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案庭审长达四天,应该说,给外界看到的庭审实录并非全部,而是经过严格筛选后的部分“实录”,关键情节被屏蔽不少。

*我对《庭审实录》的总体印象*

我仔细阅读这些庭审实录,发现第一天的实录有数处不衔接,比如薄熙来指责唐肖林证词矛盾时,有薄的自辩却无唐肖林的原证词。第二天庭审干脆多由新闻人代述庭审过程,公诉人的内容较详细,对薄的自辩则一语带过。与此同时,官媒还万炮齐轰地对薄的自辩行为加上“无赖狡诈”等批语,完全忘记被告有自辩的权利。第三天有关与王立军的当庭质辩及500万元贪污则比较详细,但因为庭审编号混乱,也不能据此就说已经公布了全部。第四天庭审过程短,对外公布的信息更加简略。

尽管如此,只要仔细爬梳,里面还是有一些很值得推敲的细节。魔鬼往往就在细节之中,它至少可以让观察者更接近真相。

薄熙来这几天坚持庭辩,我个人认为,不管结果如何,这是他的权利,他自己要根据目前处境做出最优选择。但薄熙来显然受限于几点:

一是信息严重不对称,比如,他在庭审时完全不了解,谷开来杀人案的证词表明,王立军不仅在2011年11月12日为谷开来提供了毒药,参与了此事,还有意偷录了谷开来述说此事的讲话。无论是法庭还是他的代理律师,都未向薄提供这条信息,王立军本人当然也不会在庭上讲出来;否则薄可能指称王不诚实。在西方,证人不诚实,其证言就不会再被法庭采信。

二是由于深感被妻子及曾经深深受惠于自己的亲信们叛卖(包括寒微时结交的朋友唐肖林),伤心之下,在庭上用了许多批评对方人格的词。其实,这时候用事实细节说话更有力。不过,这是共产党政治文化特点,两代为中共权贵的薄熙来不可能改掉这一从小就浸染的政治文化。就他的个性来说,他在法庭上的表现已经算很克制了。

*王立军的“不安全感”究竟来自何处?*

让薄熙来迅速成为阶下囚的直接事件当然是他与王立军反目,“导致”王立军出奔成都美领馆。其中反目的原因,据王立军所言,是他不想帮“五哥”谷开来隐瞒杀害海伍德的事情,找薄熙来谈此事,惹怒薄,最后招致一拳(薄说是一掌),王立军感到,“当时很危险,首先我受到暴力,我身边工作人员和案件的侦办人员失踪了。”(见“王立军与薄熙来当庭对质 讲述叛逃缘由(实录)”)。

但是王立军的证词显然不真实。有几件事情可供将来真相还原参考。

在薄案庭审中,王立军作证说,他是2011年11月14日中午才知道谷开来杀人的(2012年1月28日王找薄谈谷开来与海伍德死亡有涉也是这样说的)。但根据王立军在合肥谷案审判中的供述,他11月12日下午帮谷拆装毒药,13日指使徐明安排人诬告尼尔贩毒并实施监控,13日晚送谷上车去宾馆见尼尔,然后故意不接谷的电话,直至14日中午谷详述杀人经过,他用手机偷偷录了音。(见“谷开来案激辩暴露19大疑问”,新浪网,2013年03月08日)

如果在美国、日本,薄熙来的的律师绝对不可能放过这点,一定会用这一条证明王立军不诚实,其证言不足采信,让案子峰回路转。但薄的律师没有抓住这点,在与薄熙来的四次见面中,显然也未提及此点,以至于薄本人根本不知道王立军在谷案庭审时有这份证词。对于这点,我只好这样想,并非律师无能,而是律师被中国当局“接受”的前提是配合当局顺利完成庭审大戏。

这个细节极为重要。至少可以据此判断,在谷开来准备杀海伍德时,王立军已经开始着手在抓薄熙来的把柄。这个动作说明,王立军此时已经有严重的“不安全感”了,这是他为自保而采取的措施。但这不安全感并非来自薄熙来这一方,因为此时薄夫妻对王立军的信任未减,还是视为“忠仆”对待。谷开来仍然让“王立军负责瓜瓜在美国的安全”,并且越过丈夫找王立军帮忙杀人,这等于将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王立军。这种情况下,王立军的不安全应该不是来自薄熙来,而来自于他对政治形势的判断(这种判断既有他自己的,也可能会有别人提点的)。

