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丘露薇

核心提示：来自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都无法阻止热情的调查记者。注：本文并非最新发表，只是我们刚刚完成翻译 原文： Wang Keqin and China’s revolution in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作者：Tania Branigan 发表：2010年5月23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Michae1S翻译 TTS: MP3 【图：非原文配图，这是2011年7月19日王克勤领导的《中国经济时报》新闻调查部被整肃后，网友制作的凡客体王克勤介绍】 除了大多数新闻工作者都得有的”装备”，诸如机警狡黠、能说会道和一定的文学水平外，每次采访时，王克勤还有一件额外的东西：一个小小的、沾满 红色污迹的扁金属盒。 盒子里是浸透了红色印油的海绵。像一个侦探一样，45岁的调查记者王克勤会编辑证词，然后在每份证词的底部他要让被访人按上指印。 他的一系列的调查报道让他成为中国最知名的调查记者，印油就是这种调查的彻底性的证明。一连串的爆炸性的新闻给他带来了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犯罪分子的死亡威胁和官方的震怒。 “通常对手非常强大，所有你必须做到铁证如山。”他边说边盖上印泥盒。 但这还不够。上周，因为签发王克勤采写的山西毒疫苗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和致残的报道，《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包月阳被免职，调到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兄弟单 位。山西官员宣布王克勤的报道不实，王克勤在报道中说山西官方的调查有问题，尽管在《卫报》联系他的时候他拒绝就此事置评。 王克勤案是彰显中国调查记者热情的最新个案，同时也暴露了中国调查记者们面临的挑战。 王克勤的简历反映了当代中国主流媒体的发展史：从一名宣传人员到一名调查记者――虽然是被严格束缚着手脚的记者。他在80年代中期在中国西部的甘肃省成为一名官员，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在中国这是通往财富和地位的捷径，”王克勤在毒疫苗案之前的一次采访中说。 王克勤回忆了他当年大量炮制官方宣传报道的生活，”你就在一个一颗红心都献给了党的领导下的会计员”――然后他讲起他如何拼凑一些文章发给本地媒体换取一点点外块。但随后，一些居民找到他，向他诉说自己的问题，王克勤的良心在颤抖。”他们热情的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告诉我他们的问题，对我抱以极高的期望。作为一 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我第一次感到这样被人关注，同时感到肩负着巨大的责任。我必须报道这些事情。” 到2001年，王 克勤已经成为”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这里说的不是他的收入或者他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仍然还在北京郊区的又小又脏乱的办公室里办公，但是他揭露本地金融市场非法交易的报道已经让他的人头的价格达到高峰。很快他的另一篇牵涉到本地官员的报道就让他失去了工作。 “黑社会找我的 麻烦，红社会（官方）也找我的麻烦。”王克勤说，”我听说有一个专门的调查组，任务就是把我送进监狱。” 朋友、以前的同 事都避开他，后来他在特殊干涉下才被保了下来。他的一个在新华社工作的熟人写了一篇关于王克勤问题的内部报告，这个报告最终送到了当时的总理朱�基手上。朱介入了才保护了这名记者。 那是中国的新闻记者们的黄金时代，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敢于挖出丑闻和犯罪。但从2004年开始，中国当局严厉禁止新闻媒体报道外地的新闻事件。然而新闻记者们大量无视这一规定。记者们认为官方在运用这一规定阻碍他们进行调查，并打压调查记者。 随着北京当局大力推行”和谐社会”的概念，对经济与政治的影响也越来越紧密，很多人感到悲观。”在今天，调查报道已经成为’稀有金属’，不光是当权者，连资本也在打击它。”进步报纸《南方周末》的前主编钱刚说。他现在香港大学做”中国传媒项目”。一些人争论的的是近年来，媒体、甚至是国 有媒体都对新闻事件有了更快、更全面的报道，触及更敏感的话题。