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 “毛主席万岁”——延安整风的完成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
阅读更多发布者xin chen | 9 月 9, 2011
一 毛泽东主义的提出与修正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在中共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已经牢牢树立,但是毛泽东的理论家名号却是在数年后才确定的。从1940年始,在延安的《解放》周刊和《中国文化》等刊物上,逐渐出现称颂毛泽东对
阅读更多发布者布鸣真象 | 8 月 27, 2011
45年前的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佩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红卫兵队伍。从此,8月18日就成为红卫兵的盛大节日,红卫兵也迅速发展成为一种运动。但,仅仅两年后,这一天就成为红卫兵的祭日。无论后人怎样评价红卫兵运动,它都将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部分;尽管现在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也逐渐淡忘,但这段历史既遮掩不住,也回避不了。历史,总是顽强地表现自己。事实上,红卫兵的“幽灵”至今仍在中国大地上游荡。 那个年代的红卫兵,虽然很大一部分是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但还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会参加。如果顺着“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的思路,答案是现成的,歇斯底里和受过良好教育本身就是答案。 2010年获戛纳电影节大奖的德国电影《白丝带》,讲述了一个制造恐怖的故事。而恐怖事件的制造者,竟然是当地神父家的几个孩子。这几个孩子受着极其严格、传统的家庭教育,包括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和价值观教育,神父也经常向孩子们诉说自己心中对他们的希望,对他们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这些孩子却对一名智障、残疾儿童,做出残害的恐怖行为。这个电影对研究红卫兵的暴戾行为,很有启示意义:即所谓正统、严格的教育,会扭曲受教育者的性格,产生与教育目的相悖的行为。 按照一般的看法,强者并不能因为加害弱者而彰显其强。但现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事情,比如日本军队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百姓,比如红卫兵残酷殴打学校的老师。红卫兵在当时毋庸置疑是强者,但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抱着炸药包去北部湾炸美国的航空母舰,也没有举着步枪射击在越南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他们高喊着“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却对那些垂垂老矣的“五类分子”,对朝夕相伴的老师,对共一张课桌的同学大打出手,竭尽暴虐之能事。电视片《七八点钟的太阳》中,一个曾经的红卫兵讲述当年在殴打老弱病残的“五类分子”中获得革命的快感,感觉到自己的强大,这绝对是一种病态性格。 红卫兵是被教育出来的,而且是在一种教育制度下被人刻意教育出来的。这是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教育红卫兵使用的教材和语言,还有周围环境,同教育雷锋是一样的。雷锋日记中有一句经典,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谁是敌人?毛泽东说,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就睡在我们身边。一旦敌人被权威界定,革命者必然对其残酷无情。 事实上,文革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一种“性格扭曲”教育。这种教育,每时每刻都在教育学生睁大眼睛,认清谁是“敌人”,尤其要认清自己身边的敌人;不仅要认清敌人,还要恨敌人,要学会恨。作为学生,他们的性格本身并无加害他人、危害社会的倾向。问题就在于,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总有一种力量在不断激发他们的“黑暗面”,总在提醒他们时时保持警惕,时时表现出愤怒,使性格的基因时刻处在极易突变状态。一旦环境出现变化,社会被扭曲,形势被扭曲,民众的思想被扭曲,这种被教育出来的性格就会基因突变,与形势合拍,顺势发展。再加上别有用心者呼风唤雨的撺掇,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就会把对“敌人”的仇恨付诸于实践,付诸于斗争。而他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的斗争与平时所受教育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文革前17年的教育和宣传,已经在后来的红卫兵“造反”思潮的思想细胞里,注入了“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的基因。这个基因内,带有浓烈的中国几千年历史的信息。这种历史信息,经过多少专家、学者、老师,经过教育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筛选和系统化,已经被严重歪曲,已经成为当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高华在一篇论述抗战期间根据地教育状况的论文中提到,中共在红军时期一直到抗战期间的根据地教育,普遍存在重思想教育,轻知识教育的倾向。他认为,根据地的教育是一种强化意识形态的灌输式教育,以革命政党的世界观、方针、路线为宗旨,又与现实紧密结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政治鼓动特点。这种教育思想,以及由此逐渐形成的教育制度,都对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国教育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 红卫兵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 强化的灌输式教育,并不是真正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启发式的,灌输的只能是精神。这样教育的结果,只会培养出服从命令、一往无前的猛士,激发不了思维的火花,也培养不出有思想的智者。 但善于思考的人,却能成例外。例如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当年19岁的北外学生王容芬在广场上百万疯狂的红卫兵当中,意识到中国如此发展下去必将大乱。王容芬之后上书毛泽东,震惊了北京。