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电影里的台湾之四:《悲情城市》——光复二二八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我想,只要是对台湾电影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不会没看过这部电影,最起码的,都不会没听说过这部电影。同样的,只要是对台湾政治有一点点了解的人,也不会不知道二二八。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提到二二八的时候,很多同学都给我留言说知道这件事儿,说这就是台湾政治史上的“六四”事件。的确,二二八是台湾政治史上不得不提的一件大事儿,给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冲击也是非常的大,至今二二八依旧是国民党在台湾统治的一件“原罪”。但是若是将二二八直接等同于“六四”事件,似乎却又有些牵强。的确,二二八事件为之后的台湾民主化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就事论事的来看,二二八事件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关于民主诉求的事件,更多的是表现对当时执政者的以及外来人士的一些抗议,所以,我想,若是想更多的了解二二八的性质,将二二八和大陆前几年在疆藏地区发生的“七五”事件和“三一四”事件做一个类比,可能更准确一些吧。   还是先来说说电影本身,《悲情城市》是一部侯孝贤的电影,于1989年发行,由于当时台湾刚刚解严不久,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舆论的自由程度还远不及今天,所以在当时拍这么一部片子,可以说是直接挑战了台湾的禁忌话题。但是这部片子并未遭到删减,更没有遭到禁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部片子在威尼斯拿到了金狮奖,成为了第一部在世界三大影展获奖的台湾电影,这种国际荣誉给了国民党当局比较大的压力,才使得这部片子过审,和观众见面,并引发了台湾关于二二八的一个大讨论。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部电影没有拿到当年金马奖的最佳影片。此外,这部电影还带动起了九份和金瓜石地区的旅行热,很多游客去九份游玩的时候,除了在老街逛,还要找悲情城市的拍摄原址看一下。 插一句,上一篇我讲的《多桑》那部电影,也是以九份和金瓜石为故事背景和拍摄地的,九份和金瓜石以盛产金矿而兴盛,矿藏挖掘殆尽后没落了,其兴盛和衰落的时间和日本占领台湾的时间大致吻合,所以以此地为背景的片子大致都与日本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提起九份和日本最为人熟知的关联,恐怕就要数动画大师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了,这部动画电影里的小镇,就是以九份老街为原型的,若有读者想去台湾旅行,九份是我强力推荐的一个地方,当然,去之前把《悲情城市》看一遍,就再好不过了。 回想一下,这部片子我大概看了三遍。第一次是大学时候看的,只是觉得侯孝贤的镜头很长,整部片子很稳,关于整部电影的内容并无太深的印象。第二次是在厦大听邱毅演讲提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回去又看了一遍,并查了一些关于二二八的东西。第三次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结合最近读到的东西,这才看出片子里的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可以说把当时台湾的局势刻画的非常到位,也体现了编剧和导演的功力吧。哦,对了,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就是之前讲到的那部电影《多桑》的导演,吴念真。 电影在日本天皇的鹤音中和生孩子女人的痛苦呻吟声中开始,陈松勇扮演的林家老大林文雄在电影的一开始得到了一个儿子,取名林光明。日本战败,新生命降生,取名光明,谁都知道这代表着什么。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给林文雄生孩子的这个人是林文雄的小妾,而且是说广东话的,这一方面可以说在1945年的台湾,还保留着重男轻女和娶妾这样的传统,一方面可以说经济上和大陆的往来还是比较密切的,而且经济比较好,会有讲广东话的南洋女性愿意嫁过来作妾。 本片中除了占主体地位的台语,还能在其中听到日语,上海话,山东腔调的国语,广东话以及几乎不能称得上是国语的绍兴方言。从这些复杂的语言中就能听出当时台湾社会的复杂,战败的日本人,经商往来的南洋人,随国民党到台湾的阿山(唐山人,即大陆人),在台湾从事商业甚至不法走私的上海人,还有接管台湾做行政长官的浙江人(陈仪)。这些不同背景不同理念不同利益不同文明程度的人共同交织出了台湾当时的背景。 而林家的背景从历史上和空间上都勾勒出了当时台湾人的生活状态。林家的老爸,台湾著名布袋戏大师李天禄(侯孝贤另一部电影《戏梦人生》就是以其为主演和故事原型拍摄的)扮演的林阿禄,日本时代因为维护村庄的利益被日本人视作流氓而屡受欺负;陈松勇扮演的林家老大林文雄全力经商维持自己大家族的家业,最后被大陆人枪击致死;电影里未露面的林家老二林文森因会医术,随日本军队前往吕宋岛参军做军医,生死未卜;高捷扮演的林家老三林文良在上海为日军做翻译,染病发疯,治愈后因拒绝与大陆人做走私生意被以汉奸罪治罪,旧病复发成为疯子;梁朝伟扮演的林家老四林文清自幼耳聋,开照相馆为生,喜欢读左派书籍,结交文人,最后因为二二八清肃入狱被关。 此外,另外一些人物因二二八的人生轨迹以及其他细节在电影里也有展现:日本战败后日籍人士和台湾人的友谊,日籍人士的撤退,大陆记者在台湾的生活,台湾米糖的外流等等,都能在电影里看得到。侯孝贤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从个体的层面反映了当时台湾宏大的历史背景。那么,二二八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会发生,怎么发生的,又给现在留下了多大的影响,我想,这还是要从1945年开始说起。 祖国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中国抗战取得胜利。当时和大陆一样,台湾也陷入了一股喜悦的情绪之中。