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纪事中国2011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阅读更多发布者勇敢的心 | 12 月 13, 2011
时间被缩短了,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恍若隔世”这个词。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奥运时期北京明媚而蔚蓝的天空,还有刚庆祝完六十大寿的祖国作为政权的公信力,一些名字,因为成为了敏感词而消失在话语空间。 一年飞快地过去,除了“神八”飞船上天、中国歼20隐形战斗机试飞,记忆里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情。2008年奥运会以来大国崛起的自豪,在2011也明显消退和降温,“民族主义”这张牌突然失灵了,如今任何一件由国家力量完成的“举世瞩目”的大事后,都紧跟着对大笔财政支出的追问。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之后,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唱衰忽然多于唱好。在危机感面前,越来越多人开始考虑移民,在2012年前抢一张船票。2011年,所有人都参与了一场没有赢家、庄家通吃的游戏。就连春风得意的房地产商,也在史上最严厉的行政手段的强压下,在年末,变得忧心忡忡、愁云惨淡。 2011年,人祸多于天灾,愤怒早化为麻木与虚无。“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沈从文) 重建社会信任 2011年的开端就笼罩着在“不明真相”的阴霾中。2010年12月25日浙江乐清上访村长钱云会之死仍然扑朔迷离,当地政府给出“交通事故”的调查结果无法说服愤怒的网民。12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了“77元月租的廉租房”,引发了网友寻找真相的人肉行动。 公权力无恃无恐、奈我不何的官僚惯性思维,让老百姓不再假装相信了。 2011年初始,各地在指定“十二五”计划时,纷纷把“幸福”作为自己施政的关键词。广东首先提出“幸福广东”的概念,北京提出“将居民幸福感作为目标”,重庆则更夸口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如今已到年底,当“科学发展观”走入难自圆其说的困境,老百姓是否该含泪追问:“你们说好的幸福呢?” 政府有拒绝给予真相的维稳理由,人民则有追问的权力。追问——即使已经是陈年旧事:去年上海静安大火后,上海政府到底总共收到多少善款,是如何发放的?追问,即使得不答案:郭美美和红十字会到底是什么关系?追问,即使答复遥遥无期:“7·23’动车事故调查报告什么时候公布? 不是人人都有罗永浩死磕西门子的耐力,当不断遭遇沉默、敷衍和谎言,人们可能也就累了,算了。政府的公信力却一点点坍塌摧毁,失去了修复的可能性。西方有句谚语,说“fool me once,shame on you,fool me twice,shame on me(骗我一次,是你羞耻,被你骗两次,是我的耻辱)。”类似的说法是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道”不仅是铁道部的道,也是在现代法律观念引入之前,中国自古历朝统治合理性的理论来源。 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期间,20天共花费80万元,他们当然不是唯一的天价钦差;2011年9月,湖南邵阳发生沉船事故,12个学生死亡。当地政府不公布死亡学生名单,网民质疑隐瞒死亡人数;还是邵阳,计生部门被指强行将十余名婴幼儿抱走送入福利院,家属必须缴纳抚养费才能赎回小孩,交不起罚款的家庭,婴幼儿被以收养名义“销往”国外,邵阳调查组给出的官方定论是“无抢婴、无买卖”,疑团的阴影却从未散去。 政府的信息封锁,让人们在所有的可能性中,选择相信最黑暗的那个。而政府,则反过来指责人们轻信谣言。 对于黑暗与罪恶的狂热幻想,在公权力,是“合理质疑”。在社会层面,则是相互仇视和及声嘶力竭要求“乱世重典”。 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八刀致死的药家鑫,承受了这个社会可以叠加的一切对于罪恶的想象:富二代、军二代、药父母对被害人家属的冷漠无情……。药家鑫于2011年6月7日上午被判处死刑。死后,原告律师张显才承认以上描述都是自己的捏造。 