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

民国将亡，人心涣散，大势已去，蒋不是恨 毛泽东 ，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 斯大林 ），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 马歇尔 ），“美必后悔莫及而 马歇尔 须负全责”。 蒋介石认为马歇尔（左）需为国民党的失败负全责 选自：东方早报 国民党马上失天下，中国历史在1949年由枪杆子翻开了新的一页。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认为，尽管国民党的失败是“历史的合力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上的失败。作为“党国”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 蒋介石 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 国民党的失败是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华：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全面和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在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 毛泽东 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 蒋介石 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他说的完全对。 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上占很大优势。 高华：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因为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太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军数量有四百五十万（内有正规军两百万），共军只有一百二十七万（内有野战军六十一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军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军有可起飞的飞机三百四十四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两百四十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故而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他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军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得手后，蒋更不把共军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20日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在党内高层表达的一种心理愿望，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华：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军的中高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其实，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军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又处于上升时期。抗战期间国军打日军取得许多胜利，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军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国军是怎么由强变弱的？ 高华：那是因为八路军有正确的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很快适应了大兵团作战的方式。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为适应和国民党的战争，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特别重要的是，在军事战略上，解放军以消灭国军有生力量为最高原则，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改造。相比之下，陈诚就显得十分迂阔，他在东北就拒绝吸纳前伪军，他说如此会打击“民族正气”。 同时，在思想上，中共和国民党夺天下的意识十分明确，而组织上，八路军（解放军）指挥统一，都服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调遣，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国军则与此相反，蒋介石没有绝对权威，令行禁不止，政府更要为打仗支付巨额军饷，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高华：延安文艺座谈会与毛泽东“党文化”观的形成 进入专题 ： 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 党文化    ● 高华 （ 进入专栏 ）       在中共党内，毛泽东是得到全党公认的首屈一指的学问大家。毛具有党内无人企及的极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他不仅极其熟悉并爱好唐诗宋词、《昭明文选》、红楼、水浒、三国、野史稗记一类古典文学，同时也嗜读鲁迅杂文，然而毛对鲁迅之外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却很少涉猎，一是兴趣不大，二是长年深居军中无机会阅读。毛对外国文学作品就知之更少。     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的助手为他准备的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二是他在周扬、胡乔木等向他提供的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上海左翼文艺活动的背景资料基础上所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文艺方面的主要顾问是周扬和胡乔木这两个新朋友，而不是昔日的熟人冯雪峰。和张闻天、博古、杨尚昆等人完全不同，毛在1937年以前与上海左翼文艺界几乎毫无联系。1933年底，与鲁迅关系密切、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冯雪峰从上海到达江西瑞金，毛泽东曾约见冯雪峰，两人进行过一番有关鲁迅的著名谈话。 但是，1933年底到1934年10月，正是毛泽东在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候，毛除了向冯雪峰打听鲁迅的情况，对上海左翼作家的活动并无很大兴趣。毛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的冯雪峰也很少接触，更谈不上彼此间已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期，中共文艺工作的元老、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部长的瞿秋白虽和毛泽东偶有接触，但彼此都是被冷落的人物，心境不佳，加之双方性格并不投合，因而也无雅兴讨论文艺问题。遵义会议后，面对繁重的军务与急剧变化的形势，毛泽东更是无暇顾及文艺问题。     