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访谈在美国的经历，我还要访谈姐姐们在中国的经历。这些大姐们大都不仅在美国过的苦，在中国的日子也很苦。其实想想也不意外，要不是因为在中国活得艰难，谁会人到中年，不会英文、没有学历，就铤而走险地借钱来美国闯？
大部分人来美国的原因，或者说，在中国觉得“活不下去”、“没有路”的原因，包括离婚而在家乡无立足之地、想离婚但离不成、被家暴、被公婆虐待、做生意失败不停地被债主骚扰、反复怀孕怕交超生罚款而多次打胎，等等。
最常见的是家暴。她们的婚姻，基本上是由爸妈做主着相亲，然后年纪轻轻（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就结了婚。这种“中国特色”的结婚办法，我也不知道和旧社会的包办婚姻有没有区别。但很多人说，她们是结婚以后，才对丈夫有了解的。
阅读更多小平的贡献，我们在座的包括我本人都是感同身受的，但是我的确觉得“改革”这件事情换一个人做也差不多。我觉得对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的确应该感谢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但是我所说的角度和毛左派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改革这个奇迹的发生的确是有赖于“文革”这样一个奇迹，“文革”这个“奇迹”奇在什么地方呢？我改造了一个经济学术语，叫做“负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是说所有的人都得利，只是有些人得利多，有些人得利少。而“文革”十年恰恰相反，把中国所有的阶层都整惨了：从当权派到“造反派”，从汉族到少数民族，从高干子弟到“狗崽子”，从支持苏式计划经济的“修正主义者”到向往市场经济的“自发势力”。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帕累托”过程，没有（极少极少有）得益者，只有吃亏多少的问题。所以，走出“负帕累托”的过程自然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是非常容易达成共识的。
阅读更多此政策不仅对中国公民在国外的收入收税，同时也对其在香港、澳门两地工作的收入征税。据《南华早报》报道，香港有80,000至150,000名大陆人在香港工作。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已开始追踪一些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以为了征税，这让那些从来不必为海外收入在国内缴税的国人感到意外。
知情人士说，在香港经营的国有企业是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该企业最近告诉中国内地侨民宣布其2019年的收入，以便他们可以在家纳税。他们无权对此事公开发表讲话。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说，中国国有企业还向在新加坡等其他地方工作的员工发出了通知。
这些人在香港缴税的最高额是其收入的15％，而中国最高税率为45%(有扣减额)。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缴纳原本3倍的税。据悉，已有在香港经营的中国国有企业向员工要求申报2019年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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