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 | 通过李普曼认识中国

作者：冉云飞 

一

与斯蒂尔的大部头作品《李普曼传》相比，宋石男的《伟大的旁观者：李普曼传》，对中国读者来说，更简洁和具有针对性。在乱如纷丝的李普曼史料里，挑出中国人感兴趣的东西，来撰写一本简明扼要的传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觉得宋石男做到了。我们且不说宋石男自身深切的中国问题意识，单是他在书中下篇“开放讨论”里所搜罗的“‘新华社电’中的李普曼是什么形象？”其史料和思考视角的独特性，设若只买斯蒂尔《李普曼传》的人，或许会后悔的。

在尼克松访问中国的同时，中国官方曾有意邀请李普曼，到千疮百孔的中国来，为他们做点装饰工作，但那时李普曼已经像太阳快要落山一样老迈了。他的好奇心被不能撑起他肉体和思想的糟糕身体给压制住了，何况他曾会过赫鲁晓夫，到过苏联，制度上的相似性或许使得他对中国的兴趣大减。“新华社电”与今天的《参考消息》一样，翻译西方的东西，一直是为我所用，段章取义，外欺内诈。既发表剔除别人对它的批评后的单纯“表扬”（如1951年1月15日的《李普曼承认中国人民力量强大》），又只展示李普曼对美国的批评（1957年1月26日的《李普曼说美国称霸世界的企图无法实现》），同时还间接运输片面观点以助友邦（1957年10月19日《李普曼认为麦卡锡主义是造成美科学落后于苏的原因之一》）。如此信息管控要点，用彼时的话语套路便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宋石男对新华社稿件库有关李普曼的信息，做了调查核实，与李普曼有关的文章一共350篇。其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1972年的二十三年，全文介绍李普曼观点的文章约100篇，提及或批驳李普曼观点的约250篇。如此多的史料，如果再返照英文原文进行对比，必然能够还原“两个世界”的李普曼来，藉此开创信息自由的社会到信息不自由的社会之管控渠道的个案研究。李普曼在中国的传播，无疑是个值得探讨的有趣问题——从宋石男摘录的二十篇新华社电稿可以尝鼎一脔——以李普曼的大才，他的名著《公共舆论》根本无法解释他被传播到中国后的扭曲与变化，也不是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伊尼斯的《帝国与传播》、麦克卢汉的《机器新娘》等所能涵盖的。以不才的揣度，若能做出这样的传播个案研究，恐怕会开创一种传播研究流派，亦未可知。

但你要是以为宋石男认识李普曼只有中国角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对美国事务的理解，在我看来不仅恰到好处，甚至可谓有独特的发现。他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外交重视理想主义，有许多中国人看不到的表扬。“威尔逊主义常因其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被人诟病，但他并非没有值得珍视的遗产，那就是价值观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地位。尽管此后数十年里，强权是国际政治的决定因素，但在今天，很少有人再否认价值观的作用。美国之所以强大，不止因为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还因为它将文化和价值观引入了世界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政体国家之间再没有发生过战争（只有民主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或非民主国家彼此之间的战争），即是一个有力证明。”（P60至61）以此来观察美国对伊拉克、阿富汗的战争，以及它对国际事务的处理，你就有涣然冰释的清醒之感。

二

伴随着二十世纪传媒特别是报刊杂志业的发展，各种专栏特别是时评专栏受到办传媒者的青睐，李普曼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依靠自己过人的才华，脱颖而出的。中国传媒的生长环境，有诸多窒碍，但一些报刊尚秉承点信息应该自由传播的影子，设有时评专栏——但有的时评无疑是捣浆糊，使民众的头脑和价值观更加混乱——但如何写时评，却不是我们今天中国高校里的新闻和传播学课程，所能讲透的。那么像李普曼这样的传播学大师的适时引进，可谓正逢其时。

《伟大的旁观者：李普曼传》仿佛是专为中国头脑发热的作者和读者而写，书中对于李普曼许多精辟观点的提示，都用了不同正文的黑体字，如此醒目，可谓用心良苦。我们一些写评论的人，不注重基于事实的评述，却喜欢对对方的动机做诛心之论，等而下之者更多是歪曲事实和道德绑架，根本忘记了就事论事。与著名揭黑记者斯蒂芬共事，不仅使李普曼怀疑人性本善之类的简单观点，而且还建立了“终身受用的原则：一切言论必须严格基于事实，在动笔之前一定要成竹在胸”。对此比较极端的表达，就是李普曼另一句让人时常引用的话：“即使只是街上的一起普通火灾，我也一定要精心写作，就好像这则新闻要载入史册一样”（P28）。这既是一种自律和责任，亦是对评论文字应有的敬畏。

老实说，我们不少人的评论多用义愤填膺代替说理，因为我们很多世相超出了你慢工出细活去说理的底线，这也是中国时评写作者的悲哀，你想理智冷静而不能。而这不能，不是由于你的性情乖僻和智力不逮所致，而是因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使你的条分缕析不仅变成十足的冷漠，而且有在玻璃房里观察世相的冷血错位之感。但这就更需要前行者们拥有不被情绪左右和道德绑架的勇气与能力，时常审查自己所写所说是否有失当和扭曲的地方，以便及时纠错。这就让我更进一步地想起宋石男对李普曼一生成就的评价：“除天赋以外，是两样东西使李普曼成为巨人：自由和自我纠错。”（P7）很遗憾的是，自由我们还没有得到，更要命的是很多人并没有自我纠错能力，这就使得许多时评看上去不是谀谄之辞，就是充满空洞正义的口号。