长征结束后，毛泽东、张闻天等决定启用冯雪峰，让其秘密赴沪执行一项特殊任务，此时中共生存乃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文艺工作一时还排不上主要议事日程。1936年 4月上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指派冯雪峰携电台和活动经费秘密返回上海，临行前，周恩来、张闻天向冯雪峰交待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电台，与沈钧儒等上海救国会领袖取得联系，重新恢复中共在上海的组织和情报系统。“附带管一管”左翼文化活动。 1936年1月 25日，冯雪峰抵沪，遵照张闻天的吩咐，第二天即移居鲁迅家中。出于特殊的谨慎，冯雪峰返沪后，没有立即与以周扬、胡乔木为首的中共文委系统取得联系（冯雪峰相信陕北有关中共在沪地下组织已全部被国民党破坏的说法），4月 27日冯雪峰与鲁迅、胡风商议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随即以鲁迅为一方，和以周扬为另一方的“两个口号”的论争正式爆发。     冯雪峰乃是一文化人。他虽衔重大使命来沪，但是冯的兴趣仍在他过去领导过的左翼文化方面。在他于1936年12月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后，冯雪峰就将有关中共组织与情报工作交由潘汉年等承担，他自己则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文化界。1937年1月冯雪峰返陕北向毛泽东等汇报后又折回上海，遵延安命将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全盘工作向刘晓作了移交。至此，冯雪峰的“中央代表”的身分即告结束。然而由于冯雪峰曾疏远周扬而与鲁迅、胡风关系密切。已触犯了周扬等人，激起了周扬等的极度不满，周扬等产生了被抛弃、冷落的深深不平感，并拒绝与冯雪峰见面。     七七事变爆发后，周扬、艾思奇、何干之、王学文被指名调往延安，不久周扬被任命为边区教育厅长，旋又被任命为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实际主持鲁艺的工作（鲁艺院长为吴玉章，但他并不到院主事），这样就和毛泽东建立起工作上的联系。恰在这时，冯雪峰因与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负责人博古发生严重争执，一气之下，竟向潘汉年请长假，于1937年12月返回家乡浙江义乌，脱离中共组织关系长达两年之久，至1939年下半年才由中共中央东南局恢复了组织关系。冯雪峰此举带来严重后果，毛泽东从此埋下了对其反感、厌恶的种子，而周扬则在延安与毛的关系日益接近，周扬的才干逐渐引起毛的注意。     周扬原名周起应，最早是以俄苏文学翻译家于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崭露头角的。自 1933年上海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瞿秋白、冯雪峰相继进入江西中央根据地后，周扬就成了左联和中共文委的领导人。1935年 2月，周扬躲过了国民党对中共上海中央局的毁灭性大逮捕，与夏衍、胡乔木等组织了中共临时文委，团结了一百余名文化界的中共党员。但此时周扬领导的中共临时文委实际上已和长征中的中共中央毫无组织联系。在“左联”前期，周扬曾译过几本介绍苏联文学、音乐的读物，编译了《高尔基创作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和周立波合译过一本介绍苏联大学生生活的长篇小说，但基本上没有自已创作的文学作品问世，因而曾被鲁迅讽刺为“空头文学家”。但是，周扬却因政治倾向的因素和对俄苏文学的爱好，对俄国十九世纪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文学理论，以及苏联共产党文艺政策及日共文艺理论十分熟悉。1937年周扬在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译著《安娜•卡列尼娜》，加上他曾撰写过一些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章，因此当周扬赴延安时，除了翻译家的头衔外，他已获有“文艺理论家”的声誉。     周扬的“文艺理论家”的身分，在延安得到重视。在1937年后前往延安的文化人中间，尽管作家、诗人、艺术家比比皆是，但是“文艺理论家”却寥如晨星，尤其周扬还有前中共上海临时文委领导人的政治身分，所以周扬很快被委以重任。1937-1940年，周扬紧密配合毛泽东对文艺工作的有关指示，经常在《解放》周刊、《新中华报》发表阐释文章。 由于周扬善于引述列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言论为毛的论点作注脚，周扬逐渐赢得毛的信任，在 1942年以前，就成了毛在文艺方面的首席代言人。     在周扬为确立自己在毛泽东那里的地位而努力奋斗时，周扬昔日的朋友胡乔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35-1937年，胡乔木在沪活动期间，是躲在“左联”和“左翼社联”幕后活动的一个不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虽然胡乔木并没有写出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但他却是1935年以后以周扬为首的中共上海临时文委的主要成员，与周扬有着密切的关系。1936-1937年，胡乔木经历了周扬与冯雪峰等的对立与冲突。是属于周扬派的主要成员，但胡乔木在“两个口号”论争中较少出头露面，因而没有引起外界的注意。1937年7月，胡乔木虽较周扬早几个月进入陕北，但长期被留置在安吴堡青训班，和在延安正日渐走红的周扬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是到了1941年2月胡乔木调入毛泽东身边做政治秘书，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胡乔木的地位迅速超过了周扬。由于胡乔木对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活动的历史十分熟悉，他成了毛了解文艺问题的主要顾问之一（江青也起类似的作用），而胡对“左联”内部矛盾等问题的看法，十分自然地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1939年胡乔木调回延安，胡乔木与周扬在延安又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此时胡乔木已较少以自己的名字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扬则在精心研究如何运用列宁、斯大林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为毛泽东构筑文艺理论。周扬集中精力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学》，试图从这位俄国革命文艺理论家那里发掘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信条。然而周扬对毛作出的最大贡献无疑是他精心编选的马克思、列宁、斯大林、鲁迅等论文艺的语录。     周扬、胡乔木对毛泽东的另一个重大帮助则是向他介绍有关“两个口号之争”。对于“两个口号”的争论，早在1937年1月，冯雪峰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时，毛泽东就有所了解。1937年9月后，周扬、艾思奇、王学文等抵达延安后，毛泽东又从另一方（“国防文学派”）那里，详细了解了双方的观点及其有关背景。1938年5月，毛泽东还与“国防文学派”的重要人物徐懋庸作了详细交谈。从陈伯达处，毛更了解到既非周扬派，又非鲁迅、冯雪峰派的第三种看法。在周扬与鲁迅两种对立的观点间，尽管毛泽东较倾向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而不大欣赏“国防文学”这个烙有王明印记的文学主张，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毛泽东毕竟不是文艺家，他根本无意拘泥于这种文人间的无谓的争论，毛所关心的是“国防文学”的口号确实有助于实现文艺家的抗日统一战线，而眼下帮助自己构筑文艺体系的正是这帮“国防文学派”。