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財政司長曾俊華先生您好： 閣下於日前提出二零一三/一四年度的財政預算中，教育經常開支預計達六百三十億元，佔政府經常開支超過五分之一，說是政府開支最大的政策組別。作為家長，看見政府肯投放大量資源在教育上，當然是歡迎的。但是，細看內容才發覺政府和閣下可能根本不了解現在香港教育的問題，司長你好像活在火星一樣，六百多億的公帑用得不能其所，究竟您有沒有徵詢教育人士和家長們的意見呢？難怪你會說出自己都是中產的這些怪論了！我給你氣壞了！你是懶還是完全不懂嗎？ 首先，其中最具爭議的就是用4.8億公帑設立獎學金，資助本地傑出學生入讀海外知名大學的學位或師資培訓課程。你預計獎學金每年約有二十個名額，獲頒獎學金的同學須承諾在畢業後回港擔任教師，服務時間相等於他們受資助的年期，但不少於兩年。我想問司長，我們現在真的不夠優秀的老師任教嗎？為什麼需要4.8億去供20個所謂尖子去外國名校讀書回來，還要迫他們任教最少兩年？你知道嗎？一個好教師不是迫出來的，如果那位「尖子」同學學成歸來，他們是不是真的想作為教師？還是他們只是為了還政府栽培他們的人情債？這樣他們又怎會教得開心和有熱誠呢？我們的孩子又怎會受益呢？再者，教師的是否優秀除了學歷之外，還有的是教師的人生經驗，孩子學的不單是學問，還有做人處世的道理。我看過我孩子的老師，有很多都是剛大學畢業，修讀了專業的教育學系的，更可貴 是他們不怕工作的不穩定（是啊！教師現在是種不穩定的行業啊！），也要抱著滿腔熱誠去為人師表，我這位家長是非常欣賞的，而且我不會介意他們是否由海外名牌大學回來與否，你又明白嗎？ 與其將這4.8億來培養20位未必真心情願的教師，不如將資源用於其他迫切的地方。例如將錢用來資助大學生和副學士，你知道嗎？我們的孩子上不到大學，又不想太早出來工作的都會選擇讀副學士，但你知道我們家長為了子女讀副學士要負擔多少錢嗎？很多副學士學生一畢業便背負一身債，司長你可否考慮將這4.8億用來資助這些副學士嗎？還有那些全費的學士生，他們也要負擔高昂的學費啊！你會考慮幫補一下我們的負擔嗎？生活費用不斷增加，衣食住行樣樣加，我們已經很辛苦了！有三十多萬月薪的你又知道嗎？ 當然 ，預算案裡的教育部份也不是全部不理想的，至少在特殊教育上投放了4千萬作獎學金，是值得讚賞的。不過對比投放50億在語文基金，又似乎略為過少了！你說有接近五百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同學，但4千萬只能幫助約一百名多學生，請問可以增加資源幫助至少三百名學生嗎？將那4.8億中撥出1億，便能做到了，你願意嗎？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話想跟你說，對於香港的教育問題我們有很多不滿和疑問，例如15年免費教育、小學教科書價問題、中學實施小班教學、增加教師們的穩定性等等，我明白有些不是你的責任，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政府能夠善用公帑，將應做的做好，將應使的用得其所，你懂嗎？ 期望你能有錯能改，多了解現在教育的問題、了解家長們的苦況、多了解前線教育工作者的意見， 你能做到嗎？

