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陕西药家鑫开车撞人后持刀杀人案刚刚有了结果，重庆又爆出一个货车司机撞伤一个女乞丐后又将她压死抛尸的新闻，引起网民的关注。 重庆市忠县货车司机、农村青年田厚波今年21岁，现被关押在忠县看守所。5月5号，重庆晨报一位记者拍下了他面对铁窗的照片。在被记者问到为什么在撞伤女乞丐后，又开车将她压死时，田厚波表示，他当时只想杀死她，自己并不知道药家鑫是谁。据重庆晨报披露，2010年12月23号，田厚波和另外两个驾驶员开着货车从重庆市忠县马灌镇返回金鸡镇的途中，撞伤一个女乞丐后，从现场逃逸，把女乞丐留在路上呻吟。1小时后，田厚波一人驾车返回事故现场，倒车将这位女乞丐压死。之后，田厚波将她扔到公路旁的小河沟里。今年4月11号，也就是大约3个月之后，群众发现河沟里的尸体，向警方报案。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五打电话到尸体被发现的地点重庆市马灌镇的派出所，问他们是否协助办案，值班警察表示： “不知道，这个案子不是我们的事，是我们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事情。” 从群众报案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重庆市忠县警方已经成功破案。重庆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判断，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交通肇事逃逸案，而是一起性质恶劣的人命案。现在田厚波已被刑事拘留，但中国媒体没有透露田厚波被刑事拘留的具体罪名。记者打电话到忠县公安局询问，值班警察表示： “我不太清楚这个事。” 最近，中国多个交通事故案引人关注。河北的李启明开车撞人后说出“我爸是李刚”，成为网络上讽刺“富二代”、“官二代”的流行语。陕西大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人后，为逃避责任杀人灭口，也引起网民的极大关注。药家鑫已被判死刑，赔偿受害者家庭4万5千人民币。现在，重庆的田厚波虽然没有什么特别显赫的家庭背景，但家庭条件也不错，父子共经营5辆车，而且他和药家鑫一样年轻，同样丧尽天良，已经有中国网友把他称为“第二个马路杀手”、“又一个药家鑫”。记者就这一案件向重庆市法律专家吴先生咨询，他表示： “当事人还没有来委托我，我们还不太清楚这个事。我们的刑法有明文规定的，也是尊重人权的。要通过交通责任事故的大小来判断，责任事故大小。” 在交通事故方面，中国民间流传一种奇怪的说法，就是“撞伤不如撞死”，原因是有时撞死了只赔偿一笔费用，撞伤撞残了则要赔偿多笔费用，这跟保险赔偿制度有关。吴先生否定“撞伤不如撞死”的说法： “没这个说法。” 在重庆的另一位法律专家束先生看来，田厚波案是个别的，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他认为，中国确实存在“撞伤不如撞死”的现象： “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可能有些变化，原来这种现象肯定是存在的。你想一个人如果伤了之后的话，赔的钱有可能会很多很多。政府它有具体的标准。现在重庆全责的情况下，基本上新标准是55万左右。新的应该多一点，要高一点，原来只有20几万。” 有人说，在中国，“撞伤不如撞死”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是法律和保险制度的漏洞。束先生表示，从法律上来讲，司机们不应该忘了“撞死”和“撞伤”的刑事责任其实完全不同，“撞死”的刑罚可能是死刑： “它和一些人的素质和有些人的侥幸心里我想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些人不明白，你撞死人基本上就等同于杀人了，性质就变了嘛。这个刑事责任就要大得多。” 那么，中国是不是该提高“撞死”后的赔偿标准呢？束先生表示，中国各地交通事故赔偿标准不一，重庆刚刚提高到50多万，已经算很高了。 2010年9月，江苏新沂市一个三岁小男孩先被车撞倒之后，又被车后轮压死，也令人怀疑是“撞伤不如撞死”的结果。 以上是本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她的同学们对政治都极端地回避，谈到政治问题就坐立不安，左顾右盼，被逼急了就敷衍说“中国就是这样的”，他们都自动地维护

四川省射洪县一名高校教师遭七名警察无故暴打事件，在五四青年节当晚引发学生为首的游行抗议，围堵县委要求严惩凶手者达万人。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误抓误伤”打人者停职调查，但同时严控网络舆论。 图片：四川省射洪县一名高校教师遭七名警察无故暴打。（丁小提供） 视频：警察暴打教师称点错相 青年节万人游行抗议（酷六网/记者丁小） 五月三日，四川射洪中学一名高三班主任余辉前往该校为青年节举办表彰大会时，在会场附近花果山金桂园被七名便衣警察强行脱光衣服、当街疯狂殴打长达半个小时。   翌日五四青年节晚九点左右，该校刚下晚自习的学生门，打起“警察打人，还我公道”的标语，高喊口号，游行往县委，不少老师和家长随行，而沿途也有大批市民加入，县委门前五十米围的水泄不通。   射洪中学的梁老师周四告诉记者：“学生自发到县委援助教师，要给个说法。从学校走过去，加上居民那些，都在呼口号‘警察打人、还我公道’。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我们也都跟过去，怕学生出什么事情，我都没能挤进去。当时有个政府人说你们这叫非法聚集，引起学生不满。学校校长也拿起话筒劝说，让学生回去休息，等政府慢慢解决。”   据悉，示威的学生一度与门卫发生冲突，愤怒的民众烧掉县委大门上“国泰民安”等宣传条幅。   当晚11点该县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称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太和中队民警抓捕一犯罪嫌疑人时误抓误伤了射洪中学教师余辉，遂宁市、县公安局领导高度重视。发布会上，县公安局政委梁崇章代表射洪县公安局，再次对在这次事件中造成伤害的余辉老师及其家人，射洪中学的全体师生、社会各界表示歉意，称将强化队伍管理教育整顿，同时已对参与该事件的七名民警停止职务，接受县委、县政府联合调查组的调查。   民众在周四凌晨散去，但他们并不满意“误抓误伤”的说法。一名该校的男教师说：“是不满意呀！现在市委市政府接手处理，说五天后给答复。等到时候再看吧！ ”   周四四川新闻网以及国内多家媒体都刊登了官方新闻发布会的通稿，但通篇没有提到处理不当引发的万人群体性事件。   记者致电射洪县政府和遂宁市政府办询问此事，对方都称无可奉告：“我们不了解！”，“这个我没办法回答你，实在不是很清楚，你是记者就去问宣传部吧！”   射洪中学周四照常上课，有政府和公安部门前往与教师谈话，道歉并要求他们做好学生工作。   而相关事件的网帖均被迅速删除，射洪中学的百度贴吧也被封锁，提示语为由于违反相关法律。   梁老师说：“昨天那个事情拍照的人特别多，但我们搜索了都没有啊，还有摆渡上面我们射洪中学都没有了，可能是地方屏蔽了还是怎样。看他们五天后到底怎么处理吧。我们肯定要求严惩打人者，假说你是‘误抓’也不能把人打成这样。现在教师学生情绪肯定无法安抚，但考虑大局，学习重要而且就快高考，所以现在哪怕再有情绪还是在做工作让学生好好学习。”   