现在，提出“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已经作古，冯雪峰又目无组织私自离队，胡风虽然在国统区十分活跃，然此人既非中共党员，政治面目且十分可疑，毛泽东毫无必要为了已死的鲁迅而抛弃周扬。于是毛泽东一锤定音：两个口号无优劣之分，皆是革命口号， 毛泽东并在私下对周扬说，鲁迅也有“党八股”， 对周扬表示了充分的理解。     对于鲁迅，毛泽东所持的是政治功利主义的态度。从读者的角度，毛固然惊叹、钦佩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和中国国民性的深刻认识和尖锐的剖析，毛也欣赏鲁迅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家种种浅薄所作的无情的揭露和抨击。但是，毛泽东在阅读鲁迅作品时更多的是站在中共领袖的角度，从这个角度出发，鲁迅对于毛泽东有时就显得并不可爱。鲁迅蔑视一切权贵的个性和独立不羁的精神虽然可以与毛的精神世界形成沟通，但毛决不认为，在延安也需发扬这种精神。至于鲁迅倡导的抨击时弊、揭露丑类的杂文形式，毛明确无误地表示，在共产党区域，它已基本失去作用。有鉴于鲁迅对毛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毛迫切需要将鲁迅和鲁迅的遗产修改成适合于自己政治需要的样式：一方面，毛要利用鲁迅打击左翼文化人的“虚狂”；另一方面又要创作出鲁迅如何“服从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防止文化人援引鲁迅来反抗延安的新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才看中了被鲁迅鄙视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周扬。与鲁迅有隙、生恐有人援鲁迅反对自己的周扬，对塑造毛氏版本的鲁迅新形象最为积极，周扬又因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党同伐异，树敌甚多，只会在延安的新环境下更猛烈地打击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的作风”。于是被毛慧眼看中的周扬就在胡乔木的暗助下，摇身一变，成为毛氏鲁迅学最权威的解释者和统领延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     1942年春，毛泽东在胡乔木的协助下，分别召集了一批文艺界人士前来住处个别交谈。在被毛召见的文艺家中，既有属于周扬派的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也有当时处于受压制状态的萧军、艾青等。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将自己已成熟的文艺主张公之于众的时刻到来了。     1942年5月2日，有一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开始，毛泽东发表讲话，5月23日，毛又在座谈会上作总结性发言，是为有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文几经修改，发表于次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毛泽东的这篇报告，标志着毛氏“党文化”观的正式形成。     毛氏“党文化”观直接师承斯大林，与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和反艺术美学的日丹诺夫主义一脉相承，作为有中国特征的“党文化”观，毛的文艺思想则较俄式的“党文化”观更加政治化，表现出更浓厚的反智色彩。     毛氏“党文化”观包含下列五个核心概念：     一、文艺是政治斗争的工具，革命文艺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利用文艺的各种形式为党的政治目标服务。具体而言，中共领导的文艺的基本方向是“工农兵方向”，文艺家只能，也必须以此方向作为自己的创作原则和创作内容。“创作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口号，革命的文艺家应心甘情愿地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     二、和工农兵相比，知识分子是最无知和最肮脏的，文艺家的主体意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稽之谈，因此知识分子必须永远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     三、人道主义、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观的集中体现，革命文艺家必须与之坚决斗争和彻底决裂。绝不允许描写工农兵在反抗、斗争之外的任何属于非阶级意识的表现。     四、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严禁暴露革命队伍中的阴暗面。     五、反对从五四新文化运动遗留下的文艺表现形式上的欧化倾向，文艺家是否利用“民族形式”并不仅仅是文艺表现的个别问题，而是属于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重大问题。     上述五个方面的内容包括了从创作主体、文艺功能，到创作题材和创作形式等文艺学的所有领域，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党文化体系。从表面上看，毛氏党文化观竭力强调文艺的社会和政治功用，与中国文学中的“文以载道”的传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文以载道”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文艺的审美功能，将文艺等同于试帖课和八股文。毛泽东在这里将“文以载道”夸大到极端的地步，同时又吸取了明清颜习斋等鄙薄读书人的反智思想，结合斯大林主义，最终建立起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共官方文艺路线。一言以蔽之，毛氏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将文艺视为图解政治的宣传工具，将文艺家看成是以赎罪之身（身为知识分子的“原罪”）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战士”。     毛泽东极为看重文艺界对其《讲话》的反应。延安文艺座谈会一结束，周扬就立即担负起宣传、解释毛泽东党文艺观的新使命，从此延安文艺界的气氛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伴随这种变化，以周扬为核心的中共文艺统制体系也迅速得到确立，周扬终于成了名副其实、手执响鞭的“奴隶总管”。     1942年后，中共对文艺家的行政和思想控制进一步严密化，延安及各根据地文艺刊物、文艺团体被完全置于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和由周扬领导的官办文艺领导机构的领导之下，同人性质的文艺刊物已不复存在，所有的文艺家均被纳人各类行政组织之内。在延安的文艺家只有萧军不堪被日渐官僚化的体制所束缚，于1943年12月自我放逐，前往延安县川口区第六乡的刘庄，与妻子儿女劳动垦荒，过着几近穴居人的原始生活，半年后萧军全家返回延安，仍旧被纳入到行政组织之内。     和苏联作家协会一样，由周扬领导的鲁艺和边区文协承担着许多与文艺无关的政治功能。延安鲁艺在 1942年后与康生领导的中央社会部和各单位的审干肃反领导小组密切合作，在延安文艺界大挖“特务”，结果文艺家大多成为特务嫌疑和被“抢救”的对象。1943年延安几乎全部的文艺界人士都被集中到中央党校第三部，在那里逐个接受严格的政治审查。     