药家鑫判处死刑前,原告律师张显在微博里曾写:“既要消灭药家鑫的躯体,还要消灭药家鑫的灵魂!”药家鑫死后,药父写:“我现在告诉药家鑫,你的灵魂一定要围绕在张显老师家,接受他的洗礼,在阳间你没有做一个好人,在阴间你一定要在张显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好鬼。”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们在讨伐的狂欢后,开始呼吁反思,可那显得多么虚情假意,说更多的话也是无益。 1990年1月1日,东欧刚刚经过巨变,从极权主义的铁制下解放。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新总统的哈维尔发表新年致辞: “40年来每逢今天,你们都从我的前任那里听到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化:有关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我们现在是多么幸福,我们如何信任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面临的前途多么辉煌灿烂。我相信你们让我担当此职,并不是要我将这样的谎言向你们重复。我们的国家并不繁荣。我们民族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潜能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挥。一个自称属于劳动人民的国家,却贬损和剥削劳动者。我们陈腐的经济制度正在浪费我们可能有的一点能源……” 重建社会信任,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美丽新世界,一个富强繁荣社会的许诺,一个对乌托邦的设计蓝图,而仅仅是还原这个国家的真相。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是改变的基础,是一切的开始。 在2012末日来临之前,从公开透明,回应人们的追问开始,不如我们重新来过? 通往公民社会 2011年最引人瞩目的公民行动莫过于“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热潮。从江西新余女职工刘萍开始,成都作家李承鹏、上海作家夏商、评论家五岳散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熊伟、财经作家柳红等先后通过微博等方式,表示自己将参与新一轮地方人大代表竞选。 社会名人和网络红人的参选,无异于一剂鸡血,从微博兴起而贯穿民间。教师、大学生、白领、律师纷纷加入参选的队伍。参选是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力,人们的热情来自于找到了一条通向公民社会的合法路径。激活民主,争取权力,手段温和,路径清晰。 这场法律允许下的抗争,很快就被判断为“与虎谋皮”而遭到阻挠。随着名人们的不断退选,这场火热的公民行为变得更像公民行为艺术。不折不挠的少数几个参选人,也最终落选,寂寥收场。所有的正剧开端,都以闹剧收场。 自下而上的诉求如何表达?当温和理性的选项消失,戾气堆积在心中,蔓延开来。民族矛盾尚未化解,在广东,四川外来打工者和本地人又开架——在可以预计的未来,随着移民二代在打工地,在安身立命以外要求权利平等,这种地域间的城市内战会愈发激化。 在这些暴力行为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例,一个在在江西抚州,为被非法拆迁的房屋上访十年的钱明奇,诉冤无门,引爆了三所政府机关建筑。一个在辽宁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城管执法人员发生争执,刺死三名城管。 钱明奇发了最后的微博,“自愿将死后全身器官捐献给社会。条件:交通事故死亡不捐献,非正常死亡不捐献。受捐者年龄10至16岁儿童少年,必须要贫困家庭,院方要免除全部医疗费用。”然后平静赴死。 夏俊峰给父母最后的信也坦然得令人心酸:“我没有事,你们放心吧。对于这个结果,我也早有准备,心态早就调整好了,我并不是脆弱的人,你儿子不会让你们失望。我们斗不过人家……” 三年前为杀警察的杨佳叫好的人,如今也同样为钱明奇和夏俊峰叫好,称其为大侠。“民不畏死”是弱者最后倒逼的武器:要么选票,要么炸药。 “白刃扞乎胸,则目不见流矢;拔戟加乎首,则十指不辞断;非不以此为务也,疾养缓急之有相先者也。”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过这样极端的身体体验,他描述这样极端的痛苦,是企图以暴力模拟的方式催促当时的人赶快改良。 