两个月又十天之后,也就是10月25日,中国台湾行政长官总署兼台湾警备区总司令陈仪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堂接受了日本末代总督安藤利吉的投降书,也正是因此,每年的10月25日,被定为台湾的光复节。 然而在台湾最初光复的一段时间之内,台湾民众的喜悦情绪一直不敢太过于爆发,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在台湾还有非常多的日本军队的存在,这些军队和警察系统会不会做出狗急跳墙的事情,当时的台湾人谁也摸不准。其实当时的日本人也不敢乱动,也不知道自己上街之后会不会被台湾人暴打一顿。一直到八月底九月初的时候,一些日本人由于迫于生计,捡起手艺,从事一些战前的工作,比如开一些理发店、糕点铺之类的工作。由于这些人以前在日本就是从事这样的职业,所以有些日本人的店铺和生意做得比当时的台湾人要好,再加上日本人受教育程度、现代化程度以及文明程度都要好过于当时的台湾人,所以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有着非常微妙的态度:一方面这些是已经战败了的敌人,一方面这些人又很有文化、很文明,甚至有些和台湾人已经建立起了朋友的关系。影片中交代了宽美日本好友的撤离,就能体现这种态度,宽美的日本好友及其父亲是小学的老师和校长,用现在的话说这些人代表了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以日本虽然是敌国,但对台湾人来说,日本人却不见得都是敌人。 对日本感情的微妙并没有影响台湾人回归祖国时的喜悦,10月17日,当国军70军在基隆港登陆的时候,基隆一片欢腾,可以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旌旗招展,人山人海。当时,台湾民众传颂着陆游的诗:“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唱着欢迎歌迎接着国军进入台湾,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台湾今日庆升平,仰首清天白日清,六百万民同快乐,壶浆箪食表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哈哈!到处欢迎,六百万民同快乐,壶酱箪食表欢迎。”也从这可以说当时民众对光复还是非常高兴的,当时的台湾也没有所谓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撕裂,这些问题都是之后的事情了。 在这里需要说一下的就是,现在在台湾很多的台独理论之中,对于光复的问题和一般的理解还是有一些争论的。一般认为,台湾光复代表着是台湾回到中国怀抱,中华民国对台湾行使主权。但是有一些“台湾地位未定”的观点会认为,当时割让台湾的国家是大清帝国,主权移交的时候是国民政府,所以光复一词并不合适。甚至也有人扣一些字眼,说《开罗宣言》只是新闻公报,不是正式条约,所以不具备法律效力,这些观点还说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和约》只是向同盟国集团放弃对台主权,并没有指定说还给谁,所以将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的管制和之前荷兰、西班牙、明郑、清朝和日本在台湾的统治等同起来,而并未将其视为中国政权在台湾的一次延续,这种历史观点为一些台独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支持。 然而国民政府在台湾的统治却深深的伤害到了台湾人民单纯而又喜悦的心情。当时国民政府派到台湾的第一任长官是陈仪,浙江绍兴人,我们在这部电影里听到的那两次安抚人心的广播,我之前一直以为是蒋介石的声音,后来才反应过来应该是陈仪的声音。陈仪在1935年的时候曾经到过台湾,参观过台湾的一些代表现代化的单位和工程,比如日月潭水电站、基隆港,台北帝大等,再加上其在福建担任过七年多的公职,深谙闽情,所以陈仪应该是当时国民政府能拿出来治理台湾的不二人选了。但是就是这样的不二人选,在台湾的治理可以说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最后引起了二二八。 首先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的就是,很多史书和文章包括李敖都认为陈仪这个人是一个廉洁奉公的爱国者,贪污的那些人都是陈仪的手下,制造台湾人和本省人矛盾的甚至也有老百姓的原因,二二八的爆发原因不能都扣在陈仪一个人的脑袋上,陈仪冤啊。我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群体情绪就是这样,怨气不一定,甚至说一定不会撒在直接相关责任人的头上,但是当民间情绪需要爆发的时候,这个历史的名声落在了谁的头上,只好自认倒霉。 二二八的发生是有当时的社会基础的,当时的台湾的社会局势可以分两方面来概括: 首先,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非常的严重。由于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经历了50年的时间,有意无意的都养成了遵守法律的习惯,在这种遵守法律的风习之下,还建立起了一系列的非明文的约定。比如台湾在当时就有提供自行车租赁的服务,不用缴交押金,只需交付租金即可,当大量的外省人初到台湾租赁自行车的时候,很多台湾店家连租金都不收,表示友好,但是这些自行车很多都有去无回,导致后来很多店家再也不租车给外省人。同样的故事还有雨衣等版本。这些小事传播起来很快,也很容易被夹杂进一些谣言和不实,但正是这些小事经过传播,逐渐在人心里,增加了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隔阂,让台湾人对外省人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厌恶。 情感上的厌恶只是内心的隔阂,而工作待遇上的差别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了。国民政府接管了台湾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领导岗位都是由外省人把持,本省人从事的几乎都是低层次的工作,甚至干脆失业,这一点在《悲情城市》中也有交代。外省人的祖国心态使得他们对本省人颐指气使,工资津贴又高,本省人受指挥,工资又低,动不动又被看做是奴化教育下长大的人,难免内心不服气,“我们哪里愿意被奴化,还不是清朝割给日本的。” 这仅仅是不同省籍的民众之间互动出的问题,更大的问题则出在官方和民间的一些互动上。