对于周扬来说，配合中央社会部在文艺界肃反固然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是周扬要提高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主要还取决于他能否组织创作出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于是周扬将少数作家暂时调出中央党校第三部和鲁艺，住进设于桥儿沟的“创作之家”， 希望他们能够创造出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艺作品。     被周扬挑选，获准进入“创作之家”这个“世外桃源”的作家大致分四类：     最有希望和最有可能在近期内创作出符合毛泽东党文化观的作品，思想较为“纯正”的作家，如周而复、杨朔；     思想虽未完全改造好，但具有特殊才能，可能创作出为党急需的文艺作品的非党文艺家，如塞克夫妇、艾青夫妇；     少数资历较深，一时无法安置的重要作家，如从苏联返回延安的萧三；     个别来自国统区且较具影响力，有可能返回重庆的非党作家，如高长虹。     住进“创作之家”的大多数作家，除了高长虹一人外， 都对能在急风暴雨的审干抢救高潮中被保护，心存感激，他们中的一些人果然不负周扬的厚望，创作出最早一批体现毛氏党文化观的文艺作品，使周扬在毛泽东面前挣足了脸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毛泽东、胡乔木还加强了对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左翼文化界的干预。自抗战爆发以来，周恩来在武汉、重庆团结了大批文艺界人士，在这些人中既有原属周扬系统的夏衍、田汉，又有与鲁迅关系密切的胡风，还有中立作家老舍、巴金等。对于老舍等非中共作家，周恩来十分尊重，即便对于思想一贯左倾的胡风，周恩来一般也不干预他的创作活动，相反，在胡风创办刊物遭遇困难时，还曾给予经济上的资助。 重庆《新华日报》的副刊上，不时刊载胡风和与胡风关系密切的文艺家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这一切在 1942年之前均未受到延安的非议。     但是到了1943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毛泽东、胡乔木在已完全掌握了延安的文宣机构后，将手掌伸向了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延安对《新华日报》和重庆几家有中共背景的刊物上发表的乔冠华、舒芜等几篇烙有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十分不满，指责《新华日报》“发表了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 XX论民族形式，XXX论生命力，XXX论深刻等”。 显然，在毛泽东、胡乔木的眼中，《新华日报》等以工作环境特殊为借口，提倡感性生活，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实际上是在宣传与毛氏“党文化”观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文艺主张。     为了彻底纠正《新华日报》的自由主义倾向，1944-1945年，毛泽东、胡乔木特派几位已经“改造好”了的周扬手下的重要干部林默涵、何其芳、刘白羽、周而复、袁水拍等从延安前往重庆，宣传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重庆的左翼文化界人士进行知识分子必须加强思想改造的现身说法式的训导。然而对于何其芳等人的训导，除了郭沫若等极少数人之外，重庆大多数左翼文艺家都以沉默相对，只有胡风一人公开表示了少许的疑问和保留，而冯雪峰则十分不以为然。 然而胡风、冯雪峰并不知道，延安方面早已在密切注意着他们对毛氏党文化观的任何反应，为他们以及其它国统区的作家，建立了一本“功过簿”，以待日后进行总清算。     如果说，在重庆和大后方的左翼作家，在1942年后为自己所受到的毛氏“党文化”的压力而感到困惑，那么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就是这么一些，他们毕竟还未失去创作上的自由，而在延安的文艺家则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选择：或者走王实味自我毁灭的道路，或者走何其芳抛弃旧我、追求“新生”的自新之道。延安的文艺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撼后，纷纷开始“脱胎换骨”。丁玲也许是延安文艺家中最早“脱出”的一个。在 1942年 4月初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关于王实味、丁玲问题的高干学习会议后，丁玲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丁玲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又自恼自责，称自己的〈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 为了摆脱与王实味的牵连，丁玲在 1942年 10月 19日延安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还极不礼貌地对待在王实味问题上仗义直言的萧军，声称中共的朋友遍天下，丢掉箫军，不过是九牛一毛。 其实在丁玲“布尔什维克的战斗性”的背后掩藏着很深的痛苦，几十年后，她自称〈三八节有感〉使她“受几十年的苦楚”，给她带来一生的灾难，因而不敢随意为文，生恐“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但是在1942年丁玲却心甘情愿地接受胡乔木、周扬的指导，按照他们解释的毛泽东的“党文化”观，创作出一篇又一篇的符合党的路线的作品。 于是丁玲暂时成了一名“毛泽东的文艺战士”，然而懦弱乖巧的丁玲何尝料到，十多年后她又跌入几乎和王实味一样悲惨的深渊。所不同的是，这一次丁玲没被处死，而是被送到了北大荒，文革爆发后又被关押进秦城监狱。来源：高华著《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 进入 高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 毛泽东 党文化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693.html    

255 挨户征求意见。①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②集体帮助 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 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 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 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 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 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 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 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 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 多人因思虑用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③ 更有个 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④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 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惟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 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 织上审查。