据悉余辉被打期间该校老师和校长都上前解释是该校的老师，要求住手，但这些没有出示任何证件的执法者态度嚣张，最后更将余辉扣上手铐塞进车继续殴打。现场的教师们砸烂玻璃，把他拉下车。而110到场后，打人的便衣警察继续出言恐吓现场取证的师生和伤者家属。事后警方推托，而政府所谓调查小组到医院走了过场甚至态度傲慢，因而激化了事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岳建波在矿井下 岳建波和妻子在家里 岳建波在演出 岳建波在练习长跑 岳建波上井后在澡堂里 　　这个通道连接着两个世界：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一个光亮，一个幽暗；但有时候，一个过于束缚，一个反倒清净。 　　在这两重世界之间，岳建波已经“穿越”了9年。他今年31岁，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国营煤矿上班，是中国上百万煤矿工人大军中的一员。 　　4月初的一个下午，太阳暖洋洋的，岳建波像往常一样，换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棉服，提上一个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走到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这个矿工眯着眼睛说。他是近视眼，带点散光，但从不戴眼镜，因为“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这个煤矿工人是一个摇滚歌手。他不懂乐谱，不会玩乐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乐队”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登台表演，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还玩出点名气。 　　他还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经常自费参加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未拿过名次，但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爱好，周边的人视他为“怪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不过岳建波不在乎这些，他略带着点结巴说：“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我只是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黑》：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缆车循环地转动着。每个缆车只有一根柱子一个座。 　　矿工们习惯叫缆车为“猴车”。“过来一扒，像猴子一样坐上去，所以叫猴车。”岳建波打趣地说。 　　一辆猴车过来，岳建波把挎包往背后一甩，双手扒住柱子，骑在座位上。猴车缓缓下行，他把头靠在柱子上，摆弄着手中的矿灯。 　　很快，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在寂静的通道中，“滴答滴答”的水滴声显得清晰透亮。 　　9年前，岳建波拿到了到矿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书。在他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为工友。 　　在阳泉这座以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城市中，矿区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农民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生活在矿区的20多万人中，相当一部分世代相袭，固守着地下的那个世界。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欢煤矿。他听说过煤矿上经常死人，也见到过皮肤里渗着煤灰的矿工，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小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和邻居们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上个好大学。”他也在这些夸奖中暗暗设计自己的人生：考个大学，最不济也上个中专。然而两次中考失利，之后他在父亲的劝说下，上了当地一个技校，学的是家电维修。技校毕业两年后，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书。 　　他的第一念头是“不干”。回到家中，他和父亲说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设备检测。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一阵后告诉他：“井下有什么不好？我不干了一辈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先是当兵，复员回家后赶上阳泉一个国营煤矿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矿工人，在井下足足干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让整个家庭摆脱了农民身份，但没能力让这个二儿子摆脱矿工身份。 　　“那有什么办法，咱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钱。”父亲说。打心里，他并不想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最终岳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他的两个儿时伙伴，一样都是煤矿子弟，也一样读过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书时，他俩的工作还没任何着落。两人落实工作，是在他下井几年之后的事了。 　　不过他并不甘心。后来的日子中，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最终，“摇滚改变了生活”。不上班的时候，他是摇滚歌手，用音乐“玩儿”，也用音乐表达；上班的时候，他则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到那个幽暗的世界“混饭吃”。 　　大约10分钟后，猴车到达终点。岳建波的脚踏在了这个煤矿的“594点”。这意味着，他到达了地下594米的地方。 　　下了一段长长的台阶，拐个弯，走上10多米，就到达运输巷口。在这个地方，岳建波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坐上被叫做“人车”的有轨电车，前往各个工作面。在井下有3种车，除了猴车、人车外，还有一种是货车，运输煤炭和井下设备。 　　