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獨立媒體

政府之所以為政府，因為它不以盈利掛帥，卻以提昇全民福祉為己任。它或者有義務「win as much as you can」，但這個「you」，肯定不只是政府本身，而是整體社會利益。今年 財政預算案 總開支是4,400億，經常開支是2,913億，足足1,487億是「煙花式」燒完就無消費項目。它只停留在一次性出多少雙糧，電費補貼甚至撥款（關愛基金）外判其本身的責任，卻從沒有為這土地上的人民勾畫出更宏大長遠的圖畫，政府對其管治的城市有多少承擔及勇氣，可見一斑。 眼光短淺的規劃 政府高官似乎脫離不了從上而下的管治思維，於是它為社會安排各樣「良好願景」，偏偏沒有問受眾是否受落。譬如： 向關愛基金注資150億，卻不願將它納入常規體制； 增撥7,300萬元，增加600個資助院舍宿位、又向長者生活津貼受助人發雙糧，卻不願建立健全完善的社會福利機制，如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增加全日制社福界登記護士訓練名額、增加病床、優化管理專科門診輪候名冊，卻沒有想過高工時、欠休息、生活環境惡劣均可能是致病的原因； 以700億工程開支創造75,000就業機會、成立１億基金培訓海運及空運人才、成立小組研究零售業人力發展、又落力推動資助物流業、旅遊業、金融業……卻不是營造多元平衡的環境，讓每個個體都能按興趣選擇職業，發揮所長； 向6所大學提供每年最高1200萬元資助支持技術轉移，卻忽視人文學科對城市的重要和文化價值； 為什麼是補貼電費而不是推動可持續的能源計劃或鼓勵低碳的生活及消費模式、推動回收再造社會企業？何以完成課程的學生貸款人只是可選擇延長還款年期，卻不是從制度上入手，減低學生借貸息率，令年青人就業有更彈性？ 月亮總是外國圓 最離奇要算是注資 4.8億設立獎學金 ，資助20名傑出學生出外留學，學成後須回港任教師至少兩年。政府出資培育人材不是新事，十多年前筆者便認識朋友收到來自新加坡的邀請，政府會提供當地學費及生活津貼，畢業後需在當地工作數年，印象中沒為就讀學系和職業設限。當政府花整體納稅人錢送「傑出」學生出外留學，回來要執教鞭，背後的想像是什麼呢？ 海外大學師資比本地好。當人家出錢邀請人才往本土受訓，我們卻把人材往外地推。香港的自信，是否少得太可憐？港英時期政府不少高官的確有被保送往外地進修，但他們本已取得一定教育程度，職場表現傑出才有這些機會。坦白說，海外大學（賺取龐大外匯的產業）多如星海，出國留學有何難？只要是尖子，海外大學多提供獎學金，即使去不了海外，尖子自然能就讀本地高等學府，不必一味崇洋，難道本地沒有擠身世界百強的學府嗎？若排名和本地學府不相伯仲，自然勢難以服眾。政府最好擬定公開的「海外名校榜」，非牛津、劍橋、普林斯頓、史丹福等級數不資助。 據了解，獎學金得主回港後「出任政府資助學校的教師，服務官津、直資或學券制下的幼稚園 」。為什麼直資學校也包括在內？直資相對官津學校有更大彈性以薪酬及待遇聘請優秀教師。若這些衣錦還鄉的尖子最後不過是回流直資學校，只是錦上添花，白白浪費市民的公帑。更甚是繼續拉闊各學校的成績異差，加強「名校」的標籤效應。計劃效果成疑，受惠人數亦極少。 