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菁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一句荒谬无比的话却在一个特别的年代里被奉为真理，并成为鉴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准则。不过指出这里荒唐的遇罗克却在那个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今天很多人看来，他所捍卫的，不过是最基本的常识。46年前的1970年3月5日，遇罗克被宣判死刑并被执行枪决。 1967年，遇罗克刑前最后的留影 ——“如果说这是呐喊，也是受压迫的人喊出的最强音了。” ——“大哥有种英雄情结，为了正义与真理，他会觉得个人牺牲是不足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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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一本书的命运，像福山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样“坎坷”。1993年出版以来，它穿越了无数掌声和同样多的臭鸡蛋。粗暴的政治氛围，使一本说理之作逐渐演变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符号。二十年过去，也许...
阅读更多赵林：《耶拿逻辑》与“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 进入专题 ： 耶拿逻辑 黑格尔哲学 ● 赵林 一 黑格尔哲学研究曾经在中国学术界盛极一时，堪称“显学”。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而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理论来源之一（另外两个理论来源分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所以作为德国古典哲学最高思想成果的黑格尔哲学（以及费尔巴哈哲学）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理论家和学者关注的热点。从建国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早期，黑格尔哲学始终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是首屈一指的地位。在老一辈的西方哲学研究者中，相当一批人都是黑格尔哲学专家，如贺麟先生、王玖兴先生、张世英先生、杨祖陶先生等。但是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淡化，黑格尔哲学也逐渐由“热”转“冷”，问津者越来越少，其“显学”地位被更加古典的康德哲学（因为康德哲学谦虚地敞开了许多可以让后来者“接着说”的问题）和更加时髦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等所替代。在当今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领域，黑格尔哲学犹如其在19世纪中叶欧洲的处境一样，被人当作“死狗”一般抛弃了。就在这种相对“冷寂”的情况下，我国著名的老一辈黑格尔研究专家杨祖陶先生继2006年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一书之后，又于2012年底推出了黑格尔《耶拿逻辑》》(全名为《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一书的中译本。这两部新译著对于帮助新生代西方哲学研究者深入了解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以及19世纪初期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特点，从而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推动黑格尔哲学研究在当今中国学术界的重新振兴，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在这三部分中，自然哲学虽然内容繁杂、包罗万象，但是由于黑格尔把自然现象看作是精神的“外壳”和异化形态，自然界的存在只是为了从逻辑理念过渡到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自然哲学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必要的过场或者中介，或者说是一个过了河就可以拆掉的理论“跳板”。相对而言，作为“绝对精神”之开端和终结的逻辑学和精神哲学则要重要得多，二者分别构成了黑格尔哲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巅峰。如果我们把逻辑学比喻为一棵参天大树的盘根错节的树根，那么精神哲学就是枝叶繁盛的树冠和缀满枝头的果实。经过逻辑学的概念奠基和自然哲学的现象过渡，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必然会结出丰硕的现实成果，这就是涵容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精神哲学。