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昌海

台湾自由撰稿人郑明丽近日撰文，探讨蒋介石为何失掉大陆江山的问题。郑明丽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彼时中共在大陆已经活动了28年，而台湾前行政院长、参谋长郝柏村阅读了蒋介石在,1945至1949年所撰写的日记,于是得出蒋介石失掉大陆江山的原因是:国军的战略错误、黄埔一期的剿共指挥失败等等。郑明丽说，在《郝柏村解读蒋介石公日记:1945─1949》书中,郝柏村提出蒋介石何以“从抗战胜利的巅峰到弃守大陆的谷底”,有关军事与外交的看法。尽管郝柏村曾经参与抗战、追随过蒋介石,但该书只局限在探讨大陆赤化前“生死存亡的关键五年”,反倒忽略了抗战胜利前的关键因素。 郑明丽说，现今统治中国大陆已经62年的中共,在1936年,国民党再一次围剿共产主义就要彻底歼灭时,大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允诺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然后爆发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劫持蒋介石委员长,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汉卿(张学良字汉卿)坏我大事,误我一盘好棋”。接着在知识界主战的浪潮下,国民政府被迫仓促对日应战;当时中日战力悬殊,日本是军舰,中国士兵则穿草鞋。西安事变与八年抗战,给了中共苟延残喘之机,也是导致抗战后中共推翻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政权的重要原因。回溯当年的国共两党对峙,可以发现中共非常擅于宣传,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只是当今大陆老百姓被骗的次数多了,已经较为不信中共那一套了。中国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十几年前访问过台湾,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老兵说，“国民党败给中共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中共的宣传。中共太会做宣传了。”老兵还说，“要是蒋介石也像毛泽东这样会宣传,或者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们国民党了。” 也有其他探讨中国大陆为什么会赤化的声音?傅斯年到台湾大学当校长之后,曾经针对此批评过教育界太懒：“读书只在怡然自得,青年心中的问题,不给他一个解答,时代造成的困惑,不指示一条坦途,于是中共乘虚而入。”香港著名报人卜少夫之弟卜乃夫是著名的小说家,也对此表示过，“左派借组织力量,利用文学,迷惑并操纵了千千万万青年,更属人尽皆知。”他说在人类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像1917至1945年的中国,文学对时代发挥了那么强大的影响。 郑明丽说，因此郝柏村在书中只谈那“两岸风云变色的五年”，不免失之偏颇,没有洞悉共产主义暴动与瞒骗的本质。反倒是中共当年的宣传手法、艺文渗透、间谍渗透等等,目前都还在海外使用,自由社会应该保持警觉才是。 人们可以回溯到1926年3月20日。彼时，中国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19日晚，蒋介石宣布广州市戒严，并对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破坏活动进行了反击。是故，国民党称之为“蒋中正救党”。3月20日晨，国民党军队包围共产党控制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工人纠察队1000余支步枪；部队分别占领火车站，中央银行；逮捕海军局代局长、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军队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住所和共产机关，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亦被拘留。“中山舰事件”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的大冲突，也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对苏俄与中共“挖心战术”的第一次公开大反击。中山舰事件的直接结果是通过了“清理党务案”；谭平山和毛泽东分别被解除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职务；解聘了反对和干扰北伐的苏联军事顾问。通过该事件国民党夺回了国民革命领导权，扫除了北伐障碍，为北伐的成功与全中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中山舰事件”的直接原因是中山舰不寻常的调动。1926年3月18日上午，蒋介石在黄浦军校的一个会议上，重申他的北伐决定。随后他离开黄浦回到广州市的家中。当天上午汪精卫之妻陈碧君，在两个小时内五次电话蒋介石妻子陈洁如，询问蒋介石何时乘船到黄浦军校及从哪个码头等细节。当天上午中山舰、宝璧二舰停泊在珠江上，海军局代局长、舰长李之龙称接到蒋介石命令，故在黄浦加媒以备远航。3月19日上午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来蒋介石家；当晚中山舰驶入黄浦港。被告知蒋介石已离开黄浦后，舰长李之龙电话蒋介石是否需船开回广州？蒋介石说“我问他是谁命令让他开进黄浦的？他答不上来。3月19日晚，中山舰开回广州，整夜通霄未熄火，船上灯火通明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当时我怀疑共产主义想发动政变，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邪恶计划的内容，直到后来我才得知，他们意图扣押我，将我送至俄国。” 中华民国国父孙文逝世后，亲共的汪精卫成了中国国民党的领导人，并坚决支持联俄容共政策，然而蒋介石从一开始就认为共产主义会给中国带来灾害，但为全局出发，蒋介石顺从了汪的政策。有史学家认为，中山舰事件，蒋介石中正平息了一场叛乱，或是亲共的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企图利用中山舰绑架蒋介石中正赴苏联的阴谋。据维基百科报道，3月19日下午，由于苏联使团欲参观中山舰，李之龙电话请示蒋介石中正调中山舰回广州。