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

Co-China周刊 | 陶杰:论港大「八一八」事件

“港大「八一八」风暴,不知道是谁想坑害谁,总之是香港大学、特府警方、中国副总理,都赔上了形象,是个三输之局。”   唔够秤 (编者注:粤语,缺斤少两之意) 2011年08月21日 这两日忽兴众议,讲大学校长的操守,尤有人怀念民国北大校长蔡元培。 当大学校长,岂止不可攀附权贵,更要与政治保持最大的距离。蔡元培校长曾在上海申报为文:「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劣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蔡元培主政的北大,时值北洋政府,从来没有邀请过吴佩孚张宗昌之流来北大演讲。 我也说过:政治是很卑劣的事,中国的政治,尤为猥贱黑暗之最。此等见解,有出处的,也脱胎自蔡元培。今日许多中国人──尤其有点学历的中国人──嘴巴上也说尊敬蔡元培,嘴巴讲的,跟他们行为做的相反,因为中国人早就没有了灵魂,只剩一具具穿挂 LV和欧洲白人名牌、啖食鲍鱼珍肴的躯壳,今天,居然还有人记得蔡元培这个名字来,这个民族,沉沦得令人发笑。 首先,蔡元培不是理工科技的一名学僚,他是中国博学传统里陶镕出来的人物,趣味庞杂,凡哲学、文明史、美学、文学,他是文科的一位博雅之士。因为留学过德国,故此既有中国读书人儒家理学的沉潜含蓄,也有普鲁士之后日耳曼人的激越狂狷。蔡先生是一位很激进的知识分子,他守护大学,如高僧守护寺院;捍卫学生,如传教士开孤儿院之捍卫名下的孤儿。他对教育有宗教般的执着,北洋军阀谁来玷污他的领土,蔡先生是要把五尺之躯抛出来,拚了一条命的。 今天的特区香港,掂一掂那点轻飘飘的份量,不要误会,不是要求大学校长都学蔡元培。权贵就是金钱,钱是该要的,政治的宠幸也不必推辞,只是人家英国前殖民宗主辛苦奠下才一点老薄的本钱,那副舔吃之相勿太难看,要知道份量呵,仅此而已。 还难得记起蔡元培呀?哈哈,我告诉一伙九〇后:蔡元培是谁?他是Twin屎(编者注:对香港娱乐组合Twins之蔑称)歌手阿Sa,蔡卓妍的曾祖父,该名长者你们不必知道,出卖了你们的年龄,太老饼(编者注:老家伙之意)了,咄,我最喜欢阿Sa的港产经典名片,叫「我老婆唔够秤」。   百年梦销 2011年08月22日 香港大学百年清誉,英国人辛苦经营,真没想到特区十四年,又在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高潮中败掉,又为国际添笑话,令人惋惜。 最大的得益人,我认为是远道前来出席「百年大庆」的前港督卫奕信。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这位香港的英国前主子,见证历史,目睹香港大学百年大庆变成一座警察城,在大学当局的指令下─这是保安局长和警方说的,警察无权进校园,只负责「协助」校方的保安决策─羁留学生,聪明而得体的「中国通」卫奕信,心中有了数,英国人今日是局外人,香港的小记者不会问他有何感想,即使问,他也不会告诉你,只脸上露出一丝人类学家的学术式的微笑。 幸好校长的「危机处理」,功力也不差,当天尚胡里胡涂的「表示遗憾」,眼看校友和学生都很激愤,来个鲤鱼打挺,即刻划清界线:贵宾方面,「对方自己说要来的」,对警方粗暴禁锢学生,也表示了不满。 那么就是特府警方要陷害港大和中国副总理了。副总理在礼堂里的英语演讲,声音微弱了,没有什么报道,反而被禁锢的港大学生,哭声震天,特区警方的城管式布防,京奥式戒严,也把百年学府的百年喜庆,变成丧事一般,不知这是外国学来的那一门「政治化妆术」?令人费解。 说起鲤鱼打挺,战前香港有一位高僧,口占香港前途,说了一句谶语:「鲤鱼有日翻江海,百载繁华一梦消」,众皆不解。高僧仰天一笑,往青山禅寺那边走去,很快就消失了。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前,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军主力从鲤鱼门攻进来,也就是今日香港海防博物馆俯见的海坳,香港自此沦陷。那时的香港人,没有今天香港人之失忆,想起高僧的谶诗:算一算,一八四一年割让开埠,至一九四一年,刚好百载,赞叹高僧知过去未来,真是神仙。 但是,神迹还没完呢。今日香港大学喜庆百年,港大女教授龙应台刚出了一本畅销的学术著作,叫「大江大海」。中国文化有一支索隐派,中国副总「理」姓「李」,也是一个「鲤」音,港大校长贵姓徐,也是半边的「余」(鱼),加上双人旁,也就是两位大人物,是主持港大百年梦销的主角了。战前高僧的谶句,隔世再灵验一次,他妈的,你说邪不邪门? 一切都是宿命,你信不信?反正我早就信了。而我相信,对此也深信不疑的,还有一个笑瞇瞇看热闹的卫奕信。   好可惜 2011年08月23日 香港大学的事件,本来有更好一点的解决办法。 香港精英不是模仿西方国家的腔调,说大学校长,最重要筹经费,要有CEO的本色吗? 中国的副总理要来百年庆典,可以。港大今年经费目标三十亿,校长如果是CEO和政治家,可以几封电邮,这样告诉「对方」── 「小店是殖民地学堂,跟您副总毕业的北大不是同一水平。香港的大学生也不像北大学生之乖驯谦恭。他们很粗野的,没有教养,让英国鬼子惯坏了,见到国家人物来访,都要示威抗议。我很想镇压,但香港情况特殊,您明白的。 李副总,不,李总您肯赏光来巡,自然是我们三生修来的洪福。听说李总还想坐一坐彭定康屁股沾过的那把英式校监太师椅过过瘾。行行行,一切包在小弟身上。 不过实不相瞒,今年我们经营,有点困难。经费三十亿,尚未到位达标。国家有储备一万亿美金,如果李总以您的权威,像亚洲电视的老板大手一挥,就召唤了中海油、中石化、中移动、中联通、华为、联想等十大中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站台,拍胸脯,为我们香港大学未来三年承包三百亿经费捐款,那时候,莫说李总要坐龙椅,我大学校长,亲自跪下来做垫子,让您踏着我的背坐上去,也没问题。 第一笔善款,人民币一百亿,如能这两天送来校长室,我马上跟曾荫权讲,要七千防暴警,把一座大学堂封成北京奥运会场,这一点,请国家放心。 四大地产商,听您老的英语演讲,是来学习的,自然也不能免费,入场费每位三千万,这一亿两千万元,他们答应了,在您走后,建一座克强教学大楼──取『克尽己忠,强国富民』之意──给您永垂久远。校长顿首。」 香港是一座经济城市。港大请一位有争议的领袖人物,以有争议的方式主持百年红喜,再敏感也不怕,不论从生意眼,还是政治,只要讲Give and Take。 