从下猴车的地方到运输巷口的这段通道，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铺面。岳建波说，这是最近两三年才铺的，有人定期擦拭。“全是形象工程。领导来视察，就走到这里。记者拍个照，回去一宣传，还以为煤矿工人的条件有多好呢。”他使劲跺了一下脚，嘟囔着说。 　　走出这个光鲜的地方，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现在面前：巷道里的风呜呜地响，冷光灯发出的光亮，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如果没有矿灯做标志，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动。 　　去年，摇滚歌手岳建波给矿工岳建波写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词只有4句话：“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说我写的歌屁都不是。没有下过坑的人，理解不了我的歌词。就比如《黑》，只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么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风呜呜地响，一阵阵阴森的冷，岳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阵，他突然又接着说：“地面上其实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这个8000多人的国营煤矿上，有不少岳建波的“粉丝”。老刘就是其中一个，他最常说的话是“小岳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里话”。 很快一辆人车过来了。岳建波坐下后，车子启动，“咣当咣当”响。 《窑工》：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行驶10多分钟后，人车停下，岳建波在第一站下车。车子还要继续前进，在前方还有几条巷道。 　　下车的地方有一条巷道，长1.5公里。他今天的工作是检查这条巷道中的瓦斯监控设备。每遇到这样的设备，他都要过去看一眼。碰到电话，他还会和井上的控制室联系。 　　相对于人车行驶的巷道，这条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顶上犬牙交错，一根根钢筋裸露出来，仿佛稍有动静，这些钢筋就会扎下来。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声音能回荡很久。 　　上海摄影师陈晓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建波，后来曾专门到阳泉，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给他拍摄过一组照片。陈晓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世界的尽头到了”。他说，在井下自己“就像老鼠一样”，面对“从未有过的黑暗”，感觉“非常压抑”。回到地面后，他想，再也不下去了！“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矿工们是什么样的心境。”陈晓峰说。 　　半道上有个小巷，岳建波钻了进去。突然一声响动，他稍一弯腰，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没事，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他说。 　　一路上，只碰到不到10个人。每碰到一个人，双方都要拿矿灯互相照一下。这算是打招呼。 　　“说实话，一个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岳建波笑着说。 　　这条巷道里风很大。走路出了满身的汗，风一吹，一会儿整个身体就透心凉。岳建波的棉服已经有一年多没洗过了，因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来，棉服就全湿透了。 　　20多分钟后，他走到了工作面。那一天，这个工作面没有生产，矿工们在庞大的采煤机旁扎堆闲聊。 　　工作面看起来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压柱支着黑漆漆的顶部，不时还会有小煤块掉下来。但闲聊的矿工们看起来若无其事。 　　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待一会儿就热得要命。矿工们说，要是生产的话，工作面上的情况还要糟糕，不仅热，还到处是粉尘，说句话就会吃进去不少。 　　一线的矿工们本来配发有防尘面罩，可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因为一戴上，连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一干就是8个小时。 　　早在2007年，岳建波就写了一首反映矿工生活的歌，《窑工》。在那首歌中，他写道：“破衣裳、烂雨鞋，针个盈盈的疼；阴凉凉的黑洞洞里，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黑脸脸、灰脸脸，醋个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干活，一不小心就会把命丢了。”他说。 　　有一次，岳建波到一个工作面检查设备。设备在一根铁柱子后，但柱子已经被压弯了，他只能壮着胆子钻进去。等他钻出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他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事。 　　这个煤矿工人平时喜欢上网，每有矿难的消息，他都会暗自哭上一会儿。 　　尽管干着最危险的工作，矿工们的收入并不高。岳建波是二线工人，按时出勤的话，月工资不过2000元。一线工人上满班，一个月挣的钱也不会超过3000元。 　　因此矿工们总是满腹牢骚。但凡听说一点不公平的事情，他们都会骂上半天。在地下这个男人的世界中，他们还会议论女人，说一些最刺激的字眼过过嘴瘾。 　　当他们从地下世界钻出来，一部分人走进小餐馆，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赌上一场；还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厅，吼上一阵。当然，也有少许人，偶尔会到这个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们照样钻到地下，照样发着牢骚。 　　“井下太压抑，大家总得发泄发泄。”矿工老刘说。他喜欢赌博，前几年输得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抢着下井。岳建波有两个同事是临时工，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出满勤。“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活，不干不行呀。