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

文坛学界还是要有点掌故 谢 泳   中国当代文学界、学术界为什么给人了无趣味的感觉？一个简单的判断是中国当代文学、学术界有生活，却没有掌故。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接触中国当代文坛，所知中国当代文坛、学界趣事相当多，但中国当代文坛没有掌故，我们不敢触及一点个人生活。比如一个著名女作家和一个知名男作家间的婚外情，文坛可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个掌故不进入文字，这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短处，古典文学不是这样，我们只要看看大量的笔记和诗话就可以明白，中国现代文学也不是这样，我们只要举出徐志摩、林徽因以及张爱玲的例子即可。文坛、学界有它自己的生活趣味和情调，一本正经是 1949 年后的状态，连延安时期都不是这样。今天的中国文坛、学界为什么不好玩？因为我们没有面对真实生活的勇气，不要说老百姓的生活了，就是作家学者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也不敢面对，文坛学界没有掌故，就是一个死的文坛，一点活气没有。晚清民国间，笔记掌故极盛，其实是社会生活丰富的表现，也是自由开放心态的结果。今天中国文学、学术水平都很低，有个人的原因，但关键是整个社会没有生气，没有自由蓬勃的活力。 最近读《安持人物琐忆》，感觉非常有兴趣，这些文章，我在陆灏时代的《万象》杂志上多数看过，但集中再读一次，还是感觉生气盎然，这就是掌故的好处。这本书，我看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掌故的经典，它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因为它写出了一个时代真实的文人生活，远比我们读文学史要丰富得多，学习文学，可以不读文学史，但不能不读文坛掌故，不能不熟悉文坛掌故。 最近见到几位老朋友，都说起这本书，感觉都好，后来看陈丹青在广州的一个演讲，也提到这本书，认为极好。但也有一些朋友，怀疑本书的真实性。我和他们说，不准确处难免，但绝对是真实的，以我个人对中国现代文史掌故的粗浅了解，陈巨来提到的多数掌故，我还可以从另外渠道再寻出来，可见至少是一种真实的传说，由此也可以见出本书绝不是信口开河，我举一个潘伯鹰的例子说明。 陈巨来记当时上海十大狂人，其中有潘伯鹰。当然，文坛掌故，要找一些有趣的事来说。陈巨来道及潘伯鹰新婚妻子：“见其妻张夫人，貌亦楚楚，而风骚特甚。余领会潘得病所在矣……”另外还说到潘伯鹰签名的方式等等。潘伯鹰 1957 年出版《黄庭坚诗选》，曾送给厦门大学李拓之一本，我在旧书摊购得，有潘伯鹰的签名，确实如陈巨来所说，题名的风格非常独特，其中还有几处校改，都是同行专家才看得出的错讹处，以后如果再版，我愿意将此书送给出版社参校。这个黄庭坚诗集的选注，可以和钱锺书《宋诗选注》相比，文字生动有趣，又有见识。陈巨来提到潘伯鹰的再婚妻子，我们可以看吴宓的日记，也可以看《吴宓诗集》，再与陈声聪《兼于阁杂著》中对潘伯鹰的回忆对读，足证陈巨来记忆之好。 《吴宓诗集》中有一首《贺潘伯鹰张荷君女士新婚》：“十年相望后先行，人海文林共此生。怜我滋兰终玉碎，喜君织芰订鸥盟。同心伉俪绸缪乐，两戒河山去住情。书法诗篇名世久，虞初鸿著盼完成。”（见该书第 500 页，商务印书馆， 2004 年），诗写在 1958 年 12 月 5 日。吴宓早年和潘伯鹰交往很密，他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曾盛赞潘伯鹰的一部小说《人海微澜》。《吴宓诗话》中对潘伯鹰更是推崇，可惜中国现代文学界对潘伯鹰早年的小说创作还少有深入研究，倒是旧书界对他早年的几本小说极为重视，网上一本线装的《 蹇安五记》要卖到几千块一本。 好文学史不如坏掌故书，虽然此言不可完全当真，但掌故的生命力一般比文学史长，却是事实。晚清民国，中国文学史著作不可胜数，但再版的极少，而晚清民国掌故笔记，稍有名声的，基本都重印过，而且是过几年就再版，我常常想，与其写大而无当的所谓学术著作，还不如留心文坛学界的掌故呢！   （本文已刊《南方都市报》）

