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本报记者 陈倩儿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9月28日  12 版） 高俊琪在北京五环外的咸宁侯村村口。  陈倩儿摄 高俊琪在天安门城楼前。   陈倩儿摄 初到北京的高俊琪在天安门广场留影。           在北京至少以数十万计的打工子弟中，高俊琪或许是个幸运儿。过去7年里，他在同一所学校拥有一张安稳的书桌，一路念到今年夏天，直到初中毕业。 　　“也挺想在学校多停留一会儿的。”9月1日，我和他坐在北京东四环之外的咸宁侯村里，他低头摆弄着双手，不经意说了这么一句。不久之前，他已经正式“走入社会”，眼下正在一个修车铺里当学徒工。 　　一年多以前，高俊琪曾梦想着“考个大学”；一个多月前，他仍计划着“上个职高”；可眼下，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这些了。我小心翼翼地询问他的感受，他轻描淡写地回答：“也……有点儿失望。”他始终低着头，时髦的斜刘海儿挡住了双眼。 　　“最后不都是为了生活吗？”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对我说。 　　我一时语塞。与他聊天，我常常忘记眼前身高1.8米的他只是一个16岁的少年。 　　 普通话让我有点儿恐惧 　　时间回到7年多以前，高俊琪还是老家村里一年级的小学生，“生活”对这个小男孩而言简单而快乐。每天下课后，他和堂弟一块儿打滚，堆泥巴，偶尔还偷偷去赶集，去看为死人摆的戏台。 　　他的老家在山东德州市乐陵市大孙乡。一天，妈妈留下一句“爸妈串门去，五六天就回来”，便离开了家。他扳着手指头数日子，却等了大半年才见到爸妈。“走，带你到北京玩去。”返乡的爸妈把他带上了开往北京的汽车。 　　北京在哪儿？高俊琪一无所知。唯一的印象是电视上重播国庆阅兵仪式时的天安门。在他的想象中，北京到处都漂亮得“像天安门似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到达的是北京城边上的一个村子。 　　这村子位于北京正东边五环之外的通州区。尽管差不多也是农村，可比起“净是地，净是河”的老家，高俊琪仍然感觉新的村子“好玩多了”，有卖零食的小商店，还有每天来来往往的生面孔。 　　经过本地房东的牵线搭桥，爸妈“啥也没弄”就让高俊琪进了一所公办小学当二年级插班生。他走进了一间通亮光鲜、墙壁雪白的教室，头一回拥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桌椅。在老家，孩子们每天搬着小板凳去上课，课桌是大家一块儿用的长条桌子。 　　“不是说北京教育好点儿吗？即使不在城里头，靠边的也比我们种地的强啊！”刚刚在通州落了脚的俊琪妈妈颇感欣慰。 　　但儿子感觉不自在。第一堂英语课，大家一块儿玩游戏：老师念出英语单词，小朋友们要举起对应的单词卡，做错的要被罚站。从未学过英语的高俊琪一头雾水，每一回他都慌张地模仿身边小朋友的举动，凭着小机灵蒙混过关。 　　挑战更大的“外语”，是日常的普通话。高俊琪只懂得山东话，听着身边的老师和同学全讲着一种陌生的语言，他不知怎么心里就“有点儿恐惧”。有一回，一个高年级的本地同学跟他说话，他还一下子被吓着了，觉得对方“语气特别冲”，似乎在命令自己。 　　他说起话来，别的小朋友也听不太懂。常常是他一开口，大家就笑。他用老家的话问一句“你买嘛”（你买什么），那个狠狠的“嘛”也会让别人误以为他在骂人。 　　一家人第一次去天安门时，在陌生的城里到处问路，可路人似乎都不能理解他们的意思。爸妈最后只能捧着北京地图，凭手势告诉别人他们要去的地方。 　　“那时候跟生人说话特别扭。”高俊琪笑着对我回忆道。在北京生活了这些年，他的乡音已经消失，说得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偶尔调皮地模仿一句“大爷，您吃过了吗”，还京味十足。 　　当时，小男孩暗地里下功夫。他总是留心听村子里的本地孩子说话，把别人的发音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下次开口一定也要这么说。”可有些时候，他一张嘴又带上了乡音，心里就特别尴尬。 　　在学校里，他隐隐感觉凭着自己的口音，或者自己的穿着，别的小朋友轻易就察觉出自己的“不一样”。这所公办学校里几乎没有其他外地孩子，高俊琪总感觉与别人有距离。 　　“你别扶墙啊，扶墙让你爸妈来刷漆。”一次课间，他站不稳扶了一下墙，一个同学马上这样警告他。这又提醒了他的“不一样”，爸爸当搬运工，妈妈当保洁员，而其他同学的爸妈可以“在大商场里工作”，或者凭着自家房产来收租。 　　他还细心地留意到，与自己家租住的“睡觉、做饭都在一块儿”的小平房不一样，许多本地孩子都住在两层小楼里，家里“卧室、厨房分得特别清”。 　　高俊琪一天最快活的时光，是下课后跑回村里，与三五个同样来自外地的孩子疯玩，爬果树，扔石子，拍扑克牌。他们接受了自己与本地孩子的“不一样”，自觉地形成自己的圈子，“不跟他们玩”。 　　 我学会了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高俊琪在这所公办小学里只上了一周的课，在这个村子里也只待了十几天。很快，爸妈跟着相熟的老乡，搬到了位于朝阳区的咸宁侯村。比起通州来，这里离天安门更近了些。 　　“反正哪里都有学校嘛。”搬家时，俊琪妈妈心里想。可在陌生的咸宁侯村，高家的新房东与这里公办小学的校长“说不上话儿”，要入学得交两三千元的费用。夫妇俩当时一个月的收入还不到2000元，所以马上打消了进公办的念头，把目光转向了民办学校。 　　“那儿一学期学费四五百块，饭费也便宜，他们还到村里头接孩子，上完课再送回来，多好呀！”俊琪妈妈还记得，那时每到开学前，许多民办学校就在村里“弄个桌子招生”，她最终为儿子选定了离家20分钟车程的京华希望学校。 　　在这个新学校里，二年级还没读完的高俊琪成了三年级的插班生。这里的教室，“不亮堂，墙上老掉漆”，每个小朋友也有一套桌椅，可木桌子上“尽是小洞”，木椅子“一坐就晃悠”。房顶是瓦片搭的，“外面下大雨里面也下小雨”，一群小朋友这时便“哪儿不漏往哪儿挤一点”。 　　但他却感觉，新教室更自在。同学们都是外地来的孩子，说着五湖四海的方言，同样说不好的是英语。很快，他就找到一个死党，“小胖子”。“小胖子”是河北人，跟着“做卷帘门”的爸妈来到北京。他口才好，课间最爱给大家说笑话，一群同学常常被逗得前仰后合。 　　可四年级的春节刚过，“小胖子”突然不来上课了。高俊琪四处打听，才知道他已经跟着爸妈搬走了。 　　高俊琪自己离开通州的村子时，也跟“小胖子”一样，事先毫不知情。后来他跟着爸妈返回通州收拾余下的家当，一心盼着还能见到原来的三五个伙伴，没想到那些孩子也已经像自己一样，跟着父母漂到了别处。 　　过去7年里，高俊琪记不清由于房东加租或收回房子而搬了多少次家。幸运的是，他们一家再也没离开咸宁侯村，他也无须像其他打工子弟那样，频繁地更换学校。 　　可在他一直就读的学校里，分离却从未间断。每个春节过后，班上都有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离开，新的面孔一个接一个陆续到来。 　　“明年你还会来吗？”春节前，高俊琪总会记着问伙伴们一句。大多数孩子总是爽快地回答：“会来啊！”可实际上，答案并不由这些孩子来决定。春节期间，他们的父母回老家后常常有了新的打工计划，来年便带上他们移居别处。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离开。”高俊琪对我说着，语调慢了下来，眼睛一直看着远方，“那时候，就怕开学时见不到原来的朋友。” 　　实际上，不仅是学生，老师也不断来来往往。高俊琪记得，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他一共换了7次班主任。“老师一换，感觉那课堂就陌生了，讲课的方式不一样，头几节课很多人听不懂，老师就问我们怎么讲课才能听懂。” 　　感觉孤单的时候，他就趁父母打电话回老家时，与堂弟聊几句。“来天安门玩吧。”他总是这样对堂弟说。一直在老家念书的堂弟通过网络看过许多天安门的照片，却一直没有到过北京。 　　“我走了之后，他认识了好多好朋友，现在还像以前那么快乐。”高俊琪的语调变得更慢了，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过去7年里，他身边固定的朋友寥寥无几。与他一路同窗的，只有一个男孩，那是他在北京最好的朋友。今年6月中旬毕业后，同学们四散离开，这个最好的朋友也返回老家安徽阜阳打工了。 　　“原来朋友就特少，现在就更少了。”他说。 　　“那……你会不开心吗？”刚一开口，我就发现自己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还挺开心的。”他却突然孩子气地笑了，“我学会了如果没有朋友在我身边，我就自己给自己讲笑话。” 　　 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 　　高俊琪六年级的时候，京华希望学校接受南都基金会的捐助，改制为一所民办公助的公益学校，同时改名为北京朝阳第一新公民学校。 　　什么是新公民？高俊琪至今记得，校长曾在校会上充满激情地解释学校的新名字：“这意味着以后不分外地人、本地人了，你们是这个城市新一代的公民。” 　　一年之后，高俊琪原校升读初一。