蒋介石表示：“我没有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3月20日，蒋介石中正前往汕头的半路返回广州，下令全城戒严，这是防止中共和苏联顾问季山嘉兵变。欧阳格、陈肇英奉蒋介石中正命令占领中山舰并在家中逮捕李之龙，包围苏联顾问和共产机关，扣留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周恩来等中共党员，严密监视邓演达。 据中国大陆史家称：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主义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均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额中共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 据中国大陆《中国现代史》所书：国民党“二大”到会代表256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7人，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主义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主义员主持。 台湾史学家的亦云：国民党二大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闿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介石被孤立起来。这个名单使人们有“黄钟毁弃，瓦缶雷鸣”之感。 1960年代前在大陆出生的华人，都无不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共产口号中长大。但很多人走出大陆后，就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是伟人，对大陆政治的看法，也全都能从蒋介石处得到应证。蒋介石在大陆执掌了22年政权，许多人到海外后，也缅怀他执政的日子。在台湾竭力想“去蒋化”时，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却摒弃了从前“蒋匪”蔑称，而出于对蒋介石的敬意，尊之为“蒋公”。 台海两岸的台湾和大陆，就象柏林墙两边的东德和西德。东西德人民能联合起来和平地推翻共产专制，全球的华人也一定能各尽其力。鉴于不少台湾人生在福中不知福，促使很多大陆人缅怀蒋介石，不忘他的深刻教训，珍惜他的精神遗产。在60年后的今天，大陆人已开始明白是非。尽管当局的宣传颠倒黑白，钳制人们的思想，但总有人不放弃寻找真相，追求自由。 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促，使蒋介石认识到共产主义对民族和国家的危害，从此他开始被迫反共。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武力统一中国，成为民国的领袖。蒋介石虽对共产主义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也大力清除；可惜他没能阻止五四狂人们比如鲁迅滥用民国的自由，毒害和误导热血青年投奔苏共，让共产主义得以靠种种阴谋诡计趁日本侵占中国之机，发展壮大，并最终颠覆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而蒋介石的伟大，就在于他统一了中国，废除了“对华不平等条约”，并从日本手中收复了台湾。1943年，英美中三国签订的《开罗宣言》，就标志着中国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蒋介石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获五星上将的唯一的中国人。遗憾的是，罗斯福们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情，被宣传所迷惑，不积极支持中华民国抵制赤祸，相反还在背地里和苏共搞交易，而中共却得到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势力的支持。除此之外，中共早已在潜伏到了国民政府的各个部门，以致在国军的反共战争中，出现国防部的命令正本给中共，副本给国军的情形。 当毛泽东的种种罪错被曝光之时，蒋介石的先知先觉也渐渐为世人所知。尤其是蒋介石传《总司令：蒋介石和为现代中国的奋斗》的问世，更用史料进一步证明：最后的胜利属于蒋介石。事实上，现在大陆的媒体也不得不改变了一味抹黑蒋介石的做法，虽然此举疑似对国民党和蒋介石家人搞统战，但大陆民众却能因此获得比较蒋介石与毛泽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及台湾与大陆的机会。 下面就介绍一下蒋介石在中华民国59年（公元1970年）11月12日在台湾阳明山中山楼的演讲，让人们从民族传统的角度，对比蒋介石与毛泽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优劣。—— “今天是我们国父一百晋五诞辰纪念，也就是中华文化复兴节的日子。国父一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救起，‘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中国’，所以国父说‘中国有一个正统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至孔子。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又说‘要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以驯致于大同’。以故国父之诞生，实即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之启明肇始；而此‘再造一庄严华丽之新中国”的大愿，乃就是我们六十年来始终坚持复兴中华文化，贯彻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标。 