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第一桶金”（连载之三十四）

陈小雅

绵长的余音

巴黎的“二八运动”，成功地掩藏了毛泽东的劣迹。但是，它本身却一无所获。以它为标志，一场本来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由此进入了惨痛的“衰败时期”。那位投河自杀的学生死了，其余的人，除一部分陆续去克鲁邹作苦工，一部分被退回各地公学外，多数乃住在巴黎西部哥伦布一带小旅馆及华法教育会开办的华侨协社等待工作。这部分人的生计，按每人每日六个法郎的标准，仍由领事馆继续维持。救济款项每星期分发一次，每人必须亲自持护照到领事馆去领取，每星期一、三、五下午三时起发放，使得中国驻巴黎领事馆又多添了一道“风景线”。此后，使馆虽不时地宣布停止维持，但也迟迟不能做个了结。

许多年后，曾目睹过这个结局的萧三算了一笔帐，他认为，如果拿这笔钱作助学金，或者补助接收学员的各校，其社会效果不知道会要好多少倍。但那显然不领事馆的官僚们要考虑的事情。萧三哀婉地写道：

至时，人数之多，手续之繁，领事馆房屋又小，至容不开来，其情状，恰同施放饥民一般。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之无聊，不说是绝后总可谓为空前。其实每月百八十佛郎，尽可送入各地学校，若是各种实习学校，则此数还可减少，那么可以求学，可以习艺，生活也较安定，时间不至虚掷。而当事者独不为此，必任数百青年学子，流落巴黎哥伦布一带小旅馆，自炊自煮，跑街，领费，使法人看着莫明其故，真也不明其故哩！[1]

久而久之，自然发生了接济的困难。于是，有热心于留法勤工俭学事业的大人物发出动议，以向法国政府借贷来维持这些失业、失学的青年。初步沟通结果，法国政府也同意为此善举。

然而，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这批每日靠领取国家救济过活“流民”学生虽然面带饥色，却个个都有“饿死不是周粟”[2]的风骨。当他们听说政府准备通过向法国政府大借款来帮助解决问题时，爱国主义的怒火立即从他们枯瘦的胸膛中喷发而出。一时间，旅法各界反对借款之集会、演说、传单极为热闹，其中勤工俭学生人数最多，表现也最激烈。1921年8月13日，在巴黎哲人大厅举行的一次大会上，竟有泄愤者将使馆头等秘书（人称陈箓之灵魂的）王思曾饱以老拳。在暴力的胁迫下，负伤的王秘书终于被迫签字发誓不再借款，并向法国政府人员声明，通告旅法全体侨民。

这样一来，由怀恨的中国领事馆和积怨的法国政府共同组织的“监护委员会”终于决定，自1921年9月15日起“停止维持”。

业已面临穷途末路的勤工俭学生，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决定背水一战。最后进军的目标，是占领里昂大学。为此，他们又成立起一个“争回里大运动团”，在使馆和里昂大学之间来回交涉。陈箓将计就计，不仅赞成他们进驻里大，还动员他们多去人，尤其是在哥伦布一带等候工作的人。他语带慈悲地说，那儿的房子不好，冬天快到了，没有火，很冷……

9月15日刚过，哥伦布一带的立时发生绝粮问题。几乎是在不约而同的时间，各处学校的校长也对中国学生下了逐客令，食堂甚至停止为他们开饭。1921年9月20日，一支留法勤工俭学的“哀兵”，由巴黎、哥伦布、圣日尔曼、蒙达尼、多居里、木兰、枫丹白露等地汇集到里昂，组成一个“百人团”队伍，向中法大学长驱直入。9月21日夜，百人团露宿大学草坪，借寒霜为衣被……

22日，他们等来了里昂警察的武装大队。

依法行事的警察首先没收了这批“占领者”的居留证，然后用五六辆汽车将他们运入一个军营。至此，这批怀着美好的理想，不远万里前来镀金的莘莘学子，终于沦为了异国的囚徒……

9月24日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日，百人团计划全体绝食一天，以表示极度的愤懑与沉痛。但这个信奉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并没有给他们这个自残的机会。9月23日晚，警察便将这批人装进了闷罐囚车。在荷枪佩刀的士兵押送下，百人团被人不知鬼不觉地运到了马赛——他们从东方来时上岸的地方。然后，又被整车厢地卸载于码头上。

当这些无畏的战士被放出囚笼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甲板上。9月24日下午四点整到来时，送别的钟声与深情的汽笛齐鸣，汽轮有节奏地鼓动着地中海水，船身缓缓划开万里波涛，向东亚迤行而去……