但同样在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的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说，这只能说明政府在更主动的引导公众的思想。”你看到的表象后面还是控制，”大卫说，”事实上，现在能做这些报道的记者比两三年前还少……表面上你能做调查，实际上你却做不到。” 2008年毒奶粉丑闻披露以后，一名失望的编辑在他的博客撰文说，他之前的文章就曾经揭示过毒奶粉的危险，但未能爆出真相。 尽管北京有些时候会鼓励调查报道，但它仍然通过了禁止跨区域采访的规则。班志远说”你可以大书特书本地官员的问题和中央打击地方腐败的决心，这样事实上是在美化中央政府，同时也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因为这些限制， 果敢的调查记者们为了找到可以工作的空间而战。”规定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根本不是法律和政策，而完全是其他因素――看你跟谁有关系，发生了某新闻事件之后有没有某人发话保护你让你继续去调查，”班志远说。 很多年轻的记者们把王克勤当作榜样成长起来。在媒体被普遍商业化的氛围中，竞争的压力促使记者们去挖掘更震撼的新闻。 2006年被开 除的《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说，媒体其实可以做的更多，”不是因为政府放松了控制，而是我们的整个社会已经成熟了很多。”2008年汶川地震和上个月的青海地震，很多媒体的主编就不顾政府的禁令派出了记者。 互连网也放大了主流媒体的声音。很多记者于是利用个人博客来发表他们的报道中被审查机器删除的部分。 但记者们知道不透明和边界的模糊会影响甚至中止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让自己的报道被毙。这些是新的挑战。从记者转行做律师的周泽关注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暴力伤害和其他方式的打压，他说，他最担心的是官员们改变处理批评的战术。 “近年来对贿赂和敲诈的指控增加了，”他说，”当你说这是造谣中伤，人们 会问你报道里写的是什么，这些是实情么？如果你说这是贿赂或敲诈，这给记者的形象造成相当坏的影响――人们假定他们失去了职业操守，因此他们就失去了公众的支持。” 读者们有相当充 分的理由来怀疑。腐败盛行、薪水微薄，出席新闻发布会有报酬。隐藏负面报道、确保只有正面报道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衍生出”假记者”，专门去敲诈勒索工业事故的事主，只要给钱就不报道。 王克勤谴责敲诈者，但他更担心的是”假新闻”，即那些披着新闻报道外衣的党宣传、政治宣传和商业广告。 在一个公民面对强权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救济渠道的国家，深入、可靠的报道就更显得更为重要。王克勤已经采写的调查报道从抢夺土地到矿难到非法采血输血造成HIV的大规模流行。周泽担心更少有记者敢于报道这些话题了，而公众会为此而付出代价。”如果记者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普通公民的权利也就得不到保障。”他说。 媒体的压力 2009年11月，在中国影响甚大的商业杂志《财经》主编胡舒立，因为传闻报道当时的敏感事件而辞职。她辞职后创办了另一个媒体《财新》 2009年12月，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南方周末》的编辑（向熹）因为报道了奥巴马专访而被降级。据说该处分是因为南周的报道激怒了审查者。 2010年3 月，13家中国媒体联合共同刊发要求改革户口登记制度最终废止户口登记制度的社论。随后社论被政府要求从网站删除，领头的报社被当局严重警告。 2010年5 月，中国经济时报主编、发行人包月阳，因为保护王克勤关于山西毒疫苗造成儿童死亡、致残的报道，被贬到一个小公司。该报道发布后引起轰动，但在审查机构的指示下被迅速低调处理，然后由其他媒体报道淹没。 相关阅读： 《福布斯》 黑暗的中国新闻界 点击下载【译者访谈No.3】的实况录音――闾丘露薇与曾经的南周副总编长平和伯克利大学的萧强谈中国的媒体控制与维基泄密 第一部分 、 第二部分 、 第三部分 （需翻墙）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前两天去深圳的一家银行办理转账，一看大厅里面不到十个人，心中窃喜，拿到电脑票一看，排在前面只有一个人，更加觉得放心，应该可以赶得及下一场的安排。