国父说：‘有道德始有国家，有道德始成世界’，我们中华文化，就是一种由内发扬到外的道德文化，这种道德文化： ——从身心修持关系上说，是‘存诚去伪’，‘不私其欲’，‘居处恭，执事敬’，‘德辉乎内，理发乎外’的文化； ——从家庭伦理关系上说，是‘入孝出弟’，‘睦姻任恤’，‘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的文化； ——从社会群己关系上说，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明明德于天下’的文化； ——从天下国家治平关系上说，是‘宇宙内事，皆己性分内事’，‘兴灭国，继绝世’，而‘仁以为己任’的文化； ——从民族大义上说，则更是‘利天下者天下启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乱臣贼子，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且唯‘仁者无敌于天下’的文化； 我们中华文化，原为东方文化的源头活水，特别是修齐治平的政治哲学，乃更为全人类文化中的珍宝和特色。因为中华民族，不惟长久以来，以合外内之道，致时措之宜的文化，树立了东方的德性规范，而亦为世界创造了精神文明的价值标准，自国父承圣圣相传之道统，‘集中外之精华，防一切之流弊’，发为‘三民主义’之文化，更已‘为中国造成一个新局面’，而亦使人类进入了‘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三民主义的世纪！ 奸匪毛贼的罪恶兽性，乃是和我们三民主义中华文化内圣外王的道统，绝不相容的！所以它妄想要以其僵尸的回光返照的一刻，来消灭我们五千年深入人心，悠久博厚的中华文化，于是乃不顾死活的破坏中华文化伦理、民主、科学之传统；假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幌子，以行其文化大毁灭之暴行。今天大陆业已成为父子之亲、夫妇之义……都被视为大逆不道，时刻要被批被斗的大监狱！打斗，迫害，逃亡，追杀，浮尸，痛深惨绝的事件，日增一日，这就充份说明大陆同胞，已不再能忍受毛贼独夫无止境的奴役、恐怖、迫害、死亡！而一心向往?‘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三民主义文化自由福祉的生活！我们敢于断言，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其最终消灭共匪毛贼者，乃必为我中华文化所表现的‘民族独立的性格与能力‘之大义正气！此中华文化，今天且正在表现其充实光辉于此怯懦的、灭裂的、迷失的世界，而始终鼓舞?亿万人心的民彝天德！ 西方的有识之士常常说：‘我们所能知的，中国在过去，已表示出能建设一种文化，我们坚信他们最后一定能从打击中恢复起来，再度创造一个有价值的文化‘！而我们的先哲也常常说：’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棨，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我们文化复兴运动，就是要‘提醒天下之人心’，‘从打击中恢复起来’！ 而当此大陆匪区伦理文化已根本濒于摧毁之际，大家牖世觉民、立天下之大本的责任，尤其至艰！至大！而至重！因为五千年以来之道统文化，将唯赖吾人从根救起，以传以继；五千年以后之伦理、民主、科学的文化，亦唯赖吾人创新再盛，以开以张；所以不惟要人人做反共倒毛的革命先锋，亦复要人人做文化复兴的前导，所谓君子有善万世之心，行之自身始，今天就必须大家自己—— 在行为生活上，表现于生活规范的自律； 在道德生活上，表现于自由与纪律的践履； 在经济生活上，表现于科学建国和节约生产的贯彻； 在精神生活上，表现于不为势劫、不为利诱、独立不挠的信心和决心； 来一齐恢复民族固有的德性，发挥民族文化的潜力大能，以实现国父“开太平”“致大同”的三民主义的理想。” ……  ……

2011年8月30日，备受争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在人大网全文刊登，引起舆论和社会各界强烈关注，大陆媒体报道担忧“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导致“秘密拘捕”泛滥成灾。大陆司法界人士和民间则炮轰修订款，并在网络发起全民总动员，认为这个草案一经实施，中国将彻底沦为特务治国的警察国家。 “财新网”发表《刑诉法修订征求意见：部份条款倒退引发担忧》的报道，并用“‘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完全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泛滥成灾。”作用全文的导读。 这个《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及草案说明，目前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历时一个月。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9月30日。部份条款甚至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引发广泛担忧；最备受外界不满和质疑的，是在第三十条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第三十六条的“刑事拘留”及第三十九条的“逮捕”的相关规定中，增加了“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几种情形，可以成为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理由。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通知家属，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原则。 该修正案草案刚一出台，就招致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弹，特别是司法界的专家学者给予其猛烈抨击，认为是中国法治进程的大倒退，是大陆正向通往秘密警察国家的道路上疾驰。 张培鸿律师对于《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中的“监视居住”解读道：“根据我的经验，几乎成了变相羁押的代名词。很多当事人宁可被逮捕进看守所，也不愿意跟办案人员甚至武警睡在一起。草案规定变本加厉，事实上是把过去的错误做法合法化了。这一条的厉害，今年以来已经有多起个案证实。一句话，非常恐怖。”中国著名法学家贺卫方认为，通知家属不应有例外，“试想，一个人被拘留了，政府居然不告知其家人，家人也只好满世界找——是自杀了？走失了？还是……这太不人道了，是一种株连。通知家人在极个别情况下会给侦查带来某些妨碍，但是相对政府秘密逮捕和监禁带来的不正义，修订草案得不偿失。”律师吕良彪在其微博中发表评论表示，修改刑诉法不能搞成密室政治，刑诉法修改当限制与规范公权保护私权。密室政治无非权力与利益的瓜分，而刑诉法事关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他还说：“别以为你和家人绝对不会犯事，别以为你和家人绝对不会蒙冤屈被构陷——须知你现在争来的公检法机构的特权，到时就成了收拾你的利器。” 