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张鸣：父亲的赎罪

　　
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动过无数次的念头，想要写一写他。确切地说，还在我刚会看书，可以动笔写几个字的童年，就有这样的冲动了。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自己的父亲，跟别人的都不一样。只可惜那年月赶上了“文革”，课都不上，作文就都免了，后来即使有作文，也都是革命的题目，不像后来的小学生，动辄就被要求写自己的父亲母亲。

　　 我的父亲名叫张季高。我知道，按过去的规矩，别说子女，就是平辈人也不能轻易叫人家的名字的。人的名字，是留给长辈叫的。我的父亲有字，叫鼐卿，是祖父找人给他起的。父母在世的时候，母亲高兴了，就喊鼐卿。带点杭州腔的普通话，让人听起来像是“爱卿”。刚过门的嫂子，就十分纳闷，一次忍不住问我哥：你妈怎么老叫你爸爱卿？

　　 我还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的名字，已经满大街被人乱叫了。“文革”时期，所有带所谓历史污点的人，在劫难逃。父亲被打倒揪斗，用教过我语文的一位老师（他是大学生）的话说，是天经地义。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居然混进场部机关，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实，他不知道，更早些时候，父亲待的机关更大些，在位于佳木斯的东北农垦总局。

　　 父亲是浙江上虞人。我的曾祖，据父亲说，是个手艺人，银匠。做银狮子，一绝。闹长毛的时候，曾被掠进南京，为太平天国诸王打造银器。城破之前，幸运地逃了出来。到了祖父这一辈，就被送进钱庄做学徒。当年进钱庄学徒，是需要本钱的，钱庄票号非殷实人家的子弟不收。所以，曾祖看来还是有几个钱的。没准是拐了长毛的银器发了财，也说不定。祖父学徒的钱庄，在上海，出徒之后，就在上海钱庄里做。慢慢升上去，越做越大，做到了好几个钱庄的董事。钱多了，就想开工厂。虽然投资失败，但到了父亲出生之际，家里还相当殷实。只是，祖父把剩余的钱财交给了在上海银行做职员的大伯打理，自己回到了上虞老家做乡绅。父亲在家里是老小，从小被养在乡下的乳母家，长到六岁才回来，但毕竟还是个少爷。

　　 滋润的少爷日子，到了抗战爆发就结束了。侵华的日军，对江浙的扰害是最厉害的，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接二连三地逃难逃难，逼得父亲成了热血青年，一个人去投军打鬼子。当年兵荒马乱，他全然不知道，他那在日本航空士官学校学习的二哥，已经在中共地下党的运作下，投奔了延安。所以，他只是就近找到了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在中国大大的有名，这要归功于样板戏《沙家浜》。但是，这支由军统建立的队伍，根本不像《沙家浜》里讲的那样，是一支汉奸队伍。正相反，忠义救国军打日本人的积极性特别高，特别热血，牺牲也特别大，当然战绩也不错。后来，我在台湾找到了一些当年这支军队的资料，回来拿给父亲看，看得他老泪纵横，说他看到了好些老长官老同袍的名字，他们中的好些，当年就已经血洒疆场了。

　　 抗战胜利后，他们的部队合并到赫赫有名的新六军（一支远征印缅的英雄部队），父亲随军开到了东北。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爆发时，父亲已经是一名少校军需了，随军驻扎在沈阳。战役结束后，新六军稀里糊涂就散了，父亲跟众多同袍一样，做了俘虏。解放军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回老家去，但路上死生由命。二是到黑龙江开荒，那里，已经有了一个军垦农场，1947年建的九三农场，实际上是个俘虏营。

　　 父亲几乎想都没想，就按了第二个键，老老实实开荒去了。

　　 此后，父亲一辈子都认为自己的确是做了反动军官，对人民有罪，并用自己的一生来赎罪。当年的北大荒，地老天荒，人少狼多。监管者和改造者之间，关系比较模糊，换言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亲。没过多久，父亲就因为玩命干活，得到了监管者的欣赏，被解放，成了农场的干部，得以发挥他的特长，善于处理数字，既可以做统计，也可以做会计。这个时候，终于接到父亲来信的母亲，也带着我的大哥和大姐，从浙江老家，火车倒到汽车，汽车倒到马车，千里迢迢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与父亲团聚，一家人住在一个当年的日本兵营的厕所里。这个上千人的俘虏营，母亲是第一个来找丈夫的妻子。多少年之后，父亲对我说，就凭这个，他一辈子都感激母亲。

