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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理想教會應是：第一， 訓練會眾 ：專職牧者要守護好講壇及主日學，要保持好崇拜講道質素，讓負責任和尊重神話語的人多站上講壇，令群羊得到良好的餵養。第二， 培養牧職 ：在團體牧養上，要有理念去啟動信徒事奉的心，讓有心牧養的平信徒的人得到權力和位份去分擔牧養的重擔。第三， 實踐使命 :在社會關懷與信仰實踐方面上，要教導信徒如何把信仰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重疊在一起，要留心社會上亂象和關懷及幫助貧窮軟弱的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和抗爭。 「訓練會眾」、「培養牧職」及「實踐使命」等3個標題是取自郭乃弘博士的著作[1]。有不少牧者及學者會把教會的功能分作數個範籌，有分作2個、4個或5個等，最後我選擇用較簡潔的3個。其實，許道良的四大功能論(崇拜、教導、團契、見證)〔2〕，也是甚可取的，而郭乃弘卻把崇拜歸納於「實踐使命」(見證)的一方面)，因為公共崇拜是向世人作見證，歌頌上主偉大，崇拜的講道時間也會牽涉訓練會眾(教導)。而廣義來說，崇拜就指人生所選取的取向與價值觀(太6:24：服待神還是瑪門？)這牽涉人生每一行動與決定，所以教導、團契及見證三者的本質就是崇拜。其實，我也頗注重崇拜的運作，也較傾向禮儀教會的模式，傾向堂會崇拜運作與教會二千多年歷史接軌，但由於篇幅所限，不作詳細表述。 以上我的3個要求，有時是互相重疊：我會要求堂會不單單是講解聖經，也要把解釋與時事結連，突顯福音是貧窮人優先的福音；我也會要求堂會願意參與社會行動時，也要把默想基督，把靈修融匯慈惠、抗爭與示威行動之上；同時，我要求堂會牧養上要有紀律，及群羊能彼此可以親密，同心關心社會及研究聖經，把真理在地上活出來。 巴特把教會的主要任務簡化為只有一點：「作見證」[3]。作見證不一定要人數眾多(人數多亦無不可)，最重要是聖經的真理活出來，在群體內表現出愛的見證。從個人經歷上，我從未見過一間香港堂會可以把上述三者同時兼顧；而「實踐使命」(見證)的一方面，更是極其薄弱。 近年，香港社會內風起雲湧，政治紛爭一浪接一浪。樓價飈升，地產商坐大，貧富日益懸殊。而共產黨政權與地產商合作，讓大商家們操控絕大部份立法會功能組別議席，捍衛大財閥的利益，最現成的例子是標準工時至今仍未訂立，隔幾年，便聽到巴士或垃圾車司機因工時太長，工作過勞而產生車禍。另一方面，共產黨政權多次推行侵害香港人基本權利的政策(如國民教育、替補機制及高鐵等)，而功能組別議員為共產黨政權保駕護航，通過該等法案。不少堂會的取向保守，高舉政教分離原則，說政治是污穢的，堂會內不能討論政治，即對受壓迫的大眾的苦難緘默不言、袖手旁觀。 然而，ekklesia最初的意思就是城邦的公民大會，也就是政治性的聚會。我不作進一步的推論與研究，但ekklesia一詞的原意是不可能與政教分離原則並存，這是明顯的。縱觀全本新舊聖經，當中也沒有政教分離原則的舉明示與暗示。相反，福音的本質就是以窮人優先(太19:21，路4:18-19及6:20-21)，當窮人被政治制度壓迫，而堂會只以賙濟慈惠的方式照顧他們，這只會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甚至，親共政治團體也常以此種慈惠方式收賣人心，擴張勢力。更嚴重地說，堂會若單以社企或慈惠方法去分派福利，這只會被視為與政權合作維持政治穩定(維穩)，是和諧會矛盾的手段(河蟹)，包庇政治制度的不公義，令福音被矮化為作宗教鴉片，讓堂會成為當權者的統治工具。 在但以理書的異象中，神的國是一個巨石要粉碎地上一切國度(但2:44-45)，教會是天國子民(彼前2:9)的聚合，教會實在不應該和世上的政權妥協，挑戰顛覆罪惡的體制。就算，堂會內會有人反對以堂會名義去參與針對某些政策的示威，但至少堂會領袖應要有勇氣去批評不公義的社會現況[7]。當基督徒敢於把堂會內的世界和堂會外的世界從新結合，而不再二分以雙面人的身份過活[8]，這樣，屬靈生命才有可能提升。