而美国法学教授孔杰荣表示：“这种改革，就是为了让这种不平等的警察手段合法化，让其余的刑事诉讼法条文形同虚设。这也完全显现在专制体制之下，修改法案有多危险。” 该草案出台后，大陆著名天涯社区上有网民发起了全民总动员，反对“刑事诉讼法”修订草案中赋予公安机关“秘密拘留”权限的条款。并表示这是自救行为。 网民“太行精神”表示，刑诉法修正案如果通过，意味公安机关可任意抓人而不必通知家属。尤其第四点，几乎任何案件都可以说如果通知家属“有碍侦察”！每个人都无保障。这样任何人都会莫名其妙的失踪，并无处可查。网络活跃人士“挪威森林”认为，这种修改太恐怖了，新刑诉法一旦通过，任何人都能被秘密逮捕。他呼吁警惕新刑诉法纳粹化！中国将直接进入全民克格勃时代。秘密警察治国，在埋葬宪法的地基上，中华就此“崛起”矣。 网民STARBB表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事关中国未来。如果警察可秘密关押公民半年不必通知家属的条款获得通过，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完全蜕变为一个警察国家。那么国安国保跟俄国的契卡、德国的盖世太保、史塔西没有任何区别。秘密警察的目标不是维护法律，而是维护政府免受攻击，有时候会被用作政治迫害的工具。 有网民表示，作恶后补恶法：天安门事件后补《游行示威法》，镇压法轮功后补《反邪教决定》，艾未未等遭绑架后补《半年绑架法》，高智晟失踪后需补《完全失踪法》……一个国家搞成这样我想不仅是百姓的悲哀，也是统治者的悲哀。 另有网民则怒骂，公然无耻到如此地步！绝对成为政府或公安机关滥用的权利之一。网民“星河舰队”说，一个早就放弃了正义的国家，修改关于程序正义的法律，各路文人还在条文中寻找修改草案的积极意义，真是天大的笑话。甚至有网民以讽刺语气表示“支持”，认为这是立法为警察国家正名。“现在国家只不过是把现实中的普遍做法，拟立法明确下来，这正是我期望的政府言行一致的诚信行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警察国家，现在予以立法正名，我们应该支持、欢呼才是！” 新规定将秘密拘禁异见人士合法化，势必导致秘密拘捕泛滥成灾，对异见、维权人士的打压越演越烈。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99条，将把原有的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面大，涉及条文比较多，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 “南方网”报道称，现行“刑事诉讼法”存在重实体而轻程序、非法证据难以排除，侦查部门权力强大、法院独立性不够，律师权利难以落实等诸多弊端，导致冤假错案层出不穷。报道举例指出，刑诉法修正草案第30条规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修正草案的第36条和39条。报道认为，“无法通知”等上述几种情形，完全可能成为侦查机关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侦查机关可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泛滥成灾。 2011年4月3日，异见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机场被公安带走。按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抓人后24小时内应将原因、羁押处所，通知被拘者的家属或单位；如需逮捕，应在拘留后三日内提请检察院审批，有特殊情况可延长四日，重犯还可延长至30日。但艾未未被秘密拘禁80天，直到6月22日才获准取保候审。而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高智晟更是至今失踪两年多，只有在2010年4月，在国际压力下曾短暂露面并接受美联社的采访，之后再次失踪。2006年8月14日，高律师曾被中国大陆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和五年缓刑，现五年时间己到仍下落不明。所以，这条法律在大陆学者和法律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弹。 香港苹果日报发表评论称，由于大陆异见人士被指控的罪名，多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罪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新法案一旦获通过，意味着当局可以将异见人士秘密逮捕、拘禁长达半年，而不需要告知其家属。从另一个角度看，艾未未被秘密拘禁逾两个月，就可以因此变成合法。“艾未未条款”是新《刑事诉讼法》中最黑暗的一页，异见人士被失踪一旦合法化，无论北京当局或地方政府，对异见、维权人士的打压势必越演越烈。 有人权活动者认为，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将为艾未未式的失踪打开了“合法化”的大门：“以强制失踪对付政治异议者，虽然是常见现象，但即便是执行者，也知道是非法的，但此次立法，居然将其合法化，不啻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北京律师刘晓原此前因与艾未未的友情，曾被短暂“失踪”；9月1人日，刘晓原在博客上回应说：“作为一个曾被‘强迫失踪的受害者’，我强烈反对《刑诉法》草案类似于‘强迫失踪’的规定。” 不过，台湾却对此非常“淡定”。马英九并不会因为民进党的选战凶险而责令台立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之虞修订《刑事诉讼法》，台湾民众也不会担心秘密警察突然破门而入将其抓走而亲友好不知情，因为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的台湾，尽管党派争斗激烈，但整个社会稳定祥和，他们最大的爱好，就是坐在家中，看看今天又有什么人在立法院动拳头，似乎立法委员们的全武行，仅仅是为了这个社会太过安详而为民众找点乐子。但是，随着台海两岸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在台湾有很多人却担心，中国大陆政府通过经贸交往对台湾进行政治渗透。然而这种担心，也被中华民国政府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赖幸媛所安抚。 日前，赖幸媛在美国旧金山表示：情形恰恰相反，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台湾，正越来越深远的影响着大陆。 赖幸媛近日访问美国洛杉矶和旧金山两地，向当地侨界发表题为《开创历史新局——中华民国政府的大陆政策》的演讲。