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普京三任外交启动：光荣、梦想与现实
——Foreign Policy of Putin 3.0 Style：Glory，Dream and Reality
【内容提要】普京2012年5月再次出任俄罗斯联邦总统以来，其外交政策表现为先近后远，以独联体为基础，推进对华、对上合组织的关系；对西方则厚欧薄美，拉住欧洲，暂时“绕过”美国，但不放过与其改善关系的机遇；经济上积极进取，打造欧亚经济联盟，同时利用WTO、APEC和G20等多边经济平台，扩展俄影响并赚取经济实惠，并有选择地倾斜亚太。维护和推进中俄关系是“普京3.0”外交重点之一。尽管双边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但双边关系的结构和中俄对此的认知，都存有若干“瓶颈”问题。此外，中俄在协调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关系、应对西方对两国周边和利益的挤压、维护国际战略和经济稳定方面，都有进一步协调的必要和空间。
【关键词】外交 独联体 上合组织 重启 反导 亚太倾斜
【中图分类号】D09(511.2)【文章标识】A【文章编号】1009-721X (2012) 06-0177-(15)
“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是普京当年的誓言。2012年3月4日，普京以63.6%的高票再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在此前的八年总统任期内，把一个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俄罗斯带入了稳步复兴的轨道。①四年总理任期之后，花甲之年的普京又站在历史的拐点，立志在未来 6至12年里②，把一个告别了“后苏联时期”(post-Soviet period)的俄罗斯，带入一个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确保今后数十年的繁荣昌盛。③
2005年，笔者曾戏称刚刚进入第二个总统任期的这位前克格勃中校为“普京大帝”（Putin the Great）。④七年之后，普京距离这个“封号”似又前进了一步。⑤然而“普京3.0版”起步艰难，挑战重重。除了梅-普“二人转”再度组合的合法性受到来自内外反对势力、尤其是西方和美国的强烈质疑之外，“王者归来”的普京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应对俄罗斯国内中产阶级日益高涨的政治诉求；二是促成粗放、能源生产型经济体制向深度加工型和高科技的转型；三是面对西方操控的阿拉伯之春和反导体系的步步进逼，维护俄国在欧亚大陆及毗邻地区的利益。普京政府面临的挑战既是结构性的，也是观念上的。在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和互联网时代，内政与外交的界限日益模糊⑥，外交中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因素亦相互交织，彼此互动、制肘，甚至捆绑在一起。
面对众多挑战，普京第三任期的外交政策呈三个趋向：外交上近交远防，以独联体为基础，推进对华、对上合组织的关系；拉住欧洲，暂时“绕过”美国但不放过与其改善关系的机遇；经济上采取攻势，积极打造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同时利用WTO、APEC和G20等多边经济平台，扩展俄的影响并赚取经济实惠。简言之，“普京3.0”外交是先近后远，厚欧薄美，并有选择地倾斜亚太。
一、求近而舍远？
普京三度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的外交重点是近邻，即独联体国家、中国和欧洲。2012年5月15日，即普京就职一周后，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和集安条约组织峰会同时在莫斯科举行。这是俄总统普京宣誓就职以后，在俄举行的首场重大国际活动。2012年是集安条约签署20周年和集安组织成立10周年纪念。普京以集安组织轮值主席国领导人身份，与其他6位集安组织成员国首脑（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小范围和大范围的讨论。相比集安组织的正式年会，独联体首脑聚集克里姆林宫，是临时安排的非正式会晤，参加者除集安组织成员国领导人外，还增加了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土库曼斯坦和乌克兰的领导人。会谈不设议题，但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是主要话题。此外，普京还把俄与独联体各国之间的关系定位为“最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closest strategic partners）；在其眼中，凝聚各国的不仅是“坚实的睦邻友好关系”，而且是它们的共同历史，包括它们共同赢得的“伟大的卫国战争”。⑦