在今期breakazine的專題「牠們不止是阿貓阿狗」中，編輯有趣地把我和前局長周一嶽對「人道毀滅」的看法平衡並列。據聞公民黨將再次在立法會建議削減漁護署每年在人道毀滅動物的開支，現轉載以供討論，望現任局長抽空一讀。 不人道的毀滅？一條問題兩種答案 原文刊於：突破雜誌2013年3月號(024期) 貓狗不如 在什麼情況下，會進行人道毀滅? (周一嶽) 一般情況下，捕獲的流浪動物或從主人接收的動物會先送往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作觀察。觀察期間，當值的獸醫會密切留意動物的健康及其他情況，以確定牠們是否適合領養。若動物的健康情況許可，暫住時間為四天，以待主人領養。只有因健康或性情理由而評估為不適合領養，以及未有動物福利團體表示能安排領養的動物才會人道毀滅。 (Mark Mak) 為動物進行人道毀滅，我們行內通稱為安樂死。意思是，當動物的病情已經到了一個不能逆轉，難免一死的地步，從動物福利的角度，為了減少牠們既沒有希望又要被病折磨的痛苦，我們會用人道的方法讓牠安樂地死去。但我也常掙扎，問自己：我們是否真正了解動物，我從未見過有自殺傾向的貓狗，究竟應為牠們安樂死嗎？對於我自己，假如我的貓狗病入盲膏，除非牠已不能進食，甚至連主人都不能辨認，我也不會輕易的讓牠安樂死。 每年有萬多隻動物遭毀滅，這人道嗎？ (周一嶽) 人道毀滅是全球獸醫學界所普遍認同的終止動物痛楚的方法。世界動物保護協會和英國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國際部於2007年發表了有關約30個歐洲國家控制流浪貓狗方法的報告。報告指出，基於人道理由，所有這些歐洲國家都需要並採用人道毀滅的方式，處理患有疾病和受傷的動物…… 事實上，香港人道毀滅的數字，以人均計算，遠比世界上很多先進國家為低。以每千人計，美國平均人道毀滅12.5隻動物人道毀滅澳洲為10隻，香港則為2.3隻。另外，在2007年國際上權威的動物福利組織亦共同定了一份關於處理流浪狗隻的指引。該指引承認，必須要接受的現實是，由於沒有足夠的領養家庭，有些健康的狗隻不得不被人道毀滅。 (Mark Mak) 什麼是人道毀滅？照字面理解：應該是以人道的精神、人道的方法去結束一個生命。那麼，平白殺死一隻健康及有機會被領養私動物，這符合人道精神嗎？不管你的方法有多「人道」，也不能稱之為「人道毀滅」，這只是濫殺。當我看到漁護署公佈過去3年為接近50,000隻動物(佔署方接收動物的總數的76%至78%)進行人道毀，我感到難以至置信。這幾萬隻動物都是健康有嚴重問題至絕無機會被領養嗎？答案幾乎是否定的，如果立法院會的撥款並非真正應用在「人道毀滅」的用途上，署方應否將部份款項投放於其他的動物福利工作上，而不是用在「濫殺無辜」，這是常理吧。 流浪動物的問題，真的如此嚴重嗎？ (周一嶽) 過去3年，漁護署每年收到約20,000宗有關流浪動物的投訴，反映很多市民正受到流浪動物的滋擾。更重要的是，流浪動物比一般動物更可能患有人畜共通病，威脅市民大眾的健康，例如狂犬病、寄生蟲症，或其他細菌感染。就以狂犬病為例，即俗稱「瘋狗症」，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的人獸共通中樞神經系統傳染病，世界各地每年約有55,000人死於此病……由於狂犬病是至今為止人類唯一病發死亡率差不多高達百分之一百的急性傳染病，所以我們不能鬆懈……在香港這高度人口密集的城市，不加以控制流浪動物的數目，不但會增加市民和動物健康的風險，更嚴重威脅公共衛生。 (Mark Mak) 流浪動物的確是一個社會問題，對於居民健康、財產可能會構成威脅，我們一定要處理。但這都是技術性問題，好多人忽略了一個原則問題—–這些動物是怎樣來？請別忘記，牠們是由人類帶進社區的，這麼多年來，已成為社區的一份子。以我熟悉的黃大仙為例，昔日這地方是一個山谷，滿佈寮屋，每家每戶都養狗看門口、養貓捉老鼠。起了公屋後，狗隻被棄，就走上山。獅子山頭約有500隻流浪狗，的確對居民造成滋擾。但我們不能因此就去「處理」牠們，牠們是你阿爺的家人呀！這是基本原則。怎樣處理流浪動物問題？人作為萬物之靈，就要動用智慧想其他方法。2009年，我們發起了「獅子山行動」，進行狗隻TNR，幫狗隻檢驗、注射預防針、絕育、安排領養或放回山上。