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几年前还没到香港工作时，有机会去看一位翡翠台的编导朋友拍片。起因是有市民投诉，周边树木被随便砍去树冠。同行的植物学家是榕树专家，曾出版研究香港榕树的专著。他过去一看，痛心疾首，对着镜头仔细分析了为什么不能这样砍树，苦口婆心解释，不顾植物生长规律乱砍，等同“谋杀”植物。片子播出，引起了很多关注。 　　但在那时，那位编导朋友显得很无奈，也很无力，因为社会显然没有那么在意，尤其当她将香港的情况，跟台湾等已有树木保护立法的地方相比，更是叹息又叹息。但在同行的我看来，为树木如此这般忧伤，显得像是“富人的烦恼”。 　　短短几年过去，我想如今她该告慰地看到当下的新闻：香港观塘需要拆迁重建，一棵40岁树龄的细叶榕挡住去路，结果，市区重建局耗资过百万港元，动用过百工人历时6小时，将这棵重达300吨的大树迁到一街之隔的公园内。另外，受重建计划影响的其他108棵树中，有25棵原址保留，70棵大树需要移植，只有13棵要砍伐。 　　就在短短几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香港全社会乃至政府部门如此重视植物的生死存亡、健康与否？ 　　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几年香港的保育运动风起云涌，保育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公民动员。就在几年前，当过台北首任文化局长、推动台北树木保护条例的龙应台和香港大学植物学家一起，被香港本地的长春社拉去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推动香港树木保护立法。 　　事实上，长春社这个公益组织从1980年开始，就把树木保护立法列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有这样的公益组织长期在做细微的实际工作，普及“植物是城市原住民”的理念，才有今天香港人普遍爱护树木的心态，才影响到政府施政。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有怎样的人民，才有怎样的政府。 　　香港有3/4的土地面积是郊野，香港的郊野保护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我问认识的一位负责郊野保护的前副署长，为什么香港保留这么多地方出来种树，而不惜地少楼贵，居住环境如此之局促？ 　　他说，这得益(或受害？)于前港督麦理浩的长远政策安排。麦理浩热爱远足，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决定，要将新开辟的大部分土地用于绿化，并且将之视为香港未来最宝贵的生态资源。只是他没料到，香港人口的膨胀会如此迅速。许多重要的政策，如建立廉政公署、居屋计划、九年义务教育等，都是那时推出的。在这方面，显然又是有怎样的政治家和政策，就会有怎样的人民。# （2011年05月09日 南方都市报 ）

编者按：他，是一个音乐人，创作了很多经典，也成就了自己歌坛常青树的传奇。他又是一个深隧的思想者，他的歌曲不是矫情的呻吟或麻醉的狂欢，关于政治、现实与人生，有人用文字犀利表达，他用歌曲巧妙演绎。不管哪种方式，都“是时代的一个出口”。推荐各位网友看《南风窗》专访，一起认识谈音乐的罗大佑，谈政治的罗大佑，感性的罗大佑，博学的罗大佑，在音乐中行走的思想者——罗大佑。   2011 年 9 月 26 日 ，罗大佑在北京接受了《南风窗》记者专访。 “现在不用再 high 了” 《南风窗》：我去过两次台湾了，最难忘的一个场景是， 2009 年 9 月 20 晚上在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生态村，台湾音乐人协会理事长陶喆带了一批台湾音乐人在纸教堂前面演唱，纪念台湾 9 • 21 大地震 10 周年，观众席地而坐，与音乐人零距离，互相感动。您也这样下去过，对吧 罗大佑：对的。正好今天是 9 月 26 日， 1999 年 9 月 26 日我从纽约回到台北，地震后 5 天。这场地震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很多在地震中死了，去看看情况，了解一下灾情。唱唱歌，总是唱跑调。我是台湾出生的，在我 5 岁的时候就曾遇到地震，我们睡房在 5 楼，母亲拖着我们小的就往下跑。忘不了一个母亲带着 3 个小孩往楼下冲那个感觉。我们是在地震中长大的，但大地震来的时候，谁都没有办法去很冷静地面对。 《南风窗》：灾难发生的时候音乐可以抚慰心灵。 罗大佑：我们能做的就是这些。那时很多人很惊慌，惊慌了 3 个月才定下神来。