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监狱

史泰龙无疑是一代人心目中的英雄和偶像——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中国人，廉颇老矣的《敢死队》犹余威不减。回想20多年前，《第一滴血》风靡全球，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兰博不仅成为美国的英雄，也成为人类的英雄。兰博以他的血肉之躯和匹夫不可夺志的精神为每一个平庸的人树立了一个关于英雄的生动形象，兰博甚至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说：每一个个人都是上帝之子，所有的社会团体和国家都为他的利益而存在。这就是“人权大于主权”的现代政治学精神。 《第一滴血》与几乎所有史泰龙的电影一样，也是史泰龙写的剧本：退伍兵兰博回到家乡，遭遇到警察盘问和刁难，也就是查验身份证和暂住证之类。年轻贫穷无业无家无房无车的兰博被警察作为“三无人员”拘捕。在警察局，兰博开始享受喝水洗澡按摩等待遇：喝水就是往死里强灌;洗澡就是用高压水龙头喷射被扒光衣服的兰博，而且是冬天刺骨的冷水澡;按摩就是警察们轮流上去殴打。兰博眼看要被折磨死了，就开始反抗，他打倒警察后逃跑。之后就是兴师动众全城大搜捕，从全国调来的警察警车警笛威武雄壮浩浩荡荡。为了抓捕这名“危险分子”，天上直升飞机、地上搜山围剿、到处都是全副武装的狙击手。兰博眼看就要被“消灭”，电影让兰博成为一名英雄，他用一块石头打下飞机，用树枝做成的弓箭射死警察，然后他占领了警察局，警察搬来了军队和坦克……兰博向国家投降。 可以非常确定的说，《第一滴血》这样的电影是不可能被中国人拍出来的，但这样的故事却每天都在中国发生：8年前，刚大学毕业的孙志刚被警察以查暂住证为由拘捕，2日后惨死于收容所;5年前，退伍兵崔英杰被城管抢走他用来谋生的三轮车，崔英杰苦求无果后怒杀城管;3年前，温文尔雅的杨佳被警察以偷自行车嫌疑拘捕殴打，杨佳反复诉求无果后怒斩6名警察;前年，邓玉娇在反抗国家干部轮奸中用修脚刀刺死“领导”…… 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写过一部著名的作品《利维坦》，他将国家比作《圣经》中的“利维坦”。利维坦拥有坚硬的鳞甲，锋利的牙齿，口鼻喷火，腹下有尖刺，令人生畏。它是耶和华所创造出来的最大的怪物。国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人创造的庞然怪物。一个人面对巨大的国家机器如同蚍蜉撼大树，显得极其微不足道。国家更重要还是人更重要，国家拥有人还是人拥有国家，这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尺。《第一滴血》是一部个人挑战国家机器的悲剧，如同堂吉诃德与风车的战争，虽然胳膊拧不过大腿，但这种不屈的意志足可以证明人的伟大与高贵。英雄似乎永远是一种悲剧角色，否则大概就是奸雄。 去年夏天，曾经激情演绎《角斗士》的罗素•克劳为我们又贡献了一部英雄史诗《罗宾汉》。电影中，罗宾汉对骄横的约翰王有一段十分诚肯的忠告：“如果你想要建立一个未来就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基础，而这个国家的法律让国王恣意奴役人民，国王要求人民忠诚却不提供任何回报。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只知道，暴政只会带来毁灭，建立一个国家就像建立一座教堂，从下到上，只有赋予每个人以力量，你(国王)才会有力量。如果陛下提供一个公正的司法，司法中以人权法案的形式，确保每个人每个家庭获得安全，不会无故受到侵犯，没有起诉不得监禁，工作吃饭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同样的快乐，这样的国王是伟大的，他不仅会获得人民的忠诚，也能得到人民的热爱。”影片的最后，罗宾汉对一群自由民朗声宣布：“让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城堡，每个人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宫殿，我们在寻找什么?是自由——是法律赋予的自由。” 无论《第一滴血》还是《罗宾汉》，还有梅尔•吉普森《勇敢的心》，都是一部部关于英雄的赞歌，首先它是一部人的电影，但在中国，一般不存在人的电影，而只有国家的电影。这里只有国而没有人——人为国而存在，而不是国为人而存在。因此，任何敢于挑战国家机器的个人都国家公敌，而不会成为英雄。维护国家利益成为所有人的第一使命，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任何人。因此，维持国家的稳定不仅成为国家自身的要义，也成为全民的基本义务，更是中国各级官府的工作重点。如果说朝鲜金氏王朝的政治是先军政治，其意识形态是先军主义，那么也可以说，中国政治就是维稳政治，中国的意识形态就是维稳主义。 当下中国，几乎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企事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据官方公开的信息，广州市2007年社会维稳支出44亿元。仅以拦截上访的“截访”为例，其巨大的花费就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如在中共#%大期间，为了保证所谓“零进京”，河北某县组建了驻京工作组进行截访和劝返，人员包括主管信访工作的县委副书记、县政法委书记、信访局、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25人，全县到京截访的人36人。据最保守的估算，当时整个河北省进京截访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而全国在北京截访人员有近10万人。这么多官吏和雇佣人员到北京截访，其花销绝不是一笔小开支。山东一位基层官员曾坦言：“上面传信来要我们去截人，立即派出两三个人过去，连吃带住加汽油费，一次就花了一两万元。”而事实上，截一个上访者的费用有时完全可以解决上访本身所要反映的实际问题。 据去年披露的信息，2009年中国官方花在“维稳”上的开支高达5140亿元，与5321亿元的国防军费几乎相仿。这是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的研究结果，而且只是计算了内保费用，还不包括其他各种政府的“维稳”行为。花纳税人如此多税款，可见维稳主义在中国官方执政思想中的重要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黑社会组织的安元鼎公司可以作为中国维稳主义泛滥的一个典型注脚。陈行之先生在他的博客中说：“各地政府”与安元鼎保安公司“签订《委托书》和《特保护送服务合同》”：“每个人每关一天，地方政府要付给安元鼎200元伙食费”，每被遣送回原籍一个人，当地政府即给安元鼎支付3万元。安元鼎2008年的营业收入为2100万元，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其业务范围包括上海、成都等地。接受各地官府委托后，安元鼎保安公司在维稳主义的大旗下对一些官府眼里的上访者和“破坏稳定者”大肆进行绑架、拘禁、暴力伤害、猥亵妇女、敲诈勒索等罪恶行径。至此，维稳政治已经走向犯罪和黑社会，或者说，走向罪恶。 最近，北京警方破获了一个“黑监狱”，“黑监狱”系一个保安公司开办，关押的全部是进京上访者，老至八旬老人，少至吃奶婴儿，“经常挨打，吃不饱饭，睡不好觉，更没有自由”，活着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公民霍小丽遭“黑监狱”凌辱后，向北京警方报警，黑监狱适才曝光，为此，8月16日，陕西定边警方赴京将霍小丽拘捕并带回定边。当时警察未出示任何合法手续，5名肥硕的警察将霍小丽的头发抓住，拳打脚踢，强行将她塞进车，直接从北京开到陕西定边县看守所。从黑监狱到黑监狱，这里没有任何法律。 维稳主义的蔓延使中国精神病院正在沦为可怕的集中营。