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在凤凰卫视作客访谈节目时候,回忆那天说,当天广场上有人捡着不少金条。广场上没有资本家的子女,那些金条都是红卫兵从资本家那抢来的。他们欢呼跳跃的时候,金条从衣服兜里掉到地上了。可见,红卫兵不仅是暴力分子,还是刑事犯罪分子。 45年前的“8·18”,是一场反人类的示威。这次活动的中心内容是林彪讲话,讲话一开头,他就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宣布支持红八月暴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此作了现场直播。所以广场上好多大喇叭。林彪声嘶力竭的讲话——他也是个病人,好像服了兴奋剂似的——从多个大喇叭一起放出来,听着就像好多流氓打群架一样。毛泽东那天言行不多,但他是总策划,他那天突然穿上了军装。军装是临时找的,他那么胖,没有合适他身材的,找来最大号的,还绑得身上似的。他穿军装是突出了他是军委主席的身份。毛泽东那天是国家暴力的代表。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他献上红卫兵袖标,他戴上后说了三个字“要武嘛”。在百万人齐呼“万岁”的浪潮里,毛泽东抬起带着袖标的那只手臂,说“红卫兵万岁”。“8·18”之后,宋彬彬本人改名宋要武,1966年8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叫“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 那天主席台上、广场上几乎都穿军装。红卫兵的武器是带钉头的皮带。给毛泽东献袖标的宋彬彬当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三个头目之一,他们学校的红卫兵在“8·18”之前的8月5日,用钉头皮带活活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宋彬彬在文革中的角色是红卫兵代表,恐怖分子头目。宋彬彬们“奉旨”“要武”后,一场杀人游戏就开始了。 据当时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从8月20日到9月底40天里,被打死的有名有姓的北京市民和教师有 1772人,就是每天有44个人死在红卫兵皮带下。最残酷的暴力集中在其所高干子女所在的中学,包括宋彬彬、刘婷婷、邓榕所在的师大女附中,以及清华附中、北大附中,薄熙来所在的北京四中,美国红卫兵卡玛所在的101中。 当时社会上的整人、打砸抢现象,人都想疯了一样。王容芬“8·18”那天也到了天安门广场,看到当天的情景,让她想到大学期间看的反映德国纳粹时候的电影,知道暴力的根源在哪儿了,所以做出了之后上书毛泽东的决定。她给毛泽东写信说:“文化大革命不是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要把中国引到哪里去?!” 本来那些政治家们该出来说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说话,于是她挺身而出。那个疯狂的年代,有些人犯了所谓的一些不尊重毛泽东的错误,现在看来可能都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小事,但这些人却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但王容芬居然逃过了被判死刑这一劫。原因就是因为她的话说的太绝了,他们就非要知道她幕后的“黑手”是谁,每次审讯都问这个问题,48小时审讯轮班转,不许她睡觉。审问她就是要知道是谁影响了她,就这么折腾了她多年。让她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她的老师都写出来,说谁影响她?她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写了个拉赫美托夫。他们问这个人怎么影响的?她说,他还影响列宁了呢。这一下,他们给她手铐脚镣都戴上了,说她戏弄他们。后来进监狱里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把她转到山西,再后来就顾不上她了,没人管她了。就这样,她在监狱里呆了10年。 10年中,王容芬看报都是狱卒子看剩下的报纸,她妈给她送进一本《资本论第二卷》,也看了10年。看来看去,她明白了,知道他们这个革命根本就建立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上了。后来给她平反了,她还进了社科院成了研究员,还是高级研究员。当然平反也没彻底平反,因为“反毛”这条不能平反,留了个很大的尾巴。当时社科院招人,她就拿了一篇批判资本论的论文去应招,费孝通领导的社会学所就要了她了。 “8·18”过去45年了,每年这一天对王容芬来说都是个特殊的日子,王容芬也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是个暴力恐怖的日子。德国有个“水晶之夜”,是纪念纳粹砸犹太人店铺之后开始种族屠杀的日子。王容芬希望中国能把8月18日定为“国耻日”。 王容芬觉得有这个可能。王容芬认为,“8.18”实际上是20世纪中期以后整个世界恐怖、暴力活动的一个重要起源。“这不但扰乱了全国,而且扰乱了世界,它输出革命。当时在北京外文局集结了一批全世界的所谓外籍的专家,他们翻译毛泽东的语录,把这翻成外文,用各种语言传播到世界去。”那时候,在德国出现一批人,拿着小红书,德文版的上街游行示威,上街扔石头。还有一批人,直接就称自己是“红卫兵分部”,后来由德文翻成中文却成了“红军旅”,这个“红卫兵分部”就是一个纯粹的暴力恐怖组织。他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名单去杀人,去杀政要,杀经济界的银行行长,杀检查院院长,雇主协会会长,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杀人。所以,“8.18”是中国暴力的根源,也是从那以后世界暴力的根源,那些毛分子,那些马列主义分子,那些各种各样的红卫兵,把人头骨头堆成墙。 宋要武(宋彬彬)在“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中说,“……革命的重担我们要挑,革命的大权我们要掌。我们向毛主席保证:资本主义休想在中国复辟。我们不但要让中国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不变色,而且让它在我们下一代手中也不变色,让它千秋万代红下去,要让红光照遍全世界。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前途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发扬 “武”的精神,跟着毛主席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所谓红卫兵,最早的红卫兵名称来自于一位清华附中学生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张承志的笔名,意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中国第一支红卫兵是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小宾、张承志等人秘密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自发的。