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去埔里地震灾区视察，其中一架直升机降落时一下子就撞倒了树，树被撞倒后又压死了一个女孩。大灾难来了一切都是很乱的。 南风窗》：刚才的问题打开了您的记忆。所以现在有很多评论说，罗大佑很宏观、很意识形态、很历史，年轻人都听不懂了。 罗大佑：我们经过的历史其实蛮长的，他们没办法直接懂，也正常。我需要的就是和我一起成长过来的人，由他们去跟子女“翻译”，他们带着子女来看我的演唱会，这个可能比较实际一点。 要让我直接告诉 80 年代这些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方式、我们唱的歌——说起摇滚乐，他们就觉得摇滚乐像恐龙时代音乐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必须有一个翻译者，有个解释人在中间，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南风窗》：您想告诉这些翻译者的是什么？ 罗大佑：我现在在读一本书，意大利作家依塔罗•卡尔维诺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这是一本蛮有政治性的书。音乐现在也算是很没落了，大家都知道不像以前一样，文学也更糟糕。这本书告诉人们文学是最基本的，无论人到哪里去，都不能没有文学。在被各种表演的媒体给踩下去以后，文学在这个时代可以发挥的作用更大，文学家会发挥出更大的想象力去把文学的使命传递下去。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启发。《南风窗》：我们注意到，这次演唱会现场最 high 的时候，观众并没有跟您 high 起来，您会不会感到失落呢？ 罗大佑： high 起来是那个年代的摇滚音乐，但我唱的是慢歌，这歌是 1983 年出的唱片，已经 28 年了，这些听众其实是在回顾这首歌的历史。 当初他们是年轻人还在谈恋爱，现在已经当上了爸爸，他现在看到的是他的孩子变成电脑儿童。 摇滚最辉煌的时期过去了，电脑充满每个人的生活空间。我就是想带大家在现实的状态下，跟我们回到过去的年代，不要忘了这些古老的乐曲。 《南风窗》：传递给“老朋友”们这种感觉，除了怀旧，还有别的什么意义吗？ 罗大佑：年轻的这一代可能得多花时间去想想人的本质。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可能因为我没有小孩子，我不知道很多父母对小孩子的担心，可我看见的小孩子学业都很重，压力都很大。我还记得有一位小朋友，他已经受不了学业的压力都跳楼了。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点老师在教训学生的感觉？到目前为止我还是觉得孔子把仁讲得非常好，设身处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我们人和机器在相处，至少是通过机器在相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很少，这其实是蛮大的问题。科技造成的其中一个后果就是让人远离自然，远离人性。 “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 《南风窗》：今天的罗大佑听起来一点也不愤怒了，是不是年龄大了，愤怒不起来了呢？ 罗大佑：要看怎么解释愤怒了。 《南风窗》：当初在台湾，罗大佑可是激烈批判现实的。 罗大佑：就是 1982 、 1983 年，主要是那时候社会比较封闭，所以出现像罗大佑这样的言论，大家会觉得是在批判。你把罗大佑当初讲的那些话拿到现在来看，谁理你啊，尽讲这些，这样还算抗议？ 当时我讲的那些，比如台北不是我的家，其实那真不是我的家，这哪能算抗议？那个时候太封闭，我自己还是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医生，也没有那种拿这个当饭碗的感觉，自然也不会考虑这样讲话会不会丢掉工作，没有这些压力，就比较敢讲，仅此而已。 《南风窗》：当年你们那代音乐人有没有一种集体的自觉意识，要去呐喊改变这样一个沉默的年代？ 罗大佑：集体大概不会，集体那就叫革命了。我基本上还是把自己当作一个音乐人，当社会里很少有人讲的时候，我出来讲一讲。现在那么多人讲，每个人都在骂，还需要我讲吗？基本上音乐对我还是比较重要，我写好听一点的歌比较重要。 《南风窗》：在我们的印象里，华人世界的演艺明星中，您可能是最热衷表达严肃命题的一个了，这跟你们这一代人所经历过的台湾民主运动是不是有很大关系？ 罗大佑：台湾民主有幸，但也有很大的挣扎，血泪汗水的挣扎。我们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在对与错之间，在民主和专制之间，一路挣扎着摸索过来。