若基督徒擁有堂會內外兩套價值觀，在堂會內是關心教友和窮人，在堂會外卻是對政治制度對人民的各種欺壓袖手旁觀，這只會是一個極壞的見證，也沒有把聖經真理實踐於堂會生活以外，也是一個沒有真正愛心的人。 當堂會說傳福音是最重要，並說要在中國大陸傳福音，於是對香港社會內各種制度上的不公不義緘默不言，是為了避免當權者對在大陸的福音事工進行報復。最後，在大陸的開展福音事工成為與當權者妥協的掩飾。還有，那些堂會在大陸傳講的所謂福音是經當權者審查監控過，這令福音的訊息被瘦化及有所殘缺，被壓縮及矮化為維穩河蟹的宗教訊息，教導人對制度性的醜惡和不公義緘默及冷漠無情。而另一方面，在香港受壓迫的大眾見到堂會與當權者親近，社會大眾便會鄙視基督信仰，恥笑宗教都只是鴉片，不能伸張公義，他們便不再參與堂會的聚會。雖然，堂會們也仍能在人數有所成長，但福音的大能真的在這些堂會彰顯了嗎？還是宗教生意在大展鴻圖？為何堂會情願失卻了見證，也不放棄在大陸廣傳那種殘缺的福音？是人數增長及擴張宗派影響力的迷思仍在作祟嗎？ 然而，巴特把教會的唯一功能定義為「作見證」，當失去見證的堂會及其相關福音事工，便如鹽失了味(太5:13)，所製造的損失，將會比所得大得多。教會的首要目標是要作見證，而不是追求人數及影響力的增長，作見證的在第一世紀是意味著殉道被殺(啟2:13)。有時，堂會把傳福音的慨念和傳銷混爻了，以為在港鐵租用廣告版，以量產型的單張派發，便是傳福音。然而，傳福音就是作見證，當堂與當權者妥協，對不公義的事緊閉雙目，「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加5:11)，所謂的傳福音便成為了宗教產品的傳銷。 當群羊被鼓勵作一個敢於與制度性罪惡周旋的基督徒，聽道而行道，也敢於在生活各層次與罪惡爭戰，我相信這樣的基督徒是會與上主極親近，生命會得到上主的提升。 總結 本文是一篇理念型的文章，沒有什麼牧會或事奉經驗去為這些理念去背書作支撐。但當我說到堂會應不與當權者妥協時，我倒可以舉一個實例：2012年塗灰日，林國璋牧師開展了關心露宿者的事工，發動堂會內信徒參與派發食物的行動。當時，林牧師了解到露宿者曾被政府無理驅趕，並沒收個人財物如身份證或私人相薄等，而不容許他們拿回，林牧師馬上找立法會議員幫忙，安排會見政府官員，並要求政府賠償給每人三千港元。但官員拒絕露宿者的要求，堅持有給予時間讓露宿者收拾個人財物(公然歪曲事實)。林牧師替露宿者預備文件，在小額錢債審裁處狀告政府。林國璋牧師的關心露宿者事工是不單單停留在慈惠派發福利的層次，而是進入與當權者對著幹的抗爭層次。 上文並沒有詳細討論如何關於「訓練會眾」及「培養牧職」這兩方面的策略，這是因為篇幅的限制，也因為關於這兩方面的書及論文已有很多了，我實在不需要在本文再詳細論述。我相信堂會應是把神學教育普及化，專職牧者在神學院學到什麼，便應在堂會中的講道及主日學時段內傾囊相授，不需要顧慮群羊能不能明白真理的高深，直接相信聖靈能讓應明白的人會得到明白。另一方面，我是甚注重羊群間的關係進深，我甚認同小組運作模式的堂會，也贊成簡化堂會的部門結構[9]。 最後，我明白到本文的限制就是：我並沒有被呼召在堂會作全職牧養事奉，對堂會牧養那理想化的推論可能會留於主觀及不切實際的層次。所以，我希望我能保持開放的心，有接受其他牧養理論的胸襟，願意修正自己的看法。 註釋 [1]郭乃弘，《更新地方教會的策略》(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2000)，15-16。郭提出3個更新教會的方向策略：1) 實踐使命，2) 訓練會眾，3) 培養牧職。而郭把第1項分拆為3個策略：a)引進心靈和真實的崇拜、b)關顧弱勢社群、c)重釋傳福音的意義；而把第2項分拆為2個策略：a)全面推行信徒再教育、b)讓信徒共沐於聖靈的團契；而第3項不作分拆，認為需要「重組地方教會的推動力」才能培養牧職。 [2]許道良，《牧養與承擔》(Canada：加拿大中國信徒佈道會，2008)，19-23。 [3]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Massachusetts: Hendrickson Publishers, 1961), 796.