因此，精神哲学不仅在结构上成为黑格尔哲学的最后阶段，而且在内容上也实现了黑格尔哲学的终极目的。精神哲学以一种现实的形式，将逻辑学中的内在概念外化到从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心理学到法权、道德、伦理实体（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再到艺术、宗教和哲学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展现了一个博大精深且循序渐进的人类精神世界。 在中国学术界，构成黑格尔“哲学全书”之“三部曲”的《小逻辑》和《自然哲学》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有了贺麟先生、梁志学先生等人根据德文译出的中译本，但是《精神哲学》的德文中译本却一直付诸阙如，令人扼腕。一直到2006年，年近八旬的杨祖陶先生遵从已故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的遗愿，殚精竭虑数十载，终于翻译出版了《精神哲学》的德文中译本，弥补了中国黑格尔学界的这个重大缺憾。六年之后，耋耄之年的杨先生再创辉煌，又依据德文原著翻译出版了黑格尔早年的《耶拿逻辑》一书，再次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事业奉献了一份厚重的学术成果。 如果说《精神哲学》代表着黑格尔哲学瓜熟蒂落的思想成果，那么《耶拿逻辑》则表现了黑格尔哲学崭露头角的理论雏形，它的翻译和出版为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新突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具体地说，《耶拿逻辑》清晰地展现了青年黑格尔在经历了思想的彷徨和苦闷之后所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哲学体系框架，从而比1807年出版的《精神现象学》更早地成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起源和秘密”（马克思语）。而且通过这部早期手稿，我们也可以从黑格尔思想形成的过程中看到18、19世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种精神倾向之间的巨大张力。 二 1797年初，27岁的黑格尔离开伯尔尼来到法兰克福，在那里他一直住到1801年初。法兰克福时期是黑格尔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在此期间，黑格尔逐渐摆脱了早年所受的康德主义的影响，试图克服反思知性所造成的一系列对立，并且改变了对待矛盾的消极态度。他开始把矛盾看作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同基础和动力，并且产生了关于异化、扬弃、否定性、和解、对立统一等观点，形成了辩证法的思想萌芽。但是，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也经历了一生中最大的精神危机，曾一度陷入了“不幸的疑病状态，自我摧毁和自我崩溃状态”[①]。造成这种精神危机的原因在于，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一方面开始酝酿了思辨哲学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却又找不到表达这些思辨内容的恰当概念和逻辑形式。这是由于青年黑格尔当时刻意要与康德哲学划清界限，从而矫枉过正地拒斥了康德哲学的整个概念系统，因而只能借助于一些意韵朦胧的宗教术语如“爱”、“生命”等来表达思辨哲学的深刻内容。 在18世纪末叶的德国思想界，康德的理性哲学作为对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深刻批判和对英、法启蒙思想的理论反思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代表着时尚的和具有普世意义的理性精神；但是另一方面，与康德同时代的一批堪称“真正德意志气派”的思想家如哈曼、赫尔德、耶可比等人也在发扬光大路德虔敬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掀起了一股具有德意志民族精神特色的浪漫主义思潮。富于宗教虔敬意识的德国思想家在面对英、法等先进国家的启蒙理性时，往往会陷入一种痛苦的灵魂分裂状况。这种状况在18、19世纪之交由于费希特、谢林先后对康德哲学的批判而变得更加深刻，而黑格尔的思想形成恰好就处于这一时期。黑格尔早年曾与更加年轻但却天才早成的谢林共同就读于图宾根神学院，从图宾根时期到伯尔尼时期，再到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在思想上先是受康德理性主义的影响，转而又在谢林神秘主义的影响下对康德哲学进行猛烈的批判。正是由于与康德哲学的决裂，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从理性的哲学转向了神秘的宗教。在这一时期所写的《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试图用“爱的和解”来超越康德反思知性在道德与嗜好、普遍与特殊、无限与有限、主体与客体之间所造成的一系列分裂和对立。