大学生禁锢了一小时,哇哇大哭,港大校长会见记者时,得意洋洋,把一百亿的支票拿出来一扬,不就像婴儿服的惊风散,立马就止哭了吗?见到钱,不但不哭,全香港都会一跳一跃,拍着手,大笑呢。这不就是完美的危机管理?   保安是什么 2011年08月24日 港大「八一八」风暴,不知道是谁想坑害谁,总之是香港大学、特府警方、中国副总理,都赔上了形象,是个三输之局。 其中以港大赶上百年大庆高调把处子之身玷送掉,比较令人可惜。 特区政府的警务处长,成为民愤第一目标。特府警方学大陆,把「保安」念成「安保」,就像香港的「知识分子」把「质素」改为「素质」,连同那一身浅蓝色的公安制服,在潜意识里,早就跟「上面」挂上号,统了一。其余的手段,把港大百年庆典办成深圳大运会一样的铁桶专政,更不希奇了。 奇怪的是,警务处长曾派赴英国受训。英国白人的苏格兰场,虽然看不起第三世界来进修的土著,但你交了昂贵的学费,英国人很客气,不会坑害消费者的,政要的保安工作,英国的警务教官,绝不可能这样子教法。 「保安」(Security)不等同清场和戒严,不然,「保安」工作就太容易了,找个维园阿伯,也做得到。中国的副总理来港大,只要把一座西半山都封掉:般咸道、罗便臣道、干德道、坚道,连同什么地利根德阁的豪宅住客,连同菲佣,通通赶跑,不肯走的,吆喝着用鎗托子往脑瓜子猛砸几下,再把大学校园戒严,哭爹叫娘之间,一定能「完成任务」。 但人家英国警方的真保安,看看皇室大婚,几十万平民,涌到街头,挤到白金汉宫前的圆场,黑压压一片,但电视屏幕,见不到一辆警车,看不到几重军警的封锁线,「保安」的特工和便衣,浑在人丛里,也许还有狙击手,隐在四周的楼房,画面清丽欢乐,这才是举国的庆典,而不是举丧。 美国总统就职礼、教宗圣诞文告,一样人山人海,何来恐怖气氛,要就地强行禁锢些什么青少年?这就是「西方先进国家」的专业保安,香港的警务处长,去英国受训,从白人前主子身上,学到些什么?外弛内张,而不是像老女明星一张整烂了的脸孔,里外一片绷紧,所以文化基因之说是真理,世上有些民族,无论怎样努力,模仿西方,学不到,就是永远学不到。看了港大之乱,基因之说,你信不信?反正你终于信了,哈哈!   黑强的礼物 2011年08月25日 港大「八一八事变」,像乌云蔽月一样,遮掩了中国副总理李克强的行色和大礼,是很大的罪恶。 拨开乌云看月色,就知道李克强带来的一些政策,是对香港好的。 譬如香港人可以北上自驾行,这就是很大的突破了。开车北上,可以到河南洛阳,热河承德山庄,可以去新疆青海。四万亿热钱,大陆建了那么多公路,香港的交通那么挤拥,取消所谓「两地车牌」的限制,只要有一张香港驾驶执照,一国统一承认,高于两制关卡,让香港的中产阶级,用驾驶盘来贴身感受中国,就胜过一百万小时的什么「国民教育」了。 从你家大厦的停车场出发,三天之后,一辆汽车开到丽江,这就是突破。当然,中国的公路很危险,开着开着,会有一辆堆载着比山高的鸡笼大货车跑错了线,迎面撞来,风险驾车者自负,但也有中国特色的「优势」,譬如沿路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像金鸡一样独自蹲在公路中间的石栏,在路边留宿,或会遇上蒙汗药捅刀子把你宰掉做人肉包子的水浒山寨店,有看不尽的惊奇,吓不尽的刺激,开车北上一趟,回到香港的跑马地,像唐三藏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回来,香港人是会更聪明灵巧的。 渐渐,就可以在公路两旁开 Motel,与美国人合资,示范一下怎样走出母夜叉孙二娘或母大虫顾大嫂的世界了。自驾游可以令香港的大学生和九○后多点北上,胜过瘀积在小小的香港,跟警务处长曾伟雄手下的几排铜墙铁壁般的香港公安对峙着,互瞪眼。 还有让香港的旅行社北上开分号,康泰、Jetour、胜景游、永安,先在广东开分公司,信誉保证,带团去星马欧洲,虽然又要与大陆的公司合资,但打破大陆的保护主义,总是好的。 嘴巴上说中港炎黄子孙一家人,香港人要李克强拿出点诚意。现在,开始有了点苗头,下一步,就是由曾荫权政府拿着这根令箭,叫特府驻大陆的办事处来联络地方官执行,这就是问题:香港人要一把扯着李黑子的衣袖,叫他政令下达,防各方诸侯阳奉阴违,中国人把简单的事变成复杂,有太多的权欲、机心、嫉妒、贪婪,还有不想无端见到别人好。   母难 2011年08月26日 跟几位英国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闲叙,说起香港大学的事情,都有点惋惜。 港大校友学生格外激动,是一个语言文化的问题。 「身为校友,看见这种不幸事,激动而心如刀割,是因为中文的问题,」我说:「毕了业的学生,中国人终身都称为『母校』,就多了一层血缘和伦理的感情,有没有发觉,西方人士毕了业,只会自称校友,也就是Alumni,并无『母校』,硬要译做Chinglish,即Mother University之称?」 几位朋友一想,都认为有道理。「母校蒙羞,」E说:「就像自己亲生老母给人玷辱了一样,做子女的,焉有不悲愤恸哭之理。这样说来,英文没有这种叫法,就没有了悲情。做中国人,一生下来,比别人多许多沉重包袱,这是一例。」 大学是母亲,中国的黄河长江又是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又是中国人的母亲,还有各省市县数不清的父母官,中国人的母亲比其它民族多许多倍,示威抗议写血书喊口号的风险,自然比别人多。 「从炎黄子孙的角度,」我呷一口Expresso,干咳一声:「我们这些是异类:英美大学毕业,不论哈佛剑桥,还是牛津LSE,只要用英语思维,都是平等的Alumni,没有什么母亲呀外婆的这个那样。留学外国,胸襟广阔一点。虽然,加入了美国籍,对于爱国的中国人来说,等同认贼作父;而毕业自英美的大学,亦如同认鬼婆作母,但幸好我们的洋妈妈,不管名牌不名牌,也不论世界大学排名第九百九十七,校长都不会叫警察来禁锢学生,毕业礼或其它庆典,谁上座,谁下宾,清清楚楚,我们的洋妈妈不会有受玷辱的风险,身为炎黄子孙,从长江黄河万里长城的感性角度来看,这到底是幸福呢,还是不幸?」 大家听了,一呆。这是哲学上的「悖论」(Paradox),其中逻辑是非,须要写一篇论文来探讨。投票之下,一致同意:还是认洋婆做妈妈,把英美大学尊为母校的我们这伙隔岸小汉奸,哈哈,活得比较快乐。   母校说 2011年08月27日 「母校」这个名词,本来有情,但不幸当「母校」横生玷辱,就会令毕业生格外伤心。 「母校」不是英语名词,中文本来也没有。宋代的时候,中国早有四大书院:岳麓、嵩阳、白鹿洞、应天,却从来没有「母校」之说。