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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由现实积淀而成的，依据政治哲学观点，历史是人类对经验世界加以抽象的一种结果。我们生活其中的现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正是绵延不绝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同点在于，历史是人类通过符号系统对过往生活的理性表述(犹如哲学通过概念解析世界)，现实只是人们经验到的事实，人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归纳它，因此，“当下”对于我们来说往往比“过往”更加难以归纳。
譬如，该如何在历史范畴概括我们经历过的60年呢?“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新极权主义”?很难说。
很难说不是不能说。事实上，很多学者已经做出了归纳和总结，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仍旧一如既往地作为宣传手段标榜所谓“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仍旧从大量学术研究中看到“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之类能够与我们的现实感觉融汇贯通的概念，这说明某种历史理性正在进入我们“很难说”的现实之中，总有一天，一种公认的历史概括会从这些概念中产生，专门用以指代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就像我们现在说纳粹德国时期是“法西斯主义”、前苏联时期是“斯大林主义”或者“极权主义”一样。
在所有这些可以调动的概念中，我们会发现，有一种东西始终作为最基本材料参与着现实与历史的构成，这种东西就是：权力。
权力?是的，权力。
我原本想在行文中使用“政府权力”的概念，但是我随之发现这个概念用在这里并不精准。在剧烈的社会变动尤其是最近30年的社会演进中，政府权力尽管是操控社会并决定每一个被操控者命运的主要力量，却不是唯一的力量，“政府权力”作为决定性的力量还衍生出了其它力量，例如宣传欺骗的力量，文化遮蔽的力量，经济垄断的力量，资本扩张的力量，等等。
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上述力量都政府权力的分蘖，就像水系中支流和毛沟相对于主流河道一样，然而，强调和注意这些支流和毛沟仍然是必要的。就权力的自然属性来说，它具有“只为其来源负责”和“自利性”两大特性，政府权力是这样，由政府权力衍生出来的权力也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凡60年，由无数个体苦难集合而成的社会灾难，大多是由衍生权力制造出来的，这些衍生权力在极个别情况下甚至会成为不受政府控制的力量 (犹如李光耀先生所言，中国不是一个皇帝，而是千千万万个皇帝高悬于民众之上)，威胁到政府权力本身(主要体现为不断瓦解和销蚀中央政府权力的合法性，致使中央政府不断陷入合法性危机，并为缓解这种危机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中国国情之所谓复杂，此为原因之一。
正因为如此，我觉得使用“权力”的概念而不是“政府权力”的概念，具有更为深广的内涵和外延，有利于把我感觉到的东西说清楚。
那么，我感觉到了什么呢?
我感觉到：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甚至包括作为东方专制主义(我们的教科书谓之“封建主义”)典型的秦帝国时代，权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系统运转的唯一动力，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干净彻底地取消民间社会，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地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粗暴地干预每一个人的私人生活……我们正在进入一种独立于人类理性和经验之外的超现实境界。
我把这种境界称之为“权力死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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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死海”概括的是一种社会状态，相近于学者们归纳出来的“后极权主义”或者“新极权主义”。既然相近于已有的概念，为什么还要制造出这么一个陌生的词汇呢?这是因为，“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尽管准确地概括出了我们眼前这个世界的基本特征，却也有尚未进入其视野的东西，这就是我所强调的“死”字。
20世纪有两大毒瘤，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这两大毒瘤都给人类造成了空前劫难，分别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好在历史具有一种向善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人类良知和理性最终战胜了邪恶，分别在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期祛除了这两大毒瘤，解除了病痛。
就像医学手术一样，割除肿瘤未必意味着疾病的根本消除，在某些部位还会残存个别病灶，病灶里还会活跃着有毒的病菌。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以一场严重事件向世界宣示决不改变政治制度的国家、以中世纪手法维系家族统治的国家、把统治者意志伪装成宗教教义的国家、“战斗着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军事手段掌控政府的国家，都是这样的病灶。
上述病灶该归于法西斯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呢?根据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应当归于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野蛮而血腥的实践过程中，为自己挣得了另外一个名称，这就是政治哲学研究中的极权主义。自从汉娜·阿伦特上个世纪50年代初发表《极权主义的起源》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学者们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展开了对极权主义的研究，对极权主义历史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概括和总结，打开了正在演进的社会现实的钥匙。在这些著述中，徐贲先生的《中国的“新极权主义”及其末世景象》一文，由于近距离描述了我们所经历的现实，具有一种更为直接的启迪意义。
