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台湾有知名律师陈长平对阿扁等法律科班出身者失检行为的诘问（参见其书《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而今在大陆，除了反问个别律师不端行为之外，还要加一句，律协，你为什么也这么不争气？ 　　北京律协去年年末出了一个让很多法学中人不齿、让众多法学院学生（包括京内高校学生）过不好年的决定：从今往后，要想在北京实习取得律师资格以及从外地转到北京律所执业，没门！ 　　前者主要针对文科专业就业…

上年末去复旦大学做了一场演讲。应朋友要求把网友整理的演讲记录贴出来。来自网络下载 http://www.vdisk.cn/down/index/5913353A9612   这个记录是复旦新闻学院 @张志安 和网友 @长平官方粉丝团 及 @庄启� 联合完成的。 @庄启� 的博客上还有略有不同的记录版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d851b0100nt15.html  。大图摄影是洪坚鹏。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这些记录都未经我审定。对于流落到网络的文字，我无权审定也无意审定。通过微博直播的记录不等于现场说话，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精炼的记录比我现场的�嗦演讲更好看。 这个叫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微博是在演讲当天出现的。我知道有个 @毛将军官方粉丝团 ，一直对毛将军的言行冷嘲热讽。但是，这些天的观察，让我对  @长平官方粉丝团 的善意和鼓励，唯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 @长平官方粉丝团 ：本博漏夜整理 @长平 复旦讲演记录，感谢 @张志安 ，光荣属于 @长平，讹误属于本博，抱歉仍远未能还原现场，特别是现场给力提问均遗漏所以聊胜于无仅供参考啦！很遗憾 @庄启� 提供的地址已失踪，想看想转发的这里下载 http://sinaurl.cn/hbXHX0，部分现场听众精彩评论及照片此前已转发。】   “我爸是我爸，李刚是李刚”――时评、网络与媒体精神 长平复旦大学讲演记录 时间： 2010 年 12 月 30 日晚 18 ： 30-21 ： 30 地点：复旦大学蔡冠深报告厅 ―――――――――― 记录：【新浪微博】 @ 长平官方粉丝团 @ 张志安 参考：现场 PPT 整理： @ 长平官方粉丝团 摄影： @Neolv         感谢张志安老师，感谢复旦大学。按照演讲的俗套，讲者经常要找一些材料和听众套近乎，我也不想免俗，就想到了一些往事。贵校盛大百年校庆时，我也曾参与编辑某个宣传手册 . 很高兴接到任务，拿到材料一看，比较零碎，就赶紧策划选题、约稿。 但贵校的一些领导说：我们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这些零碎的东西也不能放弃，于是，我就改改标题……领导又说，要不你还是重点改改版式吧！后来又说：版式也得有规矩……总之，这事儿搞得很惭愧。 不过，那次参与编辑宣传手册，让我了解了复旦的百年光荣历史。好，套磁的话说完了，我的题目是时评、网络和媒体精神。 几乎所有媒体都有时评这个栏目，其实，我们平时吃饭闲谈的时候，也都是在搞时评。所以，我想先提个问题：时评是什么？或者时评的作用是什么，它是要干什么？ 有些人这样问的时候，其实就预设了答案：时评没用，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这是一种偷懒的思维方式，答案可能没那么简单。有没有人愿意回答呢？好，我点名，第一个我点梁启超（观众笑）。 其实大家对梁启超的认识不一定那么充分。其实，他基本没什么可以传之不朽的学术著作，但在当时，乃至延续到现在，他的影响都少有人匹敌，但不是在学术方面。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时评家，他在各种报纸发评论，《 万国公报 》、《时务报》，等等，许多政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的学问，都体现在时评中。 梁启超说：“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从他的这段话看，时评的作用就是促进社会改良。 第二位，我要点李普曼。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时评作家，据称在美国 250 家报纸、 20 家杂志、 25 种语言发表过他的专栏文章。他说：“新闻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事件逐个暴露出来。” 第三位，是储安平，他说自己主办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绝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背后另无任何组织。”