「母校」原来是日本人捣的鬼──清末京师大学堂聘有日本教习,有一位日本教育家宇之吉,从东瀛来到中国,在京师学堂第一届毕业礼训话,正式宣播了「母校」这个观念。 从此中国的大学生,离开大学,又适逢战乱,北大、燕京、南开,各大学堂不是沦陷就是逃难,当中国的知识分子自感像孤儿,想起毕业的大学师长,「母校」的感性,增加了情感的滥觞。 从前的老电影「桃李劫」,有一首大学生的主题曲;「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唱得慷慨激昂泪水汪汪的,这就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母校情结」的哭喊。 百年中国的读书人在司徒雷登或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母校」和中国帝皇的「父权」之间备受煎熬,十分痛苦。像孙隆基教授说的「未断奶的民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大学的恋母情结,对中国皇权的仇父意识,基因承传下来,在香港大学八一八事变「秃鹰七十二小时」的魔影侵扰之下再受创伤(Trauma)──别看他们平时说英语、喝下午茶,到底还是中国人。这就是港大徐校长不得不向「一小撮反中乱港滋事份子」低头认错的原因。 但中国的「文化人」,对于「母校」,还有解决不了的伦理逻辑:母校父权,不一定对立,如果「母校」与「父权」勾结,默许大学校园「城管化」抓捕学生在密室里关起来呢?中国的俗话:「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子不嫌母丑」、「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母校」即使变成父权的妻妾,以大局为重吧,也是为你好。 这一切烦恼,对于早就选择去英美升读大学的,终身免疫。所以,当你的「母校」是英国的Warwick(不,千万不要叫她做「华威」),你该暗自庆幸:来生做不做中国人,将来的事,至少,你的今生,从来不是中国的大学生。   拍手笑路旁 2011年08月29日 美片都兴说得知肯尼迪总统被暗杀那个时辰,人人都记得在「八一八事变」香港前殖民地学府据说是公信自由沦亡之日,我开车在薄扶林道,警察封了半座山,三步一岗、五尺一哨、截停可疑车辆盘问,不叫停的,警察目光烱惕,只差一道铁丝网、几只德国狼犬,令我想起电影「色.戒」开头上海日汪宪警抓捕重庆份子之肃杀。此一感觉,恐终身难以磨消。 在市场学里,西方有「间接宣传术」(Indirect Advertising),不必喊口号,经营法裔哲学家罗兰巴德所谓形象符号,商品隐在符号之间,为公众营造良好的感觉。 英语电影「真的恋爱了」(Love Actually)即是国家形象 Indirect Advertising经典之例:戏中的伦敦,时维一九九八年圣诞前夕,家家欢聚天伦,许多个情感温馨的小片断拼凑起来,其中有一个人物,还是爱上女助理的英国首相。其时贝理雅(编者注:即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不久,经济好景,编导营造好感气氛(Feel-good Factor)向全球推销,潜移入植,世界都觉得英伟的首相、民主自由和爱心,是文明的品牌。 特区中环精英最喜学舌西方名词:Feel-good,政治化妆,形象公关学,像鹦鹉聒噪般模仿了几组。只是领导人宠临港大,众人都很认真地协调成一场「间接自我妖魔化」(Indirect Self-demonization)的互动大戏:主宾的形象,他来访问的主题,完全在重重城管的灰黑铁桶气氛里淹没。 明眼人知道「上面」的斗争激烈,这位主宾,也许有许多政效,他们明白特区政府揣摸上意的下人基因,只要给一句抽象的「意思」。英国人教出来的仆侍会加紧三分力来求表现。 中国文化有借刀杀人之计,希腊神话的特洛伊之战,也是天神分为两帮,宙斯做仲裁,凡间特洛伊和希腊自相厮杀而已。最好笑的是还重金请来英国的前总督卫奕信来看这场「港人治港」戏。卫奕信是中国通,这里的玄通,他看得明白。 了解中国文化DNA的,也一样明白,「八一八」大封山那天,你在哪里?哈哈,我忘了,只记得曹雪芹的诗:「高情不入时人眼,拍手凭他笑路旁。」   (陶杰,毕业于伦敦大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香港著名专栏作家及传媒工作者,新穗诗社社员,并任香港电台驻英记者。原文链接: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_6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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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访问董桥:读书·文章·做人

  访问:梁文道   协力:潘诗韵     董桥是当代华文世界里第一流的文章大家。虽长居香港,担任报社社长,却极少接受媒体采访。难得他肯和我们聊天,本想请他和读者谈一谈他最喜欢的书,不料他却说:“我没有最喜欢的书。”      读书     梁:董先生,你之前在电话里说不可能介绍你最喜欢的书,这是为什么?     董:因为老了,我就觉得没有一本书是最好的。在我们老人家心里面看,好书无非就是里面有一些段落好,它不可能全本都好。比如说季羡林的书我肯定会看,它好就好在他写出了那一代人经历过的气氛,气氛是好的;然后是那些数据,对我们下一代人写东西有用。杨绛的东西也是一样,文字当然好。但你说她的书算不算是经典?根本没有经典这回事,书好的都是某一个段落好,某一个 chapter 好,或者是某一个 conclusion 好,它不可能完美。包括现在所有的经典,英国的、美国的,海明威也好,当你全部再重看的时候,就会发现瑕疵。季羡林、杨绛这些作者,我一定很仔细去看,在我这年龄的人看起来,就是给我们一个启发,他的文章写得那么淡,你自己写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呢?你会不会走他那种淡的路呢?你走不走得了呢?这个是我想的东西。我发现,每一本书跟漂亮的女人一样,我看到漂亮的女孩子,我会心动,我会想抱抱她,可是我不会想到要跟她结婚,当你靠近她的时候,你总是会发现一些缺点,你距离远一点看的话,很漂亮,很迷人。书也一样。     梁:你是不是年纪大了以后,眼光挑剔了。     