在演讲中，赖幸媛谈到台湾的软实力，也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核心价值如何影响着大陆。赖幸媛首先指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她说，“当年国父希望建构的一个民主共和国，在台湾生根茁壮。经过二三十年来民主化的过程，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是台湾人民的核心价值，也是人民的生活方式，就跟空气一样。这是多么宝贵的软实力。” 赖幸媛表示，ECFA签订后，两岸之间的经济和民间交往日益频繁，台湾每天都接待一批批大陆观光客，这是谁影响谁呢？“我们认为台湾经验是可以正面地影响大陆的发展，而且这样的发展是超过经贸的。根据大陆观光客的说法，他们最喜欢的就是晚上回到旅馆，可以观看电视上的评论节目，看到这些名嘴们都在骂政府，有时骂总统，有时骂陆委会，有时骂经济部。这就是民主社会。”赖幸媛表示，在两岸交流和互动中，台湾从来没有在普世价值上后退。她说：在天安门事件的每一年的纪念日，以及大陆的人权维权事件上，马总统都会第一时间出来，因为人权的捍卫，他的理念是一贯的。“我们的政府也希望大陆在民主自由人权这些方面的改革看到相关的发展，因为这对大陆很重要。” 赖幸媛说，在台湾，也发生个别学校和团体，在接待大陆人士时，把国旗摘下来的事情，“他们以为这是大陆的要求，可是我们跟大陆讲得很清楚，两岸协商谈判，国旗原来在那里就在那里。我接见陈云林，我在京华饭店接见，国旗就飘扬在京华饭店前面。陈云林参观花博，花博国旗飘扬，媒体还刊登陈云林跟国旗同时出现的照片。”赖幸媛进一步表示，面对大陆，台湾对自己有信心：“在这几十年来，自由民主人权法制，我们是很有台湾特色的中华文化。再想想全球华人社会，有哪一个是民主国家？只有台湾。” 大陆民众的焦虑，和台湾官员的淡定，形成强烈的对比。 天佑中国人，好在中国还有一个台湾。  

对利比亚的国情比较了解的人，说利比亚也是对国民实行保障房制度，也是最低生活保障机制；同样也是国家资源不分配，全部由占用或占有者享用。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的利比亚也是两极分化严重；达官贵人在国外都有多个帐户，而老百姓却在国内艰难度日。对此，中国大陆网络评论家惊呼：利比亚竟然与我们的国情这么惊人相似，难道是利比亚学习我们的改革成果吗？或者说是中国的改革模仿利比亚的国情吗？这两者相似得使人震惊。 首先利比亚也是权力致富的社会，任何人只要有了权力就能成为富翁；而且同样也是国家资源由权力控制的社会。 任何人只要占用或占有全民资源，那么这资源就成为了自己谋私的资源。与我们国情高度一致的是，任何权力都能谋私；如教育致富，交通致富；石油致富，几乎没有不致富的权力。正因为如此，利比亚与我国一模一样；那就是没有权力的人最遭殃，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致富。所以说权力致富的国情与我们社会一模一样，教育能出百万富翁；国企同样能出百万富翁，就连事业单位也同样能出百万富翁；这就是资源高度集中而由权力控制的好处。 其二就是这样的社会同样都两极分化，所以贫困共存是两国共同的国情。 正因为如此，富翁们住豪华别墅，而贫困的人却连住房都没有；结果两国高度一致的是保障房制度。当然利比亚人没有中国人聪明，所以保障房不审查资格；也不登记排号，盖成之后就立刻用抓阄的方式进行分配。当然它们还推出了一个政策：“只要你想盖房子，政府马上给八万元无息贷款；什么时候还都可以”。但即使这样的利比亚住房还是与中国一模一样，至今还有因没有住房而不能结婚的人。 其三就是政府项目成为国家的经济主体，所以利比亚也是政府项目为主。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与利比亚的国情相同，都是基础设施比较落后的国家。利比亚是因为国际石油价格猛涨，所以政府拿出国家预算的 60% 搞基础设施建设；中国是因为房地产经济使政府有钱，所以同样是贷款搞基本建设投资；两国都是修道路、桥梁、铁路，当然住房也是政府项目的一部分。如利比亚第一期要建五万套保障房，我国是要建 1000 万套保障房。然而跟中国相同的是，社会永远有老百姓没有住房；因为保障房不公平是两国间的共同点。 其四就是国人无所事是的多，而且还是逐步增加。 利比亚在非洲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国家了，所以很多突尼斯的人都到利比亚来找工作；就像国内农民工去东南沿海打工一样，利比亚老百姓不干粗活；粗活全部是黑非洲的人来干。女人不工作，男性主要做司机和经理；也就是我们当官的概念。现在我们中国也是闲人越来越多，所以中国人到处的打牌赌博；同样也是无所事是的原因。并不是无所事是就有生活保障，很多在中国连收入都没有的人同样也是闲人；因为混日子的人居多。 其五是裙带关系成为国家的主流，到处是靠 “ 关系 ” 当官或者挣钱。 因此利比亚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处是“关系”官和“关系”钱；就连到中国工程这里来干活，竟然雇当地人也是这样的规则。所以利比亚与中国一模一样，某人担任了某项目的领导；那么这个项目里面的大小领导就都是领导的亲戚或“关系户”。我们中国现在也是如此，某税务局长不就安排了自己的亲朋好友 10 人进税务局吗？而且还有四人被突击提拔成了领导吗？！ 其六是腐败现象相同，全部是腐败就在老百姓身边；而且还是腐败泛滥成灾，几乎没有不腐败的领域。 这就是利比亚与我国的国情一模一样的又一个现象，而且还全部都是权力腐败；在权力腐败中，灯红酒绿竟然与我们一模一样。 其七是利比亚是高失业率，而我们却是低就业率。 所以利比亚的失业率高达 40% ，很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年轻人都找不到工作就只能呆在家里。中国是低就业率，所以毕业就失业是中国的国情；这两国表现形式不同但体现的国情都一样，那就是依靠家庭成员的收入来保证自己的生活没有问题；但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的这些年轻人高度空虚，这就是我们中国人与利比亚人的共同点。 其八就是社会 “ 和谐 ” ，而且两国都是社会 “ 安定团结 ” 。 利比亚多年都安定，所以利比亚是非洲最安定的国家；因为它们两极分化的人民很和谐。中国同样也是这样的国情，两极分化的人民也是高度的和谐；这就是两国的又一个相同的国情。 当然利比亚也有与中国不一样的国情，利比亚的医院就是免费的；但就这不同却带来相同的结果，因为利比亚的医疗条件差而迫使大家出国看病；结果产生与中国老百姓一模一样的结果，那就是医疗成为贫穷老百姓的负担。 人们震惊：为什么我们与利比亚的国情这么一致，难道是我们改革学习它的结果吗？今天的利比亚能给我们什么启迪，它难道不就是我们的改革方向吗？！ 有人说，卡扎菲统治了 42 年才垮塌，是个奇迹；但中国大陆都 60 年了，还好好的，更是奇迹。 