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当事人伤感的淡化,震惊中外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开始全面显露出来。因此,我认为对文革进行正确和客观评价的时候,或许已经来临了。

   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对文革的看法或评论,原则上有三种。第一种看法,是文革当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的实践,是中国甚至世界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的尝试。第二种看法,是大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看法,认为文革是一场乱国乱党的人为的悲剧性的大失误,其主要责任在毛泽东个人,而不在整体的共产党。第三种看法,是在海内外相当流行的看法,其中最急烈表达方式要算香港某家杂志在今年八月的有关评说了:大跃进锇死三千万农民,文革两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的遗患不可估量,毛泽东死有余辜。

   对于上述三种对文革的看法,到底那一种是客观正确的呢?显然这个问题涉及人的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本文下面要讲的对文革的看法,综合和扬弃了上述三种看法,所以本文的看法是上面三种看法中的任何一种看法都无法包容的。

   ◇ 共运是资本原始积累之必然

   文革是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事件,因此文革是国际共运的当然的一个组成部份,这是文革最基本的历史事实。由此可见,要研究文革首先必须把握国际共运的历史根源和基本内涵。

   国际共运是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必然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和知识阶级联合起来对资产阶级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历史性的回报,是社会规律纠正年青的资产阶级过急过火地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失误的历史工具。

   ◇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误区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历史的一种误区,有关的民族在民族独立过程中一旦走进这种误区,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闯出这种误区。从建国开始到改革开放为止的中国历史,就是中华民族以伟大的探索精神和高昂的历史代价冲破马克思主义误区的痛苦历史。

   首先是大跃进的大失败。大跃进的失败,从理论上讲是中国特色的计划经济的失败。从实践上讲,大跃进的失败是包括工人在内的劳动阶级的运动的失败。

   其次是人民公社的失败。人民公社的失败意味着广大农民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理论。这次失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产关系问题上的乌托邦之实质。

   最后一次失败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失败。文革的失败全面系统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另一大基本的法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真理性。

   因此,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际上分析,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是国际共运在中国的全面的系统的失败。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分别在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全面地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这三次失败也雄辩地证明了,无论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或者是知识分子都不可能成为成功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力量,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社会的设计思想,是一种不可能有实际阶级依托的乌托邦式的空想理论。最后,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三次失败,国际共运的历史惯性终于被用尽耗竭,从此国际共运基本上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所以,文革作为国际共运在中国的三次失败中的最后一次失败,当然是国际共运全面失败之必然,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最终必然会冲出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误区之必然。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三次失败的实践中,刘少奇和彭德怀等共产党人,代表了党内尊重社会规律的自在的倾向,他们原则上主张从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既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出发去建设中国社会;毛泽东则代表了国际共运巨大的历史惯性,毛泽东的的思想方法基本上是从既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出发,去解析和重建中国社会,所以毛泽东的路线是彻底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路线,是将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进行到底的路线。

   毛泽东的路线虽然是错误的,但由于他的错误路线代表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又有他的前人的强大的理论逻辑在支持,所以至少在当时,毛的路线在理论上是没有任何认真的敌手的。更重要的是,当毛的路线在实践中出现严重问题时,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在内的全体共产党人,谁也在理论上搞不清楚其中的根由,因为他们谁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怀疑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于是历史就出现这么一种人类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两难处境:一方面,现实证明自己所坚持的路线已经出现某些问题,这说明继续坚持这种路线存在着某种盲目性,因此可能风险很大;另一方面,无论是客观的敌对方面,还是是自己头脑中的主观敌对思路,都无法证明自己坚持的路线在战略上是真正错误的路线,而且除了这条路线之外又不存在其它的新路线可供选择。事实上毛自己晚年关于”自信又不自信”的自白,就是他陷入这种两难处境的生动的写照。至此,我想冒昧地向所有的文革评论家们提出一些问题:如果您处在当年中国的毛泽东的位置,您将怎样去摆布您和您的民族的前途?而在上述两难处境下,毛泽东用他的”砸得粉碎物质仍然不灭”的英雄气概,选择了将自己的错误路线进行到底的历史前途,您说他到底又错在哪里?人类–只有依靠伟大的探索精神才能在宇宙中生存和发展的人类,依据什么去指责”毛泽东死有余辜”呢?如果我们人类永远陷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相互敌视和残杀的冤缘报应的怪圈中,又怎么去迎接人类共同发展的光辉未来呢?