不久，老师就告诉初一班级的“新公民”们，他们不能在北京升读高中和参加高考。老师还说，考虑到北京和外地在教材及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如果希望将来考上大学，最好尽快回老家念初中。 　　班里一下子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讨论该如何选择。 　　“妈，我想回老家念初中。”在心里考虑了好几天后，高俊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爷爷奶奶要下地干活，回去谁管你？他们岁数也大了……”妈妈急着拒绝。 　　在母亲眼中，高俊琪还是那个“上房顶、爬墙头”的野小孩，“哪个孩子惹着他，他就跟谁打架，村里的孩子都怕他”。爷爷那时候曾语重深长地劝告：“这孩子你打小不管，长大了就是黑帮老大呀！” 　　高俊琪可不这样看自己。一年前，成绩名列前茅的他被老师推荐加入学校新成立的学生会纪律部。每逢早读、课间和午休，他就戴着写有“治安”二字的袖章到各个角落巡逻，和几个同学一块儿管理着学校9个年级的纪律。 　　不过，他从没跟母亲提起这些。即便后来初三时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妈妈也只是从别人嘴里才知道这个消息。和许多同龄孩子一样，他嫌妈妈“磨叽”。 　　他14岁了，渐渐有了主见。到天安门玩，他不再跟着爸妈去，而是喜欢与同学结伴去。通常，他一大早就出发，在村子里的小吃店吃上一大顿早餐，再背上一些干粮作午饭，然后与同行的朋友在城里玩到傍晚才回来。 　　这一回，他试着为自己做一个更大的决定，没想到却被突然击退。他于是故意躲着妈妈，拒绝和她说话，还坚持“不给她炒菜”。往常，妈妈下班回家晚了，晚饭都由他负责。直到几天之后，做卸货工的爸爸休假回到家，母子间僵持的气氛才在一家三口的饭桌上得以缓和。 　　但高俊琪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想法。到了初二，眼看着班上陆续有同学返回老家，老师也不时提醒“晚了回去就跟不上了”，他更加坐立不安。 　　“妈，你让我回去上吧，再不回去我就前途渺茫了。”初二那年的春节前夕，高俊琪突然这么说。 　　听到这话，母亲愣了一下，突然感觉自己的儿子“像个大男人一样”。这个只念过小学一年级、基本不识字的女人并不是不知道，儿子口中的“前途”意味着什么。 　　原本在老家时，她根本“不把上学当回事儿”。但在北京呆久了，她渐渐也“梦想着”儿子能上个大学。“你看人家考上大学多好呀！”“人家上班多轻松啊！往办公室一坐，还不累。”她常常听工友这么议论，时间长了也受影响。 　　那年春节，高俊琪带上自己的书包回了老家。 　　可一到老家，父母又动摇了。老家的人说，这几年也有孩子从外地返乡读书，原本在外地学习挺好的，可在老家没父母管教，时间长了就学坏了，有些孩子甚至为了到网吧上网，“去偷，去抢，还打老师”。 　　“村里坏孩子太多了。”一个邻居这样分析，“而且你们这条件，要是他考上大学，上得起吗？”这话说到了高俊琪父母的心坎里，他们猛然意识到，“一年上万块”的大学学费，这个家实在难以支付。 　　“在我们身边成不了才，至少能成人，至少学不坏，你说是吧？”爸妈这样劝说儿子。 　　高俊琪开始沉默。生活没人照料怎么办？自己学坏了怎么办？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怎么办？“要是这些真发生了，我该怎么办呀？”他不断问自己，越发觉得难以应对。最终，他又拿起书包，跟着爸妈回到了北京。从此，他再没提过回老家念书的事情。 　　“我心目中的大学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我觉得大学意味着自己的前途，能实现远大的理想。”在一封电邮中，高俊琪这样向我描绘他心中的大学。 　　“远大的理想”是什么？他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这个从小喜欢玩具车、不仅爱玩还爱研究的少年只是模模糊糊地幻想过，在大学里学一门与机械或汽车有关的专业，将来“可以设计汽车”。 　　 还是出来了好，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我们想得很开的。”在游人如梭的天安门广场，我和高俊琪边走边聊，16岁的他用一种类似中年人的口吻说道。 　　他说的“我们”，指的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对于不能在北京升高中参加高考，同学们几乎没有什么怨言，“大家只是讨论怎么办，很少讨论为什么”。 　　对天安门及周边，高俊琪如数家珍。一路上，他抑制不住地为我当起了导游。 　　“这个你要看吗？杨贵妃展览，不过里头东西特少，就几张图片，我老早看过了。”“要不在这儿坐一下？这小公园挺好的，小时候玩累了，我就坐这儿休息。”过去7年，他保持着每年都来这里的习惯，一般每年来三四次，至少也得来上一次。 　　“这儿特漂亮。”在天安门前，这是他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他带着欣赏甚至珍惜的眼光，观赏这里的一草一木与宏伟建筑。“天安门就是北京。”他用力地说，脸上露出自豪的神情，“这儿是中国的象征。” 　　“这儿不准卖冰棍，逮到了要罚100块的。”一个女人捧着“北京老冰棍”的纸箱子在我们面前快速走过时，高俊琪向我介绍道。 　　“他想偷偷进去卖国旗，被逮着了，本来就挣不了多少钱，还罚点钱，一天就白干了。”一个男人撩起了裤腿，长筒袜子里塞着一捆小国旗，正被几个身形高大的男人盘问。 　　在街心花园里，扫地的清洁工人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我妈妈就是这样，一天到晚不能休息，即使没有垃圾，也要一直走来走去，走完8小时。” 　　在这个少年眼中，天安门随处都是与自己的家庭境况相似的人。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他却始终明白，自己是个“外地人”，或者“老家的人”。 　　“本来就没有北京户口，就算可以在这里上高中，也不能参加高考吧。”他平淡地说。他并不知道当下社会正热烈地讨论打工子弟在北京的教育问题，以及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为何难以向社会上层流动。“国家都需要制度才能管理吧。”他一脸严肃地表达对户口制度的理解，“不然就乱套了。” 　　可最近这几年，这个“老家的人”回到老家，却开始有些不习惯了。前年他回去过春节，呆了没几天就忍不住抱怨。“这儿看上去乱七八糟的，晚上黑乎乎一片，大街上也没灯。”妈妈记得高俊琪这样对自己说。他吃不惯老家的棒子面，帮忙做饭的时候，因为用惯了煤气炉，也不再习惯拉风箱烧柴火。 　　事实上，在老家，“家”早已不存在了。前些年，一场大雨后，土房子被冲塌，他们一直漂泊在外，至今没有修葺。返乡时，一家三口就在爷爷奶奶家的木板床上挤着睡。 　　更微妙的变化是语言。在北京呆久了，高俊琪说的山东话“没以前溜了”。尽管他感觉还是“说老家话亲切点儿”，但一听到别人说普通话，自己的普通话也就“被带出来了”。他妈妈发现，孩子在老家“说普通话比说老家话多”。 　　“一听到我说普通话，大家就笑。”他告诉我，有时候也感觉会说普通话的自己是“半个北京人”了。 　　对老家人的这种笑，俊琪妈妈深有体会。“你到北京也就是打个工，也没当官，也没发财，还出洋相了你，不说家乡话……人家心里肯定是这么想的。要是你混好了还行……”她偷偷告诉我，她还没出来打工时，也曾在心里这样嘲讽从外地回来的老乡。 　　与遍布中国的大大小小的村子相似，他们老家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子里几乎只剩下老人。这些年轻人离家后渐渐都把普通话说习惯了，可一回到老家，仍然要“忌着点，别把外头的话带出来了”。 　　高俊琪似乎还读不懂大家的笑。“可能他们自己不会说吧，觉得有趣。”他这样猜测。 　　与上了年纪的人不同，小他两岁的堂弟一直想学好普通话。春节时，他常常让高俊琪跟他用普通话对话。 　　“还是出来了好。”与堂弟的生活相比，高俊琪这样想，“毕竟我知道了北京的习俗和文化，懂的东西比他多多了。他还没去过天安门呢！”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 　　可如果时间退回一年多前，高俊琪大概没有这么肯定。 　　回老家念书的想法彻底受挫后，他在心里“难受了好一会儿”，却很少对别人说起。他当时的班主任项阳记得，高俊琪每天来到学校都“笑呵呵的”，看不出心里有什么烦心事。只有那么一次，他无意中与高俊琪聊起了学业前途，感觉这个学生“脸上突然有了异样的表情”，“似乎在惋惜自己”。 　　大约从初二下学期开始，班里越来越多同学退学去打工，或因行为问题而被学校开除。在咸宁侯村里，与高俊琪上同一学校、同一年级的还有4个男孩，到了初二，其中3个“混帮派的”都陆续离开了学校。 　　到了这个学年的末尾，班里只剩大约一半的学生，同一年级的两个班最终在初三时合并为一个26人的班。散漫的气氛逐渐蔓延开来，每回上课，听讲的不到一半人。 　　进入初三，高俊琪开始担任校学生会的主席，同时兼任班长。对自己的前途，他渐渐有了新的打算。他希望毕业后去职业高中继续读书，以后再一步步通过自考或成人高考获得学历。 　　有一阵子，他也考虑过体育学校。