● 长得像蒋介石就要被打被罚款： 10 月 2 日，在进入溪口镇武岭公园的街道上，一家名为“蒋正泰”烧烤店的门口围满了游客。记者挤进人群看到，“蒋介石”身着一件被撕烂的国民党制式军装站在门口，其脸上充满着悲愤的表情，而在“蒋介石”旁边的桌子上，则架放着一张写满控诉的纸板。放眼店内，除一片狼藉以外，墙壁上写有“绝食抗议”、“还我人权”等标语。据了解，“蒋介石”本名叫杨浚宏，是福建福州人，今年 64 岁，因外形酷似蒋介石，曾经在某电视台的《开心明星脸》栏目中获奖。 2010 年，他居家搬迁到溪口镇之后，在武岭公园门口开了一家摄影店，靠与游客合影赚钱。随着时间的推移，杨浚宏的名气逐渐传开，诸多媒体都对他进行了报道，诸多明星也纷纷找他合影留念。凭借着生意日渐兴旺，杨浚宏开始搞起了多种经营。开店以来，他每月都会向当地的城管执法大队缴纳一万元的管理费用，而今年以来，管理费用由一万涨成了两万，后又涨到三万。因为本小利薄，杨浚宏实在拿不出“飙升”的管理费用，于是近期就拒绝了继续缴纳。“拒缴之后，在 10 月 2 日晚上六点四十分左右 , 天已蒙蒙黑，一群手持铁棍的混混就闯入店内，在店内一阵乱砸，把我和妻子打成了重伤。”一位穿着国民党制服扮演女秘书的店员说，在多方反映无果的情况下，大家现在只能采取绝食的办法来表示抗议。 ● 不高人：中国人的脑袋已经被洗的差不多，他们深刻相信，中国人民完全能做到，不求最好，只求超过最烂。 ● 他们麻木，我们不能；他们堕落，我们不能；他们不尽责，我们不能。我们不能只苛求某个政府或组织尽责，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所担当。我认为：一个安全、文明、正义的社会的到来，必须要人人努力，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 ! ● 霜儿 (342423773) ：刚才有个人在我这里留言说，让我觉得中国不好，那就赶紧滚出中国。之后又是一段刺耳的谩骂。而我听到他这些话之后，静静思考了良久，感叹啊，要是当初毛泽东不满民国政府的时候，他就滚出中国了，那该多好。 ● @ 财经网【郑重致歉】：财经网今晚《最幸福国家排行榜出炉：中国名列第八，美国十九》一文有误，已作修改。原文引自国际在线报道，经本网在 OECD 官网核查，经合组织的幸福感排行数据来自盖洛普公司民意测验，通过对 40 个国家公民生活状况的调查，中国生活幸福感排 40 名垫底，美国居第十二名。 ● 鲁国平：山东德州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副教授李芳军、麻醉科副教授张孝文、医院一名护士长等 3 名医生涉嫌非法贩肾被抓，每个卖 28 万。警察赶到时，来自安徽的 21 岁小伙杨明已躺在了一家诊所三楼简陋的手术台上，正准备开膛破肚， 2 万元卖掉一只肾。一共收取受体 28 万元，支付给‘活体 ‘2 万，剩下的由其他参与者瓜分。 ● 洪深：华龙网披露汪洋薄熙来再开战。凤凰网等主流大网皆转载华龙网昨日（ 2011 年 10 月 12 日 ）一消息，披露：汪洋薄熙来再开战，这意味着人民日报前天的调解失败。 题为《黄奇帆：重庆在改革开放上创意不亚于上世纪深圳开发》消息说，前日（ 10 月 11 日 ），重庆市长黄奇帆与香港主流媒体举行交流会。黄奇帆在会上表示，重庆现在做的这些事，在改革开放上的创意，一点不亚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深圳开发、 90 年代的浦东开发。因为任何一个人、一个地方要站在时代的前列，都要有勇气，都要有智慧，在这个意义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尽管内容不同，但需要的精神和智慧是一样的，改革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都是一样的。专家指出，这消息首先表明重庆自称是取代深圳的新时代改革特区。其意义不仅是自诩重庆超越了广东，更是在回击 10 月 9 日 广东书记汪洋对重庆的批评——广州日报 10 日皆报道《汪洋：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汪洋针对重庆逮捕十家沃尔玛超市售假冒绿色猪肉责任者，特意在省委会议上强调，要与重庆背道而驰，坚决“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 论者认为，薄熙来让重庆市长黄奇帆出面公开反击汪洋，不仅因为《汪洋：不能用运动式的方式解决民生问题》在批评重庆查处沃尔玛，还因为汪洋话中还暗暗讽刺重庆大规模建设廉租房也是“运动式”。这让薄熙来认定汪洋根本没有接受“做蛋糕和分蛋糕是辩证的统一”的调解，尽管 10 月 11 日 ，人民日报代表重庆做说客，发表了评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辩证统一的》，但汪洋并不接受这种拉偏架。