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经验”的版本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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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关于枫桥经验的批示】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 【毛泽东关于枫桥经验的批示】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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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8月20日 (二) 18:11的最新版本
枫桥经验，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今为浙江省绍兴诸暨市枫桥镇）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维基百科：枫桥经验）。
1959年10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根据浙江省公安厅总结该省诸暨县枫桥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关于十个好人包夹改造一个坏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的经验》，上报毛泽东，得到毛的赞赏，遂向全国推广，名为“社会主义改造五类分子的运动”，即“包夹改造五类分子，限制人身自由，外出要经过批准，每半个月要向包夹改造小组作口头或文字汇报改造表现，定期进行训话，接受教育”。1962年9月，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1963年11月，毛批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做到“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至66年文革开始，全国有2000多万五类分子按“枫桥经验”接受了“包夹改造”[1]。
【毛泽东关于枫桥经验的批示】富治、彭真同志： 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件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2013：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
习近平：把枫桥经验坚持好 发展好
2013年10月，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50周年大会11日在浙江杭州召开[2]。习近平指出，50年前，浙江枫桥干部群众创造了“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成为全国政法综治战线的一面旗帜。
2023：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
2023年11月新华网在题为《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3]的报道中提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枫桥经验”发源地枫桥镇考察时指出，“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在各级检察机关学习和推广
2018年1月24日，最高检检察长曹建明在全国检察长会上谈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时[4]，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深入开展反分裂反渗透反恐怖反邪教反间谍斗争，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各种渗透颠覆破坏、暴力恐怖等活动”，并“积极防范、妥善处置由利益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
曹建明还要求认真贯彻学习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枫桥经验”在各级检察机关推广：各级检察机关要主动融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积极参与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积极推动重点领域、行业、物品全链条安全监管，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充分发挥派出检察室作用，促进提升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认真学习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检察环节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积极防范、妥善处置由利益诉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引导公民既依法维护合法权益，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利用基层统治力镇压新疆
2021年10月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发表了题为《解构新疆镇压：中共党国如何治疆？》[5]的系列文章。其中讨论到中国如何利用基层的统治力量来镇压新疆，这种基层治理的思路是对毛泽东“枫桥经验”的延续：
在社会主义单位制度和农村公社瓦解后，居/村委会成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地方控制机构，帮助加强中国领导人口中的的“基层治理”。中国前主席胡锦涛推动村委会通过竞争性地方选举进行更有效的自我管理，而习近平则试图通过模仿毛泽东的群众动员手段来实现党对基层更直接的控制。
1963年，毛时代的“枫桥经验”曾令当时的工作单位和公社大队靠动员群众来打击和改造所谓隐藏在人民中间的“敌人”。如今，习近平模仿这一“经验”，广泛利用居委会和村委会来扩大党在基层的能见度和控制力，以防止任何不稳定因素的产生。基层动员工作已经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地区铺开。新冠疫情期间，新疆以外一些地区的居委会不让旅行回来的居民回到自己的家，这种独断的抗疫方式受到许多批评。
在新疆，以社区为基础的控制机制得到了五项并行的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检验和巩固。结合人工和自动的监控工具，当局将社区划分为小至十个家庭的微型治安单位，对居民进行归纳（profile）并先发制人地针对某些人（主要是少数民族），使他们在自己家里也无法拥有隐私和安全感。这些政策也针对其他被认为对稳定构成威胁的新疆居民，比如那些购买过高风险金融产品的居民，以及一名曾经参与过核试验的退伍军人。
在新疆，家庭、邻居和居委会的含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两场运动中，许多居委会干部据报穿着军装，党员和普通居民都被动员起来执行情报和治安任务。这种将执法权重新分配给平民和民间团体的做法模糊了平民和干部、受害者和施害者之间的界限。
数字时代的“枫桥经验”-- 大规模社会监控系统
2022年端传媒发表文章《“天上有云、中间有网、地上有格”——中国监控国家的诞生（节选）》[6]，在文章中提到了走群众路线的枫桥经验与中国建立大规模监控系统的关系：
中共对公安系统强调回到“群众路线”的社会管制策略。近期中央政法委、公安部的政策文件，纷纷重提新时代“枫桥经验”——1960年代浙江枫桥总结出的依靠群众化解矛盾、矛盾不上交的工作方式，因受到毛泽东重视而被推广。依靠和利用所谓“群众”，是中共治理的一个根本思路。 最近十年，科技的发展使大规模数字监控成为可能。人脸识别监控摄像、政务云等科技层面的进步，配合以中共历史悠久的“群众路线”治理技术，使得中国建筑起细密而庞大的社会监控系统。“天上有云、中间有网、地上有格”——这是官方颇为骄傲的宣传语，这套系统提前识别所有可能的安全隐患并将其扼杀于摇篮之中，而大大减轻对暴力机关的依赖，成为中共绕开“独裁者悖论”的一条新路。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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