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

萧功秦 崔卫平 高全喜等：超越左右激进主义？ 进入专题 ： 左右激进主义    ● 萧功秦 （ 进入专栏 ）   崔卫平 （ 进入专栏 ）   高全喜 （ 进入专栏 ）   等   　　 　　原编者按：本文系萧功秦先生的新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的出版座谈会的纪要。 　　会议时间：2012年8月18日14：00-17：30 　　会议地点：北沟沿胡同28号《看历史》杂志社 　　会议主题：萧功秦《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出版座谈会 　　出席嘉宾：萧功秦、刘苏里（主持人）、周志兴、马勇、华生、黄纪苏、荣剑、白夏、笑蜀、王炎、李伟东、黄宝忠、崔卫平、高全喜、穆军、江荣生（排名不分先后，参照现场发言时间顺序） 　　 　　刘苏里：今天到会的，“老同志”多，年轻人少。三十年前就是这拨人拿着话筒，说了三十年，从黑头发说到白头发，“说事”似乎成了这代人的宿命。今天这个话题尤其跟这批人有关。围绕新权威主义争论，是80年代的事嘛，在座的王炎、荣剑先生都比较清楚，还有一些当事人不在场。我看了今天出席者名单，基本上没有两个极端的，此外立场光谱分布，无论按照什么标准去划分，都比较均匀。 　　今天我受托来串场。书的作者就坐在我旁边，是我们熟悉的老战士、老朋友，出版者有两位代表也在现场，一个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黄宝忠先生，一个是“汉唐阳光”的尚红科先生。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多邀更年轻的人来参加，他们应该是主说者，我们应该变成旁听者。 　　闲话少说。书已提前递给大家了，好多人翻过了，即使没翻过的，只要这张脸摆在这儿，大体就知道他会说什么。80年代新权威主义争论，到现在已快30年，中间萧功秦先生有一些转变，书里写的很清楚。今天讨论会的主办方，还有共识网。先请周志兴先生代表主办方讲几句。 　　周志兴 　　周志兴：其实我没有太多的话说，今天是8月18号，早上起来我就想着这个日子，46年前的八一八是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我那时候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天还没亮就到广场集合，几十万红卫兵等着老人家接见，46年过去了，这个日子还是挺值得注意的。如果说激进主义，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激进主义，刘苏里说到年轻人，当时在广场上的都是年轻人，所以有的时候光有年轻人也不行，年轻人是比较容易受到挑动的，而且年轻人也会做一些不理智的事，但是确实也需要年轻人。 　　上礼拜翁永曦在我们家，他就对我说，他说希望我找一些年轻人一起吃顿饭。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当年他们搞改革的时候，那时候华生也是改革的先驱和代表人物，那时候他也年轻，翁永曦他们都年轻，改革是在这些年轻人的推动下做起来的。他说能不能这个礼拜也找一些年轻人聊一聊，我说可以我来找，结果还没找他住院了，就没有找成。但是我认为他的思路是对的，从我们改革的经验来看，需要一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会成为改革的动力。刘苏里的话有道理，我们这些人30年后还在讨论，但是你不知道，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不带你玩，人家自己在那讨论，再过30年他们可是还是这些话，30年前也是我们这些人。怎么样把这个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这个圈子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是我们要做的。 　　同时看这本书，我们同样要做的就是把各种思想的人融合在一起，其实我不是很赞成左、右这样一种简单的定位，但是现在又找不着特别合适的词来形容它。所以我们还只能说左、右，我们做了一个共识网，做了一本领导者杂志，特别是共识网，他的名字就决定了是要争取能够大家取得更多的共识，所以我也希望能够认识更多不同思想的人。包括我受尚红科之托，我也请了韩德强，德强给我说要出差，就没有来成，当然我还请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是因为出差没有来成。但是我觉得不同的人要经常在一起交流，左派、右派和中间状态的要在一起交流，我们不同的人也要在一起交流，左派的、右派的、和中间状态的要在一起交流，同时我也认为我们不同阶层的人也要在一起交流，学者、企业家和官员。我们今天会的缺陷是，企业家和官员没有了，我是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急躁，我们还是要慢慢来推进它的改变。这就需要大家多交流，互相了解想法。今天这个会是尚红科他们的出版机构，还有浙大黄博士他们一起来做的，我们就是出来做个场子。我记得去年张木生那本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也是刘苏里在当主持人，他说了一个观点说不想当主持人，当了主持人没办法吵架了，我认为你当了主持人还可以吵架，实在不行我替你主持，我就说这些。 　　萧功秦 　　刘苏里：谢谢老周。