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近年来屡屡曝出“被精神病”事件，许多健康公民被权力当局以精神病的名义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你大可以想象对一个正常人进行的治疗：全身捆绑、注射大量的镇静剂……直到你变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或者白痴。 2009年6月，3名江苏常州市民到北京反映问题，在乘坐14路公交车时，司机崔林以车上有上访人员为由报警。时隔一年多后的2010年7月，常州警方“突然想起”这件事，以3人拒不购买1元公交车票为由，将她们先拘留、后劳教。3人不服，分别起诉当地劳教部门“非法劳教”，但一审、二审均败诉。3人均坚称当时购买了公交车票，但常州警方声称，司机崔林指认她们没有买票，而“崔林”只存在于警方口中，谁也找不到这个人;即使3人没有购买车票，哪怕是每人偷了1块钱，也不至于被拘留并被劳教;事发地在北京，理应由北京警方管辖，常州警方的手伸得太长;既拘留又劳教，明显违反“一事不二罚”原则……所有受访的法律专家都认为这起案件蹊跷、荒唐、匪夷所思、常州警方涉嫌滥用职权，但这种荒唐事发生了，这3个公民只是维稳体制的牺牲品而已。在维稳面前，是不存在法律的。 孙立平先生认为，目前中国的既得利益群体已经用“维稳政治”绑架了中国社会。对这些既得利益者而言，他们普遍地存在一种安全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不稳定幻像”，即以为社会矛盾很多很严重，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很大。这种“不稳定幻像”的主观感觉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和维稳主义滥觞。 3年前北京开了一场运动会，几乎将所有的穷人都赶出了北京。没有了收破烂的，整个城市几乎垃圾成灾。从那场运动会开始，中国开“菜刀实名制”之世界先河。广州市在2010年亚运前期开始，菜刀、大型水果刀将实行实名制购买、定点销售制度，并称广州部分地区已经试行该“菜刀实名制”，市局开始在全市试行。“菜刀实名制”要求购买菜刀、大型水果刀者必须登记姓名、住址、身份证号码、购买刀具的种类、数量及用途等六项资料。这实际上是照搬上海SB会维稳手段而已。可见对中国官方来说，一切穷人和购买切菜工具的人都有犯罪嫌疑。 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第二十六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8月12日在犹如鬼城的深圳开幕。当局如临深渊，诸多安保措施堪比北京奥运，扰民不断。深圳多条主要道路11日午起已陆续被封闭禁行，其中开幕式所在的南山区，大街车影罕见，人迹全无;深圳机场更因实行禁飞令，偌大机场冷清得可怕。车主、市民和旅客不仅出行受阻，连到主场馆附近趁热闹也被驱赶，商店生意无得做、中港货车受阻，网民直指深圳“在怨气冲天中，迎接官府的盛会”。还有港媒称深圳在摆“空城计”。 当局为了营造繁华景象，要求开幕式时，主场馆附近五百户居民要离家五小时，但家中要亮灯。为配合开幕式，深圳机场11日实施分段禁飞，中午的时候，候机厅放眼尽是空凳，部分飞抵深圳的旅客，因出租车站车辆甚少，而需苦候的士。机场到晚上7时左右已基本清空，部分灯光未有开启，冷清得犹如鬼域。 权力当局开个运动会，将全体国民视若无物。大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当然少不了把8万多名上访人员等“治安高危人群”驱离深圳。同时在深圳买菜刀要实名制登记身份证。还清拆油画村，拆除布吉有‘中国油画第一村’之称的大芬村外墙油画。此外，邮政、国安、公安和海关等部门近日下发通知，大运会期间，所有寄往深圳的邮件和速递，寄件者须登记身份证，标明物品的内容，以及收件人资料等，否则要重点检验。部分物品如锂电池、化妆水和乳液等物品禁止寄送，致使内地不少网商囤积大量的货物无法寄出。 这让我想起三国时期的一段故事，刘备入川后为了维稳，认为饮酒乱性，酿酒消耗粮食，所以颁布了严厉的禁酒令，不仅严禁饮酒、藏酒酿酒，哪怕家中有酿酒工具，也要受到严惩，一时举国惊恐。简雍一次陪同刘备巡视，看见路上一对男女同行，就对刘备说：“彼欲行淫，何以不缚?”，刘备说：“你怎知其欲行淫?”简雍说：“彼有其具，与有酿酒具者同。”刘备听罢赧然一笑，禁酒令随即撤销。 历史的进程有时让人觉得颇不可思议。朽木未倒之前，人们仿佛觉得它永远不会倒。如果了解历史，那么上一次菜刀实名制是在700年前，征服了中国的蒙古鞑靼对汉人实行菜刀实名制。一个村只有一把菜刀，在蒙古村长手里，做饭时登记借用，当然，汉人新娘的初夜权也在蒙古村长手里，汉人为了保持血统，不得不摔死第一胎。按当下中国官方制定的历史教科书的说法，那是中国人最阔气的时候，伟大的可汗领导着“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可惜在鞑靼们如此强大的维稳主义下，这个不可一世的牛逼国家只维持了90多年，果然如当年文天祥所嘲讽：“强虏从无百年运”。 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巧取豪夺，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私产，将民众视为牛羊、草芥和仇寇。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虽然模范官吏陆贾曾经一本正经地忠告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但中国每一个统治者无一不是流氓出身，依靠暴力建立政权，自然试图以暴力来维持权力。这种心态在当代更加严重，因为当下中国政治已经彻底去知识分子化，完全变成了酷吏和兵卒治理的强暴体制。这种反文化的低智高压统治往往是极其脆弱的，也无比愚蠢，甚至愚蠢最终成为一种特色和优点。 如果把政治比作婚姻，那么维稳就是不择手段的阻止离婚，不惜恫吓威胁和暴力镇压，只要维持婚姻现状即可。这种婚姻其实只是一种名存实亡的合法强暴，之所以要维持，是因为失去了信任和感情，婚姻早已经破产了，维持的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相而已。之所以维稳，是因为权力合法性缺失导致自卑和怯懦，内心充满末日心态的恐惧，如同那个杯弓蛇影的故事。 在心理学上有个扔孩子理论：一个人老是担心在窗前玩耍的孩子会从窗户掉下去，担心成为一种焦虑，接下来产生幻象，想象孩子从窗户掉下楼的惨景，最后他就把孩子从窗户扔下去。孩子果然掉下去了，既证明了他的担心是对的，也使他如释重负地解除了焦虑。防止孩子掉下去的办法竟然是把孩子扔下去，这就形成一种悖论和怪圈。而眼下，我们实际上已经陷入“维稳怪圈”：各级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实际上却常常僭越和践踏法律，滥用暴力和权力，人为制造了很多危机，导致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非但没减少，反而不断增加，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富兰克林曾经说：如果认为安全比自由更重要，那他就不配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安全。这种将安全视为高于一切的维稳主义来自于假想敌理论，就是先设立“假想敌”，然后针对假想敌制定对策方案，也可以叫做“预案”。方案一旦制定完毕，剩下的就是寻找假想敌。在毛万岁时代，所有的假想敌都被冠以“反革命”的帽子，而在当下，所有的假想敌都被贴上“破坏稳定”或“破坏和谐”的标签。当维稳主义成为一种压倒一切的国家政治时，就会出现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维稳运动，所有人都将被假想为国家的敌人，如同毛时代的“阶级敌人”。 国家成为维稳主义的唯一主体，而全体民众则被置于国家公敌的地位，那么国家也就成为全民公敌。