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2011年，中国的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成为一道风景。“三公”经费包括公费出国（境）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截至7月28日下午四点，98个中央部门中，有88个陆续公布了“三公”账本。从已公布数据看，公车费用占了大头，如88家中央单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4499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396551.7万元，约占2010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1.5%；而2011年的“三公”总预算额为632398.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也达到了384391.2万元，约占88家中央单位2011年“三公”总预算额的60.7%。在我们看来，三公经费本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大部分应该算作中国官员的收入才更合理。 实际上，官员工资制度是研究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公平的很好的窗口。我们综合公开资料，对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官员的工资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会有很多让人深思的发现。中国把政府官员叫公务员，而在美国叫政府雇员。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公务员。 一、美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一）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 要想了解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首先要清楚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根据1923年颁布、1945年修订的《公务员分级法》（Classification Act），美国公务员分几大序列，如政府行政序列、制服序列、司法序列、邮政序列、教育序列等。其中，政府行政序列的“白领”公务员，最接近中国所说的“机关干部”。行政序列的公务员分两类——普通公务员和高级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指美国政府各部和直属机构首长，高级公务员分5个级别（Level）：高I级最高，美国国务卿一般可列为高I级，然后依次是高II级、高III级、高IV级和高V级。比高级公务员级别低的公务员都属于普通公务员，普通公务员分15级（Grade），每级又分10档(Step)，美国85%的公务员属于这一类。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机构的最高首长的工资由国会单独制定。 (二)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由法律规定 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一系列的法律严格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的原则是：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任何公务员工资的变动都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即人民的代表国会的批准；公务员加薪当任不得受益，从下任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美国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1990年11月5日生效的《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FEPCA），以私企为参照的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就是该法案规定的。 《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开宗明义，列出了制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4项指导原则：（1）在同一地区，一定要毫不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2）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3）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4）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 由于通货膨胀，公务员工资每年有个年度微调，微调标准必须依据劳工部公布的私企工资成本指数（ECI），但公务员工资调整幅度必须低于工资成本指数0.5个百分点。法律还特别规定，只有总统有权动议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必须报国会批准。调整工资标准的前提是：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或严重经济情况而影响普遍生活水准。美国法律还规定了公务员工资封顶制度（Aggregate Limitation on Pay），普通公务员不管何种理由所有项目工资之和超过高I级工资标准，该工资不得支付。 美国国会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一个法案明文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回避制度。美国总统即使再有权力，也没有给自己定工资标准、给自己加薪的权利，总统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比如，1995年11月，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七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 （三）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工资标准 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12月23日向社会正式公布的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新工资标准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各级工资统一比2009年上调1.5%。注意，这不是加薪，而是通货膨胀因素需要进行的年度微调。2010年，美国公务员封顶工资是199700美元，也就是高I级。2010年，美国总统的工资照样是400000美元，副总统和参议院议长及首席大法官的工资是230700美元。 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与私企等其他劳动者执行同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美国2007年5月25日生效的《最低工资法案》（Fair Minimum Wage Act）规定了三个阶段的最低工资：2007年7月24日开始为5.85美元/小时，2008年7月24日开始为6.55美元/小时，2009年7月24日开始为7.25美元/小时，最低工资平均每年增加12%。美国各州公务员工资与联邦政府基本一致，州长平均工资是124398美元，最低的缅茵州70000美元，最高是加利福尼亚州206500美元。美国州下的行政区划是县，县长工资一般在80000美元左右，超过100000美元的不多。 （四）美国全国工资现状 以2008年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美国共有135,185,230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作时间为2080小时，平均年工资42270美元。美国工资按照工种共分22大类800个职业。工资最高的5个职业是（从高到低）：外科医生206770美元，麻醉师197570美元，牙医194930美元，妇产科医生192780美元，整形外科医生190420美元。企业老总的工资是160440美元，排第10位。律师的平均工资只有124750美元，排第16位。飞行员为119750美元，排第19位，法官、治安官为100450美元，排第35位，警察局长为76820美元，排第104位，普通警官为52810美元，排第273位。在教育系统中，工资最高的是健康学教授102000美元，接下来是法律教授101170美元，助教工资最低为23560美元，学前教育老师为26610美元，小学老师为52240美元，初中老师为52570美元，高中老师为54390美元。2008年，美国工资最低的5个职业是（从低到高）：餐馆上菜工17400美元，厨师17620美元，饭馆洗碟工17750美元，餐厅酒吧配餐工18140美元，理发师18300美元。2008年，美国所有800个职业中的最大差距是外科医生和餐馆服务员之间的工资差，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出11倍。 （五）美国公务员工资与全国工资水平比较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企，因此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参照以往的私企标准，从程序上就决定了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一般而言，公务员工资标准比私企落后1—2年。 2008年，美国公务员的封顶工资是191300，数据显示，美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低于私企。2008年，美国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在全国平均工资42270美元附近的是8—9级，在15个级别里属中上。不过，美国大多数公务员的薪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法律规定的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企相符。 美国审计总暑在给国会的审计报告中称，政府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私企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如1990年，私企的工资比上一年涨了6.4%，而政府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只有3.6%，每年都是公务员工资的涨幅低于私企，这使得公务员工资与私企的差距越拉越大。该报告通过对全国60个大城市的数据分析，结论是，私企在90%的时间里的工资要比公务员高，有时甚至高出一倍多，平均高出10%左右。 从美国政府每年招募公务员的情况看，公务员绝对不是美国人的首选职业。美国联邦审计总暑曾在几所大学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几乎都对公务员职业没什么兴趣，在64个被调查的学生中，只有2个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应聘公务员。2005年，美国针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公务员认为政府的待遇最差，在由私企转入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中，32%的人认为工资比以前低，34%的人认为与以前持平，只有33%的人认为比以前高。 