我忍不住的时候，就把话筒交给你。下面请作者萧功秦先生做一个主题发言。 　　萧功秦：过去参加过很多学术讨论会，那么多朋友聚到这里来评我的这本书，这样的场合我还真是第一次。我的第一本书《儒家文化的困境》是1986年出版的。到现在已经26年了，这是我的第九本书，和前八本书相比，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有更直接的现实关怀，更切近当下现实，它的理论和学理色彩更少些，更具可读性。但这并不是感想式的议论，我深信，我是把自己20多年来对历史与政治学的严肃的理论思考，融合到了我的这些文字中。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大部分是由访谈录与讲演稿构成的，提问者的问题是鲜活的，他所感兴趣的问题，都是当下读者所感兴趣的现实问题，是对转型中的困境与摆脱困境之道的彼此交流与讨论，这使得这本书的现实感特别强，我想这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中心意思，那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克服焦虑感，超越左右之争，第二句话是坚持中道理性，第三句话是，迎接共和国再改革时代的来临。我的总论是在这本书稿基本整理完成以后写成的，四十六页，整整写了四个月，把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都概括进去了，这个总论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我写得最长的文章了。 　　总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思考了很久，那就是中道理性本身具有这样的两难矛盾：当社会矛盾并不严重时，治国者往往对中道理性不重视，依然故我，丧失了温和改革的时机，当社会矛盾发展到极其严重时，治国者确实是想采取中道理性的原则推进改革了，然而，此时恰恰到了受治者最容易受激进革命的吸引的时代。清末的新政改革就是如此，这是各国集权体制现代化历史中往往发生的悲剧。中道理性的悲剧在于，在前一阶段，当权者不听，在后一阶段，老百姓不听。在书中我引用了严复书房里曾经有一副十六字的对联：“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表面上看，这是严复对自己中道思想的自信，从更深层看，这正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激进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一个不得志的思想先驱者的内心痛苦的真情流露。下面，我先把总论的意思向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我谈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形成的现行政治体制模式，这是认识中国国情的关键。我们都生活于其中的体制，是由特定的历史路径而形成的，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后革命型威权政治”。它从革命体系中演变过来的，它吸收了很多革命时代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用来再建一种以发展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下的威权政治，通过这种威权政治来推行中国的现代化。我有时把它称之为“中国——越南模式”，指的就是它是以特殊革命体制转型而出现的模式，而这个现代化的模式，就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模式，它的优势是利用革命时代转化过来的组织资源，重新形成现代化的动员系统。应该说中国30年的发展变化是举世瞩目、不可否认的，从我们历史学的角度来说，应该说它实际上是实现了自洋务运动150年来，国人梦寐以求的那个富强的目标，至少可以说在向这个目标迈进了一大步，这一种体制在我们发展过程中，的确有其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贡献，这一点我想谁都应该充分肯定。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后革命型”的威权政治，有一种先天性的弱点，这个弱点是所有的经由“维新路径”转化过来的体制模式都具有的特点，那就是，它和旧体制、旧观念与旧的意识形态思维的剥离能力很弱。这也很容易理解：它要利用原有的体制和文化资源，来建构它的动员能力，这样，它本身和旧体制的剥离能力就一定是很弱的，这是必然的现象。这反过来，也意味着它的自我创新能力很弱。 　　问题就在这里，当这个社会已经日益多元化，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发展创新能力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与社会结构时，体制的惰性就约束了改革向前发展的动力。再加上官僚体制本身所具有的习惯惰性等等因素，使得中国的改革，一旦陷入困境，就很难通过改革来克服，而往往只能通过强化体制的刚性控制力来解决，治理者往往还认为这是我们体制的优势。