董:所以这是老年的悲哀,也是老年的 bonus。悲哀是没有了年轻时候的,因为你看到的人生,不是那么容易就有 joyful 的东西在里面;它是你的 bonus,因为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就等如一本书不可能从头到尾,from cover to cover 都是完美的,这是不可能。所以你现在要我推荐好书,像给学生写书单,我就会叫你自己去摸吧。嘿,老了就狡猾。至于我下一代人写的书,我大概挑来看,不是吹捧谁,陈冠中的我会看,你的我会看,马家辉的我瞄一瞄,陶杰的东西我天天在报上看,没有了。大陆呢,老实说,文字写得好的,真的没有几个,就像陶杰讲的,他们的文字污染了。比如说像陆灏这样子算很好了,能够在六百、七百字的专栏里面,安排成这样的一个叙述。可是,我也不能要求年轻人太多,你们的文章每一篇里面有多一点自己 original 的看法就好。可是怎么样把那点 originality 化在你的文章里面呢?这是我一路想说、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我现在看书不留书,看完后我就送给会喜欢它的人。这样感觉上可以保持我的 originality,我会受它的影响,可是我不要它摆在我身边,我写文章的时候就不会受它影响。      文章     梁:写作的人当然也会看很多书,但是刚听你那么讲,我觉得你是完全自觉地从作者的态度去看。比如说,你会很留意人家的文章怎么安排,然后再问自己,换了是我会怎么写。     董:书在我手上,它的作者死掉了,我就像在瞻仰他的遗容,他的遗容很静,一点都不动。这时我的感觉会很灵敏,如果他写得不好,我看两眼就扔掉;写得好,我就会试图感觉他写的时候在想什么,他想怎么样安排。有的作家好在那里?好在他肯经营,而且他让你看到他的经营。过去所有的理论都说不要太经营,错了。那要看你的斧痕有多深,太深太露就不好,有一点斧痕才看到价值所在。例如杨绛的文章,看多了,我发现真的有斧痕,她的东西一定改过。后来我问她,她果然说有。我想就是这样,再平淡也要有经营。至于张爱玲,我真觉得她好,她好在不怕把她自己全部摆进作品。她是一个现代人,同时又是三十年代的人,那是我最怀念的时代,她把自己那个时代完全放进她的书,她的文章,她的每一句话里。她又是个天才,不是因为她的小说布局好、故事好;不是,而是她的文字好。她能够在某个地方巧妙放进一个灵敏的观察,很平易简单的就写出来了。你看的时候简直想哭,为什么会有人看到这个东西? 白先勇也好,可是白先勇的好跟张爱玲不一样。白先勇是一个贵公子,穿着得很整齐,随着月亮出来,然后走到院子去,跟朋友聊聊天……,他会很着意在这个亭园里面自己的身份是什么。这个亭园这个环境给他什么感觉,他都会写得好。张爱玲不同,她可以到处钻,她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她成了一个鬼。人家看不到她,她却在整个院子里走来走去,什么都看到了。然后她挑一样东西来写,就像摘一朵花,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落花流水皆文章,真不容易。     梁:但她的东西翻成英文就不行了。     董:当然不好,那种感觉不能用英文讲。再从这点说下去,我现在怎么看英文书?又为什么保持看英文书呢?因为我要那个感觉,那种真正懂英文、进到英文世界里面的感觉,这正是现在中国作家最需要的一种东西,就是进去他人的世界。但进去好吗?进去不见得好,进去那一个时代的世界,又是一个学问。你要进到现代的纽约、伦敦、巴黎,跟你要进到三十年代的纽约、伦敦、巴黎,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大陆很多朋友跟我讲:你们真好,懂得外国语言,你们的文章就有特别的感觉。我承认,因为我懂一样外文,而且很深入的懂,我就能感觉到那种脉搏。这段过程是很痛苦的,我真的死命去啃。我在伦敦8年,发奋读书有十几个作家,我一本一本的看,Jane Austin、Charles Dickens……     梁:回想起来,这批经典作家之中你最喜欢谁?     董:毛姆。我十三岁、十四岁就看毛姆了,当时看了就扔掉。然后现在再看,“I am a story teller”,他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记得。Story teller 是作家必须记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基本的想法,一个作家如果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 story teller 的话,你不会写得好,你的文章不会好。“I am telling you a story”,你这样想的话,你的铺陈完全不一样。     梁: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人要看毛姆了。     董:连找也很难找,我为什么要从头看他呢?因为他很会讲故事,我就看他的故事,我看他写的人,就像我在英国接触到的所有的英国人,有一种特别的味道。有的时候当我自己写文章想要经营一种比较 English 的东西的时候,我闭上眼睛也会感觉到它。还记得《人性枷锁》吗?讲到 Philip 小时候在学校里被人家 bully,我想到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的孩子被人家 bully 的情况,那种感觉很真很真,跟他写的一模一样,为什么写得那么简单,可就是那么动人?难啊!只有半页,要是把它延伸到一页、两页的话,一定完了。他肯定是删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就很珍贵了。我就记着这点,对我写文章会有用。现在的文章都不能写长,一千七百到八百字的文章,你要怎么样经营,那是很要命的东西。     梁:文章是不是你现在,甚或是一生致力去追求的一件事业?     董:不只是追求,它还是我一生里面最 enjoy 的一种 exercise。我不会期望人家怎么看,我 enjoy 我自己 as a writer 的 private life,跟我读书一样,是一个很私人的事。     梁:通常报纸文字是一种很 straight forward 的文章,你现在写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会不会担心很多读者说看不明白你的东西。     