从重庆开始,薄、王二人早就结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谁比王立军自己更清楚这一点。王立军离开辽宁时,在其任过职的铁岭、盘锦都留下一大堆冤案,当地早就冤声动地。薄有望入常,王立军那些事情就不会有人挑出来说事;但如果薄熙来政治前途遇到危机,王立军在辽宁与重庆任上许多胡作非为之事,就会成为获罪之由。因此薄王的利益同盟是否稳固,以及王对薄的忠心,都建立在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之上。如果薄一露出失势现象,一旦有比薄更大的政治势力对其游说,并许诺只要有立功表现,可免死罪,王立军上述有意抓把柄行为就可以解释了。

我曾在薄熙来案的重重疑云一文里排列了一个时间表:2011年11月15日英商海伍德被发现死于重庆南山丽景度假酒店;2012年1月28日王立军找薄熙来谈谷开来与海伍德之死有关;2月2日王立军被解职,转任重庆市副市长;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告诉美国外交官有关海伍德的谋杀案。

*王立军的真实角色:海伍德死亡案嫌疑人兼薄案推手?*

在2011年11.15海伍德死亡案到2012年1月28日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王立军为什么既要促成谷开来杀人,又要在11月14日刻意留下谷开来自述杀人经过以存证?根据媒体上后来透露的消息,辽宁其实早就在查王立军制造的冤案。他临离开盘锦时指示要办成涉黑大案的张俐众案,已经于2011年1月11 日由锦州市古塔区法院一审判决判定“涉黑”罪名不成立。王同时也知道,他在铁岭制造的冤案也在重新调查。富有政治经验的王立军从中嗅出靠山不稳的信息。但他此时还不敢作出选择。

由薄主导的重庆模式宣传到2011年9月之后就基本停止了。201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一直被外界冠上左右路线之争的薄熙来与粤督汪洋握手言欢,彼此祝贺对方主政区域所取得的成就,并表示“渝粤合作,十分愉悦”。2012年1月11日,薄熙来在香港对记者断然宣称,“我们从没提过什么重庆模式”。我曾就此写过一篇“‘重庆模式’的戏剧”,认为薄已经受到巨大压力,因此主动降调收敛,终止问鼎之举,以求保全。

但至今仍然不清楚的是,这段时期内,王立军对形势的判断,是否受到其他人“谈话”的影响。外界只知道,这段时期,薄家进入多事之秋,先是谷开来多年老友海伍德突然现身,索要1400万英镑中介费(对这点我将在有关谷开来的分析中谈自己的看法),说要威胁瓜瓜安全;谷开来不找瓜爹商量,而是找王立军商量,并且让王准备了毒药去杀人,还被王悄悄录了音。王立军持证据两个月,未曾举报,但在自家主子2012年1月11日宣布我们从未搞过重庆模式中看出了主子将要失势的信号,于是去找主子通报主母的杀人罪,为自己后来反水做准备。

他去美国驻成都领馆到底是自选动作还是高人指点,这只有留待时间来查证了。也许永远是个谜。

薄熙来在庭审时的一段话说明,薄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很准确。据薄说:“自己听王立军讲谷开来杀人,突然来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个人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不是还有种别的什么想法,甚至觉得这里面他有个人目的;因此我当时确实心情不好,进了办公室,就是我那个1号楼。以后我就质问了王立军。”

薄希望妻子与王立军到庭,就是想看看这两人是否“良心”发现。VOA记者安华在8月24日文章中有段文字颇值参考:“仔细观察,薄熙来一直盯着王立军看,眼中并无仇恨和怒气,倒是有些长辈的慈祥。王立军尽量避免和薄熙来有 目光接触,但是不多的几次目光对视中,王立军显得有些局促和紧张。”

从私交层面说,王立军显然有愧于恩主,卖主以换自己安全,他充分利用了谷开来的愚蠢及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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