实际上从目前看来，久而久之，我认为现实中存在五种积重难返的基本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威权政治自利化的倾向，第二个是利益垄断下的贫富两极化，第三个是国富民穷，第四个是国有病的困境，第五个是创新能力弱化的困境，所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具体内容书里都有，就不再这里重复了。这五大困境合起来，产生的社会矛盾积累，就形成了目前出现的一些左右两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崛起。一个是要回到文革方式上去解决中国的问题，激进左派要用文革式的自下而上的打倒走资派的革命来解决困境，另一种就是要来一场茉莉花式的自由主义革命，换一句话说，就是激进的西化主义思潮。这两种激进主义都力求通过自己的意识形态信条，作出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方向的历史选择，这是2003年到现在10年里面越来明显的倾向。 　　应该说，左右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在我们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辛亥革命到共和国的改革前时代，左的激进革命思潮和右的激进西化思潮，都有深厚的文化土壤。从价值理念、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话语系统、意识形态，我们中国过去都有左与右的激进主义遗产，只要有适当的条件，它们就很容易被激活起来，并影响中国的未来政治选择，这就是“死的抓住活的”。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还是用简单的维稳思维来应对左右两极的巨大的挑战，而是不能够真正地切实地解决问题，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积聚，愤无所泄的人们就会被左的或右的思潮所吸引，接着就会进入左右之间的社会拉锯冲突，在左右拉锯战中，社会将走向分裂，这些年来，左右之争正开启着这种接锯战的序幕。两股激进势力各有它们的意识形态话语、理论、价值信仰，各有它们在民间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基础，甚至可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魅力”。在左右激进主义的“革命”冲击下，中国倒退到乱世中去，倒退几十年是决不是不可能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已经被清末以来到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历史所证明并为大家所熟知的。 　　我在这本书里特别强调，我们要警惕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的三种危机类型。一种是茉莉花革命模式，第二种危机就是新文革模式，第三种是左的思潮和民族主义相结合，形成极端国家主义模式。根据我的研究，极左的东西在危机条件下，很容易蜕变为极端国家主义思潮，只要读读几年前的《中国不高兴》，你就可以感觉到左与国家主义相结合的思潮已经在现实生活存在了。事实上，二战前的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家与青年军人，许多原来都是反资本主义的左派分子。例如北一辉，当他把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与对内反对财阀资本主义结合到了一起，就变成了日本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这个历史教训，中国人一定要记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种中道理性的原则，中道理性强调的第一个原则，就是渐进原则，通过在威权体制下面，通过走小步、走稳步、不停步的方式，积小步为大步，来化解社会矛盾。 　　中道理性的第二方面我特别强调的就是要变一元整合为多元整合，通过发育公民社会，通过公民社会的多元整合方式，来辅助威权政治，从完全的一元整合，变为一元整合为主，多元整合为辅，再变为多元为主，一元为辅，最终实现执政党领导下的宪政民主，从而化解社会的矛盾，迎来中国的民主富强时代。 　　中道理性的第三方面，我强调的是多元试错，通过多元试错的方式来形成摆脱现在困境的一些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公民社会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观三十年的历史，总体上来说，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走歪，它目前的大方向基本上我认为是合理的，也是符合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一般逻辑的，很多研究后发展国家的学者指出，后发展国家现代化的逻辑，和发达国家有相当的区别。我觉得中国可以通过五步逻辑，从后革命的威权体制走向宪政民主。 　　第一步就是邓小平已经完成的，改革派掌权，第二步就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这一步就是江泽民、朱?基时代做的事情，只有经由改革者掌权，才能做到经济转型，只有经济转型，才能经济起飞，到2003年以后中国的经济起飞是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的。 　　第三步就是民生工程，只有经济起飞积累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8 页： 1 2 3 4 5 6 7 8 进入 萧功秦 的专栏 进入 崔卫平 的专栏 进入 高全喜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左右激进主义   

