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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苦难的童年
我的父亲是铁路工人，母亲在家务农，生了八个孩子，由于缺医少药，死去了六个。1938年日本鬼子打到湖南岳阳与长沙之间的一条叫做破塘口的河流,河的北边为日占区,河的南边为国统区，我家在河的北边。夜里国军到河的北边活动，名为打游击，实则害民，不仅要好酒好肉招待，还要交税纳粮。老百姓白天向日军交款，晚上向国军交钱，受双层压迫和剥削，苦不堪言。
一天夜里父亲打麻将赢了很多钱，一个输家无钱还债，污告我父亲是“汉奸”，被国军抓到河的南边，关进监狱，全家失去了依靠。母亲在姨父的帮助下，带着4个孩子到河的南边找父亲。破塘口铁路桥被炸断，两边被军队守卫，不能通行。我们从北到南过河时是冬天，虽然河面结冰，但不坚固，走到河中，冰层裂开，幸亏爬得快，全家没有淹死。由于没有关系，不知父亲关在何处，没有见到他。从南到北回家过河时，冰层坚固。母亲怕抱在怀里的孩子哭闹，惊动日军，把他死死压在怀里，过河后一看，孩子被闷死了。母亲嚎啕大哭，极为悲惨。
为了生存，母亲借了几元钱，给我作小生意的本钱，买了一些糖果香烟，沿村叫卖。一天卖不了几个钱，差不多都是赊账,但我能记住所有的欠账。日军在村东山区逼民工修公路，我常去卖东西。一次一个日本鬼子拿了一包烟和一些糖果，我要他付钱，他高声大骂：巴格亚鲁！一个耳光把我打在地上，使我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
我家养了一头大水牛，非常温顺，在放牛的路上，可以握着两角骑在它的头上。一边放牛，一边砍柴。我家请人种了几亩田地，我作为帮工，经常参加劳动。
1944年村里请来一位私塾教师,办起了学校，我从“人之初，性本善”读到了“子曰，学而时习之”。19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被放回，又上铁路劳动，家境有所改善。1946年8月，我考上刘衡村小学，读五年级,直到毕业，成绩一直优秀，几次期终考试都是全班第一名，每次都给三斗米的奖励，作为学校一个月的主食。1948年8月，我考上湖南省立第十一中学(后改为岳阳一中)，但学费很贵，家里无钱，只得向地主借月息20%的高利贷。上学时用一条小船装很多粮食，沿洞庭湖边送到学校，供吃饭用。我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特别勤奋、刻苦。
同年，南京暴发“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岳阳学生响应，我参加了活动，国军到学校闹事，我参加了护校活动。
二、勤学向上
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由于家庭成分好,表现好,不久我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寒暑假期间，我在家乡参加了土改运动和在农民夜校当教员。“三反五反”运动时，我写了一个活报剧剧本,在岳阳街上演出。初中毕业时我成绩优秀,被保送进入高中。
新中国定都北京,当时铁路职工的直系亲属可以免费乘火车。1952年暑假,我向母亲要了5元钱,单身闯北京,住进前门车站附近的一家大车店,住店费一夜0.2元。我一天吃两顿炒面,游览了故宫、天坛、北海公园、颐和园等地。一周过去了，5元钱快花光了，街上贴出了8月北京一些中学招收插班生的公告。8月，我又进京赶考，去报名时，没有带任何证件,不许报考。没有证件的十多人跑到北京市教育局，局长询问情况。学生说：“考试凭成绩，要什么证件?!”当时北京一些中学缺学生，于是局长写了同意报考的字条。我回家后收到了北京汇文中学的录取通知书，9月转入北京学习，不久这所学校改为北京二十六中，我任班团支部书记。
三、留学苏联
1954年经过内部严格审查，我被内定为留苏预备生。抗美援朝期间,把英文说成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不好好学习，参加全国统考时，英文考得很不好，幸好今后改学俄语，英语考试成绩不起作用。
1954年9月，我进入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后改为北京外语学院)学习政治和俄语。每月生活费32元，其中6元发给本人作零用钱。食品由特供系统供应，一日三餐，优质米饭馒头，大鱼大肉，一年体重增加了5公斤以上。吃饭时，学生排长队，口里高声念刚学的俄语字母A(啊)，像一群鸭子。1955年7月，分配我进入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学习计划经济，当时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我学习这个专业，我感到非常光荣。出国前，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大箱衣服和用品，五年都没有用完。