只是，最后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而且是在排在前面的人投诉并且愤而离去之后。 　　一直惧怕去内地的银行，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预算多少时间。这一点和香港不同，即便前面有二三十个人，但只要去过几次，大约就能够计算出需要花的时间，一些银行还会贴心地在某个位置挂上一块牌子，告诉你，只要排到了这个地方，还需要等待多久。内地银行的大厅里面一般会有不少椅子，算是贴心服务，但是作为客户，我还是宁愿银行能够把贴心放在如何节省客户时间上面。 　　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何同样的银行服务，香港的花的时间要少这么多，当然，香港不同银行之间，水准又很不同。也许这就是港式管理的优势所在，高效、有序。每次从罗湖过关，如果遇到人潮拥挤，港铁的员工就会及时出现在恰当的位置，并且进行人潮分流管理。电子屏幕会清晰地显示如果错过了这一班，下一班车的开车时间。更不要说香港地铁站的出口指示了，一般来说，如果记不住街道名字的话，只要记住一些标志性建筑，那么基本不会找错出口，绕个大圈。 　　也因为这样，港式管理在内地颇为吃香，一些楼盘会标榜港式管理，深圳的不少商场都用港式商厦管理作为招牌。而港铁不单单走向国际，也开始走进内地，从北京到深圳，还有杭州，之所以可以这样，正是因为港式管理带来的声誉。但是，这次北京以及深圳出现事故的地铁线路，正好都是港铁管理，也怪不得香港的媒体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何港式管理在内地失效?” 　　其实所谓的港式管理，是一环扣一环的，最后的结果会受到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影响，只有保证整体的效率，也就是每个环节的效率和可靠性，才能够维持比较好的效果。也因为这样，当港式管理搬到了内地之后，如果没有能够检查每个环节的可靠性，那么就会导致不理想的结果。这是因为，每个环节都是由人组成的，而如果组成这个链条的人，在没有充分的培训以及监督和制约的情况下，并不是有相匹配的观念以及业务素质。 　　就拿地铁来说，如果港铁在内地的承包商都是由合作伙伴来找，而港铁习惯性地认为，对方一定会达到要求，而这种信任，正是港式管理有效率的重要原因，那么，只要对方出现了一些纰漏，自然会导致不好的结果，也许这几次的事故可以让港铁懂得一个道理：不能太相信授权管理，宁愿牺牲一些效率，也要优先保障各个环节的可靠性，因为从事故发生后所遭受的指责可以看到，在外界的眼中，授权后的责任仍然在自己的身上。即便觉得委屈，也要承担声誉蒙受污点的后果。 　　港铁深圳公司在否认电梯逆行之后，依然遭到内地媒体的质疑，尽管港铁请来了独立工程师提供分析报告。如果是在香港，即便大家对于利益相关者抱有戒心，但正是因为有独立第三方可以提供意见和分析，公众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是这一次，会发现事情变得复杂起来：首先，关键位置的录像因为是公安局安装，没有经过验收，所以无法提供当时的片断，如果是在香港，可以问责港铁，但是现在，谁在这个位置安装录像头，相信不是港铁可以说了算。 　　香港美孚站的扶手电梯冒烟，如果大家不相信港铁公司的报告，没有关系，还有政府机电工程署，但是现在，即便是机电工程署的工程师去了北京，提供了调查报告，在民众普遍不信任政府相关部门的情况下，港官到了内地，信用是否也会失效? ————————————— 补充一点：很多人觉得，香港的秩序差了，脏乱了。其实，城市管理的程序步骤没有变，但是执行的人的人心变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6 个评论 闾丘露薇的最新更新： 泰国选举观察 / 2011-07-18 11:00 / 评论数( 6 ) 选民力量 / 2011-07-18 10:56 / 评论数( 2 ) 内部消息 / 2011-07-09 09:12 / 评论数( 12 ) 重回曼谷 / 2011-07-03 12:33 / 评论数( 6 ) 探访泰国红衫村 / 2011-07-02 09:58 / 评论数( 5 )

闾丘露薇

