才能够进入一个良好的变革局面，不能操好心办坏事，更不能让别有用心的利用了，所以文化思想彻底意义的整合纠偏是政治改革的前奏。 　　2、政府在为谁服务？ 　　政治改革如何改？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共产党员和政府官员的褪色和变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前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的出现最初几乎都是来自内部的改良要求，也就是要求政府更好的实现执政能力，而不是推翻政府，有个现象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以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为宗旨的政府为什么垮台后大多数人并不痛惜，这说明大多数人并没有深切感受到政府的恩惠，那么谁是政府最大的受惠者呢？也是共产党政府在为谁服务呢？ 　　共产党政府在各个阶段在为谁服务？ 　　我们首先来看各个共产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弱势群体的拥戴下执政的，在建国初期无一不是群众积极性高涨，国家建设热火朝天。这时的政府往往是执政为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有那么一些干部生活比自己优越，对一些资源官员更有支配权等等，这就是所有制隐形变异。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有个最高和最广泛的所有制形式就是全民所有制，理论是这种资源不单独属于任何社会个体，而属于全部国民的，在公有制名目下由国家来控制。这种全民所有制的实质是普通民众并无支配权，而是由政府官员代为控制，这些资源受厂长等极少数人的意志支配，也就变相拥有了这部分资源，该资源已经实际上变为阶段时间内的松散性家族私有制或官僚私有制。 　　然而，这种所有制状态的拥有者并没有认识到所有制变异的结果，因为无论是普通工人、有支配权的官员都无实际拥有的真实感，他们只感受到权力的变化、政治的变化，资源这个真实存在的东西没人注意，也就是说，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人并没有真正体会，谁又会去珍惜自己无法感受的东西呢？ 　　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政府在企图带领全民过上他们向往的生活，只不过部分特权阶级和官僚提前达到了比人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部分特权者和官员服务。人不患寡但患不均，这就是变革声音的起源。 　　30年改革开放政府又在为谁服务？其实，这就是所有制显形变异，政府把所有制的看不见的变异结果显现了，其服务的群体也有所改变。“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政府在赤裸裸的为部分特权者、官员、强势集团服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解放思想”的不断延续，这种所有制显形变异越加明显，政府在缺乏必要规范的情况下为这些对象服务，必然产生暴富阶层、贫穷阶层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象；必然失去监控产生不公平的现象（唯一欣慰的是成为强势集团的通道相对公平了，李四之流就是这通道的产物）；必然出现强势集团“尾大不掉”的现象，用经济实力威胁政府、绑架政府……..。 　　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所有制会出现无可避免的变异？关键就是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不具备可操作性，其原因在于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出现根本性错误。 　　（1）、共产主义的理解错误。 　　理解错误一：共产主义顾名思义应该是人人都有，应该在“有”字上寻找答案，然而马克思依据“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误导了整个共产主义阵营的理论思考方向，“人人都有＝公有”这种方式是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现在看来无容置疑是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的变异”，所谓所有制变异就是：公有制是指人人都有，然而却无法从实际上体现有的效果，也就是说“人人都有”这个理念无法实际操作，这种“人人都有”让大多数人无法切身感受“有”（这就是共产主义政权垮台时大多数人无动于衷的原因），而这种“有”思想下的共有资产在现实中由于思想的堕落和权利的滥用以及监督的缺位，成为了阶段性的官僚资本，成为极少数人掌控的资本，也就是说“人人都有＝公有=官僚所有＝私有”。这就是所有制变异，是共产主义阵营失败的根本原因。 　　真正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什么呢？应该从正确理解“有”入手而不是“无”，小有就是大有，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什么？那就是股权制，人一出生就应该有生存权，这种生存权用全社会的总资产的股权来表示，也就是说，人出生就应该拥有资产股权，这种股权使人们有政治表达权、经济受益权等法人的权利。 　　这种资源形式可以在现实中推行吗？