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城如今被看作中国的象征，举世闻名。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关长城还伴随着一则凄美传说，我们自幼耳熟能详。在我还没有认字时候，从一辈子不认字的祖母那里，我听来了这个故事。

从前–孟家的葫芦长到了姜家的地里。待葫芦成熟打开一看，里面躺着一个粉红的女娃娃。两家甚是喜欢，取名”孟姜女”。孟姜女长大之后嫁给了书生万喜良。万喜良被征去筑长城，孟姜女为他千里送寒衣。然而孟姜女未得见丈夫最后一面，万喜良不堪劳苦已经去世，尸骨被用来筑建长城。年轻女性哭着用头去撞长城，三天三夜，长城因此而坍塌了一大截，露出万喜良的遗骨。

祖母不擅歌吟，家中的女佣凤香阿姨会接着唱上一段，她细柔的嗓音如泣如诉：

月儿弯弯分外明，
孟姜女丈夫筑长城，
哪怕万里迢迢路，
送御寒衣是浓情。

已经无法考证这个传说诞生的年代了，更没有作者可查，它由许多线索揉合而成，一般认为在唐代之前（公元618–907）之前便拥有了现在的模样。经过诗人的传诵，从元代开始，孟姜女的故事开始搬上舞台，演绎为各种地方戏曲，广为流传。山东、河北、陕西等不止一个地方，修建了孟姜女庙，将她当作圣女供奉。

在这个传说中，以及在千百年民间流行的各种版本中，建造长城的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始终是一个暴君：残忍专断，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他的王朝因而也十分短命，仅仅存在了16年。他最著名的政策还有”焚书坑儒”，销毁除了记载自己历史（《秦记》）之外的所有史书，只留下关于医药、农业、占卜方面的书籍。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位称自己是史上”第一位皇帝”的人，结束了当时中国多年战乱纷争的状态，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发展出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基本制度，以及

统一了从交通、货币到书写等多种交流形式（”书同文”、”度同制”、”车同规”）。用今天的话来称这位皇帝凝聚和提升了中国的”实力”，应该也是恰如其分的。

秦始皇与孟姜女之间的分歧，有些接近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的年轻女主角与克瑞翁的分歧。新上任的国王克瑞翁，为了惩治引来外族攻打母族的波吕涅克斯，下令让他暴尸荒野；任何人如果违背了这个法令，将被乱石砸死。而安提戈涅执意要去收尸，因为她是死者的亲妹妹。她不是故意想要冒犯城邦的法令，而是所依据的她所说那个”神圣的天条”（兄妹亲情）。

克瑞翁的决定，大致可以被视为出于城邦的利益，尽管实际上比这复杂得多。黑格尔将克瑞翁与安提戈涅之间的冲突，视为两种伦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城邦的”善”与家庭的”善”，它们本身都是合理的，但是源于不同的起点和价值维度，因此冲突不可避免。

在最好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待秦始皇。修筑长城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属于黑格尔所说的”城邦政权所体现的带有精神方面普遍意义的伦理生活”；而孟姜女，则代表了家庭伦理的善：从妻子的角度，释放出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珍视，对于剥夺他人意志的痛恨，对于夫妻感情的珍爱等。

中国有句古话来形容这种冲突，叫做”忠孝不能两全”。无论如何，在这种凸显矛盾的表述中，也充分肯定了有关家庭、个人生活、人的感情这些维度，它们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抹杀的。就像秦始皇、克瑞翁是这个世界上的重要存在，孟姜女、安提戈涅也构成了另外一种重要的存在，后者构成了文化的起点：从人本身出发，从人的生命感受出发，从人的情感反映、情感存在出发。

能想象我们民族若是没有孟姜女的故事，会如何？那就等于失去了母语中最为基础的那部分，在人们密切交往中传递和接受的那些部分，那些能够歌吟歌唱的美好感情。在很大程度上，一般人们能够了解和理解遥远的古代希腊或者法国，也首先是因为它们的文化艺术作品，其中体现了了共同的人类情感和价值。比如拉伯雷、蒙田、狄德罗或者孟德斯鸠的作品，或者特吕弗、莱奥·卡拉斯克、侯麦的电影。

今天所说的”软实力”，是一个”临时性的”也有点拧巴的说法，它将”文化”放在”国家”意义上来考虑，文化被视为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将文化直接归并到国家立场、国家利益中去，将它们视为同一个整体。但这不符合文化本身的立场，不能用它来代替对文化的认识。起码作为文化人，不能从是否拥有”实力”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工作。

不管是孟姜女的传说，还是安提戈涅的悲剧，我们从中会发现，对于国家来说，文化是一个”旁出其右”的东西，它不是直接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而是与之相平行，与之保持一定距离，而是有着自身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眼光和要求。尤其拥有是不同的价值立场，即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和生活为本，而不是以国家为本。尤其不是借国家的名义，压抑和剥夺大多数个人生命和生活的价值，用来实现极少数个人的私利。