與其說20121221是世界末日，不如視它為新時代的開始。也許，古時瑪雅人的本意是，他們所認識的 舊世界，到廿一世紀今天，已是時候結束了。所以我們何不視這一天為瑪雅人對新時代來臨的期許呢。 新蛻變自舊，正如蝴蝶也是由毛虫蛻變出來的。好幾年前，我曾自問:“在這早巳說不上健康正常的社 會，其種種毛病簡直層出不窮，常人實已無從全數瞭解那種種病況，更遑論解決之。所以我們除了須 訂出有效的分工合作方式去處理它們外，也須擒賊先擒王，先行探究那種種毛病背後的根因。(以我審 視，根因大抵有五。) 在往後曰子裡，我將展述我對以上問題的方案。但無論答案/方案如何，無可懷疑的是我們不能不改 變，而這些改變不可能從天而降的。 總之，改變須憑力量，而在這非官即商為主宰(更遑論官商勾結)的現今社會,我們須將人民力量組織起 來,形成與官商鼎足而立的第三力量，以達成改革。 或曰，這又與老生常談的”建立公民社會”說法有何 分別?分別正在於”建立”二字。須知，公民社會是個建構於二百年以前的概念，在那連早已被淘汰的電 報也不知爲何物的年代，其建設/組織方式必有技術方面局限。拜現今資訊科技之躍進，人民現已能做 到即使只是五十年前人們所想像不到的連繫。故我稱此廿一世紀的公民新力量爲”公民群組”。 簡言 之，公民群組的特性包括: a) 它並非政黨(否則它就會淪為建制一部份矣。) b) 有別于以地域為限的公民社會，公民群組之連結是以全球性爲標的。 c) 它也不是NGO,因NGO為單議題的，公民群組則從本質上並不拘限於單一議題。 總言之，新時代當有新思維、新組合方法以至新組織，但在這些新思新法新組織得以確立之前，我們 先得提出一幅願景(Vision)。 現今世人，尤其港人，欠缺的正是一份願景。欠缺願景的人自趨向保守，甚至反動(reactionary)。無 怪乎，近年港人唯有退而反覆呼喊要保護所謂核心價值。這不正是一種求”輸少當贏”的心態!正如周星 馳話齋:”波唔係咁踢嘅。” 20121221當是新時代的開始，我以這篇文開始。

《王的盛宴》剛在大陸上映幾天在網上的評分可謂插水式下滑，但低處未算低，上映一週票房都不過一億，在大陸市場來說實在未如理想。但究竟是因為電影藝術價值低，還是因「成份」不良而被「打壓」，相信大家都能猜得到一二。陸川乃是典型的中國第六代導演，一直以來的作品都走質疑、叛逆路線。早前的《南京！南京！》探討南京大屠殺的種種，日本人首次在中國導演下的電影中有較為人性化的刻描，一反傳統。而在《王的盛宴》中亦不例外，對於歷史，陸川總是喜歡提出質疑、挑戰。 《王的盛宴》以劉邦的惡夢為主軸，以對項羽的恐懼所造成的意識流交代了楚漢相爭的源起及經過，同時花很大的篇幅講鴻門會上，韓信如何棄項投劉，最後迫使項羽烏江自刎、劉成項敗的「故事」。故事的結尾劉成項敗，劉邦出於對項羽無盡的恐懼，劉邦「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把助他打天下的韓信殺了。對，在電影中，歷史都不過是一篇耐人尋味的故事，劉邦在死前便說：「我把人生六十一年的故事都講完了」，可見醉翁之意不在酒，陸川是在講歷史的同時反歷史；講權力同時反權力。 質疑歷史、挑戰歷史 戲中以意識流敘述歷史是十分吊詭的，意識是跳躍、無序、混亂、流動的，但歷史應是線性而具邏輯因果地發展，打從其手法上，陸川就已經打破了大歷史敘述的模式，不單是倒敘，更是要把時間打碎，讓觀眾重新為每個鏡頭排序。 而片中一開畫的第一句便開宗明義的表明這是根據司馬遷的《史記》而拍的，但在片中卻一次又一次推翻《史記》的說法。就以蕭何與一眾史官修史時的對話為例，蕭何指出＜鴻門會＞中把救沛公的功勞都歸給樊噲是荒謬的。 