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的“失踪人口”，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政府也再也没有兴趣调查失踪人口到哪里去了，他就作为“失踪人口”留在我们的史册上。 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看法，这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观点，“魏民岩”在 2003 年 11 月 12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其中说：“结合新时期党的新闻工作实践，当前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着重把握以下几条：一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原则。必须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坚持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自觉宣传党的主张，积极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 “魏民岩”显然是笔名，是“是为人民代言”的意思，有时候，《求是》杂志呀，《人民日报》呀，会用这种笔名发一些评论，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大家有空研究一下。 所以，对时评的看法当中，包含着舆论政治、媒体思想乃至文化传统等等很多方面的不同选择。所以，现在就请一位当代知名时评家来讲一下（观众笑），讲得挺好的。（观众笑）（播放视频） 这是我在杭州的一次授奖活动上，因故缺席而录制的视频。第一次表达这个观点，则是在另外一个场合， 2007 年的《南方周末》年度媒体致敬活动上。这些年写时评拿过各种奖，但我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年度传媒致敬，所以就在现场发表了感言，后来又写过文章。 昨晚“德国之声”打电话给我，问我这个南周年度致敬为什么没了。在中国，颁奖也是一种霸权，比如，我没拿过什么范长江奖，最高就是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一等奖嘛，都知道基本会给谁。 所以像《南方周末》这种媒体有一种想法，就是在民间，将相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标准提出来，鼓励媒体人像“真正的”媒体人一样关注公正，社会建设，记录转型期的重大社会事件。这个奖一开始就有阻力，所以就没能叫“奖”，叫“致敬”，这其实也是一种尴尬。他们几次，至少两次，想向一个叫韩寒的上海人致敬，但都没能成功。南方都市报也有一个华语传媒大奖，不，不是奖，只能叫“大赏”。但到现在，《南方周末》已经不能再致敬了。 当年《南方周末》给我的“致敬理由”是： “他宛如侠客一般游走在传统媒体与网络中间，他的评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在新闻事件中，他总能在众说纷纭中找出真问题所在，并将之说破，也总能把那些被故意混淆的概念厘清。他的评论距离‘正确的废话’更远。更值得一提的是，长平不仅是懂得评论技巧的人，其评论所体现的深厚人文情怀，亦令人印象深刻。读他的评论，能感到作者对普罗大众的感情、对个体自由的尊重和对普世价值的敬畏。 “长平也许不是一个高产的作者，但他一定是能给读者带来惊喜的人。” 那么我的时评观是： “对我来说，时评与其说是一种写作，不如说是一种行动。如果说写小说是在书斋里码字，在名山大川中立碑，那么写时评就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时评作为一种写作，远远不能和文学媲美，但是作为一种行动，我相信它的价值。” 我这个人，行动上拖拖拉拉，为了到上海来见大家，改了两次机票。所以，对我来说，时评是坚持行动的一种方法，自我交代的一种方法，写作的目的首先是解决我的个人政治问题。这看起来跟公众对我的评价不符，其实不矛盾，通过我的个人救赎，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 但我很少有机会充分地阐述一下自己从事新闻和时评写作的动力。我们都受到相似的教育，我在上海生活了三年，有些时候，走在干净美丽的大街上，有一种冲动：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在高楼林立之下，我很渺小，需要通过被需要以确立自己的价值。我甚至想把“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这句话写在一篇文章里，但后来我觉得这有问题。我们更该做的是看透钢筋水泥背后的秩序文化迷障，问一问，这个城市对我们有什么用？ 