政府對教育太無知 我們可以再問：本地不能培育優秀的教育人材嗎？即使有優秀的教育人材，又有沒有相應的教育制度讓這班教師可以學以致用，把全副精神教育學生，而不是應付無日無之的教育改革、推銷學校及填寫量化成果的達標報告？核心問題是，優秀的人材為什麼不選擇「教育」？回答這問題，又要回到教育制度和社會的文化氛圍。當教育制度只推崇「求學只是求分數」，入大學只求搵好工，理想職業等同發達，連政府的財政預算都只顧資助有「錢途」的技術科研……試問一個功利至上、凡事講求短期回報的社會，又如何孕育一批相信「有教無類」，真正把教育莘莘學子奉為理想和志願的學生？教師的光環在香港漸漸褪色，政府、家長和社會聯手摧毀教師的尊嚴和地位，不少教師淪為消費主義下的服務提供者。以至這個計劃本身，正正是「有買有賣」、「你情我願」的市場消費模式。 反觀以教育制度優良聞名於世的芬蘭，政府無需絞盡腦汁請人入行，因為當地教師的社會地位極高，一般普通小學老師受敬重的程度尤勝於國家元首。梁文道多年前已題文講及 芬蘭的教育 ，他引述當地媒體的民意調查，當地年輕人最嚮往的職業是中小學的教師。企業都相信最頂尖的人材是教師。同時這些教師都像學者，真心喜歡學問，才能把孩子教成優秀的人材。 市民透過財政預算案，目睹政府的「洗錢」態度，便明白其「核心價值」。不願承擔的官員，造就這份短視的預算案，使它繼續滋養沒有願景的一代。

一部打著「本土電影」幌子，實際上只賣低俗但求博人一笑的電影，連導演都承認自己只是賣弄小聰明，卻有個叫賈選凝的大陸女生把它扣緊當下的「中港矛盾」，極其嚴肅地大加批判，還得了個五萬元獎金的藝評獎，此結果一出，網上一片譁然，卻把重點放在「一個大陸人批評港人低俗」，既而演變成中港矛盾的一景，而不是深究評獎的機制，似乎正驗了賈文所言的「港人自卑」。雙方均不自覺地落入對方的套子，真是「喜劇」之外又延伸出一串串活生生的「喜劇」。 是彭浩翔的自大，是宣傳策略還是港產片的焦慮？ 低成本製作的《低俗喜劇》據說只用了12天拍攝完畢，其最大的問題不是以低俗文化為榮，而是電影本身便是粗製濫造，很多笑話是由網上抄來的段子拼湊而成，新意欠奉，連彭浩翔引以為傲的「小聰明」，我也幾乎沒看到（你總不能說屌騾西算是小聰明吧，這是敢不敢或肯不肯，而不是能不能的問題）。對他這部電影表示失望的人中，不乏原本很喜愛彭浩翔的影迷。 然而彭浩翔一上來就給自己戴了頂高帽，不斷強調這是部本土電影，因為票房不錯，他自己則儼然成了本土電影的代表，然而如今的香港電影界雖然充斥著大量中港合拍片，但本土製作也依然不少，隨便挑兩個都比《低俗喜劇》好得多，卻從來沒有一部本土電影會不斷把「本土」掛在嘴邊，而忽視電影本身的質素。難道《天水圍的日與夜》不是拍給港人看的本土電影嗎？難道《奪命金》不是拍港人港事的本土電影嗎？明明製作優良的港產片一值存在，《低俗喜劇》卻在宣傳中幾乎把自己說成是近年來唯一的本土電影，甚至表達過類似「只有支持它才是支持本土電影」的說法，這對業界同行一點也不公平。 我認同《低俗喜劇》片面化了「本土」，但賈選凝一面批評《低俗喜劇》『狡猾地用「低俗性」偷換了「本土性」』，一面又犯了類似的錯誤，看她那篇獲獎藝評，香港電影的其他本土製作一部也沒有出現過。