司馬遷＜鴻門會＞原文寫道：「（宴上）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有見及「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噲即帶劍擁盾而入軍門」。陸川以蕭何的對白中指出在這些宴會上根本無人能有兵器而入，能讓張良、樊噲成功護主的原因是乃是出於韓信的幫助，這是蕭何眼見的事實。 但誠如陸川所說，當權者可怖之處在於他們有能力改寫歷史，及後呂后出場，否定蕭何的說法，表示歷史是一早被寫好，人物的命運都掌握在當權者的手中，倒頭來能流傳千古的歷史都不過是一場精彩的故事。 對權力的想望 歷史本就是一個循環，借古諷今的電影在中國電影史上多不勝數，觀眾固可以把劉邦看成是對毛澤東或現今當權者的象徵、鴻門會看成是十八大等，但筆者在《王的盛宴》中看到更多的是對權力本身的想望。電影中把項羽塑造成一個理想的人物，在鴻門會中明知放走劉邦必有後患，卻大大方方地把他放走。在項羽進秦宮時更大賞劉邦，分封諸侯，犒賞所有「開國功臣」時，更說到國家中不應只有一種聲音、一種文字（在座談會上陸川表示項羽應有一段五分鐘的對白，但在審查後被刪掉）的遠大理想。雖然最後劉成項敗，但劉邦一生都活在過去的恐懼中，一生被同一個惡夢纏繞；而項羽卻是以英雄式的自刎死去。這種處理明顯地表達了爭權背後應讓敵人存活，在得到絕對的權力的同時，更應接納和包容所有相異的聲音。 「劉邦式」的鬥爭模式終究是一場惡夢，而不幸的是這場夢竟發了二千多年，要醒還要相待何時？ 事實上，這種後設的反題拍攝手法在古裝電影中可謂買少見少，特別是當觀眾都期待著古裝盔甲的武打場面會反覆出現大銀幕時，導演卻刻意地以黑沉沉的方法表達對歷史不信任，重新為權力定義。《王的盛宴》並沒有讓陸川迷失望，一齣電影有內容，又能顛覆現時歷史古裝片的期待，正如王朔在電影論戰中所言︰「不能讓後人看今天的電影就是看一幫古人在打架。」陸川的《王的盛宴》能為歷史古裝片寫上新的一頁了吧？

簡要版刊於第36期《陽光時務》──我們等了二十年，嗎？從香港獨立音樂空間變化看音樂節熱潮 (網上版轉載了樂隊觸執毛登於facebook內的相片) 香港是一個很獨特的地方。繼早前甘草演員羅樂林在短短廿四小時內，在同一個電視台死於五部不同劇集之中為人津津樂道，聞名國際；現在我們在廿四天內，在同一個平台──西九龍文化區，看到三家音樂藝術節此起彼落。12月1日樂隊觸執毛在 Clockenflap 主台演出完畢，與過萬觀眾合照；然後在短短14天後，在同一地點踏上自由野的舞台，與觀眾拍了一張近乎一模一樣的相片。朋友打趣說，如果觸執毛有唱中文歌，好大可能也會登上文藝復興音樂節的台，成為音樂節三連霸….. 這個現象當然要從本地音樂空間的規劃邏輯去分析。程展緯早在兩年前已為《小西九雙年展》做了一個名為《為未來西九罪惡區做好準備》的作品，說是「為未來西九落成後準備的逃生計劃…西九落成那天，天會降一場大雨，把十年要下的雨一晚落下，為免連累街坊，藝術家程展緯會籌建一艘挪亞方舟，將所有會浮的東西都聚集一起，請大家做好準備。」罵西九的文章我也確實寫過不少，說它是「文化沙漠方舟」、「文化迪士尼樂園」、「接駁高鐵的香港文化野生動物保護區」等等，且不贅述。現在我想說的是這座城市本來的文化空間從何時逐一消失，發展受到甚麼阻礙，有甚麼東西有被大雨沖走之危，還有最重要的，有甚麼浮現上來。 就以音樂展演場地為例。康文署管理的紅磡體育館自1980年代起被打造成為香港音樂界演出的頂峰舞台，與當時本來從事建築業的張耀榮轉攻演藝事業有莫大關係：耀榮娛樂是第一間在能夠容納過萬人的紅館舉辦音樂會的公司，所有當時得令的樂壇紅星如譚詠麟、張國榮、劉德華等等都必然與張耀榮合作，被稱為「演唱會之父」。