現在已幫300多隻狗絕育，同時我們清潔山頭，在山頂餵飼，把狗仔的生存線往上移，讓牠們不騷擾民居，現在狗隻的數量已得到控制。為什麼一定要人道毀滅？ 政府為何對「狗隻絕育放回」計劃如此保留？ (周一嶽) 漁護署在2007年聯同倡議的團體就狗隻「捕捉、絕育、放回」推行試驗計劃諮詢各區議會。在18區當中，原則上支持在區內實行計劃的區議會有9個，表示反對的有9個，餘下的兩區沒有表態。由此可見，各區議會對於狗隻「捕捉、絕育、放回」計劃持不同意見……狗是一種家養動物，未必能在野生環境生活。缺乏照顧的狗隻不單容易有健康問題，會對市民造成滋擾，亦可傳播疾病，例如狂犬病。許多狗隻在接受絕育後可能未獲妥善照顧而留在街上遊蕩，對居民構成滋擾的同時，亦對動物的生命構成潛在威脅。從海外收集到的經驗及資料顯示，狗隻「捕捉、絕育、放回」計劃相當具爭議性，且從未在歐美國家的主要城市實行。有實施類似計劃的地方亦成效不彰。例如在美國的一項研究顯示，人道毀滅比起「捕捉、絕育、放回」對於控制流浪貓隻數目成效較大。 (Mark Mak) 政府因計劃得不到區議會支持而擱置，但責任不在區議員。政府對新界東北計劃，就不停宣傳，絕育放回就隻字不提，你叫區議會和居民憑什麼支持這計劃？你要居民支持就要先做出成效；要TNR有成效，就要有資源、夠人手、也要非常持之以恆。「獅子山行動」計劃之初，我逐一向黃大仙區議員叩門，解釋計劃，當時他們說「絕育、放回好「捕捉、絕育、放回」但可以放去其他區嗎？或者孤島上」，許多人都反對我。但幾年後，我再到黃大仙區議會介紹這計劃的進展，竟全場拍掌，區議會主席還鼓勵我們繼續這行動。我相信，先努力做出成效，哪怕未得到政府授權 (現在漁護署是有權用CAP421控告我們不替狗隻打晶片的)，當成績有目共睹時，政府要麼就支持我，要麼就拉我。

葉國謙在《明報》撰文，對香港「多元文化」容不下簡體字，認為「若不是別有用心，便是愚昧無知」云云。葉議員指「使用簡體字跟政治完全無關」，對反對在香港使用簡體字的人表示質疑。 「使用簡體字跟政治完全無關」，這句話是錯誤的。中共立國以後，即成立中國文字改革協會進行文字改革，當時中共按蘇聯史大林的指示，欲把漢字廢除，當時他明言：「全世界都是要通過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而實現共產主義的，全人類的語言文都是要通過統一的民族語走向區域語，而實現共同的世界語。」毛澤東對此表示附和，認為中國文字的改革也要走拼音化的方向。 從1950年開始，中共當局即為廢除漢字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將漢字簡化。1952年文字改革協會在教育部統籌之下改組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3年中共中央設立了中央文字問題委員會。文字改革委員會在1954年的會議上，認為漢字難以在一時之間完全拼音化，但在策略上需破壞漢字的表意特色，削弱漢字表意的功能，以簡體字來創造日後中文拼音化的條件。 可以說，簡體字的出現及使用完全就是政治產物。 由1952年的《常用漢字簡化表草案》收700多個簡體字，至1986年的《簡化字總表》變2000多個簡體字，30年間簡體字的數量多了近3倍。中國文字的發展不錯也是有簡化的傾向，單由秦代統一文字起計，由小篆至楷書，文字的形體都呈簡化的傾向，但這種簡化，是文化使然而然，並非如簡體字般由上而下，政治先行。況且漢字發展至楷書後，亦已基本定型。 中學中文課程有一課是左民安先生的《漢字的結構》，他歸納了中國文字的構成的六種方式：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是為「六書」，這六種構成漢字的方式，名目及次序去上溯至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及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是我們中華文化的傳承。 簡體字以政治粗暴地消滅漢字的特色，本身就是政治。現在廣泛使用非政治產物的正體中文，就只有香港、台灣、澳門等地，葉國謙身為香港的議員，不單沒有為了中華文化的承傳說公道話，反責難為了保存中華文化血脈而努力的人打為「別有用心」、「愚昧無知」，目的只為當權者鳴鑼響道，加一腳來消滅本土意識，根本不是包容不包容的問題。 葉議員，如要批評別人，請先多讀點書。