徐贲先生认为，“‘新极权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后极权主义’而言的，这样的‘新’本身丝毫不意味着其前途的光明;相反，‘新极权主义’的应急之道产生了各方面的末世性特征，这样的特征注定它没有出路。‘新极权主义’体制是一种似乎在经济上非常成功的制度，但这种表面上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找到了延续自身寿命的法宝;相反，在经济成就的表相下隐藏着的政治、社会和道德危机凸现出‘新极权主义’制度深层意义上的无出路，即在政治伦理、社会理念和群体共同价值观解体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和民众都不可能依靠现行制度重新建立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支撑的、能得到广泛社会认同的、有希望的替代性体制。‘新极权主义’体制的无出路是一种制度性的无出路，但不是某个政党的无出路。一个政党可以阻挡制度的变革，但也可以帮助制度的改造。只有当一个政党绑架整个制度的时候，它才必须为制度的无出路负责。‘新极权主义’的无出路指的不是某个政党的权力危机，而是国家和民族不能与极权体制彻底决裂、无法重建光明未来的危机。”
这里说的“新极权主义”“无出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死亡。
我理解徐贲先生所谓“新极权主义的末世”指的是一种政治体系或者说“社会系统”的死亡，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政党和国家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它们的死亡是整个社会系统死亡的一部分，在它们之外还有另外的死亡，换一句话说，在一个崩溃的社会系统中，既有先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也有后于政党和国家死亡的部分，例如文化的死亡、道德的死亡、良知的死亡、人性的死亡……对于一个社会机体来说，这些死亡远比政党的死亡和国家的死亡更加令人触目惊心。
一个社会系统的死亡要经由一个缓慢的过程，就像癌症病人，只有癌瘤逐渐耗尽躯体生命力，心脏停止跳动，才会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在躯体的心脏停止跳动 (最终死亡)之前，甚至在其诞生之日，它的某些部位就已经开始溃烂和死亡了，经由这些部位癌细胞的进一步扩散，从而产生了更大面积的溃烂和死亡，今天，终于有人无奈地宣称，“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全面溃败。”(孙立平语)
只要稍微审视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稍微审视眼前这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世界，就会发现这句话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社会作为一个系统的确在争分夺秒地加速走向死亡。
中国社会的死亡不是消极的死亡，例如某个历史时期政府权力对社会失去控制，进入无政府状态，出现所谓兵燹之灾，或者遭受外族入侵，山河破碎之类，不是这样的。中国社会的死亡是在权力被大大小小特殊政治集团牢牢控制、国家意识形态强制性剥夺民众政治话语权、民间社会被完全彻底取消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是说，高度统一的集权控制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窒息、经济窒息和文化窒息，整个社会才逐步死亡……一句话，这是权力主导型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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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健康的社会机体中，政治是一个自然的社会过程，它体现为各方力量在法律框架内博弈，以相互妥协达到利益平衡，推动社会进步。在中国，这个过程被打断了。当一种政治力量通过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时候，它事实上也就将自己置于非法的境地，而非法的政治力量是不可能对法律施与的社会秩序给以任何尊重的，于是，占据最高统治位置的那个人就可以侃侃而谈他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做天下人都不敢做的事。问题在于，统治者作为个体“无法无天”，顶多在这块土地上再出一个打家劫舍的强盗或者欺软怕硬的牛二，对社会的祸害有限，不幸的是，“人民的大救星”作为国家力量总代表执掌了中国的最高权力，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超级能力，这样，民众面对的就不仅仅是一个牛二了——牛二可以在东京的大街上撒泼耍刁，他有能力让全国人民在一个早晨突然疯掉搞什么大跃进大炼钢铁吗?牛二有能力让全国人民以革命的名义相互残杀(文化大革命)吗?牛二有能力让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吗?可见，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是权力使本来与普通民众别无二致、并未超越饮食男女的肉眼凡胎有了某种“神性”。
权力神性是古往今来所有统治者都梦寐以求的东西。怎么“求”呢?愚民。中国的圣人孔子谆谆教导历代君王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语道破了天机。实际上，为了维护统治，想方设法把老百姓弄傻的事情，不仅中国统治者精通，外国统治者也是一样(可见人性是相通的)，最开始他们把自己标榜为“天的儿子”(天子)，后来说什么“君权神授”，再后来说是“人民的大救星”，都是试图给非法的东西赋予合法性，让民众像绵羊那样温顺地接受驭使，让权力者永远做民众的牧人。
据说后来历史向前发展了，人们不再相信“天子”了，也不再认为皇帝的权力来自神的授予了，社会底层的人民终于醒悟“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了，被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教授谓之“国家的神话”的种种说辞逐渐熄灭了光环，人类终于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选择了最不坏的制度，这就是自由民主的制度。
自由民主制度第一次把人民推到了历史舞台中央，成为政府权力的唯一来源。在这种洛克式的自由民主理念中，人民委托一部分人组成政府，或者说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是用来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如果政府不再行使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职责，而是滥用权力，追求自己的目的，依据美国政治哲学家艾因·兰德的观点，这些人所组成的也就不再是什么政府，而是威胁人民生命、抢掠人民财产的黑帮集团，人民当然有权利废除(推翻)它，重新组建政府。