别了，法兰西！

当历史的省略号强咽下这个美丽的告别时，无情的历史舵轮指向的下一个目的地，只能是坚冰覆盖下的俄罗斯！

“金案”有关人物的结局

时至今日，尚有人把萧子升1931年以后常年居留国外，与那个没有着落的1934年“故宫盗宝案”加以联系。却没有人想过，萧退出政界，移居国外的时间，正好是毛泽东在瑞金登上“小朝廷”龙椅的时间；而他隐居乌拉圭的时间，正好是毛泽东登上紫禁城龙庭的时间！

其时，因为毛泽东的政治成功，而隐居国外的人，并非只有萧子升一人。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大家很熟悉，但对其下落却不甚了了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的第四任妻子——江青的前夫唐纳。他也是在1949年移居国外的。请看徐铸成对于这件事的回忆：

抗战胜利后，唐纳一度任《时事新报》总编辑，不久，便被老板孔祥熙辞退了，说他把报纸编得太“红”云。

我把他延聘到《文汇报》，担任总编辑（我自己任总主笔，宦乡、陈虞孙任副总主笔，共同主持编辑工作），那时，斗争越来越尖锐，《文汇报》正处在“山雨欲来”朝不保夕的时候。

1947年5月《文汇报》被封后，唐纳逃亡香港，转年2月底，他忽秘密到沪，力促我到港出版《文汇报》。我如何摆脱监视，秘密到港，到港后又如何着手筹备，以及编辑方针，人员配备等等，都是和他密切商谈，共同协力进行的，可以说，他那时是我第一个得力助手，是香港《文汇报》最出力的奠基人之一。

到了那年年底，报馆的经济情况有所好转，国内则捷报频传，正在大家兴高采烈准备“青春结伴好还乡！”的时候，唐纳忽向我提出辞职，说是预备先赴美国，在华侨主办的《纽约日报》工作，过了一年半载，再赴巴黎。我惊讶地问：“平津己解放，眼看形势急转直下，别人都束装准备回国，你这个对革命有功的人，怎么要向国外亡命？”他苦笑地说：“解放胜利，实现了我们的愿望，你们都可以回去，只就我不能回去。”我听了还莫名所以，有一位年轻同事偷偷告诉我：“马先生曾私下对我说过，他如回去，准没有命。”我这才恍然于问题的严重，不再强留了。但自己毕竟缺少政治经验，心想，为了一个女人——而且事情早已随风而逝了，何至如此呢？记得他曾在闲谈中亲口对我说过，这位过气的演员，抗战时曾秘密到重庆治牙，还旧情未断，打过电话约他见面，他断然加以拒绝。可见，在他这方面，已经一了百了，没有什么可追究的了。

三十年的变幻风云，说明我是多么幼稚，而他则是料事如神。

今天想来，当年即将出现的局面，他明明看到，对他个人将是一场灾祸，为什么他还有这样大的勇气，不惜一切艰辛、危难，尽力求其实现呢？[3]

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唐纳后来定居巴黎，结婚的对象不是别人，就是前述中国驻巴黎公使陈箓的小女儿——安娜·陈女士！远在上海《文汇报》被封前，他们就相互爱慕，结为同心。《文汇报》的很多同事都见过，每隔三五日，身为总编辑的唐纳，看完最后一张大样后，总要留在编辑部里伏案写情书。那字迹“工整纤细，一行行疏密均匀”，就像临写的“灵飞经”小楷一样。

八十年代中期，唐纳的旧友蓝真到欧洲访问，看到他们夫妻在巴黎高级住宅区经营的一家菜馆，取名“天桥饭店”，“布置极为淡雅，两三幅中国古画，若干古玩，处处可见主人胸中的丘壑。侨胞和法国仕女，趋之若鹜。”“主人则在书斋抱膝披览古今书籍，尤留意祖国新出书刊。他非常怀念当年在《文汇报》的生活……”

虽然，他绝口不谈江青的旧事。但偶然却流露出他对国内情势的关注。他对蓝真说：

“魏京生判了十五年徒刑，那对‘四人帮’将怎么判？对江青怎么判？”

想必，如果萧子升能够活着看见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肯定也会有别一番的评论吧！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是：

“你们将如何评价毛泽东？”

