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陶东风:《受活》:当代中国政治寓言小说的杰作

   内容提要:政治寓言小说是中外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类,其基本特点是通过寓言形式来喻说政治。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阎连科《受活》的现代政治寓言性质。文章首先指出,《受活》描写的革命乌托邦和发展乌托邦之间存在深刻关联,它们都是政治权力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狂热。接着,文章分析了《受活》因在书写权力对受活人的伤害时混合进了圆全人对残疾人的伤害故事而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批判力度。第三,文章解读了茅枝婆和柳鹰雀两个形象的政治寓意。最后,文章指出魔幻现实主义或超现实主义在阎连科小说中不仅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是其政治寓言的表现形式,其强大思想和艺术力量来自于它与中国式政治文化的深刻同构-喻指关系。

   关键词:阎连科  《受活》  政治寓言小说  革命  发展

   作者: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项目来源: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项目号11&ZD022

   引  言

   阎连科的小说,在思想上集中于对1949以后中国政治运动和政治文化的反思,特别是对中国特色革命文化的反思;在形式上,则往往采用现代寓言形式[特别是《日光流年》(1998)之后的那些小说,如《坚硬如水》(2001)《受活》(2003)《四书》(2011)等。这些作品被认为是阎连科最富特色、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喜欢使用夸张、变形、象征、隐喻、荒诞、黑色幽默等手法,充满了离奇的故事情节和惊人的想象力,因此有人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等等。

   但我以为,就阎连科小说的命名而言,“魔幻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甚至包括阎连科自己提出的“神实主义”等称呼,都不如“现代政治寓言小说”来得确切,因为魔幻和怪诞作为创作手法可以纳入现代政治寓言小说范畴,而魔幻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却很难涵盖政治寓言这个特殊文类,它也可以用于非政治寓言性质的作品。[1]

   政治寓言小说是中外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文类,其基本特点是通过寓言形式来喻说政治。西方文学史上的乌托邦小说和反乌托邦小说大多是政治寓言小说,俄国作家尤金.札米亚金的《我们》、英国作家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英国作家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又译《美妙的新世界》)就是其杰出代表。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王小波、刘庆邦、莫言和余华的很多作品都可以归入政治寓言小说。但长期坚持政治寓言小说创作并取得极高成就的代表性作家,无疑是阎连科。

   《受活》就是阎连科现代政治寓言小说的代表作。

   一、革命与发展:当代中国的两种乌托邦及其相互关系

   《受活》是一部非常独特、有深刻寓意的政治寓言小说,它对中国特色的政治运动(具体说即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发展),做了相当深刻又极具特色的书写。

   小说讲述的是耙耧山深处一个基本上由残疾人组成的村庄——受活庄——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上演的悲喜剧。更具体说,它描写了两个乌托邦故事: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乌托邦,第二个是后毛泽东时代(或改革时代)的发展乌托邦。小说在这两个乌托邦故事之间来回跳跃,并用两种不同的文体与字体加以区别,毛泽东时代的故事用“絮言”的形式(楷体字)插入到后毛泽东时代的故事(宋体字)中。

   第一个乌托邦故事由受活人的入社(合作社)、大炼钢铁、大跃进和“文革”等一系列解放后第一个30年的故事组成(涉及几个大的社会运动),其核心是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的破灭,突出了革命的空想、暴力和恐怖性质。

   受活庄的残疾人本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知道什么是“政府”,也不属于任何组织(包括乡、村、公社等)。这里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小说中叫做“天堂地”:天堂一样快乐的地方,“悠闲自在,丰衣足食”,“自由,散淡,殷实,无争而悠闲”。(第99页[2])关于这一点,小说是这样写的:

   说到底,受活是被这世界遗忘掉的一个村庄哟,地处三县相交的耙耧山脉里,距最近的村庄少说也有几十里。因为庄子始于明朝就是满庄的瞎子、瘸子、聋哑人。不是残疾的,男的长大都招婿找到外面去,女的长大也都嫁到外面去。外面世上残疾走进来,里面世上的圆全人又都走出去,几百年来就这么过去了,却没有哪个郡、哪个县愿意收留过受活庄,没有哪个县愿意把受活规划进他们的地界里。