1949 年以后一直到 1970 年代末期，中国大陆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哪怕就是 90 年前的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水平都比现在还好，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那时一个纺织女工一个月有十几块银元，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大米，而今天中国大陆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几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在 2007 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 8 元人民币左右，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合 1.6 美元。而国际标准，即世界银行在 2005 年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如果任何一个国家，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 1.25 美元，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 2007 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这只能说是比 50 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能够吃上饭了，但决不是说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讲幸福。那是世界上各国、发达国家要去援助、救助的对象，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 2005 年的时候，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国家，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那些打内战的国家，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此时中国大陆并没有国内战争，而是所谓“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国家，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高速发展了 30 年，农村的 7 、 8 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说明中国大陆的制度存在严重的问题，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 最新的例子是， 2011 年 7 月 1 日，大陆政府宣布城市居民、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 2000 元提升到 3500 元，中国大陆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根据他们的测算，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 3500 元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测算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大陆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 8000 万减少至 2400 万。但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谈不上生活好。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中国大陆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 8 亿，居然只有 2400 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剩下的 98 ％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这样的生活状态，这样的购买力，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恰恰相反，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所以，从中国大陆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 1980 年代的 50 ％左右缩减到现在的 35 ％。换句话讲，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来讲，是处于大幅萎缩中的。 旅德著名学者、极权主义问题专家仲维光指出，卡扎菲政权和中国大陆一样，无论是对民众还是对其利用的工具，都是以暴力维护其权力。卡扎菲倒台的过程就像是一部经典教科书，展现给世人的道理就是，任何一个专制它都一定会走向灭亡。 利比亚发生的事件再次看诉人们，在最近半个多世纪出现的这种专制形式，都带有一种极权主义的特色，就是暴力只和权力相连系，赤裸裸的和权力相连系。暴力和权力相结合，在卡扎菲现在身上再次显现出来的。实际上，在这方面中国大陆早已显示出来了，比如 20 年前以及直至今天，大陆政权对于任何一个微小的反对行动，都无所不用其极的采取镇压行动，而且不顾法律、不顾道义、不顾环境，不顾一切地采取暴力行动。 2011 年 8 月 28 日 ，在反对派控制了首都黎波里到突尼斯的重镇后，卡扎菲一反常态，表示愿意就权力移交和组建过渡政府和反对派武装谈判，但遭到反对派明确拒绝。反对派称，在他投降之前不会谈判。卡扎菲倒台的这个过程，人们看到像一部经典教科书，它对民众的残害、以及它对自己部下的那种残忍、以及卡扎菲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推向绝路的行动，都像一部教科书一样。人们从这个过程里就可以相信，任何一个专制它都一定会走向灭亡，因为它没有存在的道理。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专制政权，不仅是失道的问题，而且简直就是残暴、反人性、反人类的问题。所以，一个残暴的政权，绝对没有理由长期存在下去。 