在他们成立的当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为代表的中学生,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的父亲彭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是党内有名的文化人,其母阮波是著名作家,但他们对红卫兵的组织持保留态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宣言后,其它中学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的署名。紧接着矿院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的杨冀平,是上将杨勇的次子。他哥哥杨小平和中共中央统战副部长刘春之子矿院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因此,杨冀平和刘歌熟起来。受杨冀平的影响,矿院红卫兵由刘歌发起,朱迈、赵静愚、王小中、杨吉生、王运通、刘延生、王阳春等人参加,成立于6月18日。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之前,红卫兵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真正的红卫兵。 但是煤炭部工作组把矿院和矿院附中的红卫兵,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刘歌、杨冀平不服,相约到煤炭部,求见部长张霖之,说明红卫兵的实际情况,得到张霖之部长的支持。在张霖之部长的干预下,矿院红卫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党委还专门拨给了办公室和电话,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发展到100多人。北京航空学院的刘克府(又叫朱新华,上将朱良才的次子),和刘歌是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听到刘歌介绍红卫兵的情况非常赞同。后来刘克府和苏晓前(中将苏静之子)、徐甘泉(中将徐立清之子)、赖锐锐(建材部长赖际发之子)、贺新洲(贺龙元帅之侄)、李明清(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之子)、孙酋玲(交通部长孙大光之女)、王亚慧(少将王智涛之子)等串联,写出十二人大字报,向院党委提出善意的批评,全校轰动,掀起运动高潮。毛泽东的大女婿孔令华(中将孔从周的儿子)担任了校筹委会主任,刘克府是委员之一。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参加了国防科工委驻北航的工作组。运动中,刘克府们碰到什么问题都去请教李敏。红卫兵的事也问过李敏,李敏的回答是坚决支持。 大约在1966年6月份,一副血统论对联广泛传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种语言是不符合正统的语言习惯的,近似于流氓痞子的语言,但它却朗朗上口,被广大红卫兵小将接受。他们信奉毛泽东“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那时候林彪虽然还没有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所谓的林彪语录满天飞,如:“枪声一响,老子就上战场,完蛋就完蛋,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等等。“对联”的出现同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有直接关系。 7月26日,江青在北展剧场接见红卫兵,公开了对红卫兵的支持。彭小蒙在演讲中引用了“对联”,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由此,对联有了“基本如此”的横批。 7月28日,江青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人6月24日写的《论无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和彭小蒙7月26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还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了回信。8月3日王任重约见卜大华和王铭,公开了毛泽东的回信。至此,由于毛泽东的首肯和推动,红卫兵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全国以势不可挡之势兴起。 7月26日,北京轻工学院的汪延群(少将汪东兴之女)、朱新民(上将朱良才三子)等为代表,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中央文革的重视,戚本禹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7月29日北京新市委召开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当天晚上,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到轻院,举行师生大会。江青在讲话中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8月1日,轻院红卫兵正式成立,在高校中轻院红卫兵也相继成立。江青对红卫兵的兴起有她不可磨灭的功劳,为了制造天下大乱,她刻意吹捧无知的青年学生,鼓励他们造反有理。当她看到中学和大学的红卫兵组织,能为她所利用,就使出各种手段千方百计拉拢和支持。 清华附中红卫兵富于革命激情的文章,彭小蒙精彩的演说,一经江青的推荐,就立即得到毛泽东的认可,进而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大方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了毛泽东的支持,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红卫兵运动。红卫兵真正变成了“奉旨造反”的红卫兵。 8 月1日建军节后,全国红卫兵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中央老革命的子女都参加了红卫兵: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陈毅元帅之子陈晓鲁、陈赓大将之子陈知涯,中共建政上将朱良才的长子朱新加,中将刘志坚长女刘平凡、国家计委副主任顾明之女顾小鸥、上将傅秋涛之女傅民族、公安部老红军之子李纪周、内务部副部长程坦之女程辛联,上将张宗逊之子张新陕,汪东兴之女汪延群,少将王集成之子王小戍、少将王文轩之女王小玲、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女万淑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之女邓良宝,小儿子邓良诚,黑龙江省长李范五的女儿李黎力,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宁一之女刘菊芬,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之女雷蓉、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之女王小平。