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矿上随时可能不要我们。工作不好找，我得抓个紧，多挣点钱。”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说。他有两个孩子，现都在读初中。 　　岳建波是煤矿的正式职工，没有随时解聘的压力。但他和这两个临时工的同事一样，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可这个矿工并不拼命，出满勤的月份，他几乎没有。他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单调的长跑中发泄。 《灭》：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多年之后，这个煤矿工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寂静黑暗的工作环境，有时，他甚至有些喜欢。“地面上的人勾心斗角，这里反倒清净一些。”岳建波说。 　　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个年轻人还是很努力地工作。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技校毕业后那两年中，他四处打工。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时，他表现得非常好，结果老板给了他一个清闲但又有权力的职位，一些同事便开始巴结他。 　　但到矿上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地“幼稚”。 　　有一次，他扛着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个地方。快到目的地时，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抢着帮他扛木头。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一再说“马上就到了”，可是同事还是抢了过去。等走近一看，这个近视眼才发现，原来有个领导在角落中站着。 　　他们走过去时，领导直夸他的同事“能干”。没多久，这个同事就调到井上工作。之后他听说，这个同事也给领导送过钱。 　　这样的事情，他早就知道。技校毕业时，那些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纷纷找到了工作，他却只能在老师的号召下，到广东惠州打工。而在这之前，他曾为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考进去的”、唯一拿过奖学金的好学生，沾沾自喜过很长一阵子。那时候，他安慰自己，只要努力奋斗，总会好起来。 　　有同学曾给他出过招儿，平时请领导吃一顿，逢年过节给领导买点礼物，调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可这个年轻人有些“拧巴”，打死也不去领导家，从未请领导吃过饭。有时，他甚至会让领导感到难堪。 　　早些年，煤矿上组织长跑比赛。从小就喜欢长跑的岳建波要报名参加，可是那天正赶上他上班，领导不批准。他坚决要求，领导勉强答应，并且说：“你要能跑个名次，我给你300块钱。” 　　结果岳建波真跑了个第一名。当他找到领导时，对方却不再提这回事了。 　　不久以后，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遭到领导批评，并说可能要罚款500元。那时，他的月工资不过800元。 　　一个老工友告诉他，赶紧去领导家送点礼，或许就没事了。他买了100元的礼物，摸黑走到领导家。领导收下礼物，安慰他说没事。但事后，他被点名批评，罚款500元，并要他的父母去交罚款。 　　“我非常失望。”岳建波说着，双手插在迷彩裤的裤兜里，不停地走动，说到激动处，一句话有好几个停顿。 　　后来，他又陆续被罚了好几百元。老刘和他同事多年，从来也没听说过矿上哪个人被罚款的次数和钱数有岳建波多，尽管有些人还不如他安分。 　　终于有一天，这个“从没打过架”的小伙子忍不住了，喝了一点酒后，提着酒瓶，闯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要把人家“脑袋砸开花”。不巧的是，这位上司不在办公室。 　　打那之后，岳建波像变了个人似的。但凡开会，领导在台上讲话，他就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他慢慢成为领导们不喜欢的对象。他也不再起劲干活，不再幻想领导“良心发现”，调他到地面上工作。 　　就像他写的一首叫《灭》的歌：“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岳建波就开始接触摇滚乐。那时，他的哥哥在郑州上学，一次假期回家时，带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带。这些磁带曾让他着迷过一段时间。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听。在井下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穿上带着汗臭的衣服，准备下井。到达通道口时，突然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吉他声。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埋头摆弄着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欢摇滚？”他问这个工友。 　　对方点点头。二人随即聊起来，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乐队。这个叫小董的工友叫来另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同事。3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决定成立一个乐队，并起名叫“探照灯”。 　　此后，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凑到一起自娱自乐。玩着玩着，逐渐在煤矿上玩出点小名气。 　　2005年，这个煤矿工人郁积的情绪，在一首名叫《没人给你面子》的歌曲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 　　在工作面转了一圈后，岳建波从回风巷钻回那条1.5公里长的巷道。这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还没到下班时间，可他实在待不住了。前段时间，矿上要求工人必须在井下待够8小时，否则就扣工资。“扣就扣吧，在井下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他恨恨地说。 　　猴车快到终点了，他跳下来，深呼吸一口，抬头看了看天空。“上面真好。”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阵子后，他才走向更衣室。他上来得正是时候，澡堂子里的水不太脏。如果赶上下班高峰，澡堂子的水很快就变得黏糊糊的。这里有淋浴，但大都是坏的。