我们看着他们折腾，发生多么大的事情，也不敢出声，最后只好在文学、歌坛上面表达一些声音。 我用歌声表达，龙应台用她的文学表达，这都是时代的一个出口。台湾的美丽岛事件出现在 1979 年，也告诉我们要用这样抗争的方式去争取。像施明德在美丽岛事件被抓进去，其实他刚被关了 15 年，才出来 3 年而已，又被抓进去，那才是真正的厉害。 我 1985 年离开台湾时，也是满身伤口，国民党觉得这个家伙很不听话，对我的表达方式不开心。还没有成立的民进党也对我不开心，他们觉得你怎么不是在替我们讲话？所以你不是什么抗议歌手。 什么时候我变成抗议歌手了？我从来没讲过抗议这句话。我们是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政治。 《南风窗》：但是政治很敏感的。 罗大佑：政治无所不在，我觉得我的东西是在抵抗政治。我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统派”帽子我已经戴了多年，是他们（台湾绿营）给我的。我更想说的是，音乐人绝对是反战的，反饥饿的，音乐人的希望就是唱歌。温饱以后才有音乐。你看 60 年代那些嬉皮，就是反战的。 《南风窗》：是不是 1985 年的政治压力，影响了你后来的选择，让您刻意要离政治越来越远？ 罗大佑：不是，这是我自己不喜欢，因为完全透支了，我在台湾觉得就搞不下去了，所以我自己就完全淡出了乐坛，逃离那种环境，应该是一个自我放逐，完全丢掉那些掌声和鲜花。 承担责任 《南风窗》：过去这些年，您在大陆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和李宗盛他们组合“纵贯线”，到处开演唱会，有什么收获吗？ 罗大佑：真正的成果是聚集了一批音乐人，在 2008 到 2009 年的金融海啸时，证明音乐还是有一些力量把社会上消极的气氛打消，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重要。正好在这个时候“纵贯线”出现，也不晓得它为什么谈成了，但是它的余波到现在还没有消失。 人类的生存状态本身大部分都属于政治和经济的范畴，当歌舞升平、精力很好的时候有一种玩的状态，在很不好的时候，音乐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另外一种状态，真的去承担某种责任。 《南风窗》： 除了年龄上的区别之外，大陆的罗大佑和台湾的罗大佑有什么不同吗？ 罗大佑：为什么几十年前的罗大佑那么愤怒，现在不愤怒了？因为我是一个音乐人，不是一个抗议者、愤怒者，我不可以永远是个年轻人，既然是音乐人，在一个大家拼命骂、对抗的时代，那我写一些好听的歌不是对的吗？所以我告诉自己，现在应该写一些好听的歌。 《南风窗》：这几年，在您的音乐中，关于大陆有什么特别想表达的东西吗？以这次的“ 2100 恋曲”演唱会为例，我看到你们有 5 个颜色的创意，可是，“红色”段落的探戈，展现的是夜上海的纸醉金迷，“绿色”段落则是以台湾原住民音乐为基调，这看起来挺混乱，您到底想传递什么信息？ 罗大佑：我在表演里面用的是张爱玲的《海上花》。张爱玲是从那个年代的上海出来的。在租界时代，上海纸醉金迷，鸦片、娼妓、乱七八糟的投机。那也是一个逃难的时代、战争的时代，人们妻离子散，最好和最坏的东西、人性中最光辉和最丑恶的都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种血淋淋的本性本身就是红色的。 而现在，到上海我喜欢住外滩的和平饭店，看到很多老人在老街上跳舞，跳得很开心，那种热情也是红色的。和平饭店舞台上表演的都是年轻人，他们的摇滚音乐也是热情的，另外，你看街头那些可怜的劳工，烈日当头，满头大汗，那也是年轻的血泪汗，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血的，红色的。这些才是整个的都市感觉。 《南风窗》：今年是辛亥百年，联想起来，当年很痛苦，有血泪，但也恰恰是我们从专制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社会的阶段。您是要重新怀念这个东西吗？ 罗大佑：我觉得不是怀念，辛亥 100 年我觉得是非常不易，我总是觉得人不要忘本。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都是得之不易的。现在仿佛任何人都觉得很辛苦，但最起码现在我们真的是比 10 年前要好，你们现在还不够幸福吗？当年在台湾我是“禁歌第一名”，我知道今天的东西得来有多不易。像现在开演唱会我没有送批文，没那么困难的，当地就搞得定，现在已经好很多了。 《南风窗》：那绿色呢？您想通过这些章节表达些怎样的严肃意义？ 罗大佑：绿色其实都是我们的梦。不客气地说，台湾原住民其实都是被赶到山上去的。