就說《奪命金》，八百多萬票房雖然不如《低俗喜劇》賣座，卻在口碑上比後者高出幾節，這證明香港電影並不是只有《低俗喜劇》的低俗和粗造，也有《奪命金》的深度和優秀，賈選凝卻提也不提，而把《低俗喜劇》作為唯一的分析對象，難怪有網友說這反而是幫《低俗喜劇》捧上神台。至於低俗的片子比有深度的片子好賣，也不是香港特有的情況，大爛片《吸血新世紀》（Twilight）在美國一樣比很多好片賣座得多。 當然，不斷強調自己是「本土電影」，也許只是《低俗喜劇》一片的宣傳策略而已，因為成本低，所以抓住「本土」這個社會熱門話題來加以炒作，是最節省成本的方法。如此一來，從中能看到的頂多是彭浩翔在資源緊拙下的焦慮，何來看到港產片整個業界的焦慮？很多導演既能拍合拍片，也能拍本土製作，自己要懂得平衡而已，拍得好的不管是合拍片還是本土片，都照樣有捧場客，何急之有？ 如何才算是本土電影？ 因為從來沒有一部香港電影會像《低俗喜劇》這般強調「本土」，而它又似乎確實因為這樣的宣傳策略以小博大，而獲得了不錯的票房，於是「如何才算是本土電影？」，也是一個很直得探討的問題。 本土片和合拍片之爭，大概是香港才有的爭論，我認為此爭論主要源於中國和香港兩地觀眾之品味差異一直被誇大了，因為我不相信美國人可以拍出美國人喜歡看同時全世界又喜歡看的電影，香港人就拍不出香港人喜歡看同時別的地方又喜歡看的電影。我一直相信電影是一種世界性的語言，電影裡可能有些文化背景未必所有地方的人都能領會，但分辨電影好壞的標準大同小異，鑑賞能力人人皆有。 合拍片的出現，當然也有相當大一部分原因是大陸的電影審查制度，一部香港電影通常很難以完整的面目進入中國市場，有的不是只剪掉一兩個「不雅」的畫面，更多時候是因為意識型態的問題而被改頭換面，比如《無間道》第一部的結局被改成劉德華最後被抓，像話嗎？像《低俗喜劇》這種電影當然更加不可能，這類題材，基本上還沒拍出來就已可肯定沒有任何可能會在大陸電影院裡上映，但有此「勇氣」的不是只有彭浩翔一人，不說杜琪峰，連據說「已投共」的蕭若元也投資拍了幾部進不了的大陸的低俗電影。於是，問題來了，不低俗的《奪命金》、低俗但是講古代的《肉蒲團》算不算本土電影？ 一部電影本土與否，不但要看市場目標，其實還有眾多的因素，包括資金來源、題材等等，有的人還很看重參演和參與製作的人員是否清一色的本地人。我支持本土創作，但與本土與否比起來，我更重視創作的質素，不過我也嘗試問問這樣的問題：《桃姐》有大陸資金也有大陸人員參與，但故事講的完全是香港的故事，又算不算本土？《寒戰》資金來自香港，部分演員來自台灣，有國際團隊參與製作，講的是香港本土的題材，又算不算本土電影？合拍片出現以前，以香港資金拍攝的武俠電影，故事與香港本土無關，又算不算本土電影？ 如果有朝一日，港產片只剩下《低俗喜劇》之類的片子，許鞍華、杜琪峰這些導演都再無創作的空間，賈小姐再來批判《低俗喜劇》還不遲。 誰在焦慮？ 我不知道多少人是衝著本土兩個字去捧場《低俗喜劇》，又有多少人潛意識裡把支不支持《低俗喜劇》當成港人的一種身分認同，或者又有多少人真心覺得它是好電影。賈文爭議出現後，也有人大喊「香港文化，你賈選凝識幾多」，以「你不懂」來回應批評，我想到在豆瓣見過的一個人，那人貌似是在北京生活的港人，她相當不滿那些給《低俗喜劇》打了低分的人，她認為只有港人才看得懂《低俗喜劇》，打了低分的大陸人都是因為看不懂。