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公务员工资标准通过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2、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3、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4、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5、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保证任何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6、公务员工资标准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把工资定得过高，否则就会出现几千人、几万人挣抢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7、公务员工资不高于私企，有利于政府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流动，保持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和高质量。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参照物有3个：一是人均GDP，即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全国平均工资；三是全国最低保障工资。 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 （一）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制度 中国公务员实行职级工资制，即职务级别工资制。其构成可分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是职级工资构成的主体。职务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和工作难易程度确定工资标准，是晋级工资制中体现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在职务工资标准中，每一职务层次设若干工资档次，工作人员按担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并随职务及任职年限的变化而变化。级别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确定工资标准。公务员的级别共分为15级，一个级别设置一个工资标准。基础工资是按大体维持公务员本人基本生活费用而确定的，各职务人员均执行相同的基础工资。它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工龄工资是按公务员的工作年限确定工资标准，主要体现公务员的积累贡献。除此之外，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还包括地区津贴和岗位津贴。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曾将公务员工资构成由四项压缩至两项，即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调整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 （二）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几个原则 1、正常增资原则。所谓“正常增资”，就是国家定期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即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法律规定保证必要的经费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这意味着，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原则中，即规定了要定期给公务员涨工资。一方面要定期、全面地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一方面要通过对公务员的考核，定期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实行正常增资原则，一方面能够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另一方面，能够使职务相同而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同的公务员之间，在工资报酬上拉开差距，激励他们更好地尽职尽力。 2、平衡比较原则。该原则认为，国家确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时，应将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系以不断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大体持平。这一原则意在使工资分配中的公平合理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得以实现，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3、物价补偿原则。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的工资，使工资增长率高于或等于物价上涨率，以保证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4、法律保障原则。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外，国家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即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晋级、晋职、定期晋升工资档次、调整工资标准、调整保险福利待遇等情况时，才能按照规定进行；减少公务员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受到降级处分、降低职务等情况时，才能按有关规定进行。 （三）公务员的福利和保险 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中国的公务员还享有福利和保险，这也应算作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福利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工资报酬和劳动保险以外，通过举办集体福利设施、提供服务以及发放补贴等形式，给予公务员的一种生活保障和生活享受。 中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很广泛：一是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浴室、理发室、疗养院等；二是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厅、体育场、游泳池等；三是上下班交通补贴、防署降温费、洗理费、房租补贴、生活用品价格补贴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此外，国家公务员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病假待遇、产假待遇和年休假待遇等。公务员福利经费来源，按工资总额的比例，从行政经费中提取。 公务员的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建立的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务员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务员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四）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 在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之下，中国过去对公务员实行的是较低工资制度。资料显示，在2000年，中国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均工资在15个大行业之中的排名为第8，在社会工资水平中属于中等；在此后两次加薪之后，这一排名提高到了第5或第6名。 有意思的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是政府自己给自己涨。国家公务员的历次加薪都是由国务院来做出决定。从1985年以来，中国已9次调升公务员工资。 第一次调整：1985年6月，由以级别定工资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转到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四个部分。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 第二次调整：1989年，为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调一级工资，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三次调整：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干部变为公务员，按不同职能，将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分为四个部分：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其中，以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为主体。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这次工资制度改革同时确定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体持平。 第四次调整：1997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机关行政人员基础工资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0元提高到110元。机关新录用人员的试用工资相应提高：大学本科生由每月70元提高到225元；硕士生由每月97元提高到260元；博士生由每月105元提高到290元。此次加薪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五次调整：1999年7月，公务员再次加薪，将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10元提高到18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月55元至470元提高到85元至720元。通过这次调整，机关干部的高低工资差别为5.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六次调整：2001年1月1日，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23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人每月85元至720元，提高到115元至1166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5.7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七次调整：2001年10月1日，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国务院决定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人均月工资增加80元，增幅为15%。主要体现在“职务工资”上，由原来的50元至480元提高到100元至850元。