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笑 / 政见观察员

香港局势风起云涌。8 月 31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 2016 及 2017 年政改方案，公民提名被否决，民主派候选人失去入闸的可能。随后，香港各界纷纷表态、行动。香港民主化终于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走到这里，用了将近三十年时间。

实际上，中共曾与香港民主派协商，并达成政改方案。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马岳曾经撰文，回顾香港民主派争取民主化的历程，以及 2012 年改良性政改达成的艰难妥协过程。

这一进程始于 1985-1989 年基本法起草时期。当时，在由 59 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中只有两位民主派人士。同时，政治保守的香港企业家阶层成为北京当然的盟友，以寻求保护自身商业利益。在中、英、港民主派以及企业家阶层的多边博弈之下，香港在基本法框架内事实上形成了以商业利益为主导、部分民主的管治制度。（可参见《港府、北京、资本家：谁在治理香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1989 年后，香港民主派与中共的关系急转直下。民主派人士宣布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开始在国际社会上寻求支持以推进民主化进程。1992 年，以民主党为首的泛民主派积极支持末任港督彭定康推行的立法局改革，并获得压倒性胜利。这也引起中方的猛烈抨击，中方指责民主派 “充当西方颠覆势力的工具”。在 1989-2003 年的 15 年间，北京与香港民主派之间始终没有过正式的对话，也没有建立任何协商机制。

1997 年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遭遇一系列管治危机，特别是 2003 年有关 23 条立法的争议使香港民众意识到民主派一直以来所捍卫的主张——没有民主的香港最终也将失去自由。在此背景下，民主派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要求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全面普选。但是，北京的回应异常强硬，重申中央政府对香港政改拥有最终决定权，决不允许不爱国的人治理香港。2004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否决 07、08 双普选。

2005 年，特区政府提出 “五号政改方案”，建议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由 800 人增加至 1600 人，包括全港十八区的区议员；并且，将立法会议席由 60 个增加至 70 个，其中分区直选和功能组别各增加 5 席。特区政府希望借此提升合法性，但是民主派认为这既不是普选方案，也没有实现普选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即指定实现普选的年份）。双方谈判失败，最终 07、08 的选举方案保持不变。马岳教授认为，在 2003-2007 年，香港要求实现普选的呼声很高，但是北京与香港民主派之间始终缺乏信任也无实质性的协商，最终使得政改原地踏步。

07、08 政改失败后，民主派继续动员要求在 2012 年实现双普选。2007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 2012 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同时仍维持功能组别占据立法会一半议席。但是承诺 2017 年行政长官可由普选产生。当行政长官以普选产生后，立法会全数议席由普选产生，即不会早于 2020 年。

2008 年后，香港民主派经历了 “转型期疲劳”（transition fatigue），即在旷日持久的动员、期待、落空的周期中，民主派因内部产生路线冲突而逐渐分裂。香港民主派经常被称作泛民，其中包括了温和、激进、进步等各种路线，同时又因各种政治议题而变化。与此同时，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和政商勾结的丑闻使特区政府陷入合法性危机，公众情绪在 2009 年的反高铁事件中达到高潮。公众将矛头直指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管治制度及其具体表现在占据立法会一半议席的功能组别。（政见观察员注：非直选议席的功能组别由 28 个不同的商会及行业选举产生，大多数选票为公司票和团体票，即香港人所说的 “小圈子选举”。泛民主派基本上得不到功能组别议席，所以也被称为 “永远的少数派”。）

2009 年末，公民党和社会民主连线因不满特区政府提出一个较 2005 年仅属微调的政改方案，发起以争取 “尽快实现真普选、废除功能组别” 为选举议题的 “五区总辞” 运动，造成民主派内部进一步分裂。新成立的公民党和社民连认为大规模集会、请愿等常规手段始终收效甚微，只能转而采取这种更加激进的手段。而成立于 1994 年的民主党推动香港民主化进程近 20 年，认为这种 “变相公投” 会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对，使双方不信任加深而无法推进政改，宣布拒绝参与 “五区总辞”。2010 年 1 月，民主党另起炉灶与民协等组成 “终极普选联盟”（简称“普选联”），争取 2017 年及 2020 年终极普选方案。

“五区总辞” 运动正式将泛民内部支持公投的强硬派与倾向协商的温和派区分开来。前者认为持续的社会动员展示要求民主的决心是向北京施压的最好方式，妥协或者接受零敲碎打的政改方案会拖延真正的民主化进程。而以民主党为首的温和派坚持缺乏互信是政改僵局的根源，其主张并愿意与北京沟通，必要时也可以接受政改一步步推进。

在中央政府方面，保守派一直对香港民主派抱有怀疑态度，并且担心在西方的渗透之下，香港的民主示范会对大陆产生溢出效应。而相对开明的改革派认为，只有实现全面民主才能彻底解决香港目前面临的管治危机，同时这也有利于推动大陆的政治改革。

在香港民主派与北京之间以及各自内部的双层博弈之下，双方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改革派逐渐占得先机，并努力斡旋以期缩小分歧，希望最终能够达成妥协。2010 年 2 月，胡锦涛派出特使向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提出，作为正式对话的前提，民主党必须退出 “普选联”。但被何俊仁拒绝，民主党书面回复要求不设前提的直接对话。5 月 24 日，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代表中央政府就政改方案与民主党核心成员何俊仁等会面。这是自 1989 年以来中央政府与香港民主派核心人士的第一次正式沟通，被香港媒体形容为 “破冰会”。

经过艰难协商，民主党在最后时刻做出让步，接受经改良的政改方案，即 2012 年立法会增加 5 个直选议席，同时新增的 5 席区议会功能组别连同原有的 1 席，全部开放投票，使在传统功能组别未有投票权的 320 万登记选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选出（即所谓全港选民一人有两票）；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 800 人增至 1200 人。民主党最终放弃要求全面普选的承诺，引发泛民的猛烈批评。社民连指责民主党私下与北京达成秘密协议，背叛民主运动承诺。公民党也坚决反对改良方案，继续要求政府承诺最终普选符合国际标准、废除功能组别。但最终在民主党和民协的支持下，这份改良方案得到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获得立法会通过。

马岳教授认为，2012 年政改方案的达成，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这是中共与香港民主派之间就香港民主化问题的第一次面对面协商，也是第一次就重大政制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这也表明北京希望香港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维持这种管治制度，所以北京一定会控制 2017 年行政长官普选的提名程序，并且在接下来 2020 年立法会功能组别改革中维护亲北京阵营的商业利益。换句话说，北京需要香港实行 “民主选举”，以获取管制的合法性，但是决不会接受选举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

参考文献：

Ngok Ma.(2011). Hong Kong’s Democrats Divide. Journal of Democracy, 22(1) , 5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