而迄今为止，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也只是再次证明了一个千古皆然的政治命题：不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就堵死了和平协商的变革路径，也会堵死包括掌权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退路。 对利比亚局势，中国大陆外交部的表态是：“我们注意到了近日利比亚形势发生的变化，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这个表态的意义，首先是承认利比亚半年多来变局的主体是“人民”，其次是承认这半年来利比亚人民充满折腾意味的行动，只是为了行使“选择的权利”，正当，应予尊重。 此轮政治变革先后波及多个中东国家，何以利比亚受到格外关注？显然，是因为前述几国变革急骤而利落，惟有利比亚的变革，是通过内战这种大规模流血的方式，前后迁延半年之久，才终于得以实现。利比亚人民为实现选择权利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受到重创的是整个利比亚社会，包括卡扎菲家族及其支持者。代价还将在未来体现，内战造成的社会裂痕、家国仇恨会怎样影响利比亚政局走势，尚属难言。血与火固然能表明利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勇气，为他们带来荣誉，却不能抹平既成的伤口，消解未来的隐忧。 从这一点上说，突尼斯、埃及等国统治者的“脆弱”在特定情况下，却避免了兵火之灾，不啻是这些国家国民与社会的福分。不必为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政治团体的私利，让全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这是利比亚人民求之未得的。反观卡扎菲，曾经有妥协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但是他没有珍惜。他只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对派的血，来让所有的子民战栗。等到他想起了妥协的好，时机早已远去。当然，卡扎菲的不妥协，一直是以 “ 利比亚人民 ” 的名义而行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人民”一词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被挟持、滥用的不良记录，多少罪恶以“人民”之名行之。 卡扎菲一面呼喊着“人民的统治”，一面又通过教育和宣传来灌输“民主和选举如何不好”。在利比亚人人一本的《绿皮书》中写道：“公民投票是对民主的一种欺骗。那些说是或者否的人，都是被现代民主封住了嘴巴，只许说一个是或者否，这是一种最残酷、最粗暴的专制制度。”他把现代民主说成是只准说一个“是”或者“否”，而他自己的统治不仅连这两个字都不准说，而且对互联网进行封锁，人民连看看别人说这两个字的机会都没有。 在利比亚的普通民众中几乎没人会说英语或法语，因为卡扎菲只想让他们“保持无知和文盲的状态”。卡扎菲还通过音乐等艺术形式制造个人崇拜，比如卡扎菲之歌，歌词写道：“卡扎菲是我们的领袖 / 他给我们带来胜利 / 班加西的人民是受害者 / 利比亚人民爱自由 / 我们将用鲜血捍卫卡扎菲 / 我们以卡扎菲为傲 / 没有了卡扎菲 / 我们将迷失方向。” 今天，人们知道卡扎菲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事实上，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站在了利比亚人民的对立面。但这一点不是在他大势已去时才能判断，而是在他威胁屠杀自己的国民那一天，甚至更早 —— 从他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起，就与“人民”分道扬镳了。而正是“谁坚持到最后，谁就代表人民”，或者“成王败寇”的心理，使卡扎菲执意不放弃暴力。谁笑到最后谁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逻辑，实质上鼓吹的是一种暴力思维、“枪杆子至上”思维，由此逻辑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即便一个政权的统治力量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其让人民通过法定的程序行使选择的权利，除非用暴力推翻它。妥协、谈判、“改革”，这些词语或承诺即使有，也常常只是一种欺骗策略。从不再尊重乃至剥夺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卡扎菲就没有为人民留下退路，也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全不管“死后洪水滔滔”。 卡扎菲由暴力上台，也由暴力下台。不同的是，他下台时流了更多的血，给利比亚这个国家留下了更加难以痊愈的伤口。不愿正视人民的存在，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准人民行使选择的权利，最后收获的却是最激烈、最极端、最血腥的变革形式。 此时，这当年的革命者，还能谈什么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广而言之，每一种社会形态改变、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是变革。但由于对待人民选择权态度不同，结局会有天壤之别：可能是和风细雨的渐进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成功，千万人头落地”的恐怖图景。从另一面讲，“革命未能成功”，同样会有“千万人头落地”的可能。这种恶例更多。 文明社会的核心指标，不是掌权者如何上台，而是掌权者如何下台。面临保住个人、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诱惑，面临将权力把持千秋万代的诱惑，不惜以谎言和伪造的民意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最终却往往使人民不得不选择玉石俱焚的极端手段。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有民众不懂得、不善于通过和平手段表达诉求的因素，但在威权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首先必定归咎于缺乏政治智慧也缺乏历史担当的掌权者。 几乎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掌权者离开权力中心。