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乔宗淮,成都军区政委、中将甘渭汉之子甘佩,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之女杜安糠、一机部副部长饶斌之子饶凯,中将、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之子刘惜戈、中将、海军副司令方正平之子方忠诚、上将、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之女叶威威、冶金部长吕东之女吕虹,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之子谭怀远,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之女伍连连,少将宋玉林之女林辉,建工部长刘裕民之女刘莹,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之女于延琳,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之子万仲翔、水电部副部长刘澜波之子刘安东,党校副校长胡绳之子胡伊朗、戴爱莲的侄女戴良江西省副省长黄霖之子罗迎难,外交部驻英代办宋之光之子宋扬之,上将苏振华之子苏承德,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谭力夫,教育部副部长刘笛峰的养子……。 但他们不顾政策、为所欲为,到处制造麻烦,竟然枪走西藏宗教领袖班禅进行批斗,到处打砸抢烧,外国使馆密集的东交民巷和苏联使馆附近的一条街,被他们砸了原先的路牌,分别改为反帝路和反修路,与外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冲突也时有发生。 于是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出面讲话,要求领导干部的子女退出红卫兵领导层。许多老红卫兵的父母,这时都受到运动的冲击,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一桩桩严酷的事实,教育了大多数老红卫兵,他们转而成为“保爹保妈”派。在中南海礼堂成立了“联动”。这些老红卫兵,都是血统论者。在他们的老子纷纷被打倒前,他们用极端的方式抓走资派、打黑帮,批斗牛鬼蛇神,甚至欺压出身不好的同龄青年。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于是江青人不得不重新培养新的红卫兵,头领如聂元梓、蒯大富之流,来替代他们。 不过,“飞鸟尽,良弓藏、走狗烹”,无论是老的、新的红卫兵,他们不过是像猴一样被耍了一回。使命结束后,都退出政治舞台。 在反对“血统论”的英雄遇罗克1970年3月5日被杀害的26年后,“血统论”的发明者谭力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作者坚定地认为:在中国“血统论”是一种文化。唱红歌,种红树,山河红,老子英雄儿好汉。2008年9月,“将军后代合唱团”在中国成立。他们子承父志地表示:“美国不是要我们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就会变颜色,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红色文化代代传下去,永不变色。”这声音似乎和当年的红卫兵们一们一样,但滑稽的是那个宋要武又改成了宋彬彬,并入了美国籍,成了美国人。 “文革”是在唱红歌、读红书、开红会、看红戏中,拉开序幕的。那时刚过了“三年困难”,人们饿得没精神,领导说要提振精气神,于是各单位组织开展“革命歌曲大家唱”活动。给人印象最深的歌,是李劫夫作曲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歌中唱道:“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泽东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还有才旦卓玛唱的以雷锋日记填词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歌中唱道:“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教导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唱得最多的红歌则有《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等,主要内容为:“毛泽东是红太阳”;“党是俺的亲爹娘”;“千秋万代跟党走”;“誓把敌人全埋葬”之类。成人唱着红歌;红孩子“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的口号嘹亮,使青少年热血直往上涌,盼望着早日有一天“杀敌上战场”。这一天终于来了,广播里发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集中火力斗黑帮”的号召,“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中学生们发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最先一批红卫兵是高干子弟,他们打人下手狠,并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天下者我们的天下,我们不干谁干?”、“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不久高干子弟们的老子被打倒成了“走资派”,他们就蔫了。红卫兵上街“破四旧”,见着 “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就打。由于暴力革命思想深入人心,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红卫兵们还有一套说词:“好人打好人,误会;好人打坏人,活该!”有人去八宝山,见到被打死者的尸体摞满一间间屋子,来不及火化。北京大兴、湖南、广西等地都发生了把“黑五类”全家“灭门”惨案。 “文革”红潮越涌越高涨,毛泽东一次次接见手捧“红宝书”的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唱红歌发展成了人人必须边唱边跳的“忠字舞”,有首“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红歌,是“忠字舞”的主旋律;读红书变成了每个人不可缺席的向伟大领袖的“早请示,晚汇报”,到了早晚一定时辰,由一人领头,众人均要起立,把红宝书捧在胸口,面向主席画像高声敬颂:祝伟大领袖毛泽东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不做完这个仪式,不能上下班和吃饭。每个革命群众都要佩戴的红像章也越造越大,一位干部因调侃说红像章好似古代武将的“护心镜”,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那时民间还没有电视,只有收音机,一年到头天天反复播几个红色“样板戏”,没有别的节目,以至全国的孩子对红戏台词倒背如流。1967年底各省市都夺权成立了“革委会”,叫“全国山河一片红”,还出了纪念邮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则提出:我们不仅要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8 月 18, 2011