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4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八次调整：2003年7月，将职务工资由原来的100元至850元提高到130元至1150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6.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九次调整：2006年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再度调高公务员工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不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应该只是名义工资部分，并不包括津补贴福利奖励等部分。而后者在公务员实际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大约接近或超过名义工资部分。因此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与此同时，中国不少企业人员的平均实际收入水平每月只有1000多元，难以越过2000元。在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城市（如北京），公务员工资实际的是“3581”制度，即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万，这样，一个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高出最低工资（以500元计）9倍。 （五）中国公务员巨大的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 单从工资收入看，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很高。但在中国，当公务员往往有数量不小的灰色收入，以及大量的职务消费。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这恐怕是个永难精确的秘密。 据中国学者王小鲁完成的研究课题显示，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要高出9.26万亿元，这部分“隐性收入”比2005年的4.85万亿元增长了近一倍。隐性收入之中的大部分为灰色收入。据王小鲁的推算，灰色收入的规模在2005年是2.66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1.06万亿元的24%；2008年是5.4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7.87万亿元的30%。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增长速度。 有条件获得灰色收入的人群中，公务员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群体。虽然中国公务员的灰色收入难以统计，但从近年不断曝光的各地官员的高消费、多套住房、腐败的生活方式来看，相当一批官员的灰色收入数额极大。被判刑的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也不断向上突破，最近几个案子已达数亿元之多。 除了寻租腐败之外，另一块巨大的公务员消费就是“三公”消费。在“三公”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根本不是为“公”，而是完全的个人消费。中国财政部相关人士今年7月曾透露，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4.2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62.78%。但过去全国政协的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全国的“三公”经费可能高达三个3000亿，一共9000亿！ 中国不少学者认为，“三公消费”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政府公务员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产生大量的“三公消费”，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这种特权腐败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有的公务员收入体系中的一部分。 （六）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导致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张 整体来评价，中国公务员收入制度的特点就是：中等的工资水平+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使得中国公务员在全国收入层次中，居于很有吸引力的中上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了，是否能带来中国公务员廉政水平的提高呢？显然不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即便是在数次加薪之后，在1993-1997年间，全国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其中贪污案102476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近年的相关数据，可能愈演愈烈。 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公务员报考人数近年迅速增加。如2011年国家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就有141万人报考。一些最热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有统计称， 2010年中国公务员报考合格人数达到了146万人。而2003年，这一数字只有8.7万，7年间就增长了16倍！调查显示，79%的人称，100多万人报考公务员就是为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结果，是中国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大。根据公开资料，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被供养人员所消耗。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中国共有国家机关干部（也就是“公务员”）653.67万人。除此之外，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尚有400万事业编制或工人编制的准公务员，再加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商、派出、城管等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管理架构中，靠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人；1270万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已经超过7000万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到全国人口4%的“吃皇粮”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德国同样的支出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 公务员收入制度和规模，可视为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来看，中国显然还有极大的需要改革之处。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历史上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造成欧洲人口严重下降，但这仍然无法与中国“改朝换代”所造成的巨大破坏性相比。图为尼德兰画家老勃鲁盖尔的名作《死亡的胜利》（约作于1562年），反映了黑死病之后社会的动荡与恐怖。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现象。应该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种争论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不仅提出了许多、并且解决了其中的一些实证问题，而且从方法论上对过去那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并且把差异很大的前近代中国与欧洲都归结为来自“奴隶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封建社会形态”的史学模式是一个很大的纠正。由于这种模式改革前在中国史学界比在西方更具有垄断性，因此这场争论在中国的意义尤其大。 但是，如果说过去那种关于“封建社会”的西方中心论史观有问题，那么如今这种围绕“人口、气候和瘟疫”做文章，并且热衷于争论古代“GDP”数值的新西方中心论史观，恐怕也有同样的毛病。过去那种史观是“制度决定论”，尤其是经济制度（即所谓生产关系）决定论，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无论讲“必然”、“偶然”都不谈制度，恐怕也有问题。如果说必然性的“人口规律”与偶然性的气候、瘟疫灾变对西方中世纪的盛衰确实有某种作用，那么在中国它们也有同样作用吗？就像过去说中国古代和西方中世纪都是“封建社会”因而有同样的“规律”那样？ 这显然是可疑的。首先，像“小冰河期”这样的气候灾变，都是全球性的，但是西方中世纪的盛衰与中国传统时代的治乱明显不同步。西方于六七世纪之交发生第一次鼠疫大灾难时，中国却出现“贞观之治”；14－15世纪发生更大的黑死病之灾时，中国却又出现永乐、宣德“盛世”。而中国两汉之际大乱时，西方却正值繁荣的“罗马和平”时期。全球性的小冰河期怎么解释这些相反的事实？ 其次，如果说到“人口周期率”，那么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步就更明显。西方的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下降的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人口下降通常都表现为残酷的战乱，与政治上的“改朝换代”高度重叠。如果说西方的瘟疫不管“偶然”“必然”，表面上总还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下降就直接表现为“人祸”了。 当然，从另一方面讲，“人祸”之前中国也有胜于西方的“人福”。正像老子所言的“祸福相倚”，对比极为鲜明。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时期的剧减更是骇人听闻。相比前述西方人口下降三分之一的灾难程度，中国不仅灾难频率更高，每次灾难的程度，如果我们相信史书的说法，也要高出一倍以上。 西汉末年人口将近6000万，王莽时期发生大乱，几十年间就使人口损耗三分之二，东汉光武帝恢复天下太平时，人口只剩下2100万。 东汉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到桓帝时人口又恢复到5648万，但马上又发生了更严重的黄巾之乱与军阀战争，就像曹操诗中讲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很多地方变成了无人区，重归一统时，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只有760万，可以说消灭了七分之六。西晋维持统一三十几年，末年人口1600万，只有西汉盛期的四分之一。 紧接着又大乱几百年，一直到隋朝，隋文帝时代，中国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盛世，人口发展到四千六百多万，接着又发生了隋末大乱，也是毁灭性的，到唐高祖统一的时候，第一个人口统计是200万户，按中国传统的五口之家，当时的人口有1000万左右，只剩下五分之一。 