政客总爱忽悠人，肯尼迪就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 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 2006 年去世了，他曾经多次访问中国，他的理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资源之一，但，中国媒体人真正了解他的似乎并不多，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他一开篇就尖锐批评肯尼迪的这句话： “家长主义的‘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保护者而公民是被保护者。这个观点和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信念不相一致。带有组织性的‘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意味着政府是主人或神，而公民则为仆人或信徒。” 这是面值最大的一张日元钞票，上面的头像是日本明治时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又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前一段《南方都市报》发表了一篇评论：《爱国不等于爱朝廷》，就是这个意思。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梁启超一篇文章的重新阐释，又补充了一些对陈独秀文章的介绍。 梁启超说，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 陈独秀在《我们究竟应不应当爱国》里说：“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如果梁启超活到现在，恐怕他还是会认为很多人没有分清国家和朝廷。另外一个学者说过，我们说的国家至少包含四个英文单词： State ； Country ； Land ； Nation 。现在似乎比以前更含糊，经常有人问：“这国家把你养这么大，你怎么能骂国家？”其实他前一个“国家”说的是土地、民族，后一个国家说的是政府，这是一个话语圈套。 说到话语圈套，还有人总是这样问：你是精英的还是大众的，你是理性的还是建设性的，中国应该管松点好还是管紧点好……对这类问题我基本都拒绝回答，这是语言圈套。我们需要换一种思想，一种语言，去思考和表达，走出这种问题。 但其实我们很难跳出这种圈套，我们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媒体还在不断重复，比如 CCTV ，它有一个纪录片叫《大国崛起》，它就是上述我批评的那种国家观念，而且忽略了很多历史事实。后来我遇到编导任学安，他很诚恳地对我的批评表示感谢。可见和央视还是有很多对话空间的，可惜不体现在节目里。 我的批评文章标题叫《大国崛起不如个人独立》，发表时编辑改成：《只有个人独立才能大国崛起》，这很有意思：两句话不一样，他还是把大国崛起当目的，这是很多人能接受的说法。 我们有一整套国家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在后面，这对我们对我们的思想，是一种笼罩，即使不是控制。我们要跳出来。而且我很想说，从理论上，这或许会导致极权。 这种笼罩会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许有时我们意识不到它，却受到它的影响，比如复旦学生登黄山遇险，求救以后发生了悲剧，很多媒体报道，复旦学生也有很多反思。于是就有这样一种观点：要加强管理。对啊，学生怎么能乱跑，给警察添麻烦。“加强管理”，出了任何事情，都会有这种“正确”的反应。加强管理，是不是就等于设限，甚至不准？ 这是很奇怪的，比如一个学生，想加入社团练书法，难道不批准就不能练书法？对学生社团根本不应该提这种要求，但大家都习以为常。学生可能有风险意识不够等等问题，这恰好是成长过程中管理太多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有独立意识，有独立判断、独立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当然是相对的，也可以向大姨夫二姨夫求助，那么他可能自己选择不去登黄山，跟“加强管理”以后是同样的结果，但这是两套思路，两套治理和教育方法。 所以，高校应该摈弃这种陈腐而且不知所云的语言。我喜欢的是什么词呢，独立。上海有翟明磊办了个网络报纸叫《壹报》，我说我办的话就办《独报》， 有报天、天、独 。独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 在媒体中能做到独立而不迎合任何一方，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大家猜到了我最喜欢的杂志是什么？《独唱团》。 我对《独唱团》的命运非常遗憾，且不说他的内容，难得媒体名字里有个“独”字，就这么没了。