董:八、九年前因为我在写社论,我还会考虑到这个。但是现在我完全不管,你看懂也好,看不懂也好,我不管。我完全没有包袱,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As a senior citizen,I have a privilege。      香港     梁:就跟你看书一样。     董:完全一样。我觉得不要把书看成是神圣的东西,这个一定要改,第一,不要以为看书很伟大,不要以为看书很重要,完全不重要,完全不伟大,喜欢看就看,不喜欢看就不看,如果你的孩子不喜欢文字的话,让他去玩吧,不能勉强,just take it easy。台湾老说要营造一个书香社会。我说能吗?可以营造吗?营造得起来吗?香港也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到香港大学、中文大学,你会看到 professor 在小路上散步,或者闲坐池边吗?None。现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在那里 sit back,让你看了之后说:He is the Professor!这个社会会有书香吗?很难吧。我对香港有某程度的幻灭,也还有程度的希望。这地方太浅了,太过 instant。我只希望偶然会看到一两个比较 cultural 的东西,白雪仙的《帝女花》我看了,很好。可是你说香港最近十年、二十年,有没有什么香港人写的书特别好?这个是非常 serious 的问题。 一个社会不能产生到一个写好书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梁:董启章呢?     董:我看再给他十年,他会从现在的路上拐一个小小的弯,他就会出来了,他现在还 stuck 在里面。一个作者不能太 conscious 自己是个作家,就等于一本杂志不能太 conscious 它是一个 comprehensive 的杂志,或者是一本文学杂志。千万不要这样想,不可能有什么文学杂志,也不要这样编。你就想我要做一本杂志,在这个杂志写一些好文章,这就是了。也不要去想我写的是文学,我是一个作家。我说董启章在十年后可能会走出一个弯,是因为那时候他会看到一些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看到的东西。所以现在他的东西很深,很涩,你说他坚固吗?他很坚固,可是里面没有窗口,这个窗可能十年后他慢慢会看到。这个窗开了以后,他就不一样了。     梁:刚刚你提到香港的问题,你觉得香港在华文世界里会不会比别的地方特别糟?     董:不是特别糟,而是特别叫人遗憾。她底子好,有充份的条件。很多人都懂外文,先天条件很好。叫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一个人,一个老师可以感化一群学生,去淘这样可贵的资产。你有英文的底子,你有那么多的窗口给你看外面的东西,你有最自由的信息在里面,却没有真的好好用到。人家大陆很多文字都看不到,没有那么自由……然后文字又被彻底污染了。你说大陆有什么好作家?都是些老作家,其他人真的看不下去。一个作家不能有居心,一个作家跟一个人一样,你必须坦荡荡,你必须没有任何居心。      做人     梁:什么意思?     董:是做人的居心,做事的居心,生活的居心,完全在你的计算之内,在你的 calculation 里面,如果做人做得那么 calculative 的话,人会有价值吗?     梁:但是你说的居心跟文章的经营不一样吧?     董:完全不一样。做人,我现在就是希望还没有做好文章之前先做好人。溥心畬教张大千画画教了半天,教了什么呢?他会问张大千:“写了诗没有?”“有呀……教我画画为什么问我写了诗没有呢?”“写吧写吧,写得多自然会画。”为什么?是要他培养诗里面的画意,先打底,至于技术、技巧,那太容易了,练练就行了;但是胸怀难。你说我们做人是不是一样?真的是心里面要有正气。我很高兴看到像陶杰那么聪明,写得那么好,读书读那么多,在社会上表现得那么好,我真的很高兴。可是我常常跟陶杰讲,留一点东西给自己吧,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吧,留一点小小的东西给自己吧,因为当你什么都有的时候,you miss something,你 miss 的东西,就是现在你花掉的东西。留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在文化上、知识上的 integrity。我指的 integrity 不是操守,而是你对文化的一种 commitment,你对文化的一种信仰,这种东西不能没有。因为他太聪明了,下笔可以呼风唤雨。可是最深的内涵,你留在心里吧,你不要花掉;要是连最后的 integrity 都花掉的话,你以后会很不快乐。一千万个人里面可能只有一个人做得了乩童,一上身就来,你要我黑变白,白变黑都行,而陶杰做到了。你说是不是很惊人?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很高兴也很可惜。我知道陈子善给他在上海出书,可是中国大陆的读者看不懂他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出不了。     梁:近年大陆重新流行胡适,你觉得如何。     董:我想起一九六一年在台湾,胡先生到师范大学演讲,我跟同学躲进去看他上课,胡先生那时候很老了。从小看那么多胡适的书,突然他就在你面前。胡先生很潇洒,讲话也很温柔。那天天气冷,他看见有个女生坐在窗口旁边,他就走下来,把窗关上,轻声问一句:“冷吧!”然后回去再讲。又有一次在中央研究院,他死前不久。我们看到胡先生走过,主动对着我们这些年轻人招手微笑。这个人真是动人,他不是漂亮,他是真正的胡适之,形容间有一种很坚定的信仰在里面。这些民国的老人家真的要重新捧出来,因为中国不能这样断掉。因为他们是比现代的中国人更有价值的中国人,因为他曾看到另外一面的世界。     梁:你现在会不会觉得很寂寞?     董:我一点不寂寞,除了我的工作之外,我生活在我自己的一个夜读时间里面,这个夜读时间包括我玩的东西,我玩的古董,我玩的书法,在那个夜读时间里是一体的。如果真有点寂寞,是因为这个时代快没有我想要的一些东西了,but then 这种感觉是好的。我看对一个写东西的人来讲,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总好过没有。