中国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却不喜欢以恐吓要挟的荀子,而偏爱好言相劝的孟子。 两千年前的荀子与孟子,如今恐怕得叫做“公共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建筑公民社会的主力,他们提供蓝图和方法论。2011年,意见领袖太多了,群众不够用了。如同明朝末年,议论繁多,言词激切,“卖直沽名”者甚。 领袖多了,自然要为争山头而激斗。五岳散人和吴法天在微博上约架引来群众围观;方舟子打假质疑贺卫方也有众多助拳;孔庆东连爆粗口大骂《南方人物周刊》;司马南和司马平邦沆瀣一气,挤兑“民煮逗士”;乌有之乡大战南方系;万民起诉茅于轼。 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变成了骂人的词。公知约架、公知造谣、公知唾面自干。所有人都在讽刺公知。那么谁才是真正的公知呢?辱人者是否也在自辱呢?如果一定要给公知下个定义的话,他们总是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夸张而耸动地发言,比起专业性话语,他们更喜欢使用浮夸的意识形态语言;公知爱站队,迅速找到自己的战壕而打击不同声音,对他们的对手思考甚多,对他们自己是谁思考甚少。 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形容建国后的读书人,“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 2011年的声音无疑是热闹的,却多为杀戮之声——甚至连知识分子,也用专制的方式,讨论着民主事宜。忠臣死谏者仍在“理性建设”,激进革命派早在期待重新洗牌。精英在政治多元到来之前提前分化,蛋糕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因为该怎么瓜分而打得头破血流。左右之争在2011年激化,没有共识;更可怕的是,没有共同的底线。 通往公民社会的荆棘路,还要走很远。 无恒产者无恒心 “squeezed-middle(备受挤压的中产阶级)”,这个词打败了“ArabSpring(阿拉伯之春)”、“Occupy(借占领行动抗议经济不公义的国际运动)”,获选牛津英文词典的2011年度词汇。字典定义,“squeezed-middle”指在经济困难时期,受到通货膨胀、薪资冻结、削减公共开支影响特别严重的社会阶层,主要指的是收入中下的工薪阶层。 2011年,虽然政府为了应对通胀压力而处处限,从“限价”到“限购”,但工薪阶层仍然深受涨价之痛,行政干预下价格管制,仍然把社会暴露在恶性通胀的危机下。如果说通货膨胀是每天必须面对的痛苦,那么税负则是后知后觉的不能承受之重。 年初,网上有一篇名为《月入万元“最高”税负多少》的热文在网上流传。网友晒出个人账单:“月收入1万,要交14%个税,12%公积金,8%养老保险,4%医疗失业险=3800元,如果你拿出6200全部消费,需要为你消费的商品埋单17%增值税,28%各种杂税=2800元,所以,一个月赚1万的人,你相当于要拿出6600元来缴税。” 在福布斯的榜单上,中国税负痛苦指数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财政部负责人指该指数统计方法不科学。权力掮客们则搬出欧洲,说那也是高税收国家。 高税收对应的应是高福利。如果巨大的财政收入对应的是吝啬的福利返还。那么钱都到哪儿去了?在高中教科书里,有这么一句话:“税收具有无偿性,国家取得税收收入既不需要返还给纳税人,也不需要对纳税人直接付出任何代价。” 我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应该从自己身上拿钱的洗脑教育,不问“为什么”与“凭什么”,却学会了用脚投票。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到体制内去,因为知道皇粮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臃肿低效的国企,因为知道民营企业的举步维艰。 “温州模式”刚刚被盛赞,年中就出现企业倒闭,老板跑路。人均GDP全国第一的鄂尔多斯也在年末出现房价跳水。限购令不宽反严,房地产业的紧缩让地产商日子也变得难过。 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从未动摇过,可2011年末的一系列经济动荡不知是因还是果,让人惶惶然。2011年移民潮仍在升温。体制内的人要走,是抢一张转移财富的船票。体制外的富人也要走,因为他们不在官僚裙带的庇护下,没有人敢保证自己笑到最后。 