这种维稳主义以全体公民作为假想敌，以维稳打压公民维权，一切以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自身的存在，而不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将全体公民作为国家和政府的“麻烦”和假想敌，而不是作为自己的服务对象和权力来源，这是对政治伦理的一种背叛。 公元前878年，周朝的第十位天子姬胡即位，因为他实行极其严厉甚至恐怖的维稳政策，后世称为周厉王。严厉到什么程度?所有的镐京人都不敢说话，即使是在路上见到也不敢打招呼，只能互相交换个眼色。看到如此万马齐喑的和谐社会，厉王高兴了，告诉召公说：“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则回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3年之后，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即周史上著名的“国人暴动”。镐京的贵族、平民和农民一起把政府平了，姬胡跑到了彘，说是流亡了。这一年中国有了第一个年号，叫做共和，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此中国历史有了确切纪年，中国的历史也从此开始。

预定于明年四季度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是在国际政治形势对我不利、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改革开放停滞不前的大背景下，确定未来关键十年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以及改革开放事业将何去何从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最近一年来，我曾写过两篇谈论国家前途命运的重要文章，一篇叫做《左右都是死，惟有继续走钢丝》，另一篇叫做《中国毛左势力复辟文革路线图猜想》，今天我再写此文，希望作为一名真正忠党爱党的普通党员、一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知识分子，能为党的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棉薄之力。 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来说，社会和经济发展涉及到方方面面，千头万绪，牵一发而动全身，所谓治大国如如烹小鲜，必须十分注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防止乱折腾;但这不表示我们可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大旗下，不思进取，固步自封，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外有中东变局的强大压力，内有严重腐败和贫富悬殊导致的尖锐社会矛盾，靠国家机器维持的刚性社会“稳定”，不但耗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而且不断累积着社会不稳的强大压力，如果不找出产生社会矛盾对立的根本原因，对症下药，总有一天会导致被压制的矛盾全面爆发出来，那就一定会导致亡党亡国的结果。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继续通过加强国家机器来“维稳”，还是依靠缓解社会矛盾来减压?是继续深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各项改革，还是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目标进一步退两步?如何最终实现我党历来倡导的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强大国家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努力加以破解的时候了。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十年，如不能在提升社会道德水准、遏制腐败和降低贫富悬殊问题上取得显著的成就，则党的前途堪忧，国家前途堪忧，绝大多数民众只顾埋头赚钱的“太平日子”堪忧! 本着标本兼治的原则，本人认为，只有在以下六个方面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才能摆脱国内外局势对我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极端不利的局面，将党和国家的前途引向一片新天地，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一、必须树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不能放任权力的条块分割。 相对于所谓西方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一个是决策集中、执行力强，另一个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如果搞成条块分割，各自为政，则无疑丧失了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不仅严重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甚至可以导致诸侯割据的混乱局面。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大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形，可以说不胜枚举，已经发生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比如，中央明确要求党员干部绝对不能发表违背党的基本政策、路线的言论，并指出党的政治纪律是不能碰触的“高压线”，但近来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是很高职务的领导公然为“文革”翻案，公开发表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相违背的言论;同样地，改革开放是党确立的基本国策、基本路线，但近来对改革开放污名化、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主张复辟文革的言论却甚嚣尘上。 又比如，这几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坚决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甚至提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但由于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中央关于房价调控的政策一再成为“空调”，房价不降反升，如今中国大中城市的房价不但相对于居民收入全球领先，而且绝对价格也远远高出美欧等经济发达国家，不但使普通百姓望房兴叹，令人怀念起改革开放前结婚分房的旧时光，而且导致中国经济高度依赖房地产的畸形发展，孕育着经济泡沫破灭的巨大风险。 与各地不断吹大的房地产泡沫相关，在地方利益的驱使下，野蛮拆迁导致的恶性案件屡禁不止。全国人大出台了《宪法》、《物权法》、《民法通则》等一系列法律，明确规定私人财产不受侵犯，针对各地强行拆迁导致的官民冲突，甚至不时出现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党中央、国务院又及时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修改了相关法律法规，严禁野蛮强拆，但各地仍然我行我素，因强拆导致的恶性死人、伤人案件层出不穷。 