“他说过想去上体校，咱上得起吗？”他妈妈这样对我说。上体校据说“一年得花好几万块”，这样的开销对她是天文数字。平日儿子打篮球，一个多月就要穿破一双20多元的布鞋，她已经有点儿心疼，不时唠叨几句。 　　在北京打工这些年，高俊琪的妈妈换过好几份工作，却都没离开过保洁这个行业，爸爸则一直跟搬运、卸货打交道。眼下，夫妻俩每月收入加起来大约3500元。 　　与我见面的时候，高俊琪穿着一条20元买的黑色运动裤，身上的衣服显得不大合身。“这是去年买的，一直压着没穿，只穿过一次。”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这几年长得快，初一时还是一米六几的样子，到了初三，个儿就蹿到了1.8米。 　　在老师的记忆中，这个学生总穿着同样的几件衣服。有一阵子碰上大热天，老师发现他天天穿同一件衣服，忍不住提醒：“你这衣服要不要也洗洗了？”“我妈妈每天晚上给我洗，第二天就干了。”他答道。 　　这个少年很清楚家里的条件。他记得第一次去天安门时，自己曾幻想住得离天安门近一点，却从来没对父母提起过。他心里明白，“那太不现实了”。 　　上体校的想法也不太现实，高俊琪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你最喜欢干啥呢？”眼看着儿子快要毕业，妈妈整天在耳边唠叨。 　　“你说干啥就干啥吧，都给你干好就是了，别磨叽了。”一直犹豫不决的儿子被说得烦了。 　　“那就学修车去吧！”最后，常年在外头跑的爸爸说。在家里，他见识最广。在他看来，学好修车，儿子就有了一门手艺，不用像自己那样光靠力气干活。 　　对于修车这一行，高俊琪并不反感，他随即锁定了新的目标——去职高读汽修专业。可直到初中已经毕业，他依然没有找到一所适合的职高。在北京，职高通常开设针对服务行业的专业，极少有汽修的。 　　一直到了7月底，他才通过网络搜索到一所专门培训汽修技术人才的学校。可一去报名，“一年一万块”的学费让他望而却步。 　　“要不找个修车铺跟师傅学？那样省钱，还学得快。”回到家里，父母这样跟孩子商量。 　　高俊琪接受了。 　　 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父亲在离家大约一小时车程的地方找到了一间老乡开的修车小店。从8月中旬开始，高俊琪去跟着师傅当学徒工。 　　第一天，他特意穿了一身干净衣服去见师傅，可一天下来“全身都是油，怎么也洗不掉”。第二天，他就换上了破旧衣服在店里忙碌，但路上往返时还是要穿着干净的衣服。 　　“他这是怕丢脸。”他妈妈说。做母亲的留意到，过去一年里儿子开始要面子了，他甚至主动要求为自己多买一身夏天和冬天的衣服。有电视台去他家做采访，高俊琪千叮万嘱让妈妈“把家里收拾得干净一点儿”。 　　原本，他刚上初三时，父母曾动摇过，打算让孩子回老家念书。但那时候回去，高俊琪很可能要“蹲一级”才能跟上进度，考上高中。“我现在比老师，甚至校长都高了吧。”他嫌留级丢脸，最后拒绝了。 　　不久前，房东把他们一家租住的房子收回重建。“这样拆迁时他们能拿到更多赔偿，这几年家家户户都把房子弄得更漂亮了。”在咸宁侯村里，高俊琪向我介绍着，我俩的跟前是他曾经的家。 　　他们至今没有找新住处，只是盼望旧房子翻修后，“房租不会涨得太多”。高俊琪的爸爸常年在外头跟车跑，极少回家，高俊琪和妈妈近来在不同的亲戚家借宿。 　　“天生你就生在农村，你赖谁呀？只能靠自己去改变了。”我试探着问他是否曾埋怨家里的条件，他爽快地回答。 　　“怎么样才算是改变呢？”我又追着问。 　　“改变就是……自己事业上能好点儿……找的工作比北京人低一点，级别上，但自己多付出点努力，挣钱能多一点的那种……”他努力地寻找着各种词语，又不自觉地摆弄起手指。 　　偶尔，他也会想起在老家念书、成绩优异的表姐。表姐明年高考，目标是中国传媒大学，那里离咸宁侯村不远。“我羡慕她有这个理想，她朝着去奔，可能就会实现。”高俊琪低着头说，10只手指被他更加夸张地捏来弄去。 　　“她现在天天起来就对着书，倒下做梦了还是书，其实她不是直接去干她喜欢干的东西，她得考上了才能去干。”过了一会儿，他又这样说，仿佛在安慰自己，语气却越来越坚定，“我的理想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走，我喜欢一个东西就去学它。”他一直坚持说，修车是他自己选择的，也是他所喜欢的。 　　就像许多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一样，他喜欢想象若干年后的美好日子。“五六年后我也可以当师傅了，到时候也找几个徒弟，自己就轻松了。”他淘气地笑着，开始向我介绍他的创业计划：学成之后打几年工，然后在北京靠边的地方找一个便宜的门面，自己开一间修车铺。那时候，他还会像现在这样，偶尔进城“去天安门玩”。 　　我让他带我去看看他学修车的小店，没想到高俊琪却突然显得很为难。“去那一块儿呀，咱们不去了吧，太远了……”“那边特别乱，师傅不让看的……”“我带人过去，他就不让我学了……”他吞吞吐吐地找出各种理由。 　　一开始我不明所以，摸不着头脑。几番恳求后，他最终涨红着脸，极不情愿地说：“去那儿丢人，那不是一份好差事啊！” 原文： 点击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67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8 16:29:55 胡玉坤 郑晓瑛等：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 ——国际政策举措与中国实证依据 进入专题 ： 青少年 青年    ● 胡玉坤 （ 进入专栏 ）   郑晓瑛   等       中文摘要：有关“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混淆和年龄边界的游移已成为相关研究、政策及干预的一个“盲点”。本文首先勾勒联合国系统在厘定年龄界限并推出相关政策措施上的发展轨迹，继而利用首次全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的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描述并解释未成年和成年的青年人在性与生殖健康风险与脆弱性方面的异同，最后阐明了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现实和政策涵义。为了与国际接轨，也念及中国国情，笔者力主在有关青少年和青年的研究、政策及实践中使用国际通用的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本土化努力中赋予这些静态范畴以更符合真实世界的动态内涵。     关键词：青少年 青年 未成年人 成年人 厘清概念 国际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是国际健康界，愈来愈倾向于对“儿童”、“青少年”、“青年”及“年轻人”这几个彼此关联的概念做出明确的年龄限定。联合国系统特别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发展机构通常将10-19岁人口界定为青少年(adolescent)，15-24岁的定义为青年（youth），10-24岁的称为年轻人（young people） 。这三个年龄范畴在不同程度上都涵括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一条规定的“儿童”概念，即不满18周岁的人口（见图1）。除了联合国系统而外，其他各种国际发展组织和英文世界的许多学者也都广泛采用了基于上述年龄限定的术语。          上述四个有明确年龄界线的概念都是伴随年龄增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连续谱系，而且相互之间存在部分交错重叠。其中儿童的年龄跨度最大（长达17年），其次为年轻人（15年），青少年和青年分别跨越了10个年龄段。从成年与否的角度来看，“儿童”这个概念所指涉的完全是未成年人，“青少年”亦以未成年人为主体，“年轻人”的15年中有一半以上涉及未成年人，惟独“青年”这个范畴涵盖主要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如下文所述，明确划定年龄分界线的这些称谓不仅在现实干预中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也具有深刻的政策涵义。     青少年期（adolescence，与英文中的另一个词teenage在年龄上完全重合）系人生的第二个十年，顾名思义是从儿童到成年人的一个过渡期，也是个体身心发育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尤其是跨入青春期(puberty)之后，少男少女性生理渐趋成熟，性心理及情感随之发生巨变，世界观和人生观也在逐步形成。尽管青春期少年身体变化上的变化可能相同或相似，不同地方青春期的起始、终结及持续时间的长短则因人而异。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青少年概念的理解和期望也截然有别（Dehne and Riedner，2001）。     