经过唐代前期、中期一百多年的发展，在安史之乱的前一年，即755年，唐代人口达到最高峰，有5291万，仍比西汉平帝时要少。第二年“渔阳鼙鼓动地来”，又陷入了百年大乱，到了唐代宗时期，中国的人口又剧减70％，降为1692万。 历经晚唐藩镇，五代十国之乱，到了宋太祖统一的时候，剩下309万户、1500多万人的样子。 宋代人口发展比较快，经济比较繁荣。南北宋之交的战乱对人口的影响也相对小些，到1190年，宋金对峙的双方人口合计达到7633万，第一次超过西汉末年，再创高峰。 元灭宋金，人口再降，例如四川便从南宋的259万户剧减到元初的20万户。元朝的太平只维持了八十几年，元末大乱又使中国人口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的人口记录很怪，在明太祖统治的31年内，人口增长出奇地快，到朱元璋临死时据说已经达到5987万，以后一直没有超过这个数字。到了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前，人口大概是5200万左右，经过农民战争与明清战争又一场浩劫，清初恢复统一后，统计数字剩下1900多万。 清前期的100年，包括康雍乾盛世，人口增长很缓慢，乾隆中叶以后，人口增长突然加速，这是中国人口史上的第三个谜，在100年间中国人口先后超过1亿、2亿、3亿，到咸丰元年达到4.3216亿，形成中国人口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很快又陷入大乱，太平天国战争加上回捻之乱，1863年即太平天国灭亡的前一年，中国人口的数字已经掉到2.3亿。以后一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数字一直都在咸丰元年的水平徘徊。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当然，上述都是史书上的官方数字，其中宋代的户、口比例，明代洪武后的“人口停滞”，和清前期的“人口爆炸”这三大谜都存在着严重的统计争议。一些研究认为实际情况没那么骇人。其中，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挂帅的集体项目六大卷《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上历次大乱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该书综合了前人成果和自己的潜心研究，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当代水准，尤其对以上三个“人口之谜”的真相作了具有说服力的澄清。根据该书各卷的研究，西汉末年与新莽大乱中，人口从6000万降至3500万；东汉末年大乱，人口再从6000万降至2300万；隋唐之际大乱，人口从6000万降至2500万；安史之乱后以讫五代，战祸连绵，人口从7000万降至北宋初年的3540万；宋元之际大乱，中国（指宋辽金夏之地总计）人口从1.45亿降至7500万；元明之际，从9000万降至7160万；明末大乱，人口从近2亿降至1.5亿， 清初顺治至康熙初的战争损失还有约2000万。以太平天国战争为中心的清末咸、同大乱，人口由4.36亿降至3.64亿。而辛亥革命后的整个民国时期，尽管实际上也是“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战祸不断，属于两个稳定“朝代”之间“改朝换代”的乱世，人口却破天荒地出现“乱世增长”，从1910年的4.36亿增至1949年的5.417亿。 因此根据该团队的研究，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现象，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是元以前，每次“改朝换代”人口通常都要减少一半以上，甚至60%以上。第二阶段是元以后至清末，每次大乱人口减少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正如《中国人口史》作者所说，这种变化其实主要是因为元以后中国人口基数大了，分布广了，而且出现了多个人口稠密中心，大乱不可能席卷所有这些地方。但在大乱涉及的地方，人口损失的比例与元以前相比，骇人听闻的程度并不稍逊。而整个大乱造成的人口减少绝对数甚至远比前一阶段更大。第三阶段就是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时期人口的“乱世增长”是此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意义我们以后再说。 显然，辛亥革命前两千多年帝制时代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即使不像史书户籍数字所显示的那样极端，也是够触目惊心的。世界史上别的民族有遭到外来者屠杀而种族灭绝的，有毁灭于庞贝式的自然灾变的，但像中国这样残忍的自相残杀确实难找他例。民国时期外敌（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30万，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永不能忘的惨痛记忆。可是两千年前，在短短几十年内，秦一次坑杀赵降卒40万于长平，楚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于新安，而当时整个中国人口也不过才两千多万！ 可笑的是，西方人往往夜郎自大，我在美国看到好几本书说美国南北战争是人类迄那时为止最残酷的内战。真是少见多怪了。国人自相残杀的残忍让人听来真是毛骨悚然。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全国人口减少的比率没有元以前那么高，可是战争波及的那些地区，人口减少之惊人绝不逊于前代。按地方志记载，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成为战场的江浙一带，人口耗减都达到一半以上，像苏州一府（注意是全府各县，不是仅苏州城）耗减了三分之二，常州、杭州等府竟各耗减了五分之四，屠城、屠乡的记载比比皆是！ 如此仇恨为哪般？ 辛亥时期的革命党人为了反满大力渲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实汉族的内战中更为血腥的事也不乏其例。仅就明清之际的“张献忠屠蜀”而言，按明末统计，四川有人口385万，到清初顺治十八年全川平定后统计，只剩下一万八千丁！丁是纳税单位，加上妇孺，加上未录人口，充其量也不超过10万人吧。从385万到10万，要说是人口灭绝，一点都不假。现在的四川人，大都是清初以后移进去的。 我当年治明清之际史，喜欢看地方志，康熙初年出现入清以来第一轮修志高潮，四川各地多有援例而为的。那都是一批怎样的志书啊！乱后之作，纸差印劣，篇幅单薄，不少注明是县官或同仁私人凑钱印的，因传世极少，如今多属善本。而其中内容，赋役志则多有一县仅数十丁者，有县官和移民来到无人之地，林莽丘墟，虎多人少，初来移民数十户一年为虎所食近半者。而其《艺文志》则多为虎口余生孑然幸存者的恐怖纪实，令人不忍卒读。 清初十余年间，各方或有官吏，亦皆不居城而与遗民在山中结寨自保。当时清朝的四川巡抚驻川北边远的保宁（今阆中县），明朝（南明）的巡抚则驻川南彝区边缘的洪雅县一处叫做天生城的山寨，南北双方你攻我伐，多次路过成都及川中天府，但都不驻守，因为那时的成都已是一片虎狼出没的灌木丛，邻近府县皆无人区，驻军则无处觅食。直到顺治末年，清朝的巡抚才回到废墟成都重新设置。 过去传统文人把“屠蜀”归罪于“流寇”，说是张献忠把四川人杀光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意识形态出发，为了维护张献忠这个“农民领袖”，很多人写文章论证“不是张献忠屠蜀，而是统治阶级屠蜀”。改革后有人就说，其实两说皆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各方各派都在疯狂杀人。 清代文人记载说，张献忠为证明他杀人有理，在全川各地立了许多“圣谕碑”，就是张的语录碑，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所以又被称为“七杀碑”。到底有没有“七杀碑”？经过1950年代以来的研究，的确发现了几块传说中的“大西皇帝圣谕碑”，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公园里还竖着一块。只是碑文与清人的说法有点出入，文曰：“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后面不是七个杀字，但正如当代著名南明史家顾诚先生评论的：此碑杀气之明显，也是可以一眼看出的。碑文的意思是：老天爷对（四川）人百般照顾，可是（四川）人逆天欺天，所以该杀。刀下鬼们，你们自己思量思量是不是活该吧！显然张献忠杀人如麻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老实说，川人的确不是他张献忠一家可以杀光的。尤其是，张献忠发狂地进行灭绝性屠杀，是在他败象已露、绝望挣扎的顺治三年，那时他早已不能控制全川。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被明将曾英控制，以嘉定（今乐山）为中心的川南，则是明将杨展的地盘。张献忠的屠刀所及，只有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和川中一带。所以改革前搜集的那些官军屠戮、贼梳兵篦之史料倒也不假。事实上，那时四川何止“官军”与“流寇”，一般的人们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下，为了自利甚至仅仅为了苟存，也是人相戮，乃至人相食，几乎已如那句老话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了。 如今国际上对“中国”或“中国人”往往有两种极端的看法：或者说中国人在“传统”上是和平的民族，或者极力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实抽象地谈论“中国”和“中国人”是很少有意义的。中国人也是人，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们和全球其他民族一样，既有人性之光，也有人性的阴暗。当权力不受制约时，在社会冲突爆炸之际，人性之恶便会导致种种残暴不仁之事。对本族人是如此，对其他民族，又何尝例外！中国古代的专制者与别国的暴君一样搞过领土扩张，搞过种族屠杀乃至种族灭绝。远的不说，一度曾是新疆最大民族的蒙古准噶尔人就几乎被清朝军队杀绝。被称为“进步思想家”的汉族著名学者魏源记载说： 初，准部有宰桑六十二，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计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口。……致我朝之赫怒，帝怒于上，将帅怒于下。合围掩群，顿天网而大狝之，穷奇浑沌、梼杌饕餮之群，天无所诉，地无所容，自作自受，必使无遗育逸种而后已。计数十万户中，除妇孺充赏外，至今惟来降受屯之厄鲁特若干户，此外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 漏网之厄鲁特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清军）分两路围猎，所至狝剃，搜山网谷，栉比擒馘，无孑遗焉。 甚至连亲清的准噶尔沙克都汗“不从各酋之叛，率所部四千人”投诚清朝，竟然也被清军将领“袭坑之”，全部活埋了。 与颇为得意于“我朝之赫怒”的魏源不同，清末维新志士谭嗣同则痛斥“本朝”对准噶尔人的灭绝： 《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 他甚至愤而说出了这样的话：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所以曲用其仁爱，至于极致也。中国不知感，乃欲以挟忿寻仇为务。 这话今天听来，怕要被指为汉奸。幸亏人人皆知谭嗣同是为救国变法而死的烈士！ 这当然是过激之言。实际上专制权力如果不受制约，“欲尚存噍类焉得乎”的，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即使国力孱弱谈不上扩张，专制暴政下的汉族与其他民族照样有遭屠杀乃至灭绝的可能。前者如前述明清之际的“蜀难”，后者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冉魏政权对羯族男女老幼的全族屠灭，这次大屠杀不仅使时称“五胡”之一并建立过后赵王朝的羯族从此绝迹，大量汉人也仅仅因为长相“高鼻多须”疑似羯人而横遭“滥死”。