最近網上有一篇博客文章How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was Killed, in Five Easy Steps【註】引來熱議，作者是大學的兼任教授，文章說的是美國公立大學體系發生了怎樣的問題；當中提及的若放諸香港，竟然出奇地相似。作者提出的一些警告，對我們實在有相當的啟發性，值得政府和教育界深思。 作者在文中提到，在過去幾年美國不斷有人提出「為什麼美國的大學教育會開始失效」，包括畢業生的表現每下愈況、學費失控地增加、學生負債纍纍等。雖然美國人已經想法子改變這些情況，但似乎美國的大學仍然是「步向死亡」（universities in America are dying）。 這些論調， 我們在香港也是耳熟能詳，僱主經常表示大學畢業生表現不理想、公營大學學位有限，結果中學畢業生即使考獲大學入學的資格，仍然只能投向學費高昂的私立院校；至於學生未畢業已因為學業而背負欠債，更加早已不是新聞。 死亡徵兆一：大學教育變「職前培訓」 大學教育的核心和精神是什麼？作者在文章提到，在六十年代的美國，學生可以選擇的大學學科種類繁多，「博雅教育」更加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學生可以遨遊在哲學、人類學、文學、歷史、社會學、宗教、外語、文化等不同的範疇，但今天，大學已變為「職前培訓」，原因在於企業資金湧入大學，於是大學的價值由企業價值取代，最終令到發展人文學科的資金被削，而商科卻同時獲得大量資金。 更甚的是，企業開始對科學學系作出捐助及建立合作關係，企業支持的不單是科研項目的本身，更重要的是項目的成果；於是大學的實驗室不再是為了科學研究，而是為了企業的業務工作。 在香港，只要翻開大學聯招的收生成績和學生選科的意向，香港的大學「職前培訓」取向之明顯，真的已不用多說。以剛過去的聯招選科為例，以學生首三志願計，最多人選擇的學科首兩位都是商科，而與商業、精算有關的科目，亦經常收到成績最好的學生，反之人文學科往往都被視為「水泡」。 今天問問中學同學升讀大學的興趣，說選擇哲學、人類學等人文學科的恐怕十之一二也沒有。此外，在各大學爭相找到商界成立科學實驗室之時，究竟我們的科學發展有多大的進步呢？抑或一如美國的，變成主要為企業服務？ 死亡徵兆二：政府鼓吹成立私立大學 最近，立法會討論增加公營大學學位的問題，在議員擔心未來香港的大學學位會「過剩」，也恐怕新成立的私立大學會倒閉。大學學位是不是會「過剩」，這個問題難有答案，但香港一直以來公營大學學額不足則已有公論。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數字，成員國就讀政府資助大學本科課程的學生比例，平均為同齡青年的68%，即使是香港政府經常視為競爭對手的新加坡，比例也有近三成。香港呢？多年以來都是維持在18%（或15000個學位），政府增加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的方法是所謂「鼓勵成立私立大學」。 私立大學的成立，是把政府本來應負的責任推到「市場」，目的不過是減低政府在大學教育的財政負擔。