青少年人群的这种多样性和复杂性已引起了国际学界和政策界的高度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基于对北美和南太平洋萨摩亚青少年性行为的研究，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就率先对青少年经历的普遍化观点发难，指出青春期的骚动现象是缘于文化而非生物上的原因（庄孔韶，2008）。按照维基百科全书的解释，青少年期的终结和成年期的开始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一个人长大成人的里程碑事件可能包括：开始合法性关系、获得驾照、服兵役、购买与饮用酒类、参加投票、完成某种程度的教育以及结婚等等 。随着年龄的推移，跨入成年期特别是步入人生第三个十年之后，年轻的成年人在身心成熟度、人生阅历及社会经验等方面显然就会有别于生命中的第二个十年。     受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对“儿童”、“青少年”及“青年”的理解、界说和操作化定义迥然有别，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学术界、决策界和媒体在使用这些概念时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年龄上下限的弹性也很大。以青年为例（见下图），《现代汉语词典》将“青年”界定为15-16到30岁左右的阶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章》第一条规定：“十四周岁以上，二十八周岁以下的中国青年，承认团的章程，愿意参加团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团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团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90年以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策划，多家新闻单位共同主办的“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则规定了18至39周岁的年龄条件。在上述三种界说中，团员青年的年龄范围更贴近国际上界定的“青年”概念。          有意无意地随意伸缩“青少年”和“青年”的年龄边界，或将这两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集合名词混为一谈的现象已变得习以为常。无论按字面意思抑或常识性理解来判断，“青少年”本该属于未成年人，然而青少年儿童（adolescent children）也罢，成年的青年人（young adult）也罢，它们常常被一概笼统地称为“青少年”。为了突显青少年人群的脆弱性从而引起社会的更大关注，有的人刻意将20岁以上业已成年的人群归入“青少年”之列。英语中的youth常常硬被译为“青少年”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英语语境中截然不同的两个词汇adolescent和youth在中文中于是乎都成了“青少年”。与此同时，将45岁上下的人称为“青年”亦屡见不鲜。     “青少年”和“青年”年龄分界线的游移不定在学术文献中比比皆是。例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98年联合开展的“当代中国城市青年状况”和1999年进行的“当代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就选取14-28周岁的人口作为调查对象。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7年推出的“专题研究报告”——《“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则将青年界定为14-29和14-35岁的两类。该中心出版的青年蓝皮书——《当代中国青年人口与健康发展状况研究报告》也采用前述两种年龄统计口径（郗杰英和刘俊彦，2008）。     检索国内冠以“青少年”和“青年”之名的理论或实证研究便可发现更多这样的例子。更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许多相关研究压根不触及研究对象的年龄界限。迄今为止，以国际上界定的“青少年”和“青年”年龄界限进行的统计或开展的研究少之又少，以至于相关选题的研究根本无从进行对照。而且，明知“youth” 一词翻译有误，一些研究不得不继续无奈地“将错就错”(见王晖等，2010)。     学理上的混乱势必反映在政策文本之中。例如，卫生部、国家计委、科技部及财政部1998年联合制定的《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明确提到，青年、妇女以及易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应成为防治工作的重点人群。国务院办公厅2001年印发的由卫生部等30个部门和单位共同制定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则把青少年当作防治重点人群。它提到：“要特别注重在青少年中开展青春期和性健康知识、艾滋病性病知识和无偿献血知识、禁毒知识的普及教育，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高级中学要对入学新生发放预防艾滋病性病健康教育处方、宣传材料（品），开设专题讲座；普通初级中学要将上述有关知识纳入健康教育课程”。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国际合作项目中，概念使用上的混乱和漂移也不胜枚举。例如，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办事处同卫生部和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合作开展的第六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国别方案（2006-2010年），共确定了八个行动领域，其中之一便是15-24岁人口的性与生殖健康。该领域的目标之一是“减少流动人口、青少年和其他易感人群中与艾滋病相关的危险行为。”其目的在于“减少流动人口、青年人和其他易感人群与艾滋病相关的风险性行为，增强其防御能力。”这个国别方案的实施方案在17处提到了“青少年”，在3处用了“青年人”一词（参见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2006）。人口基金支持开发的两份项目文件–《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政策与法规分析》和《中国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研究现状–文献综述与项目回顾（2003-2007年）》尽管也是针对15-24岁人口的，却都以“青少年”为题名（见钱序，2007；许洁霜，2007）。令人非常不解的是，早在第五周期生殖健康/计划生育国别方案（2003-2005年）实施期间由联合国人口基金支持建立的China Youth Network则一贯被称为“中国青年网络。”     政府相关部门的统计实践同样如此。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没有专门涉及青年的任何统计。在青少年名下出现的唯一统计是有关犯罪的 。青少年作案人员按14-25岁来划定，并分为不满18和18-25周岁两个年龄段。这事实上反映了公安部门的统计实践和我国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同年龄界限。在法言法语里，青少年犯罪一般是指14—25岁年龄段的人实施的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这里的青少年常指年满14周岁至年满25周岁的人，未成年人指年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青年则指年满18周岁至年满25周岁的人。将未成年人犯罪、青少年犯罪和青年犯罪等法律概念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统称为“青少年犯罪”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针对这种混乱，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写的《“十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状况与“十一五”期间中国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就曾指出：“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未成年人犯罪与青年犯罪的规律是不同的，仅以犯罪率为例，未成年人中构成犯罪的人数占人口基数的比例相当于全国整体人口的犯罪率，而青年群体的犯罪率是前者的二倍还要多。