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习惯于以“租佃关系决定论”、“土地兼并危机论”和“农民—地主斗争论”来解释历史上的这种周期性的浩劫。笔者曾对此提出质疑。传统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土地私有制”导致的矛盾。世界上土地私有的国家何其多多，但哪个像传统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天翻地覆、乾坤扭转的“农民战争”？ 近年来我发现这样看的人越来越多，已不是什么新奇的认识。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集体的大项目多卷本《中国近代通史》对清代就是这样看的。该书认为：在整个清代“土地兼并”与土地分散是两个互相平衡的过程，因为富人的大家庭不断分家造成家产分散，而赤贫者多无力成家延续后嗣，其家庭趋势是归于消灭，只有中等人家有按原规模延续的最大几率。因此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是长期稳定的，“地主阶级手中的土地越来越多”的趋势并不存在。具体地说，清初尽管“土旷人稀”，土地集中的程度却丝毫不比清代中、后期为弱。反过来讲，晚清的土地也并不比清初更集中。因此所谓的土地兼并，并不会影响社会结构的稳定，“真正侵蚀王朝肌体、造成王朝衰败的，其实正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封建’帝王和地方各级官员”。 然而过去那种一切归咎于租佃制的“制度决定论”衰落后，完全不谈制度之弊的另一种时髦又取而代之。前述“人口论”与“气候灾变论”的争论就是如此。无论是规律性的人口周期，还是偶发的自然灾变，总之都已不把传统时代的制度问题当回事。其实如前所述，这两种解释用在欧洲还可以说是持之有故，用在中国这样明显的“人祸”就尤其不合理。 西方中世纪史的前述争论发生在中世纪制度早已终结、现代化早已完成的发达国家，争论只涉及人口剧减的机制，并不涉及其他方面，争论双方都无意于肯定中世纪制度，也无意于怀疑西方走出中世纪是否错误。但我们如果也去赶这时髦，情况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说“传统”很糟糕，因此对这些浩劫有一套解释，但这种解释并不成功。现在我们不能改说“传统”很优秀了，就根本不解释，好像那些浩劫没有发生过，或者发生了也只怪“小冰河时期”。即便某次大乱可以如此解释，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的一次次“爆炸”，难道都能归因于“小冰河”？惟独中国历史上每隔约两百年就出现一次小冰河，而在其他国家则不曾有。这可能吗？ 我们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中国文化，乃至所谓中国人的“民族性”就很恶劣的结论。我宁可认为，而且的确也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些问题并非作为民族标识的“中国文化”使然，更不是中华民族不可救药的“劣根性”的证明，而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历史上社会危机不爆发则已，一爆发就那么惨烈呢？大家都读过《红楼梦》，《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我们要在人类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从中国文化中发掘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资源，就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国弱民穷，人们怨天尤人，难免怨及祖宗，“反传统”的确反得过分；乃至出现所谓“劣根性”之说，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限于篇幅，编者删落了所有注释，引用时请注意）

2008年8月24日年第29届奥运会刚刚在北京谢幕，2009年11月2日11届全运会又在山东济南隆重开幕，接下来就是2010年11月12日在广州举行的第16届亚运会和2011年8月12日深圳举行的第26届大运会……；各种运动会纷至沓来，让人目不暇接。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指出，从纳粹德国、極權苏联到现在中國，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孙文广指出，2008年北京奥运，中國金牌第一（51枚）超过美国（36枚），2010年广州亚运，金牌绝对第一（199枚），远超韩国，日本（76枚，48枚），中國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体育普及度很差，为什么总是金牌第一？这是因为中國政府，以金牌为目的大量投资，为金牌，常年供养了无数的教练和运动员，给他们发放工资。这种“金牌体育”学自苏联，苏联则仿照纳粹德国，真相应该揭开。 1931年，柏林获得举办奥运会资格，1933年希特勒的纳粹黨，夺取德国政权。希特勒很快意识到，奥运会期间各国的人都可以来德国，举办一次奥运会能造成极大影响。他宣布自己出任奥运会主席，批准筹建庞大的体育场馆，是为了让全世界注意德国，而他也可以利用这次盛会，将自己作为德国的救世主介绍给世界。 希特勒领导下的组委会，以惊人的速度、效率、投入工作，不惜耗费巨资，（1934-1936年间耗资4200万金马克）以德国人特有的高效，建设着有两万座位游泳池、空前豪华的奥运村，现代化的体操馆，1935年的柏林到处的施工现场。帝国宣传机构印发了万吨纳粹德国与奥运会的宣传材料，开始了奥运史上空前规模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宣布奥运会开幕，一支庞大的交响乐团和五千名唱歌演员，演出了奥运会会歌及奥林匹克颂歌，场面辉煌壮观之极。开幕式经过严谨的组织和精心准备，整个柏林体育场被欢呼声笼罩，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标志被人们簇拥着，所有人都相信这一时刻将被永远记录为德国复兴的伟大历史，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次奥运会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奥运会开幕式，给予希特勒极大的满足，一个信得过的形象被成功推出，让所有的德国人看到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并找回了失落已久的大国复兴的信心。 1936年柏林奥运会，德国获金牌第一（33枚）美国第二（24枚）。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三年，1940年9月德国军队在2000多架飞机的轰击下对波兰发动攻击，全世界第一次感受到希特勒的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奥运会因此而再次被中止长达12年之久。 柏林奥运会结束后九年，1945年纳粹战败，希特勒自杀。 苏联参加奥运会，目的就是夺取金牌第一，向世界说明社會主義优越性，鼓舞国内的士气。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关起门来训练运动员，在1952年之后，六次获得奥运金牌第一。 極權国家苏联，有一套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为了争夺奥运金牌，国家利用垄断的、不受监督的权利，集中财力，人力选拔培训运动员，有的小孩在上小学之前就送到少年体校开始接受训练。许多苏联人在上小学的时候曾接受过体校教练的选拔，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体校，包括中等体育院校。 1979年12月，集结在苏阿边境上的苏联1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长驱直入，控制了阿富汗的交通要道和重要城市，把“不听话”的总统阿明和他的妻子儿女们送上了断头台，从这一天起，长达10年之久的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拉开帷幕。这次入侵受到欧美很多国家的谴责，1980莫斯科奥运会于7月开幕，因此苏联政府要藉此机会向世界炫耀“社會主義的成果”。 随着各项赛事的进行，担任裁判的东道主偏袒本国运动员的嫌疑也越来越大。在标枪比赛中，苏联选手库拉几次试投，成绩平平，苏方工作人员把体育场入口的大门打开，使场上风速超过2米，库拉立即顺风奋力一掷，创造了91.20米的“优异成绩”，获得金牌。在撑杆跳高、链球等项目的比赛中，类似的“推波助澜”屡屡发生。结果，苏联获得金牌第一。这是苏联自1952年以来在奥运会上获金牌最多的一次，也是到当时为止一个国家在一届奥运会上金牌最多的一次。当时的苏联不但经济落后，人均GDP远低于美国，人口也低于美国，金牌总数却超过美国。苏联实行一黨專政，可以不受监督的投入大量资金、人力去争奥运金牌，而美国政府要受反对黨、受民意、受媒体的监督，政府不敢拨用大量资金争取金牌，为自己争光。一边是列寧格勒的老百姓们排队拿着各种票据抢购少的可怜的日用品，一边却是克里姆林宫倾举国之力，在奥运史上创记录地砸进90亿美金巨资，轰轰烈烈地展开“体育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佬”的形象工程；……。这，就是“社會主義的成果”。 1988年汉城奥运会，苏联再次打败美国成为金牌第一名（55枚，），第二名是社會主義的东德获37枚金牌，美国只有36枚（第三名），苏联在国内大肆宣扬伟大成就。 1988年汉城奥运会，社會主義的“金牌体育”登峰造极，小小的东德只有一千六百多万人口，竟超过美国成为奥运金牌第二（37枚），比较之下，西德人口有六千多万，人均GDP是东德的几十倍，但是只有11枚金牌，远远落在东德之后。在这次奥运会上社會主義国家匈牙利获得了11枚金牌，保加利亚获得10枚，罗马尼亚获得7枚，他们获得金牌数目都远超过欧洲的发达民主国家法国，意大利。在奥运会上，極權打败了民主。 但好景不长，1991年苏联解体，原苏联分裂成了十几个国家；在汉城奥运会第二年1989年东欧的社會主義国家纷纷开始走上民主化道路，此后金牌数再也没有超过汉城奥运会，但是经济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人權有了保证，国民体质得到了巨大的改善。 在“金牌体育”中，苏联学纳粹德国，中國学極權苏联。从1950年代开始，中國一面倒学习苏联老大哥，计划经济、国营企业都是学苏联，体育也学苏联。美国《洛杉矶时报》2008年8月26日文章说：中國的体育制度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当许多雄心勃勃的美国父母在努力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时，中國未来的冠军则自幼被交给了国营的寄宿学校；国家在所有学龄儿童中挑选未来的冠军，把那些长的特别高的挑出来打篮球，苗条，柔韧性好的挑出来练跳水——不管他们是否会游泳。“老实说，这个旧苏联体制成绩卓然。如果在13亿人中找出某种体形的人，然后投入大量资源对他们进行训练，便能培养出冠军。” 中國的运动员培养选拔机制，完全是照搬苏联经验，包括各级体校，少年体校，国家建立庞大的各级体委（后改体育局）垄断运动员的选拔培训，国家供养大批教练、陪练、运动员，政府为他们常年发放工资，金牌挂帅……都是从苏联学来的。 2008年，中國学习極權苏联，倾国家之力，投资2900亿人民币（约400亿美元，破以前奥运会记录），举办北京奥运会，结果如愿以偿，获得金牌第一，超过美国；2010年，中國倾国家之力，投资1226亿人民币（近200亿美元）办广州亚运，获金牌第一，超过日本、韩国；但是遭到骂声一片，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说“我们金牌第一是讽刺”。 在2010年的亚运会上，为了增加金牌数量中國当局竟然利用东道国的身份，大量增加非奥运项目受到国人非议。中國以东道主的身份增加了“体育舞蹈”项目，外国评论这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的非奥运项目，该项目很少有外国人参加，最后中國包揽了“体育舞蹈”的全部十块金牌，其他根据中國的优势，加进的体育项目还有“中國象棋”、“龙舟”等项目，这使得中國在亚运会中夺取了199块金牌，其中74块来自非奥项目。这引起了国外很多人事的非议。国内网络上报出的批评更多，但多数被很快删除。民间的不满，国外的批评，使得新华社的记者写出了惊人的评论，新华社记者杨明在他的文章中认为中國人的体质，正在明显滑坡，但我们的金牌总数是世界第一，亚洲绝对第一，这对我们国人是一种讽刺。 