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还没到香港工作时，有机会去看一位翡翠台的编导朋友拍片。起因是有市民投诉，周边树木被随便砍去树冠。同行的植物学家是榕树专家，曾出版研究香港榕树的专著。他过去一看，痛心疾首，对着镜头仔细分析了为什么不能这样砍树，苦口婆心解释，不顾植物生长规律乱砍，等同“谋杀”植物。片子播出，引起了很多关注。
但在那时，那位编导朋友显得很无奈，也很无力，因为社会显然没有那么在意，尤其当她将香港的情况，跟台湾等已有树木保护立法的地方相比，更是叹息又叹息。但在同行的我看来，为树木如此这般忧伤，显得像是“富人的烦恼”。
短短几年过去，我想如今她该告慰地看到当下的新闻：香港观塘需要拆迁重建，一棵40岁树龄的细叶榕挡住去路，结果，市区重建局耗资过百万港元，动用过百工人历时6小时，将这棵重达300吨的大树迁到一街之隔的公园内。另外，受重建计划影响的其他108棵树中，有25棵原址保留，70棵大树需要移植，只有13棵要砍伐。
就在短短几年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令香港全社会乃至政府部门如此重视植物的生死存亡、健康与否？
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这几年香港的保育运动风起云涌，保育背后是盘根错节的公民动员。就在几年前，当过台北首任文化局长、推动台北树木保护条例的龙应台和香港大学植物学家一起，被香港本地的长春社拉去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推动香港树木保护立法。
事实上，长春社这个公益组织从1980年开始，就把树木保护立法列为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有这样的公益组织长期在做细微的实际工作，普及“植物是城市原住民”的理念，才有今天香港人普遍爱护树木的心态，才影响到政府施政。在这个问题上，无疑是有怎样的人民，才有怎样的政府。
香港有3/4的土地面积是郊野，香港的郊野保护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我问认识的一位负责郊野保护的前副署长，为什么香港保留这么多地方出来种树，而不惜地少楼贵，居住环境如此之局促？
他说，这得益(或受害？)于前港督麦理浩的长远政策安排。麦理浩热爱远足，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决定，要将新开辟的大部分土地用于绿化，并且将之视为香港未来最宝贵的生态资源。只是他没料到，香港人口的膨胀会如此迅速。许多重要的政策，如建立廉政公署、居屋计划、九年义务教育等，都是那时推出的。在这方面，显然又是有怎样的政治家和政策，就会有怎样的人民。#
（2011年05月09日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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