事实上，未成年人和青年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主体差异也是很大的。因此，完全将其混为一谈是不恰当的。这种态度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工作缺少针对性，继而也就限制了其实效性。” 这样的担忧显然不无道理。     无论在日常用语还是现实生活中，将已迈入青春期的15-16岁的青少年叫着“小青年”或“低龄青年”恐怕不会引起多少疑义，而将20出头甚至年龄更大的已步入合法婚龄的成年男女仍叫着“青少年”则名实不符。诚然，在一些场景下抽离特定语境笼统地论及青少年和青年并无大碍，有时也的确大可不必在两者之间划分得那么泾渭分明。然而在另一些场景下，按年龄划分人群则是十分必要的。     名实不符的称谓特别是概念的混淆不可避免导致相关政策和实践的缺失。殊不知，在政策制定或现实干预中，倘若将未成年的青年与成年的青年“捆绑”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重心游移，导致无从判断甚或低估乃至漠视真正的脆弱人群，从而使干预无的放矢。更堪忧虑的是，概念上的混淆还易于忽视青少年未成年人的权利和成人青年人的成年人权利（参阅胡玉坤和刘爽，2011）。     综上所述，概念的混淆和年龄边界的漂移已成为青少年和青年研究和实践中一个“盲点”。尽管少数有识之士已就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的混乱现象提出过质疑，但迄今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亦未见任何专文探究。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以中国青少年和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为例，首先勾画联合国系统在厘定年龄界限和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方面的既有经验，随后利用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2009和2010年进行的全国首次青年性与生殖健康调查的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描述未成年和成年的青年人在性与生殖健康风险和脆弱性方面的异同，最后阐明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明确界定边界明晰的目标人群无疑是理解并解决该人群发展问题的一个必要前提。基于年龄准确地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之间的分野，不仅有助于看到这些范畴背后映射的社会现实，而且有益于实践干预和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也念及中国国情，笔者力主在青少年和青年研究中应用国际通用的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有关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研究、政策和实践干预中对年龄界线保持敏感性。           二、联合国系统的政策举措          从绝对数字来看，当前全世界青少年和青年人口之庞大是史无前例的。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汇编的世界人口展望数据库数据，2010年全球共有10-19岁青少年12.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7.6%；15-24岁青年约12.2亿，占17.6%。25岁以下人口共计30.8亿，占44.6%。预计到2050年，10-19和15-24岁人口仍将超过12亿，分别都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3.2%(United Nations, 2009）。      身处激变的全球化时代，当下青少年和青年人面临的健康风险和挑战有别于其父母一代。然而在各国现行的政策措施和实际干预中，这两个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往往被掩盖或忽视。世界各国的青少年和青年因而几无例外都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健康与发展挑战特别是性与生殖健康危机。无保护性行为、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性传播疾病、艾滋病、性暴力及贫困等多重危机症候和不良健康问题正在不断涌现。在非洲一些国家，艾滋病已演变为年轻人的时疫。     在国际社会迄今确立和认可的人权框架中，涉及青少年和青年性与生殖健康的权利主要包括社会性别平等、教育权和健康权尤其是获得同其年龄、能力和环境相适应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及服务的权利等。联合国1979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198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在推进并保障上述权利方面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人权公约及其确立的原则成为各种国际机构、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实践指南。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满足青少年和青年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并保障其权利，逐渐成为国际发展政策的优先关注领域之一。     联合国系统关注25岁以下人口发展问题的专门机构分为平行的两个部分。其一主要是针对未成年的儿童的；其二是针对既有未成年人又有成年人的青年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是专门关注儿童问题的，本文所讨论的儿童与青少年交集的部分，即10-17岁的未成年人正是该机构关注的一个焦点。早在筹备1985年“国际青年年”时，联合国就将15-24岁人口归为“青年”。隶属于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下面社会政策和发展司的“联合国青年方案”（The UN Programme on Youth）便是专门关注青年问题的一个协调机构。     虽然联合国系统许多机构都涉足过儿童、青少年和青年发展问题，但就健康促进与保护而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付出了更多努力，只不过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儿童基金会主要聚焦于青少年和青年中未成年人健康的特殊保护。世界卫生组织专设了儿童和青少年卫生与发展司(CAH)，以促进从出生到19岁儿童和青少年的生存、健康和发展。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政策和实践则根据具体情形综合性地关注青少年、青年和年轻人口的发展，尤其这些人群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为了更好地监测和反映儿童、青少年和青年的发展状况，联合国系统出版和发布的凡涉及这几个人群的统计数据和报告，不管是人口、教育、就业，还是健康与保健等方面的都依据前述的年龄界线 。联合国一些机构每年定期出版的各种旗舰报告，包括儿童基金会的《世界儿童状况》、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状况》、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世界青年报告》、世界卫生组织的《世界卫生统计年鉴》以及《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等等都概莫能外。这些旗舰报告也不时将优先关注重点指向青少年和青年人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鉴于儿童、青少年和青年都不是铁板一块的同质性群体，他/她们的性与生殖健康状况会因地区、城乡居住、年龄、性别、在校与否、受教育程度及文化等因素而大为不同，联合国相关机构往往根据具体情境在概念层面进一步细分这几个集合名词。