再比如，最近发生的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是另一个令人痛心的典型具体事例。中央强调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并要求坚决查明事故原因。可是，现场指控部在事故发生后仅仅5个小时、天还没亮就下令结束救援，结果后来又有一名小女孩被成功救出，另有一名小男孩不幸被活活闷死;在没有查明事故原因甚至在没有开始展开事故调查的情况下，竟然匆忙下令将最关键的证据——撞车的车头破碎掩埋，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出了相关部门草菅人命的恶劣形象。 面对如今条块分割、各据一方的混乱局面，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必须树立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对阳奉阴违或执行中央政策不力的官员，一律按组织规则予以免职，必可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必须具有巨大的政治抱负、高超的政治手腕和过人的政治胆略。 我们已经在太平盛世的虚幻中沉迷了太久，忽视了需要迫切解决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是到了需要做些事情、做些改变的时候了。对党“十八大”将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寄予了厚望。这是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实行大刀阔斧的新政可以依赖的民意基础，加之自古即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说法，我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在树立中央权威、推行一系列强国富民的新政方面寄予最大的期望。 需要说明的是，强化中央权威，主要是指强化中央的政治权威，特别是执行政令的统一、维护法律的统一，包括建立独立于地方、垂直管理的司法体系，而不是进一步扩张中央在经济领域的财权、事权。 二、必须坚持民主与法治的思想，时刻提防专制与人治复辟。 “文革”是中国一段极端专制和高度人治的悲惨历史，大批党的优秀干部、知识分子甚至普通百姓，仅仅因为无意中得罪了某位领导，或许仅仅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错话，轻则身陷囹圄、九死一生，重则家破人亡、祸及亲朋，甚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不能幸免于难。“文革”结束之后，鉴于专制和人治对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中央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文革后出台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各个时期的党章、中央决议都强调了依法治国，以及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性。我们用几十年时间出台了几百部法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框架，民主与法治思想逐步深入人心。 可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与民主、法治精神格格不入的，明显属于专制、人治思想复辟的现象。 比如，一些地方在“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下，将上访群众送劳动教养、强送精神病院、强送所谓“法制学习班”;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出现了明显有官方背景、专门关押上访人员的“黑监狱”，大搞非法拘禁;在某个省委大院门口，与领导约定见面的省政法委领导夫人居然光天化日之下受到便衣警察的暴打。这些被媒体公开曝光的严重侵犯公民政治和人身权利的违法犯罪案件，事后责任人却没有受到严厉的追究，大多都是不了了之。 再比如，近年来因言获罪的案件显著增多，一些地方官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些网友仅仅在网上发帖、跟帖留言批评某个地方领导或某项地方政策就被跨省追捕。与此相关，近年来利用刑法306条大肆抓捕律师的情况显著增多，出现了李庄案、北海律师案的一批影响恶劣的典型案例。 又比如，这边中央领导在大谈依法行政，那边却有地方主管司法的高层领导公然散布以权弄法、破坏法制的人治言论，宣称：“把政治变成法制，这是我们的强项。”“进入法制轨道，我们就有了全部主动权;要把这事变成案子，他就是观众了。”而且这样的领导不但没有受到批评教育，反而步步高升。 还有，争议很大、独具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本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之后，这项由行政规章制订的制度就已经被上述两项法律立法禁止，但公安机关却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需要为由，一直沿用至今，导致明显的有法不依、违法行政但当事人却投诉无门的尴尬局面，严重伤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民主、法治的精神。 坚持民主与法治的思想，绝不是主张全盘西化，也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普通百姓的合法权益，同样也是保护当权者的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甚至是保障政治家们身家性命的护身符。一个没有民主、法治保障的社会，只能人人自危，“文革”的惨痛教训就是最好的证明。 防止专制和人治复辟，一是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必须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牢固树立民主与法治的观念，从思想上自觉抵制专制与人治的诱惑，守住法律的底线;二是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律制度，包括修改那些不合时宜、违背民主与法治精神或仅仅为了装门面而明显超越现实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以及将法律条文具体化，减少司法解释和行政执法过程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三是司法机关切实做到严格依法办事，政府部门严格依法行政，对任何违法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究法律和行政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坚持民主与法治思想与树立中央权威并不矛盾。一是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允许范围内活动;二是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推动法律的制订和修订来体现自己的执政思想和执政理念;三是在树立中央权威的过程中，对执行中央政令不力的官员给予免职，只要不对他们罗织莫须有的罪名赶尽杀绝，就不会造成破坏民主与法治的问题，而是行使干部任免的合法权力。这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在，也可以作为贯彻民主与法治精神的示范。 三、必须在反腐败问题上动真格，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漫延。 