首先,在国民党接管的一开始,台湾的工厂很多职员和技术人员的岗位都被安排上了外省人,导致本省人的失业率上升很多。而且物价波动的非常厉害,电影里说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之下,米价上涨了250倍,而实际上还有米价上涨了400倍的记载。物价上涨、失业率高还引发了很多的治安问题,民众发现生活水平还不如日本在台湾的时候。 此外,官方的贪污、腐败、收受贿赂以及侵吞资产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在接收日本留台物资的时候,这些官员通过伪造和销毁清册的手段将很多的资产归为己有。当时一个著名的案件就是台北县长陆桂祥贪污案,陆桂祥贪污五亿元台币,结果在彻查的时候台北县政府着了一把火,所有的单据清册一把火烧光,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让民众怨恨不已。 和大陆一样,官员的腐败行为,能够引起的只是民愤,而远不能引起民变,引起民变的一定是和老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比如说是经济问题,或是环保问题,所以贪污处处有,民众上街的地方只有启东和什邡。所以,最让当时台湾老百姓不能忍受的还不是以上的事件,而是官方与民争利的事件。当时的官方制订了非常严苛的产业管制政策,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断了老百姓的活路。日本时期,台湾的私营煤矿金矿产业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国民党接管之后全部归为官方收购,价格由官方指定,官方以定价收购物资,再以市场价卖出,一买一卖之间差价巨大。这种管制,大到煤矿小到文具涵盖范围极广,民众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米糖的走私也是一个问题,台湾盛产米糖,自给自足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不管是私人和官方,都大量的通过走私的手段向大陆运送米糖,使得台湾的大米和糖的供应跟不上,导致米荒,引发民众恐慌。影片里的林家老三就是因为拒绝参与米糖的走私才被上海人陷害入狱的。 烟酒的专卖也是一个大问题,如上篇文章所讲,台湾烟酒的专卖制度是由日本建立的,但是日本时期私人小规模的烟酒买卖还是存在的,而由于烟酒有比较大的利润,导致国民党政府全面收归公有专卖,私烟私酒不得买卖,而专卖的烟酒质量极低,该辣的酒清淡如水,不该辣的纸烟则发霉呛鼻。公营的产品质量如此低劣,于是就有人尝试倒卖私烟私酒,这也为二二八的爆发,点燃了导火索。 “城管”闯大祸   1947年2月27日傍晚,六个“台北专卖局”的警察在台北延平北路进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名叫林江迈的妇女在偷偷的贩卖私烟,于是决定没收其所有香烟,并且搜走了身上的所有钱财。林江迈育有一子一女,是个寡妇,生活拮据,于是苦苦哀求执法人员能不能归还一部分香烟及钱财,双方发生纠葛摩擦。而此时,围观群众越聚越多,使得执法人员压力山大,准备逃走,情急之下用枪击打了林江迈的头部,导致其当场头破血流。这样一来,围观群众不答应了,开始包围甚至围攻执法警察,在这个过程中,一个警察开了一枪,不小心打死一个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对于这一枪,有说法认为是警察开枪示警误杀民众,有人说是围观群众抢警察的枪导致走火。然而不管怎样,当时的场面是控制不住了,六名警察逃至附近的警察总局,结果警察总局被数百名群情激奋的民众包围,要求立即交出肇事警察并当场击毙,用李敖的话讲,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警察局长会答应这样的要求。群众的要求没有得到解决,导致了第二天事态的扩大。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警察总局离中山堂非常的近,一年多前台湾民众刚在这里见证了日本的投降和回归祖国的喜悦,一年多后就爆发了这样的事件,民心转变之迅速,可见一斑。 28日上午,民众们再次围聚到派出所门前抗议,市民纷纷罢工罢市,表示支持。在台北专卖分局的抗议过程中,民众打死了两名工作职员,打伤四名,并烧毁了很多台北专卖分局的物品。之后民众又冲向了陈仪办公所在地的行政长官公署,结果卫兵在无预警的情况之下朝民众开枪,群众死伤数人。这枪声打散了民众,也点燃了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矛盾之火,本省人打不着陈仪,便开始在大街上围攻外省人,首先攻击的是穿中山装、大褂以及旗袍的外省人,其次是殴打不会说台语的外省人,后来是殴打不会说日语的外省人。电影里梁朝伟扮演的林文清就因为耳聋听不见台湾话,差点被打。 二二八当天,据传闻就有十几名外省人被在大街上打死,并且也有外省女性被轮奸的传闻出现,于是警备司令部当天下午紧急宣布台北戒严,并派出军警上街维护治安,在维安过程中又爆发冲突,有本省民众被打死。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一点就是,在大街上殴打外省人的本省人主要是一些日本时代流下来的亲日派流氓以及大量从海外回到台湾的无就业的兵士,他们下手狠毒凶残。在电影里也能看出,宽荣在火车站看到的景象中,并非所有本省人都围打外省人,主要的打手基本上都是统一着装的流氓。而当时还有很多本省人保护外省人的新闻与记载。 事情远没有就此结束,在台北发生的事件迅速波及到了台湾岛内其他的地方。台中、嘉义、云林、高雄等地全都爆发了对抗国军的武装冲突事件,就连阿里山的原住民都参与了反抗的活动。以嘉义为例,嘉义市几乎所有学生全体动员参加与国军的战斗,在战斗中,市长公馆被占领,警察局被缴械,军火库被攻陷,民众还成立了“台湾民主联军”,与驻守军队激战。一开始,民众部队占据优势,一直到3月21日,增援部队到达时驻守军队才开始反扑并逐渐掌握局势,并且在嘉义市火车站之前先后枪毙上百人,血染嘉义火车站,成为二二八事件中一个很大的惨剧。 二二八发生之后,在本省籍民意代表和知识分子的建议之下,陈仪政府颁布了几条处理意见,也就是我们在电影里听到的一些关于“不追究责任、释放被捕人员、给予安慰金”等处理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台湾的一些进步乡绅、左派人士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电影里宽荣、林文清等文人被捕,就是因为参与了此事件。在当时的社会,读马克思等左派的书籍被看做是非常进步的事情,就连李登辉,也曾经加入过共产党。