在见到人民日报评论“做与分”后，立即让媒体于次日发表了《幸福广东指标体系正式颁布：突出以人为本》，强调“全国首个省级幸福指标体系率先在广东出台！”，以此反击重庆市长黄奇帆以“建成五个重庆”超越广东的自吹自擂。自 10 月 9 日 以来，广东和重庆，汪洋与薄熙来，两个政治局委员竟然如此密集地唇枪舌剑近战，且还有人民日报代表中央劝架。可谓史无前例！ 当然，也可辩称：这是一种新式党内民主！ ● 从重庆开始的唱红歌，唱遍了中国大陆。在美国许多华人认为，唱红歌不仅仅是那个恐怖、疯狂、荒诞年代的再现，而且是对中国人的精神摧残和洗脑。红歌是党文化，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对中华民族文化起传承作用。 ● 人民赋予官员们权力，本来是想让他们帮助人民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让人民更好地投入到生产经营和发展中的，本来是想让他们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未曾想到，人民赋予官员们的权力，被狗日的贪官们拿去“糟蹋”了，狗日的贪官们不仅拿着人民赋予的权力巧取豪夺了太多的人民血汗财富，还重新将人民“踩在脚下”，欺压人民，剥削人民。 ● 陈丹青：中国目前是 0.3 ％的人控制着 86 ％的财富， 3000 名亿万富豪中有 2895 名是高干子弟，官员家属 96 ％移民国外，民众三千万人无家可归，上访冤民突破一个亿， 2000 万小孩没学上，每天饿死 186 人，最可怕的是余秋雨、何亮亮还说什么中国模式和中国梦，你们是人吗？ ● @ 王维嘉：我们为什么关注陈光诚？盲人在任何国家都是需要社会帮助的群体。他不仅不需要别人帮助，还自学法律帮助健康人。这种健全的心灵，独立的人格和正义的勇气让我们每个健康人惭愧。我们为他和家人担忧，我们为中国公民的人格而骄傲，我们为中国公权的不堪而……。 ● 王朔：他们能为了拆百姓一幢房子而出动军警武装可他们却可以把数十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相送，他们能为了得到非洲国家对他们的认同可以大把掏银子可他们却给不了我们孩子一间读书教室，他们能竭尽全力抢救活一个油尽灯枯的老孽障可他们却对国民在异域被残杀显的束手无策。 他们这群杂种注定要遗臭万年！ ● 山东政坛要地震吗？两天前原山东省临沂市市委书记、现山东省人大副主任连承敏的老婆从加拿大给省委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去了电话，表示如果连承敏被“双规”或非正常死亡，她将在加拿大向媒体公布这些年来山东省委主要领导的受贿证据，将山东省的官场掀个底朝天。 ● 冬树：一直流传“邓小平访美 ， 美国总统批评中国计划生育不讲人权，邓说那我们每年给你几千万人口，如何？美国总统听完邓的话后，沉默了。”而事实是：美国总统听完邓的话后哈哈大笑，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国家的领导把国民当物品送来送去。”然后邓沉默了。（见《卡特回忆录》。） ● 《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 王功权：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念日。人们在喜庆着。很少有人认真去想：只要对持不同政见的人们还在打压甚至抓捕，我们的国家就还没有实现共和。 王功权这一微博引起网民的议论—— 网民小黑 SAMA ： 共和了，那帮贪官怎么过穷奢极侈的生活啊？ 网民橘子 61 ：共和，是社会主义还是共产主义？这两个好像都很遥远……因为我们正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这个 “ 初级阶段 ” ！ 网民内鬼：我们已经被民主，被共和很久了。整整 62 年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民主与共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实现国父的三民主义！ 网民杜薇敏 inlets ：这是一个鼓励 “ 唱红歌 ” ，却不鼓励革命的时代。一个鼓励看《建党伟业》，但不鼓励建党的时代。一个蛮幽默的时代。 网民乞力马扎罗老鹰 ：某国有一堵厚厚的墙，也许比柏林墙坚固十倍。 网民欧阳成卓：国庆节只是不明真相群众被少数人忽悠着瞎乐，因为大多人对党国历史是无知的，庆祝也不知为何庆祝。只有真正开发党禁，报禁，普通人权力得到保护，普世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那天，才值得庆祝。 