写作的人只有两条路要走,一条是投进时代里面去,可能你会找到一些好东西;另一个是你完全抗拒那个社会、那个时代,你 retreat 到一个你觉得 comfortable 的一个 bygone 的岁月……     梁:那是你的选择……     董:可能我的选择就是这样,到最后,那一条路会给这个世界留下深一点的 footprint,不知道。But that’s none of my business。总之我现在在走,一步一个脚印就完了。     (摘自梁文道:《访问:十五个最有想法的书人》)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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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 – “BBC中文广播早该关了”

还差55天就70岁的BBC中文广播“突然死亡”了。“这是伦敦,BBC英国广播电台”——这个从二战期间开始播了近七十年的电台中文呼号,从此彻底在电波世界里消失。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5日23:30,坐落于伦敦布什大厦的BBC中文播音室里挤满了中文部的员工,在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的音乐声中,他们集体谢幕。 一些老听众表示惋惜,另一些人则说BBC中文广播“对中国一直充满敌意”,“早就该关了”。 在BBC中文部工作长达30年的康艺也认为早就该关掉短波广播了,不过,她的理由显然不同,她认为“国际短波广播是过时的玩意。”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BBC内部管理的混乱也使得其节目“越来越不好听”。“很难想象,1990年代末开始,有将近十年的时间,BBC中文部由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掌控管理,这简直是个笑话。”康艺说。 但这并不意味BBC中文的死亡,现任BBC中文总监李文表示,从4月11日起,他们将在BBC中文网上24小时滚动直播,每隔两小时,正点播报新闻,他们还将推出一系列音频节目。 北京时间2011年3月25日23:30,英国广播公司(BBC)结束了长达七十年的中文广播。位于伦敦布什大厦的播音室内,十几名编辑、记者、制作人与中文总监李文(前排中)一起和听众道别。 第一天轰炸利比亚的炸弹=两个中文部一年预算? BBC决定停掉中文广播的消息最早是2011年1月传出的,同批被停的还有俄罗斯语、越南语及对古巴播出的西班牙语等其他六种语言的广播。这并不是BBC头一次大刀阔斧砍掉短波广播,五年前,他们就曾停掉了10个语种的广播节目,其中包括已经有64年历史的泰语节目。 停掉中文节目,只是BBC一系列裁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BBC中文部隶属于其“世界广播服务”(World Service)。2011年,“世界广播服务”的裁减预算削减16%。这一数字意味着“世界广播服务”四分之一的人手——也就是650人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工作岗位。中文部的裁员比例是20%,裁员后,中文部员工人数将从四十多位减为三十多位。李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与其他部门比起来,这个比例“不算高”。更幸运的是,中文部留住了“青山”,阿尔巴尼亚语等五个语种甚至被“连锅端”了,这五个部门都将“人间蒸发”。 身为公共机构,BBC几乎每年都不得不面对有关财政预算的质疑,其广播电视部分分为英国国内及“世界广播服务”两大主干,国内部分的财政来源是英国的电视税,而“世界广播服务”的开支则由英国外交部埋单。 “世界广播服务”总裁理查德·山姆布鲁克将关闭中文广播的原因归结于经济低迷。但曾在中文部服务了30年的康艺则对南方周末记者算了一笔账,她看到新闻说,最近,英国轰炸利比亚的炸弹每颗造价50万英镑,第一天投放了12颗,这笔钱相当于中文部一年预算的两倍。 这几年,BBC“世界广播服务”已经开始尝试在国际短波领域“甩包袱”。BBC中文广播的播出信号从伦敦发出,中转到远东地区的短波发射站,传送到中国及东南亚。这些短波发射站的设备、人工开支的预算甚至不低于节目制作成本。据李文介绍,最近几年,BBC陆续关掉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短波发射站,或者采用转包、租用其他发射站的方式节省开支。 2011年1月,BBC停播中文广播的议题在英国国会引发争议。英国外长黑格在接受下议院议员们的质询时解释说:“随着媒体环境变化,广播方式也要改变,虽取消短波广播,但通过提供更丰富的中文网站内容,仍可向中国和5700万海外华人提供资讯。”“现在谁还趴在那儿听短波呢?如果不是还有人到BBC中文网上听节目的话,这几年,中文部的节目也就是自己做给自己听了吧。”在康艺看来,财政吃紧只是表面原因,70年的中文广播走到今天,其实是国际短波广播的尴尬,尤其在互联网时代。 ■链接 BBC于1941年5月19日开始使用短波对远东地区用中文广播,二战的硝烟在欧洲、亚洲蔓延,那是国际短波广播的初始阶段,目的是为了向世界及时传送战时消息。 开办伊始,十几位工作人员大都是从中国战场上逃亡英国的华人,每天播出半小时节目,一半是普通话,一半是粤语。所播消息均由BBC英文新闻翻译而成,播音员来自五湖四海,重庆口音、天津方言的战时新闻就这样传遍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东南亚。 塞在门缝里的纸条 如今年近七旬的康艺在BBC中文部经历了从“冷战”到“全球化”的今天。 康艺生于巴黎,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法国人。1940年代,父亲出任法国驻中国使馆的外交人员,她因此来到中国,在北京的法语学校上学。这位“老外”至今可以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能像个正宗老北京一样说“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的童谣。