所以,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存在着“政府残忍镇压民众”和“政府武力平叛”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的情况下,大陆也有其自己对二二八的定位,大概意思就是二二八事件是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带领的反抗国民党暴政的一次起义活动,并举办了很多次的活动纪念,据说还发行了纪念邮票,有意思的很。 在暴力事件逐渐平息,尤其是当大陆援兵到达之后,陈仪开始在台湾推动了清乡运动,对可能对政府进行反抗的人士进行捕杀,其中捕杀的绝大多数都是一些社会名流、乡绅以及一些异议人士,这些异议人士很多都以叛国、联共等罪名被枪决,由于杀害的大多数都是台籍的文化精英,所以清乡行为更遭到台湾民众内心的痛恨,大陆拍的一部电影《云水谣》,里头陈坤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在清乡期间从台湾逃出来的左派青年,后来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二二八事件对后来台湾政局的变化起到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到1980年代,整件事几乎还是台湾社会中一个禁忌的话题,官方视二二八事件为一场反对国民政府的民变,也经常拿共产党说事儿。但是这件事丰富了日本时代所留下的“台湾意识”的内涵,“台湾人”的概念正式形成,并且在这个概念里添加了反抗国民政府的理念,甚至添加了反抗中国的理念。之后的历史也证明,台湾之后的“台独运动”很多都以二二八为一个诉求,将反国民党独裁的民主运动与反外来统治的台湾独立运动合流,成为了现在台湾一个很大的政治势力的历史基础。 反思与纪念     现在在台北,总统府正前方,有一个二二八公园,里面设立一个二二八的纪念碑,碑文如下: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消息传来,万民欢腾,庆幸脱离不公不义之殖民统治。讵料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肩负接收治台重任,却不谙民情,施政偏颇,歧视台民,加以官纪败坏,产销失调,物价飞涨,失业严重,民众不满情绪濒于沸点。”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专卖局人员于台北市延平北路查缉私烟,打伤女贩,误杀路人,激起民愤。次日,台北群众游行示威,前往长官公署请求惩凶,不意竟遭枪击,死伤数人,由是点燃全面抗争怒火。为解决争端与消除积怨,各地士绅组成事件处理委员会,居中协调,并提出政治改革要求。不料陈仪颟顸刚愎,一面协商,一面以士绅为奸匪叛徒,迳向南京请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闻报,即派兵来台。三月八日,二十一师在师长刘雨卿指挥下登陆基隆,十日,全台戒严。警备总司令部参谋总长柯远芬、基隆要塞司令史宏熹、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及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人,在镇压清乡时,株连无辜,数月之间,死伤、失踪者数以万计,其中以基隆、台北、嘉义、高雄最为惨重,事称二二八事件。” “斯后近半世纪,台湾长期戒严,朝野噤若寒蝉,莫敢触及此一禁忌。然冤屈郁积,终须宣泄,省籍猜忌与统独争议,尤属隐忧。一九八七年解严后,各界深感沉疴不治,安和难产,乃有二二八事件之调查研究,国家元首之致歉,受难者与其家属之补偿,以及纪念碑之建立,疗愈社会巨创,有赖全民共尽心力。勒石镌文,旨在告慰亡者之天灵,平抚受难者及其家属悲愤之情,并警示国人,引为殷鉴。自今而后,无分你我,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肇和平于永远。天佑宝岛,万古长青。” “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 谨立。” 爆发于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于一直被定性为是反政府暴乱,所以一直是一个禁忌。一直到80年代末期才能被公开的提起,真正意义上的平反应该要算到李登辉的公开道歉了。1995年台湾政府宣布定每年的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翌年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将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公园,这才有了上边提到的纪念碑和碑文。 除了官方态度之外,民间和艺术界对此事也有很多的记录和创作,当然,最有名的就是《悲情城市》这部电影。而当时,有一名叫做柯乔治的美国外交官,正好在台湾经历了整个事件,在此的启发下结合一些历史事件写了一部叫做《被出卖的台湾》的小说,后来被拍成了电影。下一篇,我们就来说说这一部电影。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三:《多桑》——父辈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二:《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北辰·且调鼎去>君子远庖厨 世间多少事——《悲情城市》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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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二:《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这就是台湾的历史。所以台独分子说:‘我们天赋人权要自由要独立,神圣不可侵犯!’,大陆说:‘这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妈的我要打死你。’两边都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高山族的原居民是什么心情啊?从山上往下一看,妈的两群疯狗,是吧。还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对神圣最大的亵渎,是吧。