中國大陸無論官方民間，回應外界批評時都愛用「你不懂中國國情」來回應，當香港同樣遭受外地人的批評時，我們其實可以用怎樣的心態去面對？在「我們就愛低俗你吹咩」之外，能否想想除了《低俗喜劇》，你真金白銀地支持過多少部香港電影？ 賈選凝接受採訪時直言討厭《低俗喜劇》，她的獲獎藝評就帶著這種強烈的情緒，雖然寫港片焦慮，但從字裡行間看到的首先是她本人的焦慮，除了直斥導演彭浩翔是「不負責任」，形容《低俗喜劇》是垃圾，還說喜歡這種娛樂至上的片子，就是「港產片的誤入歧途」。杜汶澤接受訪問時說過「低俗是港產片的核心價值」，其實就如之前黃洋達在facebook上載一張女支持者的照片加上一句「給你一個加入熱血公民的理由」，大概只是一句搞搞氣氛的玩笑話，也被焦慮的賈小姐視為「大言不慚」。近年來香港社會氣氛雖然轉變，越來越講「政治正確」，但正如彭浩翔另一部電影《春嬌與志明》所描述的那樣，港人本性貪玩，不正經起來可以沒有下限，港人和大陸人的一個很大的差別即在於此，也是春嬌最後還是選擇和北京男友分手，去和志明復合的原因。 賈小姐說彭浩翔利用了「貶低大陸人」的政治正確，但她也有大陸文化裡固有的一套政治正確，什麼可以拿來開玩笑，什麼不可以，比如從她的藝評看來，大陸人不可以被拿來開玩笑，開大陸人玩笑就是歧視，就是精神勝利。但在《低俗喜劇》一片裡，也不無開港人玩笑之處。其實，這種嘲人也自嘲的娛樂電影，笑過也就算了，何必認真？ 當然賈小姐的有一些批評，無論對《低俗喜劇》本片，還是對香港社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我認為港人倒是可以用釋然一點的心態去面對，比如她說該片「連彭浩翔電影一貫為觀眾提供的敘事樂趣也付欠奉，它甚至不是個有結構的故事」，這就說得一點也沒錯；「只需要本土觀眾看懂，所以夠爛夠俗夠低級，就能令他們high至極」，從該片的賣座和港人現在對賈一文的反應來看，這個說法似乎也沒有太大的偏差；甚至一句「創作者嘲弄整個行業的玩世不恭中，並未提出思考與反省，反而以極傲慢的態度調侃業界，將電影生產的複雜狀況簡化為資本與性的交換」，也正說中了彭浩翔在該片表現出來的傲慢，這種觀點其實早在電影上映時已有人說過，我也聽過一些從事電影行業的對彭的不滿。 在這次事件中，真正應該關注的是這篇文章 是如何得到一等獎的 ，藝術發展局為何可以拿出這麼大筆錢來嘉獎藝評，而不是對文化藝術本身提供更多的資助？一篇3000字以下的藝評可以這麼容易拿到五萬元獎金，為何聲譽良好的本地文學雜誌《字花》卻難以申請到資助？重藝評而輕創作，如此本末倒置的推廣藝術之法，究竟是哪些渾蛋想出來的？ 相關閱讀：《 沒有本土不本土，只有好看不好看 》 賈選凝原文： 從《低俗喜劇》透視港產片的焦慮 http://www.rapbull.net/posts/3144