虽然此时的黑格尔也已经意识到“爱”的片面性，但是他却由于对康德概念系统的拒斥而找不到一个最高统一物，因而只能诉诸于宗教，提出了宗教是“反思和爱在思想中的统一、结合”这个公式。在《1800年体系残篇》中，黑格尔明确表示：“有生命之物的这种部分(片面性)存在在宗教中得到扬弃，有局限的生命被提高到无限……正由于这样，哲学必须停止在宗教前面，因为哲学是一种思维，因而一方面以非思维为它的对立物，一方面又有能思维者与被思维者的对立。”[②]这种观点与后来成熟的黑格尔体系中关于宗教必须停止在哲学面前、直观和表象必须上升为思维和概念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它明显地表现了谢林的宗教神秘主义对黑格尔早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三 法兰克福时期的黑格尔虽然已经触及到思辨哲学的深刻内容，但是由于他拒斥哲学概念而无法形成严密的逻辑体系，从而使其哲学理论只能成为一种偶然性的“特殊心情”[③]，并且导致了那种“不幸的疑病状态”。但是从1801年起，当黑格尔开始到耶拿大学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课程时，他的思辨哲学就日益摆脱谢林神秘主义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概念系统和逻辑体系。在1803～1806年间，黑格尔在讲授“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以及“思辨哲学体系”等课程的基础上，撰写了三部“体系草稿”，即1803～1804年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和1805～1806年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些手稿形成了黑格尔哲学最初的体系框架。在这三部手稿中，意义最为重大的当数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因为后来成熟的黑格尔哲学体系正是以逻辑学作为其理论基础和思想开端，从中演绎出自然界和人类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了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杨祖陶先生新译的《耶拿逻辑》即依据1804～1805年的《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但是只译出了其中作为主体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两部分，舍弃了篇幅浩繁且未能完成的自然哲学部分（国外的许多译本如法文译本、意大利文译本、英文译本等均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耶拿逻辑》已经奠定了黑格尔后来的《逻辑学》（即“大逻辑”）和《小逻辑》的理论框架。虽然在这部手稿中黑格尔仍然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分开处理，未能像后来那样把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是该书已经基本上涵容了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要环节。 在该书的“逻辑学”部分，黑格尔展现了认识自身从“简单联系”（包括质、量、尺度）到“存在关系”（包括实体关系、因果性关系、交互关系），再到“思维关系”（包括概念、判断、推论）和“比例”（包括定义、分类、认识）的深入过程。该书中的范畴用语虽然与《逻辑学》中的“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诸环节不尽相同，但是其思想内涵却是基本对应的，而且同样展示了正、反、合题的三段论形式和自否定的辩证方法。该书的“形而上学”部分则划分为“认识作为诸原理的体系”（讨论同一律或矛盾律、排律中、根据律）、“客观性形而上学”（讨论灵魂、世界、最高本质）、“主体性形而上学”（讨论理论自我、实践自我、绝对精神）三大块，其内容也大体相当于《逻辑学》的“本质论”和“概念论”中的相关部分。此外，黑格尔在该手稿中也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实体即是主体”的思想，并且首次提出和定义了作为整个黑格尔哲学之基本概念的“绝对精神”。因此可以说，《耶拿逻辑》已经确立了黑格尔逻辑学的基本雏形。杨祖陶先生在译者前言中精辟地指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已大体上具备了黑格尔后来《逻辑学》的一切要素。对这些要素进行清洗和精炼，将它们提升为纯粹的逻辑概念（范畴），进而把这些逻辑概念在更高的逻辑原理下综合为一个严密的、前所未有的辩证逻辑体系，是黑格尔哲学思想发展史中一个历时12年（1805-1816年《逻辑学》三卷出版）的飞跃，是其长期’艰苦思维’的伟大创造和划时代的成果。