令人惊讶的是，自由民主制度不但保证了人民意志在国家生活中的绝对支配作用，它同时还保证了人民可以合理合法通过周期性的直接选举来“废除”(推翻) 他们不满意的政府。世界上真有这等好事?真有等好事。“走西方那条邪路”的国家也许各自面临着自己的社会问题，有的比我们还要挠头，但至少在这一点上，那里的人民是值得艳羡的。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享有承认还是不承认权力合法性的神圣权利，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他们可以进入国家的政治进程，一张小小的选票决定了权力者必须谨言慎行，因为媒体在民间，他没有国家宣传机器可以用来欺骗人民遮掩腐败为自己歌功颂德。
任何权力者都想永久保有权力，任何权力者都会为了保持住权力而殊死战斗，任何权力者失去权力的都会感受到极度的精神苦痛。不同点在于，在民主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在人民的选择面前只能终止，因为他无法超越人民凭空制造权力;在专制社会，权力者的欲望却可以无边无际，因为人民无法对其形成阻挡，他只要顺从更高一级权力就可以存在和进一步扩张，这就是说，在这样的社会中，政治斗争不再是人民行使意志的工具(表现为各方政治力量进行合法博弈)，而是堕落成了权力者钩心斗角、打情骂俏的游戏，人民的意愿被从社会过程中完全排除了。
当一个社会的最高统治者来源于特殊统治人物的“挑选”而不是人民“同意”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大大小小的权力者都来源于上一级权力者的物色而不是人民选举的时候，“人民”两个字除了作为宣传符号之外还有什么意义呢?换一句话说，在“人民”丧失意义的社会，人民还有什么“权利”可言?人民还有什么“自由” 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在人民既没有权利又没有自由和尊严的地方，权力者当然可以把国家公器变为私器，当然可以像黑帮土匪那样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政府对民众持续的大面积政治强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特殊利益集团无止境吸取民脂民膏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无所不在的腐败案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国家统计数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民众的感受风马牛不相及的;“你们是个屁”、“你究竟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之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官员最著名语录的;无权无势者的女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官员们猥亵和强奸的;地震、火灾、水灾、溃坝、矿难之类造成国民之殇的灾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演变为权力者庆功晚会的;完全不具备政治素质的歌星、演员、体育明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全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排斥打击甚至因为在网络上发布推动社会进步的言论而被逮捕入狱的;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所谓“改制”堂而皇之进入权力者腰包的;千千万万被尊为国家主人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光荣“下岗工人”的;祖居几百年的老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的;农民的土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权力和资本囊中之物的;父老乡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各种形式死于“强拆”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迫以世界上最为低廉的价格出卖劳动力支撑这个国家“经济奇迹”的;民众吃到嘴里的食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变得有毒的;河流和土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污染被肢解的……我不再罗列下去了。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认为，权力罪恶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渊薮，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所有社会灾难本质上都是不正常政治运作导致的灾难。社会灾难之所以持续发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所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矛盾将处于高发期”之类——恰恰是因为政治在权力的作用下失去活力，变异为与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相反乃至于敌对的东西。
可以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失去活力的政治和被异化了的政治，实际上是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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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死了对社会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吗?当然很严重。
政治死亡在不同国家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形式，在极权主义国家则意味着特殊利益集团作为唯一的政治力量牢牢钳制了整个社会，人民作为社会主体丧失了参与社会过程的资格，而人民这种最基础的权利丧失必然导致其他权利逐步丧失，进入到死亡状态。
在随后发生的死亡中，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最为直接的是经济权利的死亡，我把它归结为“经济死亡”。
最近30年尤其是1989年事件以后，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成为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中国政府各级政府都在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打造GDP，据说创造出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你怎么反倒说中国经济死亡了呢?