网民黄药师 23 ：看了《辛亥革命》，才知道原来一百年前我们中国就开始选总统了。 网民 qxpan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的帝制，但没有终结形形色色的专制。 网民中国酒 V ： 1911-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迄今，中国有没有真正走出封建专制的国家体制？从历史看，假设用一个皇党替代一个皇帝，唐宋明清仍是封建王朝。而至今，无处不在的“伟大、光荣、万岁”的宣传词，告诉一个事实：皇权思想及其治理模式只是换了方式存在，而许多国人并无意识到这点。 网民文铁樵斯基：台湾现在已是完全民主国家，社会也能容纳多元声音，孙中山主张在这里大部分都已实现。 —— 台湾总统马英九昨天在 “ 辛亥革命百年回顾 ”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如此表示。他也说，辛亥革命只是手段，真正结果是透过民国建立来实践孙中山理想。 …… …… ● 冯小刚：我耳朵馋，听了几嘴闲话。意思是说：不是戏子无情，是婊子无情。污蔑别的群体我也就算了，污蔑婊子，我还真得主持个公道。文革时没婊子行业吧？住在北京西什库的教友和修女们被逼着烧圣经神像，不从就用皮带抽，修女们哭着亲吻圣经投入火中。这种丧尽天良助纣为虐的事婊子是干不出来的。是谁更无情呢？！     （注：此文内容精选自信孚研究院研究员颜昌海先生凤凰博文“网事打捞”系列。）

经济危机上次（即2008年底）肆虐美国和欧洲时，中国大陆调动政府主导型经济的力量，推动本国经济有力反弹，带领全球经济随后步入复苏。但这一次，北京方面却感到力不从心。上一次抗击经济危机的努力令中国大陆元气大伤，以至于今天该问的问题不再是中国大陆能否再次带领全球经济驶离暗礁区，而是自己是否还能有效地掌控本国的经济杠杆。 在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里，金融是当中最薄弱的一环。而北京方面对中国大陆经济信贷供应和信贷定价的控制，从未像今天这样软弱无力。这种状况，恰恰是2009-2010年刺激计划的“政府主导”性质造成的。它也是成功的刺激很难重现的原因之一。 2009年初，北京方面鼓励地方政府大举借债，为基建开支设提供资金。之后，它想方设法把利率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部分原因是为了减轻地方政府的债务利息负担。据官方估计，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已达10.717万亿元人民币。但由于银行存款利率长期处在远低于通胀率的水平上，储户们纷纷提现、把钱存入提供更高收益率的影子金融机构。 国有银行不断流失的存款养肥了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研究服务机构《中国大陆投资参考》的数据，如今影子银行体系每月为中国大陆经济提供的贷款金额已超出正规银行。这意味着，已把金融管制当作党权关键工具的北京方面，今天却发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无监管的信托公司、钱庄、影子放贷机构和高利贷者的支配。 尽管影子银行体系中最庞大、最完善的部分是信托公司（它们大多是拥有固定办公场所的注册企业），但这个体系的众多“地下”从业者却存在于一个由空壳账户、无担保贷款组成的灰色世界。城市报纸的末版上可以看到他们打的五颜六色的广告，通常只印有一个手机号码，外加一个诱人的名称，例如“易天投资”、“盈驰”和“宝丽金”。这类机构不受政府监管，因此，对于政府通过有力干预、放松银根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它们是不会乐于配合的。此外，只要影子银行仍旧大量存在，监管部门也会丧失之前拥有的能力，无法命令大型国有银行掀起另一轮低息放贷热潮。这是因为，正规金融体系不再满足于6.5%的官方一年期贷款利率，而是选择放贷给信托公司以获得通常两倍于此的贷款年利率，甚至放贷给地下钱庄以获得通常高达30%至70%的贷款年利率。 银行财务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国有银行最赚钱的经营活动不是向企业放贷，而是为信托公司和地下钱庄提供融资。事实上，这生动地向人们展示了受监管金融体系的萎缩状况。银行希望实现利润最大化也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在当前存款不断流失的情况下。