有没有可能还给他?现在汉人在那儿已经比高山族还多啦,这个也不可能还。所以正视历史保持心态健康地面对国际事务,是吧。”     电影里的台湾之二: 《赛德克巴莱》——纯爷们的故事   文/ 马军(国立台北大学)     这是我来台湾看的第一部电影。 我自诩对台湾了解很多,但是在得知这部电影之前,竟然对雾社事件一无所知,这让我感到非常的羞愧。这是一个非常悲壮的故事,我想通过这部电影,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我们先来聊聊这部电影。我拿到台北大学的offer之后,告知了我的朋友安宇。安宇回邮件的时候,跟我说到了台湾一定要看这部叫做《赛德克巴莱》的电影,并且给我讲了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故事:2003年,一个还没有出名的叫做魏德圣的导演就曾经想筹拍这个故事,于是他自筹了250万台币,拍摄了一个5分钟的短片。并且拿着这个试拍片四处展演筹钱,希望能够筹集到两亿新台币,来支持整个片子的拍摄。显然,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大手笔的对电影的投资,魏导的筹资也一直不顺利。一年以后,他将这个试拍片上传到网络,希望能够通过小额募捐的方式获得这个片子的资金,然而如此筹钱的速度显然慢的无法让人等待。 于是,魏德圣暂时放下了这个片子,在2008年拍摄了著名的《海角七号》,这个片子不仅狂扫5.3亿台币的票房,而且还使魏德圣获取了极大的名声与自信。于是他决定在资金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开始拍摄《赛德克巴莱》,边拍摄边筹钱。所以,若大家听过这部电影,或者关注过魏德圣的新书的话,你就会大概了解,魏德圣拍这部电影之时,大概想的,全都是钱。 当然,这部片子最后还是拍出来了,台湾政府先后补助了上亿,魏德圣也通过朋友筹集了不少资金,我记得这里头还有周杰伦的钱。从1996年魏德圣开始接触原住民的故事,到2011年这个片子上映,15年的时间,魏德圣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我不太敢说这是一个台湾梦的典型故事,但是他至少能够证明,台湾,是一个可以实现梦想的地方。也最终证实了一个道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我看了这个故事,似乎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初陈德森为了筹拍《十月围城》,也是前前后后筹备了十年。虽然《赛德克巴莱》、《十月围城》这两部电影和一切电影一样,都有不完美甚至拖沓、穿帮的地方,但是喜欢没事儿找事儿的我,也始终没有尝试去挑剔这两部电影。因为有诚意的电影,不管内容题材是什么,坐在荧幕前的你,总能感觉到心血熬出的味道。据说这部电影5月份会在大陆上映,我衷心的希望我的朋友,能够花钱买票去影院支持一下这部电影,这是一部真诚的片子,值得花时间去欣赏。 这部片子在台湾分成上下两部来上映,总长应该超过了5个小时。但是在大陆上映的会不会是完整版,这个我现在还不敢确定,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为了配合主办方的时长要求,导演就曾经把这部片子剪成了2.5小时的版本,我没看过这个版本,不知道剪掉的一半场景是哪些,但是大陆上映的版本应该会剪掉很多砍头的场景,因为实在太血腥了,当然,也有可能不会剪掉,因为毕竟电影不是3D,砍头也不是画裸体画儿,观众应该不会伸手去摸前排观众的脑袋。 原住民:台湾真正的主人 在台湾,经常听到四族融合,这四族,指的是四个族群,也就是原住民、客家、本省人以及外省人。然而按照大陆“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的分法来分呢,台湾只有两个族,汉族(客家、本省、外省)和高山族(原住民)。其实到底应该叫高山族,还是应该叫原住民,我想,最精彩的论述,应该是罗老师永浩的一段话了: 是吧。说说台湾的历史,台湾本来是谁的?是不是中国人的?什么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那是台湾土著人的,跟印地安人一样。这块土地上,几千年来生活着一群善良而又落后的土著居民,他们在那儿过着男耕女织,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直到几百年前,停了几艘大船,下来一帮面目狰狞的坏蛋,叫做汉人。一上岸,见到土著落后,上去男的杀女的抢,房子烧光,杀的这帮人屁滚尿流,打不过吗,落后!全躲到深山老林里,不敢下来。于是我们祖先哈哈淫笑,给他们起个名叫“高山族”。台湾来的高山族你不要管他叫高山族,会生气的。他可能到了中国落单了不敢怎么样,但心里是生气的。你管人家叫:‘啊,欢迎高山族的朋友’,是吧。他心里想,你他妈的才高山族呢,又不是猴子,为什么在山上过?是被杀上去的,不敢下来了,然后给人家起名叫高山族,还有比这更缺德的吗?全都一样,是吧,正视一下。我给你们讲的不是什么反动材料,任何一个图书馆,研究台湾史的图书馆一查全都查到,根本就不需要借助什么海外的东西。我也不敢拿海外的东西到班上讲,免得有人说我思想政治有问题,是吧。我不用,就国内的资料就足以证实了。 这就是台湾的历史。所以台独分子说:“我们天赋人权要自由要独立,神圣不可侵犯!”,大陆说:“这是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妈的我要打死你。”两边都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高山族的原居民是什么心情啊?从山上往下一看,妈的两群疯狗,是吧。还他妈的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对神圣最大的亵渎,是吧。有没有可能还给他?现在汉人在那儿已经比高山族还多啦,这个也不可能还。所以正视历史保持心态健康地面对国际事务,是吧。 好,我又激动了,又激动了,就是这样,是吧。这就是你们理解的神圣不可侵犯。 其实在台湾,高山族和原住民并不完全是等号的关系。台湾的政府将非汉族的人分为原住民而原住民又分为高山族和平埔族。然而由于历史的关系,高山族这一称号正如罗永浩所说,的确带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色彩,所以基本上也就不再使用,而是以“山地原住民”和“平地原住民”来代替高山族和平埔族的说法。并且政府在政治上会给原住民进行特别的保护,比如在台湾的立法委员的选举中,会特别为平地原住民和山地原住民各留出三个名额,仅允许原住民身份的公民进行竞选,以保障原住民的参政议政权。