但紅館管理嚴格，只適合一些坐定定、搖螢光棒心形牌的流行音樂會形式。在那裡看過或籌備過較另類樂隊演出的人很明白紅館並不是好選擇，是故這麼多年來，「紅館」演出模式都千篇一律，都是歌手換換衫、跳跳舞，能走下台與觀眾握手已經是最刺激的環節。 1994年我們有過一個全新的盼望與失望：香港大球場重建後啟用。政府原本構想大球場可作容納四萬人的國際性音樂場地，可是由於鄰近居民不斷發出噪音投訴成為浪費公帑的國際笑話。康文署數年前動用近1000萬元改善大球場的音響系統，但情況未見改善。事實上從1990年代起，音樂愛好者遇過無數次的失落，要盡數曇花一現的音樂場地實在不容易：商業電台策劃，Radiohead曾到過的Music Union；1990年代搖滾聖地，現在只容粵劇演出的高山劇場；陪伴著本地朋克與Hardcore 音樂成長，現在成為愛國教育中心的蒲窩；原本是籃球場，下年度不再搞樂隊演出的蒲吧。還有許多場地如亞士厘道的Ameoba、In Place、觀塘Live House、IM Net、NSet、Lab Yellow等等，大多出現兩三年，然後結束，或改變營運模式。好像中環的Backstage，必須以餐廳作主要業務，一來為收入，二來為牌照。 世界各地，大學區都是次文化重鎮：各類唱片舖、各類書店、live house、新潮服裝店、咖啡廳、時鐘酒店林立…..處處是年輕活力。香港哪裡有甚麼大學區？浸會大學視藝學院搭上觀塘區的獨立音樂街頭藝術，都已經很勉強。現在浸大同學護校成功，觀塘的工廈藝術家卻又快被貴租浸死。黃耀明說以往大專校內會舉辦音樂會，早期的達明一派也是這些演出的常客，但現在學生都喜歡在外面租場，喜歡大場面。 香港獨立音樂演出場地長年匱乏，樂隊數量不斷增加，卻只有三兩場地，間接造成獨立樂隊渴望玩比賽的現象。嘉士伯音樂比賽、CASH流行音樂大賽、通利琴行比賽、青少年樂隊比賽、Battle Of The Band…..有趣的是絕大部份參與者都不認為自己要贏，甚至對那個膠獎杯嗤之以鼻。但比賽是許多新手唯一演出機會，或是得到以後演出機會的橋樑。這現象背後夾雜許多權力圈子瓜葛，與及新音樂類型的排斥，不健康，也不禁令人嘆息。 雖然失落不少，但也有出現過一系列的音樂節：2001年的「903搖滾森林兩日一夜组BAND大露營」、好幾次Clockenflap、在維園的小型音樂節Rock It、還有更小眾更政治性的自由文化音樂節等等。然後當打正文化區旗號的西九出現，這個馬拉松音樂月便成了。 為何是三個音樂節？不可以是一個？我認為這就是香港音樂文化圈最有趣的地方：香港人有著相當割裂的文化背景，但同時承受著同一股失落感。 先說文藝復興音樂節。它究竟是甚麼？基金從何以來？為何羣星都在撐它所宣揚的獨立文化？這些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確實是想牽頭為文化界在西九爭一位置。不要忘記剛剛難產了的香港文化局，早期「估領袖」狀態下的局長人選黃英琦被指太過親泛民，然後換來又紅又沒有文化的許嘵暉，嚇得文化人粗口橫飛。現在文化局被擱置，但所謂的文化權力鬥爭已經白熱化。有說現在是有空間便要「搶」，然後我會想像文藝復興基金對許多人的意義正正在此。舉例說，倘若將來西九有一個音樂館，你想是人山人海擔任註場策展人，還是中華青年交流中心辦的好？新成立的基金會策劃的音樂節其實只是個戶外音樂會，與我們認知的「節」還有距離。但確實可以滿足一向聽「歌詞」、或在紅館揮光棒的觀眾，看到左小祖咒就以為很激了。雖然免費入場又有免費啤酒，但反應只屬一般，現場氣氛也不算熱，很多人左手拿著酒杯，右手拿iPhone一直在拍。