这一周,我在读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的文集( 下载链接 )。 书中提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国内曾经有过一场”做饭技术革新运动”。我对这个运动充满好奇,就去查了一些资料,结果大开眼界,它简直比荒诞小说还要离奇。 这个事件充分说明了,在专制制度之下,欺上瞒下、全民智昏可以到达一种多么骇人的程度。 ================================================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大事记 阮一峰 整理 (图片说明:六十年代的公共食堂) 1959年5月 辽宁省黑山县宣布,发明了玉米”先蒸、后磨、再煮”的做饭方法,大大提高出饭量。 这种方法先将玉米蒸到五分熟,然后将半生不熟的玉米拿去磨,磨成粉状后再拌水做成馍,最后再将馍蒸熟。以前,1斤玉米只能出馍1.5–1.7斤,而新做法能出馍2.5–2.7斤。 报道称,食用了增量法制作的玉米面后,”群众红光满面,生产劲头十足”。 1959年5月13日 辽宁省委在黑山县三台子乡召开推广”玉米食用增量法”经验介绍现场会。 会议由副省长仇友文主持,各市县的财贸部长、粮食局长和部分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主任、管理区总支部书记、食堂炊事员等共500多人参加。在会上,大虎山卫星公社党委书记王玉林介绍了”玉米食用增量法”的经验,黑山县委书记王树森介绍了全县推广这一经验的情况。 与会人员参观了”玉米食用增量法”的操作过程,亲口品尝新法做出的各种饭食。经过听、看、吃等一条龙实践,与会人员一致肯定和赞扬”黑山经验”,要求省委立即在全省推广。 会后,中共辽宁省委发出通知,在全省推广”黑山经验”,”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委员会立即指定一名书记或市长、县长挂帅,把推广’玉米食用增量法’当作当前关心群众生活大事来抓。在城市和乡村的一切集体伙食单位中毫不例外地积极推广这一经验。”同时,辽宁省委还要求各地”在学习和推广黑山县’玉米食用增量法’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改进和提高,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做饭方法”。 (图片说明:大跃进时代的稻田) 1959年6月1日 中共辽宁省委专门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认为”玉米食用增量法”是重大技术革新,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意义。 报告认为:”玉米食用增量法”可以提高出饭率百分之五十–八十,并且做出来的食品好吃、容易消化、营养价值也大为提高。真正做到”吃饱、又节约”。这是玉米食用方法上的一个重大革新。 报告总结了四条经验: (1)节约了大量的粮食。仅黑山县一年就可节约粮食7375吨。全省每年预计可节约粮食35万吨,”不动一镰一锄取得了大丰收”。 (2)大大提高了玉米饭的质量和营养价值。”玉米食用增量法,使苞米淀粉颗粒部分转化为糖,胚部的脂肪和米仁油因受热而游离,就散发出一股苞米所固有的芬香。所以,吃起来,好吃、营养价值大、抗饿”。 (3)讲究卫生,好消化,饭食花样多。这种做饭方法既卫生,”又容易消化,老年人、小孩、病人(尤其是胃病)吃了不出毛病。可以减少胃肠病,不习惯的人吃了也不烧心,不胃酸”。 (4)巩固了集体食堂,鼓舞了群众积极性。由于群众对食堂的”玉米食用增量法”很满意,劳动积极性提高,出勤率增加了30%.现已达到100%。这对于巩固集体食堂、巩固人民公社都有积极的意义。 最后,辽宁省委认为: ”玉米食用增量法”是一种重要技术革薪,是一种科学的做饭方法,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意义都是很大的,” 毛泽东阅完报告后立即作了批示:”同意转发全国各地研究试行。” (图片说明:大跃进时代载重156吨的汽车) 1959年6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59)520号文件,将辽宁省委的经验报告转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求各地参照辽宁省的做法进行研究和试行,建议各地对别的粮食也进行试验。 1960年1月 上海市川沙县推出旨在提高”出饭率”的”先进烧饭法”,将原先粳米一斤的”出饭率”,从2斤提高到2斤8两。 1960年2月26日 辽宁省委又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报告》。 报告总结了几个月来辽宁省贯彻中共中央(59)520号文件精神的情况,进一步肯定了”粮食食用增量法”的可行性。报告指出:不但玉米可以增量,而且其他粮食也可以增量,只要经过:泡、烫、榨、发(酵)、磨,都能增量。 报告认为:这个规律,对进一步挖掘粮食潜力,保证人民吃饱、吃好和更多地节约粮食,都具有重大意义。 (图片说明:大跃进时代的玉米) 1960年3月初 中国科学院、粮食部、卫生部等有关单位召集有关人员和研究专家,专门召开了以”粮食食用增量法”为主题的研讨会。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 ”从现有的实际推广经验和研究资料看来,增量法确实是一个先进的方法,是广大人民群众革新烹调技术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吃得饱,吃得好,吃得省,吃得卫生的极为重要的措施,值得大力推广。” 此前,中国医学科学院、粮食部粮食科学研究所、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辽宁省卫生防疫站、第四军医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陕西分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湖北分院和武汉医学院,以及浙江省卫生实验院等众多的科研机构,已经先期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各研究机构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从而为”粮食食用增量法”的推广增加了筹码。 1960年3月25日 中国医学科学院营养学系发布了一份《关于主食增量烹调法的科学研究资料》。 该研究资料从三个方面说明了主食烹调增量法的优越性: 一是从淀粉胶粒膨胀的角度阐明了”粮食食用增量法”可以多出饭的科学道理。 二是肯定了”粮食食用增量法”能够节约粮食,对人体健康是良好的。”长期吃的结果证明,粮食节约下来了,大家满意,干劲十足。” 三是”粮食食用增量法”可以更多地保存营养成分。 最后的结论是: ”主食增量法是具有很多优点的,无论从广大群众实行的效果或是从科学的观察上看,都证明了它可以节约粮食。营养可口,保证健康。