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鲁迅，吃掉仁义道德的人   一 历代王朝的政权多是从前朝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后世某些所谓的禅让，其实是 一种特殊的抢，是以武力为背景的而用文明礼貌装扮起来的抢。）为了衬托自家的好，新政权总喜欢把前朝描绘得坏些。这不难理解也可以理解。   我党的政权是从国民党手里抢来的，把国民党描绘得特别坏些，“党”之常情也。问题在于，历代王朝虽把前朝说得坏些，多少有些底线，不至于太离谱，尤其是在在修史的时候，绝不敢象我党那样，把事实当做面团乱捏一通，或者完全不顾基本事实。就算“主子”要那么做，那些负责具体修史的儒臣也不敢奉命，不会奉命。   更特别的是，长久以来，我党不仅随心所欲地抹黑前政权，还随心所欲地抹黑之前所有的政权、所有的社会。似乎几千年来所有的政权和社会统统都是野蛮邪恶黑暗到极端，唯独我党伟光正。   贬低、抹黑别人和前人，乃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一个人如此，一个政权也是如此。我党之所以缺乏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信，是因为缺乏合法性：既没有制度所保障的民意合法性，又没有文化所提供的传统合法性，堪称双重的“非法”。   （民意的合法性由一定的制度保障，道统的合法性由儒家提供。任何中国的政权只有确立儒家的意识形态地位，才能取得道统合法性，成为中华的正统。详见东海《高举仁本主义，回归中华正统》。）   说“我党缺乏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信”，或许有人不同意。因为从表面上看，我党所尊奉的马列主义似乎不乏自信。其实这种自信是无根的，故短暂而虚妄。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盲目自负和虚骄狂妄，它消除不了我党“集体潜意识”里的文化自卑、道德虚弱和信心匮乏诸症，“贬低抹黑别人和前人”乃成为我党之必须。   二 在“贬低抹黑别人和前人”方面，鲁迅无疑特别投了毛共之所好，异常合乎毛共之需要 —-鲁迅主观动机如何已经不重要了。在客观上，他不愧是当年我党最为称心如意的思想帮手、政治打手和文化杀手。鲁迅之所以受到我党特别的垂青，被抬上神坛并长期供奉，主要的原因正在于此。正如某网友所说：   “毛几乎完完全全是以邪恶的手段来夺取的政权，因此，他必须把妖魔化他的对手，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他做的非常成功，他是这方面的天才，这里面就有鲁迅的功劳，因为鲁迅几乎是唯一一个如此彻底地批判了毛国之前社会的人，这对于毛是何等重要。”   当年反对国民党和反对中华文化的文人学者不在少数，论学问见识和思想深度文学水平，鲁迅都有限得很，这些方面比他强的文人学者海了去了，唯鲁迅与我党一拍即合，持久地被偶像化神圣化。这是有其必然性的。鲁迅不仅在妖魔化国民党方面功勋卓著，在彻底打倒中华文化、全面否定儒家价值、完全抹黑传统社会方面，更是劳苦功高，前无古人，非其他文人学者所可望尘也。   对于文化和道德来说，外在的暴力、武器的批判造成的伤害只是一时的，挂着“正大神圣”的名义的鲁迅式的“批判的武器”才最可怕，其影响要恶劣得多，后果要严重得多持久得多，其流毒之广、遗害之深堪称空前。各种政治性的暴力及打压，包括文革的摧残，其实无伤中华文化之大雅，鲁迅们所造成的伤害才是根本性颠覆性的。   三 如果中华文化不遭受空前慘烈的剿杀，如果良知信仰不被杀光、仁义道德吃掉，如果没有鲁迅们思想上精神上的支持配合，马列主义不可能长驱直入并占据意识形态地位，象文革这种史无前例的反文明、反道德、反社会的运动更不可能发动不起来，即使万一“发”了起来，也不至于“疯”到那么野蛮荒唐的地步。   文革早已成过去（但是否一去不复返呢？尚难逆料。）鲁迅仍然传人众多广受尊崇，并且仍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君不见，鲁迅的众多传人在“贬低别人和前人”方面往往不约而同。   当年的毛共是狂妄和自卑并存，现在，马列赋予我党的各种自负和狂妄早已彻底消失，在政治、制度、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缺乏必要的自信。仅凭经济一枝独秀远远支撑不起这些自信。因此我党过去有必要、现在仍有必要借“贬低别人和前人”以抬举自己。   对于我党来说，鲁迅针对国民政府的“批判”精神虽要淡化（那种“批判”其实很不正常），但他贬低、抹黑、打倒一切的作风仍有发扬的必要，鲁迅搞乱思想、混淆是非、颠覆正常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的愚民功效，仍然不可小觑。   清算鲁迅的思想流毒，铲除鲁迅的精神土壤，让鲁迅回到文学史上他应在的位置， 把被鲁迅们吃掉的仁义道德和中华文化的尊严重新恢复起来，这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重要工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2010-9-14东海儒者余樟法于南宁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 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深入批鲁迅，还我 中华魂   一 在东海批判鲁迅的几篇文章后，不少网友为鲁迅鸣不平，甚至有视鲁迅为“现代儒家”、为“民国时期中国第一等圣人”的。