加上大會安排螢幕上打字幕，看上去就像大家跑到西九海邊看YouTube。對於吃外國音樂奶水長大的音樂愛好者而言，總會覺得格格不入。 之後是第五屆Clockenflap ，雖然今年取了個中文名《歌加飛》，但實際上我們都只會喊它的原名。音樂節未到，已經可以在街上碰到外國人指著我穿上的Clockenflap 衫尖叫。今年設有六個以不同音樂類型作主題的台，還有超過70個音樂單位、咖啡館、藝術裝置、獨立電影放映等等。我最愛的是在草地上的兒童區，小孩用自己的方式把玩著充氣展品在草上亂跑，或在滑板ramp台上獻技。加上殿堂級音樂名牌De La Soul、Primal Scream等等演出，就連英國知名音樂雜誌 NME也報導了。但你會發現中文媒體對這個音樂節不太理睬，的確近三萬的入場人次當中，可能佔六成以上是本地外語人士。西九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茹國烈驚訝為何有人罵票價昂貴之際，卻比起免費音樂節有更多觀眾，可能大家都低估市民的文化消費意慾了。雖然受歡迎，但音樂節到了第二天，收到超過五十宗噪音投訴，幾近腰斬。到整個節日結束，大家都感謝整個統籌團隊，還特別要對主腦人物Mike、Jay與Justin致意，靠他們五年來的傻勁，才有這個成績。 最後就是自由野，由四個不同搞手安排的音樂藝術節：龔志成負責統籌兩個大台的音樂演出、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的多元地攤、楊春江安排舞蹈演出和從澳洲邀請過來的Virginia Hyam策劃數個外國表演藝術團隊的節目。自由野是三個節當中最混亂，安排得最不嚴謹，卻又最有驚喜的：數十個免租金地攤、足球賽事、電影播放、自發的研討會等等，音樂佔的比重算是非常少。這個大型的文化crossover，要倚賴一大遍空地才能夠發生。只要將來出現建築物，把活動分類收在不同的館內，就不是那回事。 其實這些音樂藝術節究竟是甚麼？我們先行購票或先登記，參與目的並不為區區一個演出單位，而是所有可能發生的選擇，我們進入了一個充滿選擇的樂園。這些選擇沒有甚麼好壞之分，比方說朋友在北京知名post-punk樂團重塑雕像的權利演出時跑去玩竹蜻蜓、我們為看本地好友打碟而放棄了英國水星獎得主 Klaxons的演出、用整個藝術節投身第一屆人民盃足球賽、喝醉了就甚麼也不看在草地睡覺、搞個檔攤只送不賣…..這些都是以藝術節之名允許我們做的選擇，而這些喜悅，很大程度上源自我們本來生活上的無可奈何。如果我們平日能夠在街道擺檔、有很多演出機會、隨處是任意使用的草地、隨處看得見街舞，恐怕對藝術節的想像就會不一樣。 我想起一件發生在Clockenflap的事件。最後一晚結束前約一小時，舞曲台前的觀眾開始把供人坐臥的汽球拿起拋擲，令氣氛推得更高。那些是非常輕的汽球，就算在世貿頂樓拋落街也不會弄傷途人，但現場的保安在奮力阻止。為甚麼？因為指引上沒有拋波這個演出部份，你玩得再高興，已經工作超過十二小時的保安又不會加人工，但只要有意外，儘管機會微乎其微，他們就是失職。我們都知道康文署的愚蠢僵硬，在他們看管西九時甚麼也不容許。音樂節不可以售票，就連MaD曾搞過放風箏活動也被阻止，據說是因為會影響飛機飛行航道。先別管有沒有飛機，手則就是有這麼一條。到相對開放的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接手，當「音樂節之父」茹國烈嘗試推行新模式，有些根深柢固的問題其實不易動搖。 這些都是信任的問題。