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修。 　　一阵冲洗后，岳建波换上了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一条迷彩裤，正式回到地上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一个长跑爱好者。 　　岳建波第一次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国营煤矿举办一次全体职工活动，有人推荐他去表演。 　　活动当天，岳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机器”乐队的《没人给你面子》。没唱几句，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有观众跟着他一起吼“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词。唱完后，他以“摇滚的方式”，背对着观众谢幕。 　　这场演出后，这个说话有点罗嗦、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很长时间内，“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话，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直到现在，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痛快了一把”。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后，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 　　活动之后不久，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在这次考试中，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我一点也不后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激动起来，来回走动着，偶尔还会骂上两句。 　　日子一天一天过，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摇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老赵。2009年，他与老赵成立了“陷乐队”，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对这个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来解释。 　　在排练过程中，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岳建波即兴填词。一来二去，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词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 　　老赵是个“不知名”画家，也玩过摇滚。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个眼镜。在岳建波眼里，老赵是个“有学问”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 　　“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你要么接受，要么抗争。”老赵告诉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这些思考，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 　　从那之后，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歌词即兴的也多，即使同一个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不少歌词，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表演，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行为艺术”。 　　有一段时间，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老赵有固定工作，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一旦联系成功，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一个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赵搞了一个名为“采空区”的画展，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因为地下被挖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站在那里，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他说。 　　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儿，生活对谁都一样。“你这样做，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一个朋友对他说。 　　“无所谓，大不过被开除。”他回答说。 《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就到了岳建波的家。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 　　实际上，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同样的灰尘飞扬。 　　在父母的唠叨下，2005年，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 　　压力接踵而来。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钱是四处凑的。直到现在，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由于上班不正常，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现在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前些日子，母亲做了一个手术，父亲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邻居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看了一场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图片均由陈晓峰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