例如，在9月份的前15天，四大国有银行存款总额出现了4200亿元人民币的净流失，超过同期贷款总额的四倍，原因在于储户转而选择了提供更高收益率的影子银行。 北京方面发起逆周期刺激的能力已经减弱，这并不仅仅体现在金融领域。如果北京方面再次要求地方政府扩大投资的话，地方政府是否有能力执行也得打个问号。在2009-2010年的地方政府借债热潮中，土地是主要的抵押品形式。但现在，房地产开发商由于房屋销售萎缩、并且背负着向影子银行体系偿债的沉重负担，因而出现了现金流问题，导致多数城市的土地销售额同比急剧下降。 地方政府、尤其是全国各地方政府旗下约一万家投资公司承受的压力水平显而易见：它们已经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抛售优质企业资产。地方国资委在今年1月到7月期间，出售了33.1亿元人民币的企业资产，而2010年全年出售的企业资产为23.5亿元人民币。这一切意味着，假如北京方面希望出台新的刺激计划，它或许会发现，自己无力再像2009年那样调动出迅速而坚决的反应。当然，北京方面的手中还拥有一些武器：发行政府债券，或者发起对银行和地方政府投资公司的纾困，可能会为此动用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的一部分。不过这些方法应该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像2009年那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也不能解决另一个现实问题：只要提供高收益的影子金融体系继续存在，资金就会从国有银行流到影子银行，政府主导的刺激计划可调动的资金就会进一步减少。 近来，大陆一度自命不凡的经济规划者们的声望一直在下降，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正在提高批评的声音。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评价国家发改委时说，“一大批聪明的人干了一件傻事”。国家发改委是专门负责经济控制的部门。对中国大陆人而言，在政府干预和由自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趋势之间找到平衡，会非常困难。 更重要的是，中国大陆农村人口行将成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捆稻草。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持续加快，未来10年城镇将新增1亿多农村人口，使城镇人口超过8亿。这种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趋势，同时更加重了城镇农村人口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为社会不稳定埋下隐患。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日前公布的《中国大陆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预测，未来10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新增农村人口4000多万，哈长(哈尔滨、大庆，齐齐哈尔，长春，吉林)、闽东南等18个城市群新增7000多万，其它1000多个中小城市和城镇新增3000多万。国家计生委办公厅主任张春生表示，人口流动和迁移是个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也是资源问题，说明中国大陆经济正处在一个快速转型，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它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 根据大陆官方的资料，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城镇人口从1978年的1亿7200百万(人口基数9亿6200万)，占总人口约18%，猛增到2010年的6亿6600万(人口基数13亿7000万)，约占总人口的48.6%。33年间， 中国大陆城镇人口增加了近5亿。官方预计，到2020年，中国大陆的城镇人口，将从目前的6亿6600万，增加到8亿，在从2010年算起的今后30年，城镇将增加3亿农村人口。 