因此各地推广增量法的群众运动应当坚持进行下去,不断巩固、提高。” (图片说明:大运进时代的棉花) 1960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60)300号文件,转发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展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报告》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关于主食增量烹调法的研究资料》。 文件强调指出: ”粮食烹调增量法,是增加粮食消化比重的方法,它不仅对节约粮食有现实的意义,而且对人的消化系统也有好处。” ”各地要大力推行试验”。 1960年4月 河南省贯彻中共中央(60)300号文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最先树起了一面”红旗”。 河南的做法是将原粮煮到六七分熟,比”黑山经验”又多煮二分熟,然后从汤中捞出,再用水磨将原粮磨成糊状,并将酵母放在面糊中,发酵后再蒸熟。据报告称:传统做法1斤玉米最多只能蒸出2斤馍,采取增量法后1斤玉米可以蒸出5斤馍。 1960年5月 全国各地的”粮食烹调增量法”纷纷问世,层出不穷。 主要代表有四川邛崃县的”火米(蒸谷子)增量法”、蒲江县的”三开一煮法”、重庆的”冷水发饭法”、北京密云县的”烫面”、”双蒸”、”水磨”法、兰州市的”水发面蒸馍法”、西安市的”碗蒸馍增量法”和”纯面增量法”、河南鲁山县的”煮后干磨汤面增量法”、湖北省的”一炒、一泡、一蒸做饭法”、武汉市的”蒸米做饭法”……辽宁省抚顺市更是技高一筹,”用土超声波使油水乳化”,创造出”油水混合”的”食油食用增量法”。 所有这些方法,无不贴上”出饭率高、易消化、营养好”等标签。 (图片说明:大跃进时代的猪) 1960年6月 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和辽宁、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内蒙古、四川、江西、陕西、广西等省已有50%至90%的集体食堂采用了增量法。 其中辽宁省成绩最大,城市集体食堂有90%左右采用了增量法,农村集体食堂也达到80%,城乡饮食业100%采用了增量法。 各地的经验总结报告雪片似地飞向北京,仅辽宁省就有一百多种”粮食增量法”,其中”经过省、市、县鉴定和日常使用,有普遍推广价值的为三十三种”。 介绍几种如下: —-玉米增量法。增量方法有二:一是先把玉米洗干净放在锅内煮至五、六成熟后捞出晒干,然后磨成玉米面,在和面时先拿出四分之一的面掺上少量的水,搅成稀糊,倒进比做饭用面五倍的水,煮成面糊,再把面糊倒出放凉,与剩下的四分之三面放在一起搅匀,加上适量的苏打粉上笼蒸,这样每斤可出六斤左右的馍。二是先把玉米洗干净放入锅内,加上比玉米多六倍的水,把玉米煮至六、七成熟时,用水磨成糨糊,加上酵面,发酵后加上适量的苏打粉摊在笼上蒸,每斤玉米可出五至六斤馍。 —-大米增量法。首先把大米放在盆里,用超过米两倍的开水烫米后将米盆盖好,一个小时后把泡好的米捞出放在锅内,加上比米多四倍的水煮,在煮的过程中切忌搅动,以免饭糊和影响出饭率。当米煮到露头的时候,再将烫米水依次加入锅内,直到做成干饭为止。这样每斤大米可做出六斤左右的干饭。 —-麦子面增量法。先将应做饭的面称好,再称出比面多两倍半的水,用比面多一倍的水烧开,将70%的面烫熟后放凉,再将剩余的水、面放在一起加上酵面搅匀,发酵后再加上适量的苏打粉,然后将面摊在笼上蒸,每斤面可蒸三斤到三斤半的馍。 —-玉米芯(即去掉玉米粒后的玉米棒子)蒸馍的办法。先将玉米芯整理干净,用碾子碾碎,磨成细面,然后按照用玉米面做馍的操作规程,每斤玉米芯面可出二斤半到三斤的馍。据说这种馍吃起来味美香甜。 —-双蒸法。办法之一是将米放进罐内干蒸20分钟,然后加水,每斤米加水3斤3两,用猛火蒸40分钟即可。办法之二是将米干蒸半小时后分装入罐,加上凉水,1斤米加4斤水,用猛火蒸1小时即可。双蒸法能使每斤米出饭5斤,比原来能增加40%以上,且饭粒不烂,味道好。 —-温水泡蒸法。先用温水泡米半小时,捞起装入罐,每斤米加开水3斤3两,用大火蒸30分钟后,停火10分钟,再加大火蒸10分钟即成,每斤米出饭5斤至5斤2两。 —-夹生蒸饭法。先将40%的米放入蒸笼干蒸40分钟,取出吹凉,将另外60%的米掺入捞匀,每斤米加开水5斤,入笼猛火蒸45分钟,每斤米可出饭5斤。 —-炒蒸法。先将米炒成金黄色,淘净入罐,每斤米加水6斤4两,猛火蒸,一气呵成,每斤米出饭5斤。 —-加水蒸饭法。先将大米洗净入罐,照平时蒸饭方法放水先蒸20分钟后,再加水一倍蒸45分钟,每斤米也可出饭5斤。 各种粮食增量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比平时做饭时多加水。所谓粮食增量法其实就是做饭加水法。可是,河南遂平县委却这样解释粮食之所以能增量的”科学原理”: ”为什么能增加饭量?各种粮食如玉米、高粱、绿豆、小豆麦、大米、小米等,经过先煮后磨再蒸,每斤粮食能增加出饭二斤以上,是因为粮食胚乳经过水浸煮沸,淀粉颗粒受热膨胀、分裂、体型扩大,重量增加;同时,粮食中的蛋白质经过水浸煮沸,其颗粒也膨胀、凝固,体型扩大,重量增加;粮食胚部含有的脂肪和部分蛋白质,经过热处理,脂肪油滴集聚,蛋白凝固,经碾磨充分游离出来,增加了重量。因此,这些质量的变化是化学的化合作用,决不单是水分的增加。有的人把粮食食用增量法说成是’只增加几斤水’,这是完全错误的。” 并且,还能增加营养: ”旧的做饭方法由于面磨得比较粗,粮食中的蛋白质、脂肪等不能充分地被人体吸收,而采取增量方法做出的饭,淀粉经过水浸煮沸,部分转发为葡萄糖,能供给人们更多的热量和营养;蛋白质经过水浸煮沸,一部分变成凝固的蛋白质,还有一部分转化为氨基酸,这两种东西营养价值都很高。” 这些脱离实际的研究报告,在各级领导的授意下,经过有关部门的精心炮制和文人墨客的层层润色,逐级加工上报,结果是各省”粮食节约”数以万吨计,而农村因饥荒饿死人现象有增无减。 [参考文献] * 蔡天新: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烹调增量法”的历史反思,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 * 高华: 大饥荒中的”粮食食用增量法”与代食品 * 百度百科: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 * “做饭技术革新运动”的历史教训 * 罗平汉: 违背自然原理的”粮食增量法”是怎样出炉的 (完) 文档信息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非商用-非衍生-保持署名 | Creative Commons BY-NC-ND 3.0 原文网址: 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11/08/cooking_technology_innovation_movement.html 最后修改时间:2011年8月18日 23:01 付费支持( 说明 ): |
阅读更多发布者a5474 | 8 月 16, 2011