⑤ 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 「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⑥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 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 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 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 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 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 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 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 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 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 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⑦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 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 ①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②《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01。 ③〈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④〈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⑤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页140。 ⑥〈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 年9 月17 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 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年），页278-79。 ⑦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4-36。 @@@ 256 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 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 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①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 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 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 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 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 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 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 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 ②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 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③ 向党 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七「得救」：「新人」的诞生 对于已在组织内的一般中共党员和干部，能否「得救」，即获得党组织的真正信任 和被组织完全接受，首先取决于党员个人对党组织的态度，而判断其态度的重要标志， 是看他（她）是否向党敞开心扉，将自己的一切向党和盘托出。换言之，一个普通党员 若想从孤立、苦闷、绝望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党忏悔。对于个人而言， 寻求「得救」一旦成为内心的强烈冲动，就使原本带有强迫性质的坦白反省挟有了一丝 愉悦的快意，许多干部为了赢得组织的好感，忽然变得异常积极、主动，甚至不惜以精 神自虐的方式渲泄个人的隐秘。一时间，延安出现了群体性的自我悔过的热潮，在坦白 内容的广泛性和自我鞭挞的严厉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我们以中央党校三部女学员朱明的反省为例。④ 朱明原先是一个「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学生，1938 年到延安后参加了中共，被分 配在文化单位工作，以后进入王明担任校长的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习，继而调入中央研 究院，最后被送入审干、肃奸重点单位——中央党校第三部「学习」。 朱明反省的最大特点是她的坦率性、深刻性和广泛性。 —、首先，朱明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与党的观点相 左，承认自己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仇视新生阶级，仇视共产党，怀疑毛主席。朱明说： 回忆北伐前，我们住在安徽，当时在军阀统治下，不仅财产要受勒索，就连 ①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4-36。 ②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 年第2 期，页35-36。 ③见毛泽东1943 年6 月6 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 年第8 期。 ④ 朱明：〈从原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255-81。 @@@ 257 精神也受威胁，尤其是太太小姐们，不敢抛头露面，总是坐在家里。……当时蒋 介石军队到南京后，我们可高兴了，因为我们现有的资财不仅有了保障，就连安 徽的财产也被蒋介石解放了。……精神上的成胁，同时也被解除了。 接春朱明反省了自己对十年内战的看法： 十年内战究竟是谁打谁，对这个问题我也怀疑。书里说蒋介石要坚决消灭共 产党，可是我在外面听说共产党「捣乱」，想要得天下，不让蒋介石统一国家，复 兴民族，所以才打。当时我认为应该打，因为共产党不安份守己，不让蒋介石统 一国家，国不统——，民族焉能复兴？所以应该打。 朱明其至坦白了自己原先对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领袖的怀疑：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开始我听这句话，也是怀疑的。因为在我 思想中一贯认为蒋介石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他统治中国，他领导抗日，共产党 也是在他领导下抗日的，为什么要说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领袖呢？说他是边区人 民的领袖还差不多，因为只有这样大的一块地方，大后方的人民，我想还是承认 蒋介石是领袖吧。 对于中共所宣称的蒋介石是「假抗日」之说，朱明也表示了强烈的反感： 到底为了什么东西大家都说蒋介石抗日是为了消灭异己，不是为了中华民 族？