独联体和集安组织一直是普京外交的重点。对俄罗斯来说，被定义为“近外”(near abroad)的独联体各国，也维系着俄罗斯已经失去的帝国版图与俄现实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却又难以割舍的“帝国情结”。在俄罗斯精英的心目中，“近外”地区与俄国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前者应是后者的“属地”。而俄罗斯的帝国意识，从来就是超党派、跨主义的“普世价值”，不管是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概如此。在普京第一个总统任期后期俄经济刚刚开始好转之际，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丘拜斯，就在2003年提出了继沙皇帝国和苏联帝国后的“第三帝国”，即“自由帝国”的思想。主张在不破坏现有边界的前提下，以文化、经济、人权和民主制度为工具，对邻国施加影响甚至提供“保护”。⑧亲身经历了前苏联的崛起和衰败的普京，正是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撞中的这一帝国情结的载体。他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把苏联解体定性为“20世纪最惨痛的地缘政治灾难”（the greatest geopolitical catastrophe of the century）。⑨同一个普京也理智地认为，谁如果还想恢复苏联，那他就是没有脑子。⑩有鉴于此，维系俄与“近外”各国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之间的纽带，藉此维护俄利益并扩展其影响，是普京所代表的精英阶层的基本意向。普京就任总统后的密集出访首选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又有特殊的紧迫性。前两国（白、哈）与俄罗斯共同组成的统一经济空间，直接关系到普京的强国战略（见后）；乌兹别克斯坦与独联体和集安组织若即若离，是普京挥之不去的心病（乌兹别克斯坦还是于2012年6月20日“终止”了与集安组织的关系）。
继出访白俄罗斯之后，普京一天之内（6月1日）对德、法两国进行了闪电般的“工作访问”。这虽然与普京此后的对华三天正式访问（6月5-7日）不可同日而语，但比较普京的对美政策，仍然凸显了普京对“老欧洲”的“偏爱”。普京对德、法两国的“工作访问”是受两国之邀。德、法发出邀请的目的之一，是为在6月3-4日在圣彼得堡召开第29届俄欧峰会之前，与俄罗斯新任总统作事先沟通，同时为马上召开的峰会定调。峰会期间，双方基本上回避了一些主要分歧，如叙利亚问题、俄议会和总统选举中的所谓公平问题、人权问题等，开了一个“和谐”之会。11事实证明，俄法德三国首脑在俄欧峰会前的“热身”相当重要。德、法两国是欧盟的支柱，也是欧盟成员中与俄贸易量和对俄投资额最大的国家，而俄与欧盟的贸易额占前者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而且，欧盟与俄国在经济上的高度互补性以致不可替代性，在世界经济低迷的今天尤为重要(如俄境内有六千家德国公司)。从欧洲方面讲，无论是德、法还是一个统一的欧洲，都必须在以后6年面对普京的俄国。同时，欧盟为金融危机所困，美国又向亚太倾斜，与强势的俄罗斯维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关系，对欧盟极为重要。至少，欧盟对刚刚重返克里姆林宫的普京还要观察一段时间，从策略角度也须先礼后兵，一些棘手的问题可以在以后提出。事实也是如此。例如，直到11月19日俄德的年度“彼得堡对话”和年底的布鲁塞尔俄欧峰会上，欧洲才对俄内部的政治问题提出质疑。12从长计议，欧盟期待通过逐步实现2005年与俄方签署的四个“共同空间”的“路线图”，即共同经济、自由安全和法制、外部安全、科教文化等“空间”，使俄罗斯逐渐与欧洲“同步”。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普京的俄国早已告别了叶利钦时期对美国一厢情愿的年代。与欧洲发展正常关系，有助于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二、普京北京行：继往开来的潜力与限制
普京首轮密集出访的最后一站是北京（6月5-7日），同时还出席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中国主持的第12届元首会议。不管是以总统身份还是总理身份，这是普京第十次正式访华。如果算上多边场合，普京与中国领导人的正式会晤达30余次，超过同期普京与任何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次数。此次北京峰会，既是普京第三任期的首次访华，也是中国第四代领导人的最后任期。尽管中国第五代领导人此前都已访问过俄国，然而俄方新任“老总统”与中国两代领导人近距离交往，在2012年这个“国际选举、换届年”更有其特殊意义。