本期主题:读书!读书!!(上) 荐书人 / 刘桂新(武汉大学) 一 各种各样的书单已经够多了,北斗上就专门开辟了一个荐书栏目。看到那些自己连名字都没有听过的书目,心里就会为自己的无知感到恐慌。我不是害怕自己存在知识盲点,因为再渊博的人也不可能无所不知;而是害怕自己的知识结构不完整。 但同时我也总觉得之前开列的书目存在一个问题,即不能帮助读者建构起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这也正如谷卿文章标题所表达的,是“一份挂一漏万的书单”。不过我不喜欢挂一漏万,我更喜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 因此便有了开列一份书单的想法,我对这个书单的要求是必须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二 有人说,读到一本好书实在是一种在旅途上巧遇知音的过程。似乎书与人也是要讲缘分的,别人喜欢的书你不一定喜欢,或者根本不适合你读。 我把这样一种读书看成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纯粹是以读书为目的的读书。读书本身即是目的,即是心灵获得自由的过程。 书承载两个东西,一个是艺术,一个是思想,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审美价值,阅读它们能直接给读者一种审美愉悦;思想本身不具有审美价值,对除文学作品之外的书籍的阅读之所以也能给有些读者带来愉悦是因为读者感受到了一种思维的乐趣和知识增长的乐趣。 需要指出,上述分类是概念化、模式化的,因为文学作品虽然是通过审美直觉来愉悦读者,但它同时也承载了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达的思想;而非文学类书籍也由于其以语言文字为载体,同样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两者是相互交织掺杂在一起的。 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更多的可能是追求文学作品本身给作者带来的愉悦;而阅读非文学类作品的时候读者更有意识地追求的不是作品的艺术性,而是作品的思想性。这些作品将一系列的观点和我们平时所难体认的事实体系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而带动读者思考并且逐步型构读者的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思考本身也是一种乐趣,从非文学类作品中获得观点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这种思维乐趣的过程。因此不管主要是追求作品的艺术性还是追求作品的思想性,读书本身就是目的,就是快乐。 但读书的冲动不仅仅源自于对快乐本身的追求,还源自于我们想认识这个世界,并且力所能及地改变这个世界。我们把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一个一个装进自己的大脑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智者和强者,安稳舒适地走过这一生,然后和这些观念一起安详地死去。我们把那么多的观念装进了自己的脑子里,如果只是关照自己以及身边的少数几个人,会不会太对不起上天对你的智慧和机遇的馈赠?而且如果说每一个人都只有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想一下如何更好地让自己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延长或扩展,而不是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毅然决然地消失在宇宙的洪荒里?历史不会记住一个每年生产出五吨粮食的人,也不会记住一个在流水线上触摸过你电脑零件的人。历史能够记住的人太少了。当然,至少你的亲人会记住你的,如果你确实值得他们记念的话。在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你在他们身上的付出和影响会作为你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延伸。但这些人终究有一天会死去,而你在他们身上的影响即使能够通过这些人影响他们身边的人而继续传播,也会越来越淡漠,最终在渺茫的宇宙中,你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任何形式的抗拒生命消逝的举动都是徒劳的。但我们并不因此就有理由陷入价值的虚无,因为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即在有限的生命里追求自我价值的最大化。 当你为那些不相干的人的利益牺牲的时候,那些普罗大众可能还是不能都记住你,但你的价值已经延伸到他们身上,他们会把这种价值继续传递、延伸,我想这是一个人实现价值最大化的一种方式。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式,你的头脑里装满了睿智美妙的观念,你实在不忍心在他们为这个世界短暂效劳之后就随你一起被带进坟墓,从此永不见天日。于是你可以将它们诉诸笔端,让它通过文字这一载体继续传递给其他人。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说,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一个标志;我们才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我们才说,“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我们读书是为了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所交代。不仅为了愉悦自己,也为了愉悦别人。如果你刚好是一个聪明睿智、满腹经纶的人,你要做的不只是偷安此生,还应该承担起与你的智识相匹配的使命。 因此相比于那种更为纯粹的读书还有另外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在支持那种为了审美和知识本身的乐趣而读书的同时,我也鼓励一种更为“功利”的读书,这种功利的读书是为了用一种“批判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然后携此武器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就我个人而言,在一个让每一个人都活得如此卑微的时代,我实在没有闲情逸致去吟风颂月、相与酬唱。这种“功利”的读书本身也是有乐趣的,但乐趣在书外,乐趣在“提携玉龙为‘民’死”的快意。当然,这里的“功利”显然不是指那种为稻粱谋、为学历、为证书的读书,这种读书简直就是对读书本身的侮辱。 三 北斗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推动大学生的自我启蒙。启蒙也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我从不怕别人说我居高临下,自命不凡。我在说启蒙的时候是把自己也摆在了一个被启蒙的位置。人需要时时反省自己,启蒙是一个终其一生的过程。 青年时期,人的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一方面影响是来自他的同龄人。那些与他有着相似处境和困惑的人的想法和经历更能够对他们产生影响。北斗网上大学生群体思想和情感经历的展示能够给同龄人带来更为深切的启蒙效应。但同龄人之间的影响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和气质上的感染。这些同龄人的见识和阅历毕竟与你相仿,都甚为有限。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寻求一种更为有效的智识上的启蒙,我们恐怕还需要另寻它途。 我们认为我们的父辈逊毙了,没有能力成为我们启蒙的源泉;我们的教育是一种体制化的洗脑教育。通过自我启蒙来突围应该说是我们这一代人最为明智的选择。