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钱理群:不可遗忘的历史——我读《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的,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于1960年毕业,被分配到贵州安顺的卫生学校任语文教员。这样,我和本书的作者“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据本书的《跋》介绍,老五届包括“理科1960–1965级,文科1961–1965级”的同学,那么,他(她)们都是在我毕业以后入学的,是我的师弟与师妹;他(她)们又在1968或1970年被发配到了基层,其中就有到贵州的,而我已经在那里生活、工作了近十年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似乎又是他(她)们的先行者。因此,我读这本《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就感到特别亲切,不仅引发了许多记忆,还有更多的感慨与感想。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仅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无意遗忘的历史,先后对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和1980年北大“校园民主选举运动”作了专门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时,对北大文革前的历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这次读到北大老五届同学的回忆,我才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遗漏:文革后期北大老五届作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下放,他们也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而且如书中一位作者所说,他们在北大1949年以后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的(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就我的研究范围而言,他们上承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不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运动与“五。一九运动”有着复杂的关系(这还有待于研究),而且当年的北大右派同学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发配劳改,现在老五届也以一种“原罪”发配农场和基层改造,尽管彼此处境并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历程却是相通的。而正是因为有了底层的经验与反思,文革结束后回到北大,才会有1980年校园竞选运动对中国改革问题的大讨论。本书编者说,老五届的“独特行迹,是北大百年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卢达甫同学还谈到:“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这确实是历史研究、文学书写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是一段“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北大老五届的同学回忆当年亲身经历,用“自己描写自己”的方式,开拓了一个新的历史研究领域,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应该是一个启示与挑战。我写本文,也算是一个回应吧。

  所谓“不可遗忘的历史”,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一,不可遗忘的苦难记忆。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当下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种刻意美化文革历史的倾向,有人就宣称,文革是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最辉煌的一页”,那些苦难都是知识分子虚构与夸大的,即使有苦难,也是推动历史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在有关的知青生活的回忆和文学作品里,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来描述那段历史,过分地强调所谓“青春无悔”。这样的对历史血腥气的着意遮蔽与抹杀,对在“强迫遗忘”的文化、教育环境里长大的中国年轻一代的欺骗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因此,今天,当事人的苦难记忆,说出历史真相,是具有“拒绝遗忘,抗拒谎言”的现实意义的。

  因此,我读本书,最感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忆:470名部队官兵、83名大学生,“十八至二十三岁刚踏进社会的稚嫩青年,在狂热高压的政治氛围里,为了政治口号而赴汤蹈火”,牺牲了宝贵的生命(白嘉荟:《殇痛牛田洋》);1963年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聂永泰,因为被社会所不容,只能只身到高山雪原进行科学考察并寻求心灵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景仁玲《雪山泪》);同样是技术物理系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罚到山西汾西矿务局煤矿当“煤黑子”,而且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视为“从里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心灵折磨比身体伤害更难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这都是不容掩饰的血淋淋的事实。

  问题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精神上摧残人的生命,是当时的一个既定方针、政策。老五届毕业前,有过一场关于分配方针的争论。有同学提出“分配应该考虑专业对口”的要求,却被执掌权力的工宣队斥为“修正主义分配路线”,公开批判说:“什么专业对口?就是要枪口对炮口,一切专业只对阶级斗争这个口!”(陈焕仁:《一朵溜溜的云》)。那么,什么是当时“阶级斗争这个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为了打击官僚体系,放出了青年学生这些‘小鬼’,让他们大闹中华。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开始让他们回到学校,此即所谓‘复课闹革命’。无奈‘小鬼’们野性已成,还留在社会继续闹,只得干脆把他们全部赶到农村去,让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农村,再无联合造反的可能。其二这是实现民粹主义理想的需要:不仅将农民、农村理想化,更把知识分子视为打击,甚至消灭的对象,因此,他们不仅号召中学生“上山下乡”,把大学生发配农村、工矿,而且也把教师、老知识分子都打发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是一个全面地、有目的、有组织地改造与消灭知识分子的大战略、大计划。当时,姚文元发表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便是这这个思想路线的典型文本。本书编者把老五届和他们的老师都称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是点出了要害的。他们的意图就是要一举而最后消灭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完全自觉的反知识分子、反知识、反文化的运动。这样,本书的“苦难记忆”,大学生发配到底层,遭遇到从精神到肉体的无情摧残,就绝非偶然,也不是具体执行者的道德、水平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体制的问题。

  这里,我还想就个人的经验,作一个补充。前面说过,我比老五届的同学要早十年到基层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处,不仅在肉体的伤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灵的控制,把专制的逻辑渗透到你的灵魂深处,在“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成为“万劫不复的奴才”(鲁迅语),久而久之,“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与消灭”,就成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自觉要求。这样的主动的,心甘情愿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残酷的。因此,我说过:“在我的苦难记忆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页页,全是关于在外在压力下,内心的动摇、屈服,以至叛变,自我人性的扭曲、丑恶,以至变态——这样一些惨不忍睹的记录,我无法抹去这一切,它梦魇一般压在我的心上,无时无刻咬嚼着我的灵魂”(:《苦难怎样才能转化为精神资源》)。

  这一切,怎么能够随意、轻率地遗忘!我们年轻时候流行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如果遗忘了这一切,不仅背叛了当年的牺牲者,更背叛了我们自己的青春年华。李建宇同学说得好:我们必须追问“谁之罪”,“希望这种噩梦不要重演”(《我的“煤黑子”的生活》)。这就必须从观念到体制上进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国民性的弱点,以及我们自己的责任。导致悲剧的观念、制度不变,悲剧就会重演。要知道:当我们遗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学生的时代”,以至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相信曾经有过这样的年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代正在回归:今天,各种形态的“狼吃人”的悲剧,难道还少吗?