1969年出生于上海，199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后移居香港，1997年开始在凤凰卫视担任记者、主持人至今。艰难的身份认同 曾经参加一个论坛，其中一个讲者和我一样，在上海出生，不过和我不同的地方是，她读小学时已经移民香港，不像我，当我拿到香港身份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大学毕业三年的成年人了。 我的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新移民，有的来自内地，有的来自台湾，当中不少，都是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已经来到了香港定居，并且在香港读书。但是，如果和这些朋友聊天，会发现他们和这个讲者一样，都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找到了香港身份认同的感觉。其中有很多原因，比如对于周边环境缺乏认同感，很多时候，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朋友圈子，而在小学和中学的时候，过的是两点一线的生活，而父母忙于工作，因此更少有机会可以融入周边香港家庭。 事实上，在香港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在一栋住宅大楼里面居住多年，可能都不知道周边的邻居到底是怎样的模样，虽然在电梯里面遇到，会客气地点头微笑一下。 有些小移民还要面对另外一个环境，那就是因为语言的问题，一开始可能会遭到同学的歧视。这使得其中一些孩子，或者尽量不和同学接触，或者是埋头读书，缺乏和周边环境以及人的互动，就会延长身份认同的过程。 这位讲者说，她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香港人。”那是在2003年的7月1日，她身穿黑色T恤，不管是在铜锣湾闹市，还是回到家楼下，一路上，她的周边，都是身穿同样颜色衣服的人，那一天，她忽然感到一种释然。 我很能理解这位讲者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融入香港。同样是一个瞬间，我站在中环立法会门外，眼前是那些为反对高铁预算通过而聚集在广场上的人，我深刻地感觉到，我属于他们，因为我和他们一样，关心这个城市的未来。原来高铁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那样的重要，因为我关心政府会怎样花费这笔纳税人的钱，也关心因为这个项目，这个城市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关心那些因为这个项目，生活状态要发生改变的陌生人群。 我对于香港人这个身份，终于找到了认同感。 当我自己不再面对身份认同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发现原本对这个城市的怯生生的感觉消失了，同时消失的，是对于歧视的在意，至少不会在意自己带着内地口音的广东话了，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在公共场合会刻意地讲广东话。 对移民并不包容的社会 只是，即便是到今天，已经在香港这个城市生活了16年的时间，即便自己已经认定自己是这个城市的永久成员，即便手上早就拿到了永久身份证，在周边的很多人眼中，原来自己还是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香港人。 坐出租车，因为和朋友家人之间用普通话聊天，即便是相熟的出租车司机，也会顺理成章地认定我只是在香港暂居。而有意思的是，司机本人也是一个内地移民，只不过比我早很多，在他只有二三岁的时候和父母来到了香港。 接受一家香港本地媒体的采访，对方总是用“你们”和“我们”这样来进行区分，即便我再三声明，自己已经是香港永久居民，对方还是很认真地认定：“你们来自中国（内地）。”但是如果她看看自己的家人，即便不是她的父母，她的祖父母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内地的移民，就是她口中的“你们”。 香港并不是一个对移民包容的社会，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很势利。如果不能够说一口纯正的广东话，往往会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轻蔑，或者是一种疏离。但是，同一时间，只要你算得上是香港上流社会的一员，或者是达官贵人，那么，即便是广东话依然带着乡音，都不再成为问题。当然，如果只会英文，却不会广东话，那更加不是问题。 这些还是心理上的隔离，对于我来说，更加在意的还是政策上对新移民是否存在歧视。没有住满七年无法享受政府综援，无法申请公屋，没有投票权，而今年关于六千元的争论（香港政府决定向每名永久居民派发6000元港币，但有本土团体反对向新移民派发福利），更让人担心，政府是不是在带头进行族群的分化，把不满七年的非永久居民从这个社会割裂出来，因为在还富于民的派钱方法上，应该还有更好的选择。比如用退税的方法，或者把这笔钱，全部投放在改善政府的福利措施上面，让急需要帮助的低下层人士直接受惠。 