中国的左派支持者正在掀起一场不同寻常的“保卫战”，以捍卫自己的“英雄人物”薄熙来。他们认为薄熙来及其妻子薄谷开来都是一场旨在分裂左翼与中共的“阴谋”的牺牲品。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共的宣传机器近日来始终试图说服人们，薄谷开来确因谋杀英国商人海伍德而被叛死缓，这只是一起刑事案件。中国民众是否能够普遍接受这一说法仍有疑问，而左翼人士则显然拒绝官方说辞。他们认为，涉及薄谷开来的这一审判最终目的就是要让薄熙来下台，并从而使其主导”重庆模式”名声扫地。所谓”重庆模式”是民粹主义经济诉求和毛泽东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复兴的一种混合产物。 左派公开质疑中央高层 路透社报道称，中共党内的极左派力量公开质疑中共最高层推翻薄熙来的做法，甚至试图通过电子邮件和网络平台发起针对总理温家宝的”弹劾”行动。据称联署弹劾的人士中包括两位退休高官，但这一消息无法得到独立信息渠道的证实。 薄熙来”重庆模式”的坚定捍卫者之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对路透社表示，”至少现在，我认为这起案件（薄谷开来杀人案）还有太多疑点”。他坚称，整起事件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薄熙来，而中共也由此失去了”一线希望”。 薄熙来政治生命告终? 自从今年三月下台之后，薄熙来便从公众视野中彻底消失。他被笼统地指控”违反党纪”，可能包括贪污腐化和滥用职权，但迄今官方并未给出其”违纪行为”具体说法。不过，薄熙来的政治生涯似乎已告终结。 中共面临”左右互搏”的局面？ 围绕薄熙来案而引发的不满情绪显示出，当中共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国家控制之间举棋不定时，其面对的反抗力量不但来自自由派阵营，同样也来自激烈的左翼力量，左派认为中共已经被资本权贵所奴役。 中国的极左翼力量经常被视为中共用来抵抗异议人士和西方批评的”看门狗”，但现在他们似乎正日益成为另一个”制造麻烦”的反对派，挥舞着薄熙来的旗帜反对现有体制。如果北京对薄熙来从严处置，可能会加深与左派之间的裂痕，但如果采取柔性处理方式，则会被认为袒护薄熙来及其代表的左倾纲领。 “起初，左派从某种程度而言在意识形态上被正值中央所接受，并被视为用来制衡右翼力量的政治工具”，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者萧功秦在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表示，”但现在他们认为在体制中失宠了”。 “他们认为，通过薄熙来这样的人物在体制内实现左派平均主义理念的想法遭到了打击，甚至是失败，因此他们变成了体制外的一股力量。” 而薄熙来的另一名支持者、以担任电视节目嘉宾为生的司马南则表示，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环境中，领导人也要顾及普通民众的感受，薄熙来事件不可能像1993年前中央军委秘书长和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被夺权那样简单收场，因为在互联网时代中控制舆论非常困难。 谷开来案件宣判之后,人们将注意力转向薄熙来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政治领袖” 左派支持者认为，”抹黑”薄熙来的尝试反而营造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人物形象，一个抵御经济自由化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毛泽东捍卫者”形象。 北京左派学者韩德强对路透社表示，”以前我们只是学者，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在体制内外都得到认可的政治领袖。”在5月份的另一次访谈中，韩德强还曾说道，”在目前的这个政治局面不变的情况下，薄熙来是不可能再复出了。但如果是出现了更大的社会危机和动荡，那么薄熙来是有可能被人民再一次呼唤出来的。那是有可能的。” 薄熙来执掌重庆党政大权后，高调展开”唱红打黑”等一系列活动，并出资邀请左派学者围绕”重庆模式”进行调研和考察。在薄熙来倒台之后，许多左派学者和网站连续发表文章提出质疑，虽然多家网站被关闭，但类似声音在互联网上依然不绝于耳，此外还有一份名为”关于对谷开来一案的几点看法”的请愿书在多个网站上流传，其中包括一家名为”红色中国网”的左派网站，该网站此前曾严厉批评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不过，中国国内网民只有通过”翻墙”的方式才能看到该网站内容，因为”红色中国网”同样遭到了中共官方”防火长城”的封杀。 来源：路透社 编译：石涛 责编：李鱼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