理由千奇百怪， 或说：“鲁迅虽然反儒，但他对现实社会的严厉批判、对假恶丑现象的深刻揭露，在精神上却与儒家的爱民救世精神大丈夫精神一脉相承。”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   儒者当然可以批儒。儒家学说具有历史悠久、流派众多、思想复杂、体系庞杂等等特点，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同时作为君主时代的意识形态主流，儒家与历代专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局部地方被污染被“栽赃”（把不是儒家的东西栽在儒家身上）也是有的。例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之类观点，就是违仁背义反经典的，属于思想栽赃。   还有，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及陋俗陋习，虽然是为君主时代某些儒家提出或支持，但已属于“过去时”，早已不适合现代社会，比如“三纲”思想、君臣大礼以及太监、小脚、包办婚姻之类。这一切都有加以批判清理的必要。   但是，儒者批儒有一个限度：不能针对儒家的原则和根本。儒家是关于道德的学说，以仁义礼智信“五常道”，仁义、中庸、哲学上的人本和政治上的民本，都是其原则性的“东西”。一句“仁义道德吃人”就足以让鲁迅与儒家划清界限并走向敌对方向了。   某些人口头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某些势力利用“道德”的招牌干着不道德、反道德的勾当，当然应该批判，必须批判。可是，那不是“仁义道德”本身的问题 —这恰恰是不仁不义不道德的表现。吃人的是伪仁义伪道德。某些人和势力之所以“吃人”，根本原因有二：主观上品性不良、缺乏道德自律，客观上政治无道、缺乏制度他律。   二 说鲁迅是“现代儒家”，是“民国时期中国第一等圣人”，是对儒家和圣人的侮辱， 就像说毛泽东阳马阴儒传承了儒家文化、说周恩来是大儒一样荒唐。鲁迅反儒，与毛泽东们一样，反的正是儒家原则性根本性的“东西”。   所以，尽管 鲁迅严厉地批判过当时的现实揭露了某些假恶丑现象 ，但“功不抵过”，因为他倒脏水的时候把婴儿一起倒掉了，锄杂草的时候把庄稼一块锄去了。   由于符合极左的思潮和“革命”的逻辑而受到毛共的特别推崇，比起其它反儒者， 鲁迅反儒的后果特别恶劣严重，影响特别广泛持久。文革过去那么多年了，各种颠三倒四而又理直气壮地批儒反孔之声依然甚嚣尘上。至今仍有大量国民的脑袋因受其洗礼、被其跑马，成为 红卫兵式的愤青以及愤老。   他们 盲目地反对儒家反对中华文化，把儒家视为 传统腐朽文化， 把文化贫困的鲁迅高高地棒在思想文化的神坛上 ，真是 可笑复可悲。 （与文革闯将有所不同的是，当代愤青愤老们把文革视为儒家文化的一次大反扑。）   不管鲁迅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 都是遗害中国、造祸人民，成了儒家的罪人、中华文明的罪人。而且， 鲁迅与 公民社会民主政治也是南辕北辙的。   总是说鲁迅深刻。鲁迅文章哪有 深刻可言？完全是真肤浅、伪深刻，一种似是而非的深刻。这是由其文化内存所决定的。一个敢于 全面否定孔孟之道、 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仁义道德的人，显然是匮乏真正智慧不明自心良知不明人之本性的人。这样的人无论 知识多么丰富， 眼光多么严厉，不可能深刻。没有仁本主义的指导，不掌握仁义价值观和中庸方法论，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的认识批判不可能深刻。   三 完全、明显、一目了然的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似是而非的东西。鲁迅的东西有一定的反抗性、斗争性和革命性，“似是”，没有相当的文化素养、智慧水准和认识能力，没有对儒家义理的深刻领悟和把握，是很难发现深藏鲁迅文章之中的“大非”的。   特别是鲁迅式的伪深刻，对于严重德智不足的大众充满迷惑性和欺骗性，而且容易自欺 —-在欺人欺世的同时往往把自己给骗住了，鲁迅欺人欺世却显得非常真诚，原因正在于此。   打不倒异端就举不起正学 ， 批不倒鲁迅就立不起孔子，立不起孔子就建不成中华。没有孔子、没有儒家、没有仁义原则良知信仰的中国，就不是礼义之邦道德之国，不是真正的中华。   道德是文明的核心，儒家是中华的灵魂。一把鲁迅这样的人物当做民族魂，民族就没了魂。因此，不反掉鲁迅，被他 倒掉的婴儿 —中国的灵魂和未来就救不回来。 这就是东海热衷于反鲁批鲁的原因，唯一的原因。 2010-9-11东海儒者余樟法  