近年来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这是不争的事实。甚至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腐败问题就一直在愈演愈烈的发展之中，即使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高压下偶有收敛，但整体上几十年来呈不断恶化之势。这是中国百姓最为深恶痛绝的问题。严重的官场腐败行为，增加了巨大的社会运营成本，加剧了社会不公和官民对立，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甚至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民心和执政的合法性。 导致官场腐败愈演愈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信仰缺失导致社会物欲横流，社会道德江河日下;权力不受制约，为权力寻租大开方便之门;反腐措施不力，导致官场腐败漫延。在腐败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真正到了“反腐要亡党，不反腐要亡国”的地步。若要对症下药解决腐败问题，培养官员信仰、提升社会道德和建立权力制约的机制，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反腐不力的问题，只要切实加大反腐力度，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正因为当前腐败问题严重到了“反腐要亡党，不反腐要亡国”的地步，既要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大力反腐，又要防止由于反腐导致“亡党”——将大批党员干部一网打尽。这其实是一个不难解决的政治妥协艺术，并不存在无法克服的法律障碍。 首先，出台国家工作人员家庭财产备案和公示制度，同时修改刑法中的财产来源不明罪。前者规定处级以下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家庭财产和收入来源的备案登记制度，在党纪和监察机关备案登记而不公示;处级及以上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则不仅要进行家庭财产和收入来源的备案登记，而且在职务调动和升迁时进行家庭财产公示，接受社会监督。修改刑法中的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是明确规定对本罪仅在发现贪污或受贿犯罪证据后立案侦查，从而大大缩小对官员的打击面，避免将国家工作人员中的有职有权者一网打尽;二是明确规定，一旦国家工作人员受到贪污和受贿的指控，则依据其备案登记的家庭财产和收入来源，来作为对其定罪的合法证据，这样既可大大节省司法资源，又可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对胆敢作奸犯科者形成强大的威慑。 其次，大肆鼓励民间提供官员贪污、受贿犯罪线索，加强反腐机构的组织建设，同时由全国人大出台对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实行宽严相济政策的决定。在鼓励民间举报方面，只要做到两条即可：一是鼓励民间实名举报，并对举报者身份严格保密，对泄密行为公开、严厉惩处;二是重奖举报者，凡提供举报线索属实的，按最后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分子应予罚没的财产金额30%奖励给举报者，且不设上限、免征个人所得税。在加强反腐机构的组织建设方面，可以将目前隶属于检察系统的反贪局独立出来，并从公安机关和纪检机关抽调部分力量充实其中，形成专门的反腐机构。全国人大则出台宽严相济的政策，对凡是在规定时间内主动交待问题的人员，贪污、受贿金额在100万元以下且主动全部退赔的，一律免于刑事处分，只做内部记过处理，保留原职原岗位戴罪立功;贪污、受贿金额在100万元以上但主动全部退赔的，一律免于刑事处分，但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凡不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或者交代不彻底的，或者虽交代犯罪事实却不能主动全部退赔的，一律按现行刑法规定处罚。这样一来，既可保证将大部分贪污、受贿的干部赦免，避免将大批党员干部一网打尽，导致社会管理力量青黄不接，又可真正实现彻底清除党和政府内腐败分子的目的。 在上述两阶段反腐活动中，要特别注意发挥中国官方媒体舆论导向的强大优势，及时报道宽严相济两方面的典型案件，形成全社会反腐的舆论氛围。 当然，实现上述宽严相济的反腐政策，势必导致一些人发出放纵犯罪分子的质疑。我们完全不需要回避这样的质疑，可以进行心平气和的理性讨论——到底是讲了几十年却出台不了一个阳光法案失民心，还是出台一个操作性很强且相对合理的阳光法案更容易取得民众的谅解?是将绝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一网打尽更有可能，还是给绝大多数人一条生路、集中打击罪大恶极者更现实?我想，只要党和政府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就一定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非常时期必须要有非常智慧。与其让腐败问题不断漫延，以至将来亡党亡国，还不如痛下决心，卸掉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当然，遏制乃至消除腐败现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但只要持之以恒地完善各项制度建设，着力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同时始终保持反腐的强大压力，就一定能把腐败问题控制在社会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 四、必须切实解决民生突出问题，大幅降低社会的贫富悬殊。 最近重庆与广东两地领导隔空交火，引爆了“分蛋糕”与“做蛋糕”的争论。在我看来双方自始至终都没有触及问题的要害，只是虚晃一枪的口水战——重庆没有拿出如何分好蛋糕的施政方案相反却拿纳税人的钱大搞“唱读讲传”这样的政治秀，广东则回避了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已经不低且贫富悬殊已经危害到社会稳定的事实。最近重庆提出，再用5年时间将基尼系数降到0.35——这仅仅略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平均水平，这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社会发展目标，可惜如何实现这个目标重庆方面却只字未提。 重庆与广东关于“分蛋糕”与“做蛋糕”的争论虽然都是伪命题，但当今中国两位政治明星的隔空交手，却让更多人开始思考中国贫富悬殊导致的严重社会问题。 如果一定要在“分好蛋糕优先”还是“做大蛋糕优先”之中做一个选择，我一定支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分好蛋糕”远比“做大蛋糕”更重要、更紧迫!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贫富悬殊程度的经济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如何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算。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据世界银行的测算，欧洲与日本的基尼系数不过在0.24-0.36之间。