孟姜女的悲愤推倒了长城，这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而是一个想象力的结果。比较起来，从前的人们仿佛比较有经验。有关孟姜女的传说流传了一千多年，它没有被禁止掉，任何演出或口头传唱者，都没有被戴上任何”颠覆国家”或者”煽动颠覆”以及”谣言惑众”的罪名。在这一点上，现代统治者的做法，令古代大人们望尘莫及。

如果硬要套用现成的说法，那么可以说——“长城”代表了国家的实力，“孟姜女哭长城”则体现了国家的软实力。两者并驾齐驱。

那些生活在暴政之下不能动弹的人们，那些多少不等生活在不同暴政之下的人们，从孟姜女的遭遇中，他们认识了自己的处境；从孟姜女的痛苦中，他们认识了自己的感情，从孟姜女撞墙的举动中，他们体验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身上被压制的情绪，被放逐的憋屈，漂泊的心灵，在这个故事中得到某种程度的舒缓释放，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其他地方被理解和接受。

这个故事把他们从外部世界，拉回到自己身上，积累起有关自身的体验，发展出有关自身的某些知识，以及在某个意义上，垫高了人自己的存在。

为什么面前的世界是存在的，人自己不是同样存在的，而且是更重要的存在呢？

为什么只有客观世界是有价值的，但是人自己却没有价值、只有作为它的仆从呢？

为什么有关客观世界的知识是”知识”，能够得到推崇，而关于人自己的知识就不是知识，只能得到贬低呢？

为什么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才是有价值的，需要研究和关注的，而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具有可能性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了呢？

为什么只有别人看得见的东西，才是重要的，而别人看不见、只有自己看见的东西，就一定是不重要的呢？

我不敢说，迄今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知识系统也许存在某些问题，这也许是我们的文化在今天缺少创造性的问题所在。知识人主要集中在”岸”上，紧靠着那些已经具形、有据可查的典藏，而舍不得把自己放到无名的海域中去，从那些仍然处于晦涩状态、尚未被命名的东西中，获得知识的乐趣或者别的乐趣。

我指的是人自己这个晦涩的存在，这个晦涩的、无名的宽广海域。人被自己皮肤的四堵墙包围着，躲在他各种各样的外表之后：权威、财富、博学以及各种化妆术。所有这些东西，可以从外部支撑起这个人，但是却无法打扫这个人的内部天空，照亮他的实际生存。

这一方面在于人的眼睛长在额头上，而不是长在后脑勺上。这就使得人类养成一个习惯，朝前看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世界和他人，而不是自己。当他入神地面对世界，最有可能将自己忘却了。

另一方面在于，对于人本身这个对象，一些习见常规的研究手段完全不合适。比如科学实验室里的那些测量工具，数据或表格；也比如社会科学所运用的那些概念和术语。人心是多么不可测啊，行云流水一般，多么易变，多么难以成形和定型。

实际上还存在一个最大的困难在于–去认识世界的，不是世界而是人自己，这是两个不同的存在。能够采取转过身来面对人自己的，恰恰是人类本身，是这个同样易变的、脆弱不定的人心和人的眼光。他本身有感情，有自身利益，这就决定了他的眼光或近或远，或清晰或模糊。

还有他的仁慈。即使他洞悉了某些人类的秘密，知晓了人类的某些缺陷，他也不是十分方便地直接说出来！他毕竟也拥有一个受限制的肉身，存在于某时某地。总之，这个用来朝向人自己掘进的”工具”不是很可靠。他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在没有倚赖的情况下磕磕碰碰。

最为需要的甚至是猜测和试探。就像哈姆雷特凭直觉猜测到空气中的不正常，他于是准备了一场戏来演出，试探叔叔的反应。

猜测和试探，便是艺术中的想象力。猜测到某个场景或者动机。试探到某个旋律、色彩或者词汇。这完全是在没有道路的地方行走，像走在水中、深渊里，云朵之上。让那些不成形的成形，让那些藏匿的现出原形，让那些不出声的得以出声。在一片寂静中听取”喧哗与骚动”。

这是创造力的状态。冒险的境地。危险的时刻。等待异物降临的时分。这就是为什么艺术家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拿自己的整个生活用来祈祷都不够。他需要只身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从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带一些看得见的礼物回来，馈赠给这个世界和人类。

从这个角度看来，创造性的活动，不仅与国家”旁出其右”，而且与这个世界”旁出其右”。否则它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之上，再接出一截来。在铁一般的严峻现实面前，提供了另外许多可能性，另外许多声音和色彩，能够给这个世界赋予其他不同的形状。

这样一些创造性的火花，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人身上出现，这些都是偶然的，无法预料的。尤其是它不可能一下子获得成功，而是需要犯下很多错误，需要太多的实验和足够的失败，就像一个人创作时涂了又涂，改了又改。它甚至到最后还是一个错误，但那是在试探过程中获得进展的错误。在这一点上艺术与科学又连接了起来。

这就需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允许人们试验、试错、犯下必要的错误，它们看起来是那么地不必要。也需要有一些慧眼，能够识别什么是真正的创造性，什么只是模仿和拼凑，哄抬赝品的价格，只能阻碍真正创造性作品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