那么我们来详尽分析被某些教授称为“怪胎”的共产主义实现形式的新农村——–华西村和毛式传奇英雄—–尼泊尔领导人普拉昌达的成功之路，到底隐示着什么深刻道理？ 　　（2）、理解错误二：搞市场经济，思想就一定要“非毛化”吗？ 　　分析一：华西村模式是不是共产主义新农村的道路 　　1981年，在小岗村打响了所谓改革的第一枪，所有的公社资产全部分归个人私有，这个被某些名教授称为破天之举的行为不过就是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重演，只不过这个土豪是集体主义形式下的资产所有制，极大的满足了大多数人的私欲，随之，“包产到户”在全国迅速推广，从那时起至今，中国农村除了土地责任承包，20年内无善可陈，中国广大农村发展依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耕时代的技术水平，农业现代化几乎对现在的中国农村是“天方夜谭”。 　　为什么中国农村与中国工业、商业、金融业相比发展完全滞后呢？原因很简单，一家一户所拥有的零散土地使农民没有能力也没必要购买农业机械，完全自由的农村发展模式和科研隔绝的现实使农业技术发展几乎停留在原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根本原因就是土地责任承包制度 　　为什么一个被称为划时代意义的农村改革会成为农村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呢？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改革是一种什么形式的改革，其实人民公社是一种集体农庄的模式，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种集约经济体，失败的根源主要是管理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管理的失败去否定一种制度。相反土地责任承包制度是一种零散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生产形式，但是由于私欲的满足，责任明确，就得到绝对的肯定，这就是因为管理的到位而坚持的一种落后的生产力。这种现象举个例子说：一群武士剑武得很好，于是放弃机枪、大炮，坚持冷兵器20年不变，面对武装的牙齿的国外农业其发展和战况可想而知！ 　　其实大家都明白土地责任承包制度的政治意义大于一切！！！这就是中国发展是不是还要和政治意识捆绑的问题！ 　　中国农村已经到了不重新改革不行的地步，这和中国政治改革处在同样的尴尬境地，其实对农村重新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改革开放的一次纠偏，就是和政治改革密不可分的。 　　中国农村改革出路只有一条，就是走集约化的农庄道路，这里有个选择：是私人农庄还是集体农庄？显然中国当前的主流思想虽然隐而未喻，但是土地使用权的自由转让政策的出现，明显是在为私人农村的最终出现铺路。 　　私人农庄的实现里面有社会问题将是地方政府很难逾越的鸿沟：众所周知，中国有11亿农民，由于落后的农村生产模式和土地责任承包制需要大量的人力，也就是土地解决了11亿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实行现代化的私人农庄，社会问题是大量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如何解决？最起码，从现在起20年内，中国城市无法吸纳5亿人，难道中国农村改革再推迟20年！！！那么有没有，马上可以实行的并且可以解决众多劳动力的农村生产方式呢？我们先来分析华西村现象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启示！ 　　大凡去过华西村和南街村的人都会被村镇城市化、村民市民化、完全的市场经济经营模式和高度统一的毛氏思想政治工作并存的特点感觉新奇，为什么市场经济制度与毛泽东思想这两种水火不容的体系在这里高度统一起来了，而且取得了让所谓那些中国改革的急先锋的先进农村无法想象的辉煌业绩，为什么？？ 　　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私欲的经济形态，古人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见私欲的天经地义。相反毛泽东思想要求的大公无私，甚至要牺牲个人利益，扼杀个人私欲，显然这是完全对立的思想状态。 　　其实，市场经济也有宏观调控手段和防止私欲过度纵放的规范制度，毛泽东思想也让大家吃饱肚子再干活的愿望，也允许最低限度私欲的存在。仔细想想，其实这两种思想状态都在寻找一种和谐的共荣状态。 　　在华西村里我们发现在企业经营方面完全遵循市场经济方式进行运作，在物质分配方面尽量实行均富的原则，但绝不是“干好干坏一个样”，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的大背景下实行多劳多得，奖优罚劣……。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广大社会缺乏的真正意义上的和谐。 　　为什么会有这种和谐的出现，我总结一下是： 　　毛泽东思想更像一种润滑剂，他抑制了私欲的过度膨胀，化解了众多的矛盾，使人们心服口服，西方社会的福利制度的高度愿望不也正是如此吗？ 　　毛泽东思想更像是一种哲理、一种战略思想，市场经济模式更像一种战术手段，一个在宏观的把握方向，一个在微观的克敌制胜，这就是矛盾而又统一的具体实现。 　　然而，中国所谓的专家、学者食洋不化，完全以西方经济马首是瞻，在强大的事实面前，不去深层挖掘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去研究其对中国农村、城市的现实意义，斥责这是“怪胎”不以为然，任其自生自灭。 　　我甚是担忧，这个在中国自发出现的社会形式到底生命力有多强？在无人顾及和引导下还能走多远？ 　　