是的，是死亡了。
一件事物是否死亡，是有客观标准的，例如我们说一个人死了，一定是说这个人的呼吸没有了，心脏停止跳动了，脑死亡了，这都是标准。在那个人还呼吸着的时候，心脏还像被鼓槌击打一样强劲跳动着的时候，大脑还在思考自己命运的时候，任何人也没有理由宣布说他死亡了。国家经济也是一样，死了还是活着，是有客观标准的。这里所说的客观标准，当然不是被权力者津津乐道的国民生产总值，而是这个国家的人民能不能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本应当属于他的成果，换一句话说，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占有国民财富?
凡是人民能够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属于他的财富成果，人民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工作能够占有国民财富的经济，都应当被视为活着的经济;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够充分表现为人民享受国民财富，只体现为国家财政以及家族或寡头们的财富超常规增强，即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高到天上去，我们也可以认为它的经济死亡了。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我不想罗列数据，然而数据往往比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尤其是谈论经济话题的时候，下面就让我们通过数据了解一下我国国民占有国民财富的情况。
市场经济成熟的民主国家，分配率(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普遍在54%-65%之间，日本1999年的分配率为54.18%，美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8.31%，德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3.84%，英国2000年的分配率为55.27%，巴西2000年的分配率为40%，而我国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近年来一直徘徊在12%-16%之间，仅为我们所不齿的“走西方资本主义邪路”国家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顺便说一下，日本经济从1950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日本人的工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得多，到1980年就与美国持平了，这就是说，日本追赶美国只用 30年时间，中国若何?有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中国人的工资收入却只相当于美国人工资收入的4%。
钱呢?钱哪儿去了?
钱在政府手里。
有资料显示，2008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已经达到令人咋舌的6.13万亿元，这里还不包括与财政收入基本持平的同样由政府支配和使用的非财政收入，如果将两者相加，最保守数字应当是10万亿元。即使以6.13万亿元计算，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财政的收入也已经增长了985倍!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快速也是最庞大的增长了。单独说985倍一般读者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印象，现在我们把它和国民收入增长做一个比较：在同样60年时间里，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仅18.5倍，与国家财政收入相比竟然相差高达50倍!这就是说，政府每从国民经济发展中堂而皇之拿走50元钱，老百姓只得到区区1元钱好处!
我们听到一句动听的口号：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政府财政收入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政府财政收入归根结底促进了国计民生……真的是这样的吗?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额度，是这个国家的国民享受国民财富的主要指标。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是多少呢?不好意思，整个社会保障支出仅占财政支出的12%，而欧美国家社会保障支出都占到了财政支出45%以上!
歌曰：“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么值得热爱的好政府究竟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很简单，用到供养极为庞大的官僚群体上了，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家自个儿花了。”
以GDP为例。
我们的GDP一向十分美观漂亮，很多官员为了可爱的GDP，经常就会把刚修建起来的大楼、体育馆之类夷为平地，兴之所至，甚至还会把民众居住了多少代的房屋成片拆除，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折腾得狼烟四起，据说都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十分辛苦操劳，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怯怯地问一句：这可爱的GDP中究竟有多少用于国计民生了呢?