1962年,经过批准,她从“红色中国”去往英国,在伦敦大学担任助教,原本打算留在那里继续教书。一年后,她接到了BBC的邀请,希望她加盟中文部,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她成为BBC中文部的节目助理,后来担任节目制作人。1960年代,从“红色中国”到西方国家的人寥寥无几,人们纷纷向她打听中国的情况,她甚至因此上了当时的《每日电讯报》。 1980年代初开始,BBC开始特派记者到中国实地采访,了解变化中的中国,中文、英文、法文都很好的康艺成为最佳人选之一。她曾在1986年代陪同英国女王访华,作为随行记者到中国进行采访。三十年间,她采访过曹禺、英若诚等人。 “那时候加盟BBC,英国军事情报六处(MI6)还会调查你的身份,看你是不是间谍。”康艺说,这一做法源于二战时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而在战争期间,播音室会有一个神秘的人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就是监督播音员会不会乱说话。一旦有人乱说话,这个神秘人就会立即切断信号。康艺说,神秘人在1960年代的BBC播音室还出现过一阵子,但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听得懂播音员在说什么。据她所知,曾有一任神秘人就是附近教堂的神职人员,那个人只是在中国传过教。 在康艺看来,冷战时期,各国的国际短波广播自然都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那就是一种宣传(Propaganda)。战后的英语世界里,Propaganda这个词还没有如今这么负面,但确实就是要向对方阵营宣传自己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1960年代的BBC中文节目延续了战时传统,每天只播出半小时,先是新闻播报,新闻均来源于“世界广播服务”的英文新闻,中文部只需按照自己的重点进行挑选与翻译。那段时期,美苏对峙、古巴危机、越南战争是中文部新闻报道的重心。新闻过后,是简短的专题节目,以介绍英国政治、社会、文化为主。 1976年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一张“塞在门缝里的纸条”,让BBC成了全球最早播发这一特大新闻的媒体,这也归功于BBC中文部。  那时已经有英国报纸在北京派驻了记者。10月的一天晚上,英国一家报纸的记者回到驻地时,发现门缝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毛泽东夫人被捕,‘四人帮’被粉碎”的字样。这位记者无比震惊,迅速与总部取得联系。这消息肯定会震惊全世界,但苦于没有核实渠道,不敢刊发。BBC中文部辗转得知这一消息,他们结合英文报纸及中国官方媒体那段时间的动向,初步判断这条消息很可能是真的。他们又电话询问中国驻伦敦大使馆,大使馆工作人员给了既不否定也不肯定的答复。于是,BBC决定第一时间播发这条消息,并慎重地使用了“可能”、“有迹象表明”等字眼。消息播出后,引起全球震惊。 1978年的一天,BBC收到了第一封来自中国内地的听众来信,写信的是一位英国共产党人,在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教书,1930年代末就因信仰共产主义来到中国,1940年代后期开始定居在北京。他叫大卫·克鲁克,来信中,他报告了在北京收听BBC中文广播及世界广播的效果。康艺记得,那天,他们把克鲁克的信复印了好几份,贴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大卫·克鲁克的儿子保罗·克鲁克长在北京。1980年代,回到英国的保罗·克鲁克机缘巧合加盟了BBC中文部,以鸿冈的名字主持过《你问我答》、《英国流行榜》等节目。2011年夏天,鸿冈即将退休,离开他工作了二十余年的中文部。他的父亲几年前在北京去世,母亲如今依然生活在北京。最近这些年,鸿冈一直辗转于北京、伦敦两地。 1990年代初,康艺接手了《听众信箱》节目,这个节目从BBC中文广播开播起就一直存在,专门回答听众在来信中提出的各类问题。 康艺说,最初,中国听众的来信措辞谨小慎微,个别听众在提出学习英语的有关问题后,顺带提一些与英国政治、社会、文化有关的问题。“几年后,人们胆子才大了起来,五花八门的,什么都有。”一位天津听众曾写信给她,诉说装电话难的问题,希望BBC能帮忙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帮他装上电话。还有一位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的人,说自己曾与她一起在一家北京法国学校读书,希望康艺能证明自己不是特务。 “我怎么可能证明她不是特务?”康艺回忆起这些往事时,大笑起来。 康艺认为,一直以来,“听众信箱”过于严肃,涉及的大都是与英国工业、农业发展有关的“大问题”,她提出对这个节目进行改造,让更多五花八门的问题都能在这里得到解答。有一次,她收到了一位中国听众的来信,讲述他对自己同性恋身份的苦恼。于是,康艺查找资料,在节目里介绍了英国同性恋的生存状态。“我想让他们知道,和他们一样的人有很多,无论中国还是英国,他不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康艺没料到的是,那期节目播出后,她收到了一大批中国同性恋者的来信,有听众说听完节目就哭了,因为第一次有人告诉自己同性恋不是一种罪。 执掌“听众信箱”期间,在听众的建议下,康艺还为他们成为笔友提供了平台。在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让中国不同地区的听众之间建立联系,互通信件,成为笔友。 但到退休前的1990年代末期,康艺每天只能收到十几封甚至几封听众来信。各个语种的国际短波广播有着与中文部类似的遭遇,BBC不得关闭了专门处理全球各地听众来信的部门。 1979年,中国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代表团出访英国,到BBC中文部所在地伦敦布什大厦参观访问。 (资料图片) BBC“复制粘贴”新华社? “现在BBC中文节目新闻立场有偏向性,而且飘忽不定,节目枯燥,有些主持人打官腔,废话连篇。”