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着苏东剧变后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着新的高科技革命，不断加强着自己的金融、科技、文化和军事霸权。笔者认为，对世界社会主义近中期前景悲观者居多。 对共产党人自己的前途和信心不足的同志，往往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拥有并将不断拥有的渗透其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诸多领域里的高新科技叹为观止。让我们对以美国所拥有的以信息技术为领衔的高新技术作如下简要分析，来看看高新科技霸权在将来会如何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灾难。...

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之后，中共深感压力山大，于是组织学者进行研究分析，苏东学因此成为一门显学。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社科院出资出人翻译了部分苏联的解密档案，命名为《苏联历史档案选编》。这套书的来头可不小，学术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是李铁映，委员有阎明复（再加一个袁木的话就齐活了），真正的执行主编是沈志华。 这套书从1998年组织翻译，2001年12月出版，历时近4年。全书共34卷，收录了1917-1990s期间，苏联的档案文献1万多件，字数超过2000万字。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阅读的，在这套书的扉页上都注明以下字句： 本档案选编仅供下列读者单位阅读和收藏： 省部军级党政领导干部，宣传外事部门局级以上干部。 从事苏东研究有正高职称的人员。 省级以上图书馆、档案馆、省级社科院及党校图书馆。 赖网络时代和新浪爱问之助，现在我们可以自由下载到这套丛书的PDF版。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0卷，在此下载 。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2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3卷，在此下载。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4卷，在此下载。 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第28卷，内有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密档。第29卷，古巴导弹危机密档。第31卷，索尔仁尼琴的密档。 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专题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8卷，第328-352页） 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自1948年开始动笔，历时8年完成，他投稿给苏联的《新世界》杂志，但杂志拒绝发表。1956年，他把手稿寄给意大利出版商，当年11月份用意大利语出版，后来有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195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苏共中央震怒，把这一获奖行为看成是“诽谤性地描写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诺贝尔奖是煽动冷战的企图”，并且决定组织对帕氏的批判，而且“劝阻”帕氏不要领奖。 当时有一项动议是褫夺帕斯捷尔纳克的苏联公民资格，将他驱逐出境。 帕斯捷尔纳克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此信读来不禁令人悲从心起。他请求道：“离开我的祖国对我而言无异于死亡，因此我请求不要对我采用这种极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通知了瑞典科学院自愿放弃诺贝尔奖。” 后来，帕氏又致信苏联《真理报》，承认自己的错误。违心地说： “一周以来，我看到围绕着我的长篇小说的政治运动达到了何等规模，从而深信这种授奖的做法是一种政治行为，并且已经造成骇人听闻的后果，于是我自己作出决定，并无任何人强迫我，寄出了表示自愿放弃（领奖）的通知。” 当局要的就是知识分子痛心疾首忏悔、感激涕零谢恩的效果，但是要是认为他们真的从此原谅这个“迷途羔羊”，那纯粹是幻想。从此国家安全部门加强了对帕氏的监控，国家安全委员会谢列平做过一个专门报告。 《谢列平关于帕斯捷尔纳克的调查材料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称，“实际上，据对帕的信件实行监控得知，他曾试图向国外寄出若干信件，其中重申他对授予他诺贝尔奖的欣喜。”“从对帕实施监控查明，接近帕的人中有不少也不赞同苏联社会公众的观点，并以自己的同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帕的恼怒情绪。” 后来苏联检察机关决定用法律手段震慑这个可怜的作家。 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给中央的报告里说：“在讯问时，帕斯捷尔纳克表现胆小畏缩。我觉得，他会从关于刑事责任的警告中得到必要的结论。”讯问记录显示，审讯进行了2个小时。苏联还算厚道，没有查帕氏的偷税漏税，也没有抓住他的情妇不放，针对私徳对其污名化。 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之后，一直在严密的监控下，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小村庄里孤独地活了两年，1960年5月30日，因病与世长辞。

当工作成为目的，而活着只是为了继续上工的手段，人会有很大的动机继续活下去吗 马克思一生没有进工厂当过工人，这样的事实却无碍于他对工人处境的了解，无碍于他以一生之力，为工人发言，设计了一个工人天堂的历史未来。 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是曼彻斯特纺织工厂的老板，马克思当然可以透过恩格斯深入认识工厂制度，以及支撑工厂制度的资本主义运作逻辑。不过即使没有恩格斯的协助，马克思还是很容易能够从当时英国社会上清楚明白的工人待遇与工人处境，得到他所需要的材料。 青年马克思早早就找到了自己思想的核心——那就是“异化”。“异化”，简单地说，就是主奴关系的逆转，或者稍微中性点说，目的与手段关系的逆转。手段取代了目的，甚至牺牲了目的，本来应该要服务主人的奴仆，倒过来骑在主人头上，对主人颐指气使。 生产关系上，工人是劳动力的所有者、贡献者，然而他们自己却无法享受劳动成果，这是一种“异化”。换个角度看，工作原本是为了提供人生活所需，如果工作占据了生活的全部，变成人活着只是为了提供工作的劳动力，只是“劳动力再生产”的一环，那当然也是一种“异化”。 从“异化”出发，还没有开始设计革命手段的青年马克思，有一个很浪漫的梦想。梦想一个未来社会，每个人都工作，从工作中获得尊严与报酬，不再有不工作的贵族可以凌驾他人，可是每个人的工作都只占生活中很少的时间，留下生命中大部分的精神精力能够去钓鱼、听音乐、读读柏拉图。这样工作和生活之间，可以回到健康的手段与目的关系轨道上。 太过不公平的劳资关系，必定会让工人铤而走险，宁可诉诸暴力破坏方式，来摆脱身上的枷锁。资方不能如此予取予求，一时扩大利润，长远会使得整个生产模式瓦解。因而国家、政府积极扮演起中介角色，为了避免破坏性革命的爆发，订定种种限制。 基本工时与基本工资，都是这种考量下的历史产物。即使劳工心甘情愿，国家都应该限制其每周工作时数，给他们一定休息和享受生命的机会，老板们不得予以剥夺。为了怕工人必须以长工时来换取温饱所需，于是相应要有基本工资，让他们能休息也能赚到生活根本条件。 近期连续发生工人跳楼事件，不能说跳楼一定和工作有关，但是看看这些工厂里，工人每天工作11小时，每周工作6天，这样的比例下，工作是手段还是目的呢？当工作成为目的，而活着只是为了继续上工的手段，人会有很大的动机继续活下去吗？ 唉，问问马克思吧！ （作者为台湾作家）

事实上这个意义并不在于主义之争，而是 纯粹在于法理上考虑Etat在其所处的社会中的权力范围问题。在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上面这些关于Etat权力问题的分歧。在政治中，除了传统的左派右派 外，我们看到在世界各国的党派中左中右之分越来越细，比如极左，极右，中间派，左派之左，右派之右，环保派等等，这种现象也可以通过对Etat权力问题的 研究中得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