我们反过来看。政府行政费用在JDP中所占比例，1978年为4%，随后就开始逐年上升，到2006年终于上升到了24%，成为世界第一。
一个行政费用占到国民生产总值24%的国家，在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将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可想而知。日渐凋敝的乡村，困顿的城市低收入人群，因过度开发而被污染、水灾、泥石流困扰的山河，就是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
我们还是用数字说话，以对国家发展极为重要的教育和卫生领域为例：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中国的教育经费却仅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占世界的2%。在我们不断听到“中国奇迹”的欢呼声中，就是如此之低的投入也似乎难以为继了，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最近出现了连年下滑，2002年为 3.32%，2003年为3.28%，2004年仅为2.79%，数字很不好看。
有没有让人爽心悦目的数字呢?有。
我手头有2004年的一组数据，就很是让人爽心悦目：这一年全国“公仆”们用于公费出国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3000亿元，全国“公仆”用于公车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4085亿元，全国“公仆”用于公款吃喝所消耗的财政费用为3000亿-3500亿元，以上“三公”消费占中国财政总支出的1/3以上!
如此令人咋舌的数字如果出现在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民众势必会走向街头，掀起抗议和罢工的浪潮，政府将在一夜之间垮台，激烈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将像噩梦一样蔓延到社会每一个角落。
在我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却犹如什么事情也没发生，权力者“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过讨论，我们从新闻、影视、戏剧中看到的全部是公仆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身影，他们甚至为人民的疾苦经常累死在工作岗位上。宣传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遮蔽，近年来，宣传机器对国家财政支出状况和“公仆”真实嘴脸所进行的遮蔽，简直肆无忌惮到了视民众智商为零的程度。
“陈行之先生，也不尽然，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會科学院不就搞了一个《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財产调查报告》么?”
我的确听说过这个报告，遗憾的是，广大民众知道么?官家想让民众知道么?这个报告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了么?中央电视台通过“新闻联播”节目告示过人民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在“新闻和报纸摘要”中向人民做过交代么?没有。
据说这个并非广为人知的报告提供的数据是这样的——
中国党政干部的年收入大体上是当地城市人口年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某市地厅级干部平均财产相当于普通市民250 年的工资，而这个市所在的省级干部平均拥有的财产相当于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等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 85%-90%是高干子女。
读者会发现，这里说的不再是国家行政费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我们的话题延伸了——除了政府之外，究竟是什么人劫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成果?在这个延伸了的话题中，我还可以提供另外一些数据。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拥有资产(不包括在境外的財产)超过5000万元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拥有亿元以上资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曰：90%是高干子女，达到2932人，他们总共拥有20450亿资产，平均每人达到6.7亿，这些人大体上分布在以下省市：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TheBostonConsultingGroup)发布了一份很让人不高兴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的 150万个家庭(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社会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是存款、股票等公开的金融资产，不包括名目繁多的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例如美国，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说，中国社会財富集中度远远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
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的民众，当然活该会有独特的生存形态，我们不说因为贫困痛哭着撕掉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孩子，不说因贫病交加写下“我坚持不下去了”的字条而上吊自杀的父亲，不说在城乡结合部以极低价格卖淫的母亲，我们说一说远比他们活得风光并且雄心勃勃的人。
在当下的中国，如果说某人雄心勃勃，一定要提到他准备买房，因为这绝不是在生死边缘讨生存的人所能够妄想的。那么，我们说到的这个雄心勃勃的家伙目前面临怎样一种境况呢?以北京、上海为例。有数字显示，北京和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日本东京的1/10，房价却已经与东京持平或者高过东京，一套100平方米的普通公寓高达200-300万元(人民币)!现在我们假设这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年收入达到6万元，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得用不干胶把嘴巴封起来，不吃不喝30年到50年，才能搬进那套房子，当然，前提是他还活着。这就是说，日本人用三五年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却要奉献出整个一生!
很多人不明白，在中国，土地是国家的，国家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者是“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房子怎么就会那么贵呢?人民怎么就会倾尽一生气力也买不起一套房子呢?