在这种气氛中，我口里也不得不跟看大家一样说，可是心里却想蒋介石抗日 虽然是要消灭异己，但也是为了中华民族。记得「八一三」我在上海的时候，亲 眼看见中国飞机和日本飞机战斗。晚上也听到中国飞机去轰炸日本军舰。我也看 到过前线运下来的伤兵。能说蒋介石不是抗日？……过去我一听到说共产党代表 中华民族，我就反感。我想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那里代表什么民族，代表民族 的是蒋介石，他要复兴民族。 二、朱明反省的另一特点是她将自己作为反面典型，执意以自己的错误来证明王明 「右倾投降主义」与知识分子劣根性存在着密切关系。 朱明来延安后曾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受校长王明的影响，女大较注意对学生进行 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教育，对此，朱明专门结合自己的思想进行了反省。朱明一方面 检讨自己对毛泽东的态度，另一方面不指名地批评了女大的「负责同志」： 几年前读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有一句：「土豪劣绅的小姐 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我很反感，我想你们要打土豪分田地就 打就分好了，为什么要去糟踏那些小姐少奶奶们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我的阶级立 场，警惕性很高。 ……我对毛主席的文件，是这样反感。但是，我对蒋介石的东西怎样呢？在 这里我附带地反省在女大时的投降主义。当每年「七?七」的时候，蒋介石发表 的宣言，女大总是配合看时事来讨论的。有时候负责同志还帮助我们指出宣言里 哪些是比较进步的：「譬如说团结吧，虽然提到，但还不具体，所以他的进步还不 够」，我呢，总是希望在宣言中找出一些「进步」的东西，因为我不希望国共关系 @@@ 258 不好，负责同志有时还说：「我们党在抗战中是发展了，可是国民党呢？只要他和 我们合作抗日，也是有前途的。有些工作他做不好，我们还可帮助它。譬如保卫 大武汉，我们还帮助他动员哩。」我听了这些话，就很能接受，我总是希望共产党 能帮助国民党，这样两党不会分裂，统一战线也才能持久。因为我有一个中心思 想，当我想革命的时候，我又怕吃苦，我总想过资产阶级生活，但又要无产阶级 的事业，这个矛盾如何能统一呢？我就想到了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我不希望国共 分裂，从我自己讲，我就希望国共长期合作，我的矛盾也就长期统一了。从家庭 来说，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从国家民族的前途上讲，我也不愿意国共分裂， 因为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三、朱明坦承自己由于在思想上与党不断抵触，最后发展到在政治与组织上与党对 抗，承认自己对党组织阳奉阴违，「总是采用合法的手续来超越组织」。 朱明交代自己羡慕周恩来、林伯渠，总想做「特别党员」，希望到大后方作统一战 线工作，「也坐汽车，也住大饭店」，所以经常以要求学习为名，逃避具体工作： 比如我在大众读物社的时候，那里的会计因为生孩子到医院去了。支部书记 和我谈话，让我暂时代理一下，我心里不高兴，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自己是候补 党员，又是支部书记和我谈话，只好勉勉强强地答应了。因此在工作中，手里拈 看帐条子，心里想着统一战线，我做梦也没想过我会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不安心做具体工作呢？朱明坦承自己对延安的生活感到了厌倦：「在延安老 是风平浪静的」，「也感觉不出什么阶级友爱」，在几次申请随林伯渠前往重庆做统战工 作的要求被拒绝后，经过个人的顽强努力，排除了种种障碍，终于以「要求学习」为名， 转换了工作单位，先进了延安大学俄文系，又转到中央研究院，到了研究院后，「一心 想进国际问题研究室，将来好做外交家」，「从来也没有想到，白己要服从组织」。 四、朱明从自己的「剥削阶级」出身挖掘思想的根源，认为自己之所以「与党一切 都是分歧」，与她的阶级出身有密切关系。 对于阶级出身对自己带来的严重影响，朱明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两部分进行 反省。朱明说： 我的家庭是百年以上的剥削阶级，直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没落。……外祖父 本来是前清学者，其家庭也是百年左右的剥削阶级，是地主式的书香门第。…… 我的母亲和姨母们都懂得一些封建的艺术，早晨起来，还临帖临《灵飞经》， 什么《高山流水》、《桐叶舞秋风》等曲谱也都懂得一些。我自幼即生长在这样的 环境中，所谓是三岁念唐诗，十二岁看《红楼梦》的角色。……记得小时候听故 事，从来就没听过工人和农民的事情，专门是歌颂统治阶级的人物，就连外国故 事也是一样，总是讲什么公主、王子的遭遇，飞行船、玻璃鞋等神乎其神的事情。 为了「说明阶级斗争不仅限于武装斗争」，朱明列举了她在衣食住行方面所受到 的「家庭的阶级教育」： 吃饭要慢，要不带声音。否则就骂你象饿死鬼，没有吃过饭的，……说话更 @@@ 259 要轻声慢语。尤其是女孩子，要温存，还要深沉含蓄，所谓轻声浅笑，不准张开 嘴，哈哈大笑。否则就要为你是莽张飞，……连走路你也不能随便，站也没有自 由，必须要按他们那套去做。比如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一步一步走，走 要端正，站要站得笔直。否则就要骂你小家碧玉，像牵牛花一样依靠墙壁。所谓 大家闺秀，像梅花，像牡丹，不仅要风骨凛然，而且还要仪态万方。 接着，朱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控诉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罪恶；声称「资产阶级教 育的中心，就是培养大私无公的个人英雄主义。不管科学也好，艺术也好，就是为了这 么一个目的」。 朱明检讨道： 我在资产阶级的学校中，受了一些什么样的教育呢？……因为我是一个女的， 家里希望我懂得一些文学，学一些艺术，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文学。斯大林同志 说，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是说无产阶级的文学家，资产阶级也有雕刻 灵魂的工程师。我的灵魂就是被他们雕刻过的。我喜欢反映自然的印象派的东西， 什么月亮怎么亮，花怎么香，……可是鲁迅的东西，我就不喜欢。……对于旧俄 时代的东西，我是喜欢的，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社会主义的东西我就 不大喜欢。譬如《安娜?卡列尼娜》，我很喜欢，觉得很熟悉。《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我就不感兴趣。什么牛、猪，我觉得没有意思。再说音 乐，我到延安后，就很少唱歌，因为我喜欢「山在虚无飘渺间」这样一类东西。 劳动人民的歌声，我是不感兴趣的。……讲到画呢，我也喜欢资产阶级的一套， 比如鲁迅介绍的版画，我虽然买了，但不喜欢。我喜欢古典的画，如意大利画家 画的「蒙娜丽莎」的像，我非常喜欢。 五、朱明给自己戴上一串政治大帽子，用自唾自责、自我鞭笞的方法表达她「从原 来的阶级中解放出来」的决心。 朱明的反省通篇充满自我责骂的词句，诸如：自己一贯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 政治立场，「站在蒋介石方面，替大地主资产阶级说话」，「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 「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是与党不一致的」，「对国民党有感情」，自己希望「站 在广大人民的头上」，「总想做一个特殊人」，到延安是出于个人英雄主义等等。朱明甚 至将自己贬低到贱民的地步，她痛悔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家庭，致使「我的 血液都带有剥削阶级的成分」。