能住平原，谁愿意住山上？闽南人迁到台湾以后，跟原住民混在一起，因为汉族人比较多，会团结，就把他们赶到山上去了。汉族人则利用土地开发，做什么房地产、商业，都在远离土地。 这部分在我的演唱会中，是想说人要到大自然中，人类跟科技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在生活里面多制造一些绿色的气氛。像日本的核电，还有 7 • 23 动车追尾事故，都是惨痛的教训。国家发展太快了，非要追求什么都是第一名，没必要，一个大国，还追什么呢？如果再这样快下去，肯定是 10 倍 20 倍的代价。 都市流浪 《南风窗》：您的歌里有一股浓浓的乡愁味，比如《错误》、《乡愁四韵》，台湾在您生命当中是什么地位？ 罗大佑：一直很复杂、一直很矛盾、一直都是爱恨交加。出生的地方自己没法选择，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人旅行要去哪里，住哪里都可以选，但是出生的地方你不能选，就是这样。所以，我还是很爱很爱台湾的，没办法，因为在那个地方成长了很久，出生一直到 20 几岁都在那里，只是我不习惯把“爱台湾”挂在嘴边。 《南风窗》：从纽约回来后，您没有选择在台湾久留，却去了香港做音乐，为什么？ 罗大佑：台湾我不想回去， 我觉得那个地方对我来讲，政治味太浓了，大家对我的压力太大，要求太多，说罗大佑不为他们讲句话，就像罗大佑背叛了他们那个党的精神一样。去香港做音乐，只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地方。 香港很有制度，你写歌就有现金，香港作家作词协会很多，他们自然会帮你收取这一部分的费用。另外，香港虽然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人比较守法，也是制度会让人守法。最吸引我的一点是，香港英雄不问出处，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在香港要很货真价实才行。 《南风窗》：北京呢？这个城市对您的音乐和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 罗大佑：其实我 2002 年就到北京住过一年半，我很开心，我到北京第一件事情就是呼吸空气。这种空气是一种能量，这个地方建都 1000 年，过去 10 年是 1000 年来最戏剧化的，很多东西全部拆掉重盖，显然是有一种很大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呼吸蛮重要的。 不过，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只是看大局，能感觉到的是这个都市有 1000 年来的官僚文化沉淀其中，曾是最官僚的一个都市，这几年洗涮得比较多一点，现在好了一点。当然，如果放到地球上的位置，它变得还不够。 至于我的创作，以前我在北京会写不出曲子来，这几次住在北京我觉得能写出曲子来了。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旋律在跑，在睡梦中也会有一些旋律、一些新的东西在跑，醒过来会想把它记下来。我甚至有习惯，因为现在手机方便了，都有录音功能，我觉得这个旋律还是新的话，我会把它录下来。我发现录的东西有新的感觉，也就是说，对这个都市开始有了音乐感觉。 《南风窗》：是您更熟悉北京以后这些东西出来了，还是北京的变化让这些东西出来了？ 罗大佑：在这个地方睡觉时，我整个人是放松的，睡得很安稳，我觉得可能跟季节也有关系，因为现在是秋天。然后大家都忙，现在人高度分工，很忙，很有效率，每个人都忙自己的事情，空气里面就有一种空间出来，作曲的人不会觉得隔墙有耳，不会在你谈话时旁边有人在看，那是罗大佑啊，那是不是周华健啊，我们有这样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下聊聊天或者发发呆都没人管你，这个空间很舒服。 以前我觉得北京这种空间很少，别人很容易侵占你的空间，现在我觉得大家要管好自己的那部分都来不及，所以没有时间去侵占别人的空间了。 音乐与家国 《南风窗》：当大陆越来越有空间的时候，那么多台湾精英都到大陆来，您会为台湾的前途感到忧虑吗？ 罗大佑：我倒不会忧虑，这不是跑到大陆来的问题，只是说现在多一个地方可以跑。罗大佑当初跑到美国去，他会再跑回来，他可能需要更多的资历，需要学习，需要养分，像龙应台也是一样，来来去去。 台湾毕竟是一个小岛，一个小岛能有多少资源？台湾有想法的人应该往外跑，把外面的经验、理念带回来，变成台湾的独特经验，然后再交换，再去外面带资源回来，变成一个继电所一样。不要担心人跑掉，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能再把人拉回来，还担心什么呢？ 