它为黑格尔缔造其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奠定了广博而深厚的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④] 在《耶拿逻辑》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黑格尔建构体系的良苦用心，虽然在这里初步形成的体系框架与黑格尔后来在“哲学全书”中完成的哲学体系还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尚未把逻辑学与形而上学辩证地统一起来，但是黑格尔已经试图通过范畴（概念）的自身运动和自我认识来实现存在与思维、客体与主体、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对立面的统一。这种尝试充分表明，此时的黑格尔既要克服康德反思知性所造成的对立，同时也要跳出谢林通过理智直观来实现同一、把握“绝对”的窠臼。要想实现这种双重的批判，就必须通过范畴（概念）自身认识的圆圈运动，合逻辑地、一环扣一环地由最简单的联系依次上升到最高的真理，即自我实现了的“绝对精神”，而这正是黑格尔在《耶拿逻辑》中所做的工作。 黑格尔生活在18～19世纪的德国，在他身上，英、法等国所开启的启蒙理性精神（实为一种知性精神）与德意志民族所独具的宗教神秘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张力，黑格尔整个思想体系的建构和发展都与这种张力有关。事实上，早在18世纪上半叶，代表理性主义的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就与代表德意志精神传统的虔敬主义在普鲁士的哈勒大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18世纪下半叶，哈曼、赫尔德等人也与康德发生了思想龃龉；再往后，费希特、谢林、施莱尔马赫等人对康德的批判也与这种张力有关。相对而言，康德更多地具有普世主义和理性主义色彩，而费希特、谢林则更多地具有“德意志气派”和神秘主义特质。因此，费希特、谢林对康德的批判不仅只是哲学观点之争，而且也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精神欲图超越英、法启蒙理性的影响而自立自强的倾向。黑格尔正是在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氛围中开始自己的理论建构的，他一方面要继承英、法等先进国家所取得的科学知识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弘扬德意志根深蒂固的思辨唯心主义传统。(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耶拿逻辑 黑格尔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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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5月14日 17:16:56 一 在某种意义上，米沃什的这本《被禁锢的头脑》，比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更加伟大和富有意义。奥威尔的那本是预言幻想小说，身在英国的奥威尔，并没有亲身经历俄式极权主义，没有看见它如何从一个社会内部成长出来。任何被称之为“怪胎”的东西，都不可能仅仅是外来的，“被植入”的，而是有其自身深刻的历史、文化及人性的原因。米沃什写在1951年的这本，重心放在了人们如何从自身的处境、困厄及个人野心出发，自觉并入强势力量，最终变成了压力的一部分。书中所见所闻，为作者本人亲身经历。 需要将这位作者再说几句。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2004），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时他在美国一所大学斯拉夫语系教授文学，在波兰语故乡他的作品不能被提起，只能以地下的方式加以流传。曾经有人运用气球，将这本《被禁锢的头脑》，从美国降落在他母语的土地和山峦上。他被隔离的原因在于写作这本书那年早些时候，他从波兰驻外使馆文化参赞的位置上离任出走。 没有人理解和接受他。时值冷战初期，巴黎的知识分子如萨特、波伏娃正陷入与斯大林主义的调情，巴黎的波兰侨民不相信“新信仰”的建立，不完全是高压和恐惧，而是由于有人相信了某些“真理”。一位巴黎的心理医生认为，一个人已经在现有体制中拥有体面位置，居然还要流亡他乡，“一定是疯了”。 他本人之倔还在于尽管饥寒交迫，但是他不拿自己的故事和身份去赚钱，他是唯一一个不给“自由欧洲”写稿的流亡作家。而且很多年他为自己出走的选择感到“罪过”和“羞耻”，这种感觉伴随了他的一生，认为那除了是一个灾难，而不是别的。 他的诗歌与其他散文作品在中国一直有出版，对于许多中国诗人来说，米沃什是他们的最爱。而这本《被禁锢的头脑》，在人们翘首以盼很久之后，即将有中文版面世。“被禁锢的”一词在波兰文里，有着“使信服”、“使信任”，以及“被奴役”的意思。换句话说，如果存在奴役，它也并不是强迫的，而是有着许多心甘情愿的意味。新信仰也许带着迷人的微笑，令人折服而不仅是压迫，使得这本书拥有了极为丰富的阐述空间。 二 当然，这一切首先发生在不可抗力的形势之下。米沃什提到他两次目睹苏联红军朝向“西部的进军”。第一次是在1939年德国与苏联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之后，米沃什的出身地立陶宛被归入苏联的统治区，红军开进了维尔诺（当时立陶宛首都）。第二次苏联军队从德军手中重新夺回和占领了这个地区。米沃什将这种势不可挡的力量称之为“压路机”。