   ◇ 文革是马克思主义之必然

   如果讲文革是一种历史错误,那么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错误的必然;如果说文革是历史性的试错实验,那么马克思主义是文革这种历史性的试错实验的设计思想;最后如果有人硬要说文革是一场浩劫,那么这场浩劫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之历史必然。所以,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固有逻辑,纯粹地将文革的主要责任归于毛泽东个人,这种错误的历史评论对人类之未来是没有指导意义的,同时对参与文革的近十亿中国人民也是不公正的。

   文革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国际共运。文革的目标是解决共产党干部的和平演变问题,即解决资本主义当权派问题。关于走资派的提法很多人都不以为然,甚至到今天连共产党自己对走资派的提法也不认账,我认为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事。铁的历史事实证明,如果讲走资派的提法,在文革中是一种天才的正确的提法,那么今天则是普遍正确的提法,试问当今的中共当权派有多少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据我所知,当年在文革当中,红卫兵原则上都非常清楚走资派是客观存在的,走资派有三大特征:第一是他们在经济上他们支持包产到户;第二是他们在政治上维护干部的某种特权;第三是他们毫不留情地镇压动摇他们的权力地位的造反派。关于这三大特征,我们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表现中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毛泽东发动文革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而言是天经地义的。由此可见文革的要害问题根本不是走资派是否存在问题,文革的要害问题是打倒走资派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问题。而在文革的要害问题上,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错了、毛泽东路线彻底错了、文革当然也彻底错了。

   毛泽东当年关于走资派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情相结合是产物。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社会的基本阶级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而且还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加计划经济必然使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上的资本主义倾向问题和党内的走资派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完全是社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问题。既然是反作用问题,它在时间上就不可能是持久的,在作用强度上是有限和可以克服的。换言之,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受历史欢迎的制度,因此走资派是不受人民劳动大众欢迎的。所以,毛认定走资派可以用七八年搞一次文革的办法,不断地一批批地打倒他们,这样走资派会越来越少,社会上资本主义倾向会越来越弱,即便在某种特殊条件下,走资派现象出现暂时的反弹,只要共产党自觉坚持毛的路线,走资派问题终归会解决。

   然而,文革发动后失控和半失控的国内局面,使毛泽东自己对自己发动文革的理论发生了动摇。毛在文革后期有过”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讲话,从这个讲话中人们可以明确无误地体会到,毛当时已经发现红卫兵大字报,比如《四一四思潮必胜》所揭示的严重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已经证明,文革培养的极左派,在获取特权和对待群众等问题上,比已经打倒的走资派还不如,此外造反派一掌权就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放在首位,完全实用主义地对待毛的任何的指示,更不必讲叫他们牺牲自己局部利益去为所谓解放全人类的目标去奋斗了。这意味着如果将文革路线坚持下去,只能使被打倒的走资派越来越多,从而狗崽子也越来越多,最后共产党势必会在文革之路上自杀身亡。更严重重的问题是,无论是毛泽东自己还是红卫兵,当时都在理论上搞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根源,因为当时他们当中谁也没有从体制外去思考文革问题,即都没有从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的方向上去思考文革问题。我的美国朋友宋永毅先生在他写的《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中讲,《四一四思潮必胜》是文革中唯一被毛点名批判而没有真正批判的红卫兵大字报。这说明宋先生在发掘文革史资料的要点方面的敏锐力是很高的,但是宋先生没有发现《四一四思潮必胜》所提出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精英们都已经发现,但都百思不得其解的关系着文革的前途和命运的根本问题。

   因此,文革中所提出的走资派问题,根本不是什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问题,而是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正作用问题。这种来自经济基础方向的正作用,原则上是上层建筑不可抗拒的。因此,即便在文革这样残酷的条件下,在当时社会经济可能的增长点上,新生的走资派也在顽强地不可扼制地生长出来。比如,当时某些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在那里土生土长的走资派领头搞起来的。又比如,当时在温州这样的天高皇帝远的海边城市,出现大面积的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也是在新生的走资派的支持下搞起来的。至于在政治上,文革所培养的造反派,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至少原则上也都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的后备队。这一点中国的新老知识分子原则上都全力支持南巡后的邓小平的事实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文革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对付走资派,从本质上讲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文革也只能适得其反。关于这一点文革的直接后果是最雄辩的证据:在文革中红卫兵客观上搅乱了共产党的天下,打掉了共产党的威势,全面动摇了共产党的信仰,从而逼迫邓小平率领共产党彻底退出无产阶级事业的狭隘的舞台。

   由此可见,前面已经提起过的,关于无产阶级实用主义的右派对文革的看法或观点,其前半个观点,即认为文革是乱国乱党的大悲剧,无疑是有真理性的,因为事实上文革前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相当稳固的,如果没有文革的大折腾,中国现在也不会比北朝鲜弱。但是,其后半个观点,即认为文革失误主要责任在毛个人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从实际上观察,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文革理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必然,文革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中国贯彻到底的必然。因此退一万步讲,纵然没有文革,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江山也必然要灭亡,而且灭亡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可能比文革导致的结果更惨,罗马尼亚演变和苏联解体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 文革是知识阶级崛起之必然

文革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那就是毛泽东为什么选择中国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为依靠力量去发动文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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