况且任何封闭的体制都不可能是密不透风的,市场化大潮已经为我们冲开了缺口,启蒙素材的获得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即使在没有新闻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下,我们依然能实现自我启蒙。 体制内成长起来的或者脱离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还是太少,不是每个人都能亲耳聆听到他们的教诲,国外的启蒙资源则更是只能为极少数年轻人所享有的。北斗上的文章当然也能成为启蒙的一个资源供应者,微博上、校内上的消息当然也在为一代人的祛昧助力。但我说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实现自我启蒙。是的,读书! 我一直主张读书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跟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交流。这是提高自己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阅读文学作品就阅读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学作品,阅读相关问题的著作,就阅读对这个问题有最权威解释的人的著作。我不主张读书的无所用心,而是主张更有目的有意识地读书。同样是读书,如果我们既能获得同样的乐趣又能更有效地提高自己,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后者呢?有人担心,这些人自己会不会高攀不起。其实,他们也有平易近人的时候,因此读书应坚持从易到难。读书有时候还可以不求甚解,因为你不懂的地方可能是需要其它方面的知识作支持,这些不懂的地方可以先存疑,等其它板块的知识增长起来,相互参看,你会发现很多原来不能理解的问题自热而然地就理解了。 这里还要回到开篇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它其实是我个人比较推崇的一种读书方法:我们首先要在自己的大脑中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知识框架或者说形成一幅知识地图,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学习不断地将这个知识框架给充实起来。虽然即使这样还是会有知识盲点,但只要我们头脑中有了这样一幅知识地图,我们就能按图索骥,准确地锁定某个问题的区域,确定解决某个问题所需要调动的知识。我这里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书单,主要就是起到这样一个知识地图的作用。 另需声明的一点是,当有人从下列的书目中看出我严重的意识形态偏向时,肯定会诘问我这是否与我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相矛盾。我不否认这是一个带有导向性的书单,借用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说,这个书单是“自由化的、西化的”。但在我看来,自由主义是一切独立自由思考的起点,在此基础上,你才有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左派或者右派,否则你就只不过是一个精神上的脑残、奴隶。因为自由主义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它不同于任何其它主义的地方就在于,任何主义的存在都是以自由主义为前提的。启蒙的意义不在于给你某种具体的知识,而在于培养人的一种自由独立思考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主义是起点,但绝不是终点。这个书单所强调的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是进行自由独立思考的基础,因此这个书单只是提供了一个起点,而且我们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我们在智识上的发展才能获得无限可能。 推荐书籍(点击蓝色字体书目可下载): 一、 历史 (一)中国史 1. 伊佩霞: 《剑桥插图中国史》 2.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 、 《美国与中国》 、 《中国新史》 3. 黄仁宇: 《中国大历史》 4. 钱穆: 《国史大纲》 、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 《国史新论》 、 《中国文化史导论》 5. 谢和耐: 《中国社会史》 6
阅读更多发布者xilei | 6 月 17,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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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英国现代版“鲁宾逊”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英国萨默塞特的大卫-博格斯现年63岁,他用大海上漂来的木头在海边搭建起一座木屋,有精美的窗框,甚至楼梯。大卫睡在干树叶做成的垫子上,已经隐居了26年。然而最近当地公园的官员说土地是公园所有,他触犯了法律。不过大卫说无意放弃“鲁滨逊”生活。 【23】鲸鱼公主:女科学家在北冰洋裸身驯服白鲸 36岁俄罗斯女科学家娜塔莉亚与两只白鲸马特李娜和尼尔玛戏耍的唯美场景,拍摄地点是水温在零下1.5摄氏度的白海附近海域。白鲸以其丰富的面部表情而闻名,专家认为白鲸不喜欢被人造材料碰到,因此娜塔莉亚裸体进行了这次独一无二的潜水。 【24】不用线也能充电?苹果的新专利! 苹果正在申请无线充电技术专利,可通过iMac台式机或MacBook笔记本电脑为iPhone等设备无线充电,用户将苹果无线键鼠、iPod、iPhone和iPad等设备放置在距离电脑1米的范围内即可充电。希望无线充电迅速普及,不只是苹果的,大家觉得呢? 【25】儿子要穷养,长大了才知道要奋斗。女儿要富教,长大了才不会轻易被诱惑 【26】中国离不开城管,妖魔化这个群体是不公正的 @胡锡进 :中国城管的执法领域,是中国人口大迁徙带给城市管理最吃力的那部分,中国流动人口多,就业难,官民关系出现部分紧张,都要由这个群体做第一拨承受。违法城管人员该曝光,该惩处,但编造城管施暴的谣言同样应谴责。中国离不开城管,妖魔化这个群体是不公正的。不要拿他们当中国法制和社会缺陷的替罪羊。 【27】用最真实的自己,才能遇见最应该的那个人 ( @微杂志 ) 【28】世界上有这么一个男人,小时候你怕他的威严,长大了你学他沉稳,他的爱很深沉但不求回报;你跟他耍赖不讲理,你瞎胡闹,你闯祸回家,他批评训斥你,但他对 你的爱却从不改变;你只一句话,他就成为你的超人兼跑腿兼保镖兼顾问……神马男人都是浮云,全球最靠谱的男人就是他!—-这个人就是老爸。 我们之所以和亲人水火不容,不是因为我们太不同,而是因为我们太像啦!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dapenti.com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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