不过政府不是第一次这样做，1999年关于是否放开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来港的争论，特区政府提出了167万这个数字，吓怕了不少香港人，因为根据香港政府的描述，当如此多人一下子涌入香港的时候，香港的福利、住房等体系，就会面临崩溃。遗憾的是，对于政府的一面之词，媒体没有太多的质疑。 媒体对于新移民抱不友善的态度，同样不是现在的事情。从1980年代的影视作品，开始大量出现歧视来自内地的新移民内容，在媒体上关于新移民的报道，让香港人，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老移民，都开始对这个族群产生一个标签化的印象：懒惰，依赖政府。 每年的会考，如果有新移民学生取得了好成绩，很多时候会成为新闻，因为这样的学生，会成为新移民上进的一个正面范例，似乎很励志。但是在我看来，其实这也正是在反映媒体骨子里面的一种假设，那就是新移民学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太不容易，因为大部分的新移民学生，跟不上香港的课程，在学校的表现普遍比较糟糕，而这些表现优异的学生，只不过是少数的异类。但现实是不是这样？这样的假设是不是有数据的支持？是不是在报道这些学生的时候，放开他们身上的新移民标签？ 香港街头等候绿灯的白领。摄影－孙海 加入到公共进程中 新移民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受到歧视，并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在中国内地不同地域之间，都会看到，而且注定不会消失。而现在，经济竞争的因素更加成为主因，在人们看到自己发展的机会变少，或者经济环境变差，竞争开始激烈的时候，很容易把这些刚来的外来者，视为自己最直接的威胁，这样的情形，更多会出现在那些刚刚上岸的人身上，人们对于那些正准备上岸的人总是更加不留情，所以在歧视新移民上，很多刚刚从新移民成为老移民的人群，往往更不宽容。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是否会对某个族群歧视，政府的政策是否会导致族群的撕裂，更需要被关注。 就拿这些日子大家关注的内地孕妇到港产子的问题，现在香港出现的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只要在香港产子，孩子自然是香港永久居民，但是如果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内地人，这些人群却往往要为生孩子的问题而烦恼，这是因为，这个群体中，很多属于低收入人群，他们无法像那些主动选择在香港产子的内地夫妻那样，负担私立医院的医疗费，而公立医院一刀切向他们收取相当于私家医院的收费，让这笔费用，成为他们的沉重负担。如果看数字的话，2010年香港一共有8.8万个婴儿出生，当中7%是由港人内地妻子所生，但有3.2万名婴儿的父母都是内地人，政府的一刀切限制内地孕妇来港产子政策，是不是歧视港人的内地妻子？ 不过，在批评社会不包容、媒体不客观的时候，新移民这个群体，是不是可以主动地做一些事情，来慢慢改变人们的这种负面印象？来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 忽然想到了新加坡，刚刚过去的选举，新移民的表现，让媒体还有社会，开始关注到他们这个原本总是在政治议题上保持沉默的群体。他们的参与，也开始改变一些人对于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于香港。如果宽泛一点来谈论新移民的话，还有一批人，就是那些拿着中国护照，从海外来到香港的内地人，以及越来越多在香港读书之后留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学生。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对香港的公共事务并不关心，更不要说参与，即便是成为了永久居民，拥有了投票权，却从来不行使自己的投票权利。身在香港，远望神州，享受着香港的好处，却无法从这些人的身上看到对香港的任何承担。 在香港，也没有太多的声音来关心新移民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话题，对于新移民的需求，依然停留在福利层面，至于那些新产生的生活无忧的新移民阶层，公共事务更是显得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移民更应该意识到参与公共事务，关心本地话题的重要性，因为一方面可以让社会听到这个群体更多的声音，另一方面，也是让自己更快地找到身份认同的一个方法。 