我更是担忧，在这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思想混乱的时代，社会的稳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大问题，中国急需要思想的重塑，放弃华西村这种昙花一现的黑暗中的唯一光亮，中国会不会错过一次社会真正大共荣的机会！ 　　分析二：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必将成为建立民主国家的重要参照 　　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这一生干过两件事，一件是建立新中国，一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建立新中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不争事实，也是无容置疑的伟人功业，最具争议就是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这也是现在主流社会对毛泽东主席诟病的一大焦点，也是党内高层刻意回避的事件，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必将重新审视，其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里面的一些经验，将是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根除腐败、实现真正民主政府架构的重要参照实例。 　　意义一：大字报与官员辩责制度 　　记得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字报满街都是，那时的人（尤其官员）很害怕在大字报上看见自己的名字，名字的出现就意味着轻则在群众会上检讨，重则丢官、批斗、下牛棚，大字报仿佛就是催命幡！当然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时期的大字报很多是失实的，对当事人几乎是不容辩解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不可控的。但是，这种由下而上的对官员进行问责的监督形式却是最有效，只要建立一种制度，将大字报这种形式进行规范化、程序化，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允许并督促官员就这件事进行答辩。让大家形成一种共识：法律赋予公众对任何人、任何事（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除外）都有知晓的权力，都可以用大字报提出异议，官员习以为常的为某件事出来答辩。这就是官员辩责制度。 　　意义二：造反有理与官员弹劾制度 　　“革委会”这个曾经盛行的名字已经逐渐被人淡忘，“造反有理”曾经是多少政府官员的噩梦，我在这里对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所作所为不敢苟同，但是我欣赏的就是这种由下而上平稳夺权的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句“造反有理”、一幅大字报就是对某当权派弹劾的开始，群众批斗、政治检讨就是弹劾事件的答辩阶段，最后交出权力就是弹劾成功，这是一套完整的弹劾程序。 　　现在的西方国家有一个机构专门受理这些公众对某些官员提出的异议，启动弹劾机制，组织开启答辩会议，最后形成定论。如果我们把文化大革命这种行为加以规范，成立机构受理，在这里，难道没发现惊人的相似吗？ 　　意义三：查抄及返还与官员“财产晾晒”制度 　　“查抄”其实不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难以计数的家庭被查抄，这里面中饱私囊不多，原因就是那时的官员本来就清廉，那有啥东西可查？现在的官员那有啥地方敢让大家查查！现在推行“财产晾晒”其难度之大，必登天还难！最后，不过就是嚷嚷而已！！ 　　“财产晾晒”应该作为官员就职典礼的重要内容，要当官，先清查资产，并且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资产公众说明会。 　　意义四：专政夺权与可控民主制度 　　文化大革命的专政有个特色，无论地方夺权如何乱象横生、从文斗到武斗，只要中央一声令下或上级部门紧急叫停，地方马上就恢复平静。这种高度可控制度与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的实现原因是：1、中央和上级部门的绝对权威是公众不容抗拒的；2、专政夺权斗争的乱象是乱而有据，也就是说这种乱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那就是不能反党、反毛主席、反国家，违背这三点就失去立足的根本。 　　其实，中央和上级部门压服地方也是基于这三点。 　　有部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确实，那个年代人人无论对错，都充满激情，尤其是政治热情，相对现在的民众来说，那种炙热的政治情节是无法想象的！当下的社会政治热情几乎处于休眠期，满眼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金钱挂帅的所思所为，这些都助长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滋生蔓延！ 　　民主就是对权威的挑战，政府需要绝对权威。政府对民主是既希望又害怕，希望借助民主清除自身恶疾，害怕广泛民主危机政府安全。文化大革命就是广泛民主和绝对权威相结合的经典实例。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