   时光就这么过去了,从明至清,年年辈辈,辈辈年年,康熙、雍正、乾隆,直到慈禧、辛亥、民国,受活庄数百年里没有给朝上、州上、郡上、府上、县上交过皇粮税。……

   受活是这世界以外的一个村落呢。(第118页)

   然而,一个叫“茅枝”的革命者(关于这个人物的详细分析见本文第三部分)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来到受活庄。她的闯入打破了受活人的桃花源式生活,结束了它的“史前史”。由于她的出现,受活庄这个世代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恢复了联系,产生了流血冲突,付出了惨重代价。准确地说,它被带入了中国革命史,建立了与革命史的联系,并被整合进革命政治组织,即当代中国高度集中、统一、同质的政治-经济-文化-行政体系。受活原先没有什么干部,由于茅枝婆在解放后“把受活领进了这个世界上的乡里、县里”,茅枝婆当然也就成了没有干部头衔的干部,成为了“受活庄的主事”(第51页),负责“调理这个庄的事务”,

   受活被带入革命、带入国家组织的过程,同时也是受活人无休止遭受苦难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茅枝婆代表中国革命(不管其代表性是多么暧昧,详下),因此,受活庄之进入历史和世界,就不能简单地被描述为进入现代性、现代文明或现代世界,而是进入中国的特属现代性,即革命。我们不能把这个“革命史”抽象为一般的现代文明史或现代化史,因为如果我们像有些批评家那样把受活进入革命的事件解读为“进入现代”或“进入文明世界”,那么,这个小说就会被解读为反思现代或反思现代文明的作品,而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详下)。这是一种很致命、也很常见的误读。[3]再说一遍:“革命”这个限定至关重要。

   茅枝首先带领受活庄人“入社”(小说第五卷第五章“絮言——入社”),亦即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告诉我们,农民在入社时并不像有些作品(比如《创业史》等革命历史小说)写的那样欢天喜地,敲锣打鼓,相反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基层民兵扛了枪,在村头连放三枪后,受活人无论瞎盲瘸拐,就都到了村子中央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全村的百姓会,受活就庄严地成了双槐县柏树子区管理的一个庄。”“也就在那枪声里,成立了互助组,又入了合作社,过上了天堂日子。”(第122页)。这是一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隐喻:在枪声里入社并过“天堂日子”。下面这段描写更说明问题:“各家的田地都合到了一块,牛和犁、耧、锄、耙都充了公。那些有牛、有犁、有车的明显吃了亏,原想哭闹的,可又有几声枪响后,他们就不哭不闹,交了牛、车和犁、耙。”(第123页)看来,枪毕竟还是革命群众动员的最好手段,即使是天堂日子,没有枪也是推销不出去的。

   但即使有枪,“天堂日子”也很快结束,接着就是大炼钢铁。同样,大炼钢铁时对铁的征收到了寸铁不留的程度,这当然是通过更多地暴力达成的。入社和征铁两个暴力事件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在革命群众动员中的力量实际上被我们的很多历史学家、理论家和作家大大夸大了(大概是因为文人一般都喜欢夸大思想意识力量,主观性的力量),群众运动主要依靠的其实还是暴力,而不是说服乃至宣传。[4]太脱离生活常识的宣传毕竟力量有限,离开了暴力,它的力量是很可疑的。

   受活人一旦加入人民公社,就进入到了一体化的国家政治-组织体制中,并不可避免地卷入这个体制发动的所有乌托邦运动:大炼钢铁、大跃进、“文革”(这些运动有些以“发展”或“建设”的面目出现,但本质上都是政治运动)。小说的这一部分可以视作是革命乌托邦的故事。