“它沿途粉碎了一切，也粉碎了每个国家人民的希望，使其产生悲观失望的宿命情绪”。 今天的人们想要在脑海中再现那种场景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战争结束之后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另一方面，是前进中的歌声、旗帜，历史仿佛朝向一个无可辩驳的方向——实际上人们是第一次遇到了“历史”这个词，它排山倒海似的压了过来。摆在人们面前的，就是如何不要被甩下来，如何适应这种形势。“他们能做什么？逃到森林里去？上吊？可是他们想活着，并且乐于接受重建国家的口号，最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这样说话时，米沃什几乎是喊出来的。 社会危机和身家性命的危机，使得人们忘记了他们的精神道德危机。人们把这个事实轻轻地压下了。耻辱印在他们的脑门上，而他们尽力想要忘却。该书共九个章节，第一个章节的标题为“‘穆尔提—丙’药丸”。它来自一位波兰作家维特凯维奇发表于1932年的小说《永不满足》，其中各式人们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胡塞尔到卡尔纳普，但在精神上陷入了虚无主义，深感一切都没有意义。市面上开始流行一种据说是蒙古哲学家的药丸，吃了这种药丸人们就会变得安详和幸福。米沃什借用小说中“穆尔提—丙”药丸这个比喻，来形容新信仰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稳定作用。而这种药丸之所以生效，在于人们呼吸的空气中有这样四种元素： 一、空虚。在精神上失去依靠。失去对于世界的统一解释和统一图景。这种东西原来可以将一个社会里从农民、马夫、工人和研究形式逻辑的大学生连结起来。辩证唯物主义正好提供了一套新的对于世界的完整解释。让孤独人有了依靠，让感到百无一用的人们，觉得自己重新对社会有用。 二、荒谬。无意义感。原有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的生活被打碎了，人们看到的是一些赤裸裸的生存行为：吃、喝、赚钱、做爱、生孩子，这让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冷。用我们这里曾流传的一句话叫做“小资产阶级的苦闷”。米沃什强调，那些以传统社会看来的“异己分子”，最容易被新体系吸收。相反，那些能够脚踏实地生活的人们，却不太容易受到这一套眩惑东西的影响。 三、必要性。米沃什指的是一种徒劳感。知识分子害怕自己的工作是无效的，他担心自己写下来的东西没有创造力，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和需要。而那种叫做新信仰的东西，既能够反映社会新的变革，还能够指导这种变革。这就好像一下子骑到老虎背上去了。人们愿意为此赌一把。 四、成功。正在发出召唤的未来，需要一个当下的行为，就是成功地克服自己。人们需要接受一些“手术”。而周围已经有人经历过了。跨进一个新的大门对一个人并非易事。从前习惯了绝望与否定的语调，现在的任务是要换一种肯定的和歌颂的。他突然发现，这是能够做到的，他“度过了转折期”。前方是一条看上去金光闪闪的大道。 尽管这之后人们广泛落下了的毛病，是各种重度和轻度的、长期和短期的精神分裂症。而在表面上，人们更多表现为喜气洋洋，像被集体施了催眠术一般，脸上挂着那种沉默诡异的表情，从此不再开口。 稍微拉远一点看，由战争的暴力与破坏一下子摔在人们脚面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性的遭际。人们从一个自洽的、受庇护的传统社会，被抛进个人需要承受巨大压力的现代社会，一个由陌生人组成、在他们之间开展平等合作的大型社会。许多传统文化并不提供这种支持。运用前现代的方式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本来应该往前一步，结果却变成了往后一步。 在“人”和“历史”之间，米沃什选择了“人”。历史不能代替道德，也不能代替人的良心。 三 书有其自身命运。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的第三章“凯特曼——伪装”，显得越来越有意义。它不仅适合极权主义的早期，而且对于后期极权主义，同样有着巨大的穿透能力。 米沃什引用了一百年前法国驻波斯外交官的一项发现，它被称之为“凯特曼”。按照这位外交官的描述，穆斯林世界的某些人们认为，为了使得自身信仰免遭世俗世界的伤害，不仅应该对此保持沉默，而且还要公开否认自己的观点，公开羞辱和贬损自己，采用对方的立场和语言，借以蒙蔽对方，引对手犯错误。 自己的错误也是因为对方。这是你的逻辑，所以是你的错，你的不幸和无力。这样一来，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本来是被迫撒谎，现在变成了一项主动的策略。他继而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被欺骗者，而自认为自己是欺骗对方的人。在这种欺骗中，他获得了某种道德上的优越感。 米沃什抱着一种博物学家的兴趣，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凯特曼—伪装”。 民族凯特曼。既然你们说苏联是最伟大的，那么令我不受非难的办法就是——每说一句话，都称赞一下俄罗斯的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着俄罗斯歌曲，在俄罗斯艺术家演出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而实际上，他可能认为那是一个野蛮国家，对此只有无比藐视。