不管是我，还是我所遇到的那个讲者，我们作为过来人的共同经历，那就是要让自己关心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以及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同时参与进去，相信自己和这个城市里面的其他人一起努力，可能会带来自己想要的那种改变。 香港移民大事记 ● 1974年之前，进入香港不受限制。 ● 1974年11月，香港政府实行“抵垒政策”，即内地非法入境者若在偷渡到香港后能抵达市区，并接触到香港的亲人，便可在香港居留；若在边境范围被执法人员截获，则会被遣返内地。 ● 1980年10月，取而代之的是即捕即解政策及单程证制度。 ● 2001年，庄丰源案为内地孕妇在香港生子打开了大门。香港终审法院裁定：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 2001年，香港推出输入内地专才计划。2006年推出面向全球的优才计划。 ● 2003年，香港开放自由行，越来越多内地孕妇到香港生孩子，而大部分的父亲不是香港居民。这些婴儿被称为“港生一代”， 一生下来，就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 2003年，香港修改人口政策，规定新来港人士须于香港居住满七年才可申请综援和公屋，以及拥有投票的权利。 ● 2007年起，怀孕超过7个月的孕妇如果没有“预约纸”将被禁止入境。 ● 2011年3月6日，约逾万名市民参与了泛民主派发起的“反对短视预算案”大游行。 ● 2011年4月，香港医院管理局宣布，公立医院不再接受内地孕妇的预约。 ● 2011年4月，一批新移民及宗教组织，举行烛光晚会，批评香港政府派发6000港元对新移民构成歧视。（资料整理  实习生曾明瑞） 数字 45% 香港700多万人口当中，45%不是在香港出生。 3.2万人 香港2010年的出生率达8.8万人，其中3.2万人的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这个数字较10年前的620人，增加近52倍。 73.7% 2004-2011年2月底，持单程证抵港的新移民逾31万。其中，73.7%为女性，即内地新娘。居港尚未满七年的内地新娘已成为“新移民”的主流。 46.8% 新移民中有46.8%居住公营租屋（公屋），40%住私人租屋，6%住政府居屋，其他占7.2%。 10多平方米 一般刚来港的新移民一家三四口挤在10多平方米的小间板房内可谓司空见惯，四五口人挤在七八平方米的房内亦不乏其人。（资料整理  实习生曾明瑞）

九十年代中开始进入媒体这一行，发现公司里面，最有地位的记者，是那些号称和上面有关系的那些，因为他们总是能够比大家知道很多所谓的内幕消息，如果要和现在来比较的话，就是维基泄密里面的种种，两者的共同点在于，之后再来看这些，有真有假，有些则永远无法论证。 这些记者获得消息的途径，也和每隔一段时间向总部发电报的外交官们相似，就是和官员，学者，记者同行多吃吃饭，喝喝茶，再从这些同样号称，或者被认定和上面有关系的人嘴里面，听一些消息。 做记者久了，在过去差不多二十年，参加过太多这样的饭局，有的时候是这些信息的获得者，有的时候则成为发布者，因为毕竟工作的关系，也开始被视为和上面有关系的那一类。也因为这样，看到媒体上如获至宝的一些报道，或者是维基泄密里面，那些外交官们郑重其事的汇报，有些自己也听过，有些知道因为知道真相，或者可以判断这些消息的来源，就会觉得非常的好笑。 外交官们用这样的方式搜集信息，这倒是可以理解，因为这毕竟只是无数信息来源里面的一种渠道而已，但是媒体依赖这些渠道，然后正儿八经的当成新闻，在我看来，这就要看这些媒体，到底是怎样定位自己。 因为做了这末多年的媒体明白一点，如果要作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或者把自己定位成为一家大媒体，那麽有一些程序是不能够遗漏的，那就是进行第三方的核实，不更为了快和抢独家，然后就审略了这一步。 也因为这样，看到一些媒体，隆重的发放了独家消息之后，很快又装作没有这件事情，把消息吞了回去，真的是有些哭笑不得，这样的媒体，不相信也罢。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4 个评论 闾丘露薇的最新更新： 重回曼谷 / 2011-07-03 12:33 / 评论数( 6 ) 探访泰国红衫村 / 2011-07-02 09:58 / 评论数( 5 ) 教育产业化 / 2011-06-30 11:31 / 评论数( 7 ) 网民做的够不够？ / 2011-06-25 17:47 / 评论数( 57 ) 给一种可能多一点呵护 / 2011-06-21 10:08 / 评论数(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