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常将复杂而多样化的0-17岁儿童划分为儿童早期、小学期和青少年期三个阶段。青少年期又被分为青少年早期（early adolescence，10-14岁）和青少年晚期（late adolescence，15-19岁）。青年人口主要分成15-19和20-24岁两个阶段。     年龄介于10-19岁之间的青少年长期以来总被误以为是一个相对健康的因而是不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群体，其实不然。这个人群尤其是边缘化的弱势少女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多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甚至“疾病负担”。下面便是几个触目惊心的全球数字：全世界每年约有1600万少女生孩子；每年有500万例不安全流产发生在女孩身上；妊娠、流产和分娩引起的并发症成为全球15-19岁少女的一个主要死因。少女妊娠和生育会导致较高的孕产妇死亡和发病风险，这不单对其本人目前和日后的成人生活有不良影响，并且还存在负面的代际效应。正因为如此，一些国际发展机构常常将儿童和青年中的青少年人口单独抽离出来予以特别关注。     在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健康与发展方面，联合国1990年召集的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是特别值得关注的。这系联合国首次召开有关儿童和青少年问题的全球会议。与会的国家和政府首脑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和一个有时限和明确目标的《行动计划》。该《计划》的大部分目标都涉及健康问题：改善儿童的生活条件和生存机会；降低可预防疾病的传播；创造更多的教育机会；提供更好的卫生条件和更多的食品；保护面临危险的儿童等等。     作为1990年世界首脑会议的一项后续行动，联合国2002又召集了联大儿童问题特别会议。这次联大的成果文件——《适合儿童成长的世界》，将促进健康的生活，提供优质教育，保护儿童不受虐待、剥削和暴力侵害以及防治艾滋病作为最重要的优先关注事项，并据此制定了未来十年（2000－2010年）的行动计划和目标。联合国2010年通过的《促进妇女儿童健康全球战略》也将儿童中的青少年尤其是青少年女性当作最脆弱的重点关注人群之一。     在促进青少年和青年健康与发展方面，早在1985年，联合国就发起了第一个“国际青年年：参与、发展与和平”。 25年后，联大又宣布2010年8月-2011年8月为第二个“国际青年年：对话与相互理解”。在1995年“国际青年年”十周年纪念之际，联大通过了《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计划》的决议。该文件确定了联合国促进青年发展的十大优先领域。它们分别是：教育、就业、饥饿与贫困、健康、环境、滥用毒品、少年犯罪、休闲活动、女童与女青年以及青年人充分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和决策。联大2007年的决议又添加了五个主题：即全球化、信息与通讯技术、HIV/AIDS、武装冲突和代际问题。涵括15个优先领域的《世界青年行动纲领》（2010年版）系统阐述了每个领域的具体行动建议。这个国际战略文件为指导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干预提供了行动框架和指南。     《世界青年行动纲领》在健康部分反复提到青少年、青年和年轻人。该文件特别关切青少年人群的风险和脆弱性，指出“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许多国家都没有为青少年提供的信息和服务以帮助他们理解其性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并保护他们免于非意愿妊娠和性传播疾病包括艾滋病病毒/艾滋病”（United Nations,2010:23）。鉴于青年人已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该文件也强调，“艾滋病病毒/艾滋病日益成为青年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发展中世界。一些政府已关切地注意到下述事实：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新病例集中出现在青年人之中，而且缺乏面向青年人提供的信息以帮助他们理解性包括性与生殖健康并以增强保护自己免受HIV感染和性传播疾病的侵扰及预防意外妊娠的能力”（United Nations,2010:50）。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召集的一系列全球发展大会，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儿童、青少年和青年问题。就性与生殖健康促进而言，1994年召开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和2000年举行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无疑是最具里程碑意义的。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就一系列全球人口与发展问题达成了共识。青少年和青年的生殖健康与权利在这次大会上史无前例被确认为一个关键性的发展议题。这两个人群有获得同年龄相符的性与生殖健康信息、教育和服务的权利和特殊需求在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中得到了明确承认：“青少年作为群体的生殖健康需求迄今一向为现行的生殖保健所忽视。社会针对青少年生殖健康需求的行动应是提供信息，帮助他们成长并且能做出负责任的决定。特别应向青少年提供能够协助他们了解自身性特征的信息和服务，保护他们不发生非意愿的怀孕、感染性传播疾病以致不育”（第7.41段）。为此，“各国应酌情消除妨碍向青少年提供生殖健康信息和照顾的法律、管理及社会障碍”（第7.45段）（United Nations，1994）。     根据2000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千年宣言》所确立的千年发展目标（MDGs），有若干专门涉及年轻人健康与发展的具体目标。例如，2005年世界峰会后修订的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中直接提及青少年和15-24岁人口性与生殖健康问题的监测指标至少包括：指标5.4: 青少年生育率；指标6.1：15-24岁人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指标6.3：全面正确了解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15-24岁人口的比例（United Nations,2007）。在2005年的世界峰会上，各国领导人还对实现四个新的具体目标做出了承诺，其中包括“2015年之前普及生殖保健”这个具体目标。     在联合国系统诸多发展机构中，为青少年和青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倾注了最多努力的当推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发布的《青少年友好的健康服务：变革的议程》, 大力呼吁采取一致行动改善针对青少年的健康服务的质量，特别是服务的友好性。它主要着眼于面向青少年的医疗保健服务，并强调青少年自身对促进其健康和福祉的关键性作用。2004年召开的第57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生殖健康战略》，也对青少年人群暴露的风险倍加关注。为增强卫生部门应对青少年健康与发展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发布了《加强卫生部门应对青少年健康与发展问题的反应》的文件，提出了就青少年健康问题采取一致行动的4S框架。这四个要素分别是：战略性信息（strategic information）；服务与产品（services and commodities）；支持性的以证据为本的政策（supportive evidence-informed policies）；加强其他部门的工作（strengthening other sectors）。     相比之下，联合国人口基金更倾向于从全观性视角理解并应对青少年和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这在它2007年发布的促进全球青少年和青年综合性发展的多部门战略就表现得非常明显。