中國的金牌战略延续苏联的路线，选择冷僻项目、很少有人锻练的项目，如女子举重、女子摔跤、高台跳水等等，回顾2008年奥运会中國获得金牌：举重8项金牌；跳水7项；体操9项；射击5项；乒乓球4项；羽毛球3项；柔道3项。这七个项目得金牌39，占中國金牌总数77%，这些项目在国外参与者不多，中國集中國力抢夺自然容易得手。 但号称世界运动的足球、篮球，中國一块金牌都没有；普及的游泳和田径，奥运会共有81枚金牌，中國只获一枚。中國的体育，对提高国民体质毫无帮助，目的只是给黨争光。 为了追求金牌第一，中國官方利用不受监督的特权，采取了各种歪招、损招，国外有很多的揭发、报导。北京奥运后，国际专家们异口同声的评论北京奥运的举重比赛，中國人毫不费力的比世界优秀运动员多举起了15-20公斤的重量。俄罗斯教练萨福诺夫说：“我搞举重已经25年了，这种事情从未出现过，我们非常了解刘春红，她以前从未有过如此出色的表演，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各种说法也很多：其一是：新一代类固醇，中國药理学界以奥运会为目标加紧工作，并超过了反兴奋剂人士一步。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专家没有能力把这种特殊制剂搞清楚。其二是：中國人不接受兴奋剂检查。东道主找到了让自己的运动员享受最优惠待遇的方法。俄罗斯女子举重运动员斯利文科感到愤怒的是，几乎没有人检查中國运动员，而其他所有运动员都被反兴奋剂人员紧盯着。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2008年8月26日报导“从体操到跳水，他们几乎在所有要主观评判的项目上都偏向自己人。这样说似乎是在为失败者找藉口，不过它的确发生在北京奥运会上。”据何智丽揭露为了让邓亚萍获得奥运会金牌，竟给他提供二十多个陪练（这些陪练拿着国家的工资，扮演外国选手，让邓亚萍进行训练），在国家女子排球队中，专门配备专职男球员陪他们练球。 中國很多球类比赛不是靠能力，而是靠领导的安排，中國乒乓球运动员何智丽，在国内她已经获得很好的成绩，体育官员在比赛前，让她把冠军让给别人，她不同意后来就被排挤，她一怒之下去了日本，结果在日本她打败了奥运冠军邓亚萍，还战胜另外两个奥运冠军。 为了争夺国际比赛的金牌，中國官方建立了自下而上的严密的培训体系，几乎在每一个县里都建立了少年体校（据说全国曾有20万人在就读），在这之上还建立了省市体校，北京还有直属国家体育总局的，包括所有竞赛项目的培训中心，这些中心以及他们的教练都有国家或地方财政提供资金。很多儿童从五六岁开始就进入少年体校，全力锻练某个单项，成绩好的进入体校，各省市还有体工队，在这的体系中，从事锻练的运动员，几乎没有其他的专业知识和文化课程，由于国家的支持和投入，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批专业的职业运动员，有的达到健将级、一级、二级的标准，他们就可以从国家拿工资。 在这个培训体系中产生了极少数的世界冠军，如乒乓球运动员邓亚萍，篮球运动员姚明，田径运动员刘翔，排球运动员郎平。但在中國多数运动员达不到冠军的水平，他们在20几岁就要退役，身无一技之长，被人称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就业成了最大的困难，他们退出运动行业之后没有任何补偿，于是只得拚命的找工作。一些退役的运动员，他们只能干一些保安之类的工作，有的去干农民工，不但成家困难，生活也都十分艰难。 即使获得了世界冠军又将如何呢？有个举重冠军是世界级的，退役之后只得到澡堂里去给人擦澡。举重运动员董日梅，结婚之后生活日常困难，生了个小孩，买奶粉的钱都拿不出来，她只得摆地摊卖运动衣，她把世界冠军奖牌拿到网上拍卖，以为糊口之用。 发展体育运动，成为一种残酷的竟技体育。不要说对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就是对运动员本身来说，也是弊多利少，多少运动员年年轻轻就伤病满身，甚至完全丧失健康和生命，如果偷吃兴奋剂的话就可能更危害健康。除了极少数成绩突出的运动员因此而大富大贵之外，大部分普通运动员最后都不等不遗憾地离开了其奉献了几乎是全部青春的运动场，啥也没得到，还耽误了其他的人生的机会，甚至导致人生悲剧。 人们一直以来，都把国际运动会当作人类精神财富的体现和象征。而事实上，中國把国际运动变成了纯粹物质财富的追逐和角斗，所谓“更高、更强、更快”的口号，实际上呈现出来的却是“更黑、更暗、更阴”：运动员为了获取好成绩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兴奋剂，以及各种阴谋诡计和丑闻。 在奥运会上，中國奖牌数量虽然世界第一，但国民体质状况却不容乐观：在我们这个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人们的运动空间越来越少，乃至孩子踢场球也要缴钱。中产階級缺乏锻炼，知识分子中年早逝，国民体重越来越重。从1992到2002年，肥胖症患者增加了一倍。根据卫生部的统计，7.1%的中國人患肥胖症，22.8%的国民体重超重。在大城市危机更为严重。60%的北京人超重。肥胖症蔓延到孩子中。另外，还有1 .6亿中國人患高血压，两千万中國人患糖尿病。还不必提因污染而日益增加的呼吸道疾病和正在面临困境的“艾滋村”。…… 1949年后中國政府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夺取金牌，美化形象，不惜重金投入。北京奥运和广州亚运投入达到4000多亿（2900亿+1226亿），这个数目如果分给中國一亿穷人每人可得4000元。2008年中國举办北京奥运会总的投资为2900亿（约400亿美金），为了吸引外国运动员参加北京奥运提出了国外运动员，一律免费提供伙食。2010的广州亚运会资金投入是1226亿元（近200亿美金）。中國2008年为举办北京奥运财政支出远超过的医疗教育费用开支，为了召开北京奥运，6个城市的工厂停工两个月以保持空气的清新，上海的地铁商店关闭一个月，这些经济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的私家车出行按单双号准行。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计数。 中國所以在体育并不普及的境况下，取得那么多的金牌，完全是仰仗国家的财力、人力投入。发达的民主国家，举办国际运动会都不像中國官员那样，穷极奢华大笔挥霍公众的血汗，都是精打细算，尽量少花钱多办事，有的国家由民间主办奥运会，政府不花一分钱最后还有盈余。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织者尤伯罗斯被称为奥运经营之神；2000年悉尼奥运会。在奥运会举行期间，由于上座率达到了91%（由此带来了4.88亿欧元的收入），并且奥运会衍生产品销售情况非常好，所以奥运会主办方成功地收回了开支。…… 中國推行“金牌体育”，大量投资奥运亚运，造成财政超支，为通货膨胀、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广州亚运刚刚结束一个月，2010年11月的CPI（表达物价）就达到5%，物价飞涨；中國的形象工程，“金牌体育”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60多年来，每当中國运动员获得了国际金牌，都会开动全国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欺骗那些不善分析看不到真实消息的愚昧大众，误以为中國的国际地位有了多么大的提高，其实“金牌体育”是一种骗局。 从纳粹德国、極權苏联到现在中國，都曾利用垄断的国家权利、资源，搞举国体制，集中人力、资金，夺取奥运金牌，这种“金牌体育”已经远远背叛奥运精神，其目的是装点国家形象，欺骗蒙蔽国民，对外进行扩张，对内稳定统治。 实际上，如今中國运动会已成为举国腐败的“表演会”。著名教育家、中國名博信力建曾呼吁：当一项社会活动失去了它本来意义，而只会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时，这项活动就应该走入历史。 作者: 颜昌海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12.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中国运动会：“腐败表演会”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中国观察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面对腐败，社会心态知多少？ (4) 青年人的“榜样”——也谈腐败 (0) 都是“腐败”惹的祸 (1) 贪污腐败的真正机制是什么？ (0) 谈中国腐败问题的根源 (0) 警惕“小民的腐败” (0) 见过腐败的，没见过这么腐败的 (2) 落后挨打与腐败挨打 (0) 腐败者的“奇技淫巧” (0) 腐败缘何惩而不败 (1) 腐败的通行证 (0) 腐败的群众基础 (1) 腐败的症结是群众？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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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安邦咨询研究总部高级分析师 贺军 2011年，中国的中央部门公布“三公”经费成为一道风景。“三公”经费包括公费出国（境）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费。截至7月28日下午四点，98个中央部门中，有88个陆续公布了“三公”账本。从已公布数据看，公车费用占了大头，如88家中央单位2010年的“三公”总决算额为644995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则达到396551.7万元，约占2010年“三公”总决算额的61.5%；而2011年的“三公”总预算额为632398.7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也达到了384391.2万元，约占88家中央单位2011年“三公”总预算额的60.7%。在我们看来，三公经费本质上是一种职务消费，大部分应该算作中国官员的收入才更合理。 实际上，官员工资制度是研究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与社会公平的很好的窗口。我们综合公开资料，对中国与美国的政府官员的工资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会有很多让人深思的发现。中国把政府官员叫公务员，而在美国叫政府雇员。为方便起见，本文统称为公务员。 一、美国的公务员工资制度 （一）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 要想了解美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首先要清楚美国公务员的分类分级。根据1923年颁布、1945年修订的《公务员分级法》（ClassificationAct），美国公务员分几大序列，如政府行政序列、制服序列、司法序列、邮政序列、教育序列等。其中，政府行政序列的“白领”公务员，最接近中国所说的“机关干部”。行政序列的公务员分两类——普通公务员和高级公务员，高级公务员指美国政府各部和直属机构首长，高级公务员分5个级别（Level）：高I级最高，美国国务卿一般可列为高I级，然后依次是高II级、高III级、高IV级和高V级。比高级公务员级别低的公务员都属于普通公务员，普通公务员分15级（Grade），每级又分10档(Step)，美国85%的公务员属于这一类。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机构的最高首长的工资由国会单独制定。 (二)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由法律规定 美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有一系列的法律严格规定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总的原则是：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任何公务员工资的变动都要经过人民的同意，即人民的代表国会的批准；公务员加薪当任不得受益，从下任开始执行新工资标准。美国公务员现行工资制度的重要法律依据，是1990年11月5日生效的《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FEPCA），以私企为参照的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就是该法案规定的。 