  二,不可遗忘的精神坚守。

  历史总是两面的:有压迫,就有反抗;有消灭“臭老九”的险恶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坚守自己的知识分子传统。对于从来就怀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觉。记得我自己在贵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饥荒与文化革命的大混乱的年代,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对知识的追求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读本书,最感欣慰,也最为感佩的,也是老五届同学和我一样的坚定信念和坚守。聂永泰同学之所以让我们永远怀念,不仅是因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剧凝结着历史的血的教训,更因为他身上那股永远不改、永不放弃的知识分子的“臭气”和“傻气”:“从不关注世俗的人情世故,不关注个人的生存条件”,只是“执着、亡命地不断追求”知识,“除了追求学问,他从不妨碍别人,虽然面对艰苦的环境,仍然毫不消极”,可以说,他是因为这样的坚守,才被狼,也被社会吞噬的。陈焕仁同学说“他的英魂变成了跑马山上那朵溜溜的云,端端溜溜地照着康定溜溜的城,永远地留在了康藏草原”(《一朵溜溜的云》);他更永远留在我们每一个北大人的心里。

  而且这样的坚守,不是聂永泰一个人,而是老五届一代人。像马云龙同学,一辈子都坚持“脑袋里乱想,嘴上乱说”的北大人的“坏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关押了六年;改革开放以后从事新闻工作,又因为坚持说真话,而“两次被辞职,一次自动辞职”,始终“不合时宜,不合领导胃口”,却从不知悔(《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学,被下放到江西一所县中学,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气,受到学校“土皇帝”的诬陷,就拍案而起:“陈伯达都敢反了,你这个小小的刘某某算何东西!”不料想,从此与刘某和整个地方独立王国结仇,在文革中被批斗许多场不说,文革结束后,他要报考研究生,也遭到百般阻挠。他不屈不饶抗争到底,终于大难不死,逃出虎穴,还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突破重围》)。大多数同学即使没有什么“出格”的行为,但如奚学瑶同学所说,虽然历经磨难,也没有被社会“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学生时代的正义感、朝气和锐气”,到了晚年,“无官薄禄”一身轻,“当年豪气换来两袖清风,一丝慰藉”(《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艺,不竭的创造力,在晚年习武练舞,演奏琵琶,骑车游遍全国,创造了“辉煌的黄昏”(马以钊:《琵琶弦上说相思》,孔繁钟鑫:《十年磨一剑》,以及曾军、蔡华江的壮举)。记得我们前后几代人,都熟知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关于“如何度过人的一生”的名言;现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们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争,在顺境中奋发”,我们也做到了“无悔一生”(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

  我还想谈谈老五届北大人的这种坚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义。我发现,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于北大师生在校期间对北大传统的继承与创造,而较少关注“出校以后”对北大传统的坚守与发展。其中一个具体原因,就是学生毕业以后,就处于分散的个体状态,难以有整体的关注与描述。在这个意义上,就显示出北大老五届的特殊性:他们是北大历史上唯一在离开北大以后,依然保持了某种“群体性”特征的,如前文所引述,本书的编者是将老五届命名为一个“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在“特殊的时代”里,他们遭遇的“群体性磨难”和群体性坚守,就构成了北京大学历史上坚苦卓绝的一页(奚学瑶、张从:《韶华如水忆逝年》)。在我看来,像聂永泰同学以及其他一些同学的命运与精神,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届”对北大传统的坚守和发展,是应该进入北大校史的历史叙述的。

  三,不可遗忘的底层体验。

  我在阅读本书时,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李建宇同学回忆说,他被发配为“煤黑子”,尽管是“阎王”(各级领导)和“小鬼”(积极分子)的“肉中刺”,却得到了队里工人的善待,他们“不大关心政治,不具备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觉悟,对伟大领袖没有表现出那么多的热爱,对阶级敌人也没有那么多的痛恨”,“他们不会落井下石”,“你干活遇到困难,他们会不声不响地过来帮你;你身处险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抢救你”。正是这些“真诚、善良”的底层民众帮助他们称为的“北京家”度过了人生险境(《我的“煤黑子”生活》)。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时所发现的:“无论政治的统治力量多么强大,在底层的父老乡亲那里,还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标准,即人们通常所说‘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杆秤’”。尽管各级领导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臭老九”,普通矿工还是把李建宇这样的大学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难”而下放到他们这里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难人”的民间伦理,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这就意味着,即使是把阶级斗争发展到极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善待人”的民间伦理,仍在底层社会发挥作用,并神奇地保护了体制的“敌人”,虽然有人执意要消灭的“臭老九”。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社会的民间伦理,就构成了“体制的控制的反力,对体制统治的有效性形成无形的破坏和削减”(钱理群:《“活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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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1日 上午 8:16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