《南风窗》：我们聊聊音乐本身吧。细听过《皇后大道东》、《原乡》、《首都》之后，我们会发现很多旋律都是一样的，只是您分别用国语、台语，或者粤语添上不同语言的歌词。有人质疑说罗大佑偷懒，您却认为是一种探索？ 罗大佑：我是在逆向追溯语言之间的共通性，把语言本身丧失的一种东西找回来，有时候你用同一首歌表达不一样的语言时，会到忘记这是同一首歌的地步。好像我有一首歌叫做《再会吧，素兰》，那个听起来你会觉得整个人被拉到另外一个空间里去，我喜欢那种时空错乱。在一个太工整的时空里，做艺术的人偶尔制造一些时空错乱的感觉是好的。 听旋律完全是同一首歌，但是因为语言会变得差异极大。我就会去想从当初那些相同的语意到现在，中间经过了多少时间的演化，是谁主导了这些语言的改变，这个一直是我最大的困惑。 《南风窗》：这么多年下来，您对音乐价值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 罗大佑： 礼、乐、射、御、书、数，乐排第二个，是有道理的。歌曲在社会里面必须要担任一种教化的功能，我说罗大佑的歌曲里面不能没有信息，就是这个意思。从广播时代开始，一直到有唱片这样一种媒体，让我们可以赚大钱，音乐的力量很大，力量大的时候就必须注重这个工具，必须要能够跟观众互动、教化，没有这个功能我就不唱，这是我一定要坚持的。 《南风窗》：那作为一个音乐人，您有更大的野心吗？比如有媒体说您要做精神偶像？还有音乐教父等等。 罗大佑：算了吧，这个太可怕，我就是开个演唱会，唱歌、拿钱，不拿钱就跟他们吵，这是个工作，不是精神偶像。尤其是媒体里面弄出来的这种高帽，什么音乐教父，我听到自己都会笑。 我 18 岁就开始开刀了，我太清楚一刀下去人血淋淋的，人太脆弱了。音乐圈我入行蛮早，进出乐坛那么多次，我看到太多人起起伏伏，你要我冲昏头太不容易了，再大的掌声、再大的欢呼声喊罗大佑，都不会让我冲昏头，我知道那是个假象，是观众需要那个感觉，不是我需要那个感觉。你要是被那个东西冲昏头的话，只能说你还不够资格站在这个台上。 《南风窗》：那对国家呢？像您这样一个在台湾、美国、香港、大陆多年游走的人，怎么理解国家和民族这样的字眼呢？ 罗大佑：我相信人相似的地方多过不同的地方，尤其当你同样一种语言，同样一种背景的时候，往共同的方向去努力的可能性更大，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音乐的目的，一首歌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里，能够引起共鸣的人越多越好，我们不是在做一个拆散大家的事情。 （来源：节选自《南风窗》杂志）

2011年10月12日 18:02:31 　　   　　译者] 《华尔街日报》龙应台：辛亥百年对中国来说尴尬的纪念       　　核心提示：本文为《华尔街日报》记者在香港采访龙应台女士的访问实录。她认为，辛亥百年在中港台两岸三地都是”尴尬的纪念“，而各地又有着各地不同的尴尬之处。   　　原文：Lung Ying-tai: 1911 Anniversary ‘Awkward’ for China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国实时报   　　发表：2011年10月1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图：新华社 去年，台湾作家龙应台在澳门发表演讲】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标志着清王朝的覆灭，并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和国。整个大中华区，包括香港和台湾，都在庆祝这一历史事件。但是这一事件的历史定位在台海两边却都是政治敏感话题。   　　大陆的纪念包括周日举行的公开庆祝，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出席了，粉碎了数月来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诸多猜测。大陆和香港都上映了由成龙主演的史诗电影《辛亥革命》，但是，正如台湾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龙应台指出的，“辛亥百年”在大陆和其他地方都不能被简单处理。   　　Isabella Steger在香港对龙女士做了如下采访，龙女士也是《大江大海——1949》一书的作者，本书详述了因为中国内战而被分隔两地的多个中国家庭。本书在大陆被禁。   　　以下采访已经过编辑。   　　WSJ：1911年10月10日对于大中华区不同的地方都有什么意义呢？   　　龙：对两岸三地来说这一事件有着非常不同的含义。观察本次纪念是件特别有趣的事。