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民选择的权利并确实臣服于它。“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说这句话的人叫戈尔巴乔夫。 20 年前，他放弃了权力。他的千秋功罪，尚待后人评说，但我们至少需要承认一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那些转型国家，尽管经历了巨变与折腾，但几乎没有流血；而长期“稳定”的利比亚，如今却面临着可怕的社会裂痕。 卡扎菲的错误，是一种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除非逐步但坚决地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否则，全社会退无可退的可怕图景，终会是每个转型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

著名教育家、中国名博信力建日前在《中国人，你得了什么病？》一文中，总结了 18 种当今大陆人所患的病症，诸如焦虑症、好斗症、人格分裂症、说谎症、健忘症、自大病、拜金病、虚伪病、自私病、受辱妄想症等。文末，他问：“病态的中国人，谁能拯救你呢？”这个问题问的很沉重，令人难以启齿。 不管是与 30 年前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归纳的国人劣根性相比，还是与 120 年前明恩溥先生在《中国人的气质》中所描绘的国人陋习相比，当今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人，行丑事做坏事时无底线，堕落实在是又“前进”了一大步，用令人绝望来形容并不为过。 网络上著名启蒙思想家杨恒均近日走读西藏，一位藏族青年对他说：汉人对〝信仰〞比藏人更执着，那就是权力和金钱。对此，杨恒均感叹道：“是啊，各位，这种 ‘ 信仰 ’ 你我并不陌生吧？那么多 ‘ 德高望重 ’ 发誓终身为人民服务的人紧紧抓住权力，到死都不愿意放手。为了一人一己之权力，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害死了多少无辜的老百姓？ …… 有些部下为了分享一点点权力的甜头而把自己的老婆都贡献出来，供掌权者淫乐，请问，这种对权力的信仰，当今世界上又有哪一个邪教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 有哪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在给孩子们喝的牛奶里下毒？把孩子们的学校建成豆腐渣工程？”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面对中国社会在精神上“变坏”的征兆，王晓明、朱学勤等学者曾经发起过影响波及全国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将近 20 年过去了，情况让人痛苦：“人文精神”无处寻觅，而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和英国作家狄更斯所描述的不同，“最坏的时代”不可能同时是“最好的时代”。精神、伦理和人性的堕落状况，不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命运，也威胁到“社会”这个“合作体系”的稳定，并给它朝向民主、自由、法治的转型制造巨大的风险。围绕“中国社会人心是怎么变坏的？”这一主题，《南风窗》近日发表了对上海大学王晓明教授的专访。王晓明的几个观点切中了要害。 王晓明说，为了更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我们可以找一个突破口，就是人心 —— 人心是怎么变坏的。假如有一个小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一开始对于坏的东西是不知道的。但经历社会化，一直到中年，我们来观察，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念、社会游戏规则，会让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小学和中学 10 年，影响一个人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 是应试教育，一切都为了考试。应试教育对小孩影响最大的就是他们一直被大人的意志操纵，像看电视、玩耍，都不能被家长允许。甚至看一些书，比如奇幻类的书，也会被家长和老师认为对学习没什么好处。家长和老师是小孩在社会化开始时遇到的两类权威，而这两类权威口径一致，联合把小孩的自主性打掉。小孩能有多少抵抗力 ? 根据心理学的说法，大概从 3 、 4 岁开始，一个人的自我开始发育，如果他不是按照天性发展，而是被外在的权威强行扭转，那小孩就会感受到一种外界对自我的破坏性。他以后可能会报复。但在报复之前，这个小孩会感觉到自己很渺小，他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他被迫接受了一个逻辑，就是为了将来一个以金钱为前提条件的“美好生活”，他必须压抑自己人性本真的东西，扭曲自己。 进入大学阶段，以及工作后，这些东西更加强化了。进入大学阶段后一开始，大一、大二，很多学生是很放松的，可以过一段快乐的日子 ; 但是到了三、四年级，因为你要找工作，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所体验到的东西，在大学时代仍然会被攫住。求职以及工作后，一个人将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由关系等游戏规则决定工作机会、稀缺资源分配的社会。会痛苦地发现，很多事情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努力，以前他只是无法反抗学校和家庭的权威，但后来他发现，社会并不公正，他更无力反抗。在社会不公正的强大力量中，一个人要让自己心理不失衡，不变态，甚至精神不崩溃，需要一种“情感支持系统”。爱情可以给一个人力量，如果一个年轻人很穷，能够找到和自己一起奋斗的人的话，他的精神状况会是比较好的；但如果他发现爱情都不断地被现实的考虑所侵蚀、算计、破坏，那将是一个非常重的打击。 精神分析大师、西方文明的诊断者弗洛姆说，爱和创造性的工作是人克服和世界的分裂的重要途径。这两条路都被截断的话，社会必然出现病态。 社会是让一个年轻人的自主性越来越强还是越来越弱 ? 当一个人进入这个社会后，他对这个社会是不是公正的判断是增强还是减弱了 ? 一个人进入社会以后，体验到的金钱以外的价值是多还是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