这跟大陆的人大代表一定要有一些是少数民族代表一样,为的都是表面上的公平,在大陆最出名的台湾原住民立委应该就是高金素梅了,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就是她代表高山族在鸟巢跳舞,把场内的民族,凑成了56个。当然,台湾的代表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至于咱的代表嘛,呃……这个……也是选出来的,嗯。 如果分得再细一点的话,台湾政府把台湾的原住民还分成了阿美族、泰雅族、排湾族、布农族、卑南族、鲁凯族、邹族、赛夏族、雅美族、邵族、噶玛兰族、太鲁阁族以及撒奇莱雅族及赛德克族等14族,若是算上平埔族和南岛民族,则有16族。现在台湾所有的原住民加起来有49万人,占总人数的2%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少数”民族。具体的分布如下: 阿美族:阿美族分布在中央山脉东侧,立雾溪以南,太平洋沿岸的东台纵谷及东海岸平原,大部份居住于平地,只有极少数居于山谷中。范逸臣、张震岳就是阿美族人,萧敬腾和罗志祥也都有二分之一的阿美族血统。 泰雅族:泰雅族分布在台湾中北部山区,包括埔里至花莲连线以北地区。《赛德克巴莱》莫那鲁道的扮演者林庆台虽扮演的是赛德克族,但是他是泰雅族人,张雨生、徐若瑄、言承旭、周渝民等艺人,都有泰雅族的血统。 排湾族:排湾族以台湾南部为活动区域,北起大武山地,南达恒春,西自隘寮,东到太麻里以南海岸。尤秋兴和颜志琳是排湾族人,好吧,我知道大家对这两个名字陌生,我错了,他俩的组合叫做动力火车。 布农族:布农族分布于中央山脉海拔一千至二千公尺的山区,广及于高雄县那玛夏乡、台东县海端乡,而以南投县境为主。唱《千年等一回》的高胜美,就是布农族的。 卑南族:卑南族分布于台东纵谷南部。张惠妹就是卑南族的人。 鲁凯族:鲁凯族分布于高雄县茂林乡、屏东县雾台乡及台东县东兴村等地。梁文音有一半的鲁凯族血统。 邹族:邹族主要居住于嘉义县阿里山乡,亦分布于南投县信义乡,以上合称为「北邹」;而分布于高雄县桃源乡及那玛夏乡两乡者,称之为「南邹」。若没错的话,美如水的阿里山的姑娘,说的应该就是邹族姑娘。 赛夏族:赛夏族居住于新竹县与苗栗县交界的山区,又分为南、北两大族群。北赛夏居住于新竹县五峰乡,南赛夏居住于苗栗县南庄乡与狮潭乡。 雅美族:又叫达悟族。雅美族分布于台东的兰屿岛上的六个村落,为台湾唯一的一支海洋民族。 邵族:邵族分布于南投县鱼池乡及水里乡,大部份邵族人居住日月潭畔的日月村,少部分原来属头社系统的邵人,则住在水里乡顶崁村的大平林。现在还有七百多人。 噶玛兰族:噶玛兰族,过去居住于宜兰,目前迁居到花莲和台东。 太鲁阁族:太鲁阁族大致分布北起于花莲县和平溪,南迄红叶及太平溪这一广大的山麓地带,即现行行政体制下的花莲县秀林乡、万荣乡及少部份的卓溪乡立山、仑山等地。 撒奇莱雅族:撒奇莱雅族的聚落主要分布于台湾东部,大致在今日的花莲县境内。 赛德克族:赛德克族的发源地为德鹿湾(Truwan),为现今仁爱乡春阳温泉一带,主要以台湾中部及东部地域为其活动范围,约介于北方的泰雅族及南方的布农族之间。2008年才成为第十四个被台湾政府正名的民族,目前台湾的立委孔文吉就有赛德克族的血统,赛德克族历史上最有名的人物,不用说了,就是带领族人出草发动雾社事件的莫那鲁道。 雾社事件:彩虹桥的那端有祖先 台湾用的钞票叫做新台币。面值最小一块,最大的两千。币值分一元、五元、十元、二十元和五十元的硬币,以及一百、两百、五百、一千和两千的纸币。据说还有五毛的硬币,我没见过,可能是因为五毛们都在大陆忙着发帖,不流通了吧。 这些钱里,五百的纸币画的是台湾少年棒球队,一千画的是台湾的小朋友,两千画的是高科技中华卫星。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政治人物的画像,不是蒋介石,就是孙中山,只有20块硬币上刻的是莫那鲁道的头像,可见莫那鲁道在台湾史上是多么著名的人物。(这里插两句闲话,二十块的硬币和两千块的纸币都很少见,二十块为什么很少见,我不清楚。但是据说两千块的台币之所以少见是因为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受贿只收现金,所以贿赂者为了减轻重量,送的都是两千块的,所以两千块的纸币据说都在阿扁家里的茶叶罐里,市面才会很少见。当然这只是江湖笑谈,基本上就是个谣言。而台湾贿选严重的时代,曾经有小朋友帮忙选举的说法,所谓小朋友,就是一千块纸币上画的小朋友图案,意味用钞票贿选。) 言归正传,为了避免剧透,简单的说说雾社事件。雾社是一个地名,现在在台湾中部的南投县,事发当时归台中管辖。因为雾社四周环山,中间溪水流过水汽较重,所以常年起雾,所以清朝就有“致雾社”的称号。那里生活着民风彪悍、以打猎为生的赛德克族。通往雾社的路上有一个关口叫做人止关,顾名思义,是一个咽喉要地,交通不便。所以,雾社一直是汉人不及之地。赛德克族人在这里按照“Gaya”,也就是族律进行生活。赛德克族的族律就是他们的生活习惯的总和:男人负责打猎,并且要保护自己的猎场不被外人占有,而且还经常侵袭别人的猎场以获取猎物。赛德克人有比较血腥的一个规定,就是男子必须砍杀其他部落的人头才能算成年的标志,成年之后可以纹面,之后才能娶妻。若未能纹面,死后将不能通过彩虹桥到达祖灵之地,而成为孤魂野鬼。 日本在1895年占领台湾之后,便把台湾当做殖民地进行资源的开发,雾社地区因为盛产木材和樟脑,所以便被日本人盯上。日本在开发雾社周边林地的过程中,对原住民采取的是压制和挑拨的政策,一方面高压统治奴役山民,一方面利用原住民不同部落之间的矛盾对山民进行统治。所以这就激起了当地原住民的极度不满,然而一直碍于日本军人警察的强大实力而隐忍不发。日本人为了展示自己的巨大实力,曾经把莫那鲁道等原住民头目带到日本参观军校等军事地点,以实力恐吓原住民头领。 然而火药桶都有爆发的那一天,导火索往往都是小人物,比如基层警察或者城管。突尼斯一个城管查了一个大学生的摊子,阿拉伯就春天了;台北一个城管查了一个老太太的摊子,台湾就二二八了。日本的一个小警察打了莫那鲁道的儿子,然后雾社事件就爆发了。 在莫那鲁道族内的一个婚礼上,莫那鲁道的儿子塔达欧莫那向日本警察吉村敬酒,结果吉村嫌弃塔达欧莫那手脏,不仅没喝酒,还拿棍子打了塔达欧莫那,结果吉村就被赛德克族人海K一顿,负伤回家,并且上报上级。莫那鲁道出于对部落安全的考虑,率儿子去向吉村道歉,结果吉村不仅不接受道歉,而且故意夸大上级的处理方案,将“口头训诫”夸大为要把莫那鲁道一家抓起来坐牢。结果莫那鲁道定下心来,准备出草。 1930年10月27日凌晨,莫那鲁道率领族人及其他同盟部落原住民在起雾时杀进日本举办的运动会现场,杀死一百多人,重伤26人。出手快捷,目标明确,死者除了两位是身着和服的汉人以外,全是日本人。日本军方震惊,派兵进入山林与原住民作战,原住民且战且退,利用山林地形与日本人游击。