在辛亥革命50周年的时候，只有台湾在纪念它。那时，香港还在英国的统治之下，因而这次革命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中国[大陆]则在灾难性的文革当中。现在，在百年纪念的时候，大陆和台湾才刚刚开始缓和关系。   　　以前，“双十节”对北京来说从来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是现在，它突然有了意义。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想要合理地诠释”双十“是非常尴尬的，甚至不当的。这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而中国方面完全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地位。因此中国人就完全地聚焦在了革命本身。他们不得不在向辛亥革命致敬，和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共和这二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可不容易保持。   　　WSJ：那么台湾又是怎样呢？   　　龙：在台湾，这是另外一种尴尬——所谓的”蓝营“（由目前执政的国民党领导，倾向于最终的实现”一个中国“）和”绿营“（由反对党民进党领导，倾向于独立）之间矛盾……蓝营利用这一机会来庆祝中华民国的成立。但是，最初，政府采用的口号是“建国百年”来纪念这一天。后来他们又把它换成了“精彩百年”。其中有何原因？他们不想戳痛北京。他们想避开对建国的强调。   　　真的要出去庆祝“双十”的话是政治不正确的。那场革命都发生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台湾人已经在想，嗯，那不是我的历史，那是他们的历史。因此政府力图让它去政治化，仅仅把它当成是一场大聚会，而不要触及事件的核心。比如说：就没有出现关于宪法的辩论——那场革命最重要的是形成了现代国家的宪法。   　　WSJ：那么香港呢？   　　龙：香港也处于尴尬的位置上。在1911年的时候，香港在那场革命中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认为这场革命的胜利是一次盛宴的话，那么香港是仅有的厨房。1923年，孙中山在香港大学的演讲中说，他所有关于革命的想法、关于现代性的理念都来自香港。因而一方面，港人因为她所做出的贡献，身为同胞感到骄傲，同时，他们又因为现在属于中国而觉得非常不安。   　　虽然北京官方否认“中国民国”的存在，是否出现任何迹象说明人们有了更大的兴趣要重新追溯那段历史?   　　许多的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都写了书和文章，探究辛亥革命的意义，目的是想修正历史。比如说，中国人被教育说清朝的统治是腐败无能的，一片黑暗。因此，对我来说，最令人吃惊的新的观点是，有了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现在站出来说，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是中国追寻现代化，也是让现代国家得以发源的十年。那曾是非常有希望的时代。如果革命没有发生，中国可能会更平稳、更早地进入现代化，甚至不太可能在1949年之后被共产主义者夺权。我认为，至少这一次的”双十“，激起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相当多的深刻的自我反省。   　　WSJ：似乎对孙中山是个怎样的人，以及中国人民应当如何纪念他有了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最近一部关于他的一生的戏剧就被北京禁演了，但是可以在香港上演。你个人是如何评价他的遗产的？   　　龙：当革命在武昌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根本不知道革命爆发了。没有人问他的意见，因为他不是被所有派别都接受的一个人物，当时他是在丹佛做餐厅服务生……但是，革命的领导人认为孙中山有国际声誉，而且可以筹款，所以他们希望他回来。看到台北和北京都把他当做国父，其实很有趣，但是新的证据说明，其实他已经不应再被供为国父。不过，他仍然有魅力。你可以打趣说他疯了。1912年，他在一幅中国地区上画了一个他想建造的巨大的铁路网，100年后，这个网络还是没有建成！他是个疯子，不过你可以因为他的远见而敬仰他。在非常时期，非常之人才会脱颖而出。