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的不少同窗都考取了国家公务员，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主流的“成功者”。相比之下，我们这些混体制外的自然被其视为不太有出息的一类人。但这些人模狗样的“成功者”偶尔在聊天时会向我这种他们原本瞧不上的屁民发一些平时没处发的牢骚。大部分牢骚是抱怨升迁机会渺茫，然后就是他们领导很难伺候，且在伺候领导这一问题上，有太多虎视眈眈的竞争者，稍不留神，机会就会被人抢走……

我没在公家部门工作过，对其情况更多的是通过阅读和听闻传言来了解。在伺候领导的事情上，原本我只是当做得意之人茶余饭后的牢骚语，但后来渐渐发现，这并非闲谈，也不是个案，在衙门里谋差事的人差不多都有类似的烦恼，并且还把工作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了伺候自己的领导上——他们当中混得好的，格外重视这一点。

前几天有媒体报道了内蒙古某副县长曾为接待上级，一天内陪洗了8次温泉，整个人都虚脱了的新闻。看着新闻的我马上想到了那些在衙门里摸爬滚打的同窗旧友们，混体制内真的不容易，不仅要有过人的胆色，还得练就一个好身体。否则，即便在衙门内混迹一生，终究还是屌丝一枚。

与此同时，我还联想到一本书，詹姆斯.威尔逊的《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这是一本研究公共政策的经典作品，作者在书里剖析了美国的主要公共机构运作的情况。虽然笔下尽是美国政府的事，但也有不少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因为无论美国政府还是中国政府，民选政府还是非民选政府，有一些基本的属性还是相通的。至少，这本书让我明白了中国官员主要工作是陪领导洗澡的系统性原因。

众所周知，即使在民主国家，依靠投票选举而产生的政府官员在整个官僚机构中的数量其实是非常少的（中国则是根本没有），大部分官员的任免和升迁，都是来自官僚机构内部的决定。威尔逊认为，这种由官僚机构的“内部文化”所决定的升迁标准会造成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仅仅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有利于他升迁的因素上来，而忽视他其他的职责。这些升迁因素取决于政府部门自己制定的足以决定官员升迁的量化成果。于是，政府部门中就存在着一种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也就是说，可以产生测量成果的工作趋向于挤掉产生不可测量成果的工作。

在中国，官僚系统评估体系的一个重要量化标准是GDP，而中国的GDP偏偏又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地方经济的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向政府上级部门争取政策、项目和资金，涉及到重大经济项目的资金的调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由上级部门的领导拍板决定的，因此，下级官员与领导个人关系的亲疏就显得非常重要，它直接能决定项目的可行与否，而项目本身则又影响着低级别官员的升迁。

在一种从中央到地方都是由上到下层层管制，由下到上层层负责的体制内，GDP增长与伺候领导的天然联系使得洗脚城和夜总会成为了获得领导欢心、让GDP显著增长的重要资源。请问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中国官员的主要工作除了争先恐后地陪领导洗澡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

当然，光陪洗澡还解决不了全部问题，顶多是被领导夸奖接待工作搞得好而已。问题的核心在于：洗澡洗得好与否，直接会决定将来官员可测量的评估指数是否会有显著提高。“搞定”领导后，必须得立马跟进，笼资源、立项目、拉动投资。如此，数据才会好看，将来的升迁也就有了硬实力。

或许有人会称赞这样的制度：你看，只需搞定领导，多进几次洗脚城，项目就能批下来，经济就会搞上去，如此高效的制度，为世界所仅有，难道不值得赞扬吗？对这种毫无节操的称赞，可以如此反驳：

中国现行的官僚体制属于上下级负责制，各级官员无需对选民负责，只需对上级负责，做出令领导满意的“政绩”和统计数据。这的确很高效，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效果也很明显。但请不要忘了，政府的性质不同于商业机构，它的责任不是赚钱，而是最大限度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在政府应该提供的这些公共产品中，拉动经济发展甚至不应该属于其中的一项，因为经济的发展根本上来说是依靠民营资本的发展，政府能从中少盘剥一点就难能可贵了。而一个政府应该为人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应该包括良好的社会福利、健康的环境、廉洁度、选民的信心等等。在这些方面，中国政府的效率约等于零。

恰如詹姆斯.威尔逊所说，一个政府即使在投资项目时行动较缓慢，但“它诚实、行动负责而且对可敬的选民适当地回应，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政府。”这句话在官员需要一天陪领导洗8次温泉的国家，仅是一个遥远的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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