《联邦公务员可比性工资法案》开宗明义，列出了制定公务员工资标准的4项指导原则：（1）在同一地区，一定要毫不折扣地体现同工同酬；（2）在同一地区，工资等级差别取决于岗位性质和工作表现；（3）联邦政府公务员必须与同一地区私营企业同等工作性质的职工工资标准一致；（4）必须彻底消除任何联邦政府公务员与私营企业职工工资不平等的现象。 由于通货膨胀，公务员工资每年有个年度微调，微调标准必须依据劳工部公布的私企工资成本指数（ECI），但公务员工资调整幅度必须低于工资成本指数0.5个百分点。法律还特别规定，只有总统有权动议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但必须报国会批准。调整工资标准的前提是：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或严重经济情况而影响普遍生活水准。美国法律还规定了公务员工资封顶制度（AggregateLimitationonPay），普通公务员不管何种理由所有项目工资之和超过高I级工资标准，该工资不得支付。 美国国会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一个法案明文规定：“新一届众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参议员和众议员的任职报酬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实际上是一种利益回避制度。美国总统即使再有权力，也没有给自己定工资标准、给自己加薪的权利，总统花一分钱都要经过国会的批准。比如，1995年11月，美国国会与总统在平衡预算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国会迟迟不批准政府预算，致使大多数政府机构由于没有经费而关门七天。当时正值圣诞节，克林顿总统不得不自己掏腰包付白宫的电费，才让美国第一圣诞树的灯光没有熄灭。 （三）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工资标准 根据美国政府2009年12月23日向社会正式公布的2010年美国各级公务员的工资标准，新工资标准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各级工资统一比2009年上调1.5%。注意，这不是加薪，而是通货膨胀因素需要进行的年度微调。2010年，美国公务员封顶工资是199700美元，也就是高I级。2010年，美国总统的工资照样是400000美元，副总统和参议院议长及首席大法官的工资是230700美元。 美国法律还规定，公务员与私企等其他劳动者执行同一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美国2007年5月25日生效的《最低工资法案》（FairMinimumWageAct）规定了三个阶段的最低工资：2007年7月24日开始为5.85美元/小时，2008年7月24日开始为6.55美元/小时，2009年7月24日开始为7.25美元/小时，最低工资平均每年增加12%。美国各州公务员工资与联邦政府基本一致，州长平均工资是124398美元，最低的缅茵州70000美元，最高是加利福尼亚州206500美元。美国州下的行政区划是县，县长工资一般在80000美元左右，超过100000美元的不多。 （四）美国全国工资现状 以2008年美国的统计数据为例。2008年，美国共有135,185,230名就业人员，平均年工作时间为2080小时，平均年工资42270美元。美国工资按照工种共分22大类800个职业。工资最高的5个职业是（从高到低）：外科医生206770美元，麻醉师197570美元，牙医194930美元，妇产科医生192780美元，整形外科医生190420美元。企业老总的工资是160440美元，排第10位。律师的平均工资只有124750美元，排第16位。飞行员为119750美元，排第19位，法官、治安官为100450美元，排第35位，警察局长为76820美元，排第104位，普通警官为52810美元，排第273位。在教育系统中，工资最高的是健康学教授102000美元，接下来是法律教授101170美元，助教工资最低为23560美元，学前教育老师为26610美元，小学老师为52240美元，初中老师为52570美元，高中老师为54390美元。2008年，美国工资最低的5个职业是（从低到高）：餐馆上菜工17400美元，厨师17620美元，饭馆洗碟工17750美元，餐厅酒吧配餐工18140美元，理发师18300美元。2008年，美国所有800个职业中的最大差距是外科医生和餐馆服务员之间的工资差，最高工资比最低工资高出11倍。 （五）美国公务员工资与全国工资水平比较 由于美国法律规定公务员工资不得高于私企，因此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制定参照以往的私企标准，从程序上就决定了公务员工资低于私企。一般而言，公务员工资标准比私企落后1—2年。2008年，美国公务员的封顶工资是191300，数据显示，美国公务员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都低于私企。2008年，美国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在全国平均工资42270美元附近的是8—9级，在15个级别里属中上。不过，美国大多数公务员的薪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与法律规定的公务员工资不得超过私企相符。 美国审计总暑在给国会的审计报告中称，政府公务员平均工资与私企工资的差距越拉越大。如1990年，私企的工资比上一年涨了6.4%，而政府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只有3.6%，每年都是公务员工资的涨幅低于私企，这使得公务员工资与私企的差距越拉越大。该报告通过对全国60个大城市的数据分析，结论是，私企在90%的时间里的工资要比公务员高，有时甚至高出一倍多，平均高出10%左右。 从美国政府每年招募公务员的情况看，公务员绝对不是美国人的首选职业。美国联邦审计总暑曾在几所大学进行调查，发现学生们几乎都对公务员职业没什么兴趣，在64个被调查的学生中，只有2个表示毕业后可以考虑应聘公务员。2005年，美国针对公务员工资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公务员认为政府的待遇最差，在由私企转入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中，32%的人认为工资比以前低，34%的人认为与以前持平，只有33%的人认为比以前高。 美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特点可以归纳如下：1、公务员工资标准通过法律规定，公务员无权自己给自己涨工资，必须经过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2、公务员工资标准参照私企，且不得高于同类地区私企同等职别职工工资。3、公务员工资每年的微调增幅不得超过工资成本指数，公务员工资的涨幅必须小于私企。4、公务员的任何工资变动必须报人民的代表机构批准，并进行公示，公示在先，加薪在后。5、所有公务员的工资必须透明，并且保证任何公民随时可以查阅公务员的工资标准。6、公务员工资标准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不能把工资定得过高，否则就会出现几千人、几万人挣抢一个公务员职位的现象，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7、公务员工资不高于私企，有利于政府公务员队伍的人员流动，保持政府工作的高效率和高质量。美国公务员工资标准的参照物有3个：一是人均GDP，即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二是全国平均工资；三是全国最低保障工资。 二、中国公务员的工资制度 （一）中国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制度 中国公务员实行职级工资制，即职务级别工资制。其构成可分为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四个组成部分。其中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是职级工资构成的主体。职务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职务高低、责任轻重和工作难易程度确定工资标准，是晋级工资制中体现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在职务工资标准中，每一职务层次设若干工资档次，工作人员按担任的职务确定相应的职务工资，并随职务及任职年限的变化而变化。级别工资是按公务员的能力和资历确定工资标准。公务员的级别共分为15级，一个级别设置一个工资标准。基础工资是按大体维持公务员本人基本生活费用而确定的，各职务人员均执行相同的基础工资。它有利于保障公务员的基本生活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工龄工资是按公务员的工作年限确定工资标准，主要体现公务员的积累贡献。除此之外，公务员的工资制度还包括地区津贴和岗位津贴。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曾将公务员工资构成由四项压缩至两项，即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调整为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 （二）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几个原则 1、正常增资原则。所谓“正常增资”，就是国家定期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即政府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按法律规定保证必要的经费用于增加公务员工资。这意味着，中国公务员工资制度的原则中，即规定了要定期给公务员涨工资。一方面要定期、全面地调整公务员工资标准；一方面要通过对公务员的考核，定期给公务员增加工资。实行正常增资原则，一方面能够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另一方面，能够使职务相同而任职年限或工作年限不同的公务员之间，在工资报酬上拉开差距，激励他们更好地尽职尽力。 2、平衡比较原则。该原则认为，国家确定公务员的工资水平时，应将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作为参照系以不断调整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使公务员的工资水平与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水平大体持平。这一原则意在使工资分配中的公平合理原则在各部门、各行业之间得以实现，并吸引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 3、物价补偿原则。国家根据物价指数的变动，适时调整公务员的工资，使工资增长率高于或等于物价上涨率，以保证公务员的实际工资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 4、法律保障原则。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外，国家行政机关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或者扣减公务员的工资，也不得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保险和福利待遇。即增加公务员的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晋级、晋职、定期晋升工资档次、调整工资标准、调整保险福利待遇等情况时，才能按照规定进行；减少公务员工资及保险福利待遇，必须是在公务员遇有受到降级处分、降低职务等情况时，才能按有关规定进行。 （三）公务员的福利和保险 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中国的公务员还享有福利和保险，这也应算作他们收入的一部分。福利是国家行政机关在工资报酬和劳动保险以外，通过举办集体福利设施、提供服务以及发放补贴等形式，给予公务员的一种生活保障和生活享受。 中国公务员福利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很广泛：一是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浴室、理发室、疗养院等；二是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游艺厅、体育场、游泳池等；三是上下班交通补贴、防署降温费、洗理费、房租补贴、生活用品价格补贴以及生活困难补助等。