此次峰会期间，除了签署了17项文件之外，双方还规划在2015年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至1000亿美元，到2020年提高到2000亿美元；与此同时，加强在投资、能源、高科技、航空航天、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重点推动两国战略性大项目合作，扩大地方合作与企业交流，等等。双方还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其中包括在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以及上合组织等多边场合的政策协调；对国际重大问题，如战略稳定、反导、裁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以及应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有组织犯罪、非法移民等问题的政策；还有如何应对朝鲜半岛、中东局势以及伊核等地区热点的挑战等。13
北京峰会举行之时，中俄在国际上正面临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巨大压力和挑战。2010年以来，美国在外交上高调介入中国周边，在军事上启动海空一体战(Air-Sea Battle)，在经济上加速建构排他性的“跨太平洋伙伴”体系(Trans-Pacific Partnership)，藉此“重返”亚太。中美这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似在由“战略互疑”14和战略竞争滑向战略防范以致战略对峙，而美国对华战略中的遏制和冲动的成分都在增长。伴随着中国实力增强的是外部环境的显著恶化。而中俄关系（含上合组织）事实上是中国周边关系中唯一的亮点。有鉴于此，中国民间和学界部分人建议中俄结盟或“准结盟”的呼声骤然升高15。当然，也不乏对中俄关系的复杂性和合作底线更为清醒的认知。162012年4月下旬中俄举行海上联合军演，重点在反潜、防空，技术含量之重，前所未有。11月20-21日，俄新任国防部长绍伊古大将访华，并主持第17次俄中政府间军事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会议。同时，俄方有意在对华军售的技术层面有所突破（如苏-35战机、S-400防空系统、最新型阿穆尔级1650型AIP潜艇等）。17温家宝总理12月初赴俄参加中俄第17次定期会晤后，又飞往1，358公里以外的海滨城市索契，与普京总统进行了“长时间亲切、深入的交谈”。18习近平2012年12月19日接见俄最高委员会主席格雷兹洛夫率领的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党代表团，是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见的第一个外国政党团体。192013年1月8日又破例会见来华进行中俄第八轮战略安全磋商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20俄中战略、军事关系似在向更深层次推进。
诚然，中俄之间“平等互信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与任何国家关系中定语最长、级别最高的描述，很难想象还可以添加更多的形容词。1989年关系正常化以来的双边关系，不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俄关系最稳定的阶段，也是中俄三百年交往史上最平等、最互利、最正常的阶段。21至少在中方看来是如此。而普京在任的13年（总统9年，总理4年），中俄双方交流机制不断完善，政治互信日益深化，经济合作不断发展。2001年7月16日普京与江泽民主席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把中俄关系规范为全新的国与国关系。可以说，在所有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领袖人物中，维护和推进中俄关系最持久、起伏最小、效果最明显的唯普京莫属。
然而，正是在呈现此种“最佳”状态之时，中俄关系也面临着一系列瓶颈。例如双方政府多年来所致力的经贸关系，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不尽如人意。其中有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也不乏认知上的差距。比如俄方一直耿耿于怀的“贸易结构”问题，首先是一个按经济规律办事、还是以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问题。近年来，俄对华出口中制成品比例愈来愈低，原材料比重不断增加，这本来是一个经济互补、体现比较优势的正常现象。在一个主要以市场支配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中，中国政府很难强迫企业和消费者去购买质差价高的俄国制成品。而在俄方看来，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国是不可接受的，尽管俄国/苏联早就成为、并认同作为欧洲的原材料供应国，而中国的制成品早已进入并日益支配欧美市场。中俄之间在经济能力、期望值和现实之间不断扩大的差异，是中俄经济关系难有长足和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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