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武汉硚口区的梅女士向澎湃新闻反映称，自己的丈夫李亮，今年36岁，被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经治疗，2月26日从方舱医院出院，到指定的酒店康复点隔离，3月2日突然在康复点发病，送医后不治。梅女士提供的由武汉市卫健委开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显示，李亮直接死亡原因为新冠肺炎，引起死亡的疾病或情况为呼吸道阻塞猝死、呼吸循环衰竭。汉阳方舱医院2月26日开具的出院证明显示，李亮2月12日开始在汉阳方舱医院住院，经过规范治疗、专家组会诊确认，符合新冠肺炎患者出院标准，准予出院。出院证明提醒：出院后请在社区单人单间隔离14天，如有不适，请立即联系社区负责人，必要时到指定医院就医。梅女士称，李亮出院后进行隔离观察的康复点在武汉硚口区汉西三路维也纳酒店。她说，入住一两天后，丈夫说自己嘴巴发干，胃有点胀。
阅读更多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和付出，就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宝贵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可以说中国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将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
阅读更多这两天，中国官方抗疫的代表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周一率领新入党的医护人员宣誓效忠的视频在社交媒体热传。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直言，“把人当工具的统治方式，比病毒更毒”。接下来请听记者郑崇生和郭于华的对话。 问：我们该如何评价试图留在体制内发声的人，例如钟南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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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我的生活就不堪一击，这次疫情让我和孩子的状况更加窘迫。
阅读更多这次危机中有人再次提出了组织学习的类似问题。这次病毒疫情是流行病性质，与上一次的SARS有很多相似之处。我的问题是，我们在SARS中学到了什么好的经验？有了怎样更好的对策？尤其在早期阶段，当信息高度不确定时，应该怎么去收集信息，怎么样去处理信息，怎样决策？这些问题都有待回答。我们有了全国疫情直报系统，但没有发生作用。这说明应对危机不能只是依靠硬件技术，更重要的是危机管理和政府管理体制的改进。我们要从组织学的角度去考虑，这个组织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其中的信息是如何传递的？信息是怎样被加工的、怎么被解释的？决策过程是怎样构建的？我们需要从这些惨痛的教训中学到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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