农村人口持续大量地进入城镇，为中国大陆经济高速，持续发展提供大量源源不断地廉价劳动力。但大量“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村人口进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也带来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贫困，强拆，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挑战，健全的社会管理，以及教育，医保等公共服务等。旅美中国问题专家程晓农博士说，中国大陆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是中国大陆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积极、重要的过程，至少为一部分农民摆脱原来的贫困处境提供了机会；但这些为中国大陆经济腾飞在最辛苦，最危险，最劳累，最恶劣条件下工作的农民工，却并没有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尊重和权利；“中国大陆城市人口始终存在一个问题，城市居民，特别是一些大都市居民，对农民工存在一种利用和排斥的双重心态。另一方面，城市政府对农民工的子弟，长期以来一致奉行歧视政策，不为他们提供城市居民同等的，必要的社会服务，例如教育、医疗，住宅等。” 中国大陆都市化迅猛发展，已经产生很多社会问题，农民工被称为“二等公民”，他们虽在城市居住，有其中一部分“农二代”甚至在城市出生和长大，但他们的户口仍在原籍，几乎没有什么社会保障。与他们的父母不同，“农二代”无论从知识和时代感方面，都比他们的父辈更具有权利意识，对他们在城镇受到的待遇也越来越不满。大约76%八十年代出生的“农二代”，希望永久生活在城镇，但是他们面对着在城市生活的高成本，以及缺乏应有的教育，医保，住房，社会保障等福利的挑战。由于无法享受跟城里人一样的教育，以及职业培训，“农二代”当中的4.5%每月收入低于人民币500元，27%每月不足1000元，20%因在城里住不起而不能在城镇工作。不到一半的农民工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程晓农警告说，中国大陆政府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农二代”的疾苦和问题，可能为社会不稳埋下隐患：“对政府来讲，可能酝酿着更大的社会冲突。因为这批农二代生长在城市，他们掌握的信息和观念，与城市居民差别并不很大。对于一批现代化了的城市农二代，长期受现代化城市的歧视和排斥，他们的不满会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逐渐地增加。当他们需要成家立业，当他们发现在这城市块土地上没有他们的份，他们的不满会更加集中。那个时候，政府就会真的很头疼了。” 今年6月，广东潮州和增城发生了两起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骚乱事件，凸显了农民工对他们的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待遇不满情绪，已经到了非要宣泄不可的程度。程晓农说，中国大陆权贵希望加快都市化的步伐，但面对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镇，当局没有做好准备，动用必要的资源，为农二代在城镇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因为他们要满足现有城镇居民的需求，在财力上已经捉襟见肘。在这个情况下，当局空喊城市化，却不为城市化落实，改变制度，创造条件，那么城市化产生的结果，就是负面的。 维系中国大陆廉价劳动力比如农民工等生存的，则是中国大陆的民营私人企业。现在，民营私人企业资金链断裂风波愈演愈烈，风暴眼浙江温州连月来不断出现暴力讨债、企业老板出走和自杀事件。而中国大陆中小企业困境是全面的，只不过温州、东莞、上海尤为突出。 造成中小企业生存难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通货膨胀，人力、原材料成本增加，内需不振，外部经济环境不佳，人民币升值，央行收紧信贷等因素之外，政府的苛捐重税也给企业增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且，民营私企最大的困难，还是国家没有贷款，而民间融资风险太大。