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大学去功利化 学生才能去功利化   童大焕— 2010 年 9 月 20 日 星期一   “成功秘诀说”、“教师走穴风”、“教育谋官论”……在 17 日举办的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等专家批判了社会及教育界某些人的功利化心态，认为教育不能只注重知识传授，而忽视学生的德性培养和责任感的培育。“现在许多学生对成功的理解非常偏颇。” 杨玉良举了个例子：今年 6 月底，复旦大学邀请加拿大总督米夏埃尔·让女士来校作演讲。在互动环节，好几位学生一再追问：从海地移民到加拿大，当了总督，你是怎么成功的？学校邀请大学者作报告，总有些学生在报告结束后一拥而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请您签个名，我要去美国。”杨玉良认为：“像这样不惜投机、只求成功的学生，将来从事学术研究，或者当官、做事，恐怕都不能让人放心。”“我们培养的学生，要有对个人、对整个国家、对人类的责任感。如果学校教育只注重知识，不重视德性培养，那么培养的人越有知识，越可能成为社会的祸害。” 杨玉良校长的分析切中时弊。在大学扩招虚胖的一片歌舞升平中，这样的清醒之言难能可贵。然而把过于功利甚至投机取巧的责任归到学生身上，我看是有失准确。 从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危机，到名人履历危机，急功近利的造假行为在我们这个社会通行无阻，甚至几乎到了“不假造不成功”的“劣币驱逐良币”地步，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爷、有地位便是成功，除了社会上没有形成良好的道德氛围，归根结底还是社会的透明度能见度不够，信息不对称；其次是陈志武所说的“造假成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造假风之所以到今天这种广度（和深度——作者注），归根结底还是造假的成本收益比太划算，超额利润太大，而即使造假被揭露，也不见得有处罚，造假的预期成本太低。 制度环境是如此。从教育环境来说，俗话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今日大学的急功近利，恰恰是学生急功近利的重要根因。不说多，只举一例，事关中国最基本的创造力培育和底层上升及社会公平的一例： 如今的大学，录取率越来越高，平均 60% 以上，北京上海常年稳定在 80% 以上，上海 2010 年更是有望达到 100% 。但历年来，包括复旦大学在内的大学自主招生，名额从来都是向考生所在地倾斜，甚至一些大学的自主招生，形成了与大城市重点中学之间点对点的定向招生模式。名义上是说这些基础教育发达地区考生综合素质高，实际上是大学急功利近。因为这些大城市考生父母的人脉关系广，大学就业率高；同时家庭较富裕，交得起较为昂贵的学费。 但实际上，人才在人群中的比例是相对恒定的，大城市孩子素质高，更多的是基础教育发达、开发得较早较全面的结果，而不是他们比偏远地区小城市和农村的孩子更具有天赋和可塑性。实际上，在现有高考和大学招生制度下，基础教育比较落后、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中，不少将来可成为社会栋梁之材的贫民子弟，被大学无情地拒之门外、甚至有的从此将再也没有机会成长为精英人才。 我想问大学校长、尤其是重点大学的校长们一句：去功利化的教育，能否从大学自身做起，从大学招生制度向贫民子弟倾斜（哪怕是按考生比例招生也好）、平民子弟资助等全方位进行改革，给贫寒子弟提供一张衣食无虑的、真正充满想象和梦想空间的平静的书桌？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陈志武 如何理解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上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福山教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引发过一场大讨论，那场讨论至今在中国还在继续。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 …

　　 土地公有 农民一无所有 　　陈志武 　　土地公有的结果，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反而是变得一无所有，任由掌权人随意安排本来祖祖辈辈属于自己的东西。土地公有，实质上是从原来的几乎每个人都有，变成了只有少数掌权者才有而所有老百姓都没有。 　　在那些土地私有的国家，老城墙、新城墙都被保留好好。反倒是通过强制国有化实行了土地公有的苏联、中国等，没几处还留下历史城墙等。这告诉你什么？土地公有给少数掌权同时又想破坏的人提供了方便，降低了他们行使破坏时要付的成本。 　　50年代的国有化运动虽然导致了失败，至少有当时政治哲学的支持，因为原来的理论是：私有制是万恶之源，为消灭万恶就首先要结束私有、建立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