由於把大學教育交給「市場」，結果可以想見，增加的大學課程也是需有「市場價值」的學科，於是商科或「專業」學科的學額增加，人文學科不是缺席，就是淪為選修，人文精神繼續被邊緣化。 香港政府還有一招：教資會。作為分配大學教育資源的機構，教資會不單沒有為大學的教育生態作出健康的決策，反之更常要求大學以「競爭」的方式爭逐資源，甚至要求大學「回撥學額」以公開競爭。結果大學不錯是常常有新課程設立，但偏向開辦所謂「有市場價值」、「有競爭力」的課程的取向已是非常明顯；因此，不難發現，近年本地大學的商學院高速發展，但文學院、社會科學院、理學院內的一些學系卻面臨「殺系」的危機。 當一個城市，大學教育只顧日益傾斜某一方向，這個城市的年輕人對於知識、公義、人權的重視，只會日益淡薄。該篇博客文章，正正把削減資助高等教育列為美國大學之死的首個原因；反觀香港，這種傾向也似乎若隱若現。 死亡徵兆三：教授被迫「去專業化」 此外，就是把在大學教授「去專業化」或「兼職化」。作者在文章指出，美國現時約有150萬大學教授，但當中高達八成是「兼任教授」（adjuncts），即是有100萬大學教授是「兼任」的，他們只有短期合約（一般是一個學期），不但就業沒有保障，也沒有福利可言，很多更是連辦公室也沒有，難以與學生會面，作學業的探討。 這些兼任教授都是博士畢業生，在各自的範疇有着研究的專長，但卻只能等待校方施予課擔，維持生計，白白把社會的精英浪費掉；更甚的是，不少新的博士畢業生都基於政府削減大學教育開支，而須背負六位數字美元的債務。 在香港，雖然都有兼任教授，幸而處境並沒有美國般壞，但以「合約制」聘任大學教員卻早已是普遍做法，教員仍然要面對失業的可能，加上本地大學都以研究為先，教學為次，結果很多時大學都要聘請臨時教員負責教學工作，使「教授」可以多作研究項目的開發，這樣即會造成階級分化。 早前，本港尚有大學在爭論「大學導師」是不是可視為大學的教師，可見這種以行政手段把大學教員「去專業化」的理念，仍舊存在於大學的體制當中。博客文章的作者認為，大學教員沒有穩定的教研環境，對教員本身的身心都有損害，包括欠缺醫療保障、由壓力引發疾病如心臟病，甚至有大學教員因而自殺等；長遠而言，當然會影響大學教育的質素，年輕一代的質素當亦直接受到影響，這樣的社會又可有「前途」可言？ 死亡徵兆四：行政階層壟斷大學管治 還有，就是行政階層壟斷了大學管治。作者在文章中說，當大學教員被「去專業化」、「兼職化」之後，行政階層卻乘時而起，他們控制了大學的資源分配、課程設計、科目選擇等各方面。作者說自1970年代起，全職的教學職位被削減，但全職的行政職位卻開始膨脹，這些行政人員獲得優厚的薪酬待遇、福利、辦公室、地位和權力。 到2012年，美國大學體系的行政人員數目已明顯多於教員數目，究竟一所大學的核心是行政人員，抑或是學術人員呢？在香港的大學，這也是不難理解的，大學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行政人員的決定和取態，對教員的影響已不用多言。在大學裏，校長與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往往比教員好上多倍，更重要的是，他們往往掌握了教員的「生死」，一紙合約，正正成為有力的武器，以行政壓倒學術。 大學作為知識的孕育地，理應為當地的發展進行研究，可惜不少本地大學教員都很清楚，他們的升遷、續約，行政階層看的不是你對本地的發展有多大貢獻，而是你的研究和論文有沒有在所謂的一級學術期刊刊載；最後，大學教員爭相研究適合外國學術界口味的項目，對本地的發展貢獻相對地少。 我深信，大學的教員都希望研究本地課題，為本地的發展作出貢獻，可是在行政階層迷信績效主義之下，教員都會身不由己；最終，失效的大學體系將會毀了年輕人。 