很多企业贷了高利贷，想维持下来，后面却倒闭了，债也欠了一屁股。“大家都在苦苦支撑，利润很低也在做，维持生存。”比如在东莞经营困难的最少30％，经营不下就倒闭了。由于今年国际经济形势不好，导致中小企业本身就不好经营，“没办法赚钱”。对于报纸所说的中小企业减负行动，他们并没有看到：“赞助费、管理费等每年都有，对于今年来说，本身利润就少，这些都是企业的负担。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收费、税呀，都是跟以前一样，也没有减赋。”所以老板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卷款跑路，而后供货商上门追讨货款，最终员工获悉消息，集体上门讨要薪水……。 目前中小企业的负担很重，这些负担让中小企业很难生存。首先是17％增值税，属于流转税，税率很高，如果有些小企业进来的发票，不一定有进项，不能抵扣，导致生意很难做，而且还有企业所得税等。有形无形的费用令企业很无奈；如企业的各种证件，营业执照、许可证之类的，每年都要来收一次钱，所谓的年检就是收钱。各个政府部门还要搞各种培训，实际也是收些费用，企业是不得不交。除此之外，一些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还很严重，比如上海的民营老板陈女士说：“上次当地工商分局罚款人们企业10万元，开了5万元的白条，上面盖了一个很模糊的财务专用章，不是他们单位的，这根本就是‘智能套现’。”对于工商局对陈女士所在企业的乱罚款开白条，举报的作用并不大。“我告他们，可写了举报信给上海市工商局，最后这举报信反而转到被举报的单位”。为了在政府机关办事能够顺利，她透露，中小企业还要不断的给政府机关送礼，“你要是不给他，办什么事就卡住了。”除了这些之外，企业还要应对赞助、授课之类的。陈女士说：“有一家企业被当地镇政府要求每年赞助多少多少，说是为解决当地贫困户的问题，最后给一个白条。上次还有教育局的什么领导，来上课，上的课根本没用，现实根本不是那样的，又忽悠了老板2万元去了。”而最令陈女士心中憋屈的是，相关单位“不去整央企、国企、政府机关，专门整小企业。” 陈女士还透露，中小企业现在融资很难，不得不通过一些担保公司融资，“我有一个企业，现在融资的年利率达到22％。”她说，由于中小企业各种成本加在一起负担太重，导致经营困难，“干什么都亏”；为了生存，一些企业不得不开始靠造假来降低成本。陈女士透露，有一些老板，经营不下去，就大量让供应商供货，再低价抛出去，变现大量现金，然后用集体旅游或其他办法支开员工，最后老板消失了，工厂关门了。“最近青浦区就有两个搞汽配的老板跑了，以前还是纳税大户。” 如果企业不小心违规，则罚款从数千到数万，全凭当官的说了算，关系好按最低，关系差就按最高。加上当前经济环境不佳，这些都构成了当地企业经营困难的原因。 近几年，中国大陆权贵一直在购买美国国债，截止2011年7月份为止，中国大陆持美国国债已达到1.17万亿美元，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自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由于官媒的刻意喧嚣和引导，使不少大陆人认为美国已开始走下坡路，目前已穷得向中国大陆借钱。连50多岁的农村妇女都知道：美国欠中国的钱，平均每人5000块（人民币）。 虽说中国大陆这几年GDP不断增长，已成为全世界介于美、日之间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美国的差距仍然很大。2010年，美国的GDP是14.5万美元，中国大陆只有5.9万美元，美国的GDP是中国大陆的两倍还要多，即便美国的经济再不景气，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中国大陆的人均GDP更在全球百位以下，和美国相比可是天壤之别。 最近有一首流行于网络的顺口溜《中国人，了不起》很能说明普通国人的生存状况：油，用不起；路，走不起；病，看不起；学，上不起；房，买不起；墓，死不起；菜，吃不起；债，还不起；状，告不起；官，惹不起；娃，养不起；爱，伤不起；良心，对不起；跌到的老人，扶不起；我们竟然还活着，真是了不起！…… 中国大陆权贵不断向美国投钱，是一种十足的劫贫济富的行为，权贵当局是“自己的屁股流鲜血，还给他人整痔疮”。事实上中国大陆穷的是绝大多数国人，官员们尤其是高、中层官员都特别富有。著名网络作家陈丹青指出：“中国大陆目前是0.3％的人控制着86％的财富，3000名亿万富豪中有2895名是高干子弟，官员家属96％移民国外，民众3万人无家可归，上访冤民突破一个亿，2000万小孩没学上，每天饿死186人！”