　　 即使成了农场干部，依旧是个干活的。当时的北大荒农场，异常的艰苦。农场所在地，都是黑龙江最荒芜的地方，千里无人烟。听妈妈讲，当年养鸡养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狼就住在屋子后面，稍不留神，家禽家畜就全数填了狼的肚子。夏天的蚊子小咬（一种特别小的蚊子），多到成群结队，连蚊帐都挡不住。冬天零下40度的天气，是家常便饭。只要是住平房，还经常碰到这样的事，一早上醒来，发现门已经被大雪封上了，得推开窗户，爬出去把门挖开，才能出门。

　　 其实，父亲也可以有别的选择。当年投奔延安的二伯父，已经做了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厂长，他要父亲到他那里工作。但是，父亲不肯，他做过反动军官，要赎罪。他相信，只要自己肯干，老实改造，终有出头之一日。

　　 所以，在我和哥哥姐姐的记忆里，父亲就是一个公家人。没有休息日，总是在加班。家里什么事情，他都不管。那年月的北大荒，在农场的时候，每年的秋天，要把房子整修一遍，墙上抹一层沙泥，还要掏炕，把炕里的烟灰弄出来，否则就烧不热。垒炉灶，修火墙，做窗户上的棉罩。更重要的，家里从做饭到取暖的燃料，都要从山上和沟里去搞来，打柴或者打草。这样的活儿，别人家都是父亲做，只有我们家，是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做。妈妈是个标准的能干的浙江女人，干什么都一阵风。一阵风一刮，家里什么都有了。

　　 父亲算盘打得好，垦区之内没有对手，当年有人用机械计算器跟他比赛，结果败在他的手下。毛笔字写得好，但有用得着的，谁都可以找他。刻钢板刻得更好，但凡要出油印小报，就得找他。用复印纸誊写材料，他一次可以复制七层，别人三层就已经了不起了。这样一些技能，在今天早就没有丝毫用处了，但是在当年的北大荒，还是一些了不起的技艺。所以，父亲总是很忙，有段时间，他既是农场的统计，又是会计。同时，农场的这些烂事，又都来找他。都是替别人白干，干好了，人家可以当他的面，把功劳抢走，他笑笑，一声不响。干砸了，当面挨骂，也是笑笑，一声不响。那么些年，他替领导做的所有大事小事，功劳他一丁点份儿都没有，但有了差错，全都承担。这样的人，即使是反动军官出身，也没法让领导不喜欢。

　　 那个时候，北大荒这种地方，人太稀少，天荒地老的，内地的政治运动，哪怕原本热火朝天的烧死人，到了这种地方，也就是个火星了。加上父亲这种人，口讷，一口上虞土话，即使说，人家也听不明白。成年累月，就躲在角落里干活，该他干的干，不该他干的也干。所以，一场场运动过来过去，他都没什么事儿，而且一直待在计划部门，接触的都是国家经济的机密。当年东北农垦总局的领导们，好像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文革”前，父亲陪总局和农垦部的领导去黑龙江笔架山劳改农场视察，在那里，他居然见到了他在新六军时的老团长。身为劳改犯的团长，在地下捡烟头。父亲见了，不避嫌疑，过去把自己身上的烟还有钱都塞给了他的老长官。由于是跟着大人物来的，看守们，也没有拦着父亲。回来之后，父亲唏嘘不已，工作，更加卖力了。

　　 打记事起，我的家就在“城里”，先是在密山县城，然后是虎林县城，接下来在佳木斯。从九三农垦局，到了铁道部农垦局，然后是东北农垦总局。在佳木斯的时候，楼里面还有抽水马桶，虽然是几家合用，但比起下面的农场，已经相当现代化了。在总局里，吃的用的，都有下面的农场供着，相当不错。可是，父亲面对这些，总是感觉诚惶诚恐。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能待在这里，是因为自己能干，总把这些看成是领导对他的特别照顾。

　　 这样的好事，到了1964年，终于结束了。中国政治，阶级斗争这根弦，是越绷越紧。1962年刚刚有个缓冲，马上就开始社会主义教育，四清。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论领导用着怎样合适，父亲在总局机关是待不下去了。正好，总局的畜牧处长，一个留学日本的专家，也在总局待不住了，自愿下到下面一个畜牧场做场长，顺便，也把父亲带了去。他没有想到，两年之后，“文革”爆发，他的生命就结束在那里，而我父亲，也一直待着那个小小的畜牧场，一直到退休。而在“文革”中，他这个反动军官，在那个人地两生的小地方，显得特别的扎眼，因此，受了不少的苦。