这个题为《青少年和青年行动框架——向年轻人敞开大门的四个关键性方面》包含了四大支柱：创造支持性的政策环境；促进具有社会性别敏感性的、以生活技能为基础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促进性与生殖健康的一揽子核心服务；鼓励年轻人的参与权和领导权。该框架也特别呼吁维护年轻人特别是一些边缘化人群的权利。     联合国系统涉及年轻人健康与发展的跨部门政策举措和战略也层出不穷。早在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联合发布了《青少年生殖健康：行动战略》的联合声明。为了加强并拓展各国的活动以便更系统全面地促进青少年健康，这三个机构的联合研究小组在1997年又共同推出了一个技术框架——《青少年健康行动的共同议程》 。该议程列举了青少年健康成长和发展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及其相应的行动方案。     透过新近一二十年联合国系统相关政策和实践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际社会在促进青少年和青年健康尤其是其性与生殖健康方面取得的进步和进展。概念的澄清使政策和举措为之改观，这对于促成社会现实转变所起的作用或许是难以低估的。换言之，联合国从概念界定到实际干预，再到政策层面的务实举措都见证了技术操纵层面变革改变现实的巨大潜力。这些国际标准和实践对中国应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三、中国的社会现实与经验证据          按照国际上划定的年龄界线，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青少年和青年人口。到2009年年底，10-19岁青少年约有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5%,15-24岁青年1.96亿，占14.7%，10-24岁的年轻人共计2.8亿，占中国人口的21%（国家统计局，2010）。而且，不断进入和不时退出这两个队列的人口处于不断变动之中。总的来看，青少年和青年人的人数仍在不断增加，不过这两个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之势。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这两个人群所占的比例分别由2000年的15.9%和18.4%下降为2005年的16.5%和14.6%（见下表）。这种动态化的流变显然增加了研究和干预的复杂性。          青少年和青年不只是一种符号或标签，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鲜活实体。当我们将目光从“青少年”和“青年”这两个漂移的抽象名词移向现实世界时，我们就会发现，由于制度、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未成年的青少年和业已成年的青年人在社会角色、责任、义务、机会及能力方面不尽相同，在某些方面还迥然有别。社会上对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社会期望也大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讲，像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与年龄挂钩的“青少年”与“青年”概念，连同未成年人与成年人概念事实上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下面让我们对深嵌在社会角色、权利、责任背后的年龄划分略做一番考察。     1.公民与政治权利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的未成年人是指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第3条载明：“未成年人享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权利，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优先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未成年人虽然得到了特殊的保护和待遇，但由于他们还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因而不能依法享有成年人应有的公民和政治地位，同时也无需承担成年人应负的法律责任。例如，对于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犯罪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和法律后果，《刑法》的规定是有显著差别的。     年满18周岁是一个公民第一次拥有政治权利的合法年龄。《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虽然将青年、少年和儿童加以区分，但具体的年龄界线却未加说明。《民法通则》第11条规定：“18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可见，18周岁是法定成年年龄，因而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这意味着从此爬上了成人的阶梯，也告别了未成年人的称号。跨过这个门栏之后，距离青少年期的结束也就剩下两年时间了。     2.受教育情况     非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的一个重要分野莫过于是否在学校接受某种程度的教育。从学龄的角度看，假定6周岁开始入学，6-11岁应处于小学阶段，12-14岁为初中阶段，15-17岁高中阶段，18-22岁年龄组应处于大学本科阶段。由此看来，18周岁左右应完成了中学教育，换言之，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应是成年人。《义务教育法》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这里所谓的适龄者，按学龄推算应主要指15岁以下的人口。在这部法律的法条中，儿童和少年几乎都是同时并列出现的，儿童出现了36次，少年35次，条文中不曾出现过青少年一词。很显然，把正在接受义务教育的15岁以下的初中生称为少年是恰如其分的，应比笼统地称着青少年更为贴切。     3.就业     《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58条规定：“国家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未成年工是指年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劳动者。”第94条还载明：“用人单位非法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可见，16周岁是合法的就业年龄，满16岁但未满18周岁的劳动者是受特殊劳动保护的。     4.法定结婚年龄和合法性生活     从历史上看，男女孩的青春期都比较短暂，男孩子往往很早就参与养家活口的劳作，而女孩子常常尚未告别儿童期就已完婚并生子，从而早早承担起了成年人的责任。按照《婚姻法》，男女性的法定婚龄分别为22和20周岁，尽管一些农村至今还残留着早婚早育的习俗，但总的来说，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地区，青年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都明显高于法定的最低年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90年育龄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3.6岁，到2000年上升为24.5岁（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8：21）。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4.6岁，其中女性23.5岁，男性25.9岁（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7）。与此密切关联的是，年轻人的平均初育年龄也推迟了。育龄妇女的平均初育年龄从1990年的23.6岁上升为2000年的24.5岁，到2006年达到25.7岁（国家统计局社会和科技统计司，2008：21）。     随着营养、生活水平及其他条件的改善，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类似，少女月经初潮的年龄呈下降之势，平均约为12-13岁（Dixon-Mueller, 2008：248）。