此外，国家公务员还可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病假待遇、产假待遇和年休假待遇等。公务员福利经费来源，按工资总额的比例，从行政经费中提取。 公务员的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程序建立的对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务员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务员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基本生活需要。 （四）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收入水平 在计划经济和福利制度之下，中国过去对公务员实行的是较低工资制度。资料显示，在2000年，中国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人均工资在15个大行业之中的排名为第8，在社会工资水平中属于中等；在此后两次加薪之后，这一排名提高到了第5或第6名。 有意思的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都是政府自己给自己涨。国家公务员的历次加薪都是由国务院来做出决定。从1985年以来，中国已9次调升公务员工资。 第一次调整：1985年6月，由以级别定工资的职务等级工资制转到以职务工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工资制。结构工资分为基础工资、职务工资、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四个部分。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和奖励工资)。 第二次调整：1989年，为调动公务员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调一级工资，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解决专业技术人员工资中的一些突出矛盾。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10.2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三次调整：1993年10月1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实施，国家干部变为公务员，按不同职能，将机关工作人员工资分为四个部分：职务工资、级别工资、基础工资、工龄工资，其中，以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为主体。这次改革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这次工资制度改革同时确定机关与企业、事业单位实行不同的工资制度。机关工作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与企业相当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体持平。 第四次调整：1997年7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机关行政人员基础工资标准由原每人每月90元提高到110元。机关新录用人员的试用工资相应提高：大学本科生由每月70元提高到225元；硕士生由每月97元提高到260元；博士生由每月105元提高到290元。此次加薪充分体现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仍为6.1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五次调整：1999年7月，公务员再次加薪，将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10元提高到18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月55元至470元提高到85元至720元。通过这次调整，机关干部的高低工资差别为5.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六次调整：2001年1月1日，基础工资标准由每人每月180元提高到230元，级别工资标准由十五级至一级每人每月85元至720元，提高到115元至1166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5.7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七次调整：2001年10月1日，为进一步扩大内需，国务院决定再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标准，人均月工资增加80元，增幅为15%。主要体现在“职务工资”上，由原来的50元至480元提高到100元至850元。调整后的高低工资差别为6.4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八次调整：2003年7月，将职务工资由原来的100元至850元提高到130元至1150元。调整后的国家公务员高低工资差别为6.6倍(不包括工龄工资)。 第九次调整：2006年实行了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再度调高公务员工资。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公务员平均工资是33869元/年，月工资2830.75元。不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应该只是名义工资部分，并不包括津补贴福利奖励等部分。而后者在公务员实际收入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大约接近或超过名义工资部分。因此公务员平均实际收入水平大约在5000元/月上下。与此同时，中国不少企业人员的平均实际收入水平每月只有1000多元，难以越过2000元。在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城市（如北京），公务员工资实际的是“3581”制度，即科、处、局、部级公务员月薪分别为3000元、5000元、8000元以及1万，这样，一个处级公务员的工资就高出最低工资（以500元计）9倍。 （五）中国公务员巨大的灰色收入和职务消费 单从工资收入看，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并不算很高。但在中国，当公务员往往有数量不小的灰色收入，以及大量的职务消费。中国的灰色收入有多少？这恐怕是个永难精确的秘密。 据中国学者王小鲁完成的研究课题显示，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比国家统计局住户收入统计调查的结果，要高出9.26万亿元，这部分“隐性收入”比2005年的4.85万亿元增长了近一倍。隐性收入之中的大部分为灰色收入。据王小鲁的推算，灰色收入的规模在2005年是2.66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1.06万亿元的24%；2008年是5.4万亿元，是当年官方统计居民可支配收入规模17.87万亿元的30%。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正常收入增长速度。 有条件获得灰色收入的人群中，公务员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群体。虽然中国公务员的灰色收入难以统计，但从近年不断曝光的各地官员的高消费、多套住房、腐败的生活方式来看，相当一批官员的灰色收入数额极大。被判刑的腐败官员的涉案金额也不断向上突破，最近几个案子已达数亿元之多。 除了寻租腐败之外，另一块巨大的公务员消费就是“三公”消费。在“三公”消费中，有相当一部分消费根本不是为“公”，而是完全的个人消费。中国财政部相关人士今年7月曾透露，2011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94.28亿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占62.78%。但过去全国政协的有关调查显示，中国全国的“三公”经费可能高达三个3000亿，一共9000亿！ 中国不少学者认为，“三公消费”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政府公务员一旦获得了权力，就会产生大量的“三公消费”，吃喝不花钱，随便滥用公车，找个理由就出国。这种特权腐败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特有的公务员收入体系中的一部分。 （六）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导致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张 整体来评价，中国公务员收入制度的特点就是：中等的工资水平+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使得中国公务员在全国收入层次中，居于很有吸引力的中上水平。收入水平提高了，是否能带来中国公务员廉政水平的提高呢？显然不是。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即便是在数次加薪之后，在1993-1997年间，全国共查处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其中贪污案102476件，贿赂案70507件，挪用公款案61795件，徇私舞弊案5507件，玩忽职守案22211件。近年的相关数据，可能愈演愈烈。 中国公务员收入特点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公务员报考人数近年迅速增加。如2011年国家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就有141万人报考。一些最热的职位，创下了4961∶1的纪录。有统计称，2010年中国公务员报考合格人数达到了146万人。而2003年，这一数字只有8.7万，7年间就增长了16倍！调查显示，79%的人称，100多万人报考公务员就是为了稳定的工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的结果，是中国公务员队伍急剧扩大。根据公开资料，2003年，由国家财政、预算外资金、企业与村民交费和列支成本支出的行政事业供养费高达15766亿元，占2003年GDP的13.52%。而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元中的37.58%，由被供养人员所消耗。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中国共有国家机关干部（也就是“公务员”）653.67万人。除此之外，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尚有400万事业编制或工人编制的准公务员，再加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商、派出、城管等政府机构和执法人员；县、乡、村基层管理架构中，靠收费和罚款等供养的非编制管理人员约为2000万人；1270万各类非编制聘用人员。中国财政供养人口，实际已经超过7000万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不到全国人口4%的“吃皇粮”的群体，消耗了全民财政收入的30%；而德国同样的支出是财政收入的2.7%，埃及是3.1%，印度是6.3%，加拿大是7.1%，俄罗斯是7.6%。 公务员收入制度和规模，可视为一个国家、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来看，中国显然还有极大的需要改革之处。 （注：安邦咨询公司是中国内地一家独立智库机构，专注于财经与公共政策研究。本文只代表该机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