當大學教育逐漸「用者自付」，最終結果將是：學生負債增加、基層學生失去大學教育機會；即使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但在社會不斷的影響下，只會相信大學教育是「找到好職業」的途徑，而不再是追求知識、追求公義的地方。 今天香港的大學教育體系，情況也許未如博客文章描述的美國公立大學般差，但當中不少現象卻或多或少滲入了香港的大學體系，再不細心研究和正視，難保有天香港的大學不會面臨如美國公立大學般的境況。至於今天掌管教育政策的決策者可有能力和視野，承擔起大學教育發展的重責，至今仍有疑問。 【註】讀者可瀏覽 http://junctrebellion.wordpress.com/2012/08/12/how-the-american-university-was-killed-in-five-easy-steps/ （本文獲刊於《信報》，2013年1月10日）

工程部工友介紹系列 自1999年至2013年的嶺南人 – 張師傅 職位：有電牌、冷氣牌的技術員 在1999年的8月，一名姓張的男子看見報紙上登了一份招聘技術員的廣告，就去了鰂魚涌見工。最後，可能姓張的這名男子當時家住屯門，因此，就被派到來嶺南大學，開始踏上13年又6個月的嶺南人之路。 之前曾在有線、美心、維他奶等公司工作的張師傅形容當時一聽到是來一間大學做，「之前未試過，都有D High High 地。」他第一日到嶺南，就是跟當時的師傅去了HALL F，而權叔及志偉早在張師傅來到之前已經在嶺南工作。「果時係係房入面整書枱。」什麼樓層，什麼房號，張師傅已經不記得。當我問起張師傅十多年來有什麼事件是最難忘，張師傅答了一個名：「坤仔！」原來，被工友稱為坤仔的前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當年因一盞燈短路而起火，燒著了窗簾，有「火屎」落了坤仔白色的地毯上。「當時我住係屯門，係最近果個，收到ORDER就立即趕返黎。返到黎果時，火已經熄左。而我就要去拎D 電風扇入去吹走D味。」(與此同時，張師傅隨即向我講解平日政府廣告中呼籲市民要關掉所有電器的重要性！總而言之，就是電器在待機狀態都會有短路危險之類…)一聽見張師傅提起坤仔，我當然打蛇隨棍上，問一問當年坤仔的人品等八卦問題！「坤仔，佢好客氣，平時好遠見到，佢都會點點頭同你打聲招呼。果時逢星期三佢都會係上面二樓同同學食早餐，所以我地返工果陣都會係LG見到佢。」 而當日於工友、學生會、校方和資方的公開會議中，代表校方的廖小姐當然也是張師傅的服務對象之一。「佢辦公室果張地毯係我地幫手鋪。」同學見張師傅一提廖小姐，追問一句做了十三年有多，現在對嶺南及置邦公司感覺如何？張師傅笑笑口答：「俾人搵笨，上左條賊船。」原來兩年前，張師傅是有機會離開的，最後因為工作地點因素而留在嶺南。十三年來，張師傅為嶺南貢獻無數，張師傅提起兩年前的暑假，嶺南每年暑期都會將宿舍租出給一些宗教團體，搵搵外快。 「有一晚凌晨，突然收到個電話，話有棟HALL停左電。話果時天氣又熱，冷氣又壊左，熱死入面D人。我返到黎，同保安講，去逐間房拍門，叫佢地熄晒D冷氣，我再搵原因。果到搞左個幾鐘，之後又要再去逐間房拍門，叫佢地慢慢開返晒D冷氣。好彩果時搵到撞個點，如果唔係，我係下面機房，一開制，就會爆，係成個人炸出門口果隻。」 可是，當晚工程部只有張師傅一個回到嶺南幫手，沒有一個管理層的人員回來。「俾人鬧果個係我，同人解釋果個又係我，整果個又係我。」 回憶起此事，張師傅也接上一句，「都唔明點解唔珍惜我地。」 眼見氣氛有點低落，我也問一些關於嶺南同學的問題。「當然，都會有D麻煩既同學，例如叫我地整電器，但我地唔係依方面既電子野。都有D好既同學，有幾次做完個ORDER都有D同學會俾野我飲。」 最後問張師傅關於今次事件，張師傅答：「好遺憾，我地又唔係奢望高，只係要一個合理就OK，今次依件事係佢地迫出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