另一个遗憾的原因是我的稿子还没发，稿费还挺高。（观众笑） 我喜欢“独”字，所以要给《独唱团》写稿，但比较懒。我拖，他们又要送审，最终没发成。他们被禁了，我倒来劲了，文章没发，但也要秀一下。我写的是个小说。（展示截屏） 这是个串烧故事，和笑话有关。要不要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是一个色情笑话，需要了解一点历史背景。在我成长的年代中，各家里都有很多领袖像，风景山水，但衬的不是美女，是领袖，毛主席在井冈山啦，毛主席去安源啦。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这是要传递什么信息呢？很有意思，所有的领袖，都喜欢干这种摆个姿势照像的事，被国会管得多的领袖干得少点，国会管得少甚至不管的，就干很多这种事，画像到处都是。 有那么一天，波兰文化部长就找了个画家，让他画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画家说好。过一段时间部长来看画了：只见画面里是一个房间，窗外不风景，房间里一张床，床上一对裸体的男女。部长大怒：“这女人是谁？”画家回答：“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夫人”。“这男人是谁？”“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司机”。“勃列日涅夫在哪？！”“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波兰。”（观众大笑） 当然这是一个解构，所有的政治笑话都是这样；但也是一种发泄，甚至一种严肃的表达。我要通过这个故事，过渡到我的主题：网络。在网络时代，这叫恶搞，但恶搞这个词本身特别恶，也是一个圈套。 其实历史上从来都有恶搞，四大名著似乎三个都是恶搞，现在要拍电视剧，大家就说：“不许恶搞名著！”不知名著就是恶搞出来的。崔健明后天要在北京搞演唱会，他的成名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恶搞，只是当时没这词，把这词往他身上一搁，他就搞不成了。 只是网络时代恶搞现象更突出，更容易，得给它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就被“恶搞”这个词给占了。网络的成就之一，其实就是恶搞丛生。庄子说：“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穆勒说：“专制使人变得冷嘲。”我对恶搞的定义，是弱者的武器，这句话来自美国学者 James C.Scott 对东南亚农民生存及反抗的研究。 这位学者说，对马来西亚农民的反抗，有精英式叙述：起义呀，反抗呀。可这是精英话语，其实民众在起义中是被忽悠的。“枪在手、跟我走”，像《让子弹飞》里说的那样，民众就被忽悠了。其实民众有另外的反抗形式，比如偷懒呀，撒谎呀，搞破坏呀，去对付那些权贵，讨回自己的一点点利益。 喝咖啡的周立波先生前一阵在微博上惹了点事，他说：“网络是一个泄‘私粪’的地方，当‘私粪’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就会变成‘公粪’，那么，网络也就是实际意义上的公共厕所！”他的本意是让政府不要太在意网民，太在意就是“自宫”了。 周立波不知道政府就该在一定程度上“自宫”，雄性荷尔蒙太强的政府不是现代政府。他另外说的一句我倒在字面上同意，在网上骂人的人，很多其实是现实中的“可怜虫”，（因为“可怜虫”们需要表达的权利！） 林兆华曾导演过一个话剧《厕所》，开场就是一排人蹲在厕所里，边排泄边聊天。观众很快就明白了，厕所就是当时的公共茶馆，也相当于现在的微博。 说到厕所，这里有一个照片（播放照片），前一段时间我们访问台湾时走访了一个店，以前曾是“革命者”们常去聚会的店，它的厕所墙壁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话。 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如何，以前的大学，课桌上写的是情书，厕所里写的是粗口和色情，当然现在厕所越来越高级，不容易写上去了。在我住的小区里，以前厕所墙上写的是小姐的电话，现在，是同志的电

  河北魏县穷而乱，曾经发生过震惊全国的假药案，该怎么办呢？我想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认为那就发展经济、加强法治吧。天才的魏县政府官员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关键在于“德孝”，关键中的关键又在于“孝”。还是老办法，领导干部带头“孝”。 在魏县的干部任用规定中，无德无孝一律不予提拔。怎么证明德孝呢？让父母开“德孝证明”。除此之外，媒体还报道说，自“德孝治县”以来，当地开展了一系列德孝工程，如每年举办十佳孝亲敬老媳妇评选、建设高标准敬老院、五保老人吃“财政”等。由此可见，“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古言不谬也。