鲁迅，幻化成龙形的老毒蛇！ 想起一句话：“当一种扼杀和催残是用貌似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方式出现的时候 ,那其实是比血淋淋的扼杀与摧残更可怕的。”这句格言不知是哪位高人所说，倒颇有鲁迅的风味，用来描述鲁迅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华文化的扼杀与催残也特别合适。   文革红卫兵血淋淋的反儒暴行和暴行并不可怕，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一旦脱离了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其错谬就会充分暴露。鲁迅就不一样，其内在的实质性根本性的错谬阴藏得很深，一般人很难透视。   鲁迅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华文化的扼杀和摧残“是用貌似正确的甚至是神圣的方式出现”，故鲁迅可以卖人反见德，让被卖者欢呼雀跃帮着数钱；可以杀人不见血，反而会让被杀者感激涕零叩谢龙恩。这就是幻化成蛟龙的蛇妖的可怕之处，让人心甘情愿快乐幸福地受毒受害。南通大学靳新来先生在《鲁迅与蛇》一文中论证了鲁迅的“恋蛇情结”并尖锐指出：   “对中国古老文明来说，鲁迅不啻是一个妖孽，是一个百年不遇千年成精的蛇妖，他使龙的历史遭到前所未有的覆顶之灾。鲁迅笔锋所至，无不似毒蛇吐信，带有制敌于死命的杀伤力。按郁达夫的话说，就是‘寸铁杀人一刀见血’，具有‘一种喝了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鲁迅乃是文革红卫兵重要的思想祖师。如果不把鲁迅这个“民族魂”从神坛上拉下来，“朝圣”的愤青和红卫兵们将会不断地改头换面而来，对孔子对儒家对中华文化开展形形色色的围剿、扼杀与摧残。 2010-9-12东海儒者余樟法  

莫把偏激当深刻 —浅析老子和鲁迅   世人往往将偏激片面奇特怪异的、将偏离甚至违反常识言论视为深刻。   例如，圣贤明明是盗贼的死对头，是对抗、限制、转化或消灭盗贼的重要力量以及希望所在。可是，很多人偏偏认为“圣贤不死，盗贼不止”才深刻，才是人类社会的真理。   老子此言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成立的。圣贤与盗贼相对而言，在没有盗贼的时代，特别是在人人皆为尧舜、在人人皆为圣贤的理想社会，还要圣贤之名干什么？可以“死”矣。但老子此言本来有偏，如果再不能正确理解，很容易错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   后世很多读者就是“在十万八千里以外”谬解此言的，所以放着盗贼不管，把批判的武器乃至武器的批判的矛头对准圣贤，对准正人君子。似乎只要把历代圣贤批倒批臭了，把本来为数不多的正人君子打倒在地，盗贼就自动消失了。   道家本体论、本性论有失中正，其学说在根本上出了偏，故老庄及历代道家的言论很多都是“偏言” —-不无道理，不无可取，不无参考价值，但又偏离了中道，不尽正确。所以参考的时候，要保持警惕，以取其是而弃其非。   鲁迅“仁义道德吃人”的结论，与“圣贤不死盗贼不止”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似乎只要把仁义道德批臭打倒了，“吃人”的现象就自动消失了，从此天下就太平了。正可谓真伪不分是非颠倒。批臭仁义打倒儒家的后果如何，事实不是昭明彰著地摆在面前吗？五四以后尤其是文革以来，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成了怎样的丛林世界禽兽社会啊。   老愤蛋网友在东海《鲁迅批判》一文后的跟帖一针见血地指出：   “孔孟为我们后世立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够让我们审视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善美与丑陋恶，可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在面对现实丑陋和恶行时，他们不是拿起孔孟为我们树立的标准去审判这些不仁不义的丑恶，反而去批判这个标准，这真是滑天下之在稽了吧。孰不知，没有一个标准，我们拿什么来判定是非？孔子和孟子为我们立的道德标准难道是错误的么？不对，没有孔孟为我们世俗生活和政治树立的这些标准，我们无从对一切政治制度、世俗道德、统治手段和方法进行审视或判断。鲁迅要打破这个标准，他痛恨这个标准的理由很简单也很粗暴，即是：这个标准造成了几千来的的“吃人”社会！似他这样的所谓思想家、革命家，还真是亘古少见。”（加贴于猫眼看人）   英雄所见略同也。   其实真理以及中正、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往往是简易平易的。正如杨雄所说：“孔子之道，其较且易也。”（这里的较字，与“皎”、“皦”相通，明显、清晰之意。易，平易，简易，容易明白和学习。）喜欢偏激极端奇特怪异的言论，喜欢绕过常识甚至与常识对着干，恰是一种幼稚肤浅缺乏文化和智慧的表现。   另复须知，鲁迅与老子虽个别言论有相似处，但两人根本处并不相同。老子反德反仁义但尊“道”，虽偏，大本尚存，道家仍不失为中华文化的偏统；鲁迅将儒家与道德连根拔起，已不是一般性枝节性的偏激片面，而是根本性原则性的错误。 2010-9-12东海儒者余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