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15日上午,因九一三事件被关押10年之久,从而名扬海内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吴法宪,在几位公安人员陪同下,乘车离开秦城监狱,踏上了保外就医之路。

   那年5月的一天,秦城监狱的一名管理员向吴法宪传达上级指示:“关你们都将近十年了,时间长了,将来连话都不会说了,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你们在各自的牢房内,上午8点打开,晚上9点钟关上,白天你们4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像棋,还放了一台电视机,可以在一起玩一玩,晚上可以看一看电视。”就这样,吴法宪同两位前同僚邱会作、江腾蛟及昔日的“王副主席”在秦城首次晤面。在此之前,还有谁被关在这里,吴法宪一无所知。

   彼此都是老熟人,从外表上看,变化也不算太大,可这是监狱,环境特殊,谁知道哪个旮旯里装着窃听器?心存疑虑,说话谨慎也就在所难免。相形之下,邱会作最热情,几次拉吴打扑克,这不奇怪,从长征时的一方面军、抗日战争的新四军、解放战争的四野,直至“文革”中的军委办事组,论思想,道感情,俩人都是一伙的;江腾蛟也是老红军,还是老部下,文革中吴法宪为了保护他,可没少伤了脑筋。江腾蛟几次向吴表示歉意,吴法宪说咱都这样了,算了吧。王洪文也向吴法宪道歉,说他主持军委工作期间,搞了不少吴的材料,有不实之词。吴法宪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无所谓。当年我们打仗时,你还是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军委工作,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牢房里无蚊帐。王洪文年轻、个子高,每天傍晚站到吴法宪的铺板上,用拖把帮他打房顶上的蚊子。多少带点补偿的意思。乍暖还寒的天气,王洪文时常头痛,甚至从床上摔下来,为了防止他跌伤,狱方在他的房间铺了块地毯。此人从那么高的职位落到这般地步,说来也怪可伶的,这里面当然有咎由自取的成份,可完全怪他,好像也不太公平。这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畸形产物。

   8月的一天,公安部来了一位副部长,先找邱会作、江腾蛟,又与吴法宪谈话: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个子女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自己考虑一下。

   总算盼到这一天,吴法宪非常高兴。名字好改,就叫吴呈清,那是他原来叫过的名字。

   8月5日上午,管理员通知吴法宪,下午家属来探视,陈绥圻也来。十年没见妻子面了,不知她变成什么样子。

   坐立不安盼到了下午,经过重重铁门,吴法宪来到接见室。一位青年男子连忙迎上来,吴法宪问:同志,你是谁呀?爸爸,您不认识我了?长子新潮泪流满面十年不见,陈绥圻老了许多,人显得消瘦,头上添了不少白发。7月20日,陈绥圻离开农场到上海,原想在她哥哥陈子圻家多住几天,得知5日下午可以探视,赶在4号回到北京回到牢房,邱会作和江腾蛟兴奋地告诉吴法宪,胡敏(邱会作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夫人)都来过了,邱会作去西安,那里是胡敏的故乡。江腾蛟被安排在太原。王洪文已被送进医院,说是为他治病,其实是怕他看到别人都走了,撇下他自己,神经受刺激。狱方考虑得挺周全。

   几天后,陈绥圻和金平原(吴的女婿)又来到秦城,将出狱后的具体安排告诉了吴法宪。

   一、由吴的女儿金秋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到济南看房子。

   二、1981年7月9日,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对陈绥圻的问题要重新结论,空军表示要尽快作出结论。陈绥圻准备在北京等一等。先由四女儿巴璀陪吴到济南住一个月。

   三、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的时候,行李没有带出来,由金平原到绍兴农场把行李运到济南。

   四、吴法宪每月的生活费100元。陈绥圻的生活费也提高到100元。关于安家,公安部可以给一点家具,孩子们凑了一千多元,买一台彩电送到济南,调剂一下生活。

   陈绥圻嘱咐吴法宪,耐心等待,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大约是9月7日(也可能是8日),邱会作首先出去了,吴法宪有点急,怎么还不来接我呢?终于来了通知,15日动身去济南,要他去清点一下入狱时扣押的物品。东西一样不缺,吴法宪又戴上了多年没有戴过的手表。只是所有的衣物都被虫子咬得稀烂,再也不能穿了。

   45次特快正点驶离北京站。吴法宪和巴璀坐一个软卧包厢,按公安人员嘱咐,吴法宪不能随便走动,中午饭会送到他的包厢里来。

   绿色的原野,金色的河流,多少年没见到人间景色了,看着车窗外不断掠过的田野和村庄,吴法宪感到,自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下午四时许车到济南,山东省公安厅的一位处长和济南市公安局的赵科长来接站,把父女二人送到济南南郊的七里山小区。新居位于一座居民楼的二层,两室一厅约四十多平米,床、桌椅板凳、锅碗瓢勺、蜂窝煤炉子,还有一套煤气灶,必要的生活用具已经配齐。看来花了不少钱呢,吴法宪心想。赵科长带着巴璀去买了些米和蔬菜。又拿出150元,算是预支一个半月的生活费。

   第二天,北京来的公安人员都回去了,临走时交代吴法宪,有事找赵科长联系,一切由他负责。医疗关系安排在省公安厅劳改局医院,这个医院很近,看病比较方便。

   没有了高墙、电网,没有了重重铁门和带枪的卫兵,只有女儿在身边,吴法宪终于相信,他真的是自由了。

   从15岁参加红军开始,吴法宪过的就是集体生活。官越当越大,饭有人做,水有人烧,到哪都有人跟着。直到进了监狱。

   他饭不会做、水不会烧,分不清人民币的圆角分,更不知怎样使用煤气灶,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多亏巴璀买菜做饭洗衣搞卫生,不然的话,这日子真不知道怎样过。