最后日本人于11月5号开始,使用违反国际公约的新型毒气弹,才逐渐获得战争优势,赛德克族人或战死或自缢,莫那鲁道杀死自己孙子妻子,焚烧尸体之后,饮弹自尽,1933年遗体才被发现,并被日本人做成标本展示。1973年才埋回雾社长眠。 我在台湾翻阅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曾经发现有几本书的说法是,雾社事件是台湾高山族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行为,是中国人民抗日史的一部分。当时我很惊讶,不知道为何这件事跟爱国有啥关系,后来发现,那几本书是大陆的几个学者写的,恩,难怪。 这件事发生在日本占领台湾35年后的1930年,距离日本离开台湾,还有十五年的历史。在这三十年里,日本在台湾的皇民化政策就已经有了效果,台湾人的国家认同就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些的变化。以雾社事件为例,在死亡的人里,有两个人,一个叫做花冈一郎,一个叫做花冈二郎(电影里也有这个情节的设置,演员许诣帆还因为扮演花冈一郎获得了48届金马奖的最佳新人奖 ),他们两个不是兄弟,也不是日本人,都是赛德克族人,但是已经皇民化,在日本警察局做事。事发之后,他们两个自杀,而且花冈一郎还是以日本人的方式切腹自杀。一边是祖灵的召唤,一边是大和子孙的荣耀,原住民身份的花冈一郎困境如此,平地的汉人则就更可想而知了。 下一篇,我将通过《多桑》这部电影,讲一些关于日本统治台湾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采编:姚昕毅;责编:周拙恒) 您可能也喜欢: <北辰·攻石以玉>电影里的台湾之一:《一八九五》—孤儿的第一滴眼泪 <北辰·且调鼎去>君子远庖厨 《北辰》复刊词 高中时代,某种隐喻 回归婴儿——武士,彼岸的姿态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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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联盟的力量

8月11日,由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等全国34家环保NGO发起的“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三期)”在北京发布,这已经是34家环保NGO连续第三次联盟发布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   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中所涉及的29家IT品牌企业有:LG公司、苹果公司、索尼、诺基亚、惠普、英国电信、阿尔卡特、三星、东芝、海尔、爱立信、新加坡电信、IBM、佳能、松下,东芝等知名企业。   较之于单个NGO的行动,NGO联盟之后的能力确实比单打独斗的NGO强,而且抵御外界压力的能力也得到显著增强,“很明显,列入名单的企业从最开始的对抗到现在的愿意对话,NGO的联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在这34家环保NGO当中,大概有10家NGO实质参与了该报告的调研,其他的NGO只是给了此项调查道义上的支持,“虽然只是道义的支持,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后我们的联盟将迈向更为实质的合作。”马军说。 持续“联动”   其实此次环保NGO联盟行动并不是一次偶然,早在2007年的时候,环保NGO就已经开始联合倡议环境保护。   2007年3月22日,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等21家国内环保组织联合发出“绿色选择”倡议书,呼吁消费者利用手中的购买权,不消费超标排污企业的产品,压缩超标排污企业的生存空间,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当时,这21家环保组织收集到的、公开披露的污染超标排放企业已接近5000家,这些信息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的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环保组织同时倡议大型零售商和大型企业,主动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争取形成绿色供应链,主动抵制“环境不达标企业名单”上的供货商。   “这次NGO的联合行动是环保NGO组织联合起来的开始,过去的这几年,这些组织持续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不断更新污染地图的数据库。”马军说。   马军说,在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机构参与监督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有些机构参与对企业环境问题的审核。“所有的环保NGO都参与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某一个企业的环境污染记录要从污染地图上去掉时,需要得到所有NGO的认可,企业的审核报告将发给每个机构,如果大家都没意见才能通过。”马军说,从去年开始,参与联盟的NGO从21家扩大到34家。   在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这34家NGO共同发起了“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一直在做污染数据平台。“由于平台在我们这边,所有在调研报告的前期,与企业的沟通都我们这边,而到了第三期,更多的机构会更实际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马军说。 信任是合作前提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作为此次调研报告的发布方之一,实质参与了报告的调研。“他们具有很强的调研能力。”马军说。对于各类环境伤害事件,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力量共赴现场,进行深度调查,推进事件的解决。   在这34家机构当中,一些机构更多的参与具体的工作。