也有研究人员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存在被高估的可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的灰色收入被低估，但反对者认为能够获得灰色收入的是掌握权力的少数人，考虑到灰色收入的实际基尼系数可能更高。无论如何，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可，中国的贫富悬殊已经到了威胁社会稳定的十分危险的程度。 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已经不再是穷人由于妒忌心理产生的仇富仇官情结，而是已经威胁到大量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以我生活了10多年、最熟悉的上海为例。大约50%以上的在职人员工资在扣除社保和个税之后，拿到手的钱每月仅为3000元，以双职工家庭平均抚养一个小孩和一位老人的四口之家来说，人均1500元的生活费，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基本生活，且前提是已经解决了住房问题。如果小孩和老人生病，或者小孩想进教育质量较好的民办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上海所有稍好的初中都改成了民办，幼儿园和小学也是民办质量较好，或者双职工中的任何一人失去工作，整个家庭立即陷入入不敷出的恐慌之中。上海的生活费用多高呢?举例说，4口之家每月水电气费用近200元，超市很难找到2.5元钱一斤的大米，看不到4元钱一斤的苹果，猪肉20元一斤左右，常吃的几种蔬菜旺季1-3元一斤，淡季3-8元一斤;便宜的衣服一套300元以上，即使买布料缝制，一套简单的衣服工钱也要80元以上;打车29.5公里需要100元，坐公交车上班每天平均费用8元;中环内新房售价很少每平方米3万元以内，一套70平方米的小房子，需要200万元左右;如果售房居住，视地段和房子新旧程度，一套二居室每月租金约2000-3500元。以我了解到的情况，上海郊区人均每月基本生活费用为1200元，市区为1500元，也就是说，上海大约有一半的家庭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而没有任何节余，其中30%的家庭生活相当艰难。在物价连年飞涨、工资基本不动的今天，我相信全国的情况大同小异。 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还突出表现在国富民穷上。粗略估算，近20年来，中国GDP平均年增长11%，财政收入平均年增长23%，而居民收入平均年增长仅8%;今年上半年GDP增长9.5%，财政收入增长31.2%，居民收入增长不详，但我想一定不会超过5%(至少70%的股民都是亏损)!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府占有过多的资源，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因政府官员作为代理人，往往把政治利益和个人利益置于单纯的经济利益之上，运用资源的经济效益远不如民间企业，这就是为什么二战后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普通远不如市场经济国家的根源所在。早在去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和政府财政收入已经是世界第二，可是人民生活远不是世界第二，或许连世界二流也算不上——我们在全民健保和教育上的投资，连左派经常嘲讽的印度和右派看不上眼的北朝鲜都不如!即使政府收入已经是世界第二，可是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全都是赤字财政，每年不得不靠大量举债来平衡预算支出，据国家审计署统计，仅地方债到去年底已经高达10.7万亿，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快速膨胀之中。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为维持社会稳定和政府正常运转，财政开支上去了就很难再压下不来，如此快速的财政收入增长都无法满足政府庞大的支出，除了滥印票子，以恶性通货膨胀让全民来埋单，我实在看不出还有什么高招——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由政府掌管货币发行权的国家，尽管货币发行量是国家绝密，但物价飞涨让每个人都能真切体会到政府滥权货币的可怕。可是，恶性通货膨胀的结果是让普通民众生活更为艰难，并让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陷入无法解决温饱的赤贫，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 中国贫富悬殊问题虽然严重，但毕竟没有出现大量饿死人的现象，何况中国拥有强大的政府力量，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足以维持一种靠外力压制住的表面稳定。比如，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宣传工具，人数最多的军队和武警，人数最多和政治觉悟最高的公检法司安，组织最健全和雇员最多的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人数超过世界所有国家总和2倍的私人保安，像监狱一样高墙林立并安装了铁窗、铁门、摄像头和红外报警设备的各个独立单位和社区，等等。我甚至可以断言，而且历史事实已经证明过，以国人懦弱的个性，有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即使饿死几千万人，中国也未必出现大的社会动乱。但一旦出事，那绝对是一场让中华民族陷入空前血腥的动乱。去年我在写作《左右都是死，惟有继续走钢丝》一文之前，曾经收集了大量资料，认真做了推算，我当时的结论是，照这样发展下去，再过10年中国经济必然崩溃，随之任何一个偶发事件就可能引发一场全面社会动乱，最终导致无法收拾的鱼网网破的结局。今天我仍然坚信这个推论。 如果我们暂时还不想与人民分享政治权力，则一定要照顾好穷人的基本生活，这样才能保证权力的稳固和社会的稳定。这是古往今来统治者必须面对的选择。 要照顾好穷人的生活，政府就必须拿出更多的财力，解决突出的民生问题，包括实行全民免费医保，全面落实免费义务教育，对低收入困难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降低公务员离退休待遇与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巨大差别，像几十年前曾经做到的那样,对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大学生和在当地交纳社保超过6年的职工结婚时提供免费公房，等等。为避免政府过度举债，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金融体系破产，政府应实行精兵简政，反对铺张浪费，停止一切形象工程和过分超前的建设。 总而言之，即使牺牲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必须立即开始着力解决好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 五、必须重塑社会诚信道德风尚，打击弄虚作假的官场习气。 当前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真善美受人讥笑，假丑恶大行其道，人与人之间缺少最起码的信任，凶残暴力替代了理性思考。社会整个道德水平，已经败坏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导致中国社会整个道德水平不断向下沉沦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建国以来一系列错误的政治斗争理论，以及官场说一套做一套的“假大空”行为做了最坏的不良示范。 