　　 “文革”中，他进了牛棚。牛棚里的遭遇，比当年在俘虏营糟一万倍。北大荒的人际环境，从来没有这样恶劣过，没来由的阶级仇恨，被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煽惑到了没来由的高度。一个小地方，一个国民党王牌军的少校，一个在忠义救国军干过的人，当然是个最凶恶的敌人。不仅父亲进了牛棚，连累母亲也进了去。我们的家，被抄了不知多少次，因为有些人总认为在这个破房子的某个地方，一定藏着电台。抄来抄去，抄不出电台，另外一些人改了主意，改打存款和金条什么的主意。要父亲交代，以争取人民的宽大。但这东西跟电台一样，真的没有。

　　 几年之后，父亲从牛棚里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他受过很重的伤，尾椎骨被打裂，没有治，自己扛过来的。手上都是嫩嫩的新肉，一问，才知道是烧砖的时候，从未及冷却的砖窑里抢砖烫伤的结果。再问，就什么都不说了。他能活着出来，现在想来，真是一个奇迹。从牛棚出来，下放到农场连队（当时已经变成生产建设兵团），还是劳动改造。父亲，依旧是那样玩命，像牛一样干活。

　　 其实，父亲不会干农活，不仅不会干农活，农家生活的一切，他都不会。后来听说的好些科学家不食人间烟火的轶事，在父亲身上，都演了不知多少次。后来我回父亲的老家，听老辈人讲，父亲当年，很喜欢挽起裤腿跟长工们下田，但弄了一身的泥，什么都干不了。听妈妈讲，在怀我大哥的时候，她想吃点酸的，让父亲上街去买醋，父亲拎着瓶子，转了一大圈，硬是没买到。其实，那时在镇江，中国的南方醋都，满大街都是卖醋的。在农场的时候，很难吃到大米，妈妈一次好不容易弄了点大米，父亲自告奋勇要煮饭，发现米似乎多了一点，把碗里的米又倒了回去，结果，倒进了白面的袋子。更神奇的是，这样的事，父亲一连干了两次。关于做饭，他只会把米煮熟，其他的，连面条都不会下。只要妈妈不在，他就只能把萝卜或者土豆煮熟了，蘸酱油吃。可见，他干农活，尤其是定量的农活，会干成什么样。但他一直在拼命地干，数九寒天，汗水每每湿透棉袄。回家的时候，冻得邦邦硬。后来，妈妈只好在棉袄的背面，缝上一块羊皮。

　　 我们家里的事儿，包括子女的教育，都是妈妈说了算。多数情况下，父亲连表示赞同的机会都没有。别人的家长学期末都会查看孩子的成绩册，但我们家没这样的事。妈妈从来都想当然地认为，我的孩子学习不会有问题。既没有批评，也没有鼓励。寒暑假的作业，从来没有大人来督促过，爱做不做。这都是妈妈的意思，但父亲对此十二分的赞同，妈妈不问我们的成绩，他也不问。所以，每到快开学那几天，都是我最紧张的时刻，天天赶做作业，累得半死。即便如此，耽误了妈妈交代的家务活，还是要挨骂。

　　 说良心话，我上学的时候，还是很乖的，学习也不错。比较起来，在全家五个子女之中，父亲最喜欢我。标志性事件有三个。第一个，在虎林的时候，我当时好像是5岁，父亲出差，我缠着不让走。父亲没辙儿，掏出两元钱塞给了我。我很高兴，哥哥们更高兴，那时候两元钱可以买好多好多好吃的。虽然上街买什么，其实都是哥哥们说了算，但钱毕竟得从我这里拿，让我感觉很得意。但是我不知道，这钱给了我，父亲出差到外地，就一分钱都花不了了。

第二件事，是他要教我学算盘。可能在他心目中，这点手艺，足以安身立命了。可是，每次他拎出算盘，我就逃之夭夭，根本不给他一点机会。一个和孩子很少见面的父亲，好不容易抽出时间，要教儿子算盘，这对他来说，其实相当不容易。可惜，我却无从体会他的苦心。当然，我不学，他也只好徒呼负负，无可奈何。当年的我，自我感觉是要做大事的，具体做什么大事，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