文化活動難以發生，或到達政府手上時而扭曲變質，就是因為制度上沒有信任，只有怕要負擔的責任。管理公司不信任前線保安員，他們都沒有渠道向上頭反映實際狀況；管理層不信任參與羣眾的公民意識，所有事必須按規定發生，行的行，坐的坐。我們正正在這個信任的危機之中，政府不相信市民規劃，市民又不信任政府。那天晚上我花了很多時間說服保安，稱自己認識音樂節的主辦，也認識西九管理局，相信這個拋汽球活動是可以的。看見有人願意負責，他們就不再阻止，滿臉笑容的看著老外拋波。 我們會否把所有的想像留在西九？還是把這些音樂節的經驗帶走？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要記得西九從來都是個地產項目，從前我們全力叫停的高鐵站將建於此。雖然文化活動能為那幾棟像高舉中指的豪宅抬價，但可笑的是那些豪宅同時可以投訴你的音樂活動太吵。從三個節日，我們看到所謂香港人其實包括非常疏離的中、西、小數文化羣，聽流行曲長大的本地人覺得My Little Airport前衛好玩，聽開外國音樂的會覺得MLA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chord，很悶，只有像觸執毛這些又中又英或不中不英的樂隊能來回於不同音樂節。有時疏離的不只是口味，還包括剛提到的信任。操粵語的工作人員會認為英語的人又慢又麻煩，英語的又會嫌本地人不專業不懂音樂。這些問題都不會輕易就能拆解，但不論你的語言文化圈子如何另類，前面都有許多共同難關。我們看到噪音指引必須要重新檢討，推動音樂活動是要有嶄新的聲音管理條例作配套。千萬別被這三個音樂藝術節日的所謂公共空間使用權迷惑，那兒並不公共，我們享用的也只是個短暫的「特權」，城市依舊沒有變，你現在去擺地攤依然會被檢控。在這些經驗之中我們能否找到這座城市的新可能性？我們對「香港」或「本土」有沒有新的理解？在2014年西九主建築興建之先，至少還有下一年的音樂藝術節，讓我們在霸權之中喘息，尋找答案。

（獨媒特約報導）瑪亞日曆中的世界末日即將來臨，香港的未來亦危在旦夕。 學民思潮 於今天下午舉辦「倒梁記者會」，表達倒梁爭民主的決心，交待本周五末日晚會的詳情。學民思潮亦譴責上周有內地黑客攻擊其網站，並直接回應社科院於藍皮書點名指摘學民思潮一事，表明爭取在現實及網上言論自由的決心。「如果末日沒有來臨，我們就決心改變香港一次。」 梁班子誠信破產 爭民主救香港 發言人周庭指出，學民思潮不再只集中反對國教，而要根治問題的癥結－－不公義的政制。張表示，如今梁振英政府誠信破產，特首本人不但在其僭建問題上施展語言偽術，更在全民退休保障政策、國民教育、新界東北等問題上漠視民意。同時梁振英的施政連番失誤，用人不當，其班子又不斷捲入潛建、利益輸送等風波之中。另一位發言人張秀賢強調「政策需建於誠信基礎之上」，梁振英政府顯然不能再代表香港。況且梁振英當初只獲得特權階層的信任，小圈子選舉由始至終都未曾代表過廣大民眾。因此學民思潮除加入「倒梁」行列，更要求落實民主普選。學民思潮將於本周五舉行「 倒數跨越末日－－倒梁爭民主起動晚會 」，周庭表示「假若市民能渡過末日這個「難關」，就應站出來去倒梁，改變香港。」明晚的集會不但會有音樂表演，市民更可上台表達爭取民主、普選的意見和決心。 對藍皮書指控示遺憾 無懼黑客誓保言論自由 對於中國社科院於周三發表的《社會藍皮書》， 點名提及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透過Facebook號召12萬人集會反對國民教育一事，學民思潮表示意外和遺憾。