香港不少性罪行相關條例沿用至今已逾半個世紀，當中不少法例已不合時宜，實有修訂的必要，婦進歡迎法改會是次就性罪行作出修訂建議。 新婦女協進會(下稱婦進)自1984年成立，一直致力推動性別平等，建立公義和多元價值的社會。婦進一直關注性騷擾及性罪行的議題，自1997年起設立性別歧視法律諮詢熱線，跟進性騷擾及性別歧視的求助個案，過往亦曾就香港女性性生活進行研究及調查。此外，婦進亦一直就相關政府諮詢撰寫意見書，包括2012年7月的淫審條例、3月的纏擾法及2008年有關家暴條例修訂等。 根據平等機會婦女聯席於本年1月進行的「香港婦女遭受暴力經驗調查2013」問卷調查，在402份的問卷中，有百份之十四的婦女曾遭受性暴力，逾兩成是遭遇過「10次或以上」的性暴力。在當中，都是不同形式的嚴重性侵犯，有近四成半婦女曾「在不自願的情況下被迫發生性行為」，有超過四份一被侵的被訪者中，曾在酒精或藥物影響下，不自願地發生性行為」及「被侵犯者以照片或影片威嚇下發生性行為」。另一方面，性侵犯的形式包括陽具及非陽具的性侵犯，有受過性侵犯的受害人中有五成是「被陽具強行插入進行陰道、口交及肛交」，亦有超過兩成六的是「被侵犯者以肢體（非陽具）或物品性侵犯」。 曾遭受性暴力的婦女中，有九成半都會對性暴力啞忍，只有百份之四的婦女有「報警」，可見性暴力事件是非常隱蔽，而「被逼接受」的更高達兩成四。而沒有求助的主要原因，合共近四成的受害人因為「感到羞辱」、「不想別人知道」及「怕被人指責」。 婦進早於2005年的一個性生活調查亦有類似的發現。根據婦進及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於2005年進行的「香港女性性生活調查初步報告」顯示，在收回的250份問卷中，有超過一成半女性曾「在不願意的情況下與人發生性行為」，而當中的「情況」有逾三成是「對方要求、威脅、誘騙自己」，而「被性侵犯」亦有一成七，亦有少數女性曾經被強暴。雖然近七成女性有告訴別人被性騷擾/非禮/強暴，但超過九成沒有向警方舉報[1]。此外，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亦指出，在過去兩年(2010-2012)約4,000個熱線求助中，只有約200宗個案，即不足半成的個案，有報警求助。[2] 從以上由2005年至2013年的三組調查數字可見，香港婦女遭受性暴力的情況嚴重，相對於這麼高的遭受性侵犯數字，有「報警求助」的數字卻非常低，由此可推斷由警方所公佈的數字只是冰山一角，實際情況非常嚴重，亦顯示受害人對現時法律制度及法例沒有信心，不願尋求司法制度的協助。由於大部份婦女沒有求助的原因都是感到羞辱、不想別人知道、及怕被人指責，可見社會及文化上對遭受性暴力的婦女污名化及負面標籤化仍然嚴重，如這方面一日不改善，婦女「高遭受性暴力及低報案率」的情況只會愈來愈嚴重。 誠如諮詢文件所指，香港現行與性罪行相關的條文大多是以1956年訂立的英格蘭法例的相關條文為依據，香港現時的強姦及非禮罪是於1957年訂立，立法原則是從違反社會道德角度或保障貞操觀念出發，半個世紀以前的道德標準當然與現代有很大的分別，婦進同意法改會建議以「尊重性自主權」、「無分性別」及「保護原則」等六項作為指導原則，不單可保障婦女，亦尊重人個人的性自主權，做法進步及可取。 為了真正達致「尊重性自主權」的目標，婦進就諮詢文件的建議1-21發表意見外，更參考外國法例，另外列出建議22-25項，分別就法官審理性侵犯案件時向陪審團發出指引、於座上盤問當事人與被告或任何人的性經驗、法庭上對性侵犯案件事主的保護措施、性侵犯案件的外籍傭工提供境外作供或相關配套提出意見，提交法改會考慮。 