中产阶级最明显的特征并不是收入,而是心理上的稳定。稳定来源于安全感,对自身生活和财富的安全感。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产生真正的中产阶级,因为人们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安全感。《纽约时报》头版以《中国之富拆迁之痛》的文章报道了作家阎连科所在小区被强拆的事情,难以想象连知名作家也会无助无告。 没有安全感的社会,孕育不出稳定的社会阶层,而只有稳定的社会阶层才能滋生稳定的心理状态。有恒产者有恒心。所谓恒心,就是“道德”。 “道德滑坡”是温家宝总理在感叹“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彩色馒头”时用的词。佛山两岁女童悦悦连遭两车碾过,18个冷漠走过的路人则让时评家们纷纷呼吁道德建设。 奇怪的是,历史上所有极权政府都热衷于强调道德的力量。苏联政府曾经塑造一个告发亲生父亲是“人民的敌人”的小学生为少年英雄,奉为全体苏维埃人的楷模,紧跟着的就是大清洗运动。国民党政府也曾发动浩浩汤汤的“新生活运动”,要恢复儒家伦理,一方面企图“改造国人之国民性”,另一方面以道德崇高,而非制度合理去建立自己执政的合法性。 2011年1月,有个被忽略的小细节很有意思。仿佛已经预料到社会溃败的征兆似的,天安门广场竖起了巨大的孔子像,俯瞰众生,这颠倒了中国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士大夫道德裸奔,却要求庶人穿上裤子。 道德败坏,是因为时局太坏。时局太坏,所以更要破罐破摔。社会走入死循环。唯一的出路在于: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机会平等的制度,减少了挖墙脚搭便车的投机行为;公平可靠的制度,让人们不需要用坑人利己去自保,而有了道德行为的动机。与其杜鹃啼血般声声呼唤道德回归,还不如要求还民恒产。 中国人来了 中国到底有多有钱?《经济学人》统计,中国可以购买全部的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的国债,这样就可以一瞬间解决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而且即使这样做,中国还剩下一半的外汇储备。 或者,中国可以购买股票,用不到1万亿美元吞并苹果、微软、IBM和谷歌。全世界最有价值的50个体育机构加起来的价格不到中国外汇储备的百分之二。 如果买地,花不到六分之一的外汇储备就可以买下曼哈顿和华盛顿;如果买能源,可以买下今年88%的石油供应;如果买食品,可以花外汇储备的一半就买下美国本土的全部耕地;如果买安全,那么理论上中国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国防部。 一个月前,我去伦敦。在地球上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楼下。已经在英国待了十五年的导游小孟,仰头看着高层,表情说不清是羡慕、自豪还是愤懑,说:“这座楼最高层的三间公寓,也就是最贵的三间据说分别是被一个卡塔尔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中国人购买。” 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v | 12 月 9, 2011
尊敬的总书记、总理: 我是一个普通的小说家和大学老师,在决定给你们写这封信前,犹豫如风雨样在我心里吹袭卷动。之所以最终落笔,缘于第八次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刚刚结束,一周前总书记在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处处散透着对中国文学和当代作家的期冀和暖意。因此,也才心方落定,要把我所目睹和遭遇的强拆事件,简要的报告给你们。 三年前,我在北京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用稿酬和筹借购得一处房屋,今年7月,接到正式通知,说因修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需得有包括我在内的39户人家拆迁。之后两天的清晨,小区的围墙就在大家的睡梦中被忽然推倒了。为了北京的发展和建设,这里的居民大多数开始也都相当配合,但在过程中,拆迁办公室告诉居民们无论各家房屋大小,价值高低,一律是每户人家赔偿50万元,听话的奖励70万元。