为了表达她的思想转变，朱明干脆直接歌颂「血统论」 的合理性： 今天我明白了，党为什么珍惜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和革命后代，以及先烈遗 孤，因为不仅他们的思想有传统，就连他们的血液也是干净的，党为什么不珍惜 他们呢？ 最后，朱明表示，从今以后，自己将心甘情愿「做无产阶级的牛」。① ①朱明在1945 年5 月与林伯渠结婚，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 260 朱明反省提供了延安干部自我反省的合格样本。也许朱明的反省确有若干真实的内 容，但是，这份反省人工雕琢的痕迹太重，它简直堪称标准的「反革命百科全书」。它 几乎具备毛泽东所要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所有表现，并为毛的有关知识分 子的论断提供了充足的证据： —、出身剥削阶级的党员知识分子，其思想与行为明显烙有反动阶级的烙印，他们 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和感情上并未真正入党。 二、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的教育而未经改造的知识分子党员，在一切问题上与党和 革命格格不入。 三、知识分子党员极易由思想上与党的对立发展到在组织上对抗党。 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中共党内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的社会基础。 五、只有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知识分子党员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才可能转变。 问题是，知识分子所有的劣根性难道都集中在朱明这「一个人」身上吗？从朱明的 反省所暴露出的思想看，她岂止是一个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而更像一个十恶不赦的反 革命，可是人们又不禁发出疑问，朱明既然有那么多的反动思想，为何又要投奔延安？ 种种迹象表明，末明的反省是在领导的诱导下写成的。为了给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 有个性特征的实证资料，一定有某些「灵魂工程师」对朱明的反省进行精心的设计和加 工，使其符合毛所需要的一切特征，而这种设计加工现象在坦白运动期间是普遍存在的。 在康生等人的速成训练下，许多单位的审干领导小组的成员已学会了「政治诱导术」， 他们巧妙地利用干部们急于解脱的心理，交替使用大棒与胡萝卜，劝导被审查的对象给 自己层层加码，上纲上线，使他们相信，非经自唾自责，不足以证明自己对革命的忠诚。 在这种巨大压力下，当事者只得依据诱导者的逻辑推论，硬将自己描绘成极反动、极卑 鄙的「两条心」，以满足领导者的「关心」和「爱护」。在精神几近崩溃的状态下，当事 者从「你要什么，我就给什么」，逐渐发展到主动的忏悔交代，然后进入到亢奋性的渲 泻状态，最终，外力与内力产生了奇妙的结合，当事者开始出现旧皮蜕尽的喜悦。因此 朱明的反省，不仅是思想改造能工巧匠手上创作的一件工艺品，也是朱明心理状态复杂 变化的产物。 向组织彻底交代自己的一切，只是标志着当事者已初步迈入无产阶级的门坎，如何 巩固既有的成绩，防止旧思想复辟，还须经由一定的形式才能完成，这就是当事者必须 在公开的场合暴露自己的丑恶思想，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在思想改造过程中，个人进行坦白的形式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庄重的、富有 礼仪色彩的坦白形式对加强党组织的权威，增强党的凝聚力，教育当事者和其它党员起 看重要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党支部或党小组召集会议，让当事者当众宣读自己的书 面交代，接受每一个出席会议的党员的质疑和批评。在这种会议上，每个人都应积极发 言，为了表明自己党性强、觉悟高，宁可说过头话，也不可显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 义」。当事者则必须拿出小本子，虚心记下同志们的批评，而决不可作申辩。如果某人 急于解释，强调各种客观原因，那么大家就会众口一声，指责此人态度很不老实，坦白 @@@ 261 极不深刻，结果这位党员必须再次写出交代，直至领导和与会者一致认可才能过关。如 此循环，该支部或小组的各个成员，每人都需经历这一程序。会议的组织者，由于他受 到上级的信任，负责所有人的最后鉴定，他的个人权威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与会者都众星拱月般地簇拥在他的周围，以他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而他本人的交代， 往往一次就能通过。党支部或党小组的负责人，还负有发现、培养坦白典型人物的责任， 一旦某人的反省被认为具有典型意义，负责人将推荐这个党员到更高一级的会议上当众 忏悔，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引导更多的人走坦白道路，同时，也以此向上级表明本支部 开展运动所取得的成绩。 经由这套程序，「新人」终于诞生了，随着党组织给每个党员作出政治鉴定，个人 有了新的归属——此生不仅思想上，而且身体和生命都无保留地属于党。从此，这个世 界上就少了一个个人主义者或小资产阶级分子（「半条心」），而又多了一个无产阶级的 革命战士（「一条心」）。 个人一经获组织的肯定和接纳，就「像越过一道阴阳分界线」，精神面貌顿时焕然 一新，萎靡之气一扫而空。有人形容这种感觉如同「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看到鲜红的 晨光」。① 经由坦白、审干运动铸造的新人已具有某种特有的气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确实 已牢牢记住了毛泽东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的言 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 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 然而就在「新人」成批产生的同时，保守苟且、浑浑噩噩的「机械人」作为「新人」 的伴生物，也开始在革命队伍中出现。为了服从现实生存和政治发展的需要，根据地内 的许多党员学会了隐瞒真实想法，而随声应和上级的指示。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也发生 了深刻的变化：原先基于共同政治理想而结合的「同志」关系，慢慢向人身依附的关系 转变，冷漠、猜忌、互相防范逐渐取代了同志间的亲爱、坦诚。②口是心非、投机钻营、 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之辈渐渐充斥中共党内。由于人性毕竟非强力和说教所能完全改变， 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现象。具有双重人格的党员在整风审干后开始出现。 勿庸置疑，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是毛泽东的一项「伟大」的发明， 与斯大林的清党和肃反运动相比，坦白审干运动在触及和改造人的灵魂的深度和广度上 ① 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 集，页136。 ② 伴随看毛泽东新权威的确立，根据地内的等级制度也基本形成，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地内的人际关系发生了静悄悄的改变，请人情， 谈私交开始受到遏制。早在1939 年，曾三对此就有过议论，他认为，「除同志关系外，不许有私人感情，这话不尽对。只能说私人朋友感 情是次要，不允许超过或并重于党的利益，而不能说私人感情须一笔抹杀，这是违反人情的。这一趋向的发展，可能走到人间的冷酷。」参 见《谢觉哉日记》，上，页284-85。对于根据地内的反「人性论」的气氛，初入延安的从事白区地下斗争的党员和外来知识分子都觉得不甚 习惯。