这同样是中国的国情。
中国畸高的房价并不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而是中国独有的土地财政直接导致的恶果——政府为了一己之利，在暗中做推手，与资本沆瀣一气，合力制造了高房价的危局。当我前面说的那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因买房30年50年不吃不喝，整个人饿得像鬼一样轻飘的时候，权力(政府)和资本(开发商)却被这个人和与此类似的人的膏脂滋养得肥头大耳，做梦都在高唱“社会主义好”。必须注意到，疯狂的房价不仅把中国普通城市居民的财富席卷一空，导致社会购买力急遽弱化，同时还严重透支了庞大社会人群的未来。
国家运作和家庭过日子在道理上是一样的，日子过得好还是不好，与家长是否合理调度使用钱财有很大关系。倘若家长(政府)完全不考虑子女(人民)的处境，昧着良心把子女的钱都搜刮过来，成天挥霍无度花天酒地声色犬马，把自己养了个贼胖，子女们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面有菜色，我们就不能认为这个家庭是和谐健康的。行政成本庞大到让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望尘莫及、贪污腐败经由权力触角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权力和资本联手制造畸高房价、权力掌控的国有企业对民间财富近似于疯狂的掠夺……都说明我们这个家庭在经济调度使用上出现了严重问题。
我现在来重复前面说过的话：“凡是人民能够从社会发展中享受到属于他的财富成果，人民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工作能够占有国民财富的经济，都应当被视为活着的经济;反之，如果经济发展不能够充分表现为人民享受国民财富，只体现为国家财政以及家族或寡头们的财富超常规增强，即使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高到天上去，我们也可以认为它的经济死亡了。”
我们的经济就处在这种死亡之中。
不是什么别的东西，恰恰是专制权力导致了经济的死亡。
5
政治死了，经济死了，有一种东西肯定也就死了，这种东西就是文化。
“文化也死了么?”
也死了。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它涵括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道德、信仰、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等。毛泽东说得很明白：“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既然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决定着文化形态，那么，在一个政治和经济都死亡了的社会，其社会制度、社会组织、道德、信仰、法律、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又将若何?
它们一定是死了。
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不能保证全体人民的利益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仅仅为某个特殊政治集团的统治需要而存在，如果社会道德被肮脏的权力裹挟到令人不齿的腌臜之地，如果信仰不再自由，如果法律成为维护一部分特殊人群特殊利益的工具，如果哲学失去桀骜不驯怀疑一切的品性，如果科学不再把人民福祉作为唯一目的，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制造一批又一批报晓的家禽，如果文学被剪断翅膀堕落为统治者任意驱使的奴婢，如果美术回避触目惊心的历史画面只去描摹国家意志的幻象，如果音乐不再是心弦的拨动而是承担起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如果舞蹈也被用来伪造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社会和谐，如果戏剧躲避开普通民众的坎坷命运一味嗲声嗲气制造杯水风波，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它们都死亡了。
是的，文化死亡了，不用什么高深的理论论证，我们只要像普通工人农民那样去看，就会发现文化领域的满目疮痍和无所不在的死亡信息，而这一切都是在权力的钳制下发生的，这是国家导致的国家灾难。
毛泽东有“两杆子”之说：夺取政权靠枪杆子，巩固政权靠笔杆子。前者指代暴力革命，后者指代国家权力全面垄断文化事物，控制人民的思想，国家意志成为横行于社会之上的唯一意志。此种景况，我们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宣传所做的论述中早已熟知，不同点在于，作为最反动的东方专制主义集大成者，中国对文化事物的垄断更加致密，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更加严厉，国家力量不仅横行于社会之上，它还像明代特务机关“东厂”那样阴鸷、血腥和残暴，我们平时所说的国家罪恶，很多是从文化领域表现出来的。
仅举一例：自1949年始，权力通过无间断的政治运动基本上全部肃杀了“旧社会”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肃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灭失——经由持续不断的肉体灭失和精神灭失，本应当承担起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重任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了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变得委顿虚弱麻木不仁寡廉鲜耻奴颜婢膝色厉内荏，这个群体在维护权力统治方面所起的反动作用不容小觑。