8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乘汽车，高唱“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的歌谣，从外语学院直奔北京火车站。送行的人很多，非常热闹。在火车上要我担任值班员，因为是专列，火车开动没有规定的时间。我的任务是在火车开动前在站台上吹哨，请学生们上车。在国内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到苏联后，有时车站停几列火车，由于我的俄语没有过关，听到火车开动的广播，我就吹哨，常常是别的火车开动，专列不动，闹了许多笑话。
到了莫斯科火车站，大使馆的官员说,为了身体健康，要多吃糖、多吃黑面包,并给每个学生发了100卢布。我立即跑到商店买糖，但我不知道糖在俄语中怎么说，也不知道价格，只对售货员说，“这个，这个”。幸好苏联人非常友好，以笑脸相迎。苏联同学也很友好，带我们到莫斯科到处参观。一些中国学生开始听课有困难，记不全笔记。苏联同学把自己的笔记重抄一份，交给中国学生学习。
为祖国争光，成了我学习的强大动力。我每天晚上都学习到12点，早晨不到6点就起床，吃过早餐后乘电车和地铁赶到学校上课。我用功到了极点,晚上经常大声说梦话，重复白天上课的内容，把同房的苏联同学吵醒。
苏联本科生每月奖学金300卢布,中国本科生每月奖学金500卢布,据说由中苏两国政府各负担一半。许多中国学生省吃俭用，奖学金花不完，而许多苏联男学生爱喝酒，还要交女朋友，奖学金不够用，向中国学生借钱用。我借出的钱，有些能够收回，有些则是“肉饱子打狗，有去无回”。苏联学生一般为外向型，热情奔放,而中国学生一般为内向型，懂礼貌，守纪律，但不善交往，内热外冷，被苏联人称为“暖水瓶”,我就是其中之一。
斯特乐门卡宿舍属于莫斯科大学(以下简称莫大)，列宁山上新莫大建成后,部分莫大学生迁到山上,留下的地方供经济学院、工程经济学院和统计学院的中国学生住。每到假节日,宿舍主管总是请中国学生值班。1957年十月革命40周年晚上,由我值班。到了半夜,两个苏联男学生为争夺一个苏联女学生,从争吵到打架,从房内打到走廊。参与打架的苏联学生越来越多，变成了一场混战。我立即给派出所打电话,来了几个警察才制止了混战。
1957年夏天，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富春访苏，在莫斯科给留学生作报告，说国内正在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急需大批工程师，号召学文科的学生改学理工科。我报名到包曼理工学院改学火箭专业，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放弃了转学的念头。我任本校中国学生团支部书记，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8年在国内“大跃进”的影响下，中国学生主动向学校申请，到阿尔泰国营农场收小麦，一些苏联学生参加了这项活动。在收割机上干活，不仅很累，而且满脸是灰。汽车司机的工资按小麦的重量计算，中午和下午收工时，司机为了增加小麦的重量，让十来个学生呆在车上，过秤后再下车。一天一个司机要我和另一个学生把一桶汽油装上汽车，把车开到他的家门口，又要我们把这桶汽油从车上搬进他家。无论弄虚作假，还是盗窃，都无人过问。苏联解体时，有人把国有经济说成是“无主人”的经济，从后来将国有经济私有化没有受到什么阻力，也证明了这个看法。
一年多后，我的俄语过了关，听课不再有困难。每天下课后，我都到列宁图书馆借阅经济学图书和博士论文，记下大量的笔记，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院的重点课程之一，要学四个学期。一个中国女同学学不好这门课程，每到期终考试的前一个晚上，在宿舍院子墙上的灯光下,我按照事先拿到的40—50个口试题目，讲解每个题目的要点，直到她理解为止，临时抱佛脚也起作用，使她通过了这门课程的考试。