接下来,居民们就逐渐与地方政府和拆迁人员对立起来,争吵、打架、偷盗、流血,其僵持与混乱可想而知。到了8月,拆迁办不再说奖励一事,而是仍然按户赔偿,被拆迁者每户人家一律160万元,并以倒计时方式限定最后拆迁日期。我也曾三次去和拆迁办的负责人进行商谈,明确表态说,我作为公民、作家和教师,为了北京的发展,都将带头迁移离开,但只希望我作为被拆迁的一户公民,想要看到这条公路扩展工程的有关文件,想知道修路在小区内到底征多少地,有多少户人家真正应该拆迁?二是希望知道有关的赔偿规定和标准是什么;三是为什么每户人家都是160万元,而不是以平方面积定价而论。总之,希望拆迁大致按文件规定和法律程序就行,让被拆迁者知道部分相关信息就行。可我得到的答复却都是“上边定的”和“保密”等等。期间,这里的居民们也多次到市、区政府反映情况,请律师通过法律渠道解决,可地方法院又因重重原因没有立案。如此,事情的发展,却又更为荒谬和不合逻辑,到本月24日,丰台区花乡政府又突然给各拆迁户发一文件通知,称执法人员在今年9月23日发现这儿有“对象人不详”(不知谁在居住)和“住址不祥”(没有民政登记地址)的房子(事实上整个小区已有6年历史),因此属非法建筑,定于11月30日8点强制拆除。今天上午,我赶到小区也才看到,这里到处都是来往的人群和成群的穿着制服的特勤人员及封堵路道的汽车。被拆的居民,又几乎家家都挂了“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家园!”那样的横幅。他们情绪激动失控,完全做好了誓死的准备。没有人知道在强拆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一个地方干部去和他们接洽疏通,似乎流血伤亡事件,随时都会在这场“猫与老鼠”的游戏中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而且居民中确实有不少人做好了“房在我在、房亡我亡”的长期准备…… 尊敬的总书记、总理,诚实而言,无论我是被拆迁的一个公民,还是大学教师或知名作家,目睹和经历这样的境况,都使人愕然诧异。人民大学的领导,也为我的拆迁和地方政府有过及时的沟通与工作,但最终仍然是“必拆”的回话。这由此让人想到,那些在各方面都不如我的被拆迁者的窘境状况。作为公民,我深爱我的祖国;作为作家,我甘愿以大地上的一只蚂蚁背驼着民族文化的理想;作为教师,我渴望学生们能在温暖、和谐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和成长。正因为这样,有着为民族“蚂蚁负山”的痴愚念想,也才落笔告急,希望地方政府不要和被拆迁者进行这样的“猫鼠游戏”;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在理性、人道的轨道上大致依法、早日结束;希望透过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今后可以少些此类荒谬的拆迁恶剧,多些如温总理一再说的“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让人——公民——更有知情权、安全感和幸福感,让这样的社会寒心事件少一些,再少一些。 对不起,打搅了。 祝一切都好! 阎连科 2011年11月30日 (文章选自阎连科微博)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阅读更多发布者xin chen | 12 月 6, 2011
11月30日,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在个人微博上发出题为《致总书记和总理的一封告急信》,信中直诉其所住小区遭遇强拆的状况。“告急信”一出,再次引发民众热议,不少民众“力挺阎连科”。 10月31日,一篇题为《阎连科(微博)遭强拆——中国之富 拆迁之痛》的文章在网络上迅速传播,成为民众议论的热点。文章讲述了其居住的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的拆迁故事,卷入这次冲突的居民大多是中产阶层和上层社会——律师、少将、医生、金融家、退休政府官员、司局级干部及处级干部,他们从未想过这种反覆无常的事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阎连科在“告急信”中写道,三年前,他在北京丰台区花乡世界名园小区购得一处住房。今年7月,他正式接到通知说因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包括他在内的39户人家被要求拆迁。当时,拆迁办公室告知,每户人家一律是赔偿50万元,听话的奖励70万。”