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人们全身心地被“圣火”的神话所充斥，又被彻头彻尾的仇恨所灌满。 美学凯特曼。一个人在家里坐拥广泛收藏的各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以及各种现代艺术的唱片、图册，他已经从这种东西中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品味，但是却随时准备抛弃和牺牲它们，加入到流行的恶俗趣味中去。 职业工作凯特曼。一个学者能够做到严格按照党所指引的方向，做符合某个要求的报告。 怀疑论者凯特曼。即犬儒主义凯特曼。 形上学凯特曼。在原有的宗教背景之上，来理解新信仰带来的处境，觉得这未必不是一场新的、不可或缺的赎罪炼狱。 伦理凯特曼。最为显著的成果是“新人”的出现。“新人”根除了旧社会的恶习，自觉将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工作勤恳，任劳任怨，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并常常表现得欢天喜地，对一切都感到很满意。告发周围的朋友得到鼓励。 凯特曼遍地，则是伪装遍地，谎言遍地。事情的真相被一层层覆盖了起来，被无数次地折叠在里面，不难想象，也许有一天人们对这些厌倦了，想要重新开始，却不知道从何开始，源头在哪里。对一些人们来说，他们开始并不是特别想要撒谎和作恶，他们本性上也许是善良的，但是因为从某些时刻他们跌入深渊，后来就永远弄不清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的区别，乃至一边打着“真”与“善”的旗号，一边延续已经上路的“假”与“恶”，久而久之，面目全非。 米沃什承认，他本人也玩过被要求的“游戏”，也妥协让步过，这本书既是与留在波兰的朋友对话，也是与他自己的对话。观察与反省是同步进行的。这样一种自我反省的立场，正是我们特别匮乏的。在溯本追源的今天，包括需要通过审视自身的道德状况，找到自身的道德源泉。 四 米沃什讲过一个自己的故事：1949年一个夏季的夜晚，他参加一个聚会，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凌晨四点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凉，他看到了几辆满载着犯人的吉普车。这场的士兵和守卫穿着两层的军大衣，而那些囚犯们身穿夹克，冻得浑身哆嗦。“那时我明白了我是谁的帮凶”。这个故事发生的时候，他已经处在新的外交官的位置上，锦衣玉食，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自己红色贵族的身份待遇，而是将目光深深地低了下去。能够体验到欢笑背后被掩埋的痛苦，包含了蕴含着米沃什刻骨铭心的个人经验。 此前我已经隐约地意识到，对于米沃什来说，他的波罗的海背景，他的维尔诺人身份，比泛泛地称他是一个波兰人更加重要。当我拿到书时，迫不及待地先将这一章读了。坦率地说，从中我读到另一个米沃什，他是那么直接尖锐，而此前他给人的印象是如此低调。 这个故事最能够反映某种无法测量的精神悲哀。米沃什认识的一位诗人，在苏德条约之后身处一个被红军占领的城市，极度恐慌之中他写了一些歌颂集体农庄的诗歌，令人侧目。不久之后德军入侵，新农庄居民开始居然把德军当作救星来欢迎，认为他们有可能把自己从苏维埃手中解救出来，混乱中这位诗人因为曾经歌颂苏联被杀。直到新的征服者表现出新的巨大残忍，人们才恍然大悟。 1944年，波罗的海三国再次被红军占领，莫斯科中央加快了改造这几个地区的步伐，所谓“强化农村阶级斗争”，使得这个地区在战后拥有散落武器的人们，逃进森林组织武装队伍进行反抗，结果是更多的人被装进闷罐车，送往人烟稀少的地方。“他们身后留下了空无人迹、反复受到劫掠的村庄，风在破碎的窗户与撞开的门上呼啸而过”，米沃什写道。而这时候西欧人开始享受平缓的和平生活，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不管是东方的知识分子还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顾及此事。 米沃什不能再跟着时代的步伐往前走了。他背负着来自故乡的无名痛苦，那些永远被遗忘地下的人们的痛苦。他尖锐批评拉丁美洲诗歌同行聂鲁达，写诗歌颂扬苏联人的幸福欢乐，感到不能忍受。在那种条件下，聂鲁达所说的，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谎言（尽管并非他本意），是东方的“穆尔提—丙”主义者正好需要的。“波罗的海三国的问题要比风格、节律和隐喻的问题重要十倍”。 米沃什的一生中，遇到太多这样被沉埋的痛苦。或者这就是他感受世界的方式，是他诗歌的方式，是他的眼睛和耳朵听到的无声世界，别人想要回避或抛弃的苦难世界。这本书还包含了四个人物素描，都是有原型的，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原先他的同行、朋友，如何被迷人的微笑领进“历史”大门。经过一番动摇和犹豫之后，他自己就定格在过去某些特定的时刻。 《被禁锢的头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出 上一篇： 多声部的历史叙述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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