当然，毛泽东“金案”的另一知情人——章士钊，在毛的治下似乎过得还不错。虽然在政治的风吹浪打中，他也难免罗衣沾湿，但终于还是保全了当政治“花瓶”的地位。或许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深知内情而又能守口如瓶的缘故。其实，政治本是一种藏污纳垢的活动，在这位游弋于政、学、侠、艺各界的老兄的一生中，不知有多少次类似“哈移族”[4]的交易，只是，在历朝历代的“正史”中，它们都被冠名于“热心于XX事业”、“给XX事业与大力支持”的美名罢了。更何况，在那次与毛泽东的接触之后，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还发生了一次由“革命”到“反革命”的逆转，被广州军政府以“附逆”罪开除议员资格，以后又在段琪瑞政府下任教育兼司法总长，犯下了“枪杀刘和珍君”们的罪行，成为全国声讨的对象……所以，对于早年曾帮助过两位无名青年的“鸡零狗碎”的事情，要不是别人提起，恐怕早就忘得一干二净。对于他的劣迹，鲁迅先生早有记录在案；对于他的一生，梁漱溟先生的一句评论也说得很到位——“才多艺亦复多欲”[5]，堪称是“点睛之笔”！

作为一个半新半旧的文人，在政治上有“依附强权”的倾向，本不算他特出的弱点；作为一个 “浪子”与“清客”，拥有藏污纳垢的“胸襟”，当然是一种免祸的本领。但“多欲”的性格，便决定了他在任何历史环境下都不会甘于寂寞，这恐怕是他一生，在政治上多次表现出无“节志”的注脚。

1973年，在章士钊年届93岁高龄之际，毛泽东还安排他访问香港——为祖国统一大业作贡献，堪称是对其一生都在进行的“穿针引线”的政治价值的最后利用。而章士钊的病逝客途，也应是他这一生——或庄或谐、亦悲亦喜的人生——一个难得的、含义丰富的句号。

也许，作为一种胜利者的标志，对于章士钊这类人来说，最富象征意义的事件，莫过于他昔日仰望的康有为在上海的住宅——哈同花园的易主。1949年以后，毛泽东成为了哈同花园的主人。但他在那里住的时间并不长，据说是嫌弃这个名园“并不好住”，因而搬进了可以按他的生活习惯随意改造的上海的西郊宾馆。在这些地方，毛泽东可以召见任何一个自己想要的女人，过着比章士钊们当年更腐化，但却不用付钱的生活。

至于本案多次提到，其实可能并不知情的魏璧女士，有关她生平的资料并不多。笔者从各种记载中，拼凑出了她1920年10月给彭璜、毛泽东写信以后的大概经历：

1920年11月24日，与劳君展一同，在华法教育会会长蔡元培的照拂下，乘高尔迪埃号轮船赴法；12月27日到达法国马赛；之后，先在里昂大学学习法文和数学，1924年毕业后，进入巴黎大学理科攻读数学；与严济慈等合译有巴黎大学柯西教授的全套数学理论名著。1927年魏璧回国，经蔡元培介绍，与周炳琳结婚，后在武汉第四中山大学、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数学。1949年后，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华侨学生补习班教授数学。著有《方程式》等专著。为“九三学社”社员。

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从研究文革死难者状况的王友琴女士那里，得知其结局：

“丈夫在文革前去世。抄家时从她家拿走多箱书籍，箱中还有她的冬衣。她的儿子因‘反苏言论’早已被‘劳改’，女儿是协和医院医生，被‘斗争’后跳楼未死摔断了腿。她向经济系当局请求发还冬衣未被理睬。她在1969年春节服安眠药自杀。”[6]

这次抄家抄走的一箱书籍，是否与和毛泽东等的历史通信有关？笔者不得而知。但有一件发生在同时代的事情，可以作为参照：

笔者父亲的家，也是在那时被抄的。被拿走的多箱书稿中，有一箱，在文革后的退赔中，也始终没有归还。那是笔者父亲从三十年代起，在毛泽东表兄王季范任校长的学校里念书时，就开始搜集的毛泽东的材料。据父亲讲，那里面还有连中共自己也遗失的某次会议的文件。他曾背着这些东西躲过了日本人的“郑州大轰炸”，北上延安。在抗日烽火中，他一直靠自己的肩膀和骡马背着这些东西，穿过了从西北到华东，再从华东到华北，从华北到华南的山山水水，也经历过不少枪林弹雨。这些东西的一部分，已埋在华北平原的某个田埂下，无以复得；另一部分，则毁在了文革的“人祸”中！

当然，萧子升还有两位留在国内，但肯定不知情的弟弟，其中一个就是与之一同留法的作家萧三。由于其生平史料和著作相对丰富，他的故事，这里就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相传，在毛泽东晚年，萧三曾托毛的一位女服务员的“妹妹”[7]，给毛送了一封长信，细数自己因娶了个苏联妻子，被打成“特务”和“反革命”的处境。那“妹妹”第一次见毛就吓得大哭，据说，那一次毛发了脾气：

“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嘛，我这里又不是阎王殿！”

——这，在那个女青年一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就热泪盈眶的时代，也算是一件“奇事”！

注 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05febc901016q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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