退休九年来,康艺一直关注着BBC中文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她对近十年来的BBC中文部提出了批评。 1970年代,康艺与两位同事共事,他们都来自香港,在伦敦读书。其中一位充满书卷气,每天不声不响在办公桌前翻译电讯或编辑稿件,他叫董桥。康艺回忆,也许是因为他曾在台湾读书,所以,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播报新闻时也吐字清晰。另一位同事在粤语节目组主持广东话节目,此人思维敏捷活跃,名叫曹捷,后以“陶杰”的名字成为香港第一劲笔。每天英文电讯稿送来后,别人早早就开始进行翻译了,可陶杰却不紧不慢。距离开播只有十几分钟时,抄起英文稿迅速翻译,然后拿着翻好的新闻就去播音室了。“关键在于,他翻译得还特别准确,几乎没有什么错。”康艺与陶杰失去联系多年,如今却经常上网去看陶杰在香港报纸上的专栏文章。 1970年代末之前,BBC中文部的员工基本上都来自香港、台湾、东南亚。到1990年代,其人员构成迅速变化,随着老员工离职或退休,来自中国内地的员工激增。 康艺听同事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位BBC的中文记者曾在直播前拿着新闻稿到餐厅吃饭,吃着吃着竟然忘了直播时间,技术人员一看没人播新闻了,只得用录好的其他专题节目替代,可就这样,依然可以蒙混过关。“反正那个不懂中文的头儿不会去听节目,就算听了,也不知道里面在说什么。”康艺的语气夹杂着一丝无奈。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康艺发现BBC的中文新闻出现了“复制粘贴”的现象,无论在中文网上还是广播节目里,有些新闻直接照抄中国新华社文稿,“复制粘贴”后,套上一个英国媒体模样的标题,就这么发了出去。 李文从2009年7月开始担任BBC中文总监一职,他生长于天津,十几岁随父母移民到香港,原本学习金融,1991年报考BBC中文部被录用,担任过编辑、记者,后来常驻香港3年多,为BBC拓展中国内地市场,与内地媒体机构进行各种合作。 李文也是BBC中文广播七十年历史中第一位华人主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并未听说过他的前任不懂中文的事情,他也不知道有人偷懒粘贴复制新华社新闻的事情。 李文用“尽可能呈现不同观点”来描述BBC的理念。“西方国家轰炸利比亚,我们就会把各方观点在节目里呈现出来。支持的、反对的声音,都有。” “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是主持人自己的观点,你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但必须强调那并不代表BBC的立场。”康艺记得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她如实告诉听众自己的看法,她本人不喜欢撒切尔夫人,因为这位新首相偷孩子们的牛奶——撒切尔夫人执政后,英国政府取消了英国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免费牛奶。康艺在节目里说,一瓶牛奶对英国的富裕家庭可能不算什么,但英国也有不少穷人,对他们的孩子来说,那可是至关重要的。 不管怎样,BBC中文广播的结束,也引来部分中国听众的“交口称赞”,在BBC中文网的留言中,有部分听众留言表示,这家长期以来敌视中国的电台终于闭嘴了。 康艺认为,冷战期间“敌台”的“敌”源于意识形态的敌对状态。而冷战结束后,东西方之间的墙并未真正倒塌,最近几年的一大变化是,一些中国听众指责BBC预设立场,对中国好的一面视而不见,专门报道坏的一面。 1992年加盟BBC的聂伟亮来自北京,曾在1999年参与BBC中文网的创办。十几年来,他曾接待过不少到伦敦访问的中国人,作为公众媒体,BBC对公众开放参观,中文部的当班编辑有时也会当起接待员。曾有不少中国听众问聂伟亮:“作为中国人,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消息,你不难过吗?”更有一些听众到网上留言,说他们是在舔英国人的屁股。 不过,令聂伟亮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接待一位中国地方官员,聂伟亮问,为什么采访中国各级官员就那么难?这位官员回答说,一些政府官员的水平确实还有待提高,但中国在进步,他本人十分欢迎不同国家的记者能客观报道中国。 今年已经69岁的康艺目前住在伦敦西北的一所住宅里,对Twitter、Facebook这类新玩意了如指掌,甚至还是Twitter上的活跃人物。3月底,她对自己的住宅进行翻修,在储藏室里翻出了不少当年的听众来信及节目录音,那些来信已经发黄了,那些磁带有的甚至已经发霉了。“短波已经成为过去,我有时候会怀念它,可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了。”康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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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岸三地华文媒体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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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赴加探亲 武汉老家房屋被强拆(图,视频)

加拿大公民陶杰红在武汉青山镇老家的房子,在去年8月的一天深夜,被当地政府带领黑社会暴力强拆。事前,拆迁办还将屋内的所有财物打劫一空。在加拿大探亲,失去了家园的陶杰红的母亲表示,这种恶行比文革期间的打砸抢还要嚣张。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从加拿大发来的三集系列报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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