不过，以“孝”打假，从而治乱，魏县的这个逻辑实在不好理解。据我所知，假冒伪劣商品，很多都是家庭作坊生产，父母兄弟此间的精诚合作，到底是孝还是不孝？ “孝治”被认为中华优秀治国传统的复兴，魏县只是最新的一个例子。在此之前，山西河津、甘肃金昌等地出台过类似规定，都实行一票否决制。没有看到媒体关于这两个地方“孝治”成效的报道，却记得“孝治”之后的河津发生过不止一起矿难瞒报事件，其中著名的王家岭矿难至今没有公布死难者名单。尽管不都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但是其“孝治”至少没有发挥威力。重庆市还推出过“放假尽孝”措施，每逢家中父母、岳父母生日，党政干部必须休假一天，回家陪伴。如今此地大唱“红歌”，而在最红的年代里，“孝”被认为是封建糟粕，“大义灭亲”才是正道，这个矛盾不知道如何化解？ 也曾有全国政协委员， 在“两会”上呼吁将“孝”纳入干部考核体系，以为这样就可以让全国官员“勤政为民”。我希望有人做一个统计，看看那些贪官中有多少人对父母不好，或者说有多少父母在他们升迁的时候，不会给他们开“德孝证明”？据说大贪官胡长青同时也是一个“大孝子”，总是让岳父睡床上自己睡地板。更多的官员根本无须如此劳神，权势之下，马屁精如云，“孝敬”其父母者，何止一家一姓？ 媒体报道说，魏县已经有十多个干部因为“不孝”而未获重用。我很想知道这些阻止子女仕途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铁面父母。然而，报道出来的只有两位女干部，其中一位“和妯娌、婆婆之间关系处理得不好”，“还有一个是因为不孝顺公婆”，因此没有得到“德孝证明”。再联想到在这场“德孝”运动中，该县“每年举办十佳孝亲敬老媳妇评选”，这不就是“三从四德”的借尸还魂吗？“孝治”成为打击女性独立发展的手段，其结果也只会进一步破坏婆媳关系。 有人会说，敬爱父母有什么不好呢？没什么不好，而且这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但是，“孝”一旦成为制度，它既不讲道理，也不讲感情，而只是一种统治手腕。根据胡适的研究，“孝治”的历史自汉代始，是叔孙通为建立汉帝国的“无赖粗人”创制的一种“帝国宗教”。鲁迅在讨论“魏晋相承，以孝治天下”时认为，“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 ? 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 地方官员热衷于“孝治”，并不在于孝能打假治乱、反腐倡廉，而是想要推卸治理假乱和腐败的政府责任，还可以用“传统文化”来蛊惑人心。媒体曾经找出一些老人，他们得不到儿女的照顾，晚景凄凉。那些儿女的确负有责任，但是如此报道也极容易掩盖更重要的问题。假如社会保障健全，老人不靠儿女也能活得很好，他们还有这么凄凉吗？儿女还会那么厌恨老人吗？收起税来毫不手软的政府，怎么就不对社会保障负责呢？ 记者调查发现，魏县大多民众都拥护“孝治”。这不过是因为，他们面临的选项，只有“孝治”和“不孝治”。而且大家心中都没有安全感，靠不了社会保障，就只能牢牢地抓住亲人。这种心态往往会让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事实上，在一个社会保障健全的社会，在一个不以“孝治”而以“法治”的社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平等的爱为基础，往往更好而不是更坏。

著名媒体人及时事评论员长平 1月 27 日下午被要求完全辞去南方报系之工作，近段时间以来，除长平外，此前还有《成都商报》劝退殷玉生、开除龙灿，《时代周报》劝退彭晓云未遂而让其停职，等等，而让笔者最为震惊的，莫过于《南方都市报》分管评论的李文凯的调离，由于李文凯主要从事编辑工作，自己并没有太多写作，外界对其所知不多，然而，评论界人士都知道，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能够独树一帜，李文凯是事实上的核心和灵魂人物。李文凯被掉离表明，针对长平的举动，很可能只是整肃南方报系的步骤中的一环，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环。 长平的发表平台主要是国内平面媒体，一度在《金融时报》网络版有专栏，其文章具有鲜明的自由化色彩，但很难称得上出格，即使那篇引起渲染大波的针对314拉萨事件的评论，除了不合时宜和不归正统之外，也没有什么足以上纲上线的地方。在我看来，两年来，针对长平的持续攻击，与其说是因为长平的某些具体言论惹怒了他们，不如说与司马南针对《南方周末》512震后系列评论的持续攻击一样，都是一个更大企图的一部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些攻击的目的是通过如此罗织拼凑，得出“南方报系”内存在着一个追求普世价值的团伙的结论，进而为整肃南方报业的舆论导向创造条件。 