但是，如果他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总统的话，那会是个灾难。   　　WSJ：你认为台湾在促进出现一个民主中国这方面能有所建树吗？   　　龙：我当然做此想……这是许多中国知识份子共同的感情。台湾已经有一个在运行的民主模型了，尽管不完美，有缺陷，但是它告诉你这是可行的。台湾人作为世界公民，也有责任对中国的进步做出贡献，不仅仅是在经济繁荣的方面，也在帮助中国成为开放和文明的社会这方面……但是，我担心，台湾还没有把中国推向这个方向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却是在经济上非常依附于中国，然后它其实变成了一个无能的卫星岛？   　　WSJ：你认为今天的中国和清朝末期有多大的区别？   　　龙：把过去六十年和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这是一种倒退。当中有着巨大的鸿沟。当然，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00年前已经有了上海股票交易所；你可以是铁路投资方的股东；人们有自己的私人房产；宪法也即将就位……如果你看看那时有多少政党的话，再和今天对比一下，那么现在退步了。   　　本文评论（并非全部评论，请点击原文查看更多评论）   　　7:37 pm October 10, 2011   　　Lucifer wrote:   　　我很想知道万一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他的权力，就像之前的苏共一样，中国人如何面对这一状况，国家分裂???   　　如果确保统一的唯一路径是镇压，那么一个更加文明和民主的中国将不会有意愿，也不关心在偏远省份对少数民族进行战斗和镇压。就和前苏联一样。   　　7:16 pm October 10, 2011   　　China 1961 wrote:   　　 http://en.wikipedia.org/wiki/Great_Leap_Forward   　　大跃进实际上造成了经济的倒退，1958年至1961年是中国自1953年到1983年间唯一的经济负增长。   　　4:47 pm October 10, 2011   　　Anonymous wrote:     　　3:32 pm October 10, 2011   　　TC wrote:几   　　她在50周年的说法上有错误。1961年文化大革命还没开始呢。我是中华民国和它的价值观的忠实拥趸，但我们必须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学者”的报道。   　　1:32 pm October 10, 2011   　　CJW wrote:   　　我只能谈一下它在台湾看起来如何，龙女士是对的。1949年来台湾的中国的后裔可能更加关心双十节，但对于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甚至是每次投票给国民党的人，它的意义就小多了。  这取决与个人的遭遇，  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中国在1945年以前的历史，就像清朝一样遥远。  它是另一个世界，一个影响台湾（负面的，大量的）但是遥远。应注意的是在台湾有两大意识形态，其一：中华民国=台湾（蓝营），其二：台湾=台湾，只是由于不好的国际形势而暂时使用中华民国的称谓（绿营）。我猜有10%的人坚持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台湾只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尽管它如此强大，甚至在政府中占主导地位。   　　有一点我不同意龙女士的意见是关于庆祝被消声了。台湾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其存在下去的信心正在消失。在这种氛围下，马总统拿它大作文章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要关注台湾而不是中国才能使他赢取每一个人的信任来获取连任。换句话说，国民党淡化庆祝活动不是想使北京高兴，而是为了不疏远台湾人。   　　8:34 am October 10, 2011   　　Jack wrote:   　　我宁可生活在今天的”倒退“中，     　　发自我的 iPhone       上一篇： 转贴 是谁毁了辛亥革命——袁伟时…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7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