建議1： 改革的指導原則（第2.44段） 婦進同意法改會建議以「尊重性自主權」、「無分性別」及「保護原則」等六項作為指導原則，不單可保障婦女，亦尊重人個人的性自主權。 建議2：應訂立同意一詞的法定定義（第3.5 – 3.7段） 婦進贊成諮詢文件中訂立「同意」作為法定定義，這樣不單可達到「使法律明確及清晰」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教育的作用，明確指出在進行與性有關的活動時，必須尊重對方的意願，這對處於權力關係弱勢的一方尤為重要，有效保障性自主權。 建議3： 同意一詞的建議定義（第3.8 – 3.10段） 婦進同意法改會就同意一詞的建議定義，即包括「自由地及自願」及「有行為能力「這兩項元素。 但婦進建議於「同意」下加入一項條文，列明「非法禁錮」、「藉著威脅及恐嚇」及「藉著武力」及「不省人事」是不可給予同意。 「非法禁錮」、「藉著威脅及恐嚇」、「藉著武力」及「不省人事」這些事件在社會新聞上屢見不鮮，例如先生將太太反鎖在房內要求性交、分手時一方威脅公開對方裸照或施以暴力要求再次發生性關係，在在突顯權力關係上的不平等。 如在同意下清楚列明以上情況不可給予同意，可令同意的定義更清晰，可令受害多了一重保障，增加她們舉報的決心，而將有關罪行列明亦可達到教育的作用，明確指出罪行的嚴重性，不可以身試法。 澳洲家庭研究所於2011年發表的一份「澳洲的性侵犯法例」報告指出，現時司法制度在建立同意是趨向建立正向同意(Positive consent)，當中的元素包括 沒有武力、威脅及恐嚇下自由自願的同意、沒有說”不”不等如同意、進行性接觸時的同意不應是前設，而是要主動尋求及確認等。[3] 以上的原則可在澳洲的性侵犯法例及法庭指引得到充分的反映。 以澳洲為例，澳洲全部七個省份及澳洲首都區的法例均列明藉著武力、藉著威脅及恐嚇不可給予同意[4]；非法禁錮(Unlawful detention)方面，新南威爾斯(NSW)、北領地(NT)、南澳大利亞(SA)、塔斯馬尼亞(Tas.)、維多利亞(Vic.)這四個省份及澳洲首都區(ACT)均列明是不可給予同意[5]；不省人事方面，除西澳大利亞省(WA)外，其餘全部六個省份及澳洲首都區均列明是不可給予同意[6]。 諮詢文件3.43亦列出《蘇格蘭法令》有類似的做法，即將受到酒精或其他物質影響而行為能力同意該行為、被非法禁錮、施加暴力或受到暴力威脅列入「投訴人並不屬於自由地同意(因此並無同意)涉及性的行為的特定情況」。 10. 因此，婦進建議法改會應參考澳洲及蘇格蘭的性侵犯法例，分別於建議三「同意」下加入一項條文，列明「非法禁錮」、「藉著威脅及恐嚇」、「藉著武力」及「不省人事」是不可給予同意；及要求法官在審理性侵犯罪件時，必須向陪審團發出相關指引(詳情請參考建議22)。 建議4： 對涉及性的行為給予同意的行為能力（第3.11 – 3.23段） 11. 婦進同意法改會的建議，期望法改會於第二輪，即「以保護原則為依據的性罪行」的諮詢會就年齡部份，特別是「年紀較大的未成年人」部份作出修訂。 建議5： 如涉及性的行為在本質或目的方面存在欺騙又或者有冒充的情況，則無同意可言（第3.40 – 3.51段） 12. 婦進同意法改會參考英格蘭《2003年性罪行法令》，加入不可推翻的推定條文。 13.