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可以强制推行国家意志的时候，国家意志就会以意识形态形式强行进入文化，瓦解它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国家意志的替代物。我们说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堕落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在无法反抗的国家权力开出的利益收支表面面前总是本能地做着精明的算计，知道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他们背叛文化理性和文化人的良知，不再做民众心声的传播人，全部成为了国家意志的宣扬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些人和这些人的所谓“作品”，在权力的支持纵容下，构成了当代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
是的，这是独有的文化景观。凡60年，你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人民真实的生存状态，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特殊利益集团上下其手对这个国家的绑架，无法从国家操纵的文化行为中看到官僚集团的腐败在从精神上摧毁这个国家，你无法看到，所有这些本应当由某种文化形式展示的东西都被权力遮蔽了，你看到的全部是国家允许你看到的：伪造的历史，虚构的现实，对特殊利益集团罪恶的本能呵护，歌舞升平的和谐盛世……除此之外一片迷茫，仿佛什么也没发生。
一个民族的记忆，就是这样被抹掉的。
我们的后代知道“反右派斗争”导致多少知识分子失去人身自由乃至于生命么?知道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么?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何血腥恐怖么?知道扑朔迷离的“六四事件”是怎样震惊世界的历史性事件么?知道频发的矿难、地震、火灾、洪水、车祸被“多难兴邦”的口号遮掩了多少权力罪恶么?知道蝼蚁一般被驱赶的民众在讨生存中过程中对权力怀着怎样深刻的恐惧么?不知道。社会事件发生以后，权力总会通过文件或者电话通知的方式向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作家协会、出版社、杂志社、影视公司、戏剧和演出团体等文化机构发出禁令，禁止以任何文化的形式触及这些事件，而权力禁令的被贯彻执行，又直接源于这些机构全部是权力供养的，国家权力是这些机构负责人权力的唯一来源，设身处地想一下，除了唯国家意志是从之外，他们怎么可能做其他选择呢?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有所担当的人，例如出版一本违禁的书籍，演出一场有碍宣传纪律的戏剧，拍摄一部疏忽了国家意志的电影电视剧……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呢?轻则失去职务，失去在主流中的位置，失去话语权，重则遭受牢狱之灾，家破人亡也未可知，代价是巨大的。人乃万物之灵，人比所有动物更具趋利避害的本能，有了这个观点，我们对中国知识分子大面积犬儒化、家禽化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只反映国家意志而非民众意志的文化还是文化吗?被权力禁锢和强奸的文化还是文化吗?被虚假和反动浸泡着的文化还是文化吗?只为权力唱赞歌对民众的疾苦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文化还是文化吗?
不是了。
缠绕着我们精神和肉体的是一种异己于我们自身的力量，它与我们通常讲的文化风马牛不相及，如果非要赋予这种力量以文化的名称，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党文化”。“党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把党的意志国家化，国家意志社会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干净彻底地取消和替代民间社会。在“党文化”作为一种超级力量控制一切的时候，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除了被窒息被死亡之外，难道还会有更好的出路吗?
文化真的死了。
6
我们正处在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尽管我们是历史的参与者又是历史的见证人，但是当我们试图对这段历史进行归纳的时候，仍旧不可避免会遇到困难，就像一条鱼很难准确地说出对河流的观感一样——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将要流向何方呢?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前面有多大波澜呢?鱼怎么知道这条河流最终是汇入大海还是被拦腰截断呢?面对错综复杂充满漩涡的中国社会，尽管我们可以调用“东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之类的名称概括它，我们也能够准确表达对于这条河流的感知，但是，我们不知道它的结局。
是的，严格一点儿讲，我们不知道结局。
在一个社会系统中，死亡总是相对的——人民的政治死了，意味着权力的政治活着;人民的经济死了，意味着权力的经济活着;人民的文化死了，意味着权力的文化活着。自然界中有这样的情形：一种蔓生植物缠绕住大树，以寄生的方式从大树中汲取营养，大树日渐萎靡，最终将会死亡，而在它曾经站立过的地方，则屹立着剥夺它生命的寄主。目前人们谈论专制主义，隐约中似乎都有一种快乐的预感：因为它是反人民反历史的，所以必定是不长久的。
我看未必。
我们当然可以正义地认为，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家只能走向死亡，但是现实生活又能给我们提供多大的支持呢?我们看到权力已经牢牢地缠绕住大树(社会)，把尖锐的毒刺(权贵、资本)插进树干，争分夺秒地吸取它的汁液(社会财富)，我们眼看着大树的枝叶发黄，干枯了，脱落了，而权力的藤蔓却日渐茂盛……如果说这是一个社会过程，你能判断你目前所处的时空是在这个社会过程的哪个阶段吗?
换一句话说，尽管我们观察到中国正在进入“权力死海”，但是我们观察不到历史是否将要终结，观察不到历史将要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终结。法西斯主义在欧洲是短命的，极权主义在前苏联和东欧是短命的，并不意味专制主义在中国必然是短命的。
在所有应发生改变的地方都没有发生改变之前，中国对中国是一个问题，中国对世界也终将会成为一个问题，这倒是很值得人们警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