中国大陆的官员，钱多得让人想像不到。正因为这些权贵富的流油，所以才不管老百姓怎么穷苦。 中国大陆人如此穷，权贵们为什么还要大笔大笔的购买美国国债？原因是中国大陆权贵是想用经济来利诱美国，套住美国，从而在政治上获取更大好处。说的委婉点，是大陆权贵“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说的直白点，就是权贵拿中国大陆人民的血汗钱来扩展它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延续它罪恶的权贵专制统治。大陆权贵深知，美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强国，套住了美国，差不多就套住了全世界。 前不久，有大陆官媒载文，大意说投放在美国的这笔钱人民分不得，政府动不得，原因是这笔钱是国家的钱。按照人们正常的思维，既然是国家的钱，那就应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为什么就分不得？其实这里的“国家”就是“党”的代名词，实际意思是这笔巨款是党的，当然人民和政府都没有份。也许有人问：照这么说，这笔钱是不是永远不会返回到中国大陆人民手中？那也不一定。也许这笔钱是上天以一种特殊的形式留给未来国人的。如果现在留在中国大陆权贵腐败集团手中，它是不会给中国大陆人民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也就花光了或贪没了；但如果中国大陆人民早日觉醒，拿出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摧毁权贵统治之日，也就是这笔钱返还中国大陆之时。 目前，随着温州中小企业家出现跑路、跳楼、倒闭等弃守多年心血的现象，温州经济风暴越发让人认为这是中国大陆经济崩溃的前兆。有国内政治经济观察家表示：民间中小企业老板出逃的原因除了指向做“实体经济”的企业越来越少外，民间借贷被认为是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但这两方面指出的只是现象，其根本原因却是政治体制问题。因为政治体制导致实体经济非常难做，税太重、必须要打通的官僚太多。 权贵专制体制，对民间中小企业“允许存在，限制发展”；这种限制，既从资金上也从税收上着手。资金上，银行可以不融资给企业；而对于企业，查账永远是一个利器。中国大陆100%的中小民企没有一家不偷税的，因为不偷税无法生存。由于资金取得不易，因此中小企业从高利息的民间借贷取得资金就成为一个手段；虽然有观点认为“民间借贷有客观存在的必要，也有积极作用，因此对民间借贷要疏导不是封堵”，但该说法亦存在误区，因为一个能够透过合理途径取得银行贷款的国家，就不会有高利贷存在的必要。正因为中国大陆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才会存在大量企业需要依赖民间借贷的情形。而查税，向来就是中国大陆权贵打击任何企业的利器，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一家企业不偷税。2011年的财政税收目前已经完成，收到的税款是10万亿，相当于每个中国大陆人平均缴税1万元，很多家庭一年的收入都不到一万，税赋之重可见一斑。 由于上述原因，造成企业主难以发展实体经济，因此，中小企业老板转向投机炒作的泡沫经济。而各级政府也诱使、迫使实体经济资金转移到泡沫经济，因为政府需要钱来维持这个庞大机构的高消费。这主要指的是官员吃喝玩乐的开支；人们都知道，中国大陆的维稳费用节节高升，但维稳费还不到“三公费用”的十分之一。每年仅公务车的消费，就超过维稳费用。所以，要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的问题，从民间借贷着手不是治本的方法，只能从解决整个机制着手。 然而，人们也知道，解决整个机制的办法，就是从政治上实行民主，在经济上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文化上为了落实自由平等，在社会建设上贯彻人权法治。然而，权贵体制为了一己私利，是“绝不”这样做的，而只会恰恰相反。所以，只会变本加厉地维稳和剥夺民众的权益。当前，虽然中国大陆已见经济崩溃的前兆，通胀加剧且百姓各方面生活日益痛苦，但这还远远不是最黑暗的日子。 最黑暗的日子，也就是黎明前的时光。而现在，至多是子夜时分而已。屁民们，在被幸福中，偷着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