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前几天回日本，参加了有关日中关系的讨论。日本有识之士习惯于拿出“国民感情”的良好与恶劣来评估日中关系。许多学者现场问我“加藤君，中国百姓对日本持有什么样的感情，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不明白的是，他们究竟靠什么途径表达情绪的？”
这个问题提得不错。我回答说“许多日本认为中国百姓彻底沉默，言论被当局压制，没有表达个人意见的空间。这几年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正在快速取得网络这一新的话语权”。门户网站的论坛、互动社区、校内网、微博…因特网早就成为我了解中国舆论的必经之道。老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在那里。我向祖国前辈们反复强调，“了解中国，必须上网”。
有人站起来反驳说，“说‘话语权’太夸张了吧。网络语言是虚拟的，网民只是发泄生活上的不满情绪而已，实际上也不需要对自己的语言负责任的。决策者不会在乎的。”在日本，不管它是真实还是虚拟，网络语言对政府的决策来说是毫无影响力和作用的。日本百姓只关注个人生活，日益淡化对政治的关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若对政治社会有何意见，他们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合加以表达，比如，投票，上街，集会。
我接着反问，“那为什么胡锦涛、温家宝等领导人要上《人民网》、《新华网》等安抚老百姓，鼓励他们要有信心呢？”不管它是真实还是虚拟，当代中国的言论改革正处于逐步开放、多样的过渡阶段里，网络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正在形成唯一的表达空间，难能可贵，政府也认真倾听他们的心声。
今年“两会”论证了当代中国政治的两大崛起：一是民生崛起；二是网络崛起。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政治改革，都与这些崛起无不有关。这些现象本身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还不是给予价值判断，而依然处于细腻观察的阶段。
我对“中国网络民意”进行概念上的界定，并把它定义为：在当前中国面对高速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特殊发展阶段下，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在网络上获得了意见渠道的新公民表达的集团化民族情绪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力量。
网络民意往往是不可控的，这帮人“不怕死”，对政府足以形成崭新的社会压力，有时甚至成为“看不见的敌人”。它有以下四个特征：一，大众化。对于大多数普通百姓来说，过去在公共场合发表自己观点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他们原来属于不具备话语权的弱势群体，随着因特网的发达，逐步把网络视为表达观点的意见渠道，把它视为唯一认同的政治社会；二，体制外。网络人口已超过4亿，网络民意也为政府部门的决策过程和整个国内舆论造成深刻的影响。但它属于“体制外”，其原因归结于它的“匿名制”；三，情绪化。网络空间与其说是表达政治观点的平台，不如说是发泄生活情绪的途径。大众也好，体制外也好，这一广泛的群体往往属于缺乏政治权利、财富基础、话语权的弱势群体；四，极端性。由于上述大众化、体制外、情绪化三方面原因，网络上的言论往往趋于极端化。
网络民意无疑是海外中国观察者的新关注点。约翰•奈斯比特先生在著作《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里提出：“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的参与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我们称之为‘纵向民主’。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的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第39页）。
这段话给我提供了线索。“网络民意”与“政策回应”的互动相当有趣。它有着内在逻辑和机制。网络民意正在使得中国决策过程更加开放、民主、透明。就民意对决策的影响力度和分量而言，如今，中国与日本、西方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前者以庞大的网络资源为支柱，后者以选举、上街游行等程序为支柱，逐渐形成“殊途同归”的关系。
那么，网络民意是否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主流这一命题，心里大概就有数了。
此文刊登于《环球时报》2010年8月30日“了解中国，必须上网”。