   在经历了一系列悲惨事件后,革命乌托邦以悲剧告终,以茅枝为首的受活人便走上了一条坚持不懈的“退社”(脱离革命史和国家组织体系)之路。尤其是茅枝婆,退社成为她的心病,也是她活着的唯一意义。

   本来,“退社”的本质是就要从一个现代中央国家的政治体系中脱离出来,何其难哉。但由于受活庄和它所处的整个中国一样走上了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之路,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后革命时代的受活人遇到了一个政治狂人柳鹰雀(柳县长),后者居然“同意”受活人退社,但前提是受活人要组建残疾人“绝术团”。围绕着“绝术团”的成和散,受活人又上演了一场不亚于革命时代的悲剧。这就是小说描写的第二个乌托邦——后革命时代的发展乌托邦(或致富乌托邦、“小康”乌托邦、经济和物质乌托邦)。[5]发展乌托邦的核心故事是两个:一个是购买列宁遗体建立列宁纪念堂,另一个是组织残疾人绝术团赚钱筹集“购列”(购买列宁遗体的简称)款。这两个匪夷所思的致富思路固然是对中国式发展模式之畸形、变态的一种暗示,但最为巧妙的还是:作者通过“列宁遗体”这个核心符号和县长柳鹰雀这个核心人物,把两个乌托邦故事巧妙联系起来:列宁是革命的领袖和标志(用柳县长的话说,“列宁是咱社会主义的祖先啊,是咱社会主义国家的爹,你说哪有孩娃不知道爹的境况哩。”第30页),是革命乌托邦的缔造者和象征符号,同时又是后革命时期的发展乌托邦的资源,发展的途径就是购买列宁遗体然后把它当作商品加以展出。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传统社会主义(革命)和今天后社会主义(发展)在这里发生了有趣的、颇具意味的关联。这是一个可以作多重解读的隐喻:革命在后革命时代的阴魂不散,革命文化遗产与后革命世俗欲望的媾和。等等。这未必不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时期的矛盾、混乱的一个隐喻。

   这两个乌托邦的第二个意味深长的联系在于:革命乌托邦是权力(以茅枝婆和她背后的组织为核心)主导的,而后革命乌托邦同样也是权力(以柳县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主导的,是自上而下的。既不是市场主导的,也不是自下而上的。权力主导和自上而下的性质赋予后革命乌托邦不亚于革命乌托邦的巨大动员力量和行政资源。这些都表明两个乌托邦之间的深刻相似性和衔接性。同样富有隐喻意义的是:发展乌托邦的策划者和规划师恰恰就是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时期)成长的柳鹰雀,他被称为“社校(社会主义教育学校)娃”,是在革命乌托邦时代的干部培训学校长大的干部。于是并不奇怪地,他的发展乌托邦不可能不打上革命乌托邦时期的政治烙印。

   正因为这样,柳鹰雀的后革命乌托邦虽然打着“发展”“小康”乃至“市场”的旗帜,但其狂热性一点也不亚于革命乌托邦。想要了解发展乌托邦的狂热性质,请看柳县长在县常委会的演讲:“一天一百万,十天一千万,三个月就是一个亿,一年就是三点七亿”,“花钱成了最困难的事情呀!扩大街,盖楼房,那能用掉多少钱?把县委县政府的大楼盖到半天里,各部、居委都盖一栋办公楼,你就是都用黄金刷墙、铺地,可楼盖起来了,那源源不断的钱还是要往财政局的账上流的呀,像一条大河每天往县里流的都是金子呀。人能吃多少?人能花多少?全县农民不种地,每个月你能都坐在田头发工资,可到末了你还是与有花不完的钱……为钱花不出去家家户户做了大难了。做了大难”(第163-164页)。这一点也不亚于“大跃进”时候的狂热(那个时候也曾经发愁“粮食吃不完怎么办?”)。

也正因为这样,柳鹰雀疯狂的发展狂想,(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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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0月31日 上午 7:17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