話說，當日在MaD 2013聽完嚴長壽和張鐵志「城鄉發展」的講座，離開黑盒劇場，四個互不相識香港人走在一起，不約而同地吐出一個字：「灰」。 城市發展是一件很吊詭的事情，一如同場另一講座中Sascha Haselmayer指出的現實：很多城市都有問題，但管理的人通常都選擇視而不見，因為他們看不到可以解決的辦法。嚴老師也說到：「政府很多時候都沒用的，別指望太多。人還是要靠自己」。然而推動城市發展需要的資源卻非一個普通市民，甚至一個大財團所能成就。當中涉及太多政策和規劃的考慮，政府還是主導發展的一方。作為關心的城市持份者又可以怎樣？根據嚴老師說法，大眾可以透過社會運動，凝聚群眾力量，告訴政府我們想要怎麼樣。這是台灣的經驗，放在香港有多少參考價值呢？ 「灰」，我們的結論如是。怎樣「灰」？近年香港也發生過大大小小不同的社會運動，「天星、皇后」最後碼頭還是拆了，「反高鐵」後來菜園村的地現在已經被港鐵的圍板圈起……香港人絕不是沒有感覺，只是我們共同經歷的都是「無力感」。我們起來反抗，表達我們的意願，最後採納還是原採納，主動權全在政府一方。可悲的是，香港困在孟子年代的「民本」社會。統治者關注民生是恩惠，幸福不是能爭取得來的，而是一種被施予的賞賜。雖然民主也不見得完全能解決問題，畢竟給全民投出來的人一旦掌權，就不太容易收回，而且權力握在手裡，他要是想為所欲為就有了柴火，一切都無法保證。然而，民主比民本稍好之處是，民本無法對統治者作出甚麼懲罰，只能默默忍受；民主卻是還有機會藉著選票和動議，褫奪當權者不配受的權柄。 「台灣和香港是最自由文明的華人地區…台灣擁有我們艷羨的民主…香港的廉潔和司法獨立，亦為飽受腐敗不公的台灣人所嚮往」 殺破狼 從台灣經驗總結得來的不只選舉和民主，還有更積極介入的「公民參與」。著名Prof. Philip Zimbardo也提出everyday heros，鼓勵青年人從個人、家庭，微小、貼身的單元開始。「公民參與」與這想法不謀而合，是一種「不以小善而不為」的心態，讓思想相近的人集合，聚沙成塔。即使未必能改變宇宙，但一定能為身邊的人和事創不同。 MaD 2013 系列 (本篇為最終回) 首部曲: 到處都是大陸人：你以為只是香港嗎？不，這是整個亞洲的縮影 次部曲: 全球如何能夠在地＠香港？ 按：小吉參加了MaD創不同2013，與來自20個國家的1,600個青年人，經歷了兩日一夜的會議，講者們都是赫赫有名的社會建築師，在不同領域改善人類生活。 （原文題為〈香港好灰…但…〉，發佈於個人部落格，參考連結： http://movingfromhere2there.blogspot.hk/2013/02/blog-post_19.html ）

圖左二為馬雲祺 （12:35消息）政治檢控繼續，社民連成員馬雲祺今早被被警方以非法集結及侮辱國旗罪拘捕，正被扣押於西區警署，預計下午一時正將可保釋外出。 馬雲祺是新年前被警方表示，就去年四月一日發起「豺狼當道　港人憤怒」遊行 被控的九人之一 ，早前同案的吳文遠、黃浩銘及張錦雄已被警方上門拘捕。至於被控侮辱國旗罪，相信與去年十月一日古思堯一案有關，古思堯連同另一侮辱國旗的案件，已被判監九個月。 馬雲祺於2011年八月二十一日，因抗議愛護香港力量主辦的反外傭遊行被控擾亂公眾秩序，判罰款二千。當時為數約數十名青年，打算前往愛港力的起步地點抗議，全程被警方跟隨，並阻止青年進行會場，雙方衝突。馬雲祺被警方拘捕，期間有警員以手扣示威者的頸部。馬雲祺表示願意合作自行步上警車，但警方仍強行鎖上手扣（ 詳細報導 ）。 相關文章： Megan Sun： 一群抗議政治檢控的學生 CY Alex： 青年狙擊反外傭遊行 警方執法粗暴橫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