有着5000多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曾经是一个礼义之邦，几千年来“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深入每个社会成员的骨髓，也曾出现过“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社会太平景象。但经过官方大半个世纪的愚民教育，以及一整套暴力革命理论的强力灌输之后，现在社会充满了凶残、霸道的唳气，恶性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无论是官员还是官方机构，为实现自己的目的公然说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不说谎反而成了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无论古今中外，诚实本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德，但在现今中国却成了乡巴佬、老实人、政治上不成熟的贬义词。由此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水平江河日下，官员喜欢投机钻营、欺上瞒下，商人习惯投机取巧、不讲信用，一般民众则津津乐道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小聪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导致当前整个中国社会陷入空前的信用破产，人民生活在相互犯忌对立的环境之中，对官方的信任度更是荡然无存。 官方以为通过强化对舆论的管制，就可以继续依赖谎言来推行愚民政策，维持高压制度下的和谐局面，可惜随着中国对外交流的日益增多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对真相的垄断越来越受到严重的挑战，而官方编造的谎言一次次被无情戳穿，只会加剧社会各方的猜忌与对立。如此自欺欺人的作为，岂非害人害己! 我认为，重塑社会诚信道德风尚，打击弄虚作假的官场习气，已经不仅是影响中国社会经济能否继续向前发展的问题，而且是涉及中华民族能否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的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此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急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1、立即停止几十年来官方推行的仇恨教育、阴谋论教育和宣扬“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样的流氓斗争哲学。倡导人性中的真善美，反对一切假丑恶。以这样的原则来引导教育、文化、宣传、文艺、体育等各个领域的活动，通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把过去颠倒了的道德评价再颠倒过来。 2、鼓励宗教发展，让真善美成为人民发自内心的信仰。我们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不但没有培养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圣人，反而培养了无数天不怕地不怕、专门损人利己的强盗。一个不信神、不信鬼、不怕善恶报应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因此，有必要鼓励宗教的发展，让人民有精神的寄托，从心灵深处找回真善美的力量。我们不必害怕宗教的发展会威胁党的领导，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早就证明了，宗教一直扮演着社会稳定的力量。 3、修改相互矛盾或装点门面、说得到做不到的各项法律法规和官方文件，从而既树立党和政府的权威，又取信于民。比如，前面说过的劳教制度，若认为仍有存在的必要，制定一部劳动教养法就是，毕竟我们是这样做的，而且既认为利党、利国、利民，就不需要顾忌什么国际形象——实事求是是我党的灵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最讲认真”。又比如，我们做不到司法独立，甚至司法机关接受同级党的政法委的领导和监督正是中国现行体制的长处所在，那么就不要宣扬什么司法独立这套骗人的鬼话，相反，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机关，在缺乏外部监督的同时若没有内部强有力的监督，岂非成了内部人控制的司法怪兽?!再比如，我们的义务献血法明确规定了献血“自愿”、“免费”的原则，但实际上由于社会风气不良，现在绝大多数血液采集要么是政府向单位强行摊派然后由单位给予金钱补偿，要么是血液集体单位向职业献血人明码标价买血，与其像现在这样让“违法”行为遍地开花，还不如实事求是地既鼓励“自愿”、“免费”的义务献血，也允许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前提下合法卖血。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应该按照诚信的原则，对现行法律制度和行政规章做一个全面的清理。 4、改变官场说一套做一套、内外有别的流氓习气，做到言行一致、内外一致、表里如一，从而树立官方诚信的积极示范，并取信于民。比如，我党现阶段虽然坚决反对西方多党制民主，但立党至今一直信奉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并主张让人民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民主，这见诸于党章、宪法和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但近来不少网络上“自由”、“民主”却成为无法显示的敏感词，这岂非显示我们内心的胆怯?!又如统计数据做假，这是统计法明令禁止的行为，但实际上现在统计数据成了引导舆论、欺骗民众的工具。又比如，每当官方发生侵犯群众利益的违法犯罪丑闻，总是第一时间予以否认，竭力加以掩饰，一旦被媒体揭穿把戏，要么继续睁睛说瞎话，要么顾左右而言他，事后说谎的官员很少受到严惩。 5、立规严厉打击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官员。再好的制度也要靠人去执行，在政治路线决定之后组织路线决定一切事情的成败。为导正不良的社会风气，党和政府应该制定官员的诚信守则，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对涉及国家秘密或者一时不掌握情况的可以不说，但绝对不可以说谎。凡是在公开场合故意说谎的官员，一律免职或降职使用;凡是不了解真实情况却习惯性说谎的官员，一律追究失察的责任降职使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必可迅速导正官员们习惯性说谎的不良习气，为社会大众树立诚实守信的表率作用。 6、依法严厉打击投机取巧、不守诚信的商人。现在人民日常生活和企业经济活动中处处是陷阱，大到害人性命的毒食品、假药品泛滥，小到骗人钱财的欺诈行为无处不在。现行刑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有对商业欺诈行为的处罚规定，但一来受害者投诉成本极高，常常得不偿失，二来对加害者的处罚处轻，不足以威慑前赴后继的作奸犯科者。客观上，政府成了纵容社会欺诈犯罪和违法行为的帮凶，是管理者的最大失职。治乱世用重典，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手段。为导正社会风气，狠杀商业欺诈违法犯罪行为，政府有必要在降低受害者投诉成本和加大对违法犯罪人员打击两方面采取非常措施，让骗子们人财两空。 