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开始引进西方经济学。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副博士毕业生、苏联劳动工资委员会局长阿甘别江在莫斯科大学借了一间教室，在莫斯科大学和经济学院招生，免费讲授经济数学方法。我参加了学习班，每周两个晚上听课，学习内容为线性规划和投入产出分析。1957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涅姆钦诺夫院士在西北利亚分院成立了经济数学方法研究室，在莫斯科办公，我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经常去借阅资料。1959年6月我要实习，刚好研究室要编制俄罗斯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相当一个州)的投入产出表。我们9个青年人,拿着苏联科学院的介绍信,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查阅了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和各部部长的大批文件，抄录了许多资料,编制了苏联第一张地区投入产出表。在这5年的学习期间，我没有回国探亲，留在苏联参观、访问、劳动和休养，到过工厂、农村和许多城市。五年来我通过了40多门课程的考试,每门都是5分,获得了优等毕业生称号,全班40多人,只有两人为优等生。
四、了解国情
1960年7月我毕业回国，中国科学院经济所前所长孙冶方到北京外语学院找我谈话，要我到所研究经济数学方法，我表示同意。同年10月,我到所报到，不久便被下放农场劳动。回所后，我继续学习专业，参加英语学习班，到科技大学学习数学。
研究中国经济，必须了解国情。1961年冬天，我到辽宁锦州农村调查生产队的情况。1963年夏天，我与乌家培一块到太原和大同，调查山西编制投入产出表的条件。调查报告认为，山西基本上具备编表的条件。当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报告上报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后，如石沉大海。1964年我到上海申纺九厂调查公私合营后的管理情况和问题，撰写了调查报告。
改革开放以来，除西藏和台湾外，我到过所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每到一地，我一定抽出时间了解当地民情和经济情况。如到西宁参加一个项目的鉴定时，我请会议主持单位邀请青海省计委、银行和其他单位的干部开座谈会，了解到许多情况。如：东部资源(资金、人才等)通过正式渠道流向西部，由于东部效益高，资源又从地下渠道流向东部，后者大于前者；藏区宗教宣传人员的密度大于干部的密度；许多藏民把一年的收入几乎全部捐给宗教首领，沿途乞讨回家，致富非常困难。
在岳阳县几次调研后，我向县委领导建议，利用南北气候差异，广种蔬菜，各乡分工，实行专业化，成立蔬菜总公司，向北方销售；建议大办沼气，解决农村燃料问题。
1985年我带着四个硕士生到湖南省岳阳市调查研究,市政府很重视，安排各局的领导介绍情况。调查结束后，我在市干部会议上作了报告。岳阳市原计划向东部扩大，我建议向北部扩建，充分利用湖南在长江边上唯一的城临矶港口。《岳阳晚报》作了报导，市政府采纳了这个意见。接着我带领调查组南下深圳，分几个专题进行调研，撰写了调查报告，发表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资料》上。
1979年后，我到山西进行了多次调研，了解到每年该省向鞍钢运煤列车多达1000多列。大同——秦皇岛运煤专线修好后，运煤列车更多。这些列车都是拉煤出去，空车进来，浪费严重。鞍钢附近有多座铁矿山，虽然含铁量低，但烧结后可以使用。因此我建议在山西黄河边修建一座钢铁厂，用拉煤的列车回来拉铁矿石，实行钟摆运输，提高效益。到山东调查过股份制的发展情况，给予很高的评价，受到当地干部的重视和欢迎。
坚持对外开放，就要充分重视海洋，利用海洋，在海边建设城市群，使很大一部分人口向沿海集中，应该在广东湛江到辽宁丹东之间修建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
2011年在《北京：从膨胀到瘦身》一文中，不同意“十二五”规划中“建设首都经济圈”的说法，主张建设天津经济圈，替代北京的部分经济功能，使它从不断膨胀转向逐步瘦身。
五、从“四清”到“文革”
1964年中宣部决定在经济所开展“四清”运动，把矛头指向张闻天和孙冶方，不久提高调门，说他们是“苏修特务”。我到所不久,不知道多少情况,，很少讲话。
1965年所内运动结束后,我立即参加北京市房山县周口店和黄山店两个公社的“四清”运动，前者设党委，后者设分党委，受前者领导。分党委书记是霞云领公社的书记，我为委员。每个生产队设“四清”工作队，队员来自学部、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和其他单位。书记坐镇黄山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