   两天后,吴法宪随赵科长到医院检查身体,没想到很快被人认了出来,好奇的群众把他和赵科长围了个水泄不通,赵科长急了,大声呼喊着,奋力挤开一条路,好不容易把吴法宪和巴璀送上了车。

   有了这次教训,吴法宪白天基本上不下楼,只在清晨及天黑后,才和巴璀到室外活动活动。偶尔在阳台上甩甩手(80年代盛行甩手疗法),下面也有不少人在围观。人们要么笑笑,要么点点头,但是不敢说话。

   10月上旬,新潮和金秋送来一台十四英寸彩电。新潮正在办转业手续,准备来济南照顾父亲。彩电是用他的复员费买的。从此,看电视成为吴法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从你好到再见,一直看到预告第二天节目。

   赵科长恪尽职守,每隔几天就来一次。11月11日,陈绥圻在拿到对她的审查结论,并交出一份书面意见后也到了济南,见到陈绥圻,赵科长很高兴:你来了我就放心了,照顾老吴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12月9日,赵科长向吴法宪传达了保外就医期间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在家里会见亲友。

   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可以在济南市活动,外出的时候要有家属和子女陪同。

   三、未经允许,不得探访亲友,不准离开济南市。

   四、不准和外国人交谈、接触和通讯。

   五、看病不要到医院去,由医生出诊,住院的时候,要有家属护理,没有家属护理时,由公安部门派人护理。

   此外,配发的家具要登记。

   除了看病要医生出诊,以上几条,吴法宪都严格地予以遵守。医院的大夫工作忙,每次都要求人家出诊,确有困难。

   吴法宪学会了做饭、烧水、生炉子,有时还炒几个菜。买菜、倒垃圾、打扫卫生,基本上也被他承包了。老俩口精打细算,买一斤肉分成十块,每次吃一块。月底收支大抵相当。日子过得不富裕,可也说得过去。关键是看跟谁比。

   很快就到了1982年的元旦,北京的几个孩子、潍坊的采芹、上海的陈子圻一家都提出要到济南一起过春节,老俩口一算,一共是17口,吃、住都是问题。

   难题报给了赵科长。赵科长从公安局招待所租来被子,又借来凳子和铺板,两间房子分成男、女宿舍,搭成通铺,至于吃的,各家自带一点,再买一点。

   春节前两天,各路人马到了济南。采芹从潍坊带来一架录音机,年轻人说呀笑呀,闹个不停,晚上跳起了交际舞。

   人生有艰辛、磨难,但更多的是希望。看到年轻人的活泼、乐观,吴法宪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保外就医的囚犯。

   出狱后的第一个春节,深深地印在吴法宪的脑海中,难以忘却。他暗暗地想,过去的,就让它像梦一样过去吧。

   人老梦多。且天马行空,千奇百怪。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法宪的女儿金秋博士给笔者讲了个故事。听着有点像天方夜谭。时间:2001年7月;地点:某医院吴法宪病房。

   清晨,从梦中醒来的吴法宪,睡眼惺忪,嘴角挂着一丝微笑。他告诉女儿,自己做了个怪梦:刚刚接到总理电令,毛泽东主席南巡即将归来,要他立即陪总理去机场(好像是西郊机场)迎候。

   “那不可能,主席不是早就不坐飞机了吗?”

   “是呵,是呵……我还奇怪,我都这样了……怎么能陪总理去接主席啊?可我……可我……我真高兴啊……”

   黑色幽默。说着说着,老人流泪了。

   女博士一脸苦笑:你瞧,他就这样的人,都‘这样了’,也改不了。

   有人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更有人说:高处不胜寒,还是人间好。

   电视机里,港台肥皂剧紧锣密鼓,年轻人看得如醉如痴;老人耳背,鼾声骤起,吴法宪又一次进入他的梦里水乡。

   街坊邻居对吴法宪都很好,吴大爷吴老头,叫啥的都有;也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猛不丁来声吴司令,别,别,可别这么叫,吴大爷连连摆手。副食店的营业员对他挺照顾,挑好菜给他留着。用不着排队,看他来了,有人会喊:让老红军先买!家里的水龙头、门锁坏了,自有邻居义务登门服务;每次买蜂窝煤,邻居们主动来帮忙,一块块帮他们搬上楼。

   一天,吴法宪到商店买了条棉褥,扛在肩上,沿着马路慢吞吞地往家赶。一青年见状,二话不说夺过棉褥换到自己肩上。吴法宪急了,光天化日之下,你怎么抢我东西?那青年赶紧解释:我可不是抢东西,看你这么大岁数,我帮你送回家去。

   凡此种种,老两口深受感动。中央文献研究室来人外调,问吴法宪在济南生活习惯不习惯,吴说:我感觉比北京好,山东人大多憨厚、豪爽、仗义、好交朋友。有人情味。济南山好、水好、人更好。来济南真是来对了。

只读过几年私塾的吴法宪,在红军中已算得上知识分子。尽管毛笔字也就是描红水平,但行军路上刷刷标语已非他莫属。这为他晚年潜心钻研书法打下了基础。新潮转业后,被安排在艺术学院工作,他为父亲买来笔墨纸砚,还介绍了几位书画界的朋友,与父亲相互观摩、切磋。吴法宪的篆书技艺大进。始料未及的是,本为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却引来众多慕名求书者,更有人携其墨宝远渡东瀛,以50万日元的价格出售。济南书画市场上充斥利欲熏心者精心制作的赝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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