当地居民拒绝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因此双方意见分歧和发生冲突。今年8月,拆迁办不再提及奖励一事,又把按户赔偿的标准改为160万。 为此,阎明确在信中质问拆迁方,要求对方出具该拆迁项目的相关文件,想知道修路在小区内到底征了多少地,有多少户人家真正应该拆迁?有关的赔偿规定和标准,以及为什么按户赔偿,而非以平方面积定价等。他得到的答案是“上边定的”、“保密”等。 11月24日,丰台区花乡政府突然发出文件通知,以“对象人不详”、“住址不详”为由,宣布该小区属非法建筑,定于11月30日 8时强制拆除。 在信中,阎连科描绘了他亲眼所见的强拆现场,11月30日上午,被拆的居民几乎家家都挂了“用生命和鲜血保卫家园!”的抗议横幅,他们情绪激动失控,完全做好了誓死的准备:“房在我在、房亡我亡”。 12月2日,世界名园小区的陈姓业主遭到了当局暴力强拆。他气愤地表示,这是无法无天的黑社会暴力强拆,“我们要依法抗争,要人格、要人权”,今天所有业主到丰台区政府抗议,区长不敢出来接见,明天我们将会到中南海或天安门广场抗议,不行动的话,就让这些地痞流氓看扁了。” 陈先生告诉大纪元记者说:“2日凌晨4点多钟,大家还在睡觉,政府带着三四百个穿着黑衣服的特警,然后破门、破窗,冲进几十个人把我强行绑架、拘禁,把房屋推掉后,才让你出来,期间,不让你说话,不让你打电话。” 而在1日,丰台区政府的官员还和所有业主谈话,对之前的做法,官员表示道歉,并称会向上反映业主的诉求。陈先生表示,昨天(1日)谈的很好,大家就放松警惕,没想到今天就把房屋拔了。 据《广州日报》报导,世界名园小区深藏在繁华都市的一处绿地内,里面都是独栋的房屋,被自家的绿树和草地围绕,很是惬意。这里有一百多户居民,其中32户面临拆迁。今年7月9日,业主突然接到一纸公告,限令业主们在7月30日之前搬离。 7月18日一大早,一百多人跑来将小区的院墙推倒,一位居民拿起相机拍照取证,新买的一万多元的相机被砸碎,人也被殴打。 阎连科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表示,这种按户不按面积计算的补偿方式,让人觉得不可思议。“50万元,限期搬走还有奖励。国家补偿,怎么还有奖励?后来涨到一百六十万元,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我根本不知道。我希望对一个居民应有起码的尊重。” 据悉,5年前,这里的房屋每平方米3000多元人民币,现在同地段的商品房要每平方米二三万元人民币。和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协议上写道:房屋为永久产权,开发商负责办理房产证,土地为大产权,使用年限为40年,且40年后续约不需交纳任何费用。 业主们经过四个多月的维权,要求当地政府进行信息公开,但这些通熟法律的业主仍败下阵来。陈先生表示,当地政府从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和业主坐下来好好谈过,就像赶乞丐的一样,“我们通过司法途径跟他们讲理,他们却不讲理”。 阎连科在“告急信”表示,“没有人知道在强拆中会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一个地方干部去和他们接洽疏通,似乎流血伤亡事件,随时都会在这场‘猫与老鼠’的游戏中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 阎连科最后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希望这件事情可以在理性、人道的轨道上大致依法,早日结束;希望透过这件事情,今后可以少些此类荒谬的拆迁恶剧,多一些“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让人(公民)更有知情权、安全感和幸福感,让这样的社会寒心事件少一些,再少一些。 民众“关于真实的自我教育”跟贴表示,“阎老师,真不知说些什么好,相信将这一恶现状笔之于众,您亦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那个每个人都看不到,但能时时刻刻感受到的机器面前,大学教师、知名作家的头衔尚且如此虚弱,何况各方面更加无力的众人呢。” ( 来源 : 大纪元2011年12月02日 )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money | 12 月 1,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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