所谓南方报系，窄义上应指南方报业集团，虽为党报集团，却成长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旗下的《南方周末》有着追求政治改革的自由化倾向，新兴的《南方都市报》则明显地面向广东地区的新兴社会阶层，反映其利益和需求，此外，旗下的其他一些媒体如《21世纪经济报道》和《南方人物周刊》等，也有着类似精神上的共性；广义上的南方报系，则包括近年来南方报业集团扩张的成果，如北京的《新京报》和云南的《信息时报》等合作兴办的媒体，因为是合作办报，这些报纸在理念上当然与南方报业集团的其他媒体近似。或许，还存在更抽象意义上的”南方报系”，由于南方报业集团的成功，曾供职于南方报业的人士成为了各类新办媒体的挖角首选，出身南方报业的媒体人广泛分布于各类新兴媒体和网络媒体之中，与此同时，也将一种精神上的共鸣带到了各处。   很难精确地定义出南方报系媒体及媒体人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上的共同之处，但大致而言，应包含以下内容：认同市场经济、全球化、法治社会，承认个人权利和普世价值，以及倡导政治体制改革。总结而言，则主要包含了两个内容，一是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一是要求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 应该说，这样的陈述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不仅没有超出中共官方表述，更不用说触犯红线了，甚至，这些内容都曾经在一定时间段内，为中共官方所倡导，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诉求，甚至是有利于现体制的。客观地说，南方报业集团本身也是体制的一部分，倡导政治体制改革和回应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和权利诉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护现行体制的目的，试图让体制通过回应新的诉求而拥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报业的这种倾向却日益成为了体制的异己力量。邓小平路线始终强调两个基本点，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政治变化，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大多被体制系统地输送给了各类既得利益者，这就造就了既得利益和体制的共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一种保守化的思潮，发展为一种维护既得利益体制的论述，其目的在于维持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手段则是拒绝体制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   这种论述的一种形式是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经济的成功证明了现体制的合理性，证明了现行政治体制并没有落后而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此，并不需要作出体制的重大变革，当然也无需在利益格局和权利现状上做出让步。而在另一方面，这种论述也构成了当前维稳体制的核心，也就是对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拒绝。  然而，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新兴社会阶层，有着越来越多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要求改变既得利益格局、以及支持这一格局的既有体制。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也使得新兴社会阶层拥有了一定的资源和手段来对现有体制提出挑战，这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维权和抗争行为，也表现为网络和媒体里越来越强劲的利益和权利诉求。这一挑战尽管尚不足以撼动体制，但毋庸置疑是一种越来越强劲的势头。 于是，南方报业对改革的持续倡导就越来越被看作是维稳体制的异己力量，看作是新兴社会阶层对现行体制挑战的一部分，从而必须加以压制。在顽固拒绝一切重大变化的维稳体制面前，作为体制一部分的南方报业，必须回到拥抱现有利益格局和支持现行维稳现体制的道路上来，而为此，就必须对南方报业加以适当的整肃。 因此，对南方报系的攻击来自于现行的政治路线，一种以维稳为名，实际上捍卫既得利益格局，拒绝作出任何实质性变化的政治路线，从这个角度，长平被辞职和李文凯的调离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心理事件，预示着即使是体制内的改革话语也不见容于维稳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