因为在白区，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亲密，到了「家」，情况反而不一样了，所以一时间，「延安缺少同志间的友爱」成了许多人的 共同感受（丁玲、王实味、萧军、朱明）。王世英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在进入延安后，感触最深的就是「人际关系越来越难处」。他对刘少奇 锐：回到延安，我感觉学了一些坏东西，自己不愿做的不愿说的，也得去做去说感觉没有在秘密工作时期那样纯洁。刘少奇认为，王世英 不是学坏了，而是「学好了」。他告诉王世英：「所谓好坏之分，应从党的工作，党的利益出发，吹牛拍马不好，但对工作有利就是好的， 就要做。」参见段建国、贾岷岫着，罗青长审核：《王世英传奇》，页244-45。这种革命的「吹牛拍马」，以后伴随着等级森严的干部级别制 度，逐渐发扬光大，成为某种新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以至于长期从事国统区工作、从未去过根据地的夏衍在1949 年听到别人称他「高干」， 看到革命文艺家马寒冰向他敬礼报告时，还很不习惯。参见夏衍：《懒寻旧梦录》，页62-22、640。 @@@ 262 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一经细致考察，我们仍可发现，这场基于明确政治目的 而发起的运动。除了套用列宁、斯大林的若于概念和方法之外，在其运作方式和操作实 践的背后，还有着浓厚的中国内圣之学的痕迹。干部坦白交代和自我剖析与宋明新儒家 的「格物致知」，寻求「天人合一」的路向几乎异曲同工，只是词汇和解释系统不同， 而在手法上更具强制性。 第十二章 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一 康生机关与1937年后延安的「肃托」 在中共历史上，将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的政治生活，使用强制手段调查党员的思 想与历史情况，在1949年之前，以延安整风中的抢救运动最为典型，但是，抢救运动并 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抢救运动的思想逻辑和运作方式有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实际上， 早在江西时期就已显出端倪，而1937年后在延安和其它中共根据地秘密进行的「肃托」 则在一定程度上是抢救的先导和试验。 然而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却有一个建立在对历史事实改写基础上的系列神话： 王明不仅是江西时期肃反「扩大化」的罪魁，而且是1937年后「肃托」的总策划者。对 于王明与「肃托」的关系，中共党史编纂学却语焉不清，除了揭露出王明在莫斯科厉行 「肃托」的一些事例外，对延安及其它根据地的「肃托」则一直讳莫如深，即使对具体 领导延安「肃托」的康生也只是点到为止，似乎特别吝惜笔墨。毛泽东，这位延安的最 高统治者，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更成为与「肃托」毫无关系的局外人。 毛泽东、王明与江西时期肃反的关系，本书前一部分已有专论，这里从略。「肃 托」虽非毛泽东首创，怛需要指出的是，与毛在江西肃反中所扮演的角色相类似，毛对 于从莫斯科泊来的「肃托」主张，也是依据自己的需要迅速加以利用，使其完全服从于 自己的政治目标，毛的所作所为不仅远甚于王明，更在中共党内造成不良的影响，为将 暴力大规模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开辟了一条危险的信道。 毛泽东在「肃托」问题上所要承担的责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毛对王明、 康生从莫斯科带来的「肃托」主张没有作过任何祗制，而是移花接木，接过「肃托」的 口号，为其政治目标服务；第二，毛放手支持康生在延安「肃托」。 「肃托」的真正始作俑者是斯大林。王明作为这一主张在中国的主要引进入之一， ①对中共党内的「肃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1927年始，斯大林就开始以「肃清反 ①中共历史上第一次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事件发生在1929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该年的10 月5 日，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反 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派的决议〉，警告陈独秀等必须主动服从中央决议，停止一切托派主张的宣传，11 月5 日，中共中央宣 布开除陈独秀等四入党籍。 @@@ ——————- 更多免费TXT书请到 BBS.downtxt.cn ——————- downtxt.cn收藏整理 263 对派（托洛茨基派）」为由在苏共党内，继而在全苏范围内，大肆清洗、镇压他所认为 的公开和潜在的政治对手。这种清洗、镇压在1937年后甚至演变为超恐怖的大屠杀。王 明、康生在莫斯科期间，正是「肃托」逐渐趋于激烈的时期，1937年10月下旬，王明、 康生在苏联「肃托」恐怖达到最高潮的时刻返抵新疆迪化，同年12月下旬，盛世才以「托 派」和「阴谋暴动」的罪名，将由苏联派往新疆工作的俞秀松、周达文逮捕。俞、周过 去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曾反对过王明，而王明返抵迪化后也曾散布俞秀松、周达文有 托派嫌疑的言论，因此，俞、周被捕，王明、康生是摆脱不了干系的。1938年6月25日， 俞秀松被苏军押往苏联，不久就被苏联格伯乌秘密杀害。1938年春，原红四方面军重要 干部、参加西路军后撤退至新疆的李特和黄超在迪化被秘密处决。然而李特、黄超被杀 的内情极为复杂，因为王明、康生与彼毫无个人恩怨，相反，李特、黄超却因参与张国 焘与毛泽东的对立，与毛的关系极为紧张。李特、黄超之死，究竟是王明、康生为讨好 毛而对邓发施加了影响，抑或是邓发得到延安密电而加害于两人？1937年11月底王明、 康生已回到延安，在迪化任八路军办事处处长的邓发在两人被杀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知道其详情的，早些年也许只剩当年在迪化担任中共代表的陈云一人，而陈云数十 年一直对此事守口如瓶。 毛泽东对王明从莫斯科贩来的「肃托」主张的态度颇为微妙。原来，在陈独秀重 回中共问题上，毛已有所松动，但此议遭王明反对后，毛就不再坚持。毛原本就对陈独 秀重新回党一事兴趣不大，既然奉斯大林之命的王明反对陈独秀回党，毛就更无必要为 区区陈独秀事而与莫斯科把关系搞僵，王明还指责张闻天在莫斯科学习期间思想曾受托 派影响，由此毛就更不反对「肃托」主张了。王明打击张闻天，正做了毛泽东自己想做 又一时不便做的事，他所希冀的国际派的分裂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何乐而不为？于是， 从1938年初开始，毛迅速接过「肃托」口号，不论演说和撰文，都忘不了数说一遍「日 帝、托派汉奸的罪恶」。 毛泽东对「肃托」的热心远未停留在一般号召，与1938年后仅在口头上说说「肃 托」的王明不同，毛立即将「肃托」与日常的肃反锄奸工作相衔接、毛在涉及军政肃反 机要方面一向精细异常，然而就在他的眼皮底下，康生动用社会部，在来延安人员中进 行了秘密调查和秘密逮捕，制造了一系列恐怖事件。 1937年后的延安「肃托」，其处置对象主要集中在下列三类人员身上： 一、被怀疑与中国托派组织有联系的来延人员。 1938年3月，边区保安处秘密逮捕陕北公学学员张醒及随张醒同来延安的两位青 年妇女。保安处根据「情报」，认定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张醒的公开身分是阎锡 山晋军的一个军长），两位女子，其中一人是项英前妻，1934年红军长征后被国民党逮 捕，并与一国民党「特务」结婚；另一位女子是胡宗南下属的宪兵队长的妻子。1938 年6月前后，在经历数月的审讯后，张醒援引张慕陶的话，交代康生在1930年被国民党 逮捕后曾参加托派。当审讯者陈湖生按规定向边区保安处负责人周兴汇报后，张醒即迅 速被秘密处决。张醒的一副翻毛皮手套和高级皮大衣随即出现在周兴住的塞洞外的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