李普曼不只是有对事实的服膺和对真相的探求精神，而且还有逆众的勇气。即令是众口认为即非的事情，他也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特立独行。比如1936年他反对罗斯福连任——我们且不管他反对得是否有理——他在投票后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投票时我心情沉重，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把手指插在堤坝上阻挡潮水的孩子”（P95）。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看法，人有时得忍受作为少数者，所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失落，同时还要经受住自己对自己本身的拷问和怀疑。这就涉及到李普曼如何关注一个人和机构（如大学等）的独立性问题，宋石男将李普曼的警告用自己的话总结道：“追求学问和行使政治权力不能混为一谈，凡是打算这么做的，不是成了糟糕的政治家，就是成了不合格的学者”（P95）。中国很多官员混了博士文凭，不少学者都在混课题费，或者穷尽手段成为永远无望的策士，看了上面这一段李普曼的话，不知他们是否有新的感受？

我们都知道李普曼在《公共舆论》一书里有许多精当之论，他对群体充满警惕的精英意识，可能会让民粹意识比较强的人，无法接受，这且按下不表。在他众多论述中，我认为下面这段话，对于现实中国有深切感受的读者来说，肯定会引起不少共鸣：“对海底电缆、港口、加油站、山口、运河、海峡的垄断经营，绝不仅仅意味着一批商人发财致富，或让政府显得威风凛凛，它还意味着对新闻和舆论的交流设置障碍。”（P159）在当下的中国，为什么要维持通讯、邮电等方面的国企垄断地位，不只是它成为政府除税收外的巨额钱袋子，而且还是信息和社会管控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你不曾看到过这一点，那么李普曼就帮你打开了一扇认识现实中国的窗口。

李普曼并不是个不犯错，一定不短视的人，否则他最重要的品质“自我纠错”就会没有用武之地。换言之，李普曼并非事事都有洞彻的见解和前瞻性。二战时，美国政府将10多万日裔美国人迁往西部山区和荒原，设立拘禁营，以便统一管理，因为心怕日裔美国人帮助日本人而致美国国家安全受损。热爱自由的李普曼支持了这样的管制措施，这让人不解，但如果你知道李普曼对国家的重视在某种意义甚于种族，就容易理解了。好在美国自身的“纠错机制”比李普曼还发达，1944年在战事未完时，拘禁10万日裔美国人的举措就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宋石男说：“这些被禁的日裔和犹太人一样，并未犯罪，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自己的种族”（P118）。作为犹太人，李普曼也很少为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遭遇说过什么振聋发聩的话，这样看来他对日裔美国人的短视和冷漠也并不令人吃惊。

三

作品带来名声是一回事，但让你作品不过时，则是另一回事。名声不能保证你不过时，但不过时的作品，确能给你带来永久的名声。世上有名的人，基本上是二者兼具。李普曼与鲁迅都是如此，但他们确有值得仔细领会的区别。

在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所说“每个人都可以流行十五钟”的时代，李普曼的时代自然过去了，但他写了些不会过时的作品，如他的《公共舆论》等作品，便成为传播学经典。李普曼所写的诸多评论的具体语境和情势，已然过时，但他作为一个伟大旁观者的冷静立场以及在自我纠错中追求自由的精神，却铸造了一种永不过时的方法和气度，成为美国精神和民主自由的一部分留存下来。这就像胡适先生的墓志铭所展示的道理一样：“我们相信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

鲁迅也写了些不会过时的作品，但他的时代确乎还没有过去。我们现在读一些鲁迅的杂文和时评，就感觉到它仍能批评当下的社会现实。鲁迅希望自己所写的杂文速朽，但他的杂文却依旧对我们这个时代尚有针砭作用，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鲁迅的杂文写得太好所致，还是因为相同的时代病症没有得到根冶之故？在我看来，当然是后者。鲁迅要是没有《呐喊》、《彷徨》、《野草》、《中国小说史略》，只有杂文留世，根本与其所得很名声不匹配。鲁迅杂文多说时代现象和民众心理，但并没有贡献出像李普曼一样冷静的说理方法。但吊诡的是，鲁迅杂文不仅继续被他所针砭的时代利用和误读，甚至拿来作为官方反对异见者的“语录”，这本身就说明鲁迅杂文有一种莫比乌斯圈的自咬，才可能被自己反对者不懈利用。

由于中国社会进步微小，有的地方甚至是退步，所以鲁迅的杂文对当下中国病态现实还有天然的针砭性。但鲁迅由于缺少像李普曼、胡适等人所拥有的政治学常识，故笔力常集于国民性等领域，甚至把国民劣根性置于制度改进上，这难免成为一个不太中用的伪命题，因为像台湾这样的华人地区的民主实验，实可为那些视素质论为民主之前提者，下一不刊之针砭。你难以想像像李普曼、胡适这样的社会批评者，会以人心之善恶和国民劣根性这样的命题，作为他们批评的中心。因为人性之善恶和国民劣根性很多时候无法在基于事实上进行说理，而呈现出立场先决的意图伦理之谬误。换言之，对于当下中国之病态现实和写作者来说，我们固然不废鲁迅先生的杂文，但我意更值得珍视的是像李普曼、胡适这样基于事实的说理，有一种不被立场先决和大众民意所裹挟的清醒态度，给社会贡献出经得住考验的评论。时代虽已逝去，但其平和说理的气度、基于事实观察的方法，确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这正是我认为宋石男所写的李普曼于中国现实有特殊价值的地方。

2012年10月初稿，11月5至7日改写，11月12至13日父亲病重中续写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