各家机构都有各自的工作,都有各自的特色,一般大家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自然之友作为国内第一家环保组织,有很高的声望,在和企业的沟通过程中,自然之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靠的就是他们在业界的公信力。   虽然有些机构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但这也很重要。”马军说,这些没有实质参与调研的机构更多地参与评价认可最后的报告审核,或者参与评价最后独立审计的结果,这个调研报告的认可过程和结果他们都是参与的。”   在2007年21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倡议的时候,马军认识到,不论是推动消费者进行绿色选择还是推动企业去管理供应商,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对于消费者,NGO需要要有动员的能力,而一家机构很难做到去动员消费者,在企业的方面,很多企业不愿意面对供应商的环境问题,这就需要NGO共同努力。”马军表示。   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经常面临来自企业的压力,而NGO共同行动就能增强NGO抵御压力的能力。马军说:“当企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删除黑名单的时候,这需要34家组织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就能分散一些,NGO也能承受住,而果如是单个的机构就很难承受。”   当然,34家NGO联合去做一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协调工作就有相当的难度。“我们34家环保组织走到一起的条件就是信任,这种信任是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形成的。”马军说,“大家对某个问题一致认可,各自相互的信任,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不然协调很困难。”   从发布第一期报道到现在的第三期,这34家机构当中已经有10家机构具体地参与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将来的协调工作会比前期更复杂。”马军说,但是,马军希望这种联盟形式不但能延续下去,而且能够进一步实质化,以推动企业承担他们的环境责任。 企业从抵触到对话   一直以来,企业与NGO的关系更多的是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的关系,企业资助NGO做项目,或许这个项目与企业毫不相关,最后企业将整个资助的项目写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但是,在马军看来,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迈向更实际的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给环境和社区带来影响,那么企业首先应该在生产经营方面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至少要做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基于此,环保NGO开展了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   “这样一来,我们和企业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变成独立监督的一方,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再是与企业不相关的公益项目,而是与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直接相关。”马军表示。   如此一来,有些企业就不太适应,包括一些曾经资助过NGO的企业,就更加不适应。“这29个企业中就有这样的企业,他们的私募基金会也资助过NGO,而他们出现在污染企业名单当中时,前期他们很不适应。”马军说。“但是他们了解到情况后,也还是和NGO进行了后续的沟通,我想企业有个适应的过程。”   马军表示,企业应该明白,企业资助NGO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免于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增加了解和理解,目前企业对NGO的信任程度有限,双方的信任有限,NGO和企业之间有个增加信任的过程,那么NGO的出发点他们会更加的明了,我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环境的出发点。”   34家NGO将有污染的企业曝光之外,NGO还重视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开始发现问题后,企业表现比较急迫,一旦了解到有解决问题的途径,企业还是愿意平复下来,沿着流程去解决这些问题。”马军说。“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消除误解走向理解,共同推动问题解决,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目前,与这34家NGO开展合作的企业在逐渐增加,这推动了有污染记录的企业来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在有290家的出现过环境问题的企业对他们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整改的计划和行动。   马军希望“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尽快有个完结篇,“如果企业都开展污染治理,建立了环保体系,和NGO的互动走向机制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报告了。但是现在还得继续跟进,直到问题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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