發言人張秀賢指出，在反國教集會一事中，學民思潮只是其中一方的力量，Facebook等社交網站更只是工具，問題的核心所在乃是梁政府的施政失當。張認為，藍皮書的內容跟香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邵善波早前的言論一脈相承，反映中央欲收窄網上的言論，從現實及網上兩方面操控言論自由。張亦提及學民思潮的 網站 在上周受來自深圳的黑客攻擊，令其網站接近癱瘓，但張強調不會因此屈服而刪除網站。 「在烏煙瘴氣的政治環境中攜手決心為香港變革付出一次，共同為香港走前一步，讓思潮再次起動。」不論周五末日與否，黃之鋒在 facebook 上的這一句話仍代表香港市民的心聲，捍衛言論自由和香港的未來。 活動詳情： 倒數跨越末日 — 倒梁爭民主起動晚會 ： 「當世界末日沒有來臨,我們就決心改變一次香港。」 日期：12月21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十時至十二時半 地點：銅鑼灣東角道行人專用區 學民思潮 聲明 全文： 倒數跨越末日 — 倒梁爭民主起動晚會 坊間傳言說，2012年12月21日地球會滅亡，也就是所謂的世界末日。 但對我城的每一個人而言，真正逼在眉睫的「末日」，或許是這個一步一步走向衰亡的城市。”The city is dying.”這個城市有一群醜惡的既得利益者，他們為了自己的權欲，一次又一次用謊言掩飾他們的過錯，更嘗試以「既往不咎」、「放下紛爭」這些漂亮話來瞞天過海，不斷試探香港人的底線，試圖阻止我們因為我們的良知再次站出來。今天，我們在這裡呼籲大家，「當世界末日沒有來臨，我們就決心改變香港一次！」 梁振英必須為他的所作所為下台，我們要的是民主普選。梁振英和他的團隊一而再再而三地用謊言面對公眾，愚弄公眾，我們實在無法容忍。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正是造成這一切的主因；由特首到司局長級官員的官官相護與知法犯法，正正是無視了我們的公民權利和尊嚴。 當梁振英在選舉論壇如正義使者般向著唐英年大聲疾呼「你的僭建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僭建問題」，數個月後我們得到了甚麼？「記憶中，我沒說過我沒僭建。」這個不民主的特首選舉讓我們看見沒完沒了的醜聞、黑材料，還有中共勢力的內鬥對我城的影響。這些本來不屬於我們的醜惡文化，何以今天都一一充斥著在我城？ 但只有「倒梁」是不夠的。我城經歷商人治港、公務員治港、還有今天的黨員治港，如果我們繼續「政治冷感」、「政治無力」下去，一國兩制將會成為另一個美麗的謊言。此外，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的議會制度，多年來否決了大量有利民生、建設社會的議案，令議會成為無法發揮議會應有的作用。我們追求的不是個別人士的倒台，而是在我城落實民主普選，讓我城重生。 反國教運動從寂寂無名到十二萬人參與反國教集會，許多人也因此而覺醒，明白到中共的野心。國教、黨員治港、逼使終院請求人大釋法，接下來被衝擊會是誰？我們無從得知。但反國教運動告訴我們，人數便是力量，因為我們在此呼籲市民支持學民思潮從12月21日晚起的宣傳街站，並參與在12月21日晚上十時至十二時半的倒數跨越末日──倒梁爭民主起動晚會，讓我們在元旦遊行前打響頭炮，共同為香港走前一步，讓思潮再次起動！ 「當世界末日沒有來臨，我們就決心改變香港一次。」 學民思潮 2012年12月19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