据2005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汉族女生初潮的平均年龄接近13岁，其中城市为12.6，乡村12.7，男生首次遗精约为14岁多点，其中城市14岁，乡村14.2岁，城乡男女孩之间已几乎没有差距（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研究组，2007：232）。上述事实表明，男女青年的“性待业期”都达到了7-8年，而实际的平均年数应该更长。这意味着当代年轻人性成熟与合法过性生活之间的时间差越来越大了，这就不可避免引发许多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5.对儿童青少年的特殊保护     鉴于儿童作为未成年人的脆弱性和弱势地位，这个人群的健康与发展在世界各地都往往得到特殊的保护，中国也不例外。1992年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儿童权利公约》，并按照这个全球人权框架下相继制定了《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纲要》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上个世纪90年代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都是根据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专门制定的。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以及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机构的设立和完善同样是出于保护未成年儿童少年权益并促进其发展的目的。     一言以蔽之，无论按国际标准抑或中国法律框架，公民与政治地位、受教育、就业及最低婚龄等方面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多半是建立在刚性的年龄之上的。这与其说是精准的年龄划分，毋宁说是社会角色和履行角色的能力的区分。其背后的逻辑在于区分不同人群尤其是未成年人和成年人之间不同的权利、义务和社会角色。从上述意义上讲，厘清未成年与成年青年之间的分野显然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     人们在整个生命周期的性与生殖健康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步入青春期之后，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开始在个人生活中渐渐凸显出来。少男少女在生理、心理、情感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皆处于剧变之中，一些人还会深受“成长烦恼”的困扰。更何况，青少年和青年本身都很多元化。处于青少年期这个连续体两端的人口，即10和19岁的可能大不一样，这就更甭提10和24岁这两极之间的差异了。10岁的少男少女可能尚未进入青春期，他们还同父母生活在一起并处于求学阶段。而跨入成年期的19岁青少年有可能已离开家庭或学校独自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了。他们中有的人或许已开始探索性问题，有的人则有可能已处于性活跃状态。随着年岁增加，人生经验和阅历势必更加丰富，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态度和行为也会有所不同。然而，不管是10多岁还是20多岁的，总的来说，未婚青年会都因缺乏必要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技能和权力而面临较大的风险，其中的未成年人就更加脆弱了。     这一切在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起、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组织实施的“中国青年生殖健康可及性政策开发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该研究将定量与质性资料收集方法结合起来，从供需两个维度探究了中国青年性与生殖健康信息与服务的需求、供给、利用及其障碍。2009年进行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涉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22288名15-24岁的城乡未婚青年；质性调查包括对青年男女本身，也包括对父母、教师、服务提供者与管理者及决策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这是中国首次就青年人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展开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下文所用的定量数据和质性资料均源自这次全国性调查，尤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等2010年5月4日发布的问卷调查数据报告——《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报告》（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等，2010） 。     按照联合国系统有关青年统计的惯例，也为了凸显未成年和成年青年之间差异，本文将调查对象分成15-19和20-24岁两个年龄段，前者主要是未成年的青少年，后者则是年轻的成年人。很凑巧的是，2009年开展问卷调查时，15-19岁被调查者正好属于“90后”，而20-24岁的恰好是“80后”，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尽管这两个年龄段青年在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之处，他们之间差异也异常明显。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加深显然在他们身上打下了不同的时代烙印。限于篇幅，下面仅从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方面对15-19和20-24岁两个年龄段青年的生殖健康状况略做考察。     （一）知识     了解非意愿妊娠和感染性传播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的风险和危害是加以预防的前提之一。调查问卷设计了二道问题来测度未婚男女对性交行为风险和后果的知识。结果显示，被调查者中能正确回答“女性一次性交就有可能怀孕”才刚刚超过半数，占50.7%；认为“人工流产对女性以后妊娠不会产生影响”却足足有一半人，达50.3%。对于困扰很多男青年的“手淫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这道问题，回答的正确率仅为15.6%。令人担忧的是，能正确回答上述三道性与生殖健康知识题的被调查者仅仅只占4.4%，其中青年为4.8%，女青年3.9%。     分两个年龄段的满分率数据显示，20-24岁青年知识掌握的情况略好于15-19岁青少年（χ2=23.69，p 人口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816.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胡玉坤 郑晓瑛等：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 相同主题阅读 胡玉坤 郑晓瑛等：厘清“青少年”和“青年”概念的分野 刘瑜：青年觉醒要摆脱集体主义思维方式 李涛：流动的音符还是游弋的病毒？ 唐晓峰：难忘的一九七一 胡玉坤：理解青年亚文化是有效赋权年轻人的关键——同伴性教育者之声 于建嵘：一个人的声音能传多远？ 公冶：青年的选择问题 于建嵘：谁在扼杀中国底层知识青年的中国梦 欧阳哲生：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 梁晓声：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 梁晓声：中国青年各阶层扫描 张一兵：空无与黑夜：青年阿尔都塞的哲学关键词 于建嵘：底层知识青年将改变中国 蒋昕捷：一位博导经历的两种“自治” 熊培云：陈独秀和胡适，谁是新青年？ 邵建：《新青年》的精神初始 雷颐：“军”、“队”的命运 金观涛 刘青峰：近代中国「权利」观念的意义演变——从晚清到《新青年》 曹锦清：操纵与诱导：青少年流行文化背后的商业力量 石勇：《新青年》：启蒙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