我相信，经过几十年、上百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一定能找回中华民族善良、诚信的优良美德。 六、必须有自我奉献牺牲的精神，最终实现还政于民的理想。 我曾在《民主制度是一个好东西》一文中，详细阐述了以一党制为基础的集权制度和以多党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各自的利弊。中国目前实行的这种开明的集权制度，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整体而言把集权制度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当然，如果有开明而威望极高的领导，推行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均衡发展的政策，在消除腐败和降低贫富悬殊方面完全可以做得更好。即使如此，从长远地看，我们也无法克服集权制度固有的弊端，主要包括： 1、无法保证最高权力永远不落入无能或残暴者手中，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将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制衡，最终导致以往社会经济发展的成就将毁于一旦。 2、由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容易滋生腐败且难以遏制，而实行严刑峻法，只能收短期之效难以持久，否则将扼杀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活力。 3、搞计划经济扼杀经济发展的活力，社会和经济发展立马陷入死水一潭的停滞和倒退;搞市场经济则变成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官僚经济，演变成少数人对多数人赤裸裸的掠夺，最终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并导致社会空前对立。靠增加富人税负和政府民生支出来消除贫富悬殊的努力，必然牺牲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带来部分人生活水平下降、就业困难等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注定难以持久。 4、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让官员肆无忌惮地违法滥权;而鼓励舆论监督，放松舆论管制，则大量社会不公和腐败问题被揭露，容易导致群众的不满，引发社会动荡。这把双刃剑神仙都难以灵活把握运用。 5、集体制度强大的政府权威，可以发挥集中资源办大事的优势，但伴随着以多数人利益牺牲少数人利益、以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的不公，从而埋下社会不稳定的火种，比如在拆迁问题上的冲突即是典型的事例。 6、集权制度决策快速的优势，常常导致较大的决策失误，从而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从中央到地方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上述集权制度的固有弊端，是导致近几十年来世界各国集权制度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 中国共产党创党至今，从不把集团和个人利益置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之上，一直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尽管历史上多次发生事与愿违的重大错误，但这个崇高的理想从未有丝毫的改变。因此，党必须始终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只有这样做才能赢得人民衷心的拥护，以及赢得人民对党曾经所犯的重大历史错误的真正谅解。 我认为，中国现阶段由于严重腐败和贫富悬殊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且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正如我在《左右都是死，惟有继续走钢丝》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任何激进的“左”的或右的改革，只会把中华民族引入巨大的灾难。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强有力领导，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避免社会陷入血腥的混乱局面。如能抓住今后关键十年，重塑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着力消除严重的官场腐败，切实降低社会贫富悬殊，提升全社会道德水平，就能迎来一个全新的社会稳定局面，从而为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打下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 民主与法治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潮流，最终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挡。在目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缓和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应以自我奉献牺牲的精神，主动还权于民、还政于民，如能成功地实现社会走向民主与法治的和平转型，则必能赢得国内外人民的尊重，或许不但不会丢失执政权，还能实现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梦想。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成功转型就是最好的证明，而推动国民党转型的领袖人物蒋经国先生，不但因避免国民党被残酷清算而深受党内人士的衷心爱戴，同时也赢得了台湾社会各党派、各阶层人士的普遍尊重，即使最死硬的台独分子也鲜少有人对经国先生口出恶言。经国先生晚年开放党禁、报禁的决定，堪称利党(国民党)、利国(中华民国)、利民(台湾地区人民)的壮举，必将名垂千古，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伟人。 世界上从来没有永远正确的领袖，也从来没有千秋万代的执政党。世袭的权力从来都不会长久——如今庙堂之上，又有谁是中国历代王公贵族的后代?!个人以其利国利民的历史功绩可流芳百世，政党则只有成为人民之中的平等一员才会永恒。中国共产党人信奉历史唯物主义，自然懂得历史规律不